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了这一精彩表演的观众，按他们内心的愿望和想象来理解驯兽员手里拿着的手枪、鞭子和椅子。他们认为他是在与走投无络的凶猛野兽较量。这是全部情景的非语言交际。在体态语言中，驯兽员想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一点。但是，此处的体态语言骗了人。
实际上，狮子与驯兽员之间的对话是这样进行的一一狮子：“退到我的领土外面去，否则我就不客气了。”驯兽员“我已经不在你的领土之内了。”狮子：“那好。我也就不再向你进攻。我在这儿停下。”
至于“这儿”到底在哪儿，这没多大关系，驯兽员控制着局势，所以，“这儿”就是狮子的平台上面。
同样，舞台上的政治家和演员的远公共距离就包含了许多体态语言的声明，它们是用来感动观众的，但不一定要告诉观众真相。
正是在这一远的公共距离上，难于说出真相，或者，反过来说，在这一远的公共距离上，极容易用身体的动作来说谎。演员们精于此道，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利用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来创造出种种幻想。
在电视屏幕上，也象在电影中一样，远景和特写的结合也要求有另一类体态语言。特写镜头中眼睑或眉毛的运动，以及嘴唇的颜动，都能传达出与远景拍摄中大幅度的手臂动作甚至全身动作一样多的信息。
在特写镜头中，大幅度的动作常常是失败的。这可能就是电视演员和电影演员极难适应舞台表演的原因之一。
舞台上通常要求用一种僵硬的、程式化的方式来表演，因为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就是那么一点远，而且固定不变。今天，与整个这一套表演艺术相对抗，出现了一些力图取消演员与剧场之间的公共距离的戏剧成分。
演员们或者走下舞台，到观众中去，或者邀请观众到舞台上来，与他们共同表演。在这些情况下，戏剧必然是没有什么情节结构的，因为你没法保证观众一定会按你的愿望来作出相应的举动，因此，这种戏剧就越发变得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情节，只不过有一个中心思想罢了。
在这些场合中，对演员来说，体态语言也变成了一种很难驾驭的工具，一方面他得抛弃他使用过的许多象征性的动作，因为它们在这些近距离上已经不起作用了。不论他多么道地的按他所扮演的角色来“生活”，他都无法依靠自然的体态语言来表现他希望传达给观众的情感。这样，他就必须创造出一套新的象征符号和程式化的身体动作，它们还要能够便观众受骗上当才行。
这种近景说谎会不会比站在舞台幕加的远景说谎更有效些？现在还不得而知，因为多年的实践已经使舞台幕前动作或传统舞台动作日臻完善。舞台动作中也包含了一种文化附件，例如，日本的歌舞剧就含有它自己的极完备的象征动作，这些动作全是由日本文化决定的，因此，其中有一半对西方观众不起作用。
不同文化对空间的处理方式
不过，能够超越文化界限的体态语言还是有的。在查利·卓别林（Charli Chaplin）的无声电影中，他的小流浪者形象的体态动作就非常具备普遍性，足以使几乎所有文化的观众开怀大笑，包括单纯自然的非洲文化在内。当然，在所有的体态语言中，文化仍是一个主导因素，对于身体范围来说，尤其如此。霍尔博士探讨了体距学跨文化的本质，例如，在日本，挤在一起是热烈而又使人愉快的亲密状态的象征。霍尔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日本人是喜欢挤在一起的。
写过《日本见闻》一书的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指出了下面这个事实：日语中没有“独处”这样一个词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独处”这一概念，对日本人来说，独处存在于家中，因为他把这一片地方视为自己所有，憎恶他人的侵入，他与他人挤在一起的这一事实并不否认他也需要一个生活空间。
霍尔博士把这看作日本人的空间观念的反映。他认为，西方人把空间看作物体间的距离，对他们来说，空间即空。日本人把空间的形态和按排视为一种实在意义。这一点，不只是在他们栽花养草和艺术表现中显而易见，而且在他们的医院布置中也很明显，一寸一方的空间协调地混合起来，形成一个整合的体系。
和日本人一样，阿拉伯人也喜欢互相挨得近些。但是，尽管在公共场合他们总是互相挤在一块儿，而在非公开的场合，在他们自己的屋里，阿拉伯人拥有的个人空间就大多了。只要条件许可，阿拉伯人的居家总是大而空的。但全家人却集体居住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各个小房间之间总是避免用墙隔开，因为，尽管阿拉伯人也希望有空间，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不喜欢独处，即使在宽敞的家里，他们仍然要挤作一团。
阿拉伯人的挤拥和日本人的亲近，二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阿拉伯人喜欢触摸他的伙伴，感受他的体热，闻他的气味，在他们那里，嫌弃朋友身上的气味是一件使人感到羞耻的事。
日本人在其亲近状态中保持着一种礼节，一种冷淡的态度。他们也设法接触对方，但没越出严格的界限。阿拉伯人可不顾这些，他们把这些界限置诸脑后。
阿拉伯世界的亲近状态中有一种强求和共享．这是美国人最感讨厌的。美国人认为在公共场所中有诸多界限，当他排队等候时，他认为他所在的位置是不可侵犯的。但阿拉伯人在公共场所中却没有什么私人权利之类的概念。虽然众人已经排好了长队，但只要他挤得进去，他会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利这么干。
日本人缺乏独处权利这样一个词语，表明了日本人对其他人的态度，阿拉伯人也缺乏强求这样一个词，同样也表明了他们对身体的态度。对美国人来说，身体是神圣的．而对阿拉伯人来说，对身体的侵犯无关紧要，要知道，阿拉伯人认为在公共场合下推挤甚至掐捏妇女也算不得一回事儿。然而，用侮辱手段来亵渎自我，可就事关重大了。
霍尔指出，不管阿拉伯人希望与朋友靠得多么近，但他们有时也需要独处，要想独处，他只需断绝交际的线路。他退出交际圈，这一撤退是受到伙伴们尊重的。在体态语言中。他的撤退便被理解为“我想清静一下。虽然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和你们相处并生活在一起，但我现在需要退到我的壳子里面躲起来”。
假如让美国人来体会一下这种撤退的话，他很可能会把它当作无礼之举。在他的体态语言中，这一撤退会被理为“冷遇”。并且还会进一步被理解为欺人之举，
当两个阿拉伯人交谈时，他们咄咄逼人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在我们美国文化中，男人们之间极少出现这种专注的凝视。实际上，这种凝视可以理解为对某人的男子汉气质的挑战。“我不喜欢他用这种眼光看着我，就好象他在打我的主意一样，亲近得让人受不了。”这便是美国人对阿拉伯人的凝视的最典型的反应。
西方世界的空间观
上面，我们把东方、近东与西方相比较，并按照空间的差异，论述了远隔千里之遥的各种文化中的体态语言。然而，就是在各西方国家中，差异也是极大的。例如，德国人对生活空间的处理方式就与美国人的做法很不一样。美国人身边随时都笼罩着两英尺大的秘密气泡。如果某位朋友同他谈起私事，他会同他靠得近些，以便使他俩各自的气泡融合在一起。对一个德国人来说，他的家里和整个房间都可能是他的秘密气泡，如果另一些人在这个房间里亲密地交谈而把他排除在谈话对象之外，他会感到受了侮辱。
霍尔推测，这也许是与阿拉伯人相反，德国人的自我“异常外露”之故，从而使他们要竭力保持其私有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战俘被四人一组地关在某个军营的一间牢房里；一有可能，他们就在牢房中设立隔障，以便占据一个私有空间，在地势宽敞的俘虏营，德国人还想修建自己的私人居住所呢。
德国人“外露的自我”可能也导致了他们总是保持一个笔挺的姿势，使他们连平时也不做出本能的身体动作。这种昂首挺胸的样子被作为一种防护面具，免得不留神时的举动过多地泄露自己的真相。
在德国，各家各户的住宅建设都力求最大限度的保密，庭院栅栏高耸，阳台屏风遮挡，门总是关闭的。而问拉伯人想要清静时，就躲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德国人想要清静时，就回到紧闭着大门的家里。德国人对清静的要求，对不妨碍他人清静的一定的私有区域的要求，通过他们排队或站在长队里的行为典型地表现了出来。
最近，我曾在德国人和美国人聚居的某地一家电影院前排队买电影票。我和一位德国人一边交谈一边井然有序地朝前移动着。
再过几个人我们就到卖票窗口了。突然，两个青年人径直走到长队的前头，想立刻买票。后来我才知道他俩是波兰人。
争吵就在我们周围展开了。“嗨！我们正排着队呢，你们为什么不排队？”
“就是嘛，排到后面去！”
“见鬼！这可是自由之邦，谁叫你们排队来着？”一个波兰人嚷道，面冲着窗口。
“你们象绵羊一样挨个地站着，”另一个波兰人愤怒地说，“你们这些德国佬蠢就蠢在这儿。”
这场争吵几乎造成了一场骚乱，幸好被两位巡警压下去了。但在休息室里，我走近这两个插队的人，和他们闲聊。
“你们想在售票窗口前干什么呢？故意捣乱吗？”
其中一个咧嘴一笑，“只是想让他们清醒清醒。为什么要排队呢？而且引起一场骚乱也是令人愉快的。”知道他俩是波兰人，我也就不难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了，德国人想保持自己所站立的准确位置，并认为只有有条不紊地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才能保证举止有教养，但波兰人跟他们不一样，波兰人把自由文明的举动视为对权威和规则的藐视。
英国人对空间的态度既不象德国人，也不同于美国人。他们对自己的空间的清静没有什么体会；而美国人则想溜就溜。这大概是因为在英国缺乏私人的空间，以及英国儿童都是托儿所养大的缘故。所以，想要独处的英国人往往都象阿拉伯人一样撤到自己内心深处去。
英国人的这种体态语言是说：“我想暂时清静清静。”但美国人常把它理解为“我生你的气了，我对你缄口不言，以示不满”。
通过谨慎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英国人的社会体制得到了自己的清静，在美国，你会和隔壁邻居讲讲话，因为是近邻。而在英国，尽管你是某人的邻居，但根本就不敢肯定说一定认识他，或会同他们说说话，打打招呼。
有一则关于美国某大学的一位毕业生的故事，他在前往欧洲的一艘远洋定期客轮上结识了一位英国小姐，小伙子很快就迷上了她。他俩之间很快就发生了暖昧而疯狂的关系。
一个月以后，小伙子在伦敦参加一个大型的正式宴会，在客人中间，他惊喜地看到了轮船上认识的那位英国小姐，他立刻朝她走过去，并说：“你好！过得不错吧？”
小姐瞧着自己高贵的鼻子，头也不抬，慢吞吞地说：“大概没人介绍过我们认识吧？”
“但是……”，这位年轻人大惑不解，顿时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你肯定还记得我吧？”年轻人壮起胆子补充说“你忘了吗？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在漂洋过海的远航中，我俩还睡在一起呢！”
“你难道认为那就使我们互相认识了吗？”英国小姐冷冰冰地问道。
在英国，相互的关系不是由身体的亲近所形成，而是按照社会地位建立起来的，你不一定是你邻居的朋友，除非你俩的社会背景比较相当，分不出优劣。这是建立在英国人的传统上的一个文化事实，也是英国拥挤状态的结果。法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拥挤不堪地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文化结果。拥挤状态使英国人过分地看重清静；而对法国人来说，则是形成了相互紧密的联系。
当一个法国人和你说话时，他会看着你的眼睛，并且是正面看着你，目不斜视。在巴黎街头，人们可以挨得很近地打量妇女。事实上，许多从法国回来的美国妇女突然感到自己未受人们青睐。法国男人用他的眼光传达出一个非语言的信息：“我喜欢你。也许我永远也无缘认识你或同你说话。但我看见你就觉得心情舒畅。”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男人会这么看女人。在美国人心目中，不仅不会把这种行为理解为欣赏，反而会视之为粗野无礼。在法国，法国人之间互相联系的因素之一是拥挤状态。人满为患，同样，这种拥挤状态也产生了法国人的空间观。法国公园对空间的处理也不同于美国公园。他们对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欢喜备至，即使在城市中，他们也极为尊崇建筑物的美。
我们对空间的反应方式又与此不同。在纽约，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因此就产生了个人对清静的要求。纽约人素来就以他“不友好态度”而闻名，然而，这种不友好态度却出自对邻居、对他人的独处权利的尊重。我们不想打扰他人的安宁，所以我们在电梯里，在地铁中，在大街上彼此视而不见，互不理睬。
我们独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跋涉，当这些小天地被迫汇拢在一起时，我们都进入了紧张的病症状态，生怕我们的动机被他人误解了。
在体态语言中，我们拼命地喊叫：“我是被迫才挤着你的。不信你就看我的身体是多么僵直，由此可见我并不是有意打扰你。”打扰人家可真是天大的罪过。在纽约城里和一个陌生人说话，你会得到一个惊恐万状、戒备森严的反应。
只有在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壁垒才会坍塌，这时我们才会认识到纽约人完全不是冷若冰霜，而是很友好的；只不过他们过于小心，易受惊吓。在东北动力大匮乏（the Great Northeast Power Failure）期间，人人都向他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去帮助别人，安慰别人，鼓舞邻里。在那热烈而又漫长的日子里，纽约城是一个多么生气勃勃的地方啊。
后来，灯又亮了，我们重又堕入了僵死的秘密王国中。
除了纽约之外，在美国的小城市中，有更为坦诚的友好态度。人们会对陌生人热情问好。他们面带微笑，常常互相聊聊。不过，在小得可怜的那些弹丸之地，人们彼此相识，几乎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陌生人在这些地方可能会受到冷遇就象在大得出奇的城市里所受到的冷遇一样。
4、当空间受到侵犯时
不可侵犯的个人空间
粗略一看，以乎很难发现在个人空间、个人区域或个人领土与体态语言学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但是，除非我们理解了个人领土的基本原则，否则我们就不能认识当这些领土受到侵犯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别人对我们个人的领土进行侵犯时，我们有何反应？这些问题与体态语言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正在送出什么信号，正在接受什么信号，那我们就应该先弄清我们自己的侵略行为和我们对他人的侵犯行为的反应。
对身体区域的不可侵犯性的最动人的描绘，大概要数将近半个世纪以前H·德弗·斯塔克波尔（H·DeVere Stacpool）所写的一部小说了。这部小说名为《蓝湖》（The Blue Lagoon）。小说叙述了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因船失事而被抛到一个热带地区的海岛上，在那里，除了一个老水手之外，小孩身边别无他人，老水手把小孩抚养到他能自谋主路的年龄之后，就去世了。后来，小孩一个人长大成人。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个波利尼西亚少女，并且深深地爱上了她。小说着力描写了小伙子与这位波利尼西亚少女的爱情，这位姑娘从幼年时代起就被人们宣称是妖精，她从小到大部被禁止让任何一个男人抚摩一下。结果，在这对恋人之间，为了打破姑娘长期以来形成的条件作用，允许他能摸她，从而发生了一系列的斗争，这场斗争便构成了一个引人入胜、激动人心的故事。
斯塔克波尔早年就已认识到，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区域和个人秘密会变得多么小心谨慎，随时提防他人的侵犯。正是这一认识导致他去开掘这一论题的涵义。但是，只是在过去十年间，科学家们才开始理解个人空间的复杂意义。
在前面的一章中，我讲到我的一位精神病学家朋友，他借助一盒香烟，给我上了一堂有关侵犯个人空间的课，反过来，他从精神病医院里，从病人们的反应上也学到了许多东西。精神病医院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缩影，因为这样一个地方常常反映出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种种姿态，并把它们加以夸张。但是，精神病医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所。同院病人对暗示和侵犯的感受比正常男人和女人更敏锐，他们的行为常常歪曲了正常人的行为。一个精神病人对另外的人具有多大的侵略性，这取决于此人的地位有多高。这是一场优势试验。在任何一家精神病医院里，都会有那么一两个病人因其侵略行为而获得了比较优越的地位。但他们又总是在某一位值班人员面前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而这位值班人员又受护士指挥，护士则听从医生差遣。
在这些社会事业机构中，产生出了一套实实在在的等级制度，它在外部世界的各种组织中也得到了反映，比如军队组织等，它也反映在具有一定的等级优势的公司里。在军队中，统治权是通过一系列象征标志而获得的，军服上的条纹表示军土地位，军阶线、叶子、鹰徽和星章表示少尉以上的军官地位。但即使没有这些象征标志，社会等级同样存在。我曾看到在一间表演室里，众人对中士们毕恭毕敬的样子，他们原先并不知道谁是中士，也不知道他们的地位有多高。中士们通过举止神态就能传达出一个明显的体态语言信息，表示出他们的地位与身分。
占居有利地位
在商业界，人们既不佩带条纹，也没有其他明显的标志，但总经理仍然毫不费力地表现出他的优越感。他是怎样表现出他的优越感来的呢？他耍了什么花招使部下屈从于他？他使出了什么绝招暗示出他的地位？
有两位研究者试图在一系列无声片中研究这类问题。他们请了两位演员分别扮演总经理和来访者，并叫他们在不同的镜头中彼此对调角色。场面设计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坐在办公桌边，另一位扮演来访者的人敲门、推门、走近办公桌洽谈公事。
然后，研究者就让观众来评价总经理和来访者的地位，在他们的评价中，出现了一套确定的原则。来访者如果进门后就不再朝前走了，仅仅是站在门内向房间另一端的人交谈，那么，来访者表现出来的地位是最低的；如果他走到朝办公桌的半道上，那么，地位中等；而如果他进门后径直走到办公桌前，站在坐着的总经理的正前方，那么，他的地位就最高。
在观众心目中，另一个决定一位高低的因素是敲门与进门这两个动作之间的时间间隔，对坐着的总经理来说，是听到敲门声与作出回答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访者越是迅速地进入房间，他的地位就越高，总经理的回答来得越晚，其地位也越高。
此处所涉及的其实是一个领土问题，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允许采访者进入总经理的领土，通过这一安排，总经理自然而然地就获得了优越地位。
来访者深入总经理的领土的远近，深入速度的快慢，换句话说，他如何向总经理的个人空间发起挑战，这就表明了他的地位究竟有多高。
“大老板”会径直走进他部下的办公室，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而部下则须在老板办公室外面耐心地等候，直到老板允许，他才敢进去。如果老板正在打电话，部下会蹑手蹑脚地走开，过后再来。如果部下正在打电话，老板通常会站在部下的旁边，以显示自己的地位，直到部下低声细语地向对方说“等一会我再给你打电话”，然后放下话筒，全神贯注地面对老板。
在商业界，地位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争夺，因此，地位的象征符号也变成了地位变迁和跳跃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时拎着手提箱的总经理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男人的笑话，他的手提箱里不过是装了午餐罢了，但他却一本正经地坚持说，他之所以拎着皮箱，是因为它对他必须设计出的宏伟蓝图至关重要。我认识美国的一个黑人部长和教育家，他在全美国周游了一大圈，他对我说，他再也不到任何一个南方的城市去了，再也不去闹市区或旅馆了，除非穿着一套入时的衣服，拎着一只手提箱。这两件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会带给他某种权威，使他有别于同一城市里的其他那些“黑人”。
大公司都建立了许多固有的地位象征，费城的一家大医药公司靠经销止痛药赚了许多钱，足够修建一栋新办公大楼。这栋所办公楼能将该公司迅速增多的职员全部容纳进去。这栋大楼本来可以按照一般的办公室和工作间来设计的，但公司却有意地在办公室里建立起一套内在的地位象征，最高那层楼上靠墙角的办公室留给了地位最高的人。倒数第二层楼靠墙角的办公室又留给紧排在地位最高者后面的那些人。比他们地位低些，但仍属重要的那些董事们则使用没有墙角窗户的那些办公室。地位在他们之下者，用的办公室根本没有窗户。地位又下者，则使用大房间隔成小房间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间壁是毛玻璃墙，没有门。更下一等级的办公室，是用透明玻璃隔成的小房间。最后一个等级则是在空旷的大房间里安放一张办公桌，如此而已。
等级是通过某种同等条件而获得的。这种同等条件包括下列因素：工作时间，工作性质（重要性），以及薪水和学位。例如，医学博士这一学位可使每个人获得使用一间封闭式办公室的权利，不论其薪水高低，工龄长短。哲学博士可能得到这样一间办公室，也可能得不到，这还得取决于其他几项因素。
在同一系统内，其他许多因素同样也可显示出地位的高低。窗帘、地毯、与金属办公桌相对的木制办公桌、家具、长沙发，安乐椅，当然，还包括秘书，这些都表现出了近乎等级制度的特征。
这种等级制度建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毛玻璃小房间和明玻璃小房间之间的鲜明对比，由于随时允许外面的人往里面看，所以，透明玻璃小房间中的人在重要性和等级上自然受到了贬损。他的领土极易受到他人视力的侵犯。他也就更容易受人攻击。
怎样做一名领导者
在商业界，等级的重要功能便是敞开领土或闯入领土。那么，领袖地位的功能何在？一个领导者用什么计谋或用什么体态语言来表现他自己的身分呢？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暴发的那几年里，查里·卓别林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大独裁者》．就象卓别林扮演的所有影片一样，该片也充满了小段小段的体态语言，但是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发生在理发店里的那一个片段。
卓别林扮演希特勒，杰克·奥克（Jack Oakie）扮演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坐在两个紧挨着的理发椅上让人刮胡子。这场戏就围绕着他俩各自的如意算盘而展开。双方都想把自己放在一个统治他人的地位，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他俩都已经坐在椅子里，脸上涂了肥皂沫，身上围着围布，这样便只有通过一种办法来获得支配地位，那就是控制理发椅的高度，他们既可以把椅子降低，也能使之升高。谁高一点，谁就赢了。俩人都想把自己的椅子升到比对方的椅子更高的位置上，整个场面就围绕着俩人的这一努力而旋转。
人人都有这种确定位置的思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国王、偶像和祭坛前面自贬的传统。鞠躬或屈腿半跪通常都只不过是因高度变化而带来的优越或卑下的不同形式。它们都指出了同一体态语言的不同动作：“你的位置比我高，因此，你是统治者。”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身高远远超过6英尺，因为他能非常准确地体察同事们的思想，所以他的事业极其成功。我观察了他圆满地处理业务时的活动，这才发现，一有可能他就弯下腰杆，倾斜身体，或者干脆就坐着，以便让他的同事获得支配地位，让他们感到高高在上。
在全家的座位中，占统治地位的那个人会坐在长方桌子或椭圆形桌子的上方，以便掌握全权。这人通常是父亲、一家之长。选择圆形餐桌，这件事本身往往就道出了家庭组织中的某些秘密，同样，在围着一张桌子讨论的小组成员中，小组长会无意识地坐在桌子的上方。
这其实并非什么新概念。亚瑟王（King Arthur）和他的圆桌子的故事就可以明确地说明这一点。桌子是圆的，因而座位不分优劣，不显尊卑，骑士们可以平等地分享赐坐的荣誉。然而，这一总的思想却被下面这个事实削弱了：不论亚瑟王坐在哪个位置，他都是至高无上的人物，离他越远地位就越低。
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大医药公司的老板有这样一间办公室，里面除了他的办公桌和椅子外，还有一个长沙发，一个安乐椅和一张配有两把椅子的咖啡桌，这位老板通过会谈时他所坐的位置来表明场面的正式与否，如果来了一位客人，老板想非正式地接待他，那么，老板就会从他办公桌后面转出来，把客人引到长沙发椅上去，引到安乐椅或咖啡桌边去，这样一来，他就用自己的种种安排告诉你，他将举行何种类型的会谈，如果是一次极其正式的会谈，老板会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决不会起身走出来。
自视神圣的空间
对个人空间的要求是如此强烈，对侵犯个人空间的行为的反抗又是如此凶猛，以致即使是在众人拥挤的场合下，每个人也都会要求拥有一定量的空间。这一事实促使一位名叫赫伯特·雅各布斯（Herbert Jacobs）的记者企图把它用来测量群体规模。由于对群体规模的估计总是依赖观察者对群体的褒贬而有所变化，因此，政治集会的规模，和平集会的规模和示威游行的规模都被参加者所扩大而为当权者所压缩。
雅各布斯研究了确实能够统计出人数的从空中拍摄下来的集会照片之后推断说，在密集群体中，每个人需要6至8平方英尺空间。而疏松的群体中，每个人需要10平方英尺的空间。雅各布斯最后断言，群体规模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推算出，长度×宽度÷修正因素。这个修正因素考虑到了群体的密度。这一公式可以求出任何集会的实际人数。
说到群体，我们必须看到，群体中人们的个人领土被拥挤这一事实破坏了。在某些场合下，对这种破坏的反应可能改变群体的情绪。当人们的个人空间或个人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的反应极为强烈，当一个群体变得越大、越紧、越拥挤时，人们的情绪也可能变得更坏。一个疏松的群体比较易于控制。
弗洛伊德（Freud）也非常了解人对个人空间的要求。他总是精心安排谈话。因此，当他坐到病人看不到的椅子上时，病人就可以躲在长沙发椅上。这样一来，就不会侵犯病人的个人空间了。
警察也很明白这一事实，在审问犯人时，他们利用了这一原理，一本关于如何审问犯人，使之招供的教科书，建议审问者应当靠近嫌疑犯坐下，在他们之间不能有桌子或其它障碍物，这本书警告说，任何一种障碍物都会给被审问者带来一定程度的依靠和自信。
该书还建议，虽然审问者在开始审同时也可以使他的椅子与犯人相距2、3英尺，但应在审问开始时把椅子移得近一些，使得“被审问者的一只膝盖始终刚好处在审问者的两只膝盖中间”。
警宫对犯人领土的身体侵犯，在审问时向犯人挤扰过去，这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非常有效。它可以帮助审问者瓦解犯人的抵抗，当一个人的领土被削弱、被侵入时．他的自信也就会变得更软弱无力了。
在工作的场台中，熟谙此道的老板能以在空间上侵犯他手下的人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领导地位。斜靠在下级的办公桌上的上司剥夺了下级的平衡感。检查工作的车间主任如果紧紧地挤在工人身边，就会使他感到惶恐不安，事实上，父母在训斥孩子时，如果把身体向孩子那边倾斜，即可调和两人之间的关系，证明和强化家长的权威。
我们能不能用这种侵犯他人个人空间的方法来唤起他人采取防御措施？或者，我们能不能避免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以杜绝因这种侵犯而遭到的危险后果，我们知道，纯粹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紧跟在人家汽车屁股后而行驶是异常危险的，如果人家来个急刹车，我们没准会啃列人家汽车的屁股上去，但是，谁也没说过这种人盯人的行驶方式会给前面那位驾驶员的神经带来什么影响。
开车人常常会丧失他自己人情中的本质部分，由于他置身于其中的汽车的作用，他有时甚至会忘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机器。在汽车外面时，体态语言交际在他身上是很起作用的，但当他坐在汽车里面开车时，体态语言的交际作用往往会毫无用处。我们都恼恨开着车从我们面前擦身而过的那些司机。我们都清楚，这样一来，司机自己的空间也受到了侵犯，他有时也会愤怒之极，但他的这种愤怒显然是很荒唐的。警察会引用统计数字来表明，大量的交通事故都是由这种超车所引起的，都是由于被挡住去路的人的危险反应所引起的。而在其他场含，极少有人会做出这种反应。一旦不是坐在汽车里，我们就会采取一种文明的态度，让人们从我们面前超过去，我们常会让到一边，等其他人先上汽车或先进电梯。
但是，在许多司机手里，一辆汽车的作用真象一件危险武器。汽车会变成一件武器，冲破我们的控制，违反我们的禁止。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一言难尽。不过，有些心理学家推论说，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坐在汽车里面时，个人领土扩大了，我们自己的私有区域扩大了，汽车的私有区域也就变得更大，这样一来，我们对任何侵犯私有区域的反作用就非常强烈了。
空间与人格
已经有许多专题论文试图揭示对个人空间侵犯的反作用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其中一篇是约翰·L·威廉斯（John L·Williams）的硕士论文。该文断言，内向型性格的人与他人交谈时所保持的距离比外向型性格的人与他人交谈时所保持的距离要远一些。退缩者需要更多的防御以保证其退缩状态的神圣与尊严。另一项研究成果是威廉·E·莱波尔德（William E Leipold）的博士论文。通过巧妙的实验，这篇论文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先对学生们进行人格测验，看他们是属于内向型性格还是外向型性格，然后把他们送到一间办公室，就他们的性格类型和评分等级与他们进行交谈。
实验者给了学生们三种指示，这三种指示技称为：批评指示、表扬指示和中性指示，批评指示用来使人狼狈、烦躁。“我们觉得你的学习成绩糟糕透顶，你并没有刻苦学习。请到隔壁房间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等候采访者找你谈话。”
然后，这位学生进了隔壁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把在桌子前面，一把在桌子后面。
表扬指示一开始就告诉学生，他的成绩相当好，他学得不错，在中性指示中，采访很简单：“我们对你关于你的学习成绩的自我感觉很感兴趣。”
研究结果表明，受到表扬的学生坐在离采访者的椅子最近的地方。挨了批评的学生离得最远，而接受了不冷不热的中性指示的学生们则坐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在同等条件下，性格内向而忧心忡忡的学生比性格外向的学生坐得远些。
这一点已经用图表充分说明了。下一步便是确定当男人或女人的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有什么反应。心理学叔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罗伯特·萨默（Robert Sommer）博士描述了在医院中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萨默博士在医院里穿上了医生的白大褂，这样就获得了权威。他故意闯入病人的私人范围，在凳子上挨着他们坐下，进入他们的病房和休息室。他报导说，这些侵犯行为总是打扰了病人，把他们从他们自己坐的椅子上和所在地方赶走了，病人对萨默博士的身体侵犯所作出的反应是，变得烦躁不安，最后起身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地方。
萨默博士从他自己以及别人的观察中发现，当人们的私人领土受到侵犯时，他们所使用的体态语言的全部内容，除了起身离去这一连串实际的身体退避之外，还会有一系列预备性的信号，诸如身体扭来扭去，腿部摆动或脚跟在地上轻跺，等等。这些都是精神紧张的最初信号，它们在说：“你靠得太近了，你的出现使我感到不愉快。”
接下来的一系列体态语言信号是：闭起眼，埋下头，下巴收到胸脯上，双肩隆起。这些动作是在说：“滚开！我不愿你呆在这儿。你让人讨厌。”
萨默博士还谈到另外一个研究空间侵犯的人，他就是南希·拉索（Nancy Russo），这位女研究者把一家图书馆当作自己的实验场所，用以观察人们的反应行为，图书馆真是一个好地方。在这里有一种被抑制的气氛，它适合保持个人清静，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新来图书馆阅读的人，都会找一个离任何人都比较远的位置，以使自己同其他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拉索小姐总是在研究对象旁边坐下，然后向他靠拢一点，或者就坐在他对面。虽然她在她所靠近的人身上没有发现某种普遍的反应，但她感到大多数人都用体态语言传达了他们的感受。她描绘了这些体态语，“防御的动作，姿势的变换和不露声色地、相当得体地离开的企图。”她得出结论说，如果某人所有的体态语言信号都被对方忽视了，最终他就会起身去寻找另外的坐位。
拉索小姐曾以这种方式侵入80个学生的“势力范围”。其中只有一名学生使用有声语言请她走开。其他79个学生都是用体态语言传达出他们对她的接近的不满。
奥古斯塔斯·F·金泽尔（Augustus F Kinzel）博士目前在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New York Psychiatric Institute）工作。当他还在美国联邦犯人医疗中心（U.S．Medical Center for Federal Prisoners）工作时，他就发挥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也许能够指出识破、断定和消除人们的残暴行为的方法。
金泽尔博士在其早先对动物的研究中特别指出，动物对任何形式的个体领土的侵犯，常常都会用暴力作出反应。当他在监狱中，在对社会采取暴力行为的一群人当中工作时，他注意到某些犯人喜欢住在隔离的小房间里，尽管他们实际上已被剥夺了这种生活权利，他发现，这些人有时会被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所困扰。会不会是这些人需要更多的空间来维持他们的自我控制呢？
金泽尔博士还发现，许多犯了暴力伤害罪的人都会抱怨他们的伤害对象“多管闲事”，但详细调查表明，被他们伤害的人什么也没干，只不过走近他们罢了。引起暴力行为的原因，在监狱里和监狱外都是一样的。因此，不能用监狱气氛来解释暴力行为，那么，该用什么来解释暴力行为呢？
为了弄清其中的奥秘，金泽尔博士在监狱里用了14个自愿合作的犯人进行了一项实验。其中8人有过暴力行为，6人没犯过这种罪。“实验者”要求犯人们站在一个空房间中央，然后自己慢慢向他们走近。当他走得大近时，每个犯人都会说：“站住！”
他反复进行了这一实验，结果发现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体区域、身体领土和身体气泡，亦即一种个人空间。金泽尔博士称之为“身体缓冲区域”。
全泽尔博士说，“行为暴虐者使实验者停止在行为不暴虐者所要求的距离的一倍之外。”在体积上，他们的身体缓冲区域是行为不暴虐者的四倍多。当有人朝这种人走得太近时，他就会作出抵抗，仿佛闯入者是阴森森地朝他逼近的“危险物”或“侵犯者”。
在这个实验中，当暴虐者因为其他犯人打犹了他们而反过来伤害这些犯人时，实验者从暴虐者身上诱导出了同样的感受。金泽尔博士肯定他说，当有人闯入他们比常人大的身体区域时，这些人就会变得无端地惊恐起来。这种惊恐和它所引起的暴行，发生在其他人认为极其正常的距离上。
金泽尔博士称之为“过分拥挤的民族聚居群与警察之间的暴行迅速螺旋式升级的特征”，大多可以归因于警察对身体区域的神圣性的埋解太差劲。金泽尔博士的研究似乎表明，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懂得产生暴力骚乱的原因，懂得如何认识和控制骚乱。这些骚乱极少发生在动物界，因为在动物界，直到人类介入以前，动物都很理解领土要求，彼此心照不宣。
性格与非人
在侵略的全部内容中，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性别联系。进入一个男人的势力范围内的一位姑娘所碰到的一组体态语言信号，与她进入另一位妇女的势力范围所收到的信号大不相同。
男人易于接受姑娘的调情；姑娘也很可能搔首弄姿，这就使男人难以僧恶姑娘的闯入。但是，这种情形对两位女人来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一般说来，妇女们总是小心谨慎，提防姑娘们的闯入。
闯入者所送出的信号常常是，“你是一个非人（non-person），因此我可以走近你。而你是不在乎的。”
在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工作关系上，这一信号会挫折雇员的锐气而对老板却很有用处。实际上，它能够再次肯定老板的地位。
在拥挤的地铁火车站里，对这些信号的解释又稍有不同。在这种场合，重要的是彼此都将对方视为非人。否则，他们被迫挤得很紧这一状态就可能非常糟糕。在拥挤的地铁上用有声语言侵害他人，口出污言，这是蠢夫之举，这家伙可能是个笨伯，缺少机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持一种严格的退却姿态以忍耐难受的处境。很遗憾，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哪一部电影描写过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姑娘在拥挤的地铁上相遇。确实没拍过这种电影，即使在好莱坞也没有拍过，这实在大遗憾了。
萨默认为，地铁列车上的拥挤状态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容忍，只是因为乘客们总是把对方当作非人，如果由于一次急刹车而迫使他们承认对方的存在，他们可能就会僧恶这种状态，因为他们在这一状态下发现了自己的存在。
反之亦然，在一个不拥挤的环境中，一个人要是被别人当作非人来看待，他会很不高兴。我们那位在图书馆进行研究的小姐特别提到一个男人，他抬起头来冷冰冰地凝视着她，用体态语发出信号说，“我是一个人！你有什么权利打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