爱是一种责任，爱是一种承诺，爱也是一种生物钟……爱与贫富贵贱无关、爱与成功失败无关、爱与辉煌潦倒无关、爱是一种需要精心维护、持之以恒、不断表达、习惯成自然的行动啊！
王子或乞丐、公主或保姆、身无分文或腰缠万贯、安居高楼或流落街头的你，今天，你对你的父母，表达了你的爱了吗？
→1.0在北大小摊吃煎饼果子
下午去新东方开会，结束时已经晚上八点。老俞立即就要出差，也就不管我们晚饭。与会的安静说：北大校园里有一个卖煎饼果子的，非常好吃，想不想去？
安静是80年代末的北大学生，学的是哲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却读了投资，现在一家著名国际投资集团担任首席代表，掌控着折合几十亿人民币的美元资金，助长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投资领域有名的人物。
她的邀请，既有美女的魅力，又有金钱的诱惑，加上去北大夜游的雅兴，我和王强立即把另外一个预先约好的饭局忘了，连说：“想去、想去，我们最爱煎饼果子！”……即将出差的俞敏洪，看上去一副想退票跟我们一起去的样子，但被我们好意劝阻。老俞命苦，是公开的秘密。
安静让她的司机开着她的黑色奔驰，大家坐上一辆车兴致勃勃就到了北大。
煎饼果子的小摊在三角地西边那条小路上，背靠燕南园的围墙，面对几幢学生宿舍楼。在小摊边，我们和几个学生排着队，等待安静推崇备至的煎饼果子辉煌出炉。
做煎饼果子的西施姑娘熟练地制作着她的艺术品，烤饼、抹酱、撒葱、摊鸡蛋，搁薄脆、合成、出炉……把做煎饼果子的过程搞得很迷人。我们一边欣赏，一边等待，一边说笑，安静指着西南方那座宿舍楼说：“瞧，当年我在北大就住在这个楼里！”
这就是著名的28楼。28楼著名，不仅因为它是女生宿舍楼，更因为这里是西语、国政、中文等系女生住处。这些系科的女生，比理科系女生总体上要更加浪漫时髦一些，组成了北大最具魅力的仙女阵。那里是北大男生们梦魂萦绕的地方，是学生时代俞敏洪魂断蓝桥的去处，也是我自己当年看着天鹅进进出出、暗自流口水的地方。
王强怏怏地说：“当时我住在32楼。”我也怏怏地说：“当时我住在31楼。”两个老男人，心里都在怏怏地叹息一件事——当年没有住过28楼！
煎饼果子只能一个一个地做，第一个出来，女士优先，我们让安静先吃，安静不客气，站在那里就吞食起来，全然失去了平时的优雅。第二个饼热烘烘地出来，我从煎饼西施手里接过来捧在手上，对王强说：“王强你来。”王强谦虚地说：“不不，小平你吃吧。”我说：“我是说你来排队，等下一个。”王强和安静大笑。我立即消失在煎饼果子的热气中，好像狮子埋头吃一匹斑马。
排队的学生，很快认出了我们。一个女生眼睛发亮地说：“你是徐老师吧？你们今晚在北大有讲座？”
我说：“没有，我们是专程来吃煎饼果子的，据说这里的煎饼果子世界一流——这位是王强老师。”
女生说：“啊，王强老师，抱歉刚才没有认出你来。徐老师经常上电视所以熟悉，但没想到你是这么帅！”
我一听，很生气地说：“你的意思是没想到王老师居然和我一样帅是吗？”众人大笑。
女生捧着她的晚饭走向那座依然令我神往的28楼，我看着她的背影，忍不住想：这个女孩子，她的未来将会怎样？她的人生会如何度过？也许20年后，她也会像安静一样，乘着黑夜，坐着她的黑色奔驰车，专程回母校来吃这里的煎饼果子，并指着28楼告诉她的同伴：“瞧，当年我就住在这个楼里”……同时，她肯定还多了一个谈资：“瞧，20年前，就在这个摊子前，我还遇到了站在这里吃煎饼果子的王强、徐小平，已经多年不见他们做讲座了——但好像还都没死呢！”然后就开始说我们的绯闻……
人们对自己母校的感情是终身难忘的。虽然这里的煎饼果子确实好吃，安静的魅力和财富，也使得煎饼果子入口难忘，但如果她只是请我们去一个饭店吃饭，而不是来这个北大小摊，我们肯定不会去，而赶去参加老朋友的饭局了——毕竟事先有约嘛！
但夜里去北大吃煎饼果子，就完全不一样。站在自己20年前住过，即使没住过也神往过的宿舍楼门前，与刚下课的学生一起排队，和校园里的男女一样说笑，同那些充满活力、野心和欲望的青年人一道，感受一次那一去不复返的校园生活，感受一下那飞过不飞回的纯真岁月、梦想岁月、青春岁月、暗恋岁月……心灵获得的感悟，任何事情都无法替代。
这使得这个小摊的煎饼果子具有世上任何美味都无法比拟的吸引力，吃了它，你就总想再来。
→2.0友谊的意义——怀念吕林
吕林，1961年8月12日生于成都。北京大学中文系1980级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曾任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北大燕园新闻社社长，广播台台长，主编出版影响深远的《新诗潮诗集》。毕业后任中国新闻社记者。离职后创建天爱公关公司。后担任《城市旅游》杂志主编。在北大期间主编《新诗潮诗集》，在中新社期间主编《海外华人名人录》，曾经编写世界名校丛书之《北京大学》，在城市旅游杂志期间主编旅游人文丛书《小镇》。
2005年9月4日因病不幸早逝，英年44岁。
2005年10月23日，吕林的亲人、同学、好友在北京大学世纪大讲堂校会议厅，为吕林举办了“怀念吕林”追思会。这是我在追思会上的发言。
去年上半年的一天，吕林给我打电话，要我为他主编的《城市旅游》杂志写稿。吕林主编这本杂志，拥有可以请人免费出国旅游的权力，唯一的条件是写一篇游记而已。所以，我一方面不敢承诺为他定期供稿，另一方面，也不愿失去被他邀请的机会，况且，吕林是我多年的朋友，即使没有免费旅游的机会，我也不能简单地拒绝他真诚的邀请。所以，左思右想，给他写了一封邮件，说了几个不能从命的理由，信中我还开了一些玩笑，请求他理解。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邮件刚刚发出十几分钟，吕林就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让我非常自豪、也非常难忘的话：“小平，稿子不必写了，要的就是你这种幽默感！”
性格温和含蓄的吕林很少爆发那种夸张的笑声，所以它一直在我心底回响。对朋友的体贴，对友谊的珍视，对朋友优点和缺点的理解和欣赏，在吕林这阵大笑里展示得淋漓尽致。人们说千金易得，知音难逢，吕林是我一生的知音。
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周末，大约在三四月份，我突然想念吕林，就给他打电话请他来家里吃饭。电话中吕林说他非常想来，但实在是赶不过来，我说有什么来不了的，来吧，我等你。吕林说：“真的来不了，我在威尼斯采访呢！”我和吕林开心地大笑，心头充满了一种无名的喜悦。
这是我和吕林二十多年交往中最后一次对话。九月中旬，我从外地回京，突然听到吕林去世的噩耗，在难以置信的悲伤和震惊中，我按下了手机通讯录里“吕林”的名字，电话接通了，响起的是吕林生前设置的音乐铃声，那是一片百鸟朝凤的天籁之音。当时的我，呆呆地期待着吕林也许会来接听电话，并且说：“啊，小平，你这个家伙，又在干嘛呢……”
吕林再也不会接我的电话了。我的生命里，少了一个最能欣赏我，理解我，容忍我的朋友。北大校友圈子，失去了一个曾经活跃，曾经奉献，曾经多次搅动未名湖文化风云的可爱的校友。
1983年秋我到北大工作，吕林成为我在北大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知音。我刚来不到一个月，很多北大的学生学者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认为我是不入三教九流的不务正业者，瞧不起我。我需要北大的理解和接纳，需要朋友的支持。吕林把我写的一篇关于校园生活的文章做成了配乐朗诵，在他主持的北大广播台播放。在吕林的帮助下，我刚刚萌发的发展校园文化的理想，迅速在北大获得了普遍的知音。
1983年底，吕林录音采访了我们正在排演的剧目《活的音乐史》。《活的音乐史》是我到北大后创作的一部大型歌舞表演作品，关系到我本人校园文化实践的成败。通过吕林的这次采访和宣传，这部后来在北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留下持久记忆的节目，引起了北大师生的强烈关注，并在首演的那天，引来了大量的人流。
1984年国庆节，北大学生在天安门###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我和吕林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在吕林的追踪下，我俩找到了打出这些标语的同学。并在当天夜里九点多钟，在团委办公室，通过电话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稿，我清晰地记得吕林在电话中一字一句发稿的形象，心里对他这种形象充满了喜爱和仰慕。
当时，我虽然是北大老师，但对吕林这样浑身上下洋溢着活力、智慧和能力的北大学生，总有一种说不清的神往之情。而吕林以及其他许多和我结下终身友谊的北大学生，也从来没有把我当老师看，甚至都不喊我“徐老师”，而是“小平”。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给人民和光明两报发出稿子之后，我们和中青报联系。值班人员让我们把稿子亲自送去，并答应给我们报销来回打的的钱。正在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出发时，那边来了电话，说不必送了。我和吕林都很扫兴，但吕林似乎更扫兴，他说，咳，可惜，早点出门就好了，一次兜风的机会没了……
第二天，由“徐小平、吕林、吴妙龄”三人共同署名的“小平您好”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轰动了全国，也轰动了燕园。这篇在吕林与我合作下诞生的独家报道，成为整个八十年代最温暖人心的一则政治新闻，成为我和吕林友谊交往中最值得自豪和最有意义的往事。我们得到了20块钱的稿费，大家去燕春园把酒庆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啊，那些单纯而快乐的日子！
时至1996年底，我和吕林、刘江决定出国。三个理想破灭，穷途末路的兄弟，在那个寒冷黑暗的冬天，开始了艰难的留学申请程序。吕林毕业于中文系，负责中文内容的撰写；刘江毕业于英文系，负责英语文书的制作，而我因为是他们的“兄长”，则什么也不做，负责坐享其成。我记得当刘江把做好的文件带到北大给我们看时，说：“吕林的背景真厉害，全是社长、台长、社团主席的头衔。”我当时心里居然酸溜溜的，为吕林这么厉害的背景而暗自嫉妒他。
我和刘江出国了，吕林留在了国内。刚到国外，我就给吕林寄去了一张我自己制作的、后来被他引述过无数次、相信至今还珍藏在他的遗物里的明信片。在国外好几年，吕林是我通信最多、思念最多的朋友。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开着花700加元买的第一辆破车，奔驰在加拿大高速公路上时，我心里想：要是吕林在这里，带他一起兜风，有多好啊……友谊的意义在哪里呢？至少在这个时候，友谊的意义在于有人可以被你想念，有人可以被你渴望来分享你的欢乐。
我在国外，吕林在国内。我们都跨入了90年代初中国发展的黄金岁月。一生从事文化工作的、具有深厚人文功底、成就不少文章、著作的吕林也按捺不住了。机会来到了吕林身边。吕林大胆离开了国家机关，出来独自创业。他的生活引来一个崭新的挑战，也进入了他并不熟悉的商业丛林。他下了海，曾经胜利远航，也曾经遭遇风浪。当整个社会从炽热的转型期走过来，吕林也回归了他最熟悉的文化领域，回归了那曾经使他名闻遐迩，广结人缘，也给过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灵感的文字生涯。
回归文化之后的吕林，也回归了他一如既往的宁静、安详、友善和乐天的性格。我们在一起交往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们有好几次在家里聊到深夜。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中，我们忘记了生活的压力，抛却了人生的烦恼，而沉浸在友谊带来的纯粹欢乐之中。
欣赏朋友的人，朋友也欣赏他。知遇朋友的人，朋友也知遇他。吕林就这样，成为我动荡人生中一个精神依托，成为我漂泊岁月里一片温馨回忆，他给我的友谊，跨越了我从而立之年到不惑岁月，直至现在已知天命的漫长人生。我和吕林的友谊，在岁月的酝酿下，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美好。
从第一天起，我知道我和吕林之间，就有一种朋友间常有的吸引力，但我总觉得，他身上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个迷惑，在吕林去世后怀念他的日子里，我才思考出了一些头绪。
从在北大广播台配乐播放我的文章，到录音采访艺术团排练《活的音乐史》，从和他一起采写“小平您好”的新闻事件，到主持五四文学社、运行燕园新闻社、编辑出版影响巨大的《新诗潮诗集》等这些活动，吕林的双手，搅动着北大校园生活的风云，吕林的活动，象征着北大那种令天下学子皆折腰的活力、理想、行动、创新、对校园生活的激情，对天下大势的关注和对朋友的真情……吕林是经典的北大学生，杰出的北大校友，是最纯正的北大人。而和绝大多数北大学生不同的是，学生期间的吕林就以自己的青春才华和奋斗活力，给北大校园文化留下了一份不灭的遗产，自己也成为北大校园文化的一座丰碑……能与吕林这样真正的北大学生交往，并成为密友，增加了我的自信，丰富了我的人生，并使得我和北大精神和北大传统贴得更近！吕林是我和北大之间的一条精神纽带、情感通道。
突发的疾病，把吕林带往了天堂，留下了太多未竟的梦想和永恒的遗憾。但我相信，吕林的天堂没有眼泪，只有笑声，他在那里微笑，为妻子笑，为父母笑，为他从未见过面的幼子而笑，也为这些怀念他的朋友、亲友、校友们祝福含笑。这么多亲人朋友在亲切地怀念他，持久地追思他，并共同承诺，承担起抚养吕林幼子的责任，让他18年后成为又一个吕林。吕林在天堂里不会寂寞，吕林在天堂里会永远微笑……而吕林给我，给我们大家留下的著作、留下的理解、留下的关爱、留下的友谊，将永远伴随我们。
吕林，请安息！
→4.0把命运交给陌生人
四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去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同班同学王次炤夫人魏室丽女士的葬礼。
次炤夫人魏室丽是中央广播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因病华年早逝。遗体告别室内，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播着魏室丽生前一段哀婉动人的歌声。参加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参加的葬礼不多，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葬礼。
老同学王次炤，带着女儿和亲友与前来送别的人——握手。我走过去，次炤和我握手拥抱，并对他正在上大学美丽可爱的女儿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这就是徐叔叔。”
次炤的女儿学英语，我给她做过一些间接的指导，但一直没有见过这孩子。我握着她的手，用父辈最真诚的慈爱对她说：“有任何事情来找我！”
走出告别大厅，来到春天的阳光下，我有些感伤。忽然想起了和次炤相处的一件往事，心里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以此作为我对次炤兄的一种慰问。
这件往事，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但在这个时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让我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寓意——
原来，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在一个致命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孤零零来自上海的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此刻正在亡妻的歌声中克制着悲伤、保持着风度、接受着亲友悼唁的次炤兄！
不同的是，当年那个外地考生次炤兄，今天已经成为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领导着这个世界一流的也许是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著名艺术学府。
……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泰兴家乡来到上海赶考。
在一个亲戚家里安顿好，然后就随着滚滚的人流、天才的洪流，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我至今还栩栩如生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看见一个在那里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从乡下来的我看见那老师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卷曲的头发，当时就流口水，心想：这个老师肯定天天用牛奶洗澡，听着小夜曲睡觉……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我不甘心，继续看，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了“徐、小、平”这三个汉字了——但不幸它们并不连在一起，而是被残忍地分裂在几个不同的名字里面——我知道我不能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归纳成一个，当做我的名字参加复试。
我记得，当时那复试名单就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音乐学院的院墙上。一个个考生，怀着生死存亡的紧张心情，仰头追逐自己的名字。遥想当时的情景，在形式和内容上，和一千多年来赶考的那些穿着长袍、戴着方巾的书生有什么区别呢？邓小平恢复高考，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开科取士。当然，他老人家可能想得更远：正是这次的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派遣留学生，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拓宽了青年人追求前途和成功的通道……
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姿态，但老待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我的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次炤兄。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邓小平恢复高考。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他们心中的压力，显然是我这个也已经22岁的大龄考生无法想象的（22岁的我，入学后发现自己居然差一个人就是全班最小的弟弟，可见当时社会之异常！）。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钟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我对复试并不抱有希望，但不抱希望并不是我不希望，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十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我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后，次炤兄会当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成为这个中国最高音乐圣殿的掌门人。但当时的我知道，他肯定会及时把复试的消息安全及时地传给我——假如有的话！
在1978年5月这个美丽的早晨，在洒满阳光的上海音乐学院大墙外，当我把家庭地址留给次炤时，我的心里真是溢满了那句千古绝唱的精义：同是天涯赶考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留下微薄的希望，带着无限的苦涩，我离开了上海。
……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挫折的。得不到某种你为之付出很多、期待很高的东西，比如高考，当然是一种特大的挫折。虽然从一生远景来看，一城一池的得失未必决定我们一生的幸福成功——比如俞敏洪老师就参加了三回高考——但人们当然还是希望在每件事情上都“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
从邮局出来，手上没有电报，心中没有底气，头顶没有光环，我郁闷地走到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去，想寻找安慰。到了那里，朋友就问我有没有考上，我说“没有。”……“没有”二字说出口，我就立即感到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哼，他积压了很久的对我狂妄地竟想要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反感，终于得到了伸张！须臾之间，他对我的口吻变了，对我的眼神变了，对我的态度变了，甚至，从他背对着我的屁股的扭动中，我都看到了他那抑制不住的蹦迪般快感节拍！
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的朋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完全彻底是我自己心虚过敏。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心态决定一切”的生活中，所感即所得，我当时确实就感到了这种糟糕透顶凉透了心的落榜情节。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虽然也没有绝望，因为紧接着提前招生艺术院校考试，七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我还有机会！考不上中央音乐学院，大不了我就上北大呗！但毕竟“中央音乐学院”这么响亮的名字，还是我梦寐以求的心灵归宿啊！
我们全家对眼坐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待着太阳落山，等待着黑暗降临，等待着明天，等待着把今天的失落覆盖，重新开始新的追求。Life goes on，考不上梦中的大学，生活还要继续！
当然，也等待迟到的电报的最终出现！
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电报，电报，小平复试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的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但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8点就开始考试的，是离家20多公里的长江边上，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父亲帮我找了一辆货车，把我像一头猪那样拉到了江边，客轮停泊在长江南岸江阴黄田港（20年后我知道，那里就是俞敏洪的故乡），我又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启航的客轮。
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八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飞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身了！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后怕之后，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是谁？
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封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
家里人于是嗟叹人心险恶！并夸奖我好聪明，还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
Well，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兄——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花了宝贵的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
而我的亲戚，后来则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去看榜，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音院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什么也没说，亲戚是个老人家，他也不欠我什么，倒是我欠他很多。我不能责备他！但我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因为，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
进了音乐学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有另外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同屋里面，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另外一位是担任过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戴嘉枋兄，两位国家级乐团队指挥（高伟村、王诺文）、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长（修海林、郑祖襄），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老人家。
当时的我，虽然自己有着伟大理想，想做文化部长——我是最早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一毕业，就担任了文化部长：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并且这成为我此生最高官衔——却没有想到这些同屋的兄弟会有人当上院长。否则，我就会好好对待他们了！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热爱“同桌的你”，善待“睡在你上铺的兄弟”了吧！
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虽然，虽然所谓的“好”，也有不同的解读，但我必须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是一个好学生，也许唯一的优点，就是耐不住寂寞，喜欢无事生非。往事不堪回首，我就不说我和次炤同学为宿舍问题吵架的往事了……
不过，无论有多少后悔与内疚，正是音乐学院的五年磨砺，让我从一个“热血愤青”，变成了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使我后来的人生，在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同时，也能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公民责任。
……
2006年4月。在八宝山春日阳光的照耀下，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显得如此鲜明，过去与未来的鸿沟好像就清晰地断裂在我的脚下，青春与梦想的意义，更在次炤年轻可爱的女儿和他华年早逝的妻子之间，演绎着一部深邃悠远的生命交响乐。
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要职，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兄这个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经典风范。
曾为我画过漫画的大乐儿或Henry，或任何其他擅长丹青的博友，你们能为我当时委托王次炤的场景画一幅漫画吗？画名就叫“小平托炤”——如果画出来，一定会有“桃源结义”“竹林七贤”“林冲踏雪”那类深长隽永的意境……
次炤兄拍来的电报原件，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否则，我会把它捐送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后来的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想当徐小平吗——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
我曾经有一个熊猫阿宝的梦想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在种种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存活下来并反败为胜，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从来没有承认过失败。即使我有过泰山压顶的艰难时刻，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一人生壮美境界的渴望。
1.我流着熊猫阿宝的眼泪
迄今为止，我已经看过四遍《功夫熊猫》，去影院看了两次，在家里看过两次。如果有机会，我会看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阿宝被师傅扔出山门在石阶上滚动时惨叫了多少声，我就想看多少遍。
看《功夫熊猫》，最打动我的地方，不是那些眼花缭乱的武功招式，不是那些意味隽永的幽默哲理，甚至也不是阿宝打败残龙时的英“熊”壮举——影片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阿宝想去参与选拔大赛的火箭座椅被爸爸吹灭之后，他跌倒在地，万念俱灰，一脸愁云惨雾地爬起来，心灰意冷地答应跟老爸回家做面条的那一组镜头。
在那一刻，我老人家居然也流下了一串“熊猫的眼泪”。因为，这组镜头极生动地诠释了励志教育的一个基本原理：一个人(或熊猫)生命最重要的价值，不在于他现在是否成功，而在于他是否有成功的梦想，是否有为成功奋斗的机会、权利和自由——为了那些别人看来荒诞不经、狂野无稽的梦想奋斗的机会、权利和自由！
诗曰：面条诚美味，豆腐价更高，
若为梦想故，二者皆可抛！
梦想的存在，是对于没有梦想者的挑战与冒犯，所以做梦人往往会遭到他人的质疑和反对。阿宝的梦想，尽管看上去遥不可及，但依然是一个支持他不被平庸生活淹没的精神支柱，一个不断给予阿宝生活信心与乐趣的动力源泉。父亲扑灭的，实在是阿宝不甘做一辈子面条，而梦想要自己活出精彩、活出“韩寒”来的那颗跳跃而燃烧的少年之心啊！
我们可以不成功，但我们不可以没有梦！
躺在地上的阿宝伤心欲绝——失去了梦想的生活是多么地无聊苍白；坐在银幕下的小平泪流满面——因为阿宝的绝望唤醒了我自己一段类似的回忆。
2.梦碎之后依然做梦
1994年夏天，我首次回国创业的梦想破灭。为了家庭责任，我抱着两岁的徐赶，牵着五岁的徐超，跟着30几岁唯恐青春老去的徐娘，回到了加拿大。
一离开中国，我立即陷入了那种失去梦想、没有希望的生活。也许这时的我还是有梦的——我这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加拿大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养活老婆孩子，度过家庭危机，过一种加拿大人民普遍向往的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创业失败导致自信崩溃的我，有点像阿宝的老爹那样，成天想的就是找一家面条店或是豆腐店的工作。不管面条店还是豆腐店，只要能赚钱，就是我的伊甸园。
养活老婆孩子，是男人的基本职责，可是从小学音乐、搞艺术长大的我，还有多少人生之梦、暮春幻想没有实现啊——我要做自己的唱片公司；我想得美国的奥斯卡奖；我要做自己的电视节目；我甚至还要动笔写自己的诺贝尔小说；为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我还要做中国的文化部长，做得好时，就升任副总理……
加拿大是一个美丽富饶的dream country，是无数人的梦想之国。但对我而言，除了在那里梦见面条和豆腐，上述那些壮美的前景实在不可能在我的梦境中出现。要实现这一切——要使这一切梦想成真，我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回国，回到孕育了我人生梦想的中国。
那干脆再次回国？这个说起来容易的事情，当时我却连想都不敢想。如果回国，家庭责任、经济开销、孩子的教育、太太的住房，就会成为一个个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做面，还是做梦？我真是左右为难。
这时，一位从越南逃难来到加拿大，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朋友知道了我的困境，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她说：“阿宝，现在有一个工作机会，你要不要做？”
我的英文名字叫Bob，音译为“阿宝”，也算是神译。
我眼睛一亮，赶紧问那是什么工作？我期待眼前出现一位Master乌龟，用它弯曲的手指指定我是神龙武士。我听到那位我至今依然尊敬、感恩、一直保持友好交往的朋友对我说：“你知道我的先生是个驾驶教练，你可以跟我先生学徒，做个驾驶教练，教人学车，一年的收入肯定比做面条多。”
驾驶教练？我做驾驶教练？
Can you imagine me being a driving coach？
欲知当时我的信心低落到什么程度，请看我当时的表现：我居然满怀感激地认真考虑了她的这个建议，回家和太太商量：“那我就去当这个驾驶教练吧！不仅可以保证你和孩子一日三餐有热汤面，还能教会学生珍惜生命，安全驾驶，也有拯救人类的神圣意义呢。”
车轮飞，汽笛叫，小平来把驾驶教，越过警车越红灯，迎着霞光千万道……
加拿大年年都被评为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幸福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安全。那么，在加拿大的国家幸福荣誉军功章上，也有我这个驾驶教练的贡献啊！
虽然当时我的太太对我无比失望，但她还是认定我是一个天才(尽管当时落难)，尊重我的梦想(尽管曾经破灭)，不愿把我这个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或副总理放在面汤或气缸里毁掉。她沉思了几秒钟，然后坚定地说了一声“NO”，使我回到了虽然脚下走投无路，但梦想依然云霞灿烂的现实生活中。
如果我太太当时说了“YES”呢？我相信我会去做这份工作，但做不了多久就会放弃。敢于梦想做副总理的我，是不会甘于一辈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当驾驶教练的！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在种种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存活下来并反败为胜，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从来没有承认过失败。即使我有过泰山压顶的艰难时刻，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一人生壮美境界的渴望。
儿童打架拼什么——拼发育（老罗语录）；成人奋斗拼什么——拼坚持。无论现实多么艰难，只要你不放弃为梦想而奋斗，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至少，你一直在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上前行！
看官，现在你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为《功夫熊猫》流泪了吧。我的泪水，实际上并不是对阿宝的同情，而是在为我自己感动。就身陷平庸而志存高远，生活灰色而梦想翠绿而言，我和熊猫阿宝的经历可以说一模一样。我就是阿宝，阿宝就是我。至少，我们是一碗汤面里两根不甘被煮烂的面条，一片竹海里两只不甘于只被观赏的熊猫。
3.压力之下坚持梦想
在加拿大挣扎了一年多，随着俞敏洪的到来，我1996年初再次回到北京，加盟新东方，开始了那段激动人心的追梦之旅。
即使在这个时候，我那即将升空的土火箭座椅，还是差点被人吹灭，我差点跌倒在地。我这个未来的神龙武士，还是有可能成为趴在地上的面条熊猫，抱憾终生。
那是我回国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的三个姐妹中的一位从老家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在北京干什么，为什么不回加拿大照顾太太和孩子。一听她那充满爱心、关切、规劝、质疑的权威声音，我就知道她代表着爸爸妈妈和全体家人，来劝导我放弃北京，回加拿大去尽家庭主男的责任。
任我怎么解释我在北京干着多么有希望、有意义、有前途、有钱途的工作，她就是不依不饶，认定我回到国内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对我个人和家庭都不利。她的所有话语，就是一个主题：“回加拿大，和老婆孩子好好过！”
亲人的规劝当然有道理，但我在北京奋斗，难道就是胡闹？谁说第一次创业失败，就不允许我擦干眼中的泪水，洗净脚下的淤泥，重新开始第二次奋斗？
谁说一个梦想破灭，就不能再续一个新的梦，做一个追日的夸父——要么神勇地追上太阳，要么壮烈地倒在途中……
我是幸运的，我有从不粗暴掐灭我梦想火箭的父母——所以我要比熊猫阿宝幸运得多——他们最多只是满怀忧虑地看着我胡乱折腾，并祈祷我不要摔得太惨……
但那次，从姐妹们那充满忧虑的声音中，我看到父亲满脸的愁容，看到妈妈满头的白发，听到了父母姐妹对我担忧失望的冷风呼啸和希望我回加拿大to noodle的集体请愿。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睛。
也许是从小任性，也许是天性自由，也许只是出于绝望，面对来自家庭的空前的压力，我说了至今为止最为阿宝的一段话，当着办公室的几个雇员，我几乎用嚎哭的声音对姐姐说：“我40岁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们怎么可能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我根据自己的良知去追求我认为有价值的目标，你们应该相信我，因为我并不愚蠢。现在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你们最应该做的，不是质疑我的决定，而是支持我的行动。家庭应是我奋斗的坚强后盾。不要把我当不务正业的人好不好！呜……”
放下电话，我号啕大哭。
我哭什么呢？我哭，是因为自己被家人误解——误解的本质是反对；我哭，是因为自己使亲人失望——失望的后面是鄙夷；我哭，也是因为脆弱的我在必须坚强时，需要用眼泪释放压力……
我哭，还因为本性乐观的我，眼泪里也能哭出阳光。我哭自己终于摆脱了内心深处对他人意见本能的屈从，终于获得了按照自己意志去奋斗的精神自由，终于撕破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总是骗爸爸妈妈“我在这里挺好的”那种温情脉脉的虚伪；还哭我自己从此终于可以走自己的路，而让爸爸妈妈担心去吧——谁担心到最后，谁担心得最好！
在“要让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老婆孩子早日摆脱为我担忧和操心”这个信念的支持下，我把生命所有的力量倾注在新东方的创业梦想里，迅速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新东方10年，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充满了自豪；而这次在家乡亲人面前的哭泣，是我10年里最为自己骄傲的瞬间之一。虽然我对父母孝敬，对姐妹们关爱，但在“留在中国追梦，还是回到加拿大谋生”这个人生最重大问题的抉择上，我没有听父母姐妹的，而是选择了喝贝克啤酒——听自己的！从而也就没有错过新东方的比武大会，实现了自己的神龙武士之梦。
俞敏洪当然就是新东方的Master乌龟；而我，曾经是俞敏洪的神龙武士Dragon Warrior！
哦耶……
4.幸运就是拥有梦想
利用电影来阐述我的人生思想，是一大发明。
人活着不容易，熊猫活着也不容易；不奋斗不容易，要奋斗更不容易；能够排除一切干扰，坚持自己的梦想，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那就更不容易。但一旦你坚持下来，你的生命就是充实的、成功的、幸福的。
设想，假如阿宝的爸爸彻底扑灭了阿宝座椅下的火种，熊猫跟着爸爸回家，继承父业做面条，阿宝的一生，该多么像他爸爸……这部伟大的励志电影，肯定就拍不出来了！即使拍出来，也肯定没有人去看了——除了一些变态的爸爸妈妈，会带着孩子，一边看，一边说：“瞧人家阿宝，多听话！阿宝乖，阿宝好，阿宝长大做面条……”
熊猫啊，熊猫，曾经是中国国宝的熊猫阿宝，一搬到了那个叫好莱坞的美国小山庄，就具有了精神独立、人格自由、个性解放、拼搏奋斗的人格力量！阿宝那种敢于听从内心呼唤、勇于挣脱他人控制、大胆追求人生梦想的奋斗精神，应该是无数中国青年学习的楷模！从这个意义上，阿宝是幸运的，我也是幸运的。因为，我和阿宝都有一个不灭的梦想，都曾为了梦想坚持不懈地奋斗，都在为了实现自己梦想的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