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的影评写得好，于是另一位影评人大头马老师，又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叫《观察的途径》，对徐皓峰的影评进行了解码，可谓“解码之解码”，大头马老师认为徐皓峰的影评为观众提供了“第三层”价值，他是这么写的：“福尔摩斯说华生，你只是看，你并没有在观察。评论家充当的正是福尔摩斯的角色，他需要基于对象构建现场，借助工具和细节，找到一条通路，然后发现真相。评论就是评论家将他观察的途径暴露出来。在原本的意义上，电影是一次性的作品。多数人只有一次机会对它进行观看。影评人对于大众的第一层价值在于定格，第二层价值在于再现，第三层价值在于提供那条通路的入口。”
寻找解码的入口
我们如果想解码，也要去寻找那条“入口”。我这里给出三个寻找入口的路径，供大家参考：
不只要去寻结论，还要去寻过程
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看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最关心的，还是那个最后的结局：男女主人公最后有没有在一起啊、反派有没有死绝啊等等；而我们看知识型的书籍，则重点关注它呈现出了哪些结论，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其实，这样的观看方式，于解码无益。一个解码者，应该做到不只要去寻结论，还要去寻过程。即我们不仅要知道结果是什么，还要去知道，这个结果是如何得来的。如果是看一部虚构作品，我们可能要去思考，目前这个结局，作者是进行了何种逻辑上、感情上的推动，使其变成了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结果；如果是一篇议论文，我们可能要去思考，作者是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论据、通过了什么样的推理，才使其论点成立、能够把人说服。有些作品，它的过程是“显”的；有些作品，它的过程并没有明确道出，则更需要我们耗功夫去梳理，甚至就像一个侦探一样，把犯罪现场在头脑中还原出来才行。
不只要去做归纳，还要去做延展
归纳是我们的强项。厚厚一本书，读完后，我们可能会说，这本书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代替，就是“#￥%……&*”；或者经常有人，在我洋洋洒洒写完一篇答案后，也评论：“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的东西写这么长。”当然，这样的读者，抽象思维的能力是很强的。不过这个强，既是强项，也是弱点。因为归纳必然带来信息的减损。 把一本书缩减成一句话后，原本书中那么多精心的构思、精到的细节、精彩的论述，就全都扔掉了。哪怕是我们用一张思维导图把一本书的要点勾画出来，也免不了会忽略很多重要的、具有启发性的东西。所以，归纳虽是不可少的思维，但与此同时，也不能把细节和血肉完全丢掉，因为这些细节和血肉也可能是智慧的凝练。特别是一本经典作品，往往书里的每句话都有细细咀嚼的价值。对于这样的经典，我们可以用“延展”的思路去想，去假设：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另一个情境中、另一个问题之下，是否仍然适用，仍然精辟有理？如果是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可以复用的知识或者模式。这就是读书读出真味来了。
不只要去比较相似，还要去比较不同
我们去接受一个新的信息材料，总要调用我们现有知识体系中的知识去与其对比。这种对比就是一种很好的解码方法。但是我们常常只注意不同材料之间相似的部分，因为相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我们原有的认识无须更改和校正，其坏处就是我们的知识系统无法适应性地扩展。所以我们更应关注不同。有人信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可在我看来，“太阳底下尽是新鲜事”。这里就拿徐皓峰对《卧虎藏龙》的解码来举例，随便摘选几段：
李慕白出现的第一个镜头是平静地沿着水道行走，这是胡金铨的标志，这是文人的出场而不是大侠的出场。一般武打片的人物出场都动静很大，不是飞着就是跑着，徐克电影都是这样。……
又如：
影片的第一个建筑空间是镖局，同是表现深宅大院，李安和张艺谋全然不同。张艺谋的宅院不管有多广阔，也依然显得拥挤，后景的色彩也很扎眼，频用长焦镜头，所以前后挤在一起，消灭空间，因为他本要表现压抑，追求窒息感。而李安的构图，注意了建筑本有的对称均衡，色彩清淡，后景自然地暗蒙蒙一片，表现了“中空”感，呼吸顺畅。……
……胡金铨的竹林打斗借鉴了日本剑侠片，气氛严峻，对峙时完全是日本风格，打斗时的剪接技巧又超越了日本片的实战性，开掘出跳跃、飞落的技巧，对动作性极尽渲染。胡的竹林纯粹是异能奇技，而李安的竹林是在谈恋爱。甄子丹、袁和平都抱怨李安的竹林动作欠佳，因为作为武术设计师，他俩脑海中只有动作。而李安是以拍接吻戏的方法来拍武打戏的。
这三段文字，我们细细观察，就会发现，徐皓峰对《卧》的解码，一大招数就是对比横向的不同。第一段，是比较《卧》和徐克电影的不同；第二段，是比较《卧》和张艺谋电影的不同；第三段，是比较《卧》和胡金铨电影的不同。不同才有知识，才有新意，才有新的发现。这正应了法国大科学家彭加勒在《科学与方法》中的一句话：“我们不去寻求相似；我们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别，在差别中我们首先应该选择最受强调的东西，这不仅因为它们最为引人注目，而且因为它们最富有启发性。”
这，大概就是解码的要法了。
技能，才是学习的终点 你能够调用的知识有多少？
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做中学
一位教授心理学课程的老师曾经一再对我们强调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并说，心理学在学习领域可成定论的东西不多，但毋庸置疑，“做中学”它一定是最有效的方法。
在我个人的学习中，我也把这个方法当作学习最重要的一环，并且是学习真正为我所用的一步。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学习都要“做中学”。有些领域本来就适合“做中学”，而另一些实施起来就会比较难。比如学习办公软件、画图软件等，学习就是实践，边用边摸索，用着用着就学会了，肯定比只抱着一本书啃要强。
游戏为我们如何更好地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虽然游戏上手必然要经历一个熟悉故事背景、掌握基本操作和形成游戏策略的学习过程，但“学习”一款游戏的感觉一般都不明显，因为这个过程往往被巧妙地设计成了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任务和挑战，这样玩家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同时游戏的天然优势也让学习变得自然而有趣：
1.调用多种感官的即时反馈；
2.动态多变的情境和挑战避免了单调枯燥；
3.与玩家学习曲线动态匹配的挑战难度，使玩家既不会因挑战过难而严重受挫，也不会因为过于简单而失去兴味。
我们会发现，在课堂教学中，一个好的老师在他们的教学中或多或少也会表现出上面三个特点，比如多媒体和多样化教具的使用，比如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模拟练习，又比如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来动态地调整测试的难度。但是在自学过程中，学习者就必须独自面对学习的挑战。并且，每一个学习者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自学者，所以脱离了游戏的条件，脱离了课堂教学的条件，我们如何才能够做中学，如何才能通过积极的操练来优化我们学习的效果，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想先给大家传递一个基本的学习理念，那就是：你掌握了多少知识，并不取决于你记忆了多少知识以及知识的关联，而是取决于你能调用多少知识以及知识关联。因为人的长时记忆存储并非像硬盘一样可以直接拷贝粘贴，不是说我们记住了多少知识，当我们提取时，就会原封不动地把它们提取出来。认知心理学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记忆提取的操作其实起到了“记忆修改器”（memory modifier）的作用，一个曾经被调用过的知识，和从未调用过的知识相比，在今后更有可能被再次调用。法国教育学家安德烈·焦尔当（André Giordan）提出了“变构学习模型”（allosteric learning model）：“构成学习者思维独特性的并非是他所录入的观点序列，而是他有能力启动和调用的关联。”此外，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在《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中分析说，反复练习的价值，在于使某些认知活动可以自动化进行，从而为思考时所用的工作记忆腾出宝贵的空间，以用于更具策略性的活动。
关于练习在学习中价值的一个更直接的证据来自Dunlosky等多名心理学家于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献综述。这项研究整合分析了约400篇学习心理学领域的论文，对教育界常用的10种学习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评定，发现以练习为主导的方法是通用有效性最高的（见表4-1）：
表4-1
资料来源：Dunlosky J.， Rawson K.， Marsh E.， et al.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with effective learning techniques: Promising directions from cognitive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January 2013. Vo1.14. no.14-58.
把知识当成一项技能操练
但是，对很多学习者来说，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不愿操练、不肯操练，而是不知道如何操练。如果学习打篮球，显然每一次投篮都是练习，可如果学习的是历史，想成为历史学家，又没有老师出题来考我，我该如何操练呢？于是我们又回到上面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上：在大多数知识性领域，自学者如何操练？
对此，我想再提出一个重要的学习理念 ，就是：把知识当成一项技能来学习。
求知分为三个层级：信息、知识和技能。最差的学习者只接收信息，贪多求广；好一点的学习者看重知识，以记忆为目标；高手磨炼技能，只求日日精进。信息、知识和技能本不冲突，只不过技能是终点，前两者是迈向这个终点的路与桥。
写作是一种技能，玩牌是一种技能，炒股是一种技能，表演是一种技能，歌唱是一种技能，创意是一种技能，设计是一种技能，说服是一种技能，解题是一种技能，思考也是一种技能……这些技能都跟学习紧密相关，都离不开信息和知识，但又远远不止于此。获得技能也就意味着你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哪怕一开始这种能力非常弱小。
不管我们想学或者正在学的是哪一个领域的知识，我们都可以想一想，如何不把它当成是一种静态的、安安静静地躺在书本里的东西，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动态的、可运用的、可以用来完成某件事情的技能。就拿我学的心理学为例，心理学课本里的很多理论，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理解和背诵，那它们只是静态的知识。实际上当我们在考试默写答案的时候，它们真的只是死沉沉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怎么把它们用起来，它们就可能变成一种技能，比如心理学的知识其实可以变成一种思考框架，成为观察事物的一种特殊视角。但是要具备这样的意识真的很不容易。
我的一位心理学老师曾在课堂上回忆说，当年他博士毕业后留校工作，暑假里在为第一次上台讲课而备课的时候，突然顿悟：“自己其实不懂心理学！”当时教室里的我们都听得惊呆了，大家都感觉莫名其妙：怎么可能一个人，学了九年的心理学，拿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到头来发现不懂心理学！这是怎样的一种荒诞和幻灭啊！！
许多年后，我也拿到了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在工业界就职，我才终于理解了多年前这位老师的话。我们在学校里的学习，大多是循规蹈矩的被动式的学习，我们对待心理学的知识只是满足于理解和记忆的层面，确实我们会做学术研究，并在其中进行非常深入的思考，但是这种思考仍旧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们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就是从方法到方法，我们没有跳脱出来，从一个更大的视角，去反思这些知识的深层价值，没有去思考这些知识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关联。但是一旦我们被逼到一个应用的情境中去重新审视这些知识，比如那位老师必须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们做出原理的阐释，或者我在公司里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工作时，我们才会突然发现这些知识可以被这样去运用，有可能发挥这么大的效力……
知识操练的三种方法
对于知识的操练并非全无章法可循，在“知识技能化”的理念之下，我们至少可以尝试以下三种知识操练的方法：
写作式操练
写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建构活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对知识的重构活动。
在阅读时，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和纳入，常常满足于从一个“浅表”的层面去理解它们（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花那么多篇幅去谈“解码”的重要性）。但是在写作时，也就是进行信息输出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分析知识的“深层结构”，观察和调用知识与知识之间的深层关联，不然我们无法自如地将它们组织起来。因为一篇文章要被人读懂、要把人说服，需要缜密的思维、清晰的表达和翔实的依据，这些都要求我们对知识的编码和组织达到一个相对高的水准才行。
除了更深层的理解，写作带来的另一个明显的益处，是获得反馈。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表你的文章，然后得到其他人对你的评论，这些评论中可能蕴含着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指出你某个知识性的错误，或者想法上的局限性，或者认知上的某一个盲点。在心理学家看来，“获得反馈”是练习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如果没有反馈，你在练习时发生的错漏自己无法察觉，导致你无法去校正，那么做再多的练习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对操练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获得高质量的反馈。像竞技体育、音乐等领域，学习者能得到高水平的老师长年累月的指导，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学习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们常常只能依靠自学。可自学怎么来获得反馈呢？这就需要一些小技巧。
一个方法是找一个与自己水平相当或略高于自己的“写作同伴”（peer writer），在完成自己作品的初稿之后，首先从写作同伴那里获得专业的反馈意见，然后接着修改完善，两人便可以互相切磋共同进步。就像过去的求学者，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他们获得反馈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交流的圈子，或者沙龙，定期在一起讨论问题。
还有一个方法是把经典作品当作老师，让它们来给自己反馈。在这个方面，完全靠自学成才的大学者王云五先生有很多心得。比如他学习英文写作的方法，是这样的：找到一篇英文的名家佳作，熟读几次以后，把它翻译成中文，等过了一星期之后，再依据这中文反过来翻译成英文，这个期间绝不查阅英语原文。译完后再与原文比对，找出自己翻译的错误、失误和不够精良之处。这种方法就像把英文名家当成了自己的老师，并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针对性的反馈，并且这种反馈的质量非常高。如此反复练习，王云五先生练就了扎实的英文功夫。
游戏式操练
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著的《游戏的人》对文化历史中游戏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说游戏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假装相信”，因为游戏创造了一个独立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假想世界，有其独有的规则和秩序，而游戏的参与者则自愿、自主地“假装相信”自己进入了这个构造出来的世界。这种“假装相信”使得人们完全投入其中，乃至扮演其中的角色，他们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遵守这个世界的规则，主动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
如果我们把对知识的操练当成一种游戏，那么这种操练就会具有相当高的参与性、互动性和投入性，同时它摆脱了现实规则的制约，使我们可能在更丰富多样的情境下去应用我们的知识。广义地讲，棋牌就是一种思维的操练，小时候我们都有过玩24点训练心算能力的经历，虽然这里面涉及的知识较少。还有像《大航海时代》这样的游戏，可以让我们在游戏的世界里斩获丰富的地理和文化知识；《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推出的现金流游戏（Cash Flow）据说可以有效提升玩家的理财能力。更奇妙的例子可以在《生活大爆炸》这部美剧中找到。在某一集中，Sheldon 和女友 Amy 玩了一个“反事实游戏”，这种游戏是这样的：提问者提出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假想情况，然后要求回答者根据相关的知识进行想象和推理后得出答案。举个剧中的例子：
问题：在一个犀牛被当作宠物养的世界中，谁将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
答案：乌干达。
理由：肯尼亚会因出口犀牛而崛起，在中非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权，并殖民统治北非和欧洲，战争爆发后，谁也负担不起养犀牛的这份奢侈，肯尼亚衰老，乌干达崛起。
上面的例子看似荒诞，实际上仔细辨析，还是有几分道理，因为它和“二战”的真实历史有“深层结构”上的相似，回答者必须运用教育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知识迁移”的技能，才能给出解答。哪怕在一人独处的状态下，也可以玩这种游戏式的知识操练，即“思想实验”， 人类历史上很多智者都是这么干的。思想实验就是构造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假想情境，然后运用所学的知识，来设想事物在这个情境中的变化。在这样的操练中，思考者往往会得到比原先更为深刻的洞见。
设计式操练
所谓设计式操练就是调用已有的知识，设计某一种解决方案，来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
“设计”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定义：设计就是解决问题。因此设计式操练的好处，就是迫使学习者为了解决某一个现实的问题，综合性、创造性地调用知识。根据表4-1，“交错练习”（interleaved practice）也是一种不错的学习方法，而设计对知识的调用往往是交错式的。正如《形式综合论》一书中所说，设计常常牵涉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一个好的设计方案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影响因素。要做到这一点，这时就必须调用理解和控制这些因素的知识。而在设计中，当我们发现缺少某方面必需的知识时，又会反过来触发我们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像大学生机器人竞赛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非常好的提升个人知识和能力的方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甚至长期和美国高校的机器人团队展开合作，NASA方面认为，通过这种合作，可以使一些学生最终成为“下一代机器人研发工作组中的一员”。
理想的情况是，当我们准备对所学知识进行设计式操练时有一套现成的理想工具，就像孩子们玩乐高玩具一样（事实上基于乐高的操练可以非常复杂，甚至可以做出可编程的智能机器人）。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米奇·莱斯尼克（Mitch Resnick）教授就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即便是成年人的学习也应该有比较好的练习工具并且致力于这类工具的开发。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学习螺旋（learning spiral）模型，认为创造性的学习是想象、创造、游戏、分享、反思和想象的螺旋式循环。
总之，知识的操练，既是一种调用和提取，也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它是深度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知识的操练迫使我们对已有的知识进行更加深入的审视，对现实的情境和问题进行更加细微的观察，并且致力于创造两者之间的关联。它使我们不再固守书本，不再去做僵化的记忆，而是让我们赋予知识以灵性，以更好地适应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
分离的知识，难以解答真正的现实 让不同的知识发生化学作用
一个高水平的学习者非常善于在所学的知识之间创造关联，而一个普通的学习者头脑中的知识不过是所学的课程知识体系的映射。这种映射就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是分散而独立的，虽然它们分别与更上一级的枝杈连接着，但叶子与叶子之间不存在思想的联通。可现实中的问题，它们的发生和解决，并不像教科书每个章节后的习题一样，恪守学术体系下的知识谱系。对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或者对一个现实情境的洞察，往往需要同时调用不同枝杈上的叶子，这时，缺少知识融合的弊端就会显现。
学习高手常常会有意识地把不同领域甚至不同学科的知识摆放在一起，然后尝试去分析、比对它们的潜在关联，甚而至于，当异质的素材堆叠在一起时，仅仅是潜意识的推动，就可以让这种隐藏的关系浮出水面。彭加勒在《科学与方法》中说，数学创造的实质，是从各种各样的数学知识的组合中找出最有价值的组合，而“最富有成果的组合常常是从相距很远的领域取出的要素形成的组合”，彭加勒自己正是一位涉猎极广的科学奇才，他的研究贡献涵盖数学各个领域，同时他也是一位物理学家，研究几乎涉及物理学所有分支。
我们正统的教育思维并没有对知识的融合足够重视。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模式：把一个大的东西分解为小的东西，再把那个小的东西进行细分，这种分解性思维的致命性缺点，就是一件事物的整体特征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潜在关联都完全被忽视了。就像在大学里，对原本一体的世界的洞察，却为了研究的方便被划分成很多个学科，更糟糕的是，即便在同一学科内，不同分支领域的教材出自不同专家的手笔，而对不同分支课程的讲授也都由不同的教师担任，这就导致了知识的进一步分隔。由于每位教育者只需守好自己的那一块责任田即可，所以很少有老师会主动引导学生进行“远距离知识”间的融合思考。
只有一小部分智者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关切。物理学家以及哲学家戴维·玻姆批判了“分裂性”（fragmentation）这种思维方式，他在《论对话》一书中写道：“人们在思维时总是以解剖的方式来分析事物，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但在现实中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但出于方便剖析的原因，我们会分离出其中一部分。”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更是直言不讳地写道：“我极力主张的解决方法是，要根除各科目之间那种致命的分离状况，因为它扼杀了现代课程的生命力。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但我们没有向学生展现生活这个独特的统一体。”
当代最激烈且影响最大的批评声音恐怕来自投资思想家查理·芒格了，他把那种只会用单一学科知识思考的人称为“铁锤人”，因为当你手里只有一把铁锤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是钉子，因此，也就失去了起码的基于事实的判断力。而只有广泛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把这些学科中的基本理论变成用以观察和分析现实对象的思维模型，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思维上的偏差和狭隘。他认为，这种多学科模型的方法，可以产生一种爆炸性的合力效应，让人获得不同寻常的智慧。
将原本独立或者疏远的知识加以融合，从融合方式上看，有迁移、印证和互补三类。如果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古今中外的许多智者，常从这三类融合中获得启发，甚至生成新的思想或者发现。
迁移
生物化学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 Brodie）博士被誉为药物代谢之父，他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发明了可以判断血液中药物浓度的甲基橙测定技术。事情发生在“二战”期间，1942年3月日军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这对美军是沉重一击。因为当时治疗疟疾的标准药物奎宁全部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金鸡纳树的树皮，失去了奎宁的供应使得美军陷入了疟疾的困扰之中，战斗力和士气大受影响。于是美国国内的许多医学研究机构立即承担起了寻找治疗疟疾替代药物的紧急研究任务。布罗迪小组的任务是检验南美另一种金鸡纳树树皮的治疗效果，这种树皮含有四种生物碱物质，一种就是奎宁，但含量远远低于东印度群岛的金鸡纳树，另外三种中有两种物质无法用传统方法测定其在血浆中的浓度。
面对这个难题，布罗迪来到了曼哈顿的中央图书馆，遍查文献，连查了三四天一无所获。之后他读到了德国纺织业的染料文献，恍然大悟：“能否给化合物染色，然后利用其在溶液中的色度来测定其浓度呢？”于是，他立马联系药店和化学品商店，订购了几百种染料，然后逐一试验，这些买来的染料进行的试验都失败了，他偶然想到实验室中经常使用的甲基橙试剂也是一种染料，于是尝试了一下，结果大获成功。1947年，布罗迪在《生物化学学报》上一连发表了六篇有关甲基橙测定技术的论文，引发了药理学的革命。而它的起点，正是将两个原本不相关的领域融合起来：染料知识向药理学领域的迁移。
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思维实验，假设两种情况：
1.如果布罗迪在图书馆没有发现染料文献呢？也许药理学的这一方法革新可能就要推后好几年，而“二战”的进程甚至都可能受到影响。
2.如果布罗迪涉猎广泛，原本头脑中就有染料方面的知识呢？也许他根本就不用去图书馆，立马就能解决这个难题。
可以说，布罗迪在图书馆发现染料文献纯粹是偶然，但是在医学领域还有无数个这样的难题等待科学家去解决，他们恐怕就没有布罗迪那样的好运气了。也许事实真是这样，由于多年专业教育塑造的知识壁垒，大多数医学研究者缺乏足够的知识广度，跨学科的知识迁移自然无从谈起，这可能是导致很多医学难题长期无法解决或者无甚进展的原因之一。
在学术机构里，再聪明的人，也可能受制于其专业壁垒，无法看到外面更大的知识疆域。而在实践领域则相反，人们更容易融会贯通看待问题。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是《黑客与画家》的作者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这位著名的黑客兼创业导师在书中，对编程和绘画这两种创造性活动的相似性进行了完美的论述，少时学画的经验迁移到了他学习编程的过程中，使他对编程有了全新而深刻的认识：
1.画家学画的方法是动手去画，而黑客学习编程的方法也是在实践中学习。保罗初学编程时还抱着书读，不过随后就放弃了，直接动手去干。
2.画家学画必须要临摹，从大师的作品中进行学习，美术博物馆便是他们最好的学校。而黑客则是通过观看优秀的程序来学习编程，研究它们的源代码，开源社区是他们最好的学校。
3.一幅画是逐步完成的，先画轮廓、草图，然后填入细节，一步步臻于完美。在这一启发下，保罗领悟到“编程语言的首要特点是允许动态扩展（malleable）。编程语言是用来帮助思考程序的，而不是用来表达你已经想好的程序。它应该是一支铅笔，而不是一支钢笔”。因此在编程中，过早优化（premature optimization）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想象一下，计算机编程和绘画，一个是抽象思维，另一个是形象思维，在常人眼中，根本不可能联系到一起。而格雷厄姆却找到了两者之间深层的关联，且说得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印证
如果说迁移式融合起到了启迪思维的作用，那么印证式迁移则可以帮助人探索规律。
彭加勒在《科学与方法》中，用自省的方法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数学发现之旅。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有意识的思考阶段，彭加勒连续15天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对如何证明富克斯函数不存在而苦思冥想，最后意识到一类富克斯函数是存在的，来源于超几何级数。第二阶段，彭加勒离开了原来的住地，参加了一次地质考察旅行，沿途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在踩上马车的一瞬间，他突发灵感，找到了一个重大突破：把富克斯函数的变换等价于非欧几何的变换；随后，他转而研究了一些算术问题，没有进展后去海边度假了几天，在悬崖旁散步时，他突然想到，可以把不定三元二次型的算术变换等价于非欧几何的变换。第三阶段，他又回到了办公桌前，对这个问题发起了总攻，势如破竹地完成了最终的证明。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意识—潜意识—意识”相互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突破是找到了不同数学分支知识的组合。彭加勒自己分析到，潜意识作用的发挥，并非平白无故产生的，而是有赖于在此之前，已经有足够的有意识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作用，是把很多知识的“原子”激活起来，为潜意识阶段的思考提供素材，然后在潜意识阶段，这些原子就自发游行碰撞，在脑中快速组建各种各样的组合，并且这些组合相互竞争，直到最佳的组合自动涌现出来，上升到大脑的意识层面。
有意思的是，彭加勒的这种经历，在台湾戏剧大师赖声川那里也得到了印证。
在《赖声川的创意学》一书中，赖声川先生回忆了自己找到《如梦之梦》创作灵感的经历。这个经历实际上是一连串看似无关的事件连点成线：在罗马参观画展注意到一幅勃鲁盖尔的画作、在台北艺术大学准备和学生共同创作一部新戏、在法国一座古城堡看到了一位已逝外交官的铜像、看到新闻里找到了伦敦火车相撞事故中原先被认定死亡的幸存者、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无法诊断的致死疾病的报道、在印度旅行时读《西藏生死书》了解到一种临终病人向他人讲述自己故事的习俗……这些被观察并留存于心的细节，突然在一瞬间，产生了奇妙的“组合”，在经过了巧妙的连缀之后，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架构，最后便诞生了《如梦之梦》这一佳作。想象一下，在这“小火慢炖”的灵感诞生过程中，如果上面列举的各个经历缺失了一样，那就很有可能不会有《如梦之梦》这一作品了。这和彭加勒的结论类似，所谓灵感，所谓潜意识的思考，并非平白无故产生的，而是有赖于思考者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充足的、多元的思考材料，潜意识的作用是借用其强大的并行计算能力，把这些思考材料进行各种组合。可以说，你在灵感酝酿之前，所做的素材准备工作越是充分，那么获得创造性成果的概率就越大。
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数学和戏剧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知识印证式的融合，使我们找到了也许具有广泛适用性的交替运用意识和潜意识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方法。
互补
互补式的知识融合，是指我们可以对同一个议题，找到完全不同的视角下的论述，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对这一议题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例如，对于“为什么创业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这一话题，我们可以综合科技产品创业和艺术品创业两个不同领域的观点。
关于科技产品创业，《黑客与画家》中的阐述已然非常精彩。格雷厄姆认为，创业的价值在于可测量性和可放大性两个方面：
1. 可测量性。与在公司打工相比，自己创业产生的价值更大，是因为在公司个人工作产生的价值被大幅度地压缩了，因为在大公司里，个人的绩效无法被真实有效地评估，公司更倾向于以一种平均化的方式给员工提供报酬。
2. 可放大性。个人在大公司里的贡献不具有可放大性，因为通常只能以“计时”或“计件”的方式来获取报酬。技术创业之所以能产生价值，是因为它“发现了一种做事的新方式，它的经济价值就取决于有多少人使用这种新方式”。如果你的生意是做鸡蛋饼，那么做一个只能赚一个的钱，但是如果你解决的是一个热门的技术难题，让很多人受益，就形成了放大性。
我们再来看看艺术创业领域的观点，其代表是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写的《艺术创业论》：
1. 村上隆一方面批评了日本美术界的现状，他说日本的美术大学不会教学生如何谋生，学美术的人大多数是靠教学生来赚钱，而不是靠出售自己的作品赚钱。于是，学生变成老师，老师再培育学生，构成了一个“封闭性循环”。这种美术才能没有在市场的波涛里检验其价值的现状，其实颇符合格雷厄姆提出的“可测量性”。就像格雷厄姆提出的在公司的工作不可测量，而自己创业的价值更具可测量，从事美术教育，个人的美术才能价值是不可测量的，只有通过创作艺术作品与市场互动，价值才能被测量，才能也才有不断更新和突破的可能。
2. 村上隆又指出，一个艺术作品要能卖出大价钱，关键是“通过作品，创造出世界艺术史的脉络”，也就是说，“从该作品之后，是否开创了新的历史”。对一个艺术作品来说，一方面它要找到进入世界艺术史的入口，能够被艺术界包括评论家们理解和评论；另一方面，它又要有所突破，甚至颠覆原有的观念。更根本地讲，一幅画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线条、颜色、构图，而在于其背后所展现出的“观念”，艺术品的价值就是观念的价值。如果我们用格雷厄姆的“可放大性”观点来补充村上隆的观点，就可以更完整地理解艺术市场，为什么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杜尚的小便池、达明·赫斯特的装置艺术这些既日常又诡异的东西会如此被人推崇？因为它们都可以引起争议，既有肯定的声音，也有非常庞大的反对和质疑的声音，这种争论使一种新的颠覆性的观念得以传播、放大，颠覆了很多人原本对艺术的理解，从而产生更大的价值。
同时在另一个方面，村上隆的观点又是对格雷厄姆的观点的有力补充。格雷厄姆所理解的价值只是：难题解决。一个小团队用其先进的技术，解决了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所以创造了价值。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像 iPhone 的发明，并不是解决了什么难题，而是让大家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和电子产品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交互！是一种观念的颠覆。所以村上隆提出的“价值体现在观念的更新”的观点，即便对科技创业也有非常大的启示。
从上面所举的三种融合类型中可以看出，将知识进行融合的关键，是能够洞察出知识背后的“深层结构”。在表面上不相关的知识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潜在的相似性、互补性和启发性，找到知识与知识间隐含的联系。最后，我想引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同时也是一位诗人的罗德·霍夫曼（Roald Hoffmann）的一段话，他用“变形虫”来比喻我们从不同视角探索世界的过程：
我所做的工作的特点像变形虫：我在探究化学世界的不同部分。……我所研究的各种问题，就像变形虫的伪足一样从不同的方向伸出来。基于此，我就有了一个关于电子在分子中怎样运动的理论框架——分子轨道理论。我也相信，世上的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只要我伸出足量的伪足，这些伪足就会伸入某一事物，通过该事物能理解所有的事物。由于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我敢保证，我没把自己锁定在一系列化合物内，而是被迫考察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美存在于自然界的复杂性之中。
SUMMARY精彩提炼
学习，应该以学习者心中的问题为中心，让问题引导着我们去探求答案。
问题的提出，需要基于已有的知识体系，并通过问题将新、旧知识串联起来。
通过深入事物内部的解码，我们可以发现事物深厚的内涵，有机会掌握其中精巧细微的技法，不断重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掌握了多少知识，并不取决于记忆了多少知识以及知识的关联，而是取决于能调用多少知识以及知识关联。
求知分为三个层级：信息、知识和技能。技能是学习的终点，信息和知识是迈向这个终点的路与桥。
对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或者对一个现实情境的洞察，往往需要同时调用不同知识谱系上的知识。
学会有意识地去分析不同领域知识之间的潜在关联，通过不同知识的迁移、印证、互补，获得启发，甚至生成新的思想或者发现。
PRACTICE实践练习
从问题开始
1.请写下一个最近一直困惑你的问题：____________________
2.你已有的观点是什么？内心还存在哪些未解的疑问？
3.请你寻找一个或一套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材料（包括人）进行学习。
解码与融合
1.关于这个问题，该材料的观点是什么？
2.你认同其中的哪些观点？对你有什么启示？
3. 作者是如何去论证并得出他的观点的？
4.这个观点，在哪些情况下适用，哪些情况下可能不适用？
5.这个观点可以迁移到哪些不同的领域？
6.还有其他不同领域的知识，同样可以印证这个观点吗？
7.你是否还可以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补充？
8.材料中，是否有你所不认同的观点，为什么？
学以致用
1. 以最初的问题为中心，写一篇关于该材料的学习心得。然后将其分享到相关的平台，如网络、老师、同行，并根据他们的反馈对你的写作进行修改、完善。
2.请根据你最初的问题设计一个情境，用你学到的知识进行解决。
05 向未知的无限逼近 修炼思维，成为真正的利器
人的大脑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
大脑需要“断舍离” 简化，是清晰思考的前提
众声喧哗。我们每天要面对各种没有价值和没有意义的信息，它们或是无病呻吟、矫揉造作，或是充满了陈词滥调。在这些信息日复一日的冲刷之下，我们渐渐失去了辨别和筛选精华信息的能力。我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关注了太多与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人、事、物，这些东西塞满我们的头脑，干扰着我们的思考和记忆。
简化是清晰思考的前提。把原本繁复的内容梳理、整合、精简完成后，我们的头脑才能腾出空间，处理其他的信息和进行更复杂更精微的思考。
简化思维意味着我们既要简化外界输入的信息，也要简化我们表达出来的信息，更要简化我们一直思考着的信息。
如何过滤没有价值的信息？
科技观察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说，信息过载不是因为信息太多，而是我们的“过滤器”失效了。所以简化外界输入的信息，前提是修好我们的“过滤器”。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讨论时间的那章中介绍了“时间之尺”的方法，在讨论学习的那章中介绍了用问题来筛选信息的方法，这些都是接近问题根源的回答。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实用的建议：
精选可信赖的信息源
要过滤出好的信息，首先要找到好的信息源。好的信息源具有好的“信息品味”：它们往往有确定的内容主题和范围，专注于某个领域；它们能一直提供高质量的、具有深度的内容，宁缺毋滥；它们能提供独家的信息，绝不随声附和；它们能获得所在领域内多位资深专家的推荐；它们可能也会推送一些营销性的内容，但一定会有所节制，不会夸大其词；另外，经过第三方审核或者担负法律责任的内容也是较为可信的，比如学术期刊的论文、上市公司的年报、统计年鉴等。这些都是我们辨别可信赖信息源的参考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