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从“爱之欲其生”到“恶之欲其死”的呢?这里还有一个民间传说。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得到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宠信,特别是同治,赏赐给他许多奇珍异宝,其中有一个牛眼大小的夜明珠,价值连城,曾国藩非常喜爱,爱不释手。于是他找了个金匠,把这个夜明珠用金线穿起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晚上睡觉也舍不得摘下来。
有天上朝,曾国藩起得晚了些,一睁开眼就急急忙忙赶往朝房。到了朝房,才发现衣服上有几个扣子没有扣好,眼看皇上和太后就要出来了,曾国藩手忙脚乱,越是着急,越扣不上,好友左宗棠和旁边站着的一个小太监赶紧上来帮忙,这才给曾国藩救了急。可下朝一看,曾国藩傻了眼,自己脖子上的夜明珠不见了!
曾国藩左思右想,最后怀疑到了左宗棠的身上。他认为左宗棠生性孤傲,同样是屡立战功,同治皇上把这么贵重的礼物赐给自己,左宗棠虽然嘴上不说,心里难免妒忌。肯定是早上给自己整理衣服的时候,趁机顺手牵羊了!可这仅仅是怀疑,又没有真凭实据,不好直接开口讨要,于是曾国藩拿起毛笔,画了一幅画,画上有一个人,仪表堂堂,衣冠楚楚,就是有一只眼睛里空空的,没有眼珠。画完后,马上派家丁把这幅画送到了左宗棠的府上。曾国藩给左宗棠送这幅画的意思是想说,我知道是谁拿了我的夜明珠,你赶快给我还回来吧!
曾国藩在家里等来等去,一会儿,送画的家丁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曾国藩问:“他说什么了没有?”家丁回禀:“左大人看了老爷的画,脸色大变,显得很生气的样子。奴才在那儿跪了半天,左大人一句话也没有讲。”曾国藩一听,好你个左宗棠!干了这种事,却好像没事人一样,既没有回话,也没有送还夜明珠的意思。更让曾国藩生气的是,从此之后,左宗棠见了他的面,也不像以前那样主动上前打招呼了,反而一有机会就对他冷嘲热讽。曾国藩满肚子不高兴:你拿走我的夜明珠就算了,怎么还这么对待我呢?慢慢地在左宗棠的面前,也就端起“老前辈”的架子,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就疏远了许多。
这事过去了几个月,有一天下了早朝,曾国藩正准备上轿,突然觉得靴子里有个什么东西硌脚,脱下靴子一看,原来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那个夜明珠!看到失而复得的宝贝,曾国藩自然非常高兴,当他拿到手里把玩时,发现上面刻了一个“右”字。曾国藩望着这个字,百思不得其解,正在这时,左宗棠的轿子从他面前走过,曾国藩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古人以“左”为上,“右”为下。曾国藩拿着夜明珠,越想越生气:你左宗棠偷拿了宝珠,在上面刻上“右”字,再把它还回来,这不明明是说,你左宗棠比我曾国藩的学问高、本事大吗?
其实这事是曾国藩冤枉好人了。左宗棠根本就没有偷窃他的夜明珠,所以左宗棠在收到曾国藩的画时,也误解了曾国藩的意思,他以为曾国藩这幅画是讥讽自己有眼无珠。左宗棠是何许人也!他一向自视清高,目中无人,收到这样的一幅画,心里也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对曾国藩自然不像从前那么好了,言语之间也就多了一些讥讽。不过这时两个人心里虽说有了些别扭,但不管是在大场面上,还是在内心,他们都能相互敬重。
自打曾国藩拿到刻有“右”字的夜明珠,就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从此,两人开始交恶,你说东,我就偏说西;你说朝前走,我就偏向后退。有好几次,两个人差点在皇帝面前动起手来,同治皇帝为了让他俩和好,还出面协调了好几次,却没有收到一点效果。
那么究竟是谁偷了夜明珠呢?其实就是那个和左宗棠一起给曾国藩整过衣服的小太监。这太监在入宫前,就是街面上的小混混,看到曾国藩脖子上的夜明珠,便起了歹意,趁曾国藩不留意,盗走了宝贝。小太监私下经常拿出来向别的太监炫耀。没想到,这偷盗夜明珠的事,很快就让慈禧太后知道了,奇怪的是,慈禧太后不但没有处罚小太监,而且还奖赏了他!
原来慈禧太后虽然表面上非常倚重曾国藩和左宗棠,但这个狡猾的女人也在时刻提防着他们。一来因为这两人都是汉人;二来他们军权在握。更让她放心不下的是,两人关系密切,要是联起手来,这后果不堪设想。慈禧拿着这颗夜明珠,心生一计,让人在上面刻了字,又叫那个小太监把夜明珠神不知鬼不觉地还给了曾国藩。慈禧太后怕事情败露,很快找了个借口,秘密地处死了小太监。等她看到曾、左二人矛盾升级,见面就掐,尤其是蒙在鼓里的同治皇帝还在调停两人的关系时,慈禧太后在后宫得意地笑了。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4)
据说,聪明过人的左宗棠后来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了慈禧太后的用意。当曾国藩去世时,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根本不会来祭拜,左宗棠却送来了他的挽联,上面写道: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左宗棠这副对联对曾国藩给予了极高评价。可惜的是,本来可以和睦相处的两个能臣最后却也不免落入俗套——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如果他们能及早内省自己,也许就避免了一场硝烟四起却没有赢家的战争。
要学会中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论语·先进》
孔子认为颜回对他个人没有什么帮助,说什么话他都听。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这种地方。他意思是说颜回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但真的都对吗?要多加反省。“非助我者也”,这样对我没有帮助。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好意见。南怀瑾先生根据孔子的这一段话进一步引申说,一个领导人,最难的是容纳相反的意见。对于相反的意见我们听了以后,把自己的观点推开,就他的意见想想,也很有道理,然后与自己的意见作正反的中和,这种态度是为人处世的修养。孔子就有这气度,认为像颜回一样,对自己的话认为句句都对,这样对于自己是不会有帮助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一段孔子拜见老子的故事。临别时老子对孔子的赠言中说到世间万物皆怕太满,满则溢。孔子很快就领悟过来了,感慨老子乃世外高人。以后他也常常这样教导他的弟子们。
有一次,子路请教老师:“您有什么办法能让万物满而不溢吗?”
孔子不慌不忙地说:“聪明睿智,用愚笨来调节;功盖天下,用退让来调节;威猛无比,用怯弱来调节;富甲四海,用谦恭来调节。这就是损抑过分,达到适中状态的方法。”
子路听后连连点头,接着又刨根问底地问道:“古代的帝王除了在座位旁边放置这种鼓器警示自己外,还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自己的行为过火呢?”
孔子说道:“上天生了老百姓,又给了他们国君,让他治理老百姓,不让他们失去天性。有了国君又为他设置辅佐,让辅佐的人教导、保护他,不让他做事过分。因此,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之官,大夫有副手,士人有朋友,农民、工匠、商人,乃至干杂役的皂隶、放牛马的牧童,都有亲近的人来相互辅佐。有功劳就奖赏,有错误就纠正,有患难就救援,有过失就更改。自天子以下,人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补救他的得失。太史记载史册,乐师写作诗歌,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开导,士人传话,平民提建议,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各种身份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劝谏,从而使国君不至于骑在老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
子路穷追不舍地问道:“先生,您能不能举出个具体的君主来?”
孔子回答道:“好啊,卫武公就是个典型人物。他九十五岁时,还下令说:‘从卿以下的各级官吏,只要是拿着国家的俸禄的,就不要认为我昏庸老朽就丢开我不管,一定要不断地训诫、开导我。我乘车时,护卫在旁边的警卫人员应规劝我;我在朝堂上时,应让我看前代的典章制度;我伏案工作时,应设置座右铭来提醒我;我在寝宫休息时,左右侍从人员应告诫我;我处理政务时,应有瞽、史之类的人开导我;我闲居无事时,应让我听听百工的讽谏。’他时常用这些话来警策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不至于走极端。”
众弟子听罢,一个个面露喜悦之色。他们从孔子的话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要调节自己,学会中和,才能不走向极端,才能走向成功。
烧好当官三把火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论语·子路》
仲弓是孔子的弟子,他准备要到鲁国权臣季氏家做事情,他临行前来向老师请教:“老师你告诉我怎样为政吧。”孔子告诉他要烧好三把火,哪三把火呢?“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这样的:“仲弓,你既然要去做官了,我就告诉你三样事吧。第一件事,你到了那儿要搞清楚职务之间的权责问题,务必做到权责分明;第二件事,你作为领导,居上要宽,能赦人小过;最后一件事,向你的上级推荐贤才。”南怀瑾先生认为,第一件事大概很多人能够做好,后面的两件事恐怕就未必能做到了。有的领导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全然不顾下属的面子,当众训斥,这样的领导能让下属甘心为他做事吗?所以我们看历史上有的名臣贤相一般不会这样做,他们总是把下属单独拉到一个地方,语重心长,最后往往说得下属声泪俱下,并表示愿意为他肝脑涂地。我们看这就是会当领导的,赦人小过,而且还能顾及他人的自尊心,武则天这点就做得很好。
武则天当政时期,曾下诏禁止天下屠杀牲畜、捕捞鱼虾,弄得王公大臣宴请宾客只能吃素席,不敢带有一点儿荤腥。
朝中有个叫张德的人,官为左拾遗,一直受到武皇的信任。在他儿子出生后的第三天,亲友、同僚纷纷前去祝贺。张德觉得席上都是素菜实在过意不去,便偷偷地派人杀了一只羊,做了一些肉菜,并包了一些羊肉包子让大家吃。
也许是这些亲朋好友与同僚好久没有吃到荤菜了,见席上有肉,便来了兴致,把酒临风,猜拳行令,好不热闹。三个时辰过去,大家酒足饭饱,各自回去。张德心中自然也十分高兴。不料,在他的同僚中有个叫杜肃的,官拜补阙,见席上有肉,认为张德违犯了武皇的诏令,顿生歹意。临散席时,他悄悄将两个肉包子揣在怀中,偷偷跑去武皇那里告了黑状。
第二天早朝,武皇处理完政事之后,突然对左拾遗张德说:“听说你生了个儿子,我向你表示祝贺。”张德叩头拜谢。武皇又说:“你那席上的肉是从哪里来的?”张德一听,吓得浑身哆嗦,他知道,违诏杀生是要犯死罪的,故连连否认道:“为臣不敢!为臣不敢!”武则天见状,微微笑道:“你说不敢,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便命人将杜肃写的告状奏章和两个肉包子递给了张德。张德一见,面如蜡纸,不住地叩头说:“臣下该死!臣下该死!”此时告状的杜肃,站在一旁洋洋得意,专等封赏。
武则天对这一切早已看在眼中,稍稍一停,便对张德说:“张德听旨:朕下诏禁止屠杀牲畜,红白喜事皆不准腥荤。今念你忠心耿耿,又是初犯,也就不治你罪了。”
张德听后高声喊道:“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而杜肃却惊得瞪大了眼睛。
只听武皇又道:“不过,张德你要接受教训,今后如再请客,可要选择好客人,像杜肃这种好告黑状的人,可不要再请了!”一时间,张德感激得痛哭失声,诸大臣见武皇如此忠奸分明,不信谗言,用人不疑,便一起跪倒在地,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而那个告状的杜肃,在众人鄙视的目光下,羞愧得无地自容,“退朝”二字刚一落音,便赶紧溜走了。
这就是武皇高明的地方,她让下属明白她不是一个糊涂的皇帝,她知道了下属的过错但是又赦免了他,这样才让众臣在感到皇威的同时也感受到她的恩泽,正所谓恩威并施,这样的领导当然能赢得下属的心。
第二件事难做,第三件事就更难做。因为第二件事考验的是你的度量,第三件事不仅要看你的度量——因为如果是一个嫉贤妒能的小心眼的人是不会推荐贤才的,与此不同,它还考验你察人识人的眼光,所以说第三件事就更难做了。仲弓问孔子:“怎么才能推举贤才呢?”孔子说:“你推荐你知道的贤良之人,对于你不知道的就留给别人去推荐吧。”
谈到举贤才就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宋朝的著名贤相——王旦。他不仅做到了居上以宽,更做到了举贤才,是为后世敬仰的贤相。王旦任宰相十一年,为政清廉,处事谨慎,善断大事,为人宽厚,以德服人,顾全大局,备受时人的尊敬和赞誉。其德行修养与人格魅力至今仍令人叹服;其廉洁自律、忠心为国、公而无私的品质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寇准为枢密使时,王旦为宰相,中书省有事需要与枢密院沟通,所拟的文书违反了诏令格式,寇准立即把这事报告了皇帝。真宗大为生气,对王旦说:“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则!”王旦赶紧跪倒说:“此实臣等过也!”中书省的官吏也因此受到处罚。不过一个月,枢密院有事需要传达给中书省,其文书也不符合诏令格式,中书省的官员发现后,以为有了报复的机会,就非常得意地将文书呈送给王旦,王旦看后却下令退还给枢密院。枢密院的官员把这件事告诉了寇准,寇准感到非常惭愧。后来寇准对王旦说:“同年,甚得许大度量?”每当王旦拜见皇帝时,都要称赞寇准的才华,而寇准却经常在皇帝面前议论王旦的短处。一次,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王旦答道:“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由此,真宗更认为王旦贤明宽厚。
寇准得知将被罢去枢密使职务后,便托人到王旦家私下请求出任使相,王旦听后非常吃惊地说:“宰相之任岂可求邪?吾不受私请。”寇准大失所望。不久后真宗问王旦:“准当何官?”王旦说:“寇准未三十岁,已登枢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遂任命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接到诏令后前去拜谢皇帝:“若非陛下知遇提拔,臣哪会有今天!”真宗告诉他是王旦推荐的,寇准既羞愧又感慨,逢人便说:“王同年器识,非准可测也。”
这样的气度确实非一般人能具备,别人在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坏话,而他能不怒不恼,反而大力推荐寇准。当寇准去求官的时候,王旦自己明明要举荐他,却还是严厉拒绝他:“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岂是随便就可相求的?”王旦的做法和某些人不同,这些人如果要打算推荐你,恨不得立刻告诉你,要你感激涕零、感恩戴德。总而言之,要烧好孔子所说的三把火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孔子所要求仲弓的三件事——明确职责、居上要宽、推举贤良,正是对一个好领导的内在要求。这第一把火“权责明晰”是为了各司其职,井然有序。这样就不会出现互相推诿的现象,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越权。《红楼梦》中秦可卿死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众人的权限与职责,因而说这把火不得不烧。第二件事要求居上要宽,也就是要求做领导的切莫吹毛求疵。这个世上哪里有什么完人,下属偶尔犯了一点小错不要当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批评,这样做只会令下属寒心。第三件事要做领导的像一个“伯乐”,要善于发现人才,力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否则因为嫉贤妒能而独霸位置就是“窃位”的小人了。古人说为官一生要造福一方百姓,其实做官也好做人也罢,古今都相同,“人”做不好的,“官”自然也就当不好。要烧好当官的三把火,先要把“人”做好,这是最紧要的,也是孔子在《为政》篇中屡次提到的准则。
怎么做官才算合格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论语·宪问》
孔子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在国家太平时候与社会动荡的时候怎么做人做官,换句话说就是在治世和乱世中怎么做到既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又能尽到为人臣子的责任。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这个“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孙”字古代与“逊”字通用,逊者退也,就是谦退的意思。孔子说,政治清明的时候,要正言正行;遇到政治混乱的时候,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
单从这样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孔子很厉害,很通人情世故。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也不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很大的贡献,因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人,你又怎么能期盼他能为别人带来福祉呢?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或者是结合我们的人生经验来看,孔子的话很有道理。太平之世的时候一定要行为端正,说话正直,做一个受百姓敬仰的官,做一个受同僚喜欢的人,这是一个君子所要做的,也是保证自己将来不被他人攻击的资本。人们常说世事无常,人心难测,只有你做到了问心无愧,才不会被人要挟。所以我们做官时一定要“危言危行”。
接下来孔子谈到了如果是乱世怎么做官的原则。孔子在这里告诉我们“邦无道”的时候一定要清廉,让自己无懈可击,这就是“危行”,与此同时还要“言孙”,就是要说话谨慎,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人觉得乱世没有法制,政治混乱,正好可以浑水摸鱼、顺手牵羊,这样的想法就很危险了。越是在乱世就越要自我约束,检点自己的行为,否则没准你一句不经意的牢骚就能让你的政治前途变得一片黑暗。
南怀瑾先生在此处举了岳飞的例子。岳飞所处的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岳飞的为人处世,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结果蒙冤死了。他没有做到《论语》所说的“危行言孙”。为什么说他言不逊呢?“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是他北伐的口号。二圣是宋高宗的父亲和哥哥。他当时的口号,就是非打不可,准备一定要打到北方去,把太上皇、皇兄两个人请回来。他这个话说得也对,是正言,但二圣回来,高宗怎么办?所以秦桧要杀岳飞,不过是为了拍高宗的马屁。因为高宗自己的意思,认为岳飞真糊涂,打尽管打,可是迎回二圣来,叫我这个现任皇帝怎么办呢?而这个话,高宗又无法告诉岳飞,所以岳飞的死,就在于他没有做到“危行言孙”!
第二篇 行走在“治世”与“乱世”的官场——为官的哲学(5)
与岳飞不同的是,历史上还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人,他就是冯道。南怀瑾先生对于这个人推崇备至,认为他不仅品行端正,而且是一个会做官会做人的人,做到了孔子说的治世与乱世做官的原则。在唐宋之间,五胡乱华几十年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冯道却能在乱世之中泰然自处,事后唐四帝、后晋二帝,再事后汉、后周,并在契丹呆过一段时间,在各朝都是官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年七十三而得善终。我们可以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品行无懈可击的人,否则何以能成为五代时官场上的不倒翁呢?他认为在那个时代中,都是豺狼当道,不需向谁尽忠。只需保存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命脉,等待自己国家有真正的人才出来领导即可,用不着为胡人尽忠。
冯道在后晋石敬瑭手下担任宰相时,因为石敬瑭为求得契丹出兵援助自己打败后唐,夺取天下,准备割让卢龙一道和雁门关以北地区贿赂契丹,并向其称臣、称儿。事定后,需要派一名重臣为礼仪使到契丹,为契丹主耶律德光和萧太后上尊号。
石敬瑭心中的理想人选是冯道,但考虑到此行可能有去无回,感到难以启齿,便叫几名宰相商议此事。
捧着诏书的文书小吏一到中书省便哭出声来,因为自己的皇帝对外藩称儿、称臣实在是太屈辱了。
冯道正和几位同僚商议政务,见状大惊。待明白来意后,几位大臣都吓得面无人色,唯恐这桩既危险又屈辱的差事落到自己头上。
冯道看出了大家的意思,也不说话,很镇静地在一张纸上写下“道去”两字,其他人看后既感到解脱,又替他难过,有的人甚至当场落泪。
冯道出任礼仪使到了契丹后,契丹主对他很重视,本想亲自出去迎接,后因有人劝他“国君不应迎宰相”才作罢。
给契丹主和太后上过尊号后,冯道便被契丹主留下来为官,契丹族的风俗是只赐给贵重大臣象牙笏,或在腊日赐牛头,有一样就是特殊宠幸,冯道却全都得到了。他还为此作诗一首:“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
契丹主知道后大为高兴,要长期留他在契丹为官,冯道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我在哪朝做官,没有什么分别。”契丹主听后更欣赏他了。
冯道把得到的赏赐都用来买木炭,对人说:“北方寒冷,我年纪老了,难以忍受,不得不多做些准备。”摆出一副扎根契丹的架势。
契丹主开始唯恐留不住冯道,待见他如此,不仅不再怀疑他的忠诚,反而觉得自己的“儿皇帝”那里更需要这样忠诚有名望的大臣辅佐,便让冯道回到石敬瑭那里。
冯道三次上表推辞,说自己眷恋上国,不忍离去,契丹主一再催促,冯道才显得百般不情愿地上路了。
他先在驿馆中住了一个月,然后慢腾腾向回返。一路上到一个地方便停下来住宿,一点也不着急,契丹主派人查探后,愈加放心。冯道一直走了两个月,才出了契丹国境。
冯道身边的人问他:“我们能逃出虎口,返回家乡,恨不得身生双翅,您却走走停停,却是为何?”
冯道笑着说:“急有什么用?我们如果走快了,契丹主用快马一天就可以把我们追回去。我们走得慢,他们难以觉察我们的心思,这样才能安全返回。”
左右的人听后,都恍然大悟,对他钦佩不已。
一个会做官的人不仅要行得端,坐得直,还要学会弯曲的哲学,知道什么时候“危言危行”,什么时候“危行言孙”,只有这样才能在官场中生存下来。
慎对下属的忠告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论语·宪问》
子路有一次问孔子怎么“事君”,南怀瑾先生说“事”就是服侍和辅佐的意思,也就是说子路想去当一个国家的高级干部。他问孔子说:“老师你说我要是做一个臣子,该怎么样对待我的国君才算合格呢?”孔子是这样回答他的:“既然你身为臣子,那么就不要欺骗你的君主,不要干欺上瞒下的事。他如果做错事了,或者有看不到的地方你要提醒他,绝对不能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危而装作不知道。”
话很直白,可是要做好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既然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要对他恭敬。但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只喜欢听好话,对于忠言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他也不想听,没准你的领导还觉得你是多管闲事,甚至认为你在低估他的能力——你能想到的难道我会想不到吗?所以说真的,做起来很难很难。从另一方面来讲,做领导的对自己下属所提的忠告必须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气度,不要害怕下属的反对意见,就像唐朝的魏征与唐太宗一样。魏征敢于直谏,那也还要有唐太宗这样的好上司。万一下属有这个心也有这个力,但是上司的度量小,那久而久之也就没有人敢提任何建议了——因为人为了自保就会选择沉默。吴王夫差就是因为不听臣子的忠告而落得个兵败身亡的下场。
春秋时吴越之战,越国战败,越王勾践被俘,沦为阶下囚。但吴王夫差是个胸无玄机、智力平庸的人。他拒绝听从谋臣伍子胥的忠告,而被谄媚、贿赂所惑,把自己的宿敌越王勾践释放回国。
越王回国后,马上把越国最漂亮的女子西施进献给夫差。夫差得到西施后,整天沉溺于酒色当中,日甚一日。每逢西施胃病发作、手抚前胸的时候,那种病态美让夫差失魂落魄,把军国大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夫差贪图武功,北伐齐国,忠言劝谏的伍子胥被他责令自杀。夫差的种种行为使太子友深感忧虑。为了让父王回心转意,他决心使夫差觉悟。
一天,太子友手拿弹弓,浑身湿透,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跑来见夫差。吴王见状惊诧非常,急忙询问原因。太子友说:“清晨我到后花园,听秋蝉在树枝上得意地鸣叫,正当蝉鸣高兴的时候,一只螳螂却聚精会神地拉开架式,准备捕捉秋蝉。而此时,螳螂压根也没想到,一只机灵的黄雀正在林中徘徊,它屏息静气,轻巧极了,两只闪亮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螳螂。黄雀一门心思地想吃到螳螂,正好我在一旁,马上拉开弹弓,集中精力瞄准。因为只顾黄雀,没提防脚下,结果一下子跌到大水坑里,弄成现在这副样子。”
夫差听完太子友的叙述,似有所悟,他说:“看来这是因为你贪图近利,不考虑后患,瞻前而不顾后是天下最愚蠢的行为。”太子友连忙接住吴王的话说:“天下最愚蠢的事,恐怕没有比这更厉害的吧?当初齐国无缘无故地攻打鲁国,集中军队倾巢而出,自以为可以zhan有鲁国,没想到我们吴国正动员所有兵力,长途远征齐国,齐军惨败。眼看吴国可以吞并齐国了,岂料越国正在整顿军队,挑选那些愿战死沙场的勇士,由三江杀入五湖,挥师北上,一心要捣毁我们吴国,报当年越王受辱之仇。”听到此处,吴王全明白了,太子友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是劝他打消北上伐齐的念头。吴王哪里能再听进半句,大怒道:“这全都是伍子胥的那一套,妄想阻挠我的计划,伍子胥已经因此而自杀,你再多嘴,我就废掉你!”太子友悻悻地退了出去。
几年之后,吴王夫差为了扬盟主之威,率领大军北上远征。可是,由于大队人马连续二十天的长途跋涉,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成强弩之末,根本不能再战了。而此时,那位忍耐力极强的越王勾践,抓住这一最佳时机,向吴国发动突袭。夫差见本土危急,赶忙回军救援,结果,被以逸待劳的越军包围,吴军一触即溃。最终,吴国都城沦陷,吴王无路可逃,只好自杀。
也许,吴王死前才后悔,不该不听伍子胥的规谏,而让他自杀,也才真正理解了太子友所讲的道理。所以临死之际,他用布把自己的脸蒙了起来,表示他在九泉之下无脸再见伍子胥了。可惜,悔之晚矣!
做领导的就是要有接纳批评和反对意见的胸怀,毕竟你不是万能的玉皇大帝。可现实中一旦做了领导的人又多半过于自负、刚愎自用,而不肯听取任何反对意见,往往一场悲剧就此酿就。
腾出一只手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论语·卫灵公》
孔子在此提到了一个男子,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他坐怀不乱的典故,他就是柳下惠。柳下惠是孔子母国——鲁国的一个很有德行的人。不过今天有人竟然拿他开玩笑,说他没准是同性恋或性无能者,这个玩笑恶毒得很。
孔子这是在骂臧文仲,就是那个养玳瑁的鲁国大夫,孔子说他不务正业,玩物丧志。这里说他根本不配在那么高的位置上,依据南怀瑾先生的解释,“窃位者”就是俗语说“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晓得提拔青年,也不晓得提拔贤人,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却没有起用他。我们知道,这样的人多半心胸狭隘,嫉贤妒能,不会推荐良才,因为他们惧怕贤良之人会夺取了他们的位置。但是,真正有度量的人不会这样,他们会因为发现了一个良才而感到兴奋。比如,我们今天能看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要归功于前辈对他的提拔。
陀思妥耶夫斯基20多岁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穷人》,学工程专业的他怯生生地把稿子投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格利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傍晚时分开始看这篇稿子,他们看了10多页后,打算再看10多页,然后又打算再看10多页,一个人读累了,另一个人接着读,就这样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无法抑制住激动的心情,顾不得休息,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所,扑过去紧紧把他抱住,眼泪不禁流了下来。他们告诉这个年轻人,这部作品是那么出色,让他不要放弃文学创作。之后,涅克拉索夫又把《穷人》拿给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看,并叫喊着:“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开始不以为然:“你以为果戈理会像蘑菇一样长得那么快呀!”但他读完以后也激动得语无伦次,瞪着陌生的年轻人说:“你写的是什么,你了解自己吗?”平静下来以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们的鼓励下决定:“我一定要无愧于这种赞扬,多么好的人!多么好的人!这是些了不起的人,我要勤奋,努力成为像他们那样高尚而有才华的人!”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成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格利罗维奇、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因各自的成就赢得人们的尊敬,但同样令人们尊敬的是他们“腾出一只手”托举一个陌生人的行动。而且从最初他们就预料到这个年轻人的光芒将盖过自己,但他们连想也没想就伸出了自己的手。“腾出一只手”给别人肯定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别林斯基等三位伟大的艺术家虽然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抢了光芒,但毕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功而使他们自己的人格举世皆知。生活中更多的“腾出一只手”者默默无闻,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成为“不再重放的花朵”。然而“腾出一只手”给别人,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无论被托举者最后是否成功,无论能否得到回报,都不影响托举的价值。
如果你在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上,请记得关键时刻“腾出一只手”给别人,也许一匹千里马就会因为你的赏识而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推举人才也是你的职责所在,君子不用忧惧被后辈所替代。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规律与人类发展的自然法则,能培养出出色的后辈人才是你的功劳与伟大人格的见证,甚至你要学会给德才兼备的人适时让路。当然这很难做到,所以才要有很高的人格修养。已故著名科学家方正集团创始人王选就曾谈过这个问题:“我不会因为发现一个比我年轻的人才华胜过我而嫉妒,相反我很欣慰有人比我能干。我会想方设法培养这样的后生。”时过境迁,今天我们再来看王选院士有没有因为提拔、培养新人而被人们所忘记呢?没有。他反而因此获得更多人的崇敬。这样的管理者在孔子的眼中才是合格的,才不算是“窃位者”。
第三篇 “犯上”的关键是把握火候——做好下属的艺术(1)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
“温故而知新”,这句话一个小学生也耳熟能详,但是如果我们深究它的意思恐怕就要花费点心思了。从前读书的时候,也许老师们给出的答案是:“你们读书和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温故而知新。你们看连我们的大圣人孔子都这么说了,所以你们啊,学习要重视复习。”倘若如此,未免就降低了《论语》的品位,也将孔子的思想庸俗化了。我们知道“温故而知新”是在《论语·为政》篇中出现的,所以它不可能是简单地向弟子们强调做学问要懂得复习的事。
依据南怀瑾老先生对此段的理解,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对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要了解,从中吸取经验与智慧,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独特的规律的,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并以此来指引我们当下的生活,这才是“温故而知新”的本意。但是现代不少人认为历史是无用的,是用来欺骗大众的文献资料。其实不然,历史并不是刻板的,它是五彩缤纷的,是鲜活无比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也曾说过“读史使人明志”的话。关于《论语》,北宋宰相赵普曾经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话。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在后周节度使赵匡胤手下当推官。后周显德七年,赵匡胤率军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于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
从宋太祖取得政权开始,到平定南方,赵普是主要的谋士,立了不少大功。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后,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很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他处理起政事来思维总是十分敏捷。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粗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合适。宋太宗不以为然。
有一次,宋太宗和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
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能超出《论语》。过去臣以半部《论语》辅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另外半部《论语》辅助陛下,便会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病去世,家人打开他的书箱,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于是,历史上就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赵普之所以能够稳坐宰相之位,除了他深研《论语》之外,还离不开他丰富的实践经验。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尤其是被许多人证明了的“真理”。
我们个人的精力和才智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要努力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真正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官场“护身符”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论语·为政》
南怀瑾先生说子张是孔子的学生,他姓颛孙,名师,比孔子小四十八岁,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记载。有一次子张来向老师请教问题,他要来向老师取经——学“干禄”。“干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谋一份正经体面的职业,拿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怎样去做一名公务员,这可是一个人人求之的好差事啊。古代俸和禄是两回事,南怀瑾先生解释说,“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是食物配给。禄位是永远的,所以古时候人重在禄。“干禄”,就是如何拿到禄位。换句话说,孔子的其他弟子都是学仁学义,只有子张这个学生与众不同,很实在,也很现实:我没有什么想要学习的,我要向你请教的就是——干禄;要找饭吃,要找一个铁饭碗。孔圣人并没有气得暴跳如雷,也没有对子张进行冷嘲热讽,反而是语重心长地教育子张说:“你如果想当好一个公务员啊,必须有渊博的知识,要多听、多看,有你不能把握的地方就放一放吧,就算是你很有把握的事情也不要讲过分的话。”有的人爱吹牛,说这个事情自己很懂,或者说这件事情就包在我的身上了,当做不到时又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给自己开脱。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其中却包含了很多内容:多观察以获得经验;多请教以保持谦虚的形象;谨言慎行,确保说出去的话和做出来的事情不会让自己后悔。
就这几条已经能让我们“禄在其中”,可以在官场高枕无忧了。很多道理都是看起来简单易行,可是一等到我们要去真正实践的时候才发现有多么难做,最重要的是,如果把它作为我们终生的行事准则,就能感觉到其中的难度。
说到这一点,历史上倒是有一个人物吃过这个亏,还因此得罪了人被贬,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大文豪苏东坡。他在湖州做了三年官,任满回京。他想:当年因得罪王安石,落得了个被贬的结果,这次回来应登门拜见才是。于是,他便前往宰相府拜访王安石。此时,王安石正在午睡,书童便让苏轼到东书房等候。苏轼闲坐无事,见砚下有一方素笺,原来是王安石两句未完诗稿,题是咏菊。苏东坡不由笑道:“想当年我在京为官时,此老下笔数千言,不假思索。三年后,却是江郎才尽,起了两句头便续不下去了。”
他把这两句念了一遍,不由叫道:“呀,原来连这两句诗都是不通的。”诗是这样写的:“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在苏东坡看来,西风盛行于秋,而ju花在深秋盛开,最能耐久,随你风吹雨打,都不会落瓣。一念及此,苏东坡按捺不住,依韵添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待写下后,又想如此抢白宰相,只怕又会惹来麻烦,若把诗稿撕了,不成体统。左思右想,都觉不妥,便将诗稿放回原处,告辞回去了。第二天,皇上降诏,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任职将近一年,转眼便已深秋。这几日忽然起了大风,风息之后,后园ju花棚下,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苏东坡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此时方知黄州ju花果然落瓣,不由对友人道:“小弟被贬,只以为宰相是公报私仇。谁知是我错了。切记啊,不可轻易讥笑人,正所谓经一事,长一智呀。”苏东坡心中含愧,便想找个机会向王安石赔罪。想起临出京时,王安石曾托自己取三峡之中峡水用来冲阳羡茶,由于心中一直不服气,早把取水一事抛在脑后,现在便想趁冬至节送贺表到京的机会,带着中峡水给宰相赔罪。
此时已近冬至,苏轼告了假,带着因病返乡的夫人经四川向京城进发。在夔州与夫人分手后,苏轼独自顺江而下,不想因连日鞍马劳顿,竟睡着了,及至醒来,已是下峡,再回船取中峡水又怕误了上京时辰,听当地老人道:“三峡相连,并无阻隔。一般江水,难分好歹。”他便装了一瓷坛下峡水,带着上京去了。到京后,先到宰相府拜见宰相。王安石命门官带苏轼到东书房。苏轼想到去年在此改诗,心生愧意,又见柱上所贴诗稿,更是羞惭,倒头便跪下谢罪。王安石原谅了苏轼以前因没见过ju花落瓣而改诗的行为。待苏轼献上瓷坛,书童取水煮了阳羡茶。
王安石问水从何来,苏东坡道:“巫峡。”王安石笑道:“又来欺瞒我了,此明明是下峡之水,怎么冒充中峡水?”苏东坡大惊,急忙辩解道:“误听当地人言,三峡相连,一般江水,难分好歹,但不知宰相何以能辨别?”王安石语重心长地说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定要细心察理。我若不是到过黄州,亲见ju花落瓣,怎敢在诗中乱道?三峡水性之说,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太急,下峡水太缓,唯中峡缓急相伴。如果用来冲阳羡茶,则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见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苏东坡敬服。王安石又把书橱尽数打开,对苏东坡言道:“你只管从这二十四橱中取书一册,念上文一句,我若答不上下句,就算我是无学之辈。”苏东坡专拣那些积灰较多,显然久不观看的书来考王安石,谁知王安石竟对答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