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之道(2)
美国康乃尔大学，做过一个试验，把反应极其敏捷的青蛙，扔在一个滚油的锅里。这个青蛙敏捷到，啪一跳，能从油锅里迅速跳出来逃生，居然可以不被烫死。但是，如果把它放在锅里，锅里盛满冷水，然后在锅底下加温，逐渐逐渐加温，这个青蛙在锅里待着，毫无知觉，等到变成一锅热水时，青蛙已经浑身瘫软，没有什么行动能力了。最后，这只青蛙就被烫死在这锅开水里。
这是一个什么实验呢？就是人的敏，不光反映在瞬间的应变上，还反映在防微杜渐上，对整个日常生活的察省之中。敏，不光反映在瞬间的应变上，还反映在防微杜渐上。能够一生保持这样一种态度的人，敏则有功，他能建功立业。
第五点，叫做惠。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一个团队领导，有慈惠之心，面对你所有的下属，你才有足够的资格去使用得动别人。
在精神价值上，要不断地肯定下属，在物质利益上，能与他们分享，那么你就能得到忠臣死士，能够用得动人。有时候，有这样一种心态，就能得到一个团队的真正敬重和尊重，这就是惠则足以使人。有慈惠之心，他就能带动起这个团队。
孔子说的，恭，宽，信，敏，惠，这五点，如果都做到的话，仁，基本上就做到了。仁，真的很难吗？它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改变。一个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他可以以此安身立命。有了仁爱，你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一个人有了仁爱，并不是做好好先生，而是他去真正分出来什么是真正的好人，什么是真正的恶人。他心中的是非判断，其实是明确的。
孔子说过，乡原，德之贼也。什么叫乡原？就是指好好先生，谁都不得罪，你觉得这种人好吗？孔子说，这才是德之贼。你经常和稀泥，没有是非标准，会纵容不好事情的发生。不要以为孔子提倡忠恕之道，提倡宽容善良，就毫无节制。真正的仁爱，一定是有准则的。真正的仁爱，一定是能够是非恩怨都在眼前分明的。所以，疾恶如仇的人，才是心中有大仁爱的人，有是有非，就叫能好人，能恶人。有仁爱在心的人，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他是让人格性命可以建设扩大气象的一个根本依托。那么，这样的东西是怎么得来的呢？
儒家的经典，有这样一个道理，它既给你一个辽阔境界，同时也给你一条达到境界的可行之路。一切都在点滴之中，《论语》它是课堂笔记，它有很多问答，它把学生的迷惑都呈现出来了。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樊迟跟着老师游于舞雩台下，大家聊着如何提升道德修养，樊迟问老师三件事，第一是崇德，一个人如何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境界？第二叫修慝，一个人如何改正自己的邪恶之心？第三件叫辨惑，给我一双惠眼，如何去伪存真？于迷惑之中有所分辨。这三件事很难，老师感慨地说，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先事后得非崇德与。
一个人遇到任何一件事，都好好地先去做，把它做到位，做彻底，做完美，然后再去计较名誉，报酬，这叫先事而后得。所有的事你都先尽心去做好，然后再想你的所得，这样不就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了吗？
孔子又提出第二个，修慝，怎么改正自己的缺点呢？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
你自己认认真真地把那些缺点改了，在改的过程中，就看着自个儿，别老看着别人的毛病，别指指点点说他还不如我，领导一批评，总有人在那儿比，凭什么处分我呀？谁谁谁还不如我呢。孔子说你先别看他的不好，你先改正自己。这就叫见贤思齐，见不贤要内自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这不就是修慝，不就改正自己了吗？
第三点，辨惑。人为什么会迷惑？这跟人一时火起，丧失理性有关系。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他没有告诉怎么辨惑，先告诉你：什么是惑？就是人一时之愤，突然火冒三丈。这个时候，人是没有理性而言的。他连自个儿都忘了，忘其身。就为一个误会，他会大打出手，连性命都不要。按民间说法，这叫昏了头，迷了窍。他就不想想自己家里，上有高堂老母，下有未成年的孩子，这不仅忘其身，而且还会连累到他的亲人，这还不是迷惑吗？人如果心里一直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就不至于出现这种冲动。
你看孔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他用平时做人的道理，来回答学生的提问，点点滴滴，潜移默化，告诉你怎样去修养一个君子之德。孔子不仅是个仁爱的宣传者，同时也是个仁爱的实践者。
孔子生活的年代，毕竟是在两千多年前，而当今社会是一个充分张扬个性的时代，现代人的价值判断，也在发生变化。那么，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呢？最终，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生命的状态。
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点点滴滴的穿越，自己的评价都是我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中，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是那种从书斋到办公室，看起来担当天下，永远铁青着脸，穿着职业装的人。内心真正有仁爱的人，一定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朋友。他热爱山川河流，热爱四时风物，热爱跟别人在一起的欢乐时光，而他那种柔软的情怀，可以无所不在，去感染所有的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仁爱。仁爱是一种态度的流露。在流光陶冶下，人人都难免感伤，如李白所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我们总是这样迎来送往，活在流光之中，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
孔子有一句话，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们这一辈子，总要选择做点事，但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看看你在哪个层次上。首先是知之者，对你的职业，行业，你有了解，这容易，现在去读一个专业，拿一个文凭，考一个资格证，这都叫知之者。这是第一级。
比这高一个层次的是叫好之者，就是你真正热爱它，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愿意废寝忘食把自己，连工作之外的休闲时间，都投入进去。这样的人固然在这个事业中，可以完整地去实现自己，但是，这种生命未免沉重。你可能会忘记这个世界的风花雪月，你可以牺牲很多跟家人闲度的流光，就是因为你好知。但是，这个境界，也不是最高的，最高境界叫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这样一个事业投入的过程中，你感受到生命被提升的大欢乐。在这里面你的心是舒展的，你是被成全的，你享受这个过程，不仅创造事业，而且创造自己。在点点滴滴之间，每天你能感受到，世界对你的一种善意，你那种欢腾之心，会把你带到一个愉悦的境界之中。
其实，仁爱者永远不是我们总要去杀身成仁，那是指极端状况下。
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苦难不来临的时候，人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找。但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人心可以坦然不畏惧。我们在常态的生活里，仁爱之心就是让我们保有这样一种跟世界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的对抗，也不是完全的妥协，而是用自己的态度跟世界生成一种融洽。仁爱之心就是用自己的态度跟世界生成一种融洽。
同样的一锅沸水，投进去三样东西，会产生三种不同的结果。扔进一个生鸡蛋，鸡蛋是流质的，煮啊煮啊，最后生鸡蛋，变成坚硬的熟鸡蛋了。这是一种状态，柔软的人心被世界磨砺了，最后变得迟钝，毫无知觉。
扔进一个坚硬的胡萝卜，煮啊煮啊，最后捞出来的是软塌塌的，这是第二种态度。人心原来是刚强的，是青涩的，有梦想的，最后妥协了，失去了自我。
第三种，你投入的是茶叶，茶叶在滚水中煮啊煮啊，最后水也不是水了，干茶叶也不是茶叶了，而成了一锅茶水。你跟世界之间生成一种全新的价值。
什么是仁爱？仁爱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以一种欢乐和信念，去面对世界，在世界跟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需要为社会，为国家去承担使命的时候，临大节而不亏，而在生活常态中保持我们的欢愉。这样的态度，我想每个人都能做到。
孔子曾经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爱离我们远吗？我想要仁爱的时候，念头一动，斯仁至矣，仁爱就来到我的心中，我的生命就被仁爱充满了。
我希望这一句话，是孔子越过两千年流光，说给我们每一个子孙后人的。就在今天，就在此刻，就是我们每一颗心对自己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你真正信任了这件事的时候，仁爱就在这一刻，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被仁爱充满，我们跟这个世界都会变得更好。
本色于丹(代后记)
本色于丹(代后记)
张越：观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光临《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将对话于丹。欢迎于丹教授。
于丹：你好，张越。
张越：你好。去年春节你就在这儿开讲《〈庄子〉心得》？
于丹：对。
张越：事隔一年，今年春节再开讲《〈论语〉感悟》。和去年比，你觉得你自己在心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于丹：变化太大了。其实，这次还不只是和去年春节讲《〈庄子〉心得》相比。这次还是在讲《论语》的解读嘛，那跟2006年10月播出的《〈论语〉心得》相比，心情真的有很大变化了。这次再讲《论语》，当我走进国宏宾馆旋转门的时候，心头百感交集。
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说，大概在二百多年前，有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老师就给他吃偏饭，每天给他多留三道题，让他回去自己做。这孩子就天天习以为常地做题。
有一天，他把三道题做完以后发现书里头还夹着一张小条，也是一道题，只许用直尺和圆规做出一个正十七边形来。他想，这大概是老师多给他留了一道题。他就开始做题。
这道题挺难的，他整整熬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做出来。他就拿着作业，晃荡晃荡回学校交卷。他把作业往老师那儿一放，老师一看就开始哆嗦，问他，这题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
他说，是啊，这题挺难做的，我花了一宿。老师说，这道题是一道两千多年前的题啊，阿基米德没做出来，牛顿也没做出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这辈子把它做出来，所以我走到哪儿都在书里夹着这张纸条，但我到现在也没做出来。我不小心把它掉到你那儿了，你居然就把它做出来了。
老师一说完，这个学生就快被吓哭了。学生说，要是老师告诉我这是一道两千多年来都没做出来的题，那我肯定也做不出来。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被称为数学王子的高斯，高斯也是因为这道题而一举成名。
我当然没有高斯那个才华，但是我觉得，当时万卫老师扔给我这张纸条，让我讲《论语》，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道题，不然我肯定不敢拿。我想我第一次开讲，有一半因素是被万卫老师蒙来的。我跟他熟，跟《百家讲坛》也熟，他就跟我说，现在有不少备选的主讲人要来《百家讲坛》讲《论语》，你不是教传媒的吗？以前也老来这儿跟我们聊天，对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建设性意见，对很多主讲人的讲法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你也来录一下，录完后我给有关主讲人看看，我们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讲能更有点意思。
我记得当时我从学校就来了，穿着现在到处都能看得见的绿条西服那一身。那是我上班时的衣服，里面穿着一个白背心。我上讲台的时候，导播对我说，你背心上有银色的花，反光。
我说，那怎么办？我没带别的衣服。你看我现在上《百家讲坛》拎的那个包，一般都装着好几身衣服。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没衣服可换，最后大家给我出主意说，你那背心能翻过来穿吗？当时我想，不就是录一个样片吗？《百家讲坛》都是这么录的，先录样片。我也没多想，就把背心反穿了。最后正式播出的《〈论语〉心得》里，我那背心是翻着穿的，把背面穿前面了，因为前面有花。
我一上来开口就说，哗啦啦讲完了一节内容。大家非常鼓励我，我说完之后大家都鼓掌，问，于老师，你下次还来吗？
这时，我就清楚地听见万老师在导播台上说，来，于老师接下来就讲《论语》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才算是正式接到通知，让我讲《论语》。
张越：今天现场的叔叔阿姨，有前年"十一"期间在这儿听她讲《〈论语〉心得》的吗？哦，有。阿姨，于丹她现在的样子跟上次比差别大吗？
观众：我觉得还可以。
观众：我觉得于丹老师在这儿讲课肯定跟在大学里讲课不一样。对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来说，于丹老师讲的东西我们听着挺新鲜。现在于老师比原来讲得更成熟、更老练了。
张越：跟您第一次听她讲《论语》比，您觉得她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观众：没看出来。
张越：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就没看出来啊？一年半以前她脸上没疙瘩，今天脸上可是起疙瘩了。
于丹：对。
张越：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中央电视台的化妆品不好，而是说明于丹老师精神压力很大，休息不够，是不是？
于丹：对，有这个原因。
张越：是不是这次再讲《论语》比上次的压力大得多了？
于丹：这一次，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叫"临事而惧"。
张越：害怕了。
于丹：真是懂得害怕了。因为第一次讲《论语》的时候，没想过要讲第二次，我就随手把好讲的内容差不多都讲完了，这一回再来七讲，发现剩下的都不大好讲，压力很大。应该说，这一次我准备得比第一次更认真，更细致，内在的逻辑性更强，材料更丰富。
张越：你怕到什么程度？你唠叨吗？怕的时候。
于丹：不唠叨，我从小就不唠叨。
张越：你不跟周围人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于丹：没有。我是独生女，我也没上过幼儿园，没人可唠叨，养成了不唠叨的习惯。但是，我写日记，自己跟日记本唠叨。
其实，刚才这位阿姨说得挺对的，就是我周围的人，我的同事、朋友，也不大能看出来我有怎么样的变化。我不是有事就要找人唠叨的人，我觉得我长这么大，太多的事情都是发乎心，止乎心，很多东西只有我自己清楚。
好在我一直写日记，有日记在见证我自己是怎么变化的。讲《〈论语〉感悟》，我自己也很矛盾。从我自己的状态上来讲，我觉得压力很大，不太想再讲，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第一次讲得很不系统，《论语》中有太多重要的东西还没有讲到。比如说，这次讲了孝敬之道，第一次完全没有讲过这个；又讲了忠恕之道，这是儒家一个很核心的思想理念；还有讲仁爱之道和诚信之道，我想，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社会里面的一些核心价值，应该从经典中把它们梳理出来。所以，最后我就决定接着讲《论语》了。
张越：你说你"临事而惧"，惧什么啊？
于丹：这种"惧"，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方面，再讲《论语》是一种责任。第二个方面，这次开讲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也惧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在讲《〈论语〉心得》之前，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大学老师。张越你认识我的时候，我都是在中央电视台讲电视传媒。
张越：对，在开策划会的时候。
于丹：我已经讲了十多年的电视传媒，这是我的专业。但是，现在各个地方请我的人都是让我去讲国学，讲孔子，讲庄子。这些内容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如果让我不停地讲这个，我内心也有惧怕，因为人的时间、精力就是那么多，我一直讲这些，那我的专业又该怎么办呢？毕竟我还要给学生上课，我自己还要再进修，那么时间上就会越来越冲突。在我内心，所有这些都是惧的理由。
张越：听到你惧，我倒挺安慰的。我做电视做了十多年，每次录节目之前都特别害怕。我以为别人都不害怕。我终于发现，大家都以为于丹不害怕，其实她也害怕，我算踏实了。
于丹：有太多人认为张越从来不知道害怕，你看你笑得多有迷惑性啊！现在说起来，我们都害怕，是吧？
张越：吓得后背都湿了。
于丹：那是你穿多了。
张越："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这是圣人之道，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惧的。
于丹：对。不过，孔子说到"临事而惧"这四个字的时候，后面还有四个字，叫做"好谋而成"。也就是说，你遇到一件事，有点害怕，说明你心里在乎，你认真对待了，但不能怕得连这事都不做了。你要好好用你的智慧，全心投入，认真谋划，最后把它做成了。由"惧"而到"成"，这个"惧"才有价值。如果"惧"到放弃，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张越：2006年"十一"期间你第一次开讲《〈论语〉心得》，那时你觉得这有可能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国学热吗？
于丹：当时我以为只是帮万卫老师一个忙。今天想起来，开讲《〈论语〉心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一点喜剧色彩。后来弄成这么大的一件事，我真是没有想到。
我们这个组的主编王咏琴老师曾经私底下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的故事。当时台里决定讲《论语》，让她编《〈论语〉心得》节目，万卫老师宽慰她说，没关系，反正经典必须得讲，这就算是上面加一个任务，如果这个节目做完后反响不好，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你想，万卫老师跟我熟，让我讲一个我就讲一个，当时我就反穿背心上台讲。万卫老师没当回事，还跟王咏琴老师说做不好没事。我们大家都这样放松。我估计这件事不仅我始料未及，连《百家讲坛》也始料未及。我们都觉得要认认真真把这个事做了，毕竟《论语》是经典，对着孔子我们不能不认真，但做完也就完了，后面怎么样我估计当时大家都没想过。
张越：这种事情也是经常有的。我最早走上电视也是这样，人家告诉我没找着合适的嘉宾，让我去当一次嘉宾，帮一个忙，就去了。录完之后，其实就是让我做了主持人。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要知道就干不了了。
于丹：后来就不是帮了，而是一直在这儿忙着了。
张越：对，所以无知者无畏嘛，一开始误打误撞就做起来了。
于丹：有畏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了。
张越：你那次讲完《〈论语〉心得》，我记得在中关村做第一次签售。我听敬一丹说，她去中关村，就老远地望见一堆一堆的人，车都堵了，她当时的反应是中关村出事了。
于丹：我也以为出事了。我当时想，我怎么赶上一个出事的时候上这儿来呢？给我耽误了怎么办？
张越：后来你才知道，那个惹事的就是你。
于丹：后来接我的那车就直接开到地下车库，而且把我拉到一部货梯那儿。工作人员说，你必须走货梯上去。我才把这个事跟我联想起来。我都不能走正常的道路了，而要从货梯上去，到签售现场。
张越：《论语》距今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忽然之间你在今天这个时刻引发这么一场热潮？你想过吗？
于丹：我不开玩笑地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引发的，而是大家心里积蓄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做传媒的，起码知道传播的时候，只有这个信息在被期待的时候它才是有用的，才能被接受。如果没人期待，你一个人在这儿说吧，大家根本听不入耳。
我觉得，现在人们心里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惑，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不能说《论语》给出了唯一的答案，但是它给我们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坐标。
我想，所谓对于国学的关注，仅仅看这个世纪之初还是不够的。我们也不用说两千多年来有多少巨变，其实就看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经历了什么呢？二十世纪一开始，辛亥革命，中国稳定的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一下子土崩瓦解。这是一次革命性的突变，而不是改良式的渐变，它是一次毫不留情的颠覆。
八年之后，出现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要让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进来，矫枉必须过正，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把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价值体系打碎了。
接下来，三十年代，整个民族救亡，持续到四十年代。从文化学术上来讲，那个时候尽管有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有一批知识分子在探索努力，但是很多努力只是个人式的，在整个救亡那个大环境里面无法完成文化的重新建构，无法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我们就在这种坍塌的废墟上忙着救亡救国。
等到新中国建立，五十年代反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后期是批林批孔。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由于一种泛意识形态的比附，儒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次全民性参与的批判，我认为其负面影响比五四运动时期还要大得多。五四运动是一次精英化的、学理化的运动，而批林批孔则是非理性的运动。
我们还记得，孔子的脑袋那时候被画得跟土豆似的。孔子之所以叫"孔丘"，就是因为他脑袋长得不平。人们又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走到哪儿都不认识路。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孔子。
一说孔子，就是孔老二；孔老二有什么思想，就是克己复礼；大家还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有几个人真的知道孔丘何许人，他有什么思想？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形象，完全只是一个被批判的载体，至于他的真实面貌我们已经不关心了。
我们知道，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辛亥革命，这中间它很少遭到全面性的颠覆，而在上一个世纪中，它遭遇了两次全面性的颠覆，这意味着什么呢？
孔子只是一个符号载体，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儒家思想的遭遇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血脉在二十世纪遭遇了重创，出现了断层。那么要怎么去整合呢？在这片废墟之上，人们心中的困惑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已经用整个二十世纪走过了这么长的苦难历程，我们对历史已经批判得过多。今天，我们要赶快完成一种文化建设工作。这种建设的呼唤，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最好的时机。现在国力强盛，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科技发明很多，那么这么多的进步，就能让我们内心的幸福感得到提升吗？有时候，人们会由于选择过多而迷惑。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没什么选择，大家心里都很平衡，但是到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呢？我觉得今天面对文化建设的呼唤和选择标准的迷惑，一定要有文化的回归。关于这种回归，并不是说儒家文化或者说整个的中国文化变为唯一的精神救赎，大家在上面一下就能找到自信，而是说在这种回归的历程中，我们更多地发现内心的愿望，找到参照的坐标系。当每一个人都进入内心的审视和对中国文化有所领悟的时候，我觉得文化建设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建设起来了，而是意味着每个人都开始参与了。我觉得，今天的国学热这个热潮就是这么起来的。
张越：你说到我国整个二十世纪经历的精神的纷乱及其重构过程，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经历这个过程，这一百年全世界都在干这件事情，颠覆传统，然后价值纷乱，然后回归传统，西方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于丹：这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我认为这种回归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而是整合以后的多元文明的融合，是好事。
张越：就我们中国的现实来说，我们价值多元化，同时又伴着价值虚空。
于丹：对。
张越：你可能日子过得好了，但是你心里会觉得不快乐，所以大家要在精神上找出路，其中的出路之一可能就是回到古典。可以说，这一次的热潮中，你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吧？
于丹：对，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也跟我出现的方式有关系，我不是以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如果以教授的身份来开讲，我应该讲传媒学，但是我讲的不是我现在教的专业内容。其实，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面对《论语》，完成了一次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现，进行了一次用普通民众话语的沟通。我认为，这里面是非学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觉得《百家讲坛》是一个大众传媒的平台，它要面对的就是普通的大众。大家可以说，这个人她不是什么教国学的大学教授，她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一个文革时期才出生的女人，这一切都跟经典不太沾边，但是这样一个人她能读《论语》，那么一个农村大妈她有什么不能读的，一个中学生他有什么不能读的，一个下岗职工他有什么不能读的？我都这么读下来了，大家愿意读都可以读啊。
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还原一种经典，也就是说，让历史活在当下，用生命去激活经典，这是一种可能性。大家都参与到里面来了。我觉得，我传递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比起我讲的内容，其价值要大得多。
张越：你觉得你现在讲《论语》，讲《庄子》，说话方式跟你以往讲课时说话的方式一样吗？
于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在大学里面讲课，其实也是一个老讲故事的人。我觉得，我是念传媒专业出身，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当你传递无效信息，用语流去袭击受众的时候，你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传播信息，不在于你传递的信息有多少，而在于里面有效信息有多少，就是人们要能记住你的东西。
怎么记住？人们一般容易记住有情节的东西，感同身受的东西。所以，从单纯的义理去阐发，你语流再庞大，也是无法记忆的。所以，我在大学里讲课就老讲故事，而且就是这样一个话语方式。当然，讲的内容不同，学理层次也不同，可能有很多专业性的东西。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更有意识地跟大家沟通，一定要离现在的生活近，让大家带着疑问去贴近经典。没有这个问号，经典那个沉甸甸的封面是翻不开的。
张越：你是说，讲得再好，如果对方全没听进去，那就是没用的。
于丹：对。
张越：这是学传媒的人的一个基本训练。
现在我替观众问一个问题。有观众问，你讲仁义礼智信，这个在当今社会还有积极意义吗？
于丹：其实，《论语》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在孔子那个时代提出来的。今年应该是孔子出生后的两千五百五十九年，他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东西，当然有很多是过时的了，比如说礼。那个时候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礼是维持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纽带，所以孔子对礼有很多迂腐的坚持，比如他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他对鲁国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礼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如果在礼上越级，孔子认为是不可容忍的事情。再比如他还提出"克己复礼"的思想，这在朱熹的时代都有过很多的探讨。这些东西都属于过去的时代，但是《论语》里也有一些我认为是关乎人性、是属于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核心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信"。什么时候人们可以不守信呢？我曾经说到一个故事，就是现在台里正在做的"感动中国"节目里的。2007年4月，江西有一个农民，在救火的时候牺牲了。他留下三十一岁的妻子陈美丽，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才几个月大。她丈夫临死的时候，她知道他欠了别人的债。虽然他牺牲了，他的生命可以抵了这个账，但她还是在村里贴了还债告示。后来就真的有很多人找她来要钱，累计起来有五万多块钱，其中有将近四万没凭没据。陈美丽就这样养着老的小的，替她丈夫还债。她只有一个理由，说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口碑不错，我要让他走得心安，让他走得没有牵挂。其实像这样的行为，人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信"。这个"信"字不一定就是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内心的。
再比如说"忠恕"。我们可能说，今天的时代，没有皇上，不需要愚忠了。什么是"忠恕"？有人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中心为忠"，真正的忠诚是忠于自己内心的良知；"如心为恕"，他人心如我心，将心比心，你就会懂得宽恕。你觉得这样的"忠恕"，还有"仁爱"、"正义"，这些东西一定全都过时了吗？我就觉得它们没有过时。我们可以不在学理层面去探讨这种精神传承，我们只要去看看现在大家待人接物的方式，还有我们笃信的东西，难道不觉得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在回归吗？
在农村，可能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她也没念过《论语》，但是她会知道孔夫子。你去农村看春联，许多人家贴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他们家没多少诗书，但是他们懂得为人要厚道的道理，要守信誉，要正义待人。我觉得，这些核心价值是我们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它颠扑不破，不管你写出来还是不写出来，它总跟这个时代有着融合。
张越：对，世间肯定有一个正道存在，不管由谁来解释，由谁来传递，但是"道"是存在的。
于丹：对。
张越：一个东西可以成为经典，必然有它可以穿越时空的价值。
于丹：就是因为它简单朴素，微言大义，所以到任何时候都可以再去用你那种方式解释它。经典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好比是白开水，我老觉得白开水是好东西。我们今天，你可喝的东西很多啊，喝酒，各式各样的酒，喝下去，哗地一下子烧起来了，觉得多过瘾，比水好吧？咖啡，茶，要是冲泡一杯，满屋子都是香的。各种果汁，乳酸饮料，碳酸饮料，什么都好吧？但是，为什么你还一定要喝水呢？因为水没有添加剂，它最健康，它是人体最必须的东西。再说，各式各样的饮料里都有水，咖啡、茶没有水能冲吗？酒没水行吗？果汁没水吗？而且，你喝完什么最后不都还得喝点水吗？
水可以在咖啡中活着，可以在茶中活着，可以在果汁中活着，水无处不在，无处不需要。你说它不好吗？同样，你能说经典都过时了吗？其实，有许多东西不过时，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最朴素，最健康。在我看来，这就是经典的意义。
张越：这里有一个你们传媒系学生的纸条。他问，这一代年轻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于丹：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哪一代人要怎么面对经典。每一代人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国学，不是经典，而是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如何真诚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如果你对自己真诚，你就希望能够把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链接起来。你可以不读《论语》，你去读西方的著作也可以，你去读艺术也可以，你热爱郊游或者你热爱收藏都可以，只要你真诚面对自己的生命，你就会想办法让你的生命丰富起来的。这时，有些人也许会有机缘遇到国学，发现自己生命的根就在那里，不过不遇到也没关系。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代人来讲，首先要真诚面对自己，而不要被外在的世界迷惑。现在的时代，外在的东西太多了。你看电视，一会儿觉得这个人的标准好，一会儿又觉得那个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那么你究竟是成为你，还是成为他呢？有时候，在你做了n多个选择之后，你唯独没有选择成为你自己。国学是什么呢？它应该是冷静的，缄默的，带着一种温暖，你去认真读懂了，它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坦率地说，我挺不喜欢叫什么国学热。我从2006年一讲完就不喜欢什么国学热，但2007年太热了，我到现在还是要说，我们不要把国学过分放大。我觉得，放大国学或者放大我本人这个符号，任何过分的放大都是其意义和价值的贬损。更好的方式是去真诚面对，就是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国学不能救赎一切。一个人不到特定的时候，有些东西他就是读了，心里也没感觉。
你就说《论语》吧，我算是跟它挺有缘分的，小时候家里就给我讲，长大了我又读的是古典文学的硕士。应该说，我二十来岁时，这个东西已经通读下来了。其实呢，好多话是不懂的。我二十来岁时最喜欢的话都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样的话，觉得这多掷地有声啊。这些话就是警句。二十来岁，谁不往小本上抄警句啊？抄点西方哲言、流行歌曲，跟抄《论语》，都是一样的，就这些话怦然入心。但是，时光再往前走，我走到三十岁，走到四十岁，我现在喜欢的话就是子路、颜回大伙儿在一块儿谈理想，最后问老师，你的理想是什么啊？老师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雍也》)，我做到这三条就行了。这样的话，我年轻时看，一点感觉也没有，觉得朴素简单到让你不足以给它记忆的空间。
张越：年轻人喜欢大话。
于丹：喜欢大话。我现在才发现，读书是一个逐渐让自己的心安静和回归的过程。我们不缺乏远大理想，但是缺少从脚下达到理想的道路。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灯下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做到这三条的人有多少？我们现在老想着远大目标，治国平天下，但是谁能把身边这老的、小的和朋友们都安顿好了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忙起来，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这三种人。
我发现，圣人好就好在他把普通人的理想给完成了。他不会忘记身边的这三种人。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爱难道离我们很远吗？我要真想做到的话，心中一念它就到我身边来了。我现在喜欢的都是这样一些最简单的话。
司马牛问老师什么叫君子，老师回答："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内心没那么多忧伤，也不太恐惧，这就是君子了。司马牛有点不以为然，说："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我估计司马牛的反应跟我年轻念书时的感觉差不多，觉得怎么那么简单啊，不需要建功立业吗？光是个心情啊？孔子就跟司马牛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一个人要是天天摸着良心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人？如果今天所有的事我都好好做到了，我就能踏实睡个好觉。我自个儿心里没有愧疚，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能做到这样，难道还不是君子吗？这种话有味道，我觉得这就叫微言大义。
刚才那个学生问这一代年轻人怎么对待国学，其实所有好东西都是一辈子的事。这辈子你喝酒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就喝腻了，有一段你戒了咖啡了，还有一段不喝浓茶了，但是水这东西，你虽然觉得它没味，可它是这一辈子喝得最多的。经典也是这样。别指望我们年轻这一代，二十岁的孩子都去诵读经典。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背不背它都没关系，你是不是都看懂也没关系，只要你二十岁的时候有二十岁的体会，四十岁时有四十岁的体会，六十岁时有六十岁的体会，一辈子相伴相随，只要你对你自己的生命足够真诚，那么你总会有机缘读得懂它。
张越：我同意你说的，《论语》或者国学，不可能完成天下万世的救赎。
于丹：对。我觉得现在要反对一种新迷信，就是对于国学的迷信。有些朋友问我，我一天读一条《论语》，每天都读，我都读完的时候是不是就能悟到点什么了？那样的话，我觉得太像宗教了，我天天拜佛，拜到最后是不是佛就一定把好事都给我了？还有人下岗了，或者离婚了，也问我，我看《论语》中哪一段对我现在能开导？《论语》再好，它也不是万能大字典啊，我们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去查。
我觉得，不仅《论语》不是唯一的经典，中国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化，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像个烧杯，所有的思想在你这儿进行化合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更不存在某种一元化的救赎。我们的心只有从这样的狂热中逐渐沉静下来，才能离真实近一点，离经典的本意近一点。
张越：现在《论语》非常非常地热，大家在困惑当中就把它当成治世宝典了。你能不能说说《论语》有些什么欠缺？
于丹：我觉得《论语》产生在它那个时代，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色彩。我们不能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认为它有欠缺，但是可以说它有局限。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格局，为其所限就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孔子那时候有电脑吗？他能打开一个windows视窗，用百度去搜一个什么条款吗？他肯定找不着啊。他那个时代有现代的立法、司法吗？有现在的金融制度吗？什么都没有。
以今天的眼光，怎么看《论语》的局限，我觉得要分学理性的眼光和非学理性的眼光，是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用学理性的眼光，我觉得要去请教专家，人家会非常严谨地去分析儒家的思想系统，这不属于今天我们在电视平台上讨论之列。如果以非学理性的眼光，也就是大众眼光的话，我就想提出来，我们尽量去看那些跟我们今天有关的东西、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不是死揪着它的局限性去死缠烂打，也许就会获益。
所以我说，一方面，《论语》不是完美的，它并不是一个宝典，不能救赎所有人；但另一方面，不能就说《论语》完全是过时的，不能因它有局限，就让我们对它完全丢弃。我觉得，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张越：我也认为《论语》并不过时，它里面的很多内容对今天的生活、对人的心灵非常非常地重要，给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立点规矩，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我觉得《论语》里面对一些非常本质的讨论有一些欠缺，比方说它会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活着，可是没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活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不讨论死亡，怎么活就说不清楚。人能不能只靠自己的道德本性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我觉得这恐怕是可以研究的。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从自身现实问题出发，走到了《论语》里，这非常好；我也希望我们能再从《论语》出发，走向更广阔、更结实的价值构建，来安顿我们的身心。
于丹：是这样的。《论语》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样奉为经典的一部书，当时不过就是孔子的一些课堂言论，他的学生把笔记整理整理就弄出来了，整理出来的这二十篇实际上没有太内在的逻辑体系。我觉得，我们不要以一种过分神化的眼光去把《论语》看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时候，把孔子还原成凡人，可能会激发我们心里真正朴素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