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绽放在异国的精神之“恋” “17”这个数字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不足为意，但对于胡适而言，却有着多重意义。他出生于1891年12月17日（农历十一月十七日），他的小儿子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12月17日，他和夫人江冬秀的结婚纪念日也是17日（农历）。最为特别的是，韦莲司的生日恰好也是17日。她出生于1885年4月17日，比胡适大六岁。 胡适曾经在给韦莲司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是十三年以前知道你的生日的，从此，一直不曾忘记过。”这封信写于1927年4月10日，韦莲司生日前。 关于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众说纷纭，有说他们之间有爱情，有说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友情；有说胡适追求韦莲司，被她以他有婚约在身而拒绝，有说是韦莲司主动献爱，胡适却因为是个“发乎情，止于礼”的胆小君子而不敢接受等等。 从胡适的《留学日记》中关于韦莲司的记载，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来往通信频繁，却无一论及“情爱”，更多的是思想的碰撞、学问的切磋，至于感情，至多是互相抚慰而已。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直接走上爱情之道，只不过在友情之路上走得稍稍远一点儿罢了，所以让人产生误会。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开始于“狂狷”的交谈 胡适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认识韦莲司的。当时，他对美国学生大多没有好感，认为他们“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但是，当韦莲司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的眼前陡然一亮。他在日记里这样评价韦莲司： 1914年10月20日 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如何也，其狂如此。 韦莲司的父亲是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家住绮色佳。她本人并不在康大就读，而是在纽约学习美术。至于胡适是如何与她初识的，他在日记里没有详记。韦莲司在胡适日记里第一次出现时，似乎已经与胡适相识良久，因为那天，他们共同出游：绽放在异国的精神之“恋” 1914年10月20日 星期六日与韦莲司女士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道尽，乃折而东，行数里至厄特娜村始折回，经林家村而归。天雨数日，今日始晴明，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时之久，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 显然，胡适当日的心情很好，大有日光飞逝之感。 胡适的个性略显腼腆，据他自己说他不善于与女人交际。在他的身上，有很传统的恬淡、闲静之气。他说这是因为在妇人社会中待得太久之故。虽说他是这样的个性，但他自己并不一定喜欢这样的个性。相反，按照心理学的理论分析，他甚至可能更加欣赏那种与温和贤德完全相反的活泼洒脱个性张扬的反传统特质。 韦莲司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的家境富裕，却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热衷服饰打扮。有一天突然觉得头发太长不好打理，干脆动剪动刀，三下五除二将头发变成寸头，目不斜视于路人的指点和蔑视。为此，胡适日记这样记道： 1915年5月8日 女士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欧美妇女风尚，日新而月异，争奇斗巧，莫知所届。女士所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发长，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为行人指目，其母屡以为言。女士曰：“彼道上之妇女日易其冠服，穷极怪异，不自以为怪异，人亦不之怪异，而独异我之不易，何哉？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女士胸襟于此可见。 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女人打破了胡适心中固有的传统女人形象，让他好奇，也让他激动，更让他有与她相识相交的渴望。从胡适日记中可知，他们的交谈，是从“狂狷”开始的。 胡适以开玩笑的口吻对韦莲司说：“约翰弥尔曾经说过，‘今人鲜敢为狂狷之行者，此真今世之隐患也’。其实，我倒认为，‘狂’乃美德，非病也。” 果不其然，胡适不仅不以韦莲司的狂狷所厌，甚至是很欣赏的。 韦莲司这样解释她的“狂狷”：“若有意为狂，其狂亦不足取。” 胡适深以为然。 当然，胡适对韦莲司的大有兴趣与好感，并不仅限于韦莲司的“狂狷”，更在于她的独特思想。他说他与她的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他在给她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在我们交往之中，我一直是一个受益者。你的谈话总是刺激我认真的思考。‘刺激’这个字不恰当，在此应该说‘启发’。” 对于胡适来说，他与韦莲司的交往，看重的不是他与她是否能够产生爱情，而是思想上的启发，他认为那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友谊”。 现在，人们都知道胡适有过一篇著名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他在留学期间的“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不争主义”的思想，他对婚姻、对国际事务的态度等等，都与韦莲司有过讨论。 关于“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的思想，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4年11月3日 韦莲司女士语余曰：“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扞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此问题乃人生第一重要问题，非一言所能尽，余细思之，可得二种解决： …… 关于“不争主义”的思想，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4年11月13日 …… 女士谓余曰：“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余因以讷博士之语告之，并告以吾“秋柳”之诗，女士亦以为此中大有真理。 两年后，胡适的一篇文章《国际关系中有无武力之取代》获了奖。他给韦莲司写信报喜，并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意见是你我共同思考所得”。60年后，胡适说：那天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从“极端和平主义”转变为“新和平主义”。 关于“女子教育之目的”，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15年10月30日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 早先，对于女子受教育的目的，胡适的理解也仅停留在传统士大夫的认识水平之上，认同女子受教育只是为了日后做一个称职的贤妻良母。通过与韦莲司的交流，特别是韦莲司本人的卓然思想与特立独行，让他骤然觉醒。他认识到，女子教育的目的其实应该是培养女人的独立意识。这不仅于女人本人，于社会、国家都益处无穷。所以他说：“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 因而可以说，胡适早期思想的形成，与韦莲司不无关系。胡适对韦莲司的倚重，多的是思想的契合，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单纯情爱。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相会还是幽会 对于胡适与韦莲司的关系，学者唐德刚曾经在他的《胡适杂忆》里这样说：“就在这一次胡、韦海文之会时，胡氏显有所求而为韦女所峻拒。2月3日韦氏又写了一封‘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的长信。她奉劝胡郎，斩断情丝，悬崖勒马；应着重较‘高级’的情性之交，勿岌岌于‘色欲之诱’。最后，燕姬并勉励郎君‘读书上进’。” 所谓“胡、韦海文之会”是在何时呢？韦莲司写那封信的动因和目的又究竟是什么呢？胡适在日记里记得很清楚。 1915年1月27日（追记） …… （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去波士顿，夜九时至纽约。以电话与韦莲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约相见时。 二十二日至纽约美术院，韦莲司女士亦至…… 午后一时，至女士寓午餐，遇……君夫妇，皆韦莲司家之友也。 （二十三日）下午，访韦莲司女士于其寓，纵谈极欢。女士室临赫贞河，是日大雾，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以电话招张彭春会于此间。五时许，与女士同往餐于中西楼。余告女士以近来已决心主张不争主义，决心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作求三年之艾之计。女士大悦，以为此余挽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 …… 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胡适与韦莲司的这次相会，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次幽会。更有包括唐德刚在内的学者猜测在这次幽会中，胡适“有所求”。然而，细读胡适日记，我们发现，他俩的相会，并没有刻意单独相处，不是有“其他友人”，就是“电话招张彭春”。如果胡适“有所求”，他断不会邀来第三者。胡适虽然对韦莲司的感情在欣赏与爱慕之间游荡，但他不是个随性而任意为之的人，他有为人子的孝道的顾虑，有为人未婚夫的忠心的顾虑，也有为坦荡荡之君子“非礼勿动”的顾虑。所以，他不可能做出一些越轨违礼之事。 但是，胡适打电话招张彭春来的行为，并不单纯。他是刻意为之，而目的并不是以客观事实压抑自己的“有所求”之“邪”念，其实是为了躲避韦莲司的“有所求”。韦莲司既是个“狂狷”之人，又对胡适充满好感，“有所求”也不是没有可能。胡适的日记里虽然没有显现，但从他写给韦莲司的信中可见蛛丝。 在与韦莲司相会后的2月1日，胡适给韦莲司写了一封长达11页的长信，信中有这样两段话：“是的，我打电话给张（彭春）先生的时候，我倒希望他能来——这并不是我相信世俗的‘礼’的观念（要是我真有那样的想法，我就不会在你那里待的这么久）；也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你在一块儿，与你谈话，共同思考问题；（你知道我是乐在其中的！）也不是你‘略显无礼’的举止；而是因为我突然之间意识到这是不对的——至少是考虑的不够周到——明知故犯地把自己的朋友，变成别人批评的对象（就如你母亲所做那样的批评），即使他深知他的朋友是完全无视于这样批评的！苦行僧也许无视于痛苦，然而，他的朋友却无理由将痛苦加诸其身。”“以上这几页都是不应该说的话，可是，我还是说了。因为你怕我可能对你无心的‘略嫌无礼’的举止或动作有所误会。你所担心的事，完全是无稽的。” 于是，便有了唐德刚所说的韦莲司2月3日的那封信。对于这封信，胡适在日记里也有记载。 1915年2月3日 C.W.来书，摘录其精华如下。此君思想不凡，真能超然尘表者也。 …… 右论男女交际之“礼”，可谓卓识。此论即在所谓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C.W.，女子中之有革命眼光者也。其家庭中之守旧空气，C.W.对之如在囹圄，其远去纽约，终岁仅数归，未尝不为此故。 胡适所言韦莲司家有很浓重的守旧空气，并非虚言。胡适的那封长信中，也对韦莲司谈到这事：“上个星期二，我在讲述这次之旅的时候，我向你母亲说到，我两次去你公寓看你。她问我，除了你我，还有没有别人在场。我告诉她，杨先生和太太星期五在那儿，可是星期六下午，我们是单独相处的。她说：‘啊，这个，胡先生，要是这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可要大不以为然了。’我告诉她，这个我很了解，但是我们并不是整个时间都单独在一起的。我打了电话给张彭春，请他一块儿来喝茶。这个解释显然让她放心了些。” 从这段话中也可看出，胡适当时的确心底坦荡，否则他也不会坦然向韦母明说“我们是单独相处的”。 也许是对胡适的言行有了很深的信任，韦母从此对胡适不再存有戒心。胡适在给母亲的信中说：“韦莲夫人待儿甚厚，时常在她家吃饭，有几十次之多。”为此，他还要求母亲寄一些家乡特产赠予韦母。与此同时，胡适也不对母亲隐瞒他和韦莲司的交往，甚至严辞要求母亲为他与韦莲司“已行别婚”的传言辟谣，再次表示他决不会毁婚约。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信来信往伴终身 胡适在日记里提到韦莲司时，也有很深的情感色彩，比如： 1917年6月9日至7月10日 民国六年六月九日离纽约。 十日晨到绮色佳，寓韦女士之家。连日往见此间师友，奔走极忙。 在绮五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与韦莲司的感情就是男女之情。不过，他俩之间的友情也非同一般。胡适归国后，一直没有和韦莲司断了联系，他们通信达两百余封。他们的交谈内容涉及甚广，除了思想、学识外，也有私事，而这些私事并不牵扯他俩之间的私情。 用“无所不谈”可以概括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他回国后的事业情况、身体健康状况、为人处事中的疑惑或感受、学术理论中的思想认识等，他无一不和她论及，甚至他在回国后不久就回乡与江冬秀行了婚礼之事，他也不隐瞒。又一年后，他母亲去世，他也告知韦莲司，并向她抒发他心中丧母哀痛。及小儿祖望降生，他给韦莲司寄了全家福。与此同时，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时常有“请与夫人同看”的字样。如此等等都表明两人的关系早已不是普通友谊所能涵盖得了的，而更多的有了亲情意味。 可以说，这些书信中没有一封真正意义上的“情书”，否则，韦莲司也不会在胡适去世后继续与江冬秀保持往来，并应江冬秀之请，整理出了胡适写给她的英文书信并寄赠给胡适纪念馆。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一场婚外恋，湮没在刀光之中(1) 胡适出生于1891年，1962年他去世时，实足71岁。 曹诚英出生于1902年，1973年她去世时，实足71岁。 这只是一种意外的巧合呢，还是冥冥中天注定的一种缘分？ 爱上小“表妹” 在胡适无奈地与母亲包办的江冬秀成婚后，他的耳畔回荡着无数的惋惜和哀叹声。一个留美博士，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并肩而站，人们习惯不去赞美小脚女人的幸福，只会为留美博士的吃亏而直呼“不值”。夜深人静，胡适望着月光下沉睡着的年轻但在他看来有些庸俗的小脚女人江冬秀的面庞，他的心底泛起波澜。他有了些不甘心。他陡然渴望能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恋情，不敢奢求刻骨铭心感天动地轰轰烈烈，哪怕是普普通通平淡如水，也好。 这时，他想到了仍然在美国的红颜知己陈衡哲，他能够感受到她时时抛射过来的浓情，但他负了她。他又想到了他婚礼上的伴娘，一个娇小可人的小姑娘“娟”。他称她为“表妹”。 “娟”是曹诚英的小名，字珮声。她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和胡适一样也是安徽绩溪人。给江冬秀做伴娘时，她15岁了，在当年那个年代，也算是个大姑娘了。她亲昵地称胡适为“穈哥”。虽然胡适没有在日记里记载这次见面，但可以推定，这是他回国后与曹诚英的第一次见面。 婚礼之后，胡适和曹诚英各过各的生活。胡适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曹诚英于1918年和父母包办的胡冠英完婚，嫁到邻村的胡家。如果没有外界力量，曹诚英恐怕就这样在乡下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朴实地过完一辈子，也就不会与胡适产生恋情。 和胡适一样，曹诚英也是在年幼时就由父母包办了婚姻。与胡适相反，曹诚英曾留学美国的哥哥曹诚克非常痛恨包办婚姻，对父母包办妹妹的婚姻，更加深恶痛绝。尽管他最终无力阻挡妹妹嫁给胡冠英，但他极力鼓动诚英外出求学。于是，1920年春天，曹诚英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从而走出了闭塞的小山村，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与她同行的，有她的丈夫胡冠英，还有同乡、后来的“湖畔诗人”汪静之，胡冠英的姐夫程仰之。他们三人同学于浙江一师。 胡冠英家本就不满于儿媳妇出外求学，更恼怒于她结婚三年都未能给胡家开枝散叶。在1922年冬，他们强行给儿子冠英娶了小老婆，当然事先也不会征求曹诚英的意见。曹诚英因受了哥哥的影响，又读了几年书，思想自然开明，既不满包办婚姻，更不能容忍丈夫另娶。于是，她愤而提出离婚。1923年初，他们离了婚。 胡适与曹诚英虽然自婚礼后一直未再见面，但他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曹诚英对胡适比较崇拜，时常去信请教问题。胡适本就乐于助人，对方又是三嫂的妹妹，还曾是夫人的伴娘，自然比一般人要亲近得多，对她也就热心得多。当严修等人请胡适为白话《聊斋》作序时，他借故推托；当华文学校校长请他去演讲时，他也推托；与此同时，他却应曹诚英之请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作序。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一场婚外恋，湮没在刀光之中 1921年5月5日 作书与严范孙先生、史瞿安先生（名梅，来函为白话《卿斋》乞作序，辞之）、Mr.W.F.Dawson（华文学校校长，约六月廿二日演说，不能往，辞之）、……曹珮声表妹（珮声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乞序，我以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故允之）。 对于胡适而言，“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更有可能是他一直都想为表妹做点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岂可放过？胡适守信，不出两个月，他就将写好的“序”寄给了曹诚英。胡适如此给面子，曹诚英暗自窃喜了好一阵子。两人也由此更加频繁地往来书信。 1922年5月30日，胡适去见了溥仪。六天之后，他在日记里写了一首诗。 1922年6月6日 我昨晚忽然想作诗纪一件事，初稿很长，后来删成短诗一首：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事隔三十多年后的1959年12月12日，胡适特地为这首诗加了自注：“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若不加注，读者不会懂得我指的是谁。”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这首诗长期以来一直被人认为是胡适写给曹诚英的情诗。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写的的确是“百尺宫墙”里的废帝溥仪。然而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声？此时，他正挣扎在“千年礼教”之中，对曹诚英的爱恋与情感已经“锁不住他的心”。 为了消除人们对这首诗的“理解误会”，胡适加注解释，但却恰恰应合了“此地无银”之理。徐志摩就曾说过：“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隐资料。”胡适不过是借溥仪之现状抒自己胸臆罢了。 幽会于西子湖畔 胡适重见曹诚英是在1923年的春天，在杭州。有人说，胡适此次是特意往杭州看望曹诚英的。实际上，他在日记里记叙了南下的原因。
《日记的胡适》 第二部分一场婚外恋，湮没在刀光之中(2) 南中日记 1923年4月21日，离开北京，到天津，住在君家。 4月22日，南下。 23日，夜，到上海，住叔永、莎菲家。 24日，夜，E.S.同人在叔永家小集。 25-28日，开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 29日起，休会五日。 29日，夜，到杭州，住新新旅馆。 4月40—5月3日，在杭州。 也就是说，胡适是因为到上海参加会议而南下的，而到杭州是利用休会期间的那几天空闲。与他同往杭州的还有任叔永、陈衡哲（莎菲）、朱经农、杨杏佛、赵志道、唐擘黄。虽然不能说胡适特意往杭州见曹诚英，但至少可以说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从他的日记可知，他游西湖，并非只有曹诚英陪伴，而是和任叔永等六人，外加汪静之、胡冠英和其他几个乡友程干埏、程本海、汪恢钧，还有曹诚英的一个吴姓同学。混在人群中，胡适很好地隐藏了自己心底的秘密，又尽可以释放自己的情感却不易让人察觉。 在返回上海后，胡适立即写了《西湖》一诗：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烟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 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 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 因而不舍得匆匆就离别了。 不难看出，《西湖》与《有感》在写作技巧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借他人（他景）抒发自己的情感。这也是理性的善于掩饰真情的胡适的惯用手段。诗中的“伊”，似乎指向西湖，但胡适的本意是暗喻曹诚英。一句“听了许多毁谤伊的话而来”暴露了胡适的真情。有着现代思想的曹诚英在闭塞的家乡，名声自是不大好的，何况她又与丈夫离了婚，离婚后却以朋友相待，这就更遭来闲言碎语，抑或毁谤谩骂者有之。诗中的“十七年”也有说头，一是指胡适曾在17年前游过西湖，此番是重游；二是有“1917”之意，因为他回国后与曹诚英的第一次见面即在那年他的婚礼之上。 胡适“不舍得匆匆就离别”，却又不得不离别。于是，一旦另有机会，他自然又会匆匆与它（她）相聚。一个多月后，他再次来到杭州。 从胡适日记可知，在他第一次离开杭州到他第二次去杭州之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曾经连续与曹诚英书信往来。 1923年5月24日 得信：冬秀、在君、珮声、菊生…… 1923年5月25日 作书与珮声。 1923年6月2日 收信：珮声二…… 1923年6月5日 收信：二哥、珮声…… 1923年6月6日 发信：珮声…… 虽然已经无法确知他俩在信中的交谈内容，但从胡适将他在西湖拍的约八张照片（特别有一张曹诚英的单人照）粘贴在5月25日的日记里，又一改将友人的来信粘贴在日记里的习惯而只是简单地记有“收信”或“来信”，可推知，此时他俩的感情已经有些暧昧。于是到了再见面时，关系便更进了一步。 胡适日记记载他此次赴杭，原本是与高梦旦同行的，后有了点意外，高梦旦与林子忱、刘雅扶夫人先行一步。三人在杭州会合后，同游西湖。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 烟霞洞中的神仙眷侣(1)
从6月9日起直到9月8日，现存的胡适的日记，没有任何内容。但是，从9月9日起，他的日记中特别注明了“山中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与曹诚英的“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6月24日，胡适孤身住进烟霞洞。可以想知，曹诚英经常到烟霞洞看望胡适。至于曹诚英是何日开始留宿烟霞洞的，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7月29日他们同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之后。两天后，胡适作诗一首“南高峰看日出”，在引言中，他说：“七月二十九日晨，与任百涛先生曹珮声女士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后二日，奇景壮观犹在心目，遂写成此篇。” 最先看出胡、曹恋情的是汪静之。他一直热恋曹诚英，自然对曹的感情动态很敏感。当曹诚英频繁出入烟霞洞时，他对他俩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当曹诚英将胡适写的一首名为《怨歌》的诗拿给他看，并对他说胡适写的就是她时，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怨歌》一诗这样写道： 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无意中寻着了一株梅树； 可惜我不能久住山中， 匆匆见了，便匆匆地去。 这回我又到山中， 那梅树已移到人家去了。 我好容易寻到了那人家， 可怜他已全不似当年的风度了。 他们把他种在墙边的大松树下， 他有好几年受不着雨露和日光了； 害虫布满了叶上， 他已憔悴的不成模样了。 他们嫌他总不开花； 他们说：“等的真心焦了。 他今年要还不开花， 我家要砍掉他当柴烧了。” 我是不轻易伤心的人， 也不禁为他滴了几点眼泪。 一半是哀念梅花， 一半是怜悯人们的愚昧。 拆掉那高墙， 砍倒那松树！ 不爱花的莫栽花， 不爱树的莫种树。 胡适的这首诗写于这年的8月17日，9月26日，他直接用《梅树》为名又作诗一首：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 但大多数都还在秋风里撑持着。 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 却早已憔悴的很难看了。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胡适为梅树连续作诗两首，其中必有隐情。据汪静之介绍，曹诚英最爱梅花，又常自诩为梅。仔细辨别，《怨歌》里梅树的遭遇与曹诚英的经历相仿。“匆匆见了，便匆匆地去”意思可能是他俩在婚礼上匆匆一见后，便分开了。“不开花”应该指曹诚英婚后始终不生育。因此，曹诚英说《怨歌》写的是她，当可信。率真的曹诚英在汪静之面前，并不隐瞒她对胡适的感情，直言与胡适“要好了”。 胡适的“山中日记”也没有回避他俩的这一段“同居”生活。其中大部分是他俩单独共处时的生活细节。 1923年9月12日 晚上，和珮声下棋。 1923年9月13日 今天晴了，天气非常之好。下午我同珮声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三的故事。到四点半钟，我们仍循原路回来。下山时，不曾计算时候，回来时，只需半点钟，就到烟霞洞口了。 晚上，作一诗： 龙井 ……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烟霞洞中的神仙眷侣(2) 1923年9月14日 同珮声到山上陟屺亭内闲坐。（烟霞洞有三个亭，陟屺最高，吸江次之，最下为卧狮。）我讲莫泊三小说《遗产》给她听。上午、下午都在此。 1923年9月16日 与珮声同下山。她去看师竹友梅馆管事曹健之（贵勤）了，我买了点需用的文具等，到西园去等她。……后来珮来了…… 1923年9月18日 下午，与娟下棋。 夜间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 1923年9月19日 与珮声出门，坐树下石上，我讲一个莫泊三故事“Toine”给她听。 夜间月色不好，我和珮声下棋。 1923年9月21日 早晨，与娟同看《续侠隐记》第二十二回“阿托士夜遇丽人”一段故事…… 1923年9月27日 傍晚与娟同下山，住湖滨旅馆。 除了他俩单独共处外，从胡适的日记中还可看出，他在友人面前并不遮掩他和曹诚英的关系，似乎在有意无意间向众人“宣告”他俩的关系。当然，他没有明说，朋友们也不好直问，但怀疑一定是有的。 1923年9月22日 早九点，同娟及山上养病之应崇春先生的夫人坐轿子去游云栖。路经理安寺，我和娟曾来游过，故不进寺…… ……到六和塔。我与娟登塔顶纵观，气象极好。 1923年9月26日 今天游花坞。同行者，梦旦、知行、珮声、复三夫妇…… 船到留下，娟的身体不好，不能坐船了，我和她同梦旦、知行四个人包了一个汽车回到湖上…… 1923年9月28日 我和娟约了知行同去斜桥，赴志摩观潮之约。 1923年9月29日 到八点三刻，志摩又走了。君武至十点半才起，他邀我和娟同去游李庄…… 1923年10月1日 下午，与复三、娟，和一位翁家山的人同去看翁家山的“桂花王”…… 胡适此次赴杭的主要理由是养病。前一阵子，他的老毛病（坐骨直肠脓肿）又复发了，很痛苦。病虽然治得差不多了，但身体还是虚弱。如今，炎热的夏季过去了，身体也恢复了，也该回去了，他毕竟是有工作的人，容不得就此躲藏在世外桃源中悠然度日。 如果胡适与曹诚英是7月29日在南高峰看日出那天开始同居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到10月初，他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也算是度过了两个“蜜月”，说短也不短了。但是，对于胡适而言，他对感情的渴望压抑得太久，一旦释放出来，就难以回收了，又何况他认为这几个月的生活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最最快乐的日子。因而，他对即将的分离无比感伤。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愁闷。 1923年10月3日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紧接着，胡适收拾行李，向友人一一辞行，当然也与曹诚英惜别。曹诚英于前一天已经返回学校去了。5日傍晚，他乘火车离开杭州。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又一次相逢(1) 从胡适的日记里可看知，当夜11点，他到达上海北站。随后，他去了亚东编译所，见过几个人后，于12点住进沧洲旅馆。他没有立即上床休息，而是坐下来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妻子江冬秀的，另外一封就是写给曹诚英的。当然，他没有明说他这封信的内容。不过可以推想，信里一定含有款款浓情和离别愁绪。否则，他如何能在刚刚分手数小时后，就如此急不可耐呢。 从10月8日至18日，胡适在日记里除了记述日常生活外，总不会遗漏“收信：娟”。也就是说，这十来天里，胡适每天都会收到曹诚英的来信，有时一天两封。因为他会写上“收信：娟二”。当然，他也经常去信。 在杭州时，徐志摩曾经和胡适、曹诚英共同出游过几次，他以他诗人的敏感和细腻早就看出了端倪，只是忍而不发。回到上海后不几天，两人坐而谈诗，胡适将他的《烟霞杂诗》拿给徐志摩看。诗中充盈着的浓浓情意使徐志摩阅后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便直问胡适：“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适直言：“有。”徐志摩以为，胡适“有，但不宣”，是因为有所顾忌。 也许是本就不想刻意隐瞒，也许是既然已被看穿也就不再遮掩，胡适深知徐志摩能够理解，便也就畅开心扉。据徐志摩的日记记载：“与适之谈，无所不至，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 显然此时，胡适与曹诚英正热恋中。既然如此，又如何能够抵御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于是在10月19日，胡适第三次奔赴杭州，仍然住在新新旅馆。此次与他同行的还有徐志摩、朱经农。从此以后的十多天，他的日记里又经常出现曹诚英的名字了。 1923年10月20日 娟来。我们四人同出游湖…… 1923年10月21日 我们四个人去游西溪花坞…… 1923年10月22日 下午，曹云卿表兄（娟之兄）与……来访。 1923年10月23日 ……太晚了，娟不能回校，遂和我同回旅馆。她昨天病了一天，四餐不能吃饭，今天因为他哥哥在此，勉强出来同游。 1923年10月27日 娟借曹洁甫先生家内厨灶，做徽州菜，请经农、志摩和我去吃饭…… 短短的十天的相聚，一因胡适身边有友，一因曹诚英要上课，所以他俩少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临分别前，他俩才有了一次机会。 1923年10月29日 游湖，与娟到平湖秋月，步行到孤山游览林社、放鹤亭诸处。我在西湖住了四个多月，竟不曾到过孤山。 又一次的离别，又一次的难舍难分，又一次的无限愁情。 1923年10月30日 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难忍相思苦 在上海待了一个月之后，11月30日，胡适返回北京。北京离杭州更远了，也更让胡适的心因思念而隐痛。12月22日，他去西山秘魔崖养病。时近新年，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又满怀相思，和大多数多愁善感的文人一样，此时，胡适也生出许多诗意，即兴写出《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踏月沉思——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 （九点三十分） 这“心头上的人影”是谁呢？一度有人以为是陈衡哲。其实，从“月圆”、“空山”、“静夜”、“踏月”这些词中不难看出，她应该是曹诚英。胡适的日记已经清楚地描述了他俩在杭州烟霞洞时的生活：赏月、月光下散步、月光下讲故事。 第二天，胡适又作诗一首，《暂时的安慰》： 自从南高峰上那夜以后， 五个月不曾经验这样神秘的境界了。 月光浸没着孤寂的我， 转温润了我的孤寂的心， 凉透了的肌骨都震动了； 翠微山上无数森严的黑影。 方才还像狰狞的鬼兵， 此时都好像和善可亲了。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又一次相逢(2) 山前，直望到长辛店的一线电灯光， 天边，直望到那微茫的小星。 一切都受了那静穆的光明的洗礼， 一切都是和平的美， 一切都是慈祥的爱。 山寺的晚钟， 秘魔崖的狗叫， 惊醒了我暂时的迷梦。 是的，暂时的！ 亭子面前，花房的草门掀动了， 一个花匠的头伸出来， 四面一望，又缩进去了。—— 静穆的月光，究竟比不上草门里的炉火！ 暂时的安慰，也究竟解不了明日的烦闷呵！ 12月27日，妻子江冬秀来到胡适的身边。三天后，是他俩结婚六周年纪念日。但这一切都并不能解他烦闷。想见的，见不到，不想见的，却时时在眼前晃荡；想要的，要不到，不想要的，却无力甩脱。于是，胡适烦上加烦，闷上加闷。 1924年1月3日 烦闷的很，什么事也不能做。 1924年1月15日 这十五日来，烦闷之至，什么事也不能做。 烦闷，烦闷，干脆写一首《烦闷》诗： 很想寻点事做， 却又是这样的不能安坐。 要是玩玩罢， 又觉得闲的不好过。 提起笔来， 一天只写得头二百个字。 从来不曾这样懒过， 也从来不曾这样没兴致。 为什么“不能安坐”，为什么“这样懒”，为什么“没兴致”，胡适在《烦闷》之后的《小诗》里，道出了答案：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 可能是他觉得这样写太直白太直露，恐后人耻笑，便将此两句用笔圈掉了，重新写：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 也许是烦闷，胡适日记自1月27日以后就中断了，时间长达一年。因而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与曹诚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是否又见过面。可以肯定的是，他俩的通信始终未断；他俩的爱，也始终未消。1925年1月25日，他补记了一份“1924年的年谱”，其中将《小诗》定为“最得意的一首小诗”。其实无论从诗的技巧上还是内容层次上，这首诗不一定称得上最好，但因为诗里渗透了他对曹诚英的一份情，所以他自认为“最得意”。
《日记的胡适》 第三部分屈服于妻子的菜刀 整个1925年，胡适的日记记得很简单。但是，在这一年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的本身是胡适在日记里刻意回避的理由。这年7月，他收到曹诚英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封面是用英文写的“北京大学胡适博士收”，实际上它是由曹诚英的哥哥曹诚克自天津转的。当时，曹诚克在南开大学任教授。该信的邮戳显示，发信邮局是“天津府”。 为什么要这样呢？从信中的内容看，曹诚英似乎在担心被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因为她这样写道：“……我们在这假期中通信，很要留心！你看是吗？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谨慎而很会写信的，大概不会有什么要紧……你有信可直寄旺川。我们现在写信都不具名，这更好了。我想人要拆，就不知是你写的。我写信给你呢？或由我哥转，或直寄往信箱。要是直寄信箱，我想你我的名字不写，那末人家也不知谁写的了。你看对吗？” 这样的偷偷摸摸很让胡适痛心，他能感受到曹诚英不得不做一个无名无份的地下情人的委屈。而信的末尾一段更让他几乎要落下泪来：“……穈哥！在这里让我喊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穈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的爱你，请你放心。……祝我爱的安乐！”也就是这句爱的宣言，让畏缩的胡适痛下决心，他要离婚，他要和娟结婚！ 于是，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 江冬秀反应的激烈大大出乎胡适预料。她拿着剪刀要刺胡适，被人拦下后，又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威胁胡适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 胡适相信他那“庸俗的”妻子能够说得出做得到，他傻了，也清醒了。如果真的离婚，两个儿子的小命难保是其一，他胡博士长久以来精心维护的好名声也将毁于一旦而大失面子是其二。与其如此闹得鸡飞狗跳人尽皆知，不如悄然舍弃自己的爱情。就这样，胡适妥协了：不离婚了，让曹诚英去堕胎。 “堕胎”一说，在胡适日记中当然是找不到的，而只是知情者说。 曹诚英的苦楚，是能够想见的。她堕了胎，但无法堕掉对胡适的爱。为此，胡适在1926年写了一首诗《扔了？》：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 不久，曹诚英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生物学家吴素萱同学。再后来，由胡适推荐，她考入胡适当年就读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表妹”要去当尼姑 藕断丝还连。胡适与曹诚英分手却并不绝情，他俩一直有来往。这在胡适日记中也有体现。 1931年1月7日 车到浦口时大雪。过江已误点，车开又迟，故到晚上十一点始到上海。 珮声来接胜之，在渡船上稍谈。胜之与她在下关上岸。我们在江口搭车。 在上海时，他俩幽会在友人汪孟邹家。这让江冬秀怒不可遏，但她忍着，因为至少胡适不再提离婚。 曹诚英学成归国后，曾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结识了曾某，并决定结婚。可是节外生枝，曾某的亲戚与江冬秀相熟，闲聊中透露了此事。江冬秀抓住了这个报复机会，也不顾及丈夫的颜面，将他与曹诚英的旧情翻了个底朝天。“丑事”很快传到了曾某的耳朵里，他随即取消了婚约。 伤心欲绝的曹诚英在1939年的“七夕”之夜，给正在美国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寄去一封信后，愤而登上峨嵋山，准备出家当尼姑。胡适是通过吴健雄的来信知道一切的，他很感伤，在日记里这样写： 1940年2月25日 吴健雄女士来信，说，友人传来消息，珮声到峨嵋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珮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看样子，尽管曹诚英仍然“被恩情牵系”，但她不留字、不留地址的行为，也足见其决绝之心，更可知其悲愤之情。 远隔重洋，胡适纵然也牵肠，但却无力而为，他只有通过友人不停地探询曹诚英的讯息。 得知妹妹要做尼姑，曹诚克即赴峨嵋山苦劝，不惜动用“结婚不成可以独身”这样的极端说辞，终于劝得曹诚英下了山。这样的打击摧残了她的身体，她终于病倒。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 1941年1月6日 吴素萱来信说珮声去年六月病倒，八月进医院。 胡适没有记下他听说曹诚英病倒后的心情。也许此时此刻，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留给曹诚英的，除了负了她之后的伤痛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有背负这份情债，遗憾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