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在用体态语言来反抗她的闯入，于是她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被侵犯的人，而不是侵略者，她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厌恶之情，以致于她没法去把那天的实验进行下去。
她之所以不能继续实验，是因为她正在侵犯其个人空间的那个男人突然冲破了她自己的防线，在实验中，她第一次把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件东西。认识个体人性，这种能力对于我们在体态语的运用和在种种人际关系中如何行动、如何反应，是极端重要的。萨默博士指出，一件东西，一个非人，是无法侵犯他人的个人空间的，就象一棵树和一把椅子不会侵犯人的个人空间一样，同样，也不存在侵犯一个非人的个人空间之类的问题。
萨默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医院的护士可以在病人床边同他谈论病情；白人家里的黑人侍女也可以伺侯客人们用晚餐，尽管他们正在讨论种族问题，甚至掏空办公室里的废纸篓的看门人，当他走进办公室时也不必劳神费事地敲敲门，而办公室的主人也并不介意他的闯入，在他看来，看门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看门人在主人眼里是一个非人，正如主人在看门人眼里也是一个非人一样。
仪式与座位
我们如何认识侵犯，如何对之作出反应，这里面包括了许多萨默所说的“认识仪式”。在正常环境中，当你侵犯他人的领土时，不论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咖啡厅，你都会传达出一套不同的信号。用有声的语言来说，你实际上是在向人家道歉并问道：“这个位子有人吗？”当你坐下时，你也会使用体态语，把你的眼光往下看。
当你要在一辆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占一个座位时，恰当的礼节是双眼平视前方，不要看坐在你旁边的人，在其他场合下，又另有礼节了。
萨默博士认为，保护个人空间的活动，包括运用恰当的体态语信号或动作、姿态以及选择一个位置，当你希望阻止他人和你坐在一起时，你以什么姿态在一张空桌子边坐下？你使用什么体态语言？萨默在大学生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当你在一张空桌子旁坐下，需要清静而不愿有人打扰时，这一坐的动作通常涉及两种方法的运用，你会使自己尽量远离其他那些使你心烦的人，以寻找清静；或者你会独自一人占据整张桌子，以求清静。
如果你是通过避开他人来寻找清静，那么，你是以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此时你就会找一个隐退之所，通常是坐在桌子角上。在体态语言中，你是在说，“如果愿意，你不妨和我共用这张桌子，不过请别打扰我，我坐在角落上为的是让你们后来的人尽可能离我远些。”
另一种方法是设法独自占有整张桌子。这是一种进攻性的态度，选择这一态度的富于侵略性的人会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他这种坐势是在说，“别来打扰我。你无论坐在哪一边都会使我不快。请另找桌子去吧！”
萨默博士的研究还有下列重要发现：处于退却状态，希望尽可能远离他人的那些学生不会把脸对着门的方向，而是朝向另一边。而希望独占整张桌子、处于防卫状态的学生，则面朝大门．绝大多数学生，不论是退却还是防卫者，都喜欢坐在靠屋子里面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宁愿选择小桌子或靠墙壁的桌子。
在体态语言中，坐在桌子某边的正中央的学生是在维护其统治地位，显示他支配局势的能力以及独占桌子的愿望。
坐在桌子角上的学生则用体态信号传达出他希望不被打扰，“你要和我共用这张桌子，我并不介意，我已经坐得远远的了，你要是在这儿坐的话，也该象我一样，坐远一点，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清静。”
对公园里的长凳来说，情形也是这样，如果你想要清静并选择一条没人的长凳，那么你很可能会坐在长凳的某一端，这意思是说，“如果你也想坐在这儿，那么位子还宽得很，你尽可以不打扰我。”
假如你并不想与别人共用这条长凳，你就会坐在长凳的中央，这一姿态表明，“我想独个儿占有这条长凳，你要是坐在这儿的话，就是强行闯入。”
假如你愿意同别人共用这条长凳，并且愿意将心里话说给别人听，你会坐在凳子的一边，但不是在顶端上。
这些争取清静生活的方法反映了我们内心的人格。这些方法表明，外向型性格的人大多使他人远离自己，以追求清静；而内向型性格的人则与别人共用自己占据的空间，但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寻找清静。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涉及的体态语言都包括了一套备不相同的信号，不是身体动作的一个信号，而是身体姿态的一个信号，“我坐在这儿，我这样做是在说，‘走开点’或‘可以坐在这儿，但别打扰我。’”
这与根据环境用各种姿势所传达出来的信号是一样的。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后面，是说“离远点。对我要尊重”。坐在法庭最高的位置上，即法官席的顶端，是说“我远在你们之上，因此，我的判决是最公允的”。或者，走近某人，侵犯其身体区域，这是说“你无权占有你自己的区域。我可以随意靠近你，所以我又你的上级，是长官”。
5、知人知面难知心
微笑是一种假面具
我们用来保卫我们的个人空间领域的方法不计其数，其中之一便是戴上假面具，使我们呈现在外部世界面前的面孔不是我们的真面孔。在我们的面部表情和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我们的真实感受，这种行为是例外的，而且甚至是特殊的。当我们的真情实感要通过我们的面孔和身体表现出来时，我们运用了一条小心谨慎的原则。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博士在其题为《公共场所的行为》一书中说，这一条原则最明显的证据之一，是我们打扮外貌的方式，我们选择服装和喜爱的发型。
这些都是我们向朋友和同事传达出的体态语言信息。戈夫曼博士相信，在公共场所，我们社会中标准的男人形象应该是衣着整洁，下巴光生，头发不乱，手脸干净。戈夫曼博士的著作是六年前写成的，它没有考虑到今天年轻人的长发披肩，不修边幅，漫不经心或随随便便的外貌特征。这一特征已经逐渐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不过，这种外貌也是理所当然的或正式形成的，它符合一种普遍的理想。
戈夫曼博士认为，也有一些时候，比如地铁的高峰期，我们所罩在自己身上的严严实实的面具无法遮得那么紧，处在“一种暂时的、不小心的、自然而然的疲惫状态中”，我们原形毕露了。我们撤消了防线，并且，出于困乏和愤怒，我们忘了板起面孔．玩玩下面的这个游戏吧：在每天下班时的高峰期，去看看拥挤的公共汽车、地铁或火车。看看人们脸上表现出了多少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日复一日地将这种赤裸裸的人性遮盖起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生怕我们的身体送出我们因精神麻痹而隐藏不住的信息。我们总是面带微笑，因为微笑不仅是幽默或愉快的象征，而且也是一种致歉、一种防卫或原谅的表示。
在一家熙熙攘攘的餐厅里，我在你旁边坐下时，微微一笑，表示“我并不想打扰你，但再也无法找到其他坐位了”。
在拥挤不堪的电梯里，我挤了你一下，这时我对你微笑，那是说“我不是故意碰你，无论如何，请你原谅”。
在公共汽车上，一个急刹车便我一下栽到某人身上，这时我的微笑是说“我决不是有意想伤害你。情多多包涵”。
就这样，我们整天面带笑容，虽然在这种微笑下面，我们所感到的实际上可能是愤怒和烦恼。在工作中，我们对顾客、雇员和老板微笑；在平时，我们对邻居、孩子、丈夫或妻子以及亲戚朋友微笑。我们的微笑极少具有什么真正的意思。它们不过是我们佩戴的面具而已。
面具式的伪装不止于面部肌肉的活动，我们随时都在运用整个身体来进行伪装。女人学会了一定坐态，以遮掩其性器，特别是当她们穿着短裙的时候。男人们所穿的衬裤常常也把生殖器官紧紧包起来。女人们戴着乳罩，以便使乳房位置固定，遮住过多的性感。我们昂首挺胸时，衬衣也扣上扣子，拉上纽扣遮布，勒上腰带，收缩肌肉，免得肚子凸出去，并且还运用种种面部的遮掩动作。我们有舞会面孔、校园面孔、葬礼面孔，甚至在监狱里也有一种特殊的监狱面孔。
在一本名叫《监狱礼仪》的书中，B·菲利普斯博士（B.Phillips）指出，新犯人学会了表现出一种“士兵相”学会了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平淡无奇的表情。但是，当犯人独自在一处时，在对白天那些保护性地装出来的士兵相的再现中，他们会过分地表现和夸张其微笑，会过分地反映并夸大他们对看守们所抱的嘲笑和仇恨。
岁月流逝，年龄不饶人，我们所使用的面具常常会变得难于佩戴，一辈子靠容貌的美丽而生活的那些女人会发现，她们已经难以使布满沟壑的老脸归为一个整体。而老头子们往往会忘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变得蝶唉不休，或任凭老脸肌肉松弛。随着年岁的增长，会出现面部痉挛、下巴松垂、额头无法舒展、皱纹永不消失这么一副委靡面容。
脱下面具
在某些场合中，面具也会落下来。在小汽车里，当我们的身体区域扩大了时，我们常常感到容易摘下面具。如果有人在我们面前驾车超过去，或紧跟在我们后面行驶，我们可能会口出污言，因为这些脏话在失去平衡的情感中搅动，不吐不快。为什么对这种区区小事我们的感受会如此强烈？一辆小车强行超过我们或紧限在我们后面，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但这儿的情形是，我们处在大体上不很显眼的位置，伪装的要求荡然无存。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反映才会如此之强烈。
面具一脱下来，我们会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人是多么地需要乔装打扮。在精神病研究所，面具经常被摘下来。精神病人也象年迈的老人一样，可能会忽视平时所期望的基本的面具。戈夫曼博士曾讲到这样一个女人，她因为向其他女人发起攻击而住进了医院，她攻击其他女人的原因，是由于她们的内衣穿的不恰当。她居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为这些女人示范如何正确地穿戴，那方法只不过是撩起自己的裙子。但当她这样做没有效果时，她就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到地上，把它们整理一番，然后又默默地穿上。
这种不顾一般的伪装手段（如衣服）的态度，这种忽视外表和自我照料的态度，常常是精神病行为的最惹人注目的征兆之一，反过来说，在精神病研究员，病人的病情好转，常常也就等同于病人开始对自己的外表感兴趣。
这些近似于精神病的行为造成病人在语言交际中东拉西扯，凭空捏造，胡说八道，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同样，这种行为也造成了他的体态语言混乱不堪。在体态语言方面，他同样与现实生活失去了联系。他往往用体态语言传播正常人藏之尤恐不深的思想声明。他把社会所强加于人的那些禁令抛在一边。他悠然自得，为所欲为，仿佛再也不会意识到有人会盯着他瞧。
体态语言的这种松散失效也可能大大地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精神错乱症患者。一个人可以停止说话，但他不可能停止用体态语言进行交流。只要他会说话，或胡言乱语，或头头是道，但他不能什么也不说。如果他以恰当的方式行动，或以人人称道的方式正常行动，那么，他可以减少体态语言交际的数量。换句话说，如果他行为时神志正常，那么，他送出的体态语言信息的量就会最低。
但是，如果他举止行为清醒明白，那么，他当然就是精神正常的人。对于精神健全，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标准呢？按照这样的理解和定义，神志不正常的人一定会表现出精神错乱，并以某种方式向外界传送出一个信息。这一信息通常是一个求救的呼号。这种认识对精神错乱者的奇异行为作了充分的理解，为精神病治疗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戴上面具并不能掩盖无意识的反作用。紧张的情景会导致我们直冒冷汗，这是无法遮盖住的。在另一种不自在的场合下，我们又会不自主地手抖脚抖。这种手足无措的尴尬又是可以隐藏起来的，那方法便是把手放在口袋里，坐下来以消除颤抖的双腿所承受的重量，或者还可以快速运动使得颤抖不为他人所见，不为他人所注意，使自己信心十足地投身于自己所害怕的活动中，这样就可以掩饰你的害怕情绪。
原形不露
伪装的要求常常是那样的强烈和深沉，以至于伪装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自我永存的过程，面具无法摘下，无法去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诸如性交的时候，应该去掉伪装，以便最圆满地享受做爱的欢悦和快感。但即使是这类活动，我们大多数人也只是在漆黑一团的状态下才摘下面具。我们很担心自己的体态语言可能会向对方泄露什么秘密，或者担心我们的脸上可能会表现出什么思想，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完全遮掩性器官及活动的部分。我们假借道德的堡垒来实现这一目的：“居然想看它，太不像话了。”“性器官难看的很”“ 好姑娘白天是不这么做的。”等等。
对其他许多人来说，黑暗也不足以使他们脱去装伪，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他们也不能取下在性交活动中用来保护自己的盾牌。
戈夫曼推测说，这可能是造成中产阶级为数不少的妇女所出现的性欲冷淡的部分原因。但是，以性交活动而论，金西（Kinsey）曾经指出，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同样多的防御物，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也只是中产阶级似乎更带实验意味，更不易掩饰其情感。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伪装的要诀常常包含在礼仪著作中。这些书会指出，就体态语言而论，哪些动作是恰当的，哪些动作又是不恰当的。有一本书提示说，在公共场合下擦脸、剔牙或清理指甲都是不良行为。当你会见朋友或陌生人时，你的身体和脸部应该怎样活动？埃米利·波斯特（Emily Post）为你提供了详细的答案。她的有关礼仪的著作甚至描绘了如何回避女人。她论述了“直接忽视法”，并指出如何送出这一信息，“如果你是一位小姐的话，只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下才送出这一信息；但如果你是一位男士，那千万别把这样的信息送给一位小姐”。
我们关于伪装的知识，部分便是这样从文化中学会或吸收进来的，部分是他人专门教给我们的。但是，戴面具的技术，在不同文化中是不一样的，虽然人类普遍都戴着面具。出于礼貌，某些土著居民在互相交谈时不得互看对方的眼睛。但在美国，谈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才是彬彬有礼的。
一个人何时才不成其为人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允许摘下面具的时候。南方的黑人都很了解当地的白人向他们投来的“憎恨的凝视”，除了肤色之外，这种凝视没有其他明显的原因。只有在愤怒之极的情况下，这种凝视或仇恨的赤裸裸的表现才能不经伪装地由一个白人给予另一个白人，但在美国的南方文化中，无论如何也不允许黑人这样来凝视白人，或对白人表现出毫不掩饰的仇恨情绪。
在这种场合下，南方的白人之所以可摘下面具，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把黑人视作非人，视作一个不屑一顾的物体。南方白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秘密信号。一个黑人可以通过特定的眼神对别一个人说话：你是一个兄弟，一个黑人，只不过你的肤色如此之淡，以至可以自称白人了。这人也用另一类眼神警告黑人说：“我已自称为白人了！”
在我们的社会里，孩子常常被当做非人来看待，对佣人也是这样。我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觉到，在这些非人面前是不必戴上面具的。我们不会担心伤害了一个非人的感情，非人有什么感情可被伤害的呢？
这一态度通常被看作是由等级地位所决定的。在社会中，一个等级社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下一个等级的人；地位高的人会用它来对待地位低的人。老板在其雇员面前不必劳神费事地戴上假面具。小姐在她的侍女跟前也如同父亲在自己的孩子们面前一样，不必畏首畏尾，大可颐指气使。
最近，我曾同妻子一道坐在一家餐厅里，隔着一张桌子的那边，两位年老的贵妇人似的女人正在喝鸡尾酒。她俩身上的所有东西，从皮衣到发型无不表现出她们的“富态”，她俩的举止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她们在座无虚席的餐厅里高声谈笑，声音传遍各个角落，尽管她们所谈的内容是秘密的、亲热的，这种行为给其他那些就餐者带来的尴尬结果是，为了保持一个清静的假象，我们都得要么装作没听到她俩的谈话，要么如此专心致志地吃饭、谈话，以便我们能够把这两个老妇人挡在我们的注意力之外。
在体态语言中，这两位妇人是在表明，“对咱俩来说，你们全都是无足轻重的。实际上，你们全都不是什么真正的人。你们是非人。我俩想干的就这么回事儿，我们是不会真的使其他任何人感到难堪的。”
顺便提一提，这两位老妇人不是用体态来传达这一信息，她俩是使用了谈话时的音量来传达信息的。而且，她们不是用所谈的内容，而是用谈话时声音的大小来传达出这信息。这里，我们发现了用一种媒介传达两种信息的特殊技巧。词汇的意义传递出一种信息，高八度的声音则传达出另一种信息。
这些就属于摘下了面具的场合，但面具的取下几乎是傲慢不恭的。在一个非人面前摘下面具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在绝大多数场合，我们都戴着面具，而且我们戴着面具的理由又至关重要。在某些方面，取下面具是很危险的。当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个乞丐向我们走近时，如果我们不想给他什么，我们就假装他不在那儿，我们并没看见他，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拉紧面具，高视阔步地急忙走过。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摘下面具，以便把这乞丐看作一个人，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问问我们的良心，而且还会使我们自己正视叫花子死乞白赖的，苦苦哀求的和一切可能的指望。而这种指望会使我们感到难堪。
对于许多偶然的相遇，情形同样如此。我们没有时间互相交谈，或开开玩笑，特别是在城市里。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太多了。在郊区或农村聊又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些地方，我们相应地少戴面具。
另外，由于表现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暴露在使人不愉快的解释之下了。戈夫曼博士利用精神病研究院这一环境来说明这一原理。他描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位病人拿着一张折迭起来的报纸，带着一把卷起的雨伞东游西逛。脸上的表情是要去赴约会，但已经迟到了。他继续打着一个幌子，仿佛他乃是一个精神正常的商人，尽管事实上他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在东方国家，戴面具的作用可能还是实实在在的。妇女戴面纱这一风俗主要是用来使她们得以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感，用以保护她们免遭任何男性的侵犯。在这些国家里，体态语言被人们如此透彻地认识，以致下面这种情况变成了一个被人接受的事实，一个男人只要稍破受到一点鼓励，就会试图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面纱使妇女得以遮住脸的下半部，并使她们避免做出任何无意的鼓励男人进攻的姿态。在19世纪，妇女用拴在棍子上的扇了和面罩来达到这一同样的目的。
色情受虐狂与残暴色情狂
在很多场合，面具的佩戴可以用来作为精神折磨的手段。让我门拿安妮来做例子吧，安妮与拉尔夫结了婚。拉尔夫是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尽管老，但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非常明白，从知识水平和社会地位来说，安妮与他并不般配。这是事实。然而，拉尔夫爱安妮，爱得那么奇怪，爱得有点反常。他很清楚，对他来说，安妮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妻子。但这并不访碍他与安妮玩他那特有的游戏，这种游戏涉及到复杂而又严密的伪装。
每天，当拉尔夫下班回家，都有一个极标准化的仪式。安妮一定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晚饭，并且刚好在6点半等他来吃饭，不早也不晚。而他会在6点钟到家，洗个澡，然后看当天下午的报纸，一直到6点半。然后安妮会请他到桌边去。她也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偷看他的脸色。拉尔夫知道安妮在看他。她也知道拉尔夫已经晓得自己在看他，但两人都不承认这一点。
拉尔夫决不会表示出饭菜是否可口。当他们吃饭时，安妮的头脑会构思一个描写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她会感到心里极其绝望。拉尔夫喜不喜欢吃这些饮食呢？她知道，如果他不喜欢，等待她的将是一个责备的、沉默的、使人伤心的夜晚。
安妮会心情不安地吃饭，看看拉尔夫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盘子放得对不对头？味道调和得是否合适？她是按食谱做出来的，但加上了一些她自己的调料。这没错吧？不，肯定就是这些调料放错了，她会感到她的心直往下坠，她的全身痛苦而僵硬。哦，拉尔夫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他的嘴唇不是在开始讥笑前的扭曲吗？
拉尔夫同样也生活在有关家务事的日间广播剧中，当安妮的心死了数次时，他会看着她，并且长时间地脸上显出莫测高深的样子，然后他会微微一笑以示赞许。这时，安妮的整个身体会突然奇迹般地舒展，而且唱起了歌，生活真是太奇妙了。拉尔夫是她的爱人，她幸福极了，简直难以形容。她会把心思收回到吃饭上来，仔细品味，饥饿万分而又欣喜若狂。
通过小心操纵他的面具，通过抑制他的体态语言，拉尔夫设计出了一种巧妙的折磨和惩罚。夜间，当他和安媚睡在床上时，他也在运用他所精心设计的一套技巧，他不给她任何关于他所感受到的暗示和指示，也不给她是否他希望同她做爱的暗示和指示，安妮又得经历老一套精致的游戏：“他想抚摩我吗？他还爱我吗？要是他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怎么受得了！”
当拉尔夫最终把手伸过来抚摩她时，安妮全身暴发出火一般的狂喜。现在的安妮究竟是一个牺牲品还是一个同谋犯？这个问题就用不着我们来回答了，用面具达到折磨他人的目的，这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安妮和拉尔夫之间那种施虐——受虐狂者的关系，稀奇古怪地使他俩都得到了好处，但对大多数戴面具的人来说，戴面具所得到的益处求更为实际一些。
如何摘下面具
戴面具的好处使我们不愿摘下面具，不论这种好处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我们尤其可能是在把其他人所不喜欢的关系强加到他身上，或者，我们可能会冒着被人拒绝的危险。然而，正是面具的佩戴能够把我们所期望的关系从我们这儿骗走，我们得到的是不是和失去的一样多呢？
让我们来看看克劳迪娅的故事。克劳迪娅30刚出头，身材苗条，性格开朗，富有魅力。因为她在一家大型投资公司工作，所以，克劳迪娅白天接触到许多男人，并曾经与好多男人约会过。但她现在仍然形影相吊。更可悲的是，她现在还是一个处女，虽然她极不情愿承认这一点。
克劳迪娅坚持说，并不是因为她缺乏这方面的欲望，她是一个热情大方的姑娘。一想到今后无儿无大的老处女的生活情景，她就害怕，那么，为什么她不能与一个男人在感情和性生活上发生密切的关系呢？克劳迪亚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但是与她约会的男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
“她让人无法接近，”其中一个约会者解释说，“说真的，我很喜欢克劳迪娅。在工作上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姑娘。我约她出去相会，但是一到感情往深处发展时，她立即就冷却下来。她传出的信息是非常明显的：别摸我，我什么也没有，谁受得了这种态度？”
的确，谁受得了这种态度？谁能透过她那使人难以亲近的外表看到隐藏在外表下面的温暖而热情的女人之心呢？害怕被人接近的克劳迪娅在事情还没有进展之前，首先就拒绝了别人。这样一来，她从未受到伤害，也从未被人拒绝过，因为她首先绝了别人。
这样做太傻了吗？已许是的。但这办法很有效，假如被人拒维是你可能碰到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的话。对克劳迪娅来说，破人拒绝就是最坏的事情。因此，她不愿去寻找机会，去碰碰运气，而是宁可孤单单地打发日子。
克劳迪娅这样戴面具是大可不必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也有一些为社会所决定的必需的面具，按照这一原则戴上面具的人，可能急切地盼望用体态语言进行交际，但习俗却不允许他这么做。
这种面具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已到结婚年龄的年轻朋友，一位17岁的姑娘，她带着问题来请教我妻子。
“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我每天都同他一道乘公共汽车回家。我下车时，他也下同一个站。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很逗人喜欢，我很想认识他。我想他也是喜欢我的。但是我怎样才能亲近他呢？”
经验出智慧，我妻子建议她下次乘车时带两件又大又沉的行李，并且认认真真地反复练习一下，以保证下车时摔跤就把行李扔得老远。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一招居然奏效了。这一“偶然”事件引起了唯一可能的反应，因为在那个车站下车的乘客只有他们俩人，他替她拿起行李，于是她只好撤去伪装。他现在同样也可以摘下面具了，在他俩一同到达她家的时候，她已能够请他进去喝点可口可乐了。后来的事情，你就尽可能地往好处去想吧。
由此可见，在恰当的时侯，常常是应该摘下面具的，如果某人想成长、发展，如果想创造出某种有意义的联系，那么，面具确实必须摘下，对我们大家来说，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带面具一直戴到现在，要取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时，只有当新的伪装出现时，我们才能摘下旧的面具。为了业余戏剧演出而穿上小丑服装的人，在穿上戏装时，常常摆脱了他身上那些禁装。只有完全自由，完全放松时，他才能够放荡不羁地蹦跳逗乐，插科打诨。
黑暗的遮掩使得我们有些人能够自由自在地纵情做爱而不必戴上面具，对其他人来说，隐姓埋名这一面具也可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曾听男性同性恋者告诉我说，他们与男人有接触，完全从偶然认识的人发展到性的满足，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没告诉对方，也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当我问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怎么能够跟人家混得那么亲热时，回答常常是这样的，“不知道名字倒更方便些，我可以轻松愉快地为所欲为。反正我们互相不认识，那么谁还会留意干了些什么或说了些什么呢？”
在一定程度上，当男人去玩妓女时，情形也是这样。彼此不知道姓名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自由。
但这些都是双重伪装的例子，是竖起另一道防线才摘下面具的例子，保护我们的体态语言并牢牢地掌握我们送出的信息，伴随着这一经常要求的还有一种看似矛盾的要求，即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传递信息，要求告诉世界我们是谁，我们想要什么，在荒野里呼喊并得到回答，摘下面具看看被隐藏起来的人是不是正常的人，等等，简言之，就是要解放我们，要交际。
6、触撞的妙处
请握住我的手
不久以前，我曾自愿在我们当地的教堂里教一群年轻人学习写作。听课的有位小伙子叫哈罗德，他年仅14岁，是一个天生的捣乱分子。他长得高大、英俊、歌也唱得很好。他即使主观上不愿意也会四面树敌，更何况他常常与人为敌。
到第五次上课时，已是人人恨他了。而他仍一如既往地在这群人中捣乱、破坏。我对他也绝望了。为了把他教育好，我尽了一切努力，慈爱也好、友爱也罢，发火也好、处罚也罢，总之，一切都不起作用。他有一种使人头痛的破坏力量。
后来，有一天晚上，他戏弄一个姑娘，这可太过分了。我双手抓住他。但就在我抓住他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自己干错了。现在，我该怎么办？马上放了他？那他就成了胜利者。揍他一顿吗，也不可能。我俩年龄悬殊，再说他个子毕竟比我小。
我脑子一转，来了灵感。我把他拖到外面的空地上，开始胳肢他。起初他气得哇哇大叫．然后就是边笑边叫。那时，我才发现我这一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反作用，我创造出了一个法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我通过搔触他而侵入了他的身体区域，使他不能用这一区域来作防御物。
自此以后，哈罗德就循规蹈炬了，而且还成了我的忠实伙伴和兄弟，常常吊在我的手臂上或脖子上，推我，用拳头擂我，竭尽全力地在身体上接近我。
我又恢复了对他的亲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俩人通过那次交锋而获得了这种亲近感。使我惊异的是，由于闯入了他的个人区域，由于侵犯了他那神圣的领土，所以我第一次实现了与他的思想交流。
这一场冲突使我懂得了有时必须摘了面具，必须以身体的接触来实现思想的沟通。在许多场合下，除非我们能够手伸出我们的个人空间，伸到我们作为防护物而戴上的面具之外去触摸他人，抚摩别人并与之发生肉体上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便无法获得思想感情的自由交流。这种自由也许不是个人的能耐，而是集体的功能。
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导致了一群心理学家去创立一个新型的治疗学派，这一学派主要建立在体态语言的基础上，但也关心通过身体接触以冲破伪装作用之类的问题。
残破的面具
在社会教给孩子们一系列禁规之前，他们是通过触摸来感知世界的。他们抚摩自己的父母，蜷缩在他们怀中。他们也触摸自己的身体，玩弄生殖器也会给他们带来莫大的乐趣。毛毯的质地使他们感到安全可靠，摸到冷的、热的、光滑的和粗糙的东西都会使他们感到兴奋激动。
但孩子长大以后，通过触摸来认识事物这种感官能力便被剥夺了。触觉的世界已缩小。他学会了替身体做伪装，他开始意识到他那由文化决定的领土要求。他发现伪装可以使他免遭伤害，尽管伪装也使他不能再体验直接的感情交流。他开始相信，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失于表现而得于保护。
不幸的是，当小孩长大成人时，所有的面具常常变得坚硬而严实，由保护性的手段一变而为破损无用的设施。成年人会发现，虽然面具帮助他保持了清静，使他避免了一切他所不愿意的关系，但面具也成了一件限制人的东西，在免除他所不愿意的关系时，同样也妨碍了他希望得到的联系。
于是，成年人在精神上变得呆板。而且，由于精神性质又易于转化为生理性质，所以他的形体也变得日益僵硬。根据加利福尼亚大苏尔的埃塞伦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 at Big Sur in California）的实验，创造了一种新的洽疗法，它建立在对生活在美国但彼此隔离的人群的研究上，建立在遍布全世界的被称之为病友谈心治疗小组的研究基础上。这一新方法的目的在于冲破身体的僵硬状态，追溯精神僵化的原因。
威廉·C·舒茨（Willim C.Schutz）博士已经就这种小组的新技术撰写了大量论著。这门新技术用来保持在今天的社会压力之下的人的个性，为了表明体态语言究竟表现出了多少情感和行为，舒茨博士引证了用身体来描述行为状态和情感状态的许多有趣的表现形式。其中就有：肩负重担，和颜悦色，精神饱满，咬牙切齿，上唇绷紧，龇牙咧嘴，目光专注，耸肩蔑视，等等。
有趣的是，这些表情全都是体态语言的短语。每一短语都表达一种感情，但同时也表现一种传达情感信号的真正的身体动作。
当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短语之后，我们就会理解舒茨博士的暗示了。他说，“心理状态影响身体姿态和身体功能。”他引用了艾达·罗尔夫博士（Ida Rolf）的思考结果，他认为，情感以固定的型式凝固了身体动作。经常忧心忡忡、悲悲戚戚的人，其皱眉也变成了他身体姿态的一个稳定部分。随时向前伸出脑袋的富于侵略性的人，会产生出脑袋前冲的动作，想改也改不掉。罗尔夫博士认为，人的情感导致其姿态或表情凝固在一个固定姿势上。同样，这种姿势反过来又推动感情朝既定的方向发展。罗尔夫博士相信，如果你已经使你的脸孔凝固为一种习惯性的微笑，那么它会影响你的性格，导致你发出衷心的微笑，对一个皱眉以及或隐或显的身体动作来说，情形同样如此。
亚历山大·洛温博士（Alezander Lowen）在其《性格结构的生理动因》一书中，对这一新颖迷人的概念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身体的结构与机能，表现出了所有的神经问题。他说，“一旦你学会了辨识体态表情这门语言，那么，再也没有什么语言比它更清晰的了。”
他还把身体机能与情感联系在一起。他相信，缩肩凹背的人决不会有昂首挺胸者那样强有力的自我。从另一方面说，昂首挺胸者又往往不太坚韧。
自我感觉第一
也许正是由于认识到姿态与情感的联系，才使得部队要求士兵站得笔直，一丝不苟，这是希望他们最终也会变得不可动摇、意志坚定，老兵腰杆挺直得象通条一样，随之而来的是宁折不弯的个性，因此，老兵这种端正严谨的姿势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洛温认为，紧缩的双肩象征着受压抑的愤怒，双肩高耸与害怕有关，双肩平直表明肩负着责任，双肩下耷是由于负担太重，难以承受。
在洛温的大量发现中，特别是当他说到头部的表情是自我力量与特征的功能时，很难将客观事实与文学想象分离开来，他还谈到了长长的傲脖子和短短的粗脖子。
不过，洛温在情感状态与身体表现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还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的走、坐、站、动的方式以及他的体态语言表示出了他的情绪、个性和他的交际能力，那么肯定也有一套方法可以通过改变他的体态语言来使他改变其走、坐、站、动的方式。
舒茨在其《快乐》一书中指出，许许多多的人坐在一起时，常会双臂、双腿交叉，以表示其坚不可摧，神圣难犯和拒绝他人接近，舒茨相信，要使这样的人放松自己，松开抱起的双臂或跨起的双腿，那么也就可以使他敞开心靡，与群体中的其他人进行交际。关键在于要弄清楚这个人双臂抱起，双腿跨起的这一姿势在说什么，他到底在送出一个什么信息。同样重要的是，这个人也该明白他这样做是要传递出什么信息，在他打破自己的紧张感之前，他一定知道带来这种紧张感的原因。
出壳有术
你如何冲破你的外壳？你如何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要想摆脱束缚，第一步必须是认识这种外壳，认识你所构筑起来的防御工事。最近，在纽约大学律师训练中心．我看了许多录像带，内容是关于正在学习劝告技术的律师与被劝告的、遇到麻烦的孩子们之间的交谈。
在一盒录像带上，一位面貌秀丽、衣着考究、举止优雅的白人妇女正在和一位心理失常，性格内向的14岁的黑人姑娘谈心。姑娘坐在桌边，低着头，不正视那位妇女，她把左手伸出来遮住眼隋。右手摊在桌面上。
在进行交谈时，姑娘的手仍然挡住她自己的眼睛。她神志清醒，就是不抬起头来，但她的右手偷偷地伸过桌子的中间，伸向律师，她的手指顺势朝前伸出去，收回来。然后又伸出去，这是在引诱，在邀请；她是在用一种几乎能够完全听见的体态语言尖声呼喊，“摸摸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摸摸我吧，抓住我的手，逼使我也看看你吧。”
这位白人律师缺乏劝告技术方面的经验，并且被眼前这种情景吓坏了。她对最初的这次交谈感到害怕。所以，她正襟危坐，跨起双腿，双臂交叉于胸前。她抽着香烟，只是在需要抖烟灰时才动一下身子，但抖掉烟灰后，她的手马上又缩回去，保护性地放在胸前，她的生理姿态明白如画地表现出她的心理态度：“我害怕，我不敢摸你。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但我必须保护自己。”
你应该怎样打开这样一个局面呢？
某大学教育学教授阿诺德·布克海默博士（Araold Buchheimer）解释说，打破沉默的第一步来自向律师放录像（这部录像是在律师和被劝告者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摄的）。一边看录傍，一边同律师当场讨论她本人作出了什么反应。为什么那样反应？然后应该鼓励姓反省一下自己的胆怯和犹豫，她的呆板和紧张；鼓励她在下次交谈时努力首先与姑娘进行身体接触，然后再用语言同她交际。
在一系列的交谈结束之前，律师由于得到了训练，由于分析了她自己的行为，所以不仅能够从有声语言的角度看到姑娘所遇到的麻烦的症结所在，而且能够在身体姿态的表现上看出这一点，她应该把自己的手臂绕在姑娘的脖子上，拥抱她，并给她她所需要的母爱。
她的身体反应是迈向语言反映的第一步，是及时地迈向帮助这位姑娘以便自救的第一步，在这种情景下，姑娘以明显的体态语言要求某些身体接触，她埋着头，手遮住眼睛，这是在说，“我脸皮薄，我无法正视你，我害怕。”她的另一只手在桌上向前伸出，这是在说：“摸我吧，好让我放心。请和我接触吧。”
律师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正襟危坐，意思是说，“我感到害怕，我不敢摸你，也不让你侵犯我的身体领域。”
只有当互相的侵人变为可能，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之后。她们俩才会互相面对面地给予帮助和接受帮助。
在打破身体界限，撕下面具这一过程中，必需的身体接触或空间侵犯不一定总是身体的接触或侵犯。它也可以是语言的。最近，在去乏加哥的旅途中，我遇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年轻人，他和我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他有一种非凡的用语言剥下他人面具，冲破他人防线的能力。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道沿街散步，我们经过一家具有19世纪中期风格的餐厅，守门人穿着19世纪中叶的衣服，从外表上看，他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停下来，开始与那位看门人极其亲热地交谈：淡他的家庭、谈他对生活的希望和他取得的成就。这真令我大惑不解，我觉得这简直是大煞风景，倒人胃口。我们根本不应该这么去打扰人家的清静。
我以为那位看门人的反应一定是生气、难堪，然后退却，使我更为惊诧的是，他的反应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看门人只犹豫了一下，就作出了回答。不过十分钟，他已将他的希望、抱负以及困难向我的朋友吐露无遗了。我们兴致勃勃、热情洋溢地离开了他。而我仍然惊诧不已。我问这位新朋友：“你经常干这类怪事情吗。”
“为什么不呢？”他反问道，“我关心他，我想问问他有什么问题，好给他出出主意。他也乐于这样做。干了这件事我心里更舒但，由于我的所作所为，他也感到更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