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声音
作者：胡适【完结】
图书简介
胡先生雅擅言词，而且善于恭维人，国语虽不标准，而表情非常凝重，说到沉痛处辄咬牙切齿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令听者不得不信服他所说的话语。他曾对我说，他是得力于《圣经》传道的作风，无论是为文或言语，一定要出之于绝对的自信，然后才能使人信。
序
毛子水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演讲集》将于本月出版。胡颂平先生嘱我写一序言。我以为胡先生的演讲，和他所写的文章一样，明白畅达，用不到介绍的话。只有这个演讲集编辑成书的经过，是有向读这个演讲集的人士一述的价值。
这个演讲集编辑的工作，可以说是由王志维先生一人独担的。这些篇章的收集和编排，由一个人做起来，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情。最麻烦的，还是其中有上十篇的演讲词，是完全由录音带重录出来的。他向各处搜集这些录音带，每收到一副录音带以后，便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陆陆续续地一边放录音带，一边记录。记录成篇以后，又反复校对过几遍，方才算为记录的定稿。这样的工作，前后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上十篇演讲词。王先生的热心和毅力，是值得爱读胡先生讲词的人感谢的。
1970年12月6日谨序
(此为台北胡适纪念馆编印《胡适演讲集》原序)
少年中国之精神（1）
1919年：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前番太炎先生，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借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这四条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一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和各位同志商酌。
一、少年中国的逻辑
逻辑即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一般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因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几种现象：(一)灵异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坛及各地的各种迷信；(二)谩骂无理的议论；(三)用诗云子曰作根据的议论；(四)把西洋古人当作无上真理的议论；还有一种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状，我且称它为“目的热”，就是迷信一些空虚的大话，认为高尚的目的，全不问这种观念的意义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和平”，大家齐声喝彩，就请他做内阁总理；明天又有人说，“我主张和平统一”，大家又齐声叫好，就举他做大总统；此外还有什么“爱国”哪，“护法”哪，“孔教”哪，“卫道”哪……许多空虚的名词，意义不曾确定，也都有许多人随声附和，认为天经地义。这便是我所说的“目的热”。以上所说各种现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们既然自认为“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且略说科学方法的要点：
(一)注重事实
科学方法是用事实作起点的。不要问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我们须要先从研究事实下手，凡游历、调查、统计等事都属于此项。
(二)注重假设
单研究事实，算不得科学方法。王阳明对着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么道理来，反病倒了，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说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三)注重证实
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有时候，证实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必须用“试验”方才可以证实；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少年中国之精神（2）
二、少年中国的人生观
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都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固然不消说了。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如静坐会的人，如坐禅学佛的人，都只是消极的缩头主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胆子，不敢冒险，只求平安，所以变成一班退缩懦夫。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三种人生观都是我们该反对的。少年中国的人生观，依我个人看来，该有下列的几种要素：
(一)须有批评的精神
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地做去，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我们如果发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国，第一步便须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
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语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拼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那些厌恶这个世界梦想超生别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说了。
(三)须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
上条所说的冒险进取，并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们既认定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又须认定人类的生活全是社会的生活，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社会的活动是互助的，你靠他帮忙，他靠你帮忙，我又靠你同他帮忙，你同他又靠我帮忙；你少说了一句话，我或者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多尽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和你多尽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点事，社会的全体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便是社会协进的观念。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自然会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自然不致变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家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批评的、冒险进取的、社会的人生观。
三、少年中国的精神
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我且说一件故事作我这番谈话的结论：诸君读过英国史的，一定知道英国前世纪有一种宗教革新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牛津运动”(TheOxfordMovement)。这种运动的几个领袖如客白尔(Keble)、纽曼(Newman)、福鲁德(Froude)诸人，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想大大地改革一番；这个运动未起事之先，这几位领袖作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写在一个册子上。纽曼摘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那句诗是：Youshallsee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翻译出来：“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
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选自《少年中国》第一期(1919年北京出版)
五四运动纪念（1）
1928年：上海，光华大学（文浒记录）一、五四运动之背景
中国加入欧战时，全国国民，皆抱负极大希望，以为从此以后，对外赔款，可以停付——至少可以停付五年；治外法权，可以废止；关税主权，可以收回。当时，日本人已先中国数年，加入战争，派遣军舰，专与东方的德国势力为难；接收青岛，续办胶济路，所有德国人在华的势力，居然落到他们手中去了。彼时中国人尚不如何着急，因为日本政府曾有表示，望此次接收，不过暂时之事，将来“终究归还中国”。不料到了第二年——1915年，日本非独不把山东方面的权利，交还中国，抑且变本加厉，增制许多条件，向中国下“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中国无法，只能于5月9日签字承认。于是中日两国的感情，越弄越坏，坏到不可收拾了。
中国正式加入欧战，是1917年。前此之时，虽有华工协助协约国与德国开衅，但未经中国政府正式表示，到了1917年，中国政府公然向德绝交，向德开战。翌年11月11日，德国终于失败了，一种代表军国主义和武力侵略主义的势力，终于被比较民治化的势力屈服了，欧战遂此告终。全世界人皆大庆祝此双十一节，中国自亦受其影响。5月17日那一天，所有北京城内的学校，一律停课，数万学生，结队游行，教育部且发起提灯大会，学生手执红灯，高呼口号，不可谓非中国教育界第一创举。影响所及，遂为以后的五四运动下一种子；故虽谓五四运动，直接发源于此次轰轰烈烈的大游行，亦无不可。非独此也，教育部且于天安门一带，建筑临时讲台，公开演讲。事后北大停课三天，要求教育部把此临时讲台，借给北大师生，继续演讲三天。演讲时间，每人限以五分钟，其实，每人亦只能讲五分钟，因为彼时风吹剧烈，不到五分钟，讲员的喉咙，已发哑声，虽欲继续，亦无能为力了。因此，各人的演词，非常简括，却又非常精彩。此后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如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和我的《非攻》等篇，皆为彼时演词之代表。但有人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原来彼时北京政府，“安福俱乐部”初自日本借到外债六万万元，一时扬武耀威，非常得意。我们见之，虽有非议，亦无法可想，彼时既有教育部首先出来举行公开演讲，我们亦落得借此机会，把我们的意见，稍微发泄发泄。后来，我因母丧离开北京，故未得亲自参加这个大运动的后半剧。
1919年1月18日，交战诸国开和平会议于法国Versailles宫中，中国人参加者，有政府的代表，有各政党的代表，又有用私人名义去参加者，以为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必可实行，中国必能在和会之中，占据许多利益；至少，山东问题，必能从和会中得着满意的解决。然而威尔逊毕竟是一个学者的理想家，在政治上玩把戏，哪里敌得过英国的路易·乔治(DavidLloydGeorge)及法国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这一班人呢？学者遇着“老虎”，学者唯有失败而已！
二、五四运动之发生
4月28日，国际联盟条文，正式成立，尚觉有点希望。过了两天，到了4月30日那一天，和会消息传出，关于山东方面的权利，皆付与日本，归日本处理。消息一到，前此满腔热望，如此完全失望了！全国愤怒，莫能遏制，于是到了5月4日那一天，学生界发起北京全体学生大会，开会以后，到处游行。(外传北京学生会曾向东交民巷各公使馆表示态度说不确)后来，奔到赵家楼胡同曹宅，撞破墙壁，突围而进，适遇章宗祥在那里躲避不及，打个半死，后脑受着重伤；当场即被捉去学生二三十人，各校皆有，各校校长暨城内绅缙名流，皆负责担保。后来消息传到欧洲，欧洲代表团亦大受感动。同时更用恐吓手段，打电报给我国出席总代表陆徵祥，如果他糊里糊涂地在山东问题条文中签了字，他的祖宗坟墓，一概将被掘；外交团迫于恐吓，自不敢轻易签字了。于是在5月14那一天，中国代表团又在和会内重新提出“山东问题”，要求公平办法，始终没有得着好的结果，而中国代表亦始终没有签字。所以然者，实因当时留欧中国学生界，亦有相当的运动，包围中国公使馆不许中国官员擅自签字。可是这样一来，当时办教育的人，就棘手了，好在他们亦不欲在这种腐败的政府下供职，于是教育部中几个清明的职员及北大校长蔡先生等人，相继辞职。那时，政府正痛恶那一班人，他们既欲辞职，亦不挽留。然而当时的学生界怎能任这一班领袖人物，轻轻引退呢？于是大家主张挽留。为欲营救被捕的学生，为欲挽留被免的师长，同时又要继续伟大的政治运动，故自5月20日起，北京学校，一律罢课。到处演讲，诸如前门大街等热闹地方，皆变成学生的临时讲场了；对于城内交通，不无影响，于是北京军警，大捕学生。但军警捕捉学生越着力，学生的气焰，越加热烈，影响所及，全国学生，相率罢课。天津的学生界，于5月23日起，宣布罢课；济南的学生界，于24日宣布罢课；上海的学生界，于26日宣布罢课；南京的学生界，于27日宣布罢课；后来连到军阀的中心势力所在的保定学生界，亦于28日决议罢课。向者为北京学生界的爱国运动，今其势力，已风动全国学生界，而变成全中国的学生运动了。同时北京被捕的学生，亦益发增多，城内的拘留所，皆拘满了，一时无法，就把北大第三院，改成临时拘留所，凡遇着公开讲演的学生，军警辄把枪一挥，成群地送入北大第三院内。院之四周，坚筑营盘，昏夜看守。后来第三院的房子内住不下了，又把第二院一并改为临时拘留所。斯时杜威博士适到北京，我领他去参观就地的大监狱，使他大受感动。后来，忽有一天，到了6月3号那一天，院外的营盘，忽然自动撤销了，看守的军警，各自搬场了，一时不知其故。后来才明白上海学生界，即在6月3号那一天，运动商界，一律罢市三天，并要求政府罢免曹、陆、章三人的职务。政府见来势汹险，无法抵抗，终于屈服下来，自动撤销营盘，自动召回军警，即政府被人民屈服的证据，而曹、陆、章三人，亦于同日被政府罢免掉了。此为5月4日到6月3日几近一月中间的故事，最后的胜利，终于归属学生界了。
五四运动纪念（2）
三、五四运动之影响
如今且约略考究五四运动的影响，它的影响，计有两方面：一为直接的影响，一为间接的影响。直接的影响，能使全国人民，注意山东问题，一面禁止代表签字；一为抵制日货，抵制日货的结果，许多日本商人，先后破产，实予以重大打击。故日本野心家，亦渐生戒惧之心了；再加上其他友国的帮助，故于1921年华盛顿会议中，当中国代表重新提出山东问题时，中国着实占点便宜。其结果，日本终于把山东方面的权利，“终究交还中国”了。
至于间接的影响，那就不能一样一样地细说了！
第一，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以前的学生，不管闲事，只顾读书，政治之好坏，皆与他们无涉。从此运动以后，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
第二，为此运动，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单说1919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其他可无论了。最奇怪的，这许多报纸，皆用白话文章发表意见，把数年前的新文学运动，无形推广许多。从前我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各处皆有反对，到了此时，全国学生界，亦顾不到这些反对，姑且用它一用再讲。为此“用它一用”的观念的结果，新文学的势力，就深深占入学生界的头脑中去了，此为五四运动给予新文学的影响。
第三，五四运动更予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学生注意政事，就因他们能够读书，能够看报之故。欲使平民注意政事，当亦使他能够读书，能够看报；欲使平民能够读书，能够看报，唯一的方法，就在于教育他们。于是各学校中，皆创立一个或数个平民学堂，招收附近平民，利用晚间光阴，由各学生义务教授；其结果，平民教育的前途，为之增色不少。
第四，劳工运动亦随五四运动之后，到处发生。当时的学生界，深信学生一界，势力有限，不能做成大事，欲有伟大的成就，非联合劳工各界，共同奋斗不可。但散漫的劳工，不能发生何种势力，欲借重之，非加以组织不可。于是首先与京汉路北段长辛店的工人商议，劝其组织工会，一致奋斗。一处倡之，百处和之。到了今日，各处城市，皆有工会组织，推原求本，当归于九年以前的五四运动。
第五，妇女的地位亦因五四运动之故，增高不少。五四运动之前，国内无有男女同学之学校，那时，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微。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论坛，对于妇女问题，渐生兴趣，各种怪论，亦渐渐发生了；习而久之，怪者不怪，妇女运动，非独见于报章杂志，抑且见诸实事之上了！中国的妇女，从此遂跨到解放的一条路上去了。
第六，彼时的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例如进步的党人，特为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辟立副刊，请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民国日报》之“觉悟”，即其实例。有的机关，前时虽亦有副刊，唯其主要职务，不外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此外之事，概非所问。“五四”以后，他们的内容，完全改变了：诸如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皆在他们的副刊上，占着首席地位了。
其在国民党方面，此种倾向，益觉显著。论日报，则有《民国日报》的各种副刊；论周报，则有《星期评论》；论月刊，则有《建设杂志》，等等；其影响于青年学生界者，实非微事。非独此也，他们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之际，正式承认吸收少年分子，参加工作，此种表示，亦因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之故，就中尤以孙中山先生最能体验五四运动的真意义。彼于1920年正月九日那一天，写信给海外党部，嘱以筹金五十万，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其理由，则为：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孙中山先生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
五四运动纪念（3）
孙先生看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因教育的影响，激于义愤，可以不顾一切而为国家牺牲；深信思想革命，在一切革命中，最关紧急；故拟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尽量做思想上的宣传工夫，即在他自身的工作上，亦可看出这一点来。1919年以前，孙先生奔走各处，专心政治运动，对于著作上的工作，尚付阙如，只有“民权初步”及“实业计划”二部分的著作，于1919年以前作成。1919年以后，他的革命方向，大大转变了，集中心力，专事著作，他的伟大著作，皆于此时告成。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他认定思想革命的势力，高过一切，革命如欲成功，非先从思想方面入手不可，此种倾向，亦就因为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的结果。
五四运动为一种事实上的表现，证明历史上的一大原则，亦可名之曰历史上的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大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试观中国的历史，东汉末年，宦官跋扈，政治腐败，朝廷上又无代表民意的机关，于是有太学学生三万人，危言正论，不避豪强；其结果，终于造成党锢之祸，牵连被捕死徙废禁的，不下六七百人。又如北宋末年，金人南犯，钦宗引用奸人，罢免李纲以谢金人，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于是有太学生陈东及都人数万，到阙下请复用李纲，钦宗不得已，只好允许了。又如清末戊戌政变，主动的人，即青年学生；革命起义，同盟会中人，又皆为年轻的学生。此为中国历史上的证据。又观西洋历史，中古时代，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1848年，为全欧革命的一年，主动的人皆为一班少年学生，到处抛掷炸弹，开放手枪，有被执者，非遭死戮，即被充军，然其结果，仍不能压倒热烈的青年运动；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才有成功之一日。是以西洋的历史，又足证明上面所说的一个公式。
反转来讲，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比赛时候，各人兴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们就去寻找几个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戏，享尽少年幸福。若有人和他们谈起政治问题，他们必定不生兴趣，他们所做的，只是少年人的事。他们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任之故。故自反面立论，又足证实上面所讲的历史上的公式。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地与恶化的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认为不满，因而丧掉生命的，屡觏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而尤以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学生，牺牲最大。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产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讲来，她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她们的意志，尚未成熟，她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牺牲太大了！为此之故，所以中国国民党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中所议决的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内有一段，即有禁止青年学生干预政治的表示。意谓年轻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学问尚无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预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脱离政治运动为妙。
——选自《民国日报》(1928年5月上海出版)
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1）
1960年5月4日：广播电台安记者谈话录音
问：今日是五四运动纪念日，我想请问胡先生，“五四”的起因是什么？
答：安先生，你年纪太轻啦，连五四运动的起因都不知道吗？五四运动，其实不是个运动，是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初并没有什么运动，也没有什么计划。在“五四”的前几个月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1918年的11月11日停战啦，叫双十一节。停战之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啦，于是参战的国家，筹备和会，在巴黎开和会，讲和的条件。那时候，就是1919年春天，在巴黎的维赛亚皇宫开和会，中国的代表团也到啦。美国的代表团是威尔逊总统出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的时候，美国的威尔逊大总统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他有所谓改造世界的十四点主义，就是威尔逊的理想震动了全世界。大家都希望在这一次的世界大战在和会里边，总可以使新的世界来临。从前所谓不公道的，现在都可以变成公道的啦；从前所谓不合理的，现在都合理啦。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在北京的中央公园，有一个牌坊叫“公理战胜”。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梦想，人人都想，世界经过这么大的牺牲，经过几年的苦战，世界大战是从1914年到1918年，四年多的血战，所以大家有一个理想，以为这一次世界大战完了，威尔逊的理想，可以满足那些受压迫的民族，新世界将来临。殊不知，我们到了3月、4月才慢慢地感觉到，我们的理想不容易满足。威尔逊大总统到了和会里边，才晓得从前打仗的这些国家，都是东一个秘密的条约，西一个秘密的条约，都把那些弱小民族的、那些弱国一些的权利，在那些秘密条约里都答应人家，都出卖掉啦。等到美国在1917年参战，等到威尔逊的一股理想加入战争，殊不知道，许多国家都是有秘密的条约。比如影响我们中国的，就是日本在中国有许多权利，日本参战，它没有到欧洲去，它就是出兵在山东这边，把青岛、山东胶济铁路这个区域，尤其是青岛，德国人在中国的权利拿过去啦；比如是德国人抢去的权利，现在要给日本人，在中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收回山东省内德国人当初以强迫中国拿去的权利，中国人要收回，废除这些不平等的权利。现在日本出兵从德国人手里拿回去啦。这个山东问题，就是“五四”那一天的最重要的问题。到了4月底，消息慢慢地就不好啦，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希望山东问题，德国人的所有权利，现在我们参战啦，德国人打败啦，投降啦，德国人在山东的权利，应该还给中国。而日本人说，我们出兵打来的，这个权利应该是我们的，在和会里讨论时应该交给日本人，让日本同中国来交涉。这是山东问题最重要的一个焦点。
到了4月底5月初的时候，消息慢慢地传出来啦，说是连美国的威尔逊总统，美国的代表团都不能帮我们的忙。所以我们在山东的权利，恐怕要吃亏啦。要由和会交给日本，由日本来同中国办交涉，我们这个弱国在日本人手里怎会能得到权利呢，怎能收回呢？我们不相信日本，不放心日本。结果这个消息在政府里边有人传出来，传到几位教育界的领袖，我们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知道后，然后这个消息传出去给学生，学生就开会要求中国不承认日本取得山东的权利。我们还要继续要求山东失掉了的权利，如果做不到呢，我们的代表在巴黎的和约不应该签字。
五四运动，当时并不是运动，就是刚刚碰得巧在5月初，这消息才传出来，报上还没登出来，不过这秘密很可靠的，就是我们的代表团在巴黎的和会要失败啦，我们在山东的权利，从前德国人拿去的，现在日本人要抢去，而日本人不肯还给中国。和会交给日本，让中国自己想法子向日本交涉，这个中国人不承认，为了这个缘故，那天开会，实在是抗议巴黎和会对于我们不公道的这种决定。这种秘密的消息传出来，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外开会，各学校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领头，从开会我有详细的记录。北京有十几个学堂，在1919年5月4日的下午，有十几个学堂的学生，几千学生在天安门开会，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写着“还我青岛”，争的问题是“青岛”，德国人占去啦，给日本人用兵力占去啦，现在日本人占据不还给中国，“还我青岛”是个大问题。其实不但青岛一处，整个山东，尤其胶济铁路这个区域，在山东省内德国人的权利，德国人用强力取得的权利，日本人拿去啦。所以那个时候，人人手里拿着白旗写着“还我青岛”，还要杀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是那个时候的外交总长，陆宗舆是那个时候最亲日的，尤其同日本借债很有关系，章宗祥是那个时候驻日本的代表。所谓“曹、陆、章”三个代表都是亲日派的，还有旗上写的“日本人的孝子贤孙”四大金刚这些人都要打倒。
5月4日那天是礼拜天，那个时候学生好，他们要开会的时候，不在上课的时候开会，都要在礼拜天开会。他们从天安门开会，整队出中华门，沿路发传单，后来走到东交民巷。那个时候，外国公使馆都在东交民巷，他们想到美国大使馆和其他国家的使馆去请愿，要求他们的政府主持公道。走过东交民巷再往东，这班人是示威游行，到了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赵家楼，赵家楼的曹汝霖的家里，预备去见曹汝霖，要求他主张不要签字。结果曹家的大门都关上啦，大家都喊叫啦，学生们都生气啦，外面有几百名警察，把守曹汝霖的家。这些学生有的爬到墙上去，有的一个站下面，一个站在他的肩头上，再爬上去就跑到曹汝霖的家里。北方的房子很容易爬进去，墙都是低的，没有楼房的。有人进去开了门，学生都冲进去啦，曹汝霖也找不到，后来找到一个在曹家吃中饭的客人，就是驻日本公使的章宗祥，就把他打了一顿，他受伤啦。在这个时候，恐怕是曹家的人一把火把房子烧啦，结果火起来啦，学生就跑啦。在路上不是排队，大家散啦，结果就抓了几十个学生，各学校的校长就保学生，把学生保出来。这样子，一方面学生罢课，还是继续反对巴黎和会，继续反对日本，到外面讲演。
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2）
“五四”本来就是为巴黎和会，不公道的决定，与中国不利的决定，要抗议这样子开始的。这么一闹下去，抓学生啦，因为学生还继续在外面开会讲演，就是抵制日货，中国没有力量打日本，有力量致日本经济的方面死命，就是我们中国人不买日货，抵制日货。后来中国政府的警察就干涉，结果学生越弄越多，一直闹下去，闹到6月，到了后来学生更多啦，差不多每条街上都有在那里讲演，就是不买日货，抵制日货，我们用经济力量打日本，继续收回我们的权利。要求我们的代表不接受巴黎和会的决定，不许签字。这样闹到6月，然后我们中国政府大规模地抓学生，有的时候一千两千的抓，关到北京大学的法科里面，就是法学院。这样一来，几千学生被抓，消息传出去，到了上海、南京、安庆这些地方，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商店都关门啦，结果政府也屈服啦，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人免职，这就是国内政治上的胜利。国外政治胜利呢？那个时候全国都响应，各公共团体，爱国的团体，各地方的商会、学会、教育会、同学会都电报，无数的电报都打到巴黎和会去，不许中国代表签字，同时在欧洲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组织监察队，监视中国代表团的行动，不许他们到巴黎和会去签字。结果中国代表团没有敢出席巴黎和会，因此在和约上没有签字。到第二年、第三年才在美国总统哈定另集所谓华盛顿会议，再重新提出中国的山东问题来，然后我们收回了山东，收回了青岛的权利。这都是五四运动学生出来抗议，不接受巴黎和会关于山东的决定。中国代表团没有接受巴黎的议和的条约，是可以说我们留下来这一条路，把山东问题，经过华盛顿会议，中国同日本交涉才把青岛、山东(胶济路)收回。这是所谓五四运动。当天的情形就是这么一回事。你问“五四”的起因要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要走到前一年，前几个月11月11日，就是1918年停战，从停战才产生巴黎的和会，在美国参战以前有许多秘密条约。要打仗，要有力量，要找朋友，找同盟国家。结果是不妨把我们这个弱国的权利拿来卖掉了之后，才能抓住朋友，所以他们这些国家等于应许了日本某种某种的权利，是我们吃亏。幸而这时候青年学生在1919年5月4日，在四十一年前的今天，这是五四运动本身是如此。
问：谢谢您这样详细告诉我们。
答：四十多年啦，大家都不记得啦，所以我讲得详细一点，对不起得很。
从五四运动谈文学革命
问：五四运动有人比作“文艺复兴运动”，关于这一点，胡先生您一定有很深刻的见解，是不是可以请您谈一谈？
答：安先生，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深刻不敢说。历史是很复杂的，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一班人都年轻，二十多岁。远在“五四”以前，我们一班人还在外国留学的时候，一班年轻人注意中国文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中国的文字问题、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文学问题、文艺的问题。中国的文字很难，很难教，很难学，中国的文字是死的文字，死了两千年啦，语文是不一致。现在你们不觉得啦，在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子念书，教科书都是古文写的，每一句话要翻译的，客气一点，叫讲书，讲书就是翻译，就是用现在的白话，翻译死了的古文，每一句话都是要翻译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教育上的问题，教科书上的文字应该用什么文字，拿死的文字来教呢，还是用活的文字来教？文学用死的文字作文学呢，还是用活的文字作文学？要人人都听得懂，人人都看得懂。这些问题，远在那个时候大家在国内，也就是中国文艺复兴问题。不是一天，远在几十年，在民国以前，在革命以前，像梁启超先生他们，那就是一种革新文字。那个时候提倡小说，也就是新文字改革的起点。不过我们一班人，在美国做学生的时代，就在我们的宿舍里面彼此讨论。宿舍与宿舍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讨论，所以就讨论到文字的问题，中国文字的改革问题、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应该怎么样经过一种改革。所以远在1919年以前，在1915年、1916年我们在国外已经讨论很久很久啦，有好几个人在国外，反对我的就是梅光迪先生，在哈佛大学。同我参加讨论的有任叔永先生，有朱经农先生，我们都是在国外做学生的时代。我们那个时候就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后来有许多结论，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文字是死了的文字，这死文字不能够产生活的文学。这是我们的结论。要替中国造一个新的文学，只能用活的文字。活的文字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嘴里说的，嘴里说得出来，耳朵听得懂，人人可以听得懂，人人可以看得懂，这是活的语言，就是白话。拿白话我们举出许多证据来，从古代慢慢地变下来，不知不觉地，有这个需要，尽管白话不能拿来考秀才，不能拿来考举人，也不能拿来考进士，也不能得翰林，不能求功名，不能做官。然而老百姓的要求，爱好真正文艺的人，有这个要求，已经走上一条用活的语言作文学的，比方《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一类的，和《西游记》小说都是用活的语言作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证据，我们有活的文字，可以有资格作中国文学的语言。不过我们这班朋友们，总是有些人守旧，你们这白话也好，也许有用处，白话只写那些人家看不起的小说，白话不够作上等的文学，特别是不能作诗，不能拿来作高等的文艺；高等的文艺，好的散文，尤其是诗要用古文作的。诗、词都是最高等的东西，绝不能用老百姓粗的土话拿来写，必须要经过一种训练，一种磨炼的上等人的文字。这样我们讨论，没有别的法子，我们主张从1917年、1916年在国外就开始，好啦，我们没有别的法子，我们来试试看。你承认白话可以作小说，可以产生伟大的小说，但是，不能作诗，好啦，我们拿白话来试试看。从前的确没有多少人用白话来作诗，有是有，不过没有一个人专门用白话来作诗的，也没有人提倡不许用古的死的文字来作诗的，用活的文字来作诗的，我们现在何妨试试看。所以我就在1916年的8月，我就向我的一班朋友宣告，我们从今天起，不作古文的诗，一定用白话来作诗。后来，中国的第一部诗集，叫《尝试集》拿白话尝试来作诗，中国诗(参见台湾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七册《尝试集》)。
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3）
我们那个时候远在1916年的8月，我们在国外就有这种运动，同学们讨论啦，做试验，作白话诗啦，到了1917年正月一号我的一篇文章叫作《文学改良刍议》(参见台湾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三册《文学改良刍议》第5页)，这是头一篇文章，我们在外国作留学生，第一次到国内来发表要提倡、要改革中国文字。我们那个时候，在1915年、1916年、1917年，我是1917年7月才回国的，我们在国外已经很激烈地讨论，讨论了多少年，有许多问题，其中讨论最激烈的就是文学问题。我们在1916年就已经决定啦，至少我个人决定啦，我们大家都已经得到结论啦。大家承认，就是最守旧的已经承认啦，白话够得上作小说，可以产生《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这一类的小说啦。这是已经让步啦，但是还有许多不承认的哪，就是守旧这班同学不承认，就是中国的俗语、土话、白话没有经过文人学者的训练、磨炼，所以不配产生高等的文学，不能作诗，不能作诗词，不能作高等的散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打定主意，就是我个人在1915年、1916年8月就向朋友宣告，从这个时候起不用古文，不用死的文字作诗，以后要用白话，用活的语言，老百姓的话，用活的语言来作诗，作散文，作一切的文学。简单一句话，就是死的文字不能产生活的文学，而我们要替中华民国造一种新的文学，就得用活的语言来作。这个运动，我们在国外一班学生讨论，讨论了两年，到了1916年年底，我才写了一篇文章，把我们这一年半两年来，讨论的结果，这些结论写出来，写两个本子，同时发表。一个是留美学生季报，一年出四本，一个副本送给陈独秀先生主持一个杂志叫《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的。那个时候陈独秀先生做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现在我们叫文学院院长。他一方面做文科学长，一方面主持这个杂志。我这篇文章的一个本子寄给他，很和平的一篇文章，叫《文学改良刍议》，“刍议”就是一个草案，很谦虚的一篇文章。不过，陈独秀先生是同盟会老革命党出身，他看了我这篇文章，他很赞成。他接下去，在1917年2月《新青年》的第二期就发表《文学革命论》(参见台湾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三册《文学改良刍议》第18页)，在国内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这个说法，是陈独秀先生在1917年2月《新青年》提出来的。其实我们在国外那几年讨论，我常常谈到文学革命的问题，文学必须革命的，已经早就有啦。
所以，讨论中国革新的问题，用白话来作中国文学，一切的文学，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一概都得用活的文学来写，早就讨论了，1917年才在国内开始成了公开讨论的大问题。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一班留学生在国外大学宿舍里通信讨论一些问题，可是在国内有许多老辈，那些北京大学很有学问的国文先生，他们觉得不错，他们赞成，比如钱玄同先生啦，陈独秀先生，他们出来赞成。这样一来，在国内我们得到支持的人，得到赞成的人。在国外一班留学生在宿舍讨论的问题，在国内变成公开讨论的问题，所以就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时候开始，远在公开发表的时候，1917年的正月初一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我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在国内已经讨论啦。等到我1917年回国加入这个讨论，《新青年》第一个杂志改用白话，登白话的文章，就成了全国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