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人体动作转化为动作的象形文字之前，为了使人体动作标准化，我们就必须确立一个零位状态或一个静位状态。例如，一个手臂动作，只有在我们知道它经历了多大运动幅度时，它才是有意义的。而只有当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的零位状态之后，我们才可能知道它的运动幅度。
在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著作中，他为“中等阶级的美国人”确立了一个零位状态。这是身体的半放松状态，脑袋持中而向前方，双臂置于两肋，双腿并扰，任何可感可见的变化姿势，都是脱离零位状态的动作。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把他自己的研究范园限定在中等阶级的美国人当中，这是很有意义的，他认识到，即使是在我们同一种文化之中，在身体动作方面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工人阶级也会对动作做出某些理解，但这些理解在中等阶级这个圈子里都不适用。
不过，我认为，美国在姿势方面有比阶级差异大得多的道德差异。尽管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并未特别说明，但我还是认为，他主要是在论述中等阶级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族中信仰新教的美国人的体态语言。如果确实是这样，他的研究就为这门学科严肃认真的学者们呈献了大量值得学习的资料。他们不仅要理解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族中信仰新教的美国人的解释体系，而且还要理解意大利-美国人的解释体系，还有犹太-美国人的，美洲印第安人的，黑种美国人的，等等。然后，在这每一个类型中还有阶级的界限，这样一来，解释体系的总数就会变得非常庞大。应该找出来的是一个共同的体系，它会在所有文化，所有道德群体中起作用。我觉得，只要稍加改变，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体系就将是这样一种体系。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还指出，一个身体动作在某一环境中可能毫无意义，而在另一环境中则意义重大。例如，我们皱起两道眉毛间的皮肤而形成的皱眉，可能只是在一句话中打上了一个标点，或者在另一环境中它可能是一个厌烦的象征，而在第三种场合下，它又会是专心致志的表现，只研究面部表情，我们就不能揭示出皱眉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必须弄清皱眉者正在干什么。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另一发现是，我们的所有动作都是学会的一一如果它们有意义的话。作为我们交际的一部分。我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些动作。作为人类学习能力的证明，他研究的最普遍、最常见的人体动作是眼睑的动作，我们老是把眼睑动作看成是反射性的动作。我们眯起眼睛以免遭强光刺激，或者，我们眨眼睛以挤出灰尘细物，使眼球干净。
与此相反，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引用了学会的眼睑动作的无数事例，在印度教中，虔诚的托钵僧人能学会凝视太阳而不眨眼睛，面对滚滚风沙而不闭眼睑。我们社会中的姑娘。学会了在调情时频频眨动睫毛，尽管这时根本没必要清洗眼球，他暗示说，诸如此类的例子证明，并非所有的眼睑动作都是本能的，他还补充说，这类例子也证明眼睑动作在不同文化中是各不相同的，恰如有声语言一样。
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当操两种语言的人改变自己所用的语言时，他也随之改变他的体态语言、手势和眼睑动作。
体态语言最小单位的表述
尽管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经讲过，有些姿势是天生的而不是学会时（比如微笑），但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强调，既然人的交际都是一门学得的艺术，既然人体动作学所论述的正是那些用于交际的人体动作，那么，我们就能够假定，绝大多数人体动作也是学会的。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对人体动作所进行的大多数分析都来自对电影的研究：反复放映影片，直到认识并命名了所有的因果特征为止。虽然这是事实，但他警告说，不能过多地依赖于这种方式。如果我们在实际上能够看到某些动作之时就拍下它，然后减慢速度，一遍又一追地放映，以便分析它，这对我们所发现的动作来说还有多少价值呢？只有当一个动作轻而易举地传递出信号而又明白无误地被他人接受时，这个动作才是意味深长的。他相信，通过影片发掘出来而不被人的眼睛所见的那些小动作，在思想交流中不可能起什么大作用。
不过，这些动作可能有潜在的价值。我们已经发现，传递速度太快，以致不能为有意识的眼睛所看见的那些意象，却仍然被无意识的眼睛辨认出来并被领悟了。这便是隐藏在潜在交际这一领域背后的根本之点。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不仅区分了我们注意到的这些姿势和没有注意到的那些姿势，而且区分了我们有意地做出的这些姿势和我们无意识地做出的那些姿势。我们时时都能够表现并实际上正在表现出来的动作，可能如此之多，以致几乎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出这些动作或正在观察到这些动作，当然我们还是不断送出这些连续的信号并接受其他人送出的信号，不过，与我们接受的信号相比，我们送出的信号更多一些。
按照伯德斯特尔博士的看法，关于体态语言，要弄清楚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从来没有孤立存在的动作。它总是模式的一部份，一位小说家可能会这样写道：“她对他眨眼睛。”但这句话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读者了解伴随这一眨眼而来的其他所有的动作、姿态，只是因为读者从作品所描写的情景的上下文中，知道这一特别的眨眼意味着调情的诱惑。
这一眨眼本身，被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称为一个体态语言的最小单位，是体态语言中最小的测量单位，这一特殊的最小单位，可以被描述为“一只眼睛的眼睑下垂，而保持另一只眼睛的相对静止。”这类描述偶尔也会从体态语言的最小单位中排除其所附着的感情，使这一单位抽象而又枯燥。它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眼关闭，而不是什么调情的信号。
在创立一种“书写的”体态语言体系的过程中，就有必要把所有的情感从所注解的动作中挤出去，还有必要创造出一种实验体系，以便记录和再现这些最小单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找到了一个精于体态语言的演员或学生，让他们试着生动地向一组学生表演不同的动作及其意义，然后请这组学生区分这些动作，但不去猜测每个动作的意义。
向学生们提出的问题通常是，“这一动作是不是意味着和这一动作不同的某种意思？”这样一来，记录者就能发现，小幅度的动作何时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然后他就可以给那个附加动作找出一个含意。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从大量诸如此类的实验中，设法区分出了不同的体态语言最小单位，并设法弄清了附加的最小单位是在哪一点上使得整个动作面目全非。
例如，请一位演员面对一组学生做出下列表情：
□ - < ¤ ?
用描述的语言将这组符号翻译出来，这一表情就是右眼睁着，左眼眨动，从左眼角往外斜视，嘴保持正常状态，鼻尖呈下压状。第二道动作是在这组观察的学生们面前做出类似的表情，图解如下：
- □ < ¤ ?
描述：左眼睁着，右眼眨动，从左眼角往外斜视，嘴保持正常状态，鼻尖下压。
然后间观察者们两种表情有何不同？他们的评论是，“它们看起来不同，但所表现出来的意思却完全一样。”
于是，又给人体动作学方面不断增大的资料库，补充了一条有关的数据：哪只眼睁眨动是无关紧要的，不论眨哪只眼睛，意义完全相同。从一只眼睛的哪一边斜视同样也不影响意义的表现。
然后又对观察者们进行了第三次表演：
□ - ¤ ?
从本质上说，这是第一种泛眼法，只不过没有斜视，但鼻尖还是呈下压状。观察者们认定说，这和第一种表情一样。人体动作学这门科学现在才明白，在体态语言中，斜视并不总是有什么意义。最后进行了第四次不同表情的实验。
□ - < Ω ?
在这一表情中，眨眼的方式与前面相同，斜视也是由闭着的右眼发出的。鼻尖下压，但嘴型发生了变化，它往下拉成一个噘嘴。当这一表情展现在观察者们面前时，他们的评论是，“呀，这回可跟前几次不同了。”
于是，又为人体动作挡案中补充了一条新材料：嘴型的变化导致意义的改变。
在这里，认真而细致的科学研究，证实了下面这个事实：思想感情的交流，不象是来自眼睛本身的任何变化，倒象是来自面部表情的变化，我们可能认为，斜视或改变斜视会传达出不同的意义，但伯德惠斯特尔博士表明，它们并不传达什么意义。只有嘴型的变化才会导致表情的真正变化。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没有评价眉毛变化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不管哪只眼睛的眉毛的细微变化，可能都会透露出一个很不相同的意义。一道眉毛扬起，是疑惑的典型信号。双眉倒竖，显其惊诧。双眉下垂，表示不安或怀疑。
这位博士发现，眨眼和闭上一只眼睛，在传达情感的过程中是很有作用的。当嘴型保持正常状态时，斜视无甚意义。然而，斜视伴随噘嘴，可就意味深长了，在眨眼这一过程中，下压鼻尖没有意义，但在其他情景中它却内涵丰富。
文化与人体动作学
我们可以看到，面部表情有巨大的可变性，而当我们退后一步，超越面部来观察整个脑袋时，也可能出现另一套动作。点头、摇头、转头、昂头，这些动作都是含义无穷的。但是，当它们处于不同的文化条件中、与不同的面部表情相结合时，各自的意义都会发生改变。
我的一位朋友在一所大型研究院任教。这所研究院有许多来自印度的研究生，他告诉我说，这些研究生把头扬起又下垂以示否定，左右摇头以示肯定。他抱怨说：“有时我真被他们弄得心烦意乱。当我向他们讲解一个特别复杂的论点时，他们坐在那里，用姿势表明他们接受了，理解了。但这一姿势在我的理解中却意味着“不对”，当我们并不接受时，他们所传送出的信息却被我理解成“对”，我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他们用姿势传递出的信息，是我接受的信息的对立面，但对我来说，明白了这个道理却并不使我愉快一些。我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是如此深厚，以致我就是无法容忍这一矛盾。
体态语言方面的文化熏陶是很难克服的。我认识附近一所大学中的一位数学教授。他最初是在德国专攻犹太圣法经传的学生，三十年代早期离开德国，直到今天，他讲课时还会不自觉地摆出一副犹太法典学者因文化而养成的吟诵祈祷文的姿势。他身体前倾，腰部以上往下弯，然后翘起脚尖，挺起腰杆，身体后弓。
即使人们以玩笑的方式向他指出这一点，这位教授还是无法控制其身体的动作，我们不可低估体态语言中文化约束的力量。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的那些试图表现出非犹太身分的犹太人，常常用体态语言来使自己摆脱犹太人的身分。他们的手部动作比德国人的手部动作更自由、更大方，在其伪装的所有因素中，这些手部动作是他们最难掌握的。
因为有这种文化差异，某一国家的观察者在体态语中可能会看到另一国家的观察者根本看不到的东西。
□ □ ú > ▽ × ─
描述：双眼睁开、中间的眉毛收缩，鼻子收紧，嘴巴静止不动。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一表情与下面这个表情完全相同：
□ □ > ▽ × ─
然而，在一个意大利人看来，省略了中间眉毛的收缩，可能就出现了细微的差别，第一种表情可能表明不安或忧虑，这两种表情中的最终线索，都应该来自产生表情的那个环境、情景。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强调说，思想交流总是两种方式互为补充的，口头语言这一背景为体态语言提供了一条行动和理解的线索。而且，不管口头语言说的是什么，体态语言常常能够为理解真实局势的原动力提供一个线索。
信奉领袖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引用了一群年轻小伙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帮小伙子中的三个是所谓的“多话者”这种角色，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大嗓门”。他把这群人的活动拍摄下来之后，发现他们所说的全部话语中，这三个“大嗓门”所说的话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二到百分之九十三。
这群人当中有两个头领：其中的一个就属于“大嗓门”。我们不妨管他叫汤姆。另一位头领是个沉默寡言的伙计，叫鲍勃，实际上，他是这群人当中最不爱说话的小伙子之一。仔细地分析表明，鲍勃所说的话仅占百分之十六。那么，他为何会当上头领呢？
一旦回答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有助于我们回答另一更根本的问题，即领导权是怎样形成的，是靠发号施令、巧舌如簧的能力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倒是可以从汤姆的领导权中感觉知这一点。但是，怎么解释鲍勃的领导权呢？这家伙金口难开，不也当上了头领吗？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怀疑答案可能存在于体态语言中。他断定鲍勃的领导权看来是举止神态方面的能力。
对这群人的活动的影片记录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与其他人相比较，鲍勃“极少从事无关的活动”，伯德惠斯将尔博士解释说，无关的活动指的是试图创新的行为，亦即与现在所进行的活动无关的行为。当这群人兴冲冲地去看棒球比赛时，说一声“钓鱼去”，或者当他们正奔向附近的海滩时。提议“进城到卖药的杂货店那儿逛逛去”这些都属于无关的活动。
鲍勃极少冒险要大家去干没准备或不想干的事情。他会带领大家去他们想去的地方，而不是强迫大家改变方向，去新的地方。如果大家全都围坐在海滩上时，他会说“跟我来，游泳去吧”，或者当他们进城时，他会说：“去杂货店转转吧！”
这里有一条关于权术的宝贵经验。不论是在社会集团中，还是在政治上，最成功的领导者总是这样一个人，他参加人们所愿望的活动，带领大家积极从事这项活动，他使人们做想做的事情。在这一点上，鲍勃是个老手。
但是，从体态语言的观点来看，更为有趣的一点是。鲍勃在举止神态方面也显得非常成熟、持重。他的无用动作比其他人少，他不会不必要地拖着脚跟走路。他也不把手放在嘴上，搔搔脑袋或敲敲指头。成熟与幼稚之间的差异，常常通过体态语言泄露出来，过多的无实际意义的身体动作便是幼稚。一个成熟的人不得不动时才动，而且，他每动一下都是有目的的。
天生的领袖人物，率领大家朝想去的方向前进的这类青年，也是相当成熟的，能把他的身体动作引入有用的活动之中。倾听便是这类有用的活动中的一种。从动作神态上说，鲍勃是一个很好的听者。他会模仿说话人的姿势。他会用恰当的面部表情和脑袋动作引导谈话顺利进行，他不会摇腿晃脚或放任自己表现出任何年轻气盛的体态语言信号，这些信号意味着“我坐卧不宁，心烦意乱，对你的发言毫无兴趣”。
因为鲍勃在体态语言意义上具有洗耳恭听的能力，所以其他人都乐于带着问题向他求教，当他提出建议时，人们也乐于信任他。够奇怪的，或者可以说够明显的吧，尽管鲍勃比其他人少有说话，但他实际上却很会谈话。这大概是使他成为首领的那些体态语言特征都反映在他的口头语言中了。一旦他发言，他所说的话真是掷地有声，句句顶用。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对此难以忘怀，所以他已将人体划分为8个部分，以便使这些“小动作”易于观察研究。除了脑袋以及带有象形文字符号的面部之外，他还得出了以下部分：身躯和肩膀；手臂和腰部；手和手指；臀部；腿和踝部；脚与脖颈。
在上述的每一部分，动作的特殊象征都与大量的有关方向的信号结合在一起。这些方向信号包括á上升到更高位置，a下降到更低位置-->朝前，<--朝后，和┥任何动作或状态的持续。
说也说了，做也做了，但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一符号体系对于体态语言的研究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用人体动作的术语来记录一个偶然的小动作，究竟有何重要性？甚至当符号与口头语言的记录结合起来时，这种结合本身的用途肯定也是有限的，而且这一用途恐怕也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学者之中。
无论如何，这样一种符号体系不应仅限于用来为研究而记录交际情景。就象舞蹈的符号体系一样，它也可以用来为诸如政治界和教育界之类的行业赢得演讲的成功，带来最大的效益。治疗学家也可以用它来“标记”治疗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回顾病人除用嘴巴说的话以外，还用身体说了些什么。演员可以使用它，供人娱乐者可以使用它，甚至商人也可以使用它。
实际上，当你开始思考它时，在绝大多数场合下，这样一种符号体系迟早总会有用的。不论伯德惠斯特尔博士的体系会大受欢迎也好，或是不被人理解也好，但诸如此类的体系最终还是需要的。
11、体态语言的漫用与妙用
与动物对话
体态语言古老，体态语言比口头语言更有优越性，这方面的证据来自一个夫妻研究小组所进行的探索。这对夫妻是内华达大学的R·艾伦（R.Allen）和比阿特丽斯·T·加德纳（Beatrice T.Gardner），心理学家们想教会类人猿说话，但都失败了，加德纳夫妇苦苦思索这些失败的原因之后，决定尝试教它们学会人的姿势而不是人的语言。他俩推论，体态语言是所有动物行为中的一个本能部分，而且猿类对体态语言非常熟悉，完全可以学会用姿势来交流感情。类人猿尤其如此，因为它们活泼主动，双手灵巧。
加德纳夫妇决定，教一只名叫瓦苏的年轻的母黑猩猩学会北美聋人所使用的手势语。这只黑猩猩可以在加德纳家的屋子里自由出入，并且可以随便玩玩具，倍受人们关心爱护，它生活在只用手势语进行交际的人们中间。
瓦苏真不愧是一只地地道道的黑猩猩，很快就模仿出了它的人类朋友们的手势语动作。不过，又经过数月耐心细致的努力，它方能按人的要求再现这些动作。人们抚摸它的手以鼓励它“大声说话”，人们以夸张的形式重复这些手势，以帮助它纠正任何“错误的说法。”当它正确地学会了一个手势时，人们给它搔痒以示嘉奖。如果它被迫工作得太辛苦了，它会逃跑或发脾气，或者咬它教师的手以示反抗。
经过两年耐心的工作之后，瓦苏学会了大约30个手势。如果它以恰当的方式自动使用某种手势，至少每天使用一次，连用15天，那么，人们就判定它已学会了这一手势。瓦苏学会了把指尖伸出头顶以示“更多”，抖动张开手指的手腕以示“着急”，将手掌横按于胸脯上，以示“邀请”。
它还学会了表示帽子、鞋、裤子和其它衣物的手势，学会了表示婴儿、狗和猫的手势。真实奇怪之至，当它见到新的婴儿、狗或猫时，她居然会把这些最近学会的手势用来表示它们。有一次，它听到狗叫声，甚至也使用了一个表示狗的手势。它还发明了一些简单的句子，当它想让人们把它带到山梅林中去时，它用手势表示“我甜食去”，当它想得到冰箱里的东西时，它用手势表示“打开它，取出吃的喝的。”
实验现在仍在继续进行，瓦苏正在学习新的手势并把它们应用到新的句子中。多利特尔（Dolittle）这位老博士与动物的对话的想法由于借助体态语言而变为可能。
不过，一些享乐过度而感到厌倦的生物学家指出，动物中的体态语言不是什么新鲜玩念儿，鸟儿用精巧的求婚舞传出性交的欲望；蜜蜂用复杂的飞行样式指示蜜源的方向；狗会熟练地运用大量的姿势求人施舍；从打滚、装死直到坐立。
瓦苏实验中的新颖之处，在于把一种语言教给动物，在于动物按这种语言来创造手势。耷哑人的手势语应该在口头语言不起作用的场合下取得成功，这是合乎逻辑的。失去了听的能力，不能听见任何声音，这显然使一个人对手势和动作大为敏感，如果是这样，那么聋人就应该对体态语言有更敏锐的理解力。
无声世界的象征符号
正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所以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诺曼·卡根博士（Rorman Kagan）在聋人中间进行了一项研究。他给他们放映描写男人们和女人们在各种情形之下的电影，然后请他们猜测这些人的情感状态，并要他们说说，这些人用了什么体态语言信号来传达出这种状态。由于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他们无法运用观唇辨意的方法。
卡根博士说：“很明显，人体的许多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任何部分，都反映了一个人的感觉状态。”
举例来说，一边摇动双手或一边抚弄戒指，一边不停地摇动双手而又一边谈话，就会被聋人理解为胆小、窘迫和焦急，当双眼和面部突然阴沉下来，当这人仿佛“回收”了他的表情，或当他的面部特征“分崩离析”时，就会被理解成犯了罪的象征。
过分痉孪性的动作被认为是受挫的标志，身体好象要把某人隐藏起来似的缩成一团，这个动作表明了压抑感。强悍有力被看作是脑袋前冲，整个身体包括手臂和肩膀部突然前倾；而当脑袋保持在一定的角度上，手指心不焉地乱写乱画时，则意味着心烦无聊。深思熟虑与专注的凝视联系在一起，与皱起的前额和向下看的眼睛联系在一起。不愿看见或不愿被人看见，这一思想活动是由取下眼镜或调转眼光这类动作表现出来的。
这些解释都是由聋人提供的，声音在传递信息中不起任何作用，然而这些解释相当正确。姿势是在某一情景的的整体联系中加以解释的，但这场景又是不借助任何有声语言而表现出来的。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具有理解体态语言的能力，如果我们对所有各不相同的动作和信号都极其敏感，那么单是体态语言就可以作为一种交际手段。但这需要有耷人的超敏感性。他的视觉变得如此敏锐，他对额外暗示的探索变得如此专注，以致仅仅通过体态语言就能把某一情景的整体联系传达给聋子。
不过，体态语言的真正价值，仍然存在于和口头语言交际所进行的各种程度的融合之中。无论是在特定波长，伴随可见语言与其他任何波段上的通讯而传递出何种信息，道理仍然是相同的。这里所谓的可见语言包括体态语言和自我意象在内。所谓其他波段，其中之一便是触觉，它有时与视觉重迭，但它真正是更原始、更基本的交际形式。
按照哈佛大学已故的劳伦斯·K·弗兰克博士（Lawrence K.Frank）的观点，儿童对其世界的认识始于对母亲的抚摩，始于爱抚与亲吻，始于嘴巴与母亲奶头的接触，始于母亲怀抱的温暖与安全。而对他的教育又启蒙于“别摸”这一教训，以使适应于他所属的那种文化中的“私有权”，以教给他一个占有感和从属感。儿童和少年时代，他触摸自己的身体，进行手淫的冒险一一这是自我触摸的极端表现，青年时代，他寻求爱的抚摸，和爱侣互相爱抚，这些全是触觉交际的不同方面。
但这些是明显的方面。我们也通过抓挠、拍打、按压物体来与我们自己进行触觉的情感交流。我们这样做是在说，“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正给自己带来愉快与满足。”我们通过抓手、握手以及各种各样的触摸来与他人进行交际，我们的这些动作是在说：“放心吧。别那么闷闷不乐。你并不孤独，我爱你。”
很难确切地向大家指出，体态语言不起作用，而触觉交际大显神通的场合究竟是哪些，界限朦胧难辨，飘忽不定。
用体态语言进行精神治疗
对体态语言的理解，其最大的价值也许在精神病学方面。谢弗伦博士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治疗学家有意识地运用体态语言是何等重要；布克海墨尔博士（Buchheimer）和其他研究者，已经把对体态语言的理解引入了自我控制这一领域中。
布克海墨尔博士谈到了一个成年的患者小组。治疗学家把手指画颜料拿给他们，当作一种治疗手段先使用，“当我们用手指在画上胡乱涂抹时，对颜料的感觉会把他们从某些压抑中解放出来。这些压抑延缓了治疗的进程。这是我们的希望。为了帮助他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把他们的涂抹情景拍摄下来，然后将影片放给他们看。
他说，有位女病人第一次婚姻很不幸，这次婚姻最终破灭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她无力享受性生活的乐趣。现在，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她觉得性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她的婚姻仍然“如履薄冰，岌岌可危”。
当她用手指颜料涂抹出眩目的猩红和紫色的污迹时，她失声叫道：“天哪，这多富有性感！”她一边这样说，以边把双腿交叉起来。
后来，在把影片放给她看的时候，她看到自己对触觉的性行为概念的反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做出那种反应。但在根据体态语言来讨论双腿交叉的含意时，她同意这是象征性地遮掩性器，是拒绝性交的一种方式。这种意识在她另外的行动中、在她对“性感”照片所发的感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承认她自己乃有性欲冲突。从那时起，她开始明白她的第二次婚姻也面临着与第一次婚姻相同问题。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她也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揭示了病人关于自己对体态语言中象征姿势的运用的理解是怎样在一位妇女眼前展现出她所遇到的麻烦的实质所在。创造了格式塔疗法（用体态语言作为基本工具之一的精神病治疗法）的心理学家弗里茨·珀尔斯博士（Fritz Perls）在谈到他的治疗技术时说，“我们力图去把握情景明显的、表面的现象，因为我们在这些情景中发现了自己。”
珀尔斯博士认为，格式塔疗法的基本技术是不向病人解释各种现象，而是为他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自己理解它们、发现它们。珀尔斯博士说，为了做到这一点，“对病人所说的绝大多数内容我都不理睬，我主要是专注于非口头语言的方面，因为这是唯一不易受自我欺骗所影响的方面。”这个非口头语言的方面当然就是指的体态语言。
为了举例说明珀尔斯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妨偷听一段一位30岁的女病人的谈话。这些谈话选自一部精神病学的教学影片。
病人：刚才我吓坏了。
医生：你说你吓坏了，但你面带微笑，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既胆战心惊，又笑容满面。
这时病人有些狼狈，她的笑容在脸上抖动了几下，就逐渐消失了。
病人：我对你也怀疑，我认为你的理解能力很强。我想，你知道我一边害怕一边笑，或者我一边害怕
一边又把这种感觉隐藏起来。
医生：一点不错。你怯场吗？
病人：不知道。我主要是意识到了你的存在。我害怕----害怕你会对我直接发起进攻。所以我怕你会把
我赶到角落里去，我害怕这一点，我希望你站在我这一边，别跟我作对。
病人说这话时，不自觉地敲敲自己的胸脯。
医生：你刚才说我会把你赶到角落里，你还拍打你自己的胸脯。
珀尔斯博士随即重复了她的拍打动作。这时她凝视着自己的手，仿佛第一次看见它似的，然后她
又若有所思地重复了这个动作。
病人：嗯嗯。
医生：你想干什么呢？你能不能说说你想去的这个角落？
病人转过身去注视房间的各个角落，她突然发现角落是她可以进去的地方。
病人：当然可以。就是后面那个角落。到了那儿就能得到彻底保护。
医生：然后你在那儿就安全些了，不会受我攻击了吗？
病人：不，我知道不会真正安全。也许稍微安全一点。
她仍然凝视着那个角落，点了点头。
医生：假如你相信你真的是到了那个角落里，你会在那儿干什么呢？
她考虑了一会儿，到角落里去这一句偶然的话现在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情景。
病人：我就坐着。
医生：你就坐着吗？
病人：是的。
医生：你会坐多久？
仿佛她真的在一个实际的角落里了，病人的姿势变成了小姑娘坐在凳子上的那种姿势。
病人：不知道。但你正在说起这种情景，这真是太有趣了，这使我回忆起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时的情形。
那会儿，每当我害怕时，一坐在角落里就会感觉好多了。
医生：那真是太好了。你现在是一个小姑娘吗？病人又感到狼狈了，因为她自己说的话又变成了一幅生
动的情景。
病人：哦不，但感觉是一样的。
医生：你现在是一个小姑娘吗？
医生强迫她正视自己是小姑娘这种感觉，继续问道。
医生：你现在是一个小姑娘吗？
病人：不，不，不！
医生：那么你多大啦？
病人：30岁。
医生：这么说，你确实不是小姑娘了。
病人：当然不是！
在随后一个场面中，医生又说话了。
医生：如果你装哑装傻，你就会使我变得更清醒、更明白。
病人：这句话我听过了，但我不信这个把戏。
医生：现在你的脚在干什么？
病人：摇晃。
她笑了，因为双脚摇晃这一动作使她意识到自己是在伪装。医生也笑了。
医生：你在开玩笑。
过了一会儿，病人说话了。
病人：你那么对待我，好象我比我实际上更强壮有力。我希望你更多地保护我，对我更好一点。
她为声音是愤怒的，但即使是在说这话时，她也在笑。医生摹仿她的微笑。
医生：你是否意识到了你的微笑？你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说气话。
他也友好地微笑着。但她却摇摇头。
病人：不，我相信我说的话。
她想让自己不笑，但医生已经使她认识到了她的微笑这一事实。
病人：我知道你并不认为我一一
医生：当然，我并不认为相信自己说的话。你在骗人。你是—个骗子。
病人：你认为一一你真的这样看吗？
此判，她的微笑显得缺乏自信，渐渐消失了。
医生：是的。你大笑，傻笑，忸怩不安。不是骗子是什么？
他模仿她的动作，让她看到它们从他身上反应出来。
医生：你是在对我表演。
病人：啊，我憎恨装模作样。
她的微笑和痴笑已完全消失，她的声音和身体都表现出愤怒。
医生：你能证明这一点吗？
病人：当然能，我敢肯定我不是在骗你。我承认要我表现出窘迫相当困难。我恨手足无措、窘态百出，
但我讨厌你叫我骗子。因为我发窘时的微笑或走到角落里去，都不意味着我是在骗人。
医生：最后这一分钟你就是你真实的自己了。
病人：别说了，我厌烦你了。
她又笑了。
医生：你看你看，又来了！
他学她笑的样子。
医生：你这样做是不是想掩盖你对自己的愤怒？刚才那分钟，那个时刻．你有什么感受？
病人：在那一分钟里我感到疯狂，尽管我当时并不窘迫。
在这次特别的交谈中，重要的是珀尔斯博士捕捉病人的体态语言的方法。这位患者的体态语言包括她的微笑、她的摇晃、甚至还有她想坐到角落里去的愿望，他随之又把它们逐一展示在她面前，强迫她正视自己的体态语言的象征符号。他向她表明，她的微、大笑都不过是一种防御想用来淡化她的真情实感，消弭她不让自己感受到的那种愤怒，因为这种愤怒可能太有破坏性，只是在最后她才变得相当疯狂。抛弃保护性的微笑，真正表现出自己的情感。这是行动中的一种自我审视。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体态语言与自我审视相结合之后能够带来的后果是，使人意识到他用身体所作的事情正与他用嘴巴所说的话语相矛盾。如果你知道你在用身体干什么，那么你对自己的理解就会变得更深刻、更有意义。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你能够控制你的体态语言，那么你就能冲破你用来包围自己的许多防线。
装模作样的体态语言
最近我在一次舞会上注意到一位美丽的年轻姑娘，见她和一位女伴靠墙站着，她高做冷淡、难以接近，俨然是童话中的白雪公主。
我认识这位姑娘，我知道她决不冰凉、冷淡。后来，我问她为什么如此冷漠。
“你说我冷漠？”她吃惊地问道，“看看那些小伙子吧！他们一个也不来和我说话。我那么想跳舞，但他们谁也不来请我。”她有点悲哀地补充说，“我是唯一还在上学的年轻姑娘。你看鲁思，她跟我一样大，但她每个舞都在跳。你认识她。她是个邋遢鬼。”
鲁思的确是一位邋遢的姑娘。身材臃肿，缺乏吸引力。不过，啊！秘密就在这里。鲁思对每个小伙子都投以甜蜜的微笑。鲁思抛弃了所有的遮掩和所有的防御。鲁思让小伙子感到舒服、自信。他知道，如果他请她跳舞，她准会同意。她的体态语言对此做出了保证。而咱们这位漂亮的女郎，脸上如此冷冰冰的沉静，掩盖了她内心渴望的羞涩。她传送出的信息是，“走开。我不好接近。想请我跳舞吗？那可有你好瞧的。”哪个小伙子还敢冒险讨个没趣呢？他们都服从于这些信号，转到鲁思身边去了。
如果训练一下，我这位年轻朋友完全可以学会微笑，不让自己的美貌显得那么冰冷僵硬，而是使它易于被人欣赏。她将学会用体态语言告诉小伙子们：“你可以请我跳舞，我会欣然同意的。”但首先她得理解信号。她得看看她表现在人家面前的是一副什么模样。她必须正视自己，只有这样，她才能改变自己。
我们都懂得，如果我们表现出了我们想成为的那个“我们”，表现出我们隐藏起来的那个“我们”，那么我们才能使自己更容易被人接近，才能使我们摆脱束缚。
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多。有很多“装出”某种体态语言以达到目的的手段。所有论述自我修养，论述交友方法，论述如何让人喜欢自己的书，都认识到了体态语言的重要性，以及借助恰到好处地伪装的体态语言传送出下述信号的重要性：“我是一个高尚的人。我沉着冷静，我想成为你的朋友。请相信我。”学会并能正确地运用传达这些信息的姿势之后，你肯定能获得社交上的成功。
妩媚学校很懂得这个道理，它们运用这种方法教姑娘们如何优雅地坐、走、站、立。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么观看一下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情形吧，看看姑娘们是如何被教会使用体态语言，以使人觉得她们风采照人、倾城倾国的。有时你会认为她们对体态语言的运用有些华而不实，过于俗艳，但你肯定会为这种训练判个满分，她们的姿势是经过考验的、正确的。她们知道可以用体态语言传达出多少信息。
政治家们也懂得体态语言有多么重要。他们用它来加强演说效果，使之引人注目。他们也用它来获得一个能令人愉快、更能为人们接受的个性或形象。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两人都对体态语言有本能的运用能力。尽管罗斯福确实是个残废，但他从不允许自己的身体以残废人的姿态表现出来（他很清楚这样一种姿态中的体态语言效力），所以他能够用体态语言塑造一个运筹帷幄、乐观自信的形象。拉瓜迪亚显示在大家面前的是另一种形象，这是一位安闲自在、脚踏实地的人民之子。这一形象全是通过姿势和身体动作，通过对体态语言语汇的惊人知识而树立起来的，这些体态语言语汇不仅有英语，而且还有意大利语和依地语。
有些人不论多么努力，就是掌握不了体态语言的语法。林登·约翰逊（Lyndon Jobnson）从来就没有理解它。他的手臂动作常常显得过于挖空心思、矫揉造作，以致于他仿佛是在拼命操作一个保存在记忆中的程序。
对某些体态语言的夸张运用，使理查德·尼克松成了戴维·弗赖伊之类巧于模仿的演员们的研究对象，弗赖伊只须随便拾起尼克松的一两个动作，使它们更为突出显著，就能传达出一种惊人的模仿效果。
伯德惠斯特尔博士在其为《交际探索》一书所撰写的论文中说，一个训练有素的“语言-举止神态学家”应能通过只听某人的声音就可断定他在做什么动作。
假如情形果真如此，那么，在语言与动作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联系。当一个讲演者用手指向某个方向时，他就该说出相应的话。例如，当比利·格雷厄姆雷鸣般地吼出“你们要努力升天”时，他用一个指头指着上方；当他说“你们要下地狱”时，他的指头落下，指着下方，这动作人人都会做。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赤裸棵的信号-词语联系，但不论怎么说，它是一种恰当的联系，观众们接受了它，并因它而感动。
正因为二者之间有这些恰如其分的联系，所以也就难怪有些人曲解这些联系，而且不合逻辑地使用它们，有些人是语言与动作矛盾，他们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地说话，或把声音抬得老高或压得过低，使他们所说的话干瘪无力。要在举止神态上张口结舌、含含糊糊，要为劣等谈吐配上一套糟糕的动作，那还不容易吗？
听众也可能听清你的活，理解它们的意思，但大多数信息将会被遗漏掉甚至被曲解，这一来，你将面对着一片“冷漠”的听众，在你的演讲中就不会有什么感情和感染力，也不会有“超凡魅力”这个模糊词语所包含的那种东西。
不恰当的体态语言能混乱到何种程度？喜剧演员帕特·保尔森（Pat Paulson）几年以前就非常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扮演政界的一位候选人时，他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当时候选人中所流行的那种欺骗行为，他用的方法是使自己的声音干巴巴地毫无感情，而且面色阴冷，以便进一步消除任何情感，然后是机智巧妙地把错误的身体动作运用到表演中。总的结果便是假政治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