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语一出，楚庄王猛然起立，撤去歌舞乐队，立即临朝听政。他从此重用伍举及苏从两人，并经过调查核实，把在这三年中趁机营私舞弊的几百名官员尽数清除，把忠于职守的几百人予以提拔。庄王亲政以后，政治清明，百姓安乐。就在这一年，庄王兴兵灭庸(位于今湖北竹山)，不久又起兵攻宋，缴获战车有五百多辆。楚国迅速强大起来。
我们看楚庄王，在刚即位的三年里他看起来毫无作为，其实他不过是在装傻罢了。
事实上，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庄王并没有因游乐而迷失本性。他只是假装沉迷逸乐，以便观察官吏们的真心，选用真正忠心而又有才德的人来辅佐国政。在此期间，楚国也得到休养生息。三年一过，条件成熟，静极而动，一飞冲天。庄王用意之深，他人难及。
楚庄王于外洒脱果敢，形象英武；于内智谋深沉，心机缜密，是春秋五霸中最具霸王姿态的人物。他当初为什么装作昏君呢？这是因为条件不成熟，楚庄王刚即位的时候年龄不大，改革的阻力也较大，所以他表面上放纵自己，而且显得胸无大志。有的人装疯卖傻则是因为自己正处于别人的要挟之下，自己的命运与前途都在他人手中捏着，这样就不免要行事谨慎，偶尔装一下糊涂在所难免，正好也可分散对手的注意力。
孔子曾说过“刚、毅、木、讷，近仁”的话，而老子也说过真正的智者都是大智若愚的模样。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名人们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美国已故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此表达他的为人哲学：“不懂得隐藏自己智巧的人是一个真傻瓜。”因此说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此乃真聪明、真智慧，只不过用一张假糊涂的脸来遮掩自己的真聪明罢了。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1）
当官的“料”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论语·雍也》
南怀瑾先生认为，能从政的人必须有“果、达、艺”这三个特点，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以从季康子与孔子的问答中看出来。季康子，鲁国的大夫、权臣。有一天他来“挖墙脚”了，来向孔子“咨询”其得意弟子能否从政。他先问子路是否适合做官，孔子回答他说：“子路很果敢，做事情有决断，很刚毅。只要是他想到的事情他就会立刻去做，很有行动力，并且不会后悔。让他统御三军做一个将帅，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但是如果让他从政，恐怕不是很合适，因为他太容易下决断，过刚易折。”
紧接着他又问起了非常厉害的子贡。孔子认为子贡是一个很通达的人，而通达的人通常就不一定愿意做官了。所以孔子认为子贡也不适合，因为他把一切都看得通透，不把任何功名利禄放在眼里。其实这样的人做一个文学家或者大思想家很合适。因为他们想问题比较深刻，对人情世故很了解，在文化领域容易取得成功。
季康子眼看着孔子接连拒绝了两个，赶紧又问他冉求怎么样。冉求是最多才多艺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会交际，这个人什么都会。你让他陪你跳支舞没问题，唱首歌、弹个琴都不在话下，很有点名士的风度。但是这样的人容易做事马虎，责任心不强，所以也不能从政。其实，这是孔子在故意拒绝季康子，因为季氏在鲁国很不受老百姓欢迎，孔子当然也就不愿意让他的弟子去那儿当官了。
我们看，如果把孔子这三个弟子的优点集于一身，那真是一个大政治家的料。“果、达、艺”，做事果敢有决断力，同时心胸广阔还多才多艺，这不正是做政治家的条件嘛。
这里是孔子的推脱之词，也是孔子的谦虚态度，他不好说自己的学生都很能干，做大臣没问题。后来这三个人全部当官了。子路还是冉求的上级，子贡就更能干了。他做生意赚大钱，做官也行，做外交家非常出色，他出去走了一趟就摆平了“国际问题”，保全了鲁国，挑起了吴越战争。据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当初齐国发兵要攻打鲁国，鲁国是孔子的母国，父母之邦就要陷入战争，孔子很着急，想不出来要派谁出去游说。这时候子路是个急性子，他自告奋勇说让他去，孔子没答应。后来子张也想去，孔子还是没答应，最后让子贡去了。子贡不辱使命，让齐国和吴国打了起来，最后又让晋国与越国夹攻吴国，就这样鲁国被保全了。司马迁说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由此可见子贡很能干。
孔子的弟子中确实有很多能干的，而且道德也很高。虽然孔子在这里否定了他们几个，其实孔子内心是知道他们的本领的，所以他曾说过“子路在政事上很厉害，子贡会说话、口才好，而冉求就是多才多艺的才子了”。对于一个要从政的人而言，这三个人的特点都需要具备。第一要有宽阔的胸襟，这就是子贡的“达”，因为政事上琐事很多，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想不开那样肯定不行。第二个条件是做事要果断。这是子路的特点。从政的人如果做起事情来拖泥带水，那显然会误事。最后一条是“艺”。有人问：从政的需要多才多艺吗？政治很枯燥，而且每天面临的事情都不是让人愉快的事。不是张三来说李四的不是，就是李四来抱怨王二没把事情做好。总之互相排挤、互相推卸责任。这样让人头疼的事就要有冉求的超然。艺术的东西多半是非常豁达的，很让人修身养性。比如你一天下来很疲惫，这个时候你下盘棋或者听听音乐，甚至读本书，等等，这些就会让你浮躁的心沉淀下来。这些就是从政的条件，有一定经验的人就能感受到这些条件的重要性。
政治家的万世师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他认为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应当像天空中的北斗星一样，它不因季节和时令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孔子觉得一个政治家应当有自己的信念、气节，不会由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尤其是那些贤良之臣，多半身上有这种气度。
汉武帝晚年时，宫中发生了诬陷太子的冤案。当时，太子的孙子刚刚生下几个月，也遭株连被关在狱中。丙吉在参与审理此案时，心知太子蒙冤，他几次为此陈情，都被武帝呵斥。他于是在狱中挑选了一个女囚负责抚养皇曾孙，自己也对其多加照顾。
丙吉的朋友生怕他为此遭祸，多次劝他不要惹火烧身，并且说：“太子一案，是皇上钦定，我们避之尚且不及，你何苦对他的孙子优待有加?此事传扬出去，人们只怕会怀疑你是太子的同党了，这是聪明人干的事吗?”
丙吉脸现惨色，却坚定地说：“做人不能处处讲究心机，不念仁德。皇曾孙只是个孩子，他有什么罪?我这是看到不忍心才有的平常之举，纵使惹上祸患，我也顾不得了。”
后来汉武帝生病卧床，听到传言说长安狱中有天子之气，于是下令将长安的罪囚一律处死。使臣连夜赶到皇曾孙所在的牢狱，丙吉却不放使臣进入，他气愤道：“无辜者尚不致死，何况皇上的曾孙呢?我不会让人们这样做的。”
使臣劝他道：“这是皇上旨意，你抗旨不遵，岂不是自寻死路?你太愚蠢了。”
丙吉誓死抗拒使臣，他决然道：“我非无智之人，这样做只为保全皇上的名声和皇曾孙的性命。事急如此，我若稍有私心，大错就无法挽回了。”
使臣回报汉武帝，汉武帝良久无语，后长叹道：“这也许是天意吧。”
他没有追究丙吉的事，反而因此对处理戾太子事件有了不少悔意。他下诏大赦天下罪人，丙吉所管的犯人都得以幸存。
多年之后皇曾孙刘询当了皇帝，是为宣帝。丙吉绝口不提先前他对宣帝的救命之恩，知晓此情的家人曾对他说：“你对皇上有恩，若是当面告知皇上，你的官位必会升迁。这是别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好事，你怎么能闭口不说呢?”
丙吉微微一笑，叹息说：“身为臣子，本该如此，我有幸回报皇恩一二，若是以此买宠求荣，岂是君子所为?此等心思，我向来绝不考虑。”
后来宣帝从别人口中知晓丙吉对自己的恩情，大为感动，夜不能寐，敬重之下，他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
神爵三年，丙吉出任丞相。在任上，他崇尚宽大，性喜辞让，有人获罪或失职，只要不是大的过失，他只是让人休假了事，从不严办。有人责怪他纵容失察，他却回答说：“查办属官，不该由我出面。若是三公只在此纠缠不休，亲力亲为，我认为是羞耻的事。何况容人乃大，一旦事事计较，动辄严办，也就有违大义了。”
丙吉性情温和，从不显智耀能，不知情者以为他软弱好欺，并无真才实学，对此，他也从不放在心上，且不因此改变心意。
一次，丙吉在巡视途中见有人群殴，许多人死伤在地，丙吉问也不问，只顾前行。看见有牛伸舌粗喘，他竟上前仔细察看，很是关心。他的属官大惑不解，以为他不识大体，丙吉解释说：“智慧不能乱用乱施，否则就无所谓智慧了。惩治狂徒，确保境内平安，那是地方长官之事，我又何必插手亲自管理?现在正是初春，牛口喘粗气，当为气节失调，如此百姓生计必定会受到伤害，这是关系天下安危的事，我怎能漠视不理?看似小事，其实是大事，身为宰相，只有抓住要领，才能不失其职。”
丙吉的属官恍然大悟，深为叹服。那些误解丙吉的人更是自愧不已，暗自责备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孔子对于政治家的要求很高，他把德行与修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为他知道一个人没有德行的话，他能祸害的仅仅是少部分人；而如果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也没有好的德行，那么他的危害就大了。所以身为领导的人一定要“为政以德”，内心有道，其外在表现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你在那里本身不用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无数的星星，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论语·宪问》
有人曾经这样问孔子：“你觉得郑国的子产怎么样啊？”孔子说:“子产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子产当政的时候，对社会贡献很大，对郑国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最敬佩的人之一就是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所以孔子才会这样回答。
但是这个人好像还一副很不满足的样子，又接着问孔子认为楚国宰相子西如何。孔子回复他的话有无限的未尽之意，他说：“他啊，他啊!”明眼人一听就知道孔子对他不是很钦佩，但是孔子又不好直接说什么，毕竟这不是我们这位孔圣人的做人风格——孔子很反感背后乱批评别人。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里有一个插曲，知道了这个故事就明白孔子为什么做如此回答。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很多能人、贤人，所以他的名声很大。当他来到楚国的时候，这位大宰相怕位置不保，担心孔子抢了他的宝座，对孔子的态度很不好。从这一件事我们就能看出子西这个人胸怀不够宽广，有点嫉贤妒能。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当宰相，他能为他的国家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呢？
接下来这个人才有意思呢，他还不满足，偏要把春秋时的几个大宰相放在一起，让孔子来做个比较。他又问孔子认为管仲这个人怎么样。我们知道没有管仲就不会有齐桓公的称霸，是他帮助齐桓公七连诸侯，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功绩。因为当时诸侯纷争，风云变幻，一团乱糟糟，而齐桓公能号令天下，组织大家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国际会议”，全部仰仗管仲之力。所以孔子对管仲很是佩服，我们几乎能想象到孔子回答这个人问题时的表情和动作，似乎孔子应该是竖起大拇指，连连点头称赞管仲：“管仲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真了不起!”他在当政的时候，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连着的好田三百没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只有青菜淡饭可吃，但一直到死，都没有怨恨管仲，而是对其心悦诚服。所以孔子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了不起！我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就能发现孔子心中的标准。他为什么不说管仲也是一位大政治家呢？这是因为仅仅如此说，会降低了管仲的价值。因为政治家只是一个政治上很有作为的人物，而能够将别人的财产拿走，还能让别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这就不是一个政治家所能概括得了的了。所以孔子称他是一个“人”。
我们通篇看了下来就会明白这样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做官只有一阵子，做人却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做人比起做官要重要得多，二者也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哲学命题。不会做人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有时甚至会让人失去官位，清朝就有这样的故事。
清代康熙年间，北京城延寿寺街上廉记书铺的店堂里，一个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离账台不远的书架边看书。这时账台前一位少年购买了一本《吕氏春秋》正在付书款，有一枚铜钱掉地滚到这个青年的脚边，青年斜着眼睛扫了一下周围，就挪动右脚，把铜钱踏在脚底。不一会儿，那少年付完钱离开店堂，这个青年就俯下身去拾起脚底下的这枚铜钱。凑巧，这个青年踏钱、取钱的一幕，被店堂里边坐在凳上的一位老翁看见了。他见此情景，盯着这个青年看了很久，然后站起身来走到青年面前，同青年攀谈，知道他叫范晓杰，还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范晓杰的父亲在国子监任助教，他跟随父亲到了北京，在国子监读书已经多年了。今天偶尔走过延寿寺街，见廉记书铺的书价比别的书店低廉，所以进来看看。老翁冷冷一笑，就告辞离开了。
后来，范晓杰以监生的身份进入誊录馆工作，不久，他到吏部应考合格，被选派到江苏常熟县担任县尉之职。范晓杰高兴极了，便水陆兼程南下上任。到了南京的第二天，他先去常熟县的上级衙门江宁府投帖报到，请求谒见上司。当时，江苏巡抚大人汤斌就在江宁府衙，他收了范晓杰的名帖，没有接见。范晓杰只得回驿馆住下。过一天去，又得不到接见。这样一连十天。第十一天，范晓杰耐着性子又去谒见，威严的府衙护卫官向他传达巡抚大人的命令：“范晓杰不必去常熟县上任了，你的名字已经写进被弹劾的奏章，革职了。”“大人弹劾我，我犯了什么罪？”范晓杰莫名其妙，便迫不及待地问。“贪污。”护卫官从容地回答。
“啊？”范晓杰大吃一惊，自忖，“我还没有到任，怎么会贪污呢？一定是巡抚大人弄错了。”他急忙请求当面向巡抚大人陈述，澄清事实。护卫官进去禀报后，又出来传达巡抚大人的话：“范晓杰，你不记得延寿寺街上书铺中的事了吗？你当秀才的时候尚且爱一枚铜钱如命，今天侥幸当上了地方官，以后能不绞尽脑汁贪污而成为一名戴乌纱帽的强盗吗？请你马上解下官印离开这里，不要使百姓受苦了。”范晓杰这才想起以前在廉记书铺里遇到的老翁，原来就是正在私巡察访的巡抚大人汤斌。
一枚铜钱断了范晓杰的政治之路，让他在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就先折了翼，归根究底不是那一枚铜钱有多厉害，而是他不会做人，人都没做好，又如何能做好事情呢？做不好事情也做不好官，这就是做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的核心思想。通篇读下来，我们能感受到孔子知人论世的准确、深刻，同时更感受到只有那些人生经验很丰富的人才能有如此体会。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2）
小不忍，则乱大谋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
“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它的意思，在小事情和小细节上如果不能忍耐，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这样的人多半性格急躁且不能宽容，“大谋”就会因此而被破坏。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人是最擅长“忍之术”的，中国的为官之道就在于一个“忍”字。在这方面清朝的中兴之臣曾国藩曾文正公就是一个典型，他一生奉行“忍”的为官处世之道。也因此他才能官居高位，一生都较为平顺，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没有被淹没，最终得享天年。如果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历史就会发现，笑到最后的人几乎都是有“忍”之海量的人，开创清朝升平之世的康熙皇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根据清朝的惯例，康熙满十四岁那年举行了亲政大典。可是亲政后的康熙帝，仍然没有实权，鳌拜继续大权独揽。皇帝与权臣之间的矛盾，终于在如何对待苏克萨哈的问题上公开化了。
苏克萨哈是顺治皇帝临终时指定的四位顾命大臣之一，一向为鳌拜所妒忌。在一次朝会上，鳌拜对康熙帝说：“苏克萨哈心怀不轨，意图谋反，我已下令将他抓了起来。请皇上同意将苏克萨哈立即正法。”
此时康熙尽管对鳌拜的做法不满，可自知实力太差，远不是鳌拜的对手，所以只好忍耐。虽然表面上一个要杀，一个不准杀，谁也不肯让步，但实际上还是鳌拜势力更大。
鳌拜一气之下，袖子一拂，扬长而去。满朝文武，人人惶恐，没人敢说话。鳌拜一回到家，马上传令绞杀苏克萨哈，同时诛杀了他的一家人。
康熙听到苏克萨哈被处死的消息后，气得两眼冒火，决心要除掉这个欺君擅权的鳌拜。但是，康熙心里清楚，鳌拜羽翼丰满，并且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亲信党羽遍及朝廷内外。而且其身高力大，武艺高强，平时出入总是戒备森严。康熙帝深知要除掉鳌拜绝非一件易事，弄不好，会激起兵变，那么，他这皇帝的位子也就别想再坐了。
经过一夜的冥思苦想，康熙帝最后定下了铲除鳌拜的计策。
第二天鳌拜上朝时，康熙帝不露声色，也不再提苏克萨哈的事情，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昨天那场争执。
鳌拜心里却暗自得意：“皇上到底是个小孩子，你一厉害，他就软下来了。”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是康熙帝高明的地方，先忍一步为的是最终的胜利。
没过几天，康熙帝给鳌拜晋爵位，加封号，又给鳌拜的儿子加官晋爵，鳌拜心里美滋滋的。
康熙一面故作软弱无能，稳住鳌拜，一面挑选了十几个机灵的小太监，在宫内舞刀弄棒，练习角力摔跤。康熙帝自己也加入摔跤队伍，与小太监们对阵取乐。消息传到宫外，大家认为只不过是小皇帝变着法子闹着玩罢了。鳌拜进宫奏事，见一伙小太监们练习摔跤，康熙在一旁忘情地呐喊、助威，也认为是小皇帝瞎折腾，闹着玩。
小小年纪就能如此机智，沉默忍耐，康熙确实有过人之处。所以从表面上看，朝中大事一切照旧，鳌拜还是那样为所欲为，康熙对鳌拜还是那样信赖，鳌拜渐渐放松了戒备。练习拳棒和摔跤的小太监们，技艺逐渐纯熟。康熙见时机已到，决定向鳌拜下手。
一天，康熙派人通知鳌拜，说是有要事商量，请他立即进宫。鳌拜直奔宫中，康熙此时正和小太监们摔跤玩，鳌拜上前，正要与康熙打招呼，十几个小太监打打闹闹地到了鳌拜身边。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一拥而上，拉胳膊扯腿地将毫无防备的鳌拜扳倒在地。
鳌拜很快反应过来，感到大事不妙，急得挣扎反抗时，十几个小太监已牢牢地将他制伏在地，哪里肯让他脱身。他们拿来准备好的绳索，将鳌拜捆了个结结实实。
康熙正颜厉色地对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鳌拜说：“你欺凌幼主，图谋不轨，飞扬跋扈，滥杀无辜。今日下场，是你罪有应得。你鳌拜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待我查清你的罪行，一定严惩，绝不宽待。”
鳌拜自知难逃一死，紧紧地闭着双眼，一句话也不说，只能像待宰的羔羊那样，任人宰割！
识时务者为俊杰，君子藏器于身待机而动。当自己力量还比较薄弱时，切莫意气用事，为逞一时之快而犯下以卵击石的错误。
看了历史故事再观察我们自身的得失，不得不暗自佩服孔子的智慧，这也正是为什么《论语》得以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圣经》”之故。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圣人之所以能被称为圣人，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多么高深莫测，让普通人参不透它的玄机，而是由于他贴近大众的生活和心理，才得到众人的认可和景仰。
让人惧不若让人敬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
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子在春秋时代的影响非常大，他周游列国的时候虽然一直没有受到重用，但是一些权臣和国君对他和他弟子的德行与才能还是很钦佩，所以经常会有人向他请教治国等问题。有一次哀公问孔子关于服众的问题。哀公就是鲁哀公，他是孔子自己母国的国君。哀公说：“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服从我的领导呢？”注意这里的“服”有两个层次，在南怀瑾先生看来是这样的：要人不敢反抗，这种服气是低层次的，是运用权术的霸道；另一方面是用德政让人心服口服，这是古代所讲的王道。
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孔子不好直接批评他的国君，他很婉转地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毛病而来。“举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正直、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这样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地，“举枉错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而把好人打击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这人人都懂的话去告诉他，就好像说当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孔子未免太笨了。
看起来孔子的道理并无什么过人之处，就是你我也能说出一些道道来。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他的国君建议呢？这里就要配合我们的人生经验来谈。一个人如果真的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他的内心也不是不想“举直”，只不过人们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任用自己看着顺眼的人。有时候你的一个老朋友或什么亲属来求情，你给不给他面子呢？你也许会担心一旦拒绝就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不得不为他谋一个职位。这个时候其他人肯定就要有意见了。谈到这个问题，所有的管理者都应当注意自己的度量，能够做到用真正有才华和德行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当中可能需要你割舍你自己喜欢的人，有时候用的人也许是你的政敌，也许是你非常不欣赏的人，但是一个真正合格的领导者必须要有这样的气度，敢于用自己不喜欢而确有才华的人。当年林肯总统有一个“死对头”，名字叫斯坦顿，他一直和林肯唱反调，他甚至公然攻击总统的人格。但是林肯没有因为这些而“打击”他，反而在自己当上总统以后请他来做国家的国防部长，要知道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林肯的做法。但是这就是一个领导者的气度，最终林肯赢得了世人的敬重。当他被暗杀后，守在他身边的斯坦顿说：“这里躺着的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统治者！”还有什么更能说明林肯的伟大人格呢？这样颂扬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个曾经那么讨厌林肯的人之口，这是世上最难得的褒扬！
今天我们宣扬以德治国，就是在讲孔子的德政思想。虽然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可以“举贤不避亲”，这是因为害怕把真正有才华的人给遗漏，但是，如果借着这个幌子，选人用人时只考虑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怎样，而不能客观冷静地评价一个人的话，那么就会让有才华的人不服气，也会让底下人觉得你没有慧眼识人的本事。换句话说，孔子是在教导鲁哀公如何用人，要用那些真的有才有德的人，这样民心才会归向你；如果用的人尽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那么普通民众就不会真正地服气。如果你任用了德才欠缺的人，也许人们不会公然反驳你，但是背后的议论在所难免；一旦你用了德才兼备的人，就会上下同心，真可谓皆大欢喜。
不仅在美国有林肯这样卓越的领袖，在中国也同样有这样优秀的领导者，刘邦就是其中之一。汉高祖刘邦在天下大定之后，在一片等待论功行赏的气氛当中，却只先分封了二十多名功劳不大的部将。其他在他眼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部将，如何分封都还在斟酌考量中。
那些自恃功劳不凡的部将无不伸长脖子，望眼欲穿，而且生怕论功不平、赏赐不公，天天红着眼珠，一个个焦虑难安。不仅同僚之间钩心斗角，与刘邦之间也衍生出相当紧张的气氛。
刘邦非常苦恼，于是便唤张良前来，想听听他的想法。
张良有些沉重地回答他说：“陛下来自民间，依靠这些人打得天下。过去大家都是平民百姓，平起平坐。现在你成为天子之后，先分封的人大部分都是世交故友，所诛杀的都是关系较疏远的人，不然就是得罪你、让你看不顺眼的人。这样下去，难免会有人心生反意。”
刘邦听了之后，面色凝重，便问张良如果真有这么严重，该怎么办?
张良想了一下，便先反问刘邦说：“在这些一起打天下的部将当中，你最讨厌的人是谁?这个人不被陛下喜欢的原因，最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
刘邦回答说：“雍齿常常捉弄我，他是我最讨厌的人，我想这也是大家早就知道的事情。”
张良马上提出建议：“那么，今天就先将雍齿封为王侯。这样一来，我看就可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疑虑，安定大家的心了。”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立刻宣布将雍齿封为什邡侯。
这件事果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些人看来，连皇帝最讨厌的人都封侯了，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于是，君臣之间的紧张关系自然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张良的建议也正是孔子对鲁哀公的建议，世人知晓张良的多谋善断，却不承认我们的圣人孔子也是一位深谋远虑的人，通常我们都认为领导很有威严，其实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与其让你的下属惧怕你，不如让他们敬重你，这就是孔子所要表达的“服众”的含义。当领导不容易，当一个好领导尤其难上加难。表面上看起来八面威风，个中滋味，不是个中人则是难以体会的。
君使臣以礼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鲁定公问孔子政治领导术，他说：“做君主的就该使用臣民，而做臣子的义务就是要辅佐、侍奉君主，对吗?”鲁定公的意思其实就是我是你的领导，我平时用你是应该的，你不能有怨言，这是你应尽的本分。孔子不好直接反驳他，但是回答了他的问题。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孔子的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你用他们是对的、可以的，但是要讲究方法，你对你的臣民们也要有一颗宽容和谦恭的心，这样他们才能心甘情愿地听你的使唤。另外，作为臣子的理应忠心辅佐君主，对君主的忠诚是一个臣子所应该具备的道德。”
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没有人能比另外一个人高贵。你对我用之以礼，我对你则报之以忠。人们常说爱是两颗心互相撞击的结果，不是一颗心去敲打另外一颗心，这样是产生不了爱的。同样如此，作为管理者如果对下属没有真诚的心，到处讲权术，那他也不会得到下属的敬重。这才是孔子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他等于是在提醒鲁定公，你不要犯了这样的错误啊。如果你希望你的臣民们能对你忠心耿耿，你就需要对他们很礼貌。用现在很直白的话来讲就是：你要用我可以啊，但是你不能对我吹毛求疵，动不动就大呼小叫，摆一副领导的臭架子，这是不行的。反过来，你尊敬我，我就对你死心塌地。这样的领导不是讲权术，而是要领导人自己有政治道德。
人常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定会用自己的德行来感染下属，而非依靠自己的权势。
范文程的曾祖父曾任明朝的兵部尚书，1618年，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范文程去拜见努尔哈赤，表达了投效之意。努尔哈赤故意考问范文程说：“你为大明名臣之后，本该为大明效忠，为何却叛明投我呢?”
范文程回答道：“明君无道，百姓苦难，我不是腐儒，自不肯愚忠一世了。”
努尔哈赤和他谈话之后，看他见识过人，机智多才，十分爱惜。他对各贝勒说：“夺取天下，范文程这样的才俊当有大用。他不以我等为叛逆，说明他独具慧眼;我等征服中原，也不能视明人都是逆贼，这样才能争取民心。这个道理，是范文程教我的，你们都要善待他。”
皇太极即位后，对范文程更为器重，让他随侍左右。1631年，清军招降了守城的明军官兵，但已投降的蒙古兵又起叛心，想要杀害他们的将领，事情未果。皇太极震怒之下，想要把那些蒙古兵一律诛杀，范文程在旁边提醒说：“陛下以武力让他们暂时屈服，他们不真心归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们再次叛乱，早将死亡置之度外，陛下杀他们泄了私愤，而对收取人心却害处太多，此事不可以做啊。”
皇太极气犹未消，说：“征战沙场，杀人不可避免，若只施仁义，人不畏惩，岂不叛者逾多，士不奋战?”
范文程争辩说：“明人不知我大清仁慈，反抗是必然的。陛下若能广施恩德，少杀多惠，人心渐渐就会归附于我。宽恕他们就能让敌军阵营分化，传陛下之美名，以此征伐天下，有百万大军之功效，陛下不可小视。”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3）
皇太极听了连连点头，赦免了那些蒙古人的死罪。消息传出，坚守西山的明军斗志瓦解，范文程单枪匹马去劝他们投降，结果他们全都放下了武器。
范文程为皇太极谋划大事，常向他进谏征服民心之策。他劝皇太极养德修身，教化百姓，推行德政，皇太极对他言听计从。每有要事，他总是对大臣说：“范章京知道此事吗?”
遇到范文程有病在家之时，皇太极便不急于处理一些朝政大事，直等他病好了再做决定。有的大臣嫉妒范文程，对皇太极说：“范章京终为明臣之后，身为汉人，他未必和我大清一心啊。他以收取人心为名，处处向着汉人，难道就没有他的私心?陛下对他宠信太过，也该有所保留才是。”
皇太极训斥他们说：“先皇和朕诚心对他，不是逼迫使他效命，他的忠心绝无可疑。你们虽为满人，但有多少皇亲国戚反对过朕?朕用心对人，然不识朕心者大有人在，朕能一再不予追究，施恩不止，这都是范章京所教的结果。否则，你们这些嫉贤妒能之辈，还能站在这里和朕说话吗?”
清世祖即位之后，睿亲王多尔衮率领大军讨伐明朝。范文程担心多尔衮残忍好杀，于是连忙上书说：“中原百姓以我大清为叛逆，势必拼死反抗。大王如果以暴制暴，以杀为能，中原就难以平定。从前，我们放弃遵化城，屠杀永平的百姓，已让中原百姓对我们深有疑虑了。如果今后不加约束，统一天下的大业就难以完成。大王应该严明纪律，秋毫无犯，让明朝官吏担任原职，恢复百姓的家业，录用有才能的人，抚恤那些处境艰难的人。用大公传达我朝的仁念，用行动解除世人的疑惑，这样安定了百姓，叛乱的人才会归顺，我们遇到的抵抗才会减少。”
明朝都城被清军攻克后，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为崇祯帝办丧事，安抚战乱中的百姓，起用明朝的官吏，搜求隐藏和逃逸的名士，重新制定法令。这些措施在收取民心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清朝最后平定天下奠定了基础。
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到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孔子给鲁定公的忠告。上文中清军之所以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阻碍而平定中原，就在于他们的领导者很有谋略，他们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对臣民的领导策略用的正是“君使臣以礼”这一条，因而才有后来清初的基业，否则最后谁能稳坐江山还不一定呢。
对下属不要吹毛求疵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论语·八佾》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含有很深的意义，尤其一个领导人更要注意这一点。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孔子想要表达什么呢？南怀瑾先生认为一个上级不能以“察察为明”，太过精明了，眼睛里揉不进沙子，不会装糊涂，这就是“居上不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你是别人的上级，你不能容忍下属的任何过错与不足，那么做你下属的人就惨了。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管仲没有把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为相的缘故。历史上有很多明君，他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小事情上他们都无比糊涂，不会把下属逼得每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然遇到大事情的时候，或者触犯大原则的时候，他们也毫不客气，一点也不手软。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没有诚意就没有用。同样地，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就是当别人遇到悲痛的事情时，我们也要表现出真的哀痛，否则你就没有必要假惺惺地去关心别人。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就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以上几点总结起来，孔子是要做上级的人有度量，并且能真心关怀下属。容人之过，释人之嫌，不但是一种为人的度量，同时是一种生存的谋略。“摘缨会”的典故就说明了这一点。
楚国在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连续几次取得了胜利。群臣都向楚庄王祝贺，庄王设宴款待群臣。席间，庄王命最宠爱的妃子为参加宴会的人敬酒。
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厅里开始燃起蜡烛。猜拳行令，敬酒干杯，君臣喝得兴高采烈，好不热闹。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客厅内所有的蜡烛一下全被吹灭，整个大厅一片漆黑。庄王的那位美妃，正在席间轮番敬酒，突然，黑暗中有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衣袖。对这突然发生的无礼行为，美妃喊又不敢喊，走又走不脱，情势紧迫之下，她急中生智，顺手一抓，扯断了那个人帽子上的缨。那人手一松，美妃趁机挣脱身子跑到楚庄王身边，向庄王诉说被人调戏的情形，并告诉庄王，那人的帽缨被扯断，只要点明蜡烛，检查帽缨就可以查出这个人是谁。
楚庄王听了宠妃的哭诉，却不以为然。他想，怎么能为了这点儿事就使部属受到惩罚呢?于是，庄王趁蜡烛还未点明，便在黑暗中高声说道：“今天的宴会，盛况空前，请各位开怀畅饮，不必拘礼，大家都把自己的帽缨扯断，谁的帽缨不断谁就没有好酒喝!”群臣哪知庄王的用意，为了讨得庄王欢心，纷纷把自己的帽缨扯断。等蜡烛重新点燃，所有赴宴人的帽缨都断了，根本就找不出那位调戏美妃的人。就这样，调戏庄王宠妃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就连尴尬的场面也没有发生。按说，在宴会之际竟敢调戏王妃，那是杀头之罪了。楚庄王为什么不加追究呢?他对王妃解释说：“酒后失态是人之常情，如果追查处理，反会伤了众人的心，使众人不欢而散。”
时隔不久，楚庄王借口郑国与晋国在鄢陵会盟，于第二年春天，倾全国之兵围攻郑国。战斗十分激烈，历时三个多月，发动了数次进攻。在这次战役中有一名军官奋勇当先，与郑军交战斩杀敌人甚多，郑军闻之丧胆，只得投降。楚国取得胜利，在论功行赏之际，才得知奋勇杀敌的那名军官，名叫唐狡，就是在酒宴上被美妃扯断帽缨的人，他此举正是感恩图报啊!
容人之过，方能得人之心。有过之人非常希望看到他人的宽容和友谊，希望得到悔过自新的机会。这种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其对立情绪便会立即消失，感恩戴德，“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情感很快在心理上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稍加引导，就会产生像“戴罪立功”那样的心理效果。
如果说当年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之举表现出他在诸侯中问鼎称霸的韬略和气魄的话，那么在宴会中摘缨之事，则表现了他那宽容大度的胸怀。一名统御者能宽宥属下的某些过失，宽大为怀，容人之过，念人之功，谅人之短，扬人之长，必然会得到部下的奋力相报，在客观上为自己留下了一条后路。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论语·颜渊》
南怀瑾先生认为我们普通人最爱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比如一对情侣的相处就可以用孔子的这一番话来印证。两个人好的时候看对方什么都顺眼，就是打骂对方也觉得那是爱，正是打是疼骂是爱，这就是“爱之欲其生”的表现。当两个人由浓情蜜意变成怒目相视时，一对佳偶变作了怨偶，彼此开始谩骂对方，把以往的恩爱岁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恨不得希望对方出门都要被车给撞死，这就是“恶之欲其死”的表现。
普通人有这个毛病还好，万一是一个领导者还有这样的褊狭，就会引发一场内部人事上的“地震”。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他也有偏爱。他有一个很宠信的臣子叫邓通。当时有一个叫许负的女人很会看相，她为邓通看相，说邓通将来要饿死。这句话传到了汉文帝的耳朵里很是心痛，于是下旨把四川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准许邓通自己铸钱。但邓通最后还是饿死的。这就是汉文帝对邓通“爱之欲其生”。孔子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是两个绝对矛盾的心理，人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心理，这是我们人类的通病。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大的缺点，也是最大的愚蠢。历史上最著名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一生交往可谓真正印证了这两句话的深刻。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个人是湖南同乡，据说还是姻亲，不仅如此，左宗棠四十多岁时，还是别人手下的一个幕僚，最后经过曾国藩大力推荐，才被朝廷重用，可见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到了后来，他们都到了皇上身边，成了权倾朝野的重臣，却反目为仇，变得水火难容。有一次，两人又在一起争论，互不相让，曾国藩为缓和气氛，就说，咱们对对子吧，并出了上联：“季子自鸣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意思是说：“老弟你不要总是自命不凡，老跟我对着干。”更妙的是联中巧妙嵌进“左季高”三个字，季高正是左宗棠的字。左宗棠一听火冒三丈，不假思索地对出了下联：“藩臣身许国，问君经济有何曾？”意思是：“我看你不过口头救国，真要论起经世济民之术，你是什么也不懂。”同样下联也嵌进了“曾国藩”三个字。曾国藩听了，也是干瞪眼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