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 被蒋介石“请”当“总统”(1)
一个是教授、博士、著名学者，一个是国民党党魁、政治家；一个崇尚民主自由，一个追求专制集权。这样的差异注定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必是起起伏伏，颇多周折。他们之间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密无间，也矛盾重重，又交织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恩恩怨怨。于是，在胡适日记中，蒋介石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被蒋扣上“反党”的“帽子” 据胡适日记记载，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 1932年11月28日 下午七时，过江（此时，他们都在武汉——引者注），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被蒋介石“请”当“总统”但是，另有证据证明他俩在这之前的1931年10月就见过一次面。这年10月14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南京专电”，这样写道：“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 巧的是，胡适1931年的日记，偏偏就缺失了10月份的内容，之前之后也未见有“来京谒蒋”的记录。 无论是“谒蒋”或者是“蒋寓晚餐”，都可说他俩此时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否则也坐不到一起。但是仅仅在半年多以前，胡适甚至被蒋介石扣上了“反党”的帽子。 1931年3月18日 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 随后，他在当天的日记里粘贴了一份剪自《大公报》的剪报： 蒋告清华学生代表 吴南轩发表经过 （十七日下午七时四十分发南京专电）清华学生代表（十七日）午谒蒋，蒋告以决派吴南轩为校长。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吴系留美教育博士，人颇真挚。嘱各生安心读书。 1928年3月，刚刚结束欧美之行的胡适在上海出任新创办的《新月》杂志主编，同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第二年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这令一向倡导民主自由的胡适有些喜出望外。然而在他细细研读了全文后，却万分失望。在他看来，这份“命令”只是名义上的保障人权，实则是干涉言论自由，侵害私人财产。激愤之余，他挥笔写下《人权与约法》，谴责政府官吏逾越法律的种种行为，呼吁要实现真正的法治，而真正的法治应当是只认得法律而不认得人的。这篇文章自公开发表在《新月》上后，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 紧接着，胡适又在《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中直言，从国民党对新旧文化的态度上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在思想言论自由方面，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也是反动的。 与此同时，他还大胆放言：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的这些言论立时遭到国民党文人的一致猛烈攻击。上海党部因此决议：“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公开指责胡适陈腐慌怪。 重重压力之下，1930年5月，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蜗居在上海寓所不问时事埋头著书做学问一段时间后，返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他也因此被蒋介石扣上了“反党”帽子，丧失了出任清华校长一职的机会。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被蒋介石“请”当“总统”(2) 显然，在这次与“政府”的针锋相对中，胡适是处于下风的，甚至一度有传言说他被“政府”通缉。这种被动让他明白，相比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来说，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而弱小的个人与国家机器对抗，无异于鸡蛋撞石头，不是头破血流，就是粉身碎骨。 于是，在1931年年初，又一次来到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常会的胡适托人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送去一封信和两份《新月》杂志，“一份赠与（陈）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意欲通过陈布雷与蒋介石在“互相认识”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 1931年1月19日 访金井羊，把《新月》全份托他带给陈布雷，并送一份给蒋主席，附一信…… 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胡适很诚恳地表示：“《新月》谈政治，起于二卷四号，甚望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虽然这不能说是胡适的一种妥协，但至少他向“政府”表明了他的一种非对立非对抗的态度。从蒋介石一方来说，胡适的学术影响力非他人所能比及，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当胡适主动抛来“绣球”后，蒋介石顺手接住。《申报》的“南京专电”实际上向公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胡适与蒋介石与“政府”之间已经冰释前嫌。 实际上，在“南京专电”公开之前，胡适已经开始参与到“政府”中去了。 1931年9月26日 昨日子文来电，要我去南京，电文云：（英文）鉴于财政委员会的成立与目前的危机，请速来南京。请答复。宋子文 对于宋子文的邀请，胡适是拒绝的。他在这天的日记中继续写： 昨天太忙，不曾回电。今晚回一电云：（英文）好意心领，恕我无法就任财政委员会。一有空即赴南京。胡适 至于为何要拒绝，胡适在日记中未明说，或许毫无原因。从他后来在宋子文又一次邀请之后，又同意了，可推测，他当初的拒绝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在他拒绝宋子文一个半月之后，又连续接到宋子文和张公权的电报，都是力邀他就任财政委员会。 1931年11月11日 宋子文来一电，张公权来一电，皆劝我就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之设是要监督财政，实行预算。此时谈不到此事，但子文意在借财委会作一种挡箭牌，如此会能行使职权，亦可稍稍制裁军人的浪费。 我复一电云：（英文）愿意就任财政委员会，希望在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此职。 胡适没有等到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第二天，他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说财委会组织大纲及委员人选名单已经发表。这让他不免吃惊不小。 1931年11月12日 昨晚得蒋介石先生来电，知财政委员会已发表，并已定十五日开第一次会，可谓“神速”了。我今日复一电云：“真电敬悉。北归后即病，删日财委会不能出席，乞谅。” 在当天的日记后，胡适粘贴了一份“财委会组织大纲和委员人选名单”的剪报。在名单中，胡适的名字是作为学者代表赫然在册的。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力争做蒋的一个诤友 不论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2月1日、1931年的10月，还是如胡适自己所说在1932年的11月，总之在这段时期，他俩频频见面。胡适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授和学者，尽管他无党无派，但他正在逐渐向“政府”靠拢而力争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和蒋介石做一个诤友。 就在胡适日记中所说在武汉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后分手之际，蒋介石意犹未尽地对胡适表示过两天再仔细聊聊。胡适并没有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当日他和蒋介石的交谈内容。如果确如他所说这是“第一次见面”，那么谈话内容应当不会涉及过于尖锐的政治问题，有可能只是泛泛而谈。 为了做一个称职的“政府”和蒋介石的诤友，胡适在与蒋介石见过面后，托人给蒋介石送去一本《淮南王书》。他的目的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好好读读其中的“主术训”一节，从中领悟为领袖为王者所必须警醒的为政之道。 之后第四天，即1932年12月2日，胡适再次应邀来到蒋宅。在去往蒋宅的路上，胡适就做好了要与蒋介石好好谈谈“根本问题”的准备。他要以他的所学，以他对历史的精深研究帮助蒋介石，提醒蒋介石。然而，事与愿违。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32年12月2日 六点下山，过江。蒋先生的秘书黎琬君来迎，到蒋宅吃饭。 我本来以为这是最后一个谈话机会，故预备与他谈一点根本问题。但入门即见昨见的雷孟疆先生，后来吃饭时杨永泰先生又来了。二客皆不走，主人亦无法辞客。所以我也不预备深谈了，只随便谈了一会，十点即辞出。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 胡适所说的“随便谈”，实际上也并不随便。饭桌上，蒋介石让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二是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胡适长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对教育问题自然有卓见，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于是，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很不客气的对他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应该说，作为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似乎更应该将精力将研究方向放在“教育”之上。然而，他之所以在日记里有些情绪地将教育这个本应该深重的话题“随便谈”，是因为他的心思并不在“教育”之上。在他的心底，他准备要谈的“根本问题”并非教育问题。所以，在一年之后，当行政院长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时，他婉言拒绝。当然他的理由也很堂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所认为的“根本问题”更可能是为政之道。 还是在武汉时，胡适终于有了一次与蒋介石谈根本问题的机会。 当时，蒋介石将所著的五小册《力行丛书》送给胡适，并要求胡适谈谈哲学。在书中，蒋介石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来阐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认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是要人服从领袖（即孙中山本人）。这种理解正是采用了胡适的观点，只是蒋介石并没有完全弄通王、孙两种学说的区别。于是，应蒋介石之请，胡适作了一次演讲： 1932年12月5日 早九时，在中山堂参加全省纪念周，何芸樵主席，我演说《中国政治的出路》。我的大意说： Ⅰ，不可不认清政治的目标：…… Ⅱ，不可不认清敌人：…… …… Ⅶ，今日的出路：…… …… 3.建立一种建设的政治哲学。“知难行易”是革命的哲学：不适于建设。建设的政治哲学要人人知道“知难，行亦不易”。 …… 理论上说，胡适是“政府”和蒋介石的党外诤友；通俗地说，他其实是“政府”和蒋介石的幕僚、参谋，尽管他与蒋介石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当蒋介石全面“围剿”共产党时，胡适起初是反对的。30年代初，他曾经以他主张的实验主义方式，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要搞共产主义吗？不妨拨一个省，或者整个东北给他们，让他们去实验，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很自然地，蒋介石是不能容忍这种“实验”的，他要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当日本人大举进犯中国后，胡适也逐渐认可了“攘外必先安内”，因为在他看来，独裁固然是民主社会所要唾弃的，但如果独裁的结果能够达到“统一”，那也不是不可以。当蒋介石在“委员长”的交椅上坐稳后，胡适一方面赞颂蒋介石“气度大了，态度平了”，是全国公认的领袖，一方面他未忘他的“诤友”身份，进言蒋介石：实行宪政，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独裁的全国最高领袖。可谓真心可表，用心良苦。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应蒋召唤出任驻美大使 胡适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自他1917年留学归国后的20年来，“不谈政治”早就成为空话，也不能说他完全未入政界。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难当头，他身不由己地更深层次地踏入政界：出任驻美大使。 由于胡适在欧美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他又精熟欧美各国国情，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有意让胡适到欧美各国去作抗战宣传。胡适却不愿意。他在日记中并未明确不愿意的理由，但就他在抗战初期的态度，不难理解其中缘由。即便日本人挑起了七七事变，胡适起初还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也就是说，他是主和的。 然而随着中华疆土一寸寸被日本人所蚕食，随着同胞一批批倒在血泊之中，他逐渐认识到其实“和”比“战”更不容易。不过，他还是不愿意在这种情形之下远赴欧美，他说“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在经过多人苦劝之后，在他的学生傅斯年的几乎是哭求之下，他终于答应了。 1937年9月8日，胡适以国民政府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离开南京先去了武汉。这天的日记，他这样写道： 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 九点出门上船…… 十二点开船。…… 看得出，胡适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舍不得离开，又不得不远赴他乡，因为他肩负使命。9月26日，他飞抵美国旧金山。随后，他在旧金山电台发表了《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又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 一年以后，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数个电话，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请他就任驻美大使。本就抱定“不入政界”的胡适，就如以前拒绝宋子文出任财委会的邀请、拒绝汪精卫出任教育部长的邀请一样，他本能地就想谢绝。然而不难揣测，他对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与重用，并非毫无感觉，甚至应该心怀感激。他难道不认为，这也能算得上是一种恩德吗？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权衡思量之后，他这样答复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或许正因为并非心甘情愿，所以在胡适看来，他的就任不是他个人政治前途的一个重大转机，而只是一种“牺牲”：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也就是在这天，胡适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从1938年到1942年，胡适的“驻美大使”仅仅做了四年，其间似乎有许多不愉快，或者是使馆工作效率不高、纪律缺乏而被非议，或者是对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而招致蒋介石不满，或者与外交部长宋子文之间稍有芥蒂。但他提出辞呈，表面上的原因当然只能说是身体抱恙。9月8日，胡适终于得允卸任。接到免去其大使职务的电话时，已近夜11点，胡适回复：“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 有人说，胡适本就不愿做“大使”，如今免职，是一种解脱，于他并非坏事，所以他才有“感谢”之说。然而，翻查胡适1942年的日记，内容缺损严重，不但3、4、7、8整整四个月未留一言，就是卸任的9月份，他也只是在18日那天准备离开华盛顿时，留下了寥寥数语： 1942年9月18日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如果是解脱，如果是如释重负，日记中又何以显现如此的泪眼婆娑凄凄惨惨。一介文人，一介书生，又怎能适宜政界的污泥浊水？胡适是聪明的，他是不是早就料到如此而发愿“不入政界”的呢？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1) 然而，既然宣扬要做“政府”和蒋介石的诤友，既然已经与政界搭上了边，又岂容他随心所欲地退出。卸任“驻美大使”后直到抗战胜利，胡适在美国仅仅过了四五年的逍遥自在的学术生活，就又被拖进了政坛。因为蒋介石需要他这样一个民主自由人士充当门面，以粉饰“民主盛世”。 1947年3月，蒋介石意欲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他知道胡适的个性，便请傅斯年出面。果然，胡适拒绝了，理由一如以往：便于更好地为“政府”服务。他在给傅斯年并让他转告蒋介石的复信中，这样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替他（指蒋介石——引者注）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胡适的理由很能说服人，因为他并非只为自己着想，而是从利于“政府”的角度出发，不是自私的行为，而是诚心为公。所以蒋介石“闻之心感”，但是在他看来，在内战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面子比实用可能更重要。于是，他仍然坚持他的想法，亲自给胡适写了信，以“倘先生并此而不参加，岂惟政府决定政策之最高机构失一重大助力”为由再三相劝。 在3月13日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 1947年3月13日 早车与周寄梅、蒋廷黻两兄同去南京。 下午二点到京。有许多朋友来接。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 晚八点，蒋主席邀吃饭，先约我小谈。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见我的信没有？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对孟真说，“放学了！” 其实，蒋介石所说的“不逼加入政府”也只是放弃让胡适任考试院长，而并没有同意胡适不当国府委员。于是，胡适的理解便有了偏差。“放学了”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1947年3月17日 我以为是“放学了”，其实不然。今早雪艇（即王世杰——引者注）奉命来谈，说，院长不要我做了。只要我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作无党无派的一个代表。我再三申说不可之意：国府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应以全力为之，不宜兼任。 在这之前，胡适一度为找不到恰当的理由推辞蒋介石的盛邀而烦恼。学生傅斯年献计：“你就给蒋先生说，北大校长是专任，不能兼职政府的特任官，特别是，北大现在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万一命下之日，人心解体，闹出事情，恐怕这不是您蒋先生的初衷吧。”胡适以为可行，便有了日记中“不宜兼任”之说。 然而，事情仍然没完。第二天，蒋介石又召胡适去谈话。 1947年3月18日 下午四点，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我辞出时，他送我到门问胡太太在北平吗？我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先生笑说：“这不是官！” 胡适自1937年奉命离国去美宣传抗战又任驻美大使，直到1946年回国，他和夫人江冬秀两地分居长达九年之久。也许在江冬秀看来，这一切都是丈夫从政为官所致。正当胡适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几乎要败下阵来时，恰遇蒋介石问到了“胡太太”，灵光闪现之下，便巧妙地“搬”出夫人的一片深情。这颇能打动人心，也多少让蒋介石有了退让的台阶，尽管蒋介石强调了一句“这不是官”。 蒋介石写给胡适的那封信，胡适直到3月22日才收到。 1947年3月22日 今天市政府送来蒋主席三月五日的亲笔信。 看过蒋介石的信，尽管胡适也被蒋介石的诚心、耐心和真心所感，但他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在他返回北平之后，又接连给蒋介石发了两封电报。 1947年3月29日 与郑毅生、汤锡予、陈雪屏商量，由他们去电给政府，说明我不应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意。我也去一电，给蒋公，申说此意。 1947年4月5日 再打一短电给蒋主席…… 在这场比耐心比坚持的“战争”中，胡适最终成为胜利者。不久，蒋介石复电称“尊重兄意”。自此，胡适才算是真正地“放学了”。然而，这只是“放学”，并非完全“毕业”。胡适虽然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的职务，却差点儿当上了总统。 差点儿当了一回总统 胡适在1947年10月2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 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 显然，胡适很不赞同司徒雷登所言。这也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就得崩塌”，甚至他可能以为那是危言耸听，或许他还沉浸在蒋介石的“三至六个月完全消灭共军”的幻想之中。实际上，此时，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多，蒋介石的预言也早已被打破，国共双方的力量悬殊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对这一切，胡适似乎毫不知情。所以，当他又被要求去美做宣传并任大使时，大感意外。 1947年12月12日 夜车今早到南京。…… 晚上到雪艇（即外长王世杰——引者注）家中久谈。他要我再去美国走一趟，这是出我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十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大使是不敢做的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2) 如果没有蒋介石点头，王世杰断不会自作主张这样请求胡适。果然，四天后，蒋介石单独约请胡适，旧话重提。 1947年12月16日 蒋主席约吃饭，我去时始知只有我一个客。他力劝我再去美国做大使。他的意思很诚恳，但我不敢答应，只允考虑。 出主席官邸，即去访雪艇，细谈。我告以我不能去的理由。 他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列举了“不能去”的三大理由。 1947年12月17日 晚上写一信给雪艇，说我不愿意再去作大使的三个理由： （一）受命办学校，才一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自己。 （二）我今年五十七了，此时若改行，便是永远抛弃学术上的事业了。这是不是一件大损失？至少我自己有点不甘心！ （三）……五年不注意国内外形势，实已是很“外行”了，一时不容易恢复从前的自信力。 此三点之中，第二点最重要。 对国内外形势已经很“外行”的胡适，如今对局势有了一定了解。国军节节败退让美国人大失所望，对蒋介石的信心也渐渐被销蚀，也陡生让蒋下台重植傀儡的念想。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在蒋介石看来，若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一定要尽快消灭共产党，重树美国人的信心；而消灭共产党的前提，又需要美国人不能中断经济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想再派在华盛顿当局有一定威望的胡适赴美游说。 正当胡适斟字酌句地在列举他的请辞理由时，蒋介石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嘴里探听到了于他极为不利的杜鲁门总统的暗示：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行宪国大”上，将举行第一届总统选举，而美国方面比较认可的、又利于拯救国民党于颓势的总统人选是胡适。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听到了胡适这样一段话： 1947年12月15日 下午见了许多客，晚上在卢吉忱家吃饭，与李惟果、陶希圣诸君闲谈。他们问我对美国人作宣传，应如何办？我说，把这次立法院选举好好的办，把总统选举好好的办，都是最好的宣传。 正如日记中所言，胡适此说的确是“闲谈”，他并没有其他意思。但是，李惟果、陶希圣都是蒋介石的幕僚，他们当然要将胡适的“意见”转达给蒋介石。也许在他们看来，那也能算是“讨好”美国人的一种不错的方式。但是，在蒋介石听来，就不大舒服了，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胡适对他的总统宝座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是胡适自己主观上故意的，而是因为胡适身后美国人的扶助与支持。 1948年1月初，北平《新生报》上登载的一篇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赫然有胡适的大名。同时，在胡适看了李宗仁参选副总统的新闻后，写信给李宗仁表示支持。李宗仁在回信中说：“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两个月后，也就是在“国大”即将召开前夕，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国对华政策问题”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自由主义分子能够进入国民政府中去。 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唯有顺水推舟。在“国大”开幕后的第二天，他通过外长王世杰向胡适转达了欲推胡适参选总统的意见。 1948年3月30日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蒋介石当然不是心甘情愿地支持胡适参选总统，而他自己无所怨言地屈居“行政院长”。他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他的打算。胡适只是个学者，不是政治家，他无法洞穿蒋介石内心不可告人的心思，他还以为那是“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哩。 或许胡适从来也没有当总统的奢想，所以一旦机会突然降临，他一时无法消受。左思右想、再三权衡，甚至夜间失眠都可能是必然的。从人的本能来说，胡适是愿意尝试总统一职的，他说他“不敢接受”，只是因为没有自信心，而并不是不想，更何况他又始终认为蒋介石这样的构想“很伟大”。既然如此，又何必装腔作势不接受呢？于是，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1948年3月31日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在得知胡适同意之后，蒋介石没有做声。他的平静态度让人生疑，难道他真的会如此大度而甘心让贤吗？谁都没有想到，其实这时，蒋介石的心里正狂喜着呢，因为胡适正逐渐掉进他预先设置好的圈套之中。或许，他还会暗自嘀咕一句：书生就是书生。然而，令蒋介石万没有料到的是，胡适又反悔了。 1948年4月1日 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对此，蒋介石未予理睬。他的心里正火着呢：胡适你也太不知好歹了，此事事关重大，岂容你出尔反尔，视同儿戏。不过，他知道表面工作还是不能省的。于是，4月3日晚，他约见胡适，很诚恳地向胡适说明他不参选总统的原因是因为在即将颁布的宪法里，国家最高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总统是没有实权的，而他不能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他要胡适做总统，而他自己做行政院长。看见胡适似乎还在犹豫，蒋介石干脆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那么我们交换，总统还是我来做，你做行政院长。”这样一说，实际上也就将胡适“逼”到了墙角，他无话可说。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3) 在几天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会上，蒋介石郑重地宣布：自己不参选总统。同时，他不点名地将胡适推了出去。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 1948年4月4日 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①守法，②有民主精神，③对中国文化有了解，④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⑤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他始终没有说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 这会上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 尽管蒋介石没有直接点出胡适的大名，但他所列举的总统候选人的条件实际上是以胡适为模特度身定做的，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无党派人士，也只有胡适，所以任何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内想到胡适。 正如胡适日记中所说，也正如蒋介石所期望的，或者说正如蒋介石早就预料到的、策划好的，当天参加会议的人中，除了胡适的老友吴敬恒、他的学生罗家伦表示同意外，其他的人都对“蒋主席”的这一提案表示反对。特别是蒋介石的亲信们，此刻他们也看出了蒋介石的真实心思。于是，他们在罗列了诸多胡适不适合当总统的条条状状后，彻底否决了胡适，而一致以为还是“蒋主席”是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第二天，有关“蒋介石放弃参选总统而让贤胡适，被中央委员拒之”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这让胡适有些难堪，却正中蒋介石下怀。在胡适日记里，他以轻描淡写掩盖了他的真实心态。 1948年4月5日 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两点之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1948年4月6日 发一电给郑天挺兄：“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 胡适以“风波”这个词概括了这场实际上的“闹剧”或“骗局”。以他的智慧，此时，他对蒋介石精心设计的游戏目的渐渐有了认识。蒋介石之所以要力推胡适，一方面是顺应美国人的愿望以不使自己与美方形成对立，一方面他借此打压他的政治对手李宗仁，从而既不让李宗仁当上总统，也不让他当上行政院长。同时，蒋介石对推出胡适后军政大员们的反应也了如指掌，他们绝不会容忍一介书生，而且又是有美国人撑腰的书生独揽军政大权。如此，他既能获得“让贤”的所谓民主美誉，又不会真正让胡适当选，甚至更有利于他自己成功坐上总统宝座。一切都在他的盘算当中，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果然如他所愿。 尽管胡适说他“得救了”，但他却又病了。病的理由是什么呢？是紧张后的松懈，是被戏弄后的难堪，还是了解真相后的愤怒？他在日记中没有说。 1948年4月7日 病了几天，今天还有烧。 在病中，胡适可能想起他曾经写过的一首诗《做了过河卒子》（写于1938年10月31日驻美大使任上，诗赠友人陈光甫）：“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蒋介石似乎对他利用了胡适有些过意不去，他不仅在他的日记中说此乃他“一生中对人最抱歉之一事也”，更约胡适去吃饭，亲表歉意。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48年4月8日 下午八点，到主席官邸吃晚饭，别无他客。…… 蒋公向我致歉意。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胡适之所以被蒋介石利用，并非他欠缺智慧，而是他对蒋介石充满信任与期待。可能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身边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诤友，如果蒋介石能够听从诤友的诤言，他也不是不能做个好总统。所以，在有两百多人发起签署提名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的非官方议案上，也有胡适的大名。该议案于4月16日公布。三天后，蒋介石如愿以偿，当上了首任总统。 胡适日记很巧合地自4月16日起就中断了，因而在日记里，他没有对新任总统有任何的祝福。 蒋介石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选择行政院长。此时，他可能已经忘了他对胡适曾经许诺的“你当总统，我当行政院长。或者，我当总统，你当行政院长”的诺言。众说纷纭之下，有人竟“不知好歹”地提出了胡适的名字。闻言，蒋介石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冷冷地回了一句：“书生不能办事。” 有好事者将此言传给了胡适。对此，胡适日记中没有显现。据说，胡适当时只是笑笑说：“蒋先生是对的，我确实是书生，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还能搞政治。”虽说有自嘲的成分，但也可说胡适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内战中赴美游说 胡适似乎是矛盾的，他总是在声称“不问政治”，却又因要做“政府”的诤臣和蒋介石的诤友而总是不能与政治划清界线。当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无法逆转、蒋介石为此大伤脑筋时，胡适适时地出现在总统官邸，或进言，或建议。 1948年10月28日 今夜总统蒋先生约吃饭，我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 …… 1949年1月8日 7：30总统官邸晚餐。我为他述GeneralWainwright（温赖特将军）守Bataan（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与“荣誉勋章”。蒋公稍有动意？ 有的时候，人在极度失败的情形之下，是比较容易听得进逆言的，因为他此时已经没有了自信，甚至很自卑而否决以往的一切。然而，“听得进”并不等同于“完全接受”。虽然蒋介石“很和气的听受”胡适的“很逆耳的话”，但这并不表明他同意胡适所言并准备按照他的所说去做。此刻，蒋介石的心里另有盘算。胡适在1月8日的日记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 这么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在如此恶劣的政局下还能够心平气和地“聆听”胡适的“教导”，是因为他对胡适又有了新的企图。表面上，蒋介石似乎并不需要胡适“负什么使命”，实际上并非如此。 4月6日，胡适离国去美。4月23日，南京解放。次月，胡适接到了蒋介石的秘信。也就是说，胡适此番去美，并非只是“出去看看”。他的任务是：“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指顾维钧——引者注），多加功夫为盼。”看写信日期：5月28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 此后两个月，胡适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呼号，饱含深情地声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然而此时，在大局已定的形势之下，他的悲情已经无法打动美国人了。
《日记的胡适》 第四部分反对“总统”连任(1) 从7月份开始，他停止了一切徒劳的努力，避居纽约，开始了他生命中既灰暗又自得其乐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应该是能够帮助他实现“不问政治”的理想的，但他却又不甘寂寞，继续与蒋介石牵扯不清。先是有关《自由中国》杂志的问题，后来又有反对总统连任的麻烦。 台湾“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次。当时拟定“宪法”的张君劢等人就考虑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于王朝世袭，因而要加以严格限制。 在蒋介石于1954年第二次获选连任“总统”之际，《自由中国》就撰文，以美国华盛顿总统自动下野，创下美国宪法总统不连任二届的范例，以此来提醒蒋介石在仅有的六年任期内，要及早考虑转移政权的问题。 1958年，蒋介石的第二届任期又将结束，各界人士都关注着蒋介石是退隐幕后，还是修宪连任的抉择。年底，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中发表声明：“我们不仅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这一声明立即引得各界大加称赞。但是，《自由中国》却从中发现了漏洞，因为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否定再连任第三届总统的可能性，于是在社论中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与此同时，各方以“事实需要”为藉口，极力赞同蒋介石修宪连任。《自由中国》连续发表文章，对此大加反对。 胡适1959年的日记缺损很严重，从4月至9月，均为空白。10月份的日记是从15日开始的。这天，他这样记道： 1959年10月15日 这是今天报纸的记录：《中央日报》第一版第二条新闻似是专为我昨天的谬论作“更正”的。 （以下是剪报标题） 旅居全美各地侨胞拥护总统继续领导 旅乌全体侨胞来电表示愿望 恳请总统领导完成复国大业 他所说的“谬论”是什么呢？《中央日报》又为何要“更正”呢？ 在对待蒋介石三连任的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和支持的两大阵营。崇尚民主自由的胡适自然是站在反对一方的。10月14日，也就是在他写以上日记的前一天，他自美国返回台湾。在机场，在回答前来采访的记者关于总统三连任问题时，胡适的回答虽然非常含蓄，但也清晰。他说：听说纽约侨领不赞成参加第三任竞选运动，虽然各地华侨纷纷致电台湾，敦请总统连任，纽约并没有发出此种电报，而纽约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华侨中心。他的这番话的真实意思显而易见，因而各“政府”媒体均不敢原文刊登，而只有一些民营报纸发了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的新闻干脆篡改了胡适的原话，直接说在美侨胞“拥护”蒋介石。 看到这样的“更正”，胡适也只有苦笑了。不久，他又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总统连任问题，将觅解决办法，国大可能采取三种办法”。文章中引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尽管宪法上有限制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但蒋总统之连任第三届几乎已成定局。”胡适觉得有必要面见蒋介石，做一个“诤臣”或“诤友”应该做的事。他分别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和“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表达了此意。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59年11月14日 王云五先生来谈。本月四日，在教廷新公使的酒会上，我和张岳军（即张群——引者注）先生谈，我说“我回来二十天了，还没有去见总统。我知道他很忙，又常到别处去。请你留意，如总统有工夫，我想去看他。”这是十天前的事。今天岳军遇着云五先生，他说，他知道我要向总统说些什么话。所以他颇感迟疑。“如果话听得进，当然很好。万一听不进，胡适之也许不感觉为难，但总统也许觉得很窘。”所以他要云五先生示意，要我去和他谈，让他代我转达！ 这是岳军的好意，我当然接受。 胡适接受了张群的建议，没有亲自去和蒋介石谈，而是先将他的观点说给张群听，由张群去向蒋介石转达。 1959年11月15日 今晚在梅月涵宴请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滩尾弘吉的席上见着张岳军，饭后他邀我到他家小谈。 我请他转告蒋总统几点：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实际上，在20天前，他已经将他的这番“劝谏”请“行政院”秘书长黄长谷转陈蒋介石。此时，他不过是再重复一遍而已。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他知道蒋介石不是个轻易能够接受他人意见的人，何况这关乎到他的政治生命，他又岂能甘心自觉走下总统宝座。胡适也清楚，他能做的，仅仅是步步紧逼而已。 一周后，胡适得悉蒋介石的答复，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1959年11月23日 …… 蒋先生郑重考虑了一会儿，只说了两句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