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集会上，不论家庭集会也好，社交集会也好，领导者常常为小组树立了姿势的典范，然后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采取这种姿势。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妻子为全家树立标准姿势，那么，她就很有可能在决策中起关键作用，并且实际上充当一家之长。
家庭行为的三条线索
仔细研究一下一个家庭吃饭时的坐位安排吧，谁最先坐，坐在哪个位置？我的一位朋友是个心理学家，他对就坐情形做过研究，他根据家庭关系曾对一个五口之家的坐位安排进行了分忻。
他解释说，“在这个家庭中，父亲坐在桌子上方，他也是一家之长。他的妻子并不同他争夺在家庭中的领导权，她紧挨在他右边坐下。基本原则在于，他俩在就餐时挨得很近，足以同享某种亲密感，但他们与孩子们之间离得也并不远。
“孩子们的坐位安排是非常有趣的，大女儿在同母亲争夺父爱，因此她无意识地坐在父亲左边，其姿势正与母亲相同。
“最小的一个是男孩，他喜欢母亲，这也是男孩子们的正常情况。他坐在母亲右边，离他父亲一个位子。中间不大不小的那个孩子是位姑娘，她坐在姐姐左边。她在餐桌旁的位置也同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样，是模梭两可，左右为难的。”
这一坐位安排的有趣之点，在于所有家庭成员的坐位都是无意识地按照家庭关系来安排的，姿势的选择也同坐位的选择一样有趣。围绕在长桌周围的地位争夺，可能比围绕在圆桌周围的地位争夺更激烈些。
丈夫和妻子的坐位安排，对于理解这个家庭的结构是很重要。丈夫和妻子各据长桌的一端，通常就是在争夺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即使这种争夺存在于一个无意识的水平上，但总归是存在着的。
当丈失和妻子选择成对角的坐位时，他们一般都对自己的婚姻角色很自负，并且已经以某种方式解决了两人之间的争端。谁坐在桌子上方呢？
当然，如果桌子很小，他们俩人则面对面地坐着。这对于亲密状态来说，大概是最令人满意的位置了。
桌旁的位置安排，能够为了解家庭内的支配权提供一条线索。家庭关系的另一条线索存在于家庭内部的严谨与散漫上面。
我的一位朋友是摄影师。他被派往中西部某大城市为一位市长侯选人拍摄一些日常生活照片，他同这家人一道过了一整天，最后却怨气冲天，扫兴而归。
他告诉我说，“也许我拍出了一张还不错的照片。我让他唤狗。那一片刻是他放松自己的唯一瞬间。”
我让朋友解释一下，他说：“他家的屋子是个极端保守的地方之一，是我到过的最正统的地方。塑料薄膜盖在灯罩上面，样样东西部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他那该死的妻子随时跟在我身边，收拾闪光灯，把我香烟上的烟灰接在一个盘子里。我怎么能拍摄到轻松愉快的照片呢？”
我懂得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这些人家代表着一个“封闭式的”家庭，有关家庭的一切事情都是关闭起来的，严格的。甚至连他们所表现出的姿势也是僵硬的、顽固的。在这些整洁、规矩的家庭中，一切事物都是那么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我们通常可以肯定，这样一个家庭中的人极少有自发的情绪，却有着更多的紧张的神经，他们不大可能有自由的观点，不大可能接受超凡脱俗的思想，而更可能与社会的标准保持一致。
相反，“开放式的”家庭会有一种使人仿佛置身其中的家庭环境，看起来乱七八糟，凌乱不堪。这些家庭的成员们较少僵化，较少苛求，而在思想和行动上更为自由，更开放。
在封闭的家庭里，每个成员可能都有自己专门的椅子，有自己的领土，在开放的家庭中，人们不介意谁坐在哪儿。谁先坐在那儿，谁就该坐那儿。
从体态语言学的意义上讲，封闭的家庭通过其呆板的动作、正规的方式和小心的姿势传达出自己的僵化。开放的家庭用活泼的动作、随便的方式和自由的姿势传达出自己的活跃。它的体态语言大声叫道，“放松些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自由自在，心情舒畅。”
这两种态度反映在母亲对孩子的爱抚行为的触角上，她是一个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母亲呢，还是一位轻松愉快、随随便便的母亲。她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们，又在孩子们的行为中反映出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两个极端的情况，绝大多数家庭都处在这两者之间，有点开放也有点封闭。有的家庭不偏不倚既不开放也不封闭；有的家庭则在这一尺度上或左或右地倾斜。研究家庭的旁观者，可以把开放或封闭作为理解家庭的一个线索来使用。第三个同等重要的线索是家庭内的模仿。
在一个家庭中，究竟谁模仿谁呢？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某个家庭中妻子最先采用某种动作，然后家里的其他成员学他的样，这样一来，她就是在为全家人树立榜样，她可能就是夫妻双方中起支配作用的一方。
在兄弟姐妹中，只要观察一下最先做出某个动作的孩子，注意一下模仿他动作的那些孩子，就很容易看出支配力量之所在了。
通过仔细观察体态语言被其他人模仿的方式，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一个家庭中的众望所归了，儿子是不是模仿父亲的姿势，女儿是不是模仿母亲的姿势？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肯定，这一家庭组织处于良好的状态，当儿子开始学母亲的动作而女儿开始学父亲的动作时，你就得警惕了。这是体态语言的早期警报。“我走上歧路了，应该给我矫正一下。”
深谋远虑的心理学家，在治疗病人时，会设法弄清整个家庭组织中的某些东西，并且最重要的是，了解病人在家庭中的地位。
把病人当作一个与家庭无关的个体来治疗，就不会理解病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方面，就不会理解他与他的家庭的关系。
有些心理学家正在开始执着地使用包括整个家庭在内的一种治疗法。治疗学家只有在对家庭的基本研究的基础上来治疗病人，才能使自己看到并理解所有的家庭关系，并理解这些关系是怎样地影响了他们的病人。这一天终会到来。
我们的第一种关系是家庭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与世界的关系。不彻底探索第一种关系，也就无法理解第二种关系。
9、眉眼多情亦恼人
剥夺人性的凝视
牛仔自由自在地骑在马上，他的手指抓住腰间的手枪。冷峻的眼睛直盯得地上的盗马贼脊背发凉。
这个情景太熟悉了，是吗？它出现在每一部西部小说中，正象在每一部爱情小说里，一旦男主人公的眼睛在女主人公眼睛里“燃烧”，就使她“熔化”了一样。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把眼睛描写成冷酷无情，狡猾机警，挪榆嘲弄，动人心扉，神采飞扬那样，真是不胜枚举。
眼睛果真是这样的吗？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吗？有没有热烈的一瞥、冰凉的一瞥或伤心的一瞥这类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眼睛远不是什么心灵的窗户，它们只不过是生理用途有限的简单的视觉器官，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当然，不同的人的眼睛颜色不一样，但眼睛本身确实从来就不能够表现感情。
然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到、听到甚至说起智慧的眼睛、老练的眼睛，好眼睛、坏眼睛，不好不坏的眼睛，等等。为什么会有这些混乱的认识？难道是这么多人都错了吗？如果眼睛表现不出什么感情，那么为什么小说传奇等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都描写它们呢，
在用来传递信息的人体的各个部位中，眼睛是最重要的一个部位，能够传达出最细微精妙的差异。这是不是同眼睛不表现感情这个事实互相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虽然眼球自身什么也不能表达，但眼睛的情感碰撞还是会出现的，这是因为眼睛及眼睛周围的面部肌肉得到了运用。眼睛之所以有如此纷繁的评论家，是因为通过这一瞥的长度、眼睑的张开、斜视以及通过皮肤和眼睛的许多细微难察的活动方式，几乎可以传送出任何意义。
但是，眼睛的运用中最重要的技巧是看或凝视。用这种技巧我们既可以把某人当成一个人，也可以把他当成一件东西。怎样做到这一点，简单得很，给他一个人的身分或非人的身分就行了。
简而言之，在我们的社会里，眼睛的使用可以归结为两个事实。其一，我们不凝视另外一个人；其二，凝视只留给非人。我们凝视绘画、雕塑、风景。我们到动物园去观赏动物：狮子、猴子、大猩猩等，我们凝视它们，想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愿意挨近就挨近。但是如果我们要把某人当人对待，我们就不去凝视人家。
我们可能会凝视狂欢节上做即兴表演的畸形人，但我们并不是真正把他当人看。他是一件东西，是我们花了钱买门票去看的。同样，我们也可以凝视舞台上的演员。真正的人深深地隐藏在他所扮演的角色背后，所以我们的凝视既不会打扰他，也不会使我们自己难堪。然而，使演员走下舞台来到观众当中的这些新戏剧，常给我们带来不舒服的感觉，由于把我们观众包括在内，所以演员一下子就失去了其非人的身份，凝视他也就使我们浑身不自在了。
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一样，南方的白人可以用这种方式凝视黑人，并用这样的凝视将他当作一件物品而不是一个人。如果我们想毫不掩饰地小看某人，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他，我们就可以这样凝视他，而略为散漫的目光又并没有真正看到他。这正是社会的贵人们尖刻的凝视。
佣人也和男女侍者以及小孩一样，常常遭受这种待遇。然而，这种凝视方法最终又是一种保护性的手段。它允许佣人在他们那个与我们有些重迭的世界中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不会大多地打扰我们，它也允许我们轻松自在地去工作，而不承认佣人是一个与我们同样的人。关于小孩和侍者，道理同样如此。如果每次我们想使自己充分享受社交活动的乐趣时，都必须向伺候我们的侍者作自我介绍，那么，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头痛的世界啊！
一瞥的瞬间
对不熟悉的人，当我们承认他们是人时，我们必须避免凝视他们，同时也得避免对人家视而不见，要把他们当作人而不是当作物体，我们就运用慎重的、彬彬有礼的、漫不经心的眼光，我们看着他们，这一看的时间长度只要足以表明我们看见了他们就够了，然后我们立即调开眼光。我们是在用体态语言说：“我知道你在那儿。”过一会儿我们再补充一句：“但我决不会打扰你的清静。”
在这样一种眼神交流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盯住我们承认为人的那个人的眼睛。我们不用凝视的眼光看人家，并且，看一眼之后我们立即就把眼光移开，更不允许打招呼。
根据相遇的不同地点，也就有不同的眼神交流程式。全部在街上碰到一个人时，你应等到离他大约8英尺远时才可以看看来人，然后在你同他擦身而过时，把眼光调到其他地方。在没到8英尺距离之前，各人都会用身体示意自己要去的方向。这便是向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简短地一瞥，两人都会稍微改变一下方向，迎面错开而过也就顺利完成了。
关于这种偶然而短暂的接触，欧文·戈夫曼博士在《公共场合的行为》一书中说，迅速的一瞥和低下眼睛，是这样一种体态语言：“我相信你。我对你不感到害怕。”
倘要加强这一信息，你可以在调开眼光之前，直接看着对方的脸。
有时这种规则很难遵守，特别是当两人中的一个戴着深色眼镜时，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就不可能发现他的眼睛到底在干什么。它们是不是在过于长时间地和过于专注地凝视你？它们是在全身上下地打量你吗？戴着眼镜的人自感安全，他以为他可以凝视别人，而别人不会发觉他的这种凝视。然而，这是自欺欺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深色眼镜本身看起来就暗示着配戴它的人总是在凝视自己。
当我们遇见有名望的人时，我们常常运用这种瞄一眼的技巧，我们想向他们保证我们尊重他们，不愿打扰他们的清静。向他们保证我们不会凝视他们。对于跛子或带有其他生理残疾的人，这一方法同样适用。我们投之以简短的一瞥，然后在这一瞥被他认为是凝视之前，迅速将眼光调开。在任何一种盯得太久就会让人难堪的特殊场合下，我们都采用这种技巧。当我们看见一对种族不同的夫妻时，我们也这么看他们。当我们看见一个留着大胡子、长头发、穿着奇装异服的男人或者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超短裙的姑娘时，我们也可能会用这种眼光迅速打量一下他们。
当然，反其道而行之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希望贬低某人，那我们不妨对他凝视得久一些，超出世所公认的礼貌的凝视时限，以此来达到目的。当我们把这一瞥固定下来时。我们不是将凝视从他身上移开，而是继续盯在他身上。反对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或约会者，会粗暴无礼地凝视着这对不同种族的男女，如果他不喜欢长头发、短衣服或大胡子，他可能会用长得使人不能接受的凝视来表现其不满。
烦人的眼睛
的一眼凝视法，使我们想起我们在青年时代面临的关于手的问题，我们该怎样处理这双手呢，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业余演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突然发现这两只手是不好处理的附肢，得想办法把它们运用得优雅文明，自然大方。
同样，在一定场合下，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的眼光也是难以处理的附属物，我们该往哪儿盯呢？我们这双眼睛到底用来干什么？
火车餐车里用餐的两位佰生人相对而坐时，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俩可能会互作自我介绍，然后面对面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乏人厌烦的交谈；他们也可能互不理睬，故意设法避免碰上对方的目光，科妮莉亚·奥蒂斯·斯金纳（Cornelia Otis Skinner）在一篇论文中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她写道：“他们重新读读菜单，摆弄餐刀，就象第一次看到似的审视自己的指甲。后来，两人的目光终于不可避免地碰在一起了，但他们飞快地调开眼光，专注地欣赏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
这种烦人的眼睛指出了我们在电梯里、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和地铁中的视觉行为，当我们和一群人一道踏上电梯或火车时，我们简短地一瞥，然后立刻把眼光调开，不多作停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说：“我看见了你。我不认识你，但你是一个人，我不会凝视你。”
在地铁或公共汽车里，人们不得不处于挨得很近的状态下长时间乘车。在这种清况下要我们找出一个避免凝视的好方法是很困难。我们悄悄看看别人，但不等眼光固定在人家身上就赶快调开。或者，我们用不专注的眼光看对方，不看他的眼睛，只看他的脑袋、嘴、身体一一除了眼睛之外，看他的任何部位都可以，因为对于并不专注的眼光来说，看哪儿都可以的。
如果我们的眼光碰在了一起，有时我们可以用昙花一现似的微笑来缓和传达出的信息。但这一微笑不能持续太长，也不能太明显，这种微笑应该是说：“我们的眼光碰在一起了，很抱歉，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睡眼朦胧
烦人的眼睛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现象，我们大家都总有机会体验到它，人类当中几乎所有的活动或相互作用都取决于互相打量。已故的西班牙哲学家乔斯·奥特加·Y·加西特（Jose Ortega Y.Gasset）在其《人类与民族》一书中谈到了“打量”，把它当作直接来自人的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它具有“射出的子弹那种直线似的准确性。”他觉得，眼睛包括眼睑、眼窝、虹膜和瞳孔，等于“包括了舞台和演员的整个剧场。”
奥特加说，眼部肌肉极为精细，正因为如此，每一瞥都精密地区别于另外的任何一瞥，各各相异的眼神真是太多了，以至几乎不可能分别给它们安上一个名字。但他引用例证将他们分为：“只持续了一瞬间的一瞥和引人注目的打量，在所看的事物表面滑过的打量与象钩子一样牢牢抓住它的那种盯视；正视与斜视，而斜视的极端形式又有其本身的名称：‘从眼角往外看。’”
他还列举了“侧视”。尽管其视轴仍然在斜线上，但它又不同于任何一种斜视。
奥特加说，每一种目光都告诉了我们，传递出这种目光的人心里在想什么，如果传递这种目光的人没有意识到他怎么就将它传递出去了，那么用眼神来交际的意图才真是昭然若揭呢。
就象其他那些研究体态语言的人一样，奥特加也警告说，一瞥本身并没有道出全部内容，尽管它确实也有意义。句子中的一个词也是有意义的，但只有在这一句子的前后联系中，我们才能弄清这个词的全部意义，对于一瞥，同样如此，只有在总的情形这么一个环境中，整个这一瞥才是意味深长的。
也有一些眼神，希望看别人却不愿被别人看见，这位西班牙哲学家便将它们称为侧视，假定其他人并没有发觉我们在看什么，假定我们的目光是隐蔽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尽情地、想多久就多久地端祥他、凝视他。一旦他的眼光同我们的眼光相遇，我们的眼光就应赶紧调开。你越是训练有素，你就越可以更好地在别人不知不觉中进行这种侧视。
在一段生动有趣的描写中，有一种眼光被奥特加称为“最有效、最美妙、最迷惑人、最富于进攻性”的眼光。他认为这种眼光是最复杂的，因为它不仅是偷偷摸摸的，而且又跟偷偷摸摸恰好相反，因为它表明了它正在看。这是用眯缝的眼睛投射出来的一瞥，是瞌睡的眼光，或审慎的眼光，或赞许的眼光，是画家往后退着投向他的油画作品的眼光。这是法语称作“Les yeux en coulisse”（偷看）的那种眼光。
描述了这种眼光之后，奥特加说，眼睑几乎关闭了四分之三，似乎要将眼光遮蔽起来，但实际上眼睑把眼光浓缩了，“象箭一样将眼光射出去”。
“这是看起来仿佛昏昏欲睡，但在甜甜的睡意后面完全清醒的一双眼睛所射出来的眼光。具有这种眼光的人真是占有了一笔财富。”
奥特加说，柏里斯（Paris）正是用这种眼光来博得他人的垂青，路易十五杜·巴里（Louis XV’s Du Barry）想必就具有这种眼光。卢西恩·吉特利（Lucien Guitry）也一样，在我国好莱坞，罗伯特·米彻姆（Robert Mitchum）肯定具有这种眼光。多年来，这种眼光把他立为男子汉的象征。梅·韦斯特（Mae West）也仿效了这种眼光。法国女演员西蒙娜·西格诺雷特（Simone Signoret）出色地控制了这种眼光，以致人们难于理解，为何到了中年，她仍然是个非常性感、很有魅力的女人。
文化不同，眼神不同
认识到眼睛是一种交际手段，或眼光含有特殊的意义。这已不是什么新发现，在史前的传说中，注视是某种常有强烈情感附于其上的东西，在某些场合下曾是被禁止的。洛托的妻子因为往后看而被变为一根盐柱，俄耳浦斯由于看了妻子欧律狄刻一眼，就永远失去了她。亚当尝了智慧之果后，就不敢看上帝了。
注视的意义是普遍的，但我们通常都弄不清我们怎样看或怎样被人看。在我们的文化中，诚实要求我们看人时正视他的眼睛。正象一位校长最近在一所纽约市立中学所发现的一样，其他文化有其他的规则。
这所中学里有个15岁的波多黎各姑娘，她和一群姑娘一道，在厕所里被人抓住了，怀疑她们抽烟。这群姑娘中的多数人是出了名的捣乱分子。虽然这位名叫利维亚的姑娘并无“前科”，但校长在和她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之后，确信她罪责难逃，并决定把她和其他那几个姑娘一起开除出校。
校长后来向人们报告说：“不是因为她说了些什么，而是她的态度使人相信她是有罪的。她身上有某种狡猾而可疑的东西，她就是不愿正视我的眼睛，甚至不愿看我。”
的确如此，利维亚在同校长谈话时，以一种不言自明的犯罪态度呆呆地凝视着地板，不肯正视校长的眼光。
“但她是一位好姑娘，”利维亚的妈妈坚持说。不过，这话不是对校方说的，因为校长认为利维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捣蛋鬼，她没有理由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她母亲只好向邻居和朋友们辨明事实。结果，第二天早上，许多波多黎各父母来学校示威了，威胁性的骚乱引起了一场可怕的哄闹。
谢天谢地！约翰·弗洛里斯在这所学校教西班牙文学。他跟利维亚家是仅隔着几户的邻居，他鼓起勇气找校长面淡了一次。
“我很了解利维亚和她父母，”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校长，“她确实是一位好姑娘，我敢肯定在整个这次件事中出了某些差错。”
“如果我们弄错了，”校长不愉快地说，“我将乐于改正。外面有30位母亲高声叫嚷着要放我的血呢。但我曾亲自问过孩子，如果我看到过脸上表现出的有罪的神色的话，那么就是这一次了一一她甚至不肯抬头看一看我的眼睛！”
约翰轻松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十分谨慎地向校长解释了波多黎各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常识，因为他刚来这所学校不久，不敢轻易得罪上司。
他说：“在波多黎各，一个好姑娘，一个有礼貌的姑娘决不正视大人的眼睛。她们这样做，是尊敬与服从的象征。要利维亚正视您的眼睛，就跟要她去干坏事一样困难，或者说，就跟要她母亲来找您倾吐满腹不平之气一样困难。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一个值得尊敬的家庭来说，这种行为是无法接受的。”
幸好，校长是个知错能改的人。他把利维亚和她父母，还有那些愤愤不平的邻居们全叫进来，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由于约翰·弗洛里斯的启发、指点，校长明白了利维亚并不是出于反抗才避免正视自己的眼睛，而是为了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娴静端庄的姿态。他此刻才发现，她的狡猾其实是羞怯。实际上，当会议继续进行，她的父母如释重负时，校长认识到利维亚确实是一个温文尔雅、讨人喜欢的姑娘。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更有意义一一但那显然是另一个故事了。在上述这个故事里，特别有趣的是校长竟把体态语言信号弄混了。他为什么会如此明显地误解了利维亚的行为所传递出来的全部信号呢？
利维亚在用体态语言说：“我是个好学生；我尊敬您，也热爱学校。我太敬重您了，以致难以回答您的问话，难以毫不害羞地大胆瞧着您的眼睛，难以在您面前为自己辨护。但我的这种姿态肯定把这一切都告诉您了。”
这么一种明显不过的信息，怎么会被理解成下面这种意思呢？“我蔑视你！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所以我不想看你，我会巧妙地避开你的问题。”
答案当然存在于文化之中，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风俗，也就具有不同的体态语言。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眼神，同一眼神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意义。
例如，在美国，男人不应该打量一位妇女，不论打量多长时间都不行，除非她用体态语言信号向他表示许可，比如，一个微笑，回眸一望，正视他的眼睛，等等。而在其他国家，起作用的是与此不同的规则。
在美国，如果一位妇女盯着某个男人看得太久，她是在聚精会神地作出词语上的接近。她的信号在说，“我喜欢你。你可以向我靠近。”在操拉丁语的国家里，虽然身体动作还是比较自由的，但这样一种眼光可能就是毫不掩饰的肉体上的“勾引”了，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利维亚这样的姑娘不会盯住校长的眼睛了。
况且，在我国，也不允许两个男人互相较长时间地凝视，最多只能简短地瞥一眼，除非他俩是想打架或者结为密友。长时间地打量他人的人总会使对方感到难堪、心烦，并开始怀疑：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这里再举一个关于打量规则的严峻的例子。如果某人凝视我们，我们的眼光碰上了他的眼光，并且发觉他在凝视，那么，他的当务之急便是赶快调开眼光。但假如我们“捉住”了他的眼光之后，他仍不移开，我们就会变得很不舒服，并且意识到要坏事了。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又一次感到难堪和心烦。
长时间凝视自己
为了弄清视觉交际中的某些原则发生作用的方式，哥本哈根的吉哈特·尼尔森博士在其对自我控制的研究中，分析了主体的“眼神”。为了发现被会见者什么时候、用多长时间来打量会见者，他拍摄了会见的情景，并且用慢镜头多次重复放映。
虽然他开始这样做的时侯，对会见中一个人将会多长时间地打量另一个人这个问题并无清晰的认识，但他惊异地发现，实际上打量的时间很短，打量会见者最多的那个人，百分之二十七的时间仍然是看着其他地方。而对会见者看得最少的那个人，百分之九十二的时间都把眼光调开了，有一半被会见者在他们被会见的时候，一半时间是在看其他地方，一半时间是看会见者。
尼尔森博士还发现，人们说话太多，则极少看对方；听得越多也就看得越多。他报道说，他估计人们听得多时，他们互相看得也多，但奇怪的是，他们说得多时看得就少了。
他还注意到，当人们开始说话时，他们先是不看对方，他解释说，在说、听、看和调转眼光之间，有难以捉摸的时间规定。许多人每做四次发言，其中就有一次是刚好在谈话开始之前或之后就立即把眼光调开。少数人是在自己的发言进行到一半时，就移目他视，不看对方。有一半发言者在结束谈话时，都瞧着他们的谈话对象。
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谈话中都不肯正视对方的眼睛，尼尔森博士相信这是避免精神涣散的一种方式。
一瞥有多长时间
特拉华大学的拉尔夫·V·埃克斯莱茵博士（Ralph y·Exline）所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包括40个男人和40个女人，他们都是大学的新生和二年级学生。在研究中，一个男人会见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一个女人会见另外20个男生和20个女生。一个会见者向半数学生提出关于个人秘密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他们的打算和愿望，要求和忧虑等方面的问题。另一个会见者则向他所会见的那一半学生提出关于他们的业余爱好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关于读书、看电影、参加体育活动这类的问题。
埃克斯莱茵博士发现，当学生们被问到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不象被问到娱乐方面的问题时那样频繁地注视会见者。不过，在这两种谈话内容的会见中，女生都比男生更频繁地注视会见者。
从这两种研究以及其它类似性质的研究中，得到的结果似乎是，假如某人在说话时不看人而看着其他地方，往往也就意味着他仍然在为自己辨解，不想被人打断。
在他暂停的那一时刻，如果他的凝视与对方的凝视相遇，二者凝固在一起了，这就是一个插话的信号。如果他暂停说话，但并没有盯着他的谈话对象，这一动作的意思是他还没说完呢。他是在送出信号：“这就是我想说的。你有什么回答呢？”
当你正听说话时，如果你把眼光从对你说话的人那儿调开，这也是一个信号：“对你所说的那一套，我并不感到特别满意，我持保留意见。”
如果你在说话时不正视对方，这可能意味着：“对我所说的事，我并没有什么把握。”
如果你边听边注视着说话者，你发出的信息就是“我赞成你。”或者“我对你的发言很感兴趣。”
如果你边说边注视着听者，你可能正在表明“我对我说的话有把握。”
把眼光从对方身上调开，这其中也有故意隐瞒的因素。如果他说话时你朝别处看，你是在用体态语言示意“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感受如何。”假如对方是在批评你或侮辱你，那情形尤其是如此。这有点象驼鸟将自己的脑袋埋在沙里。“如果我看不见你，你也就无法伤害我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孩子们在挨骂时不肯注视大人的眼睛。
总之，此处的情形远比正视对方的眼睛或眼光复杂得多。谈话期间把眼光调开可能是隐瞒某事的方式。因此，当他人调转眼光时，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欺骗我们。如果要骗一骗对方，有时我们也可以故意盯住对方而不是避免碰见他的目光。
除了打量的时间长度和方向之外，还有许多与关闭眼睑这一活动有关的信息传递途径。奥特加曾论述过半闭眼睑时打量，此处不赘。伯德惠斯特尔说，在一系列测验中，有5个年轻护士报告说，她们能够区分清楚23种不同的眼睑闭合状态。
但她们都一致认为，这23种状态中，只有4种是“有意义”的。随后又进行的测验，使得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能够把这4种状态分别标上一个名称：“睁眼的、吊眼的、斜眼的。闭眼的。”
从与此相反的方面着手，试图使姑娘们再现这些眼睑、动作却不怎么成功。她们都能再现出23个动作中的5个动作，但只有一个姑娘能够再现出5个以上动作。
在同一类型的试验中，伯德惠斯特尔还找了一组男人。他发现所有的男人都能够再现出至少10个动作，真没想到，男人们在挤眉弄眼方面还这么在行。有些男人能够再现出15种不同的眼睑动作，还有一个人在体态语言方面表情之丰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竟然做出了35种不同的眼睑动作。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进行了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他发现日本的男人和女人所能够表现出的眼睑动作在数目上是相同的。但就是日本人也能在其他国家的人眼睛上，辨别出比他们自己能表现的更多的眼睑动作。
如果把眉毛的动作也加在眼睑动作之上，就产生了更多的可以辨认的信号。有些科学家发现，单是眉毛的状态就多达40种。虽然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有意义的眉毛动作不上20种。只有当有意义的眉毛动作与有意义的眼睑动作联合在一起，并加上额头的皱折时，表情动作的交换和联合才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每一种动作的联合有一个不同的含义，那么，我们能够用眼睛及其周围的皮肤传递出的信息数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了。
10、动作入门
有腿语吗
随着人体动作学和体态语言变得更广泛地为人们所知道、所理解，作为猎奇而开始的东西很快成了一门科学；作为可观察的现象而出现的东西迅速成了可以测量的事实。然而，不幸得很，成了一门科学的东西同样也成了一种可被利用的形式。
在情绪紧张的时候，婴儿会吸吮拇指，男人会咬指甲或指关节，女人会把一只手横放在胸脯上。这些都是稀奇古怪的动作，但是，对体态语言的理解使我们认识到，婴儿吸吮拇指是在象征性地回到母亲舒适的怀抱中，求得安全感。男人用能为社会接受的咬指甲或咬指关节，代替了不为社会所接受的吸吮拇指。女人以防御的姿态将一只手横放于胸前，遮盖并保护易受攻击的乳房，对隐藏在这些姿势后面的动力的理解，正是猎奇成为科学的关键。
明白人们扬起眉毛或垂下眼睑，部分地是为了表现某种感情，这是一个可观察到的事实。弄清眉毛扬起的确切程度或眼睑下垂的准确角度，便使上述事实成为一种可以测量的事实。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写道：“‘眼睑下垂’与‘两端抬起、中间下压的眉毛’联合起来，其意义显然不同于‘眼睑下垂’与‘较低那一端的眉毛上扬’联合起来所表现出的意义。”当双眼半睁半闭，两道眉毛都是两端上扬而中间下压时，面部表情看起来就不同于双眼半睁半闭、一道眉毛微微上扬时的面部表情。这是对观察到的现象所进行的量化解释。
不幸的是，象人体动作学这样的知识，在发展成为科学的过程中，本来是与事实相联系的，但也冒着被人曲解的危险。举例来说，从交叉跨起的双腿上，我们到底能看出多少内容呢？在本书前述的章节里我们曾说到，用跨起的双腿无意识地包括和排除一个小组中的成员。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也可以用于一致的就坐姿势中：房间里的某个人会做出一种姿势，而其他人则会模仿它。如果当官的跨起双腿，其他人也会跨起双腿。
跨起的双腿也能表现性格吗？我们是否在坐下时，双腿的放置姿势中，向别人泄露了我们秘密的本性？
正象对所有的体态语言信号一样，对这些问题，我们同样找不到简单的是或非之类的答案。交叉的双腿和平行的双腿可能透露了某人在那一时刻的感受和情感状态，但它们也可能根本就没什么意思。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位作家，写作时用普通写法（相对速记而言）。他只会把腿从左向右跨起，左腿在上面，而从来不会用另一种跨法，在最近的一次社交晚会上，我的朋友坐在他妻子的左边，他的左腿跨在右腿上，腿尖指向妻子。而他妻子则右腿跨在左膝上，脚尖指向丈夫。
集会上一位业余心理学家冲这对夫妻点了点头，并说：“你们看，他俩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他俩各自跨起的那只腿都指向对方，把其他人都排除在外了一一这是体态语言的一个绝好示范。”
后来，我把这位朋友叫到一边，对他说，“我知道你和太太相亲相爱，关系融洽。不过我不明白，这跨腿是怎么回事。”
我的朋友咧嘴一笑，解释说，“我只能把左腿跨在右腿上，因为我的初稿是用普通写法完成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
我迷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非要左腿跨在右腿上呢？”
“我之所以只能左腿跨在右腿上，是因为我这一生都是这么做的，我的腿部肌肉和骨头已经适应了这种方式，如果换一种跨法，我会感到不舒服。所以，现在我自然而然地将左腿翘在右膝上。”
“不过，为什么用普遍写法就一定得……？”
“哦，是这么回事，我不是在书桌上写东西。我坐在安乐椅里创作。我把初稿写在有夹纸装置的书写板上，而书写板又是放在我膝盖上的。要使书写板的位置高到便于书写的程度，我就必须把腿跨起。由于我习惯用右手，我就从右向左写。于是我就把左腿放在右腿上，使左腿位置高一些，我总是这么做。现在，它成了唯一能使我感到舒适的姿势。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体态语言吧，今晚我偶然坐在妻子左边。也有些晚上我是坐在她右边的。”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是，在进行任何科学的判断之前，应该先了解所有的事实，如果我们要给跨腿赋予什么意义，我们就必须弄清身体的生理条件。对于抱起手臂，道理同样如此。有一种可怕的诱惑，使人把许多意义固定到我们抱手臂的方向上。似乎事先就决定了抱起手臂有时是一种防御姿势，是你不愿接受他人观点的信号，或者是你感到不安全而想保护自己的信号。现在，这些解释和其他一些解释都是站得住脚的。然而，当我们谈到抱手的方向时，即是左手在右手之上，还是右手在左手之上时，我们就不容易做出论断了。
不假思索地抱起手臂吧。一些人会左臂朝外，一些人会右臂朝外，而至关重要的是，人们总是以同一种姿势抱起手臂。换一种姿势就会觉得“不对劲”。这是因为我们抱手臂的方式不论左臂在右臂上也好，还是右臂在左臂上也好，都是遗传特征，都是生来就有的特征，正如用左手或右手写字是遗传特征一样。合起双手将指头交叉，同样也是遗传特征。你的右手拇指在上呢，还是左手拇指在上？
对这些要点经过仔细的考虑，我们在把姿势本身当作信号使用时，可能就会少犯错误，然而，当我们说到方向时。我们还是胸中无数，没有把握。
对体态语言进行的大多数严肃认真的研究，都很关心动作所传递出来的情感，但却不考虑传递信息的人固有的本性。输送出的信号，即体态语言。充其量也不过是用来使他人理解自己的意思。当把它用来试图去判定人格或性格而不是行为时，它似乎就陷于重重矛盾之中，难以自拔了。
体态语ABC
为了概括体态语言的有关方面，使这门科学统一起来。或者，也许是想把体态语言形成一门科学，雷·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就这一课题撰写了绪论性的研究手册，他把这本手册称为《人体动作学概论》。从根本上说，他是想为人体动作学或体态语言归纳并建立起一个注释性的体系，把一切有关的动作分解为基本要素，找出它们的象征符号——恰似芭蕾舞舞蹈动作设计者把舞蹈分解为基本的舞步，并给每一舞步确定一个象征符号一样。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这一努力的结果，便是创造出了有点类似埃及象形文字的许多符号，但幸好不象埃及象形文字那么难懂。由于眼睛是体态语言最普通的交际媒介，所以他从眼晴开始。他确定“o”是睁开的一只眼睛的最佳象征符号。“一”是闭着的眼睛。右眼的眨动是“一o”，左眼的眨动是“o一”。睁开的双眼是“oo”，等等。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把这每一种动作叫做一个体态语的最小单位，或最小的可记录动作。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说，在为体态语言创立这类符号体系的活动中，其第一个前提是假定人体的一切动作都有意义。没有哪个动作是偶然的，无意义的。一旦这个条件被接受，我们就可以着手对每一个动作、该动作的意义以及命名的方式进行研究。
我发现这个基本的假设本身就是最难以接受的，也许揉鼻子象征着不赞同，但它也可能说明鼻子发痒。人体动作学中真正的麻烦就在这里，在于将有意义的姿势与无意义的姿势区分开来，把意味深长的动作与纯属偶然的动作或认真学会的动作区分开来。
当一个女人双腿斜伸出去，大腿部位平行，而踝关节处略为相交地坐着时，这一姿势可能表明了一种正常心理，而远不可能是装腔作势的坐态，更不会是妩媚学校的训练课程。某些妩媚学校相信这是娴雅的女性的姿势，并建议女士们坐时都采取这种姿势。这种姿势还能使穿超短裙的妇女坐的时候舒服，却又不致暴露“关键”部位，这还是我们的祖母们觉得“非常优雅的”一种姿势。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所以在研究人体动作学时必须小心从事，将一个动作或姿势置于总体的动作模式之下进行分析；而且我们必须根据口头语言来理解动作模式。这两条原则有时是互相矛盾的，但总的说来却是不可分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