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你现在成了一个传播传统文化的符号。这里有一个观众的问题，他问你，你觉得应该怎么传播传统文化？你觉得正确的、好的传播方式是什么？
于丹：对我来讲，我很少使用"正确"这个词，因为"正确"的另一端就是"不正确"。其实，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问题是多选题，不是单选题，我不喜欢用绝对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方式来思维。我觉得，传播传统文化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也就是说，经典更重要的是要自己去阅读，要自己去感受。每个人从原典中读出的心得都是不一样的。像我，有可能变成一个职业传播者，所以我要去考虑传播策略，比如大家怎么样能够贴近经典，能够记忆经典，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传播，更多的人可能更需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去好好体会，这就够了。
张越：今天，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先生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请他来谈一谈对传播经典文化的认识。
王大千：感谢于丹老师对孔子文化的传播做了这么多有益的工作，使大家关心和关注传统文化。我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从事的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播工作。当下的国学热引来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还是用孔子的话来说比较好，叫"有教无类"，无论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接触经典，感悟经典。这就是寓教于乐，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更多的人受益，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掌握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
张越：他真正的问题还没问呢，下面是他要问的问题。他说，有一次听你说"我希望你们忘记我，记住我做过的事"，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于丹："记住我做的事"，就是记住，可以由一个非专业的、普普通通的、也不算老的这么一个中国女人，以她自己的方式把经典读了，而且心有所得，那么所有的老百姓、每一个人大概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读经典，并没有多难。而且，她读完了以后还觉得挺快乐的，觉得她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是有憧憬的，有梦想的，跟周围的人也都可以友善相处。所以，好好读一读，有这个悟性就行，不一定要有很深的学理，我们都能感受到经典的魅力。这就是她做的一件事，贴近了经典。至于这个女人是谁，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可以是于丹，也可以是别人，所以忘了于丹，记住这么一种感受，就够了！
张越：你讲《论语》之后，影响力扩大的同时，骂你的人也多起来，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
于丹：这种情况一直都存在。坦率地说，我能理解。我觉得，大家对一个现象有关注，比没有关注好。既然我能够讲一心所得，人家千心万心皆有所得，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对经典进行阐发。我能说话，人家也能说话，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到的东西一定是不同的。
一部《论语》，从纯学术的角度去理解，就是一种学理性严谨的研究；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一种儒教的研究；从儒术的角度来解读，就是一种政治化的统治术。解读《论语》的角度可以不同，而我不属于这些理解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我就是一心所得。
有一些学者站在纯学理的角度，认为我这样解读不通，我完全能理解。我读硕士的时候是学古典文学专业的，我理解这个纯学理的角度；但我读博士的时候是学大众传播专业的，我更知道《百家讲坛》让我站在这里的意义，给我这个时间段和频道资源，那就必须要对观众负责。我们看，坐在这里的叔叔阿姨，他们有可能只是小学毕业，但是他们都知道孔夫子在历史上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圣人，他说的话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可能有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得以一种大家能懂的方式去聊一聊吧？所以我觉得，那些严谨治学的学者不一定是教传媒的，他们的角度是一种研究的角度，而我的角度是一种普及的角度。我觉得人家只要抱着一种真诚的意愿，说你哪个地方讲得不够严谨，或者你这种提法站在学理角度是不被允许的，其实对我有好处，可以让我的讲解变得更完善一些。而且，不同的声音越多，越说明更多人关注，这对《论语》的解读大有好处。
张越：批评的声音很大的时候，会扰乱你的心情吗？
于丹：我觉得要看怎么讲。所谓的批评，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抱有诚意的探讨，另外一种，有一小部分是带有人身攻击的色彩。抱有诚意的探讨，我都会非常认真地去尊重，我要对人家说谢谢，因为我确实没有人家那么专业，那么严谨，人家提出来的问题我都得去看。至于人身攻击的谩骂，一笑随风就好，那个东西不会干扰到我。
我觉得孔子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管好自己，让自己在当下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我努力去把《〈论语〉心得》讲好就行了，何必与人去争辩呢？我从来不敢说我提供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会准确地传递出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圣贤之道它是朴素的，是温暖的，是贴近人心的，它能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它能给你解忧。所以，有人骂我两句，说对了我就吸收，说得无聊的我就根本不会听进去。
张越：我看到一部分观众、读者把你当精神导师了，而且是万能灵药，而这在我看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自己看到这种情形时心里是什么感觉，高兴吗？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吗？
于丹：怎么说呢？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立的。我们的爱，有时候也是很有限的，比如说，我爱我的孩子，孩子真是磕了一个大口子的时候，我可以替她去裹伤，我可以抱着哄哄她，但是我再心疼也不能替她疼啊。也就是说，每个生命的成长都必须穿越你必须经历的磨难，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帮你。我不觉得我真的可以去帮大家，我发现太多太多的人需要一种生命自救的力量。我会更信任经典，经典也不能救赎一切，但它能让我们找到心灵的力量。
这一年中，我接到的信据说有六千多封，我也数不过来了。有很多人说的是孩子得了抑郁症，有孩子吸毒的，有老父亲卧病在床的，有单亲母亲的问题，有孩子刚出生要起名的 没有几个人跟我探讨《论语》或《庄子》，找我说的都是这些事。看到这些，我心情很复杂。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些信件比那些所谓的争议给我的压力大得太多太多，因为这是沉甸甸的信任和托付，我首先必须感激大家的信任。但是
张越：来信你都看吗？
于丹：我会看，但是我真的无法一一回信。张越，我要借你这个平台跟大家道一声歉。我现在接电话也很少。有些人可能问，你的电话怎么现在老在秘书台，为什么接不了？如果我每天接电话，那我一点别的事都不能干了。我的电话太容易得到了，因为我原来在那么多电视台讲课，几乎每个电视台都有我的电话。我这号码多少年也没改过，就怕朋友们找不着我。现在，不要说回信，就连电话我都不敢接了。
我一直想，大家之所以这么信任我，他们一定希望我不要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异化成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喜欢我这种朴素的态度，因为我还是一个真诚的人，我还有我的专业，我在学校还是个老师，我在家里还是个母亲，我并没有成天就神神叨叨满世界在那儿讲，变成一个符号，我自己的东西反而没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当我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最后我变得不再是我自己。
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跟你说的那句话，我希望每一个人生命的出发点都是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再去说我能读懂多少经典。我觉得我也有那么多问题，大家都有压力，关键就是我们自己都要找到一种调适的方式，都要相信没有一个外人能替你做出判断，最终能够穿越的只有你自己的心。
张越：我们说，我们学经典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面对生活，面对世界。其实，于丹她一个人救不了那么多人，做不了那么多事。
于丹：对。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如此之大的救赎力量，包括孔子。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以这些经典作为养分，融会贯通，变成你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整个人生的成长就是因为看见太多太多这样融会贯通的人，所以我才会对这些经典产生信任。
我读硕士时候的导师是北师大中文系的教授聂石樵先生。我特别敬重我的导师和师母。师母邓魁英先生是教唐宋文学的著名教授。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八十多岁了，我在他们家读书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也都年过花甲。我读硕士是在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没有电脑，聂先生当时已经是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了，但他坚持不用任何学生给他抄稿子，不用任何学生给他打下手。现在的大学呢？导师使唤学生都习以为常了。我的导师和师母非常关心学生，但是不能让学生为他们做一丁点事情，什么抄抄写写，跑个腿，送个信，他们认为这跟他们的价值体系是不符的，怎么能这样使唤学生呢？而且，聂先生上课从来不迟到一分钟，对他来说，该上课的时间那就是天条。聂先生这些做法到今天对我还有很深的影响。
再比如我的博士导师黄会林教授，到七十多岁还在给本科生上戏剧文学课，不管外面是评奖还是开会，没有听说过老太太调过课。她老是把"严是爱，松是害"挂嘴边上，学生们都服这个气，是因为这么些年看见老太太对她自己比对学生严格多了。
我现在想想，我当时读这些经典，就是因为老师们的人格让我对这些经典有一种信任。他们是我实实在在看得到的人，所以我信任经典。我觉得，一个人光学习不够，他得把经典变成身体力行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刚刚知道经典是好东西，其实等你真正进入以后就会发现，它点点滴滴地进入你的生活，最后变成你的生活方式。
张越：我想起一个传媒同行谈到你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对于丹最大的伤害不是你批评她，而是你过高地期待她和赞美她。
于丹：这是刘春(资深电视人，凤凰中文台执行台长)说的吧？刘春也是我的好朋友。我记得这是有一次我们俩在咖啡厅聊天的时候，我自己跟他说的。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美好事物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以真实为前提。我不希望要一种虚幻的美，如果以真实的陨落作为代价，那我宁可要一种真实的残缺和不甚完美。我不喜欢现在加在我身上的种种褒义词，说我怎么出色，怎么优秀，怎么智慧什么的。
张越：不喜欢的词还有什么？
于丹：类似的词太多了，这些词我统称为褒义词。褒义词就是个标签，一个褒义词放在我的身上就会让我离自己的生命远一分，当我要是被标签糊满的时候就看不出我本来的颜色了。
我喜欢什么呢？我只喜欢我真实的状态，我就活在当下这个状态。有人说你多成功啊，那什么叫成功？我觉得"成功"、"优秀"这样的词只有镌刻在墓志铭上它才作数，我还得接着往前走呢，你哪里会知道下一步等着我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失败呢？你现在把标签已经搁我身上了，我才四十岁，我后头还有三四十年呢，你让我有多大压力，我老得为褒义词活着吗？我不愿意。我现在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好好做一个本真的自己。
这也是我要传递给大家的态度，我们要活在真实中。谁都可以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坦率真诚地面对生命，可以让自己活得天真一点，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许会犯错。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自己精神更轻松，更真实，也会有更大的创造性，结果呢，我们可能走得更远。
张越：你知道怎么可以做到本真的你自己吗？
于丹：你说。
张越：特地干两件没出息的事，捅两个娄子就好了。
于丹：以我的水平，根本不用特地，天天都在干，就是你们看不见而已。压力再大点的话，我这种丢人现眼的事会越来越多的。
张越：能举个例子吗？你最近丢人现眼的事是什么啊？
于丹：我最近丢人现眼的事很多。比如说，我最近丢东西的几率明显上升，丢完东西后满世界去找。其实，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在一起的状态就挺真实的。我每次跟学生上街，他们跟我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跟着，别瞎走"。我一会儿又丢了，我就赶紧跟上。我的学生都无微不至地照顾我，而且总认为我会出错。
现在谁把我的智商估计得比较低，我就觉得他一定属于我的亲人之列，因为他们会比较了解我；谁要说于丹老师是万能的，那就离害我不太远了。我坦率地把这个话说出来，就是想做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就是有好多毛病，我的学生都知道，所以会这么管着我，我特别高兴。
我的学生给我做了一个礼物，一个拿小碎片拼的拼图，都是拆得特别碎特别碎的小片。拼图上是他们所有人跟我的头像，大家的脑袋都散落在各个地方。我发现，他们的头像都特大个儿，而我的脑袋给扔在一个犄角旮旯里，还特小，找半天反正都找不着我，那么拼起来不就是更费劲？肯定会把我的耳朵拼在某一个男生的脑袋上。后来大家都会拼错，挺好玩儿。这是个玩具，但是有我们大家的头像。这个东西我拿在手里，心里感动啊，真的快流下眼泪来了。
如果他们把我一大头像搁中间，他们跟小葵花似的围在周围，那我肯定就把这个东西扔了。如果他们给我做一个大相框，而不是一个玩具，我也会不喜欢。他们知道我就爱玩，他们给我的东西都是他们当下正玩的东西。我觉得作为老师这是一件挺牛的事，我学生玩的什么我都跟得上，而他们也愿意带着我玩。
还有，他们认为我的脑袋就应该比他们的小，就扔在一个犄角旮旯，这件事让我挺感动。张越，我跟你说，现在让我感动的，大家对我的信任是一种，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样的感动。在他们的眼中，我从未改变，我是一个随时会出错的人，可以跟他们不着调地玩，可以跟他们皮打皮闹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这种状态就叫做真实。
我看这些古圣先贤的书，可能跟我的生活环境很有关系。我挺喜欢我一直走过来的这个环境，比如说在北师大。按说大学有挺严格的规矩，比如说现在搞本科教学评估，要用什么样的ppt课件，要有什么样的备课教案，要有什么样的考题、考卷，要有什么样的标准答案，要有什么样的上课流程，等等，都有规定。但是，我在北师大一开始就是个特别另类的老师。
有一次，教务长王一川老师特别认真地找到我说，于丹，我找你核实一件事。有一位老督导员跟我说，我们有一个老师在早上上课，刚上了十几分钟，外边下雪了，她把课停了，让学生都穿上棉袄跟她下楼，大家去玩雪 他还没说完，我就回答，王老师，那人就是我，这事肯定是真的。这肯定违反本科教学规定了，我就问，这事儿还处理吗？我心想，这事过去好多年了，应该过了追诉期了吧？王老师跟我说，你知道那个老督导员当时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没想到北师大还有这么好的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教务长一直在提倡从游式教学的教学理念。孔子的学生怎么跟他学习呢？是像小鱼跟着大鱼和和乐乐在水里游玩那种方式。这样的学习，大家不仅在学知识，而且在感受这个世界。王老师跟我说，于丹，你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从游式教学例子。我说，千万别普及，你也别表扬我了，你不处分我，就挺好的了。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其实，我所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我在大学里面不是一个很标准、很规范的老师。当时之所以带学生下楼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班上有好多福建、广东、云南的学生，这一辈子没见过雪，第一次看见雪花，你说你能讲什么内容来剥夺他们这一刻看雪的欢喜呢？下雪了，他们隔着玻璃窗，摸不着，感觉不到，多遗憾啊，所以我得把他们带下去。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这种想法是很不靠谱的，但是我没受处分，还居然受到鼓励。我就觉得特别温暖。
现在有很多人都对大学里头的管理制度很愤慨，认为不近情理，还有很多人际关系的纠葛，很复杂，我的幸运就在于我没有受到什么束缚。从小到大，我经历这种成长的穿越，不仅是因为在我心里有中国文化的积淀，更重要的是因为不断有人以他们的言行在加强我的信仰。
张越：说说来时的路吧。在你成长的历程当中，受什么样的人和事的影响比较大？
于丹：那太多了。我从小是一个挺封闭的孩子，喜欢文学。长大以后，读大学，读研究生，就有老师给我的影响，让我知道点人读了书以后要做什么。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那时文科生挺自卑，老觉得是理科学不好才学文了。我是一个数学没学好的女孩，念文科还不算太丢人，要是男生就特抬不起头来了，一看就是学习不好。
我那时候老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什么知识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这怎么办啊？就是在这种心情里面读完大学，读完硕士。我读书的时候读到一句话，后来我硕士毕业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恰好把这句话挂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大概看了五六年，这就是著名的"横渠四句"，宋代张载的四句话，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几句话给我影响挺大，我觉得它说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如果一个人的心是为天地而立，他的坐标就很大。"为生民立命"，就是对百姓有使命感，能做大就做大，能做小就做小；如果只是为自己活着，肯定挺自私。什么叫"为往圣继绝学"？翻开那些佶屈聱牙的古代经典，一般读者已经念不懂了，你总得干点什么，让人们明白吧？也许一个人能做的事是简单甚至浅陋的，但是我觉得因陋就简地做点事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你不能为大家奉上一桌蛋糕的时候，哪怕奉上半桌窝头，那也是做点事。什么叫做"为万世开太平"？其实，万世太平都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有些时代，文化会付出代价，比如经济发达的时候，价值转型的时候，文化不一定是最繁荣的。在这些时候，知识分子总得做点什么吧？有一些知识分子，他可能为了这个时代而有所牺牲，但是要知道，人抬腿是往前走，落腿也是往前走，你正好赶上是落腿那一步，但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前进。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跟万世太平一定是有关的。
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一些话挺激励我的，让我觉得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做。再说，有些人，就是我说的身体力行的那种人，他们流露出来的人格风范可能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刚才我说到我的导师聂石樵先生和师母，他们对我的影响就是这样。
在影响我的老师里面，第一位是我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王老师。那个时候没有重点中学，我上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学，北京的一一○中学，在百万庄那儿。我学习一直不算太好，偏科，除了语文底子好点，数理化从来没学明白过，体育也不好，所以那时我在班上完全是一个资质平平、什么都不出色的学生。但是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王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当时本来要留校，他分到这所中学实习，赶上文革回不去，就留在这了，没再回北大。他是四川人，一个真正的才子，个子小小的，手中不离小烟嘴，一天到晚抽着烟，写得一笔极漂亮的字。
他在中学年复一年教书，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大了，都没有考上大学。王老师年事渐高，遇见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他手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中文系大学生来，考上哪个学校都行。我记得他给我们上完课，总是给我吃小灶，给我拿好多的卡片让我背，让我在课上给大家讲。他一直就这样关注我，还带我去他家。
他住在锣鼓巷小平房里，破败的小屋子一进去整个是一张床，旁边那个小书架上，一个一个像中药盒子一样的小抽屉，拉开都是他自己手写的卡片。老师拉出一个一个抽屉给我看，让我背。我记得，师母就坐在小板凳上，就着床缝被子。师母真是一个大家闺秀，她长得太美了，让你觉得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蹲在破屋寒窑的小板凳上缝被子真是不公平，但是她眼神特安详。我老师是个大才子，让才子站在局促的地方拉着一盒一盒小卡片似乎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他心中有憧憬，因为他有学生。
他们俩就那样闲闲地跟我说话，觉得把一切都托付给我了。老师跟我说，你看你两个哥哥都没有读上中文系，你以后是不是能读啊？我就这样跟着他念到初三。后来考高中，我考上了北京四中。我妈妈跟我说，她去给我办手续的时候，我这老师拉着她居然哭了。他说，从孩子本身想，她能上四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对我来讲，我又一个梦想破灭了，她不能在我手里去上大学了，不过我还是愿意这孩子上四中。
我上了四中以后，有时候也回去看老师。念到大学三年级，有一天听说王老师已经是肺癌晚期了，我就去医院看他。在薄薄的被单底下，他几乎完全塌陷在床里，骨瘦如柴。那个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我拉着他的手，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当时正要报考研究生，几乎已经决定了要考文艺美学的研究生。在那个时候，文艺美学流行，大学生们都觉得研究文艺美学多好啊。
当时看着他，我心里太难受了，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老师，我决定考古典文学研究生。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的手一下把我抓紧了，然后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挤出一个字："好！"后来师母告诉我，那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字。这就是托付啊。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我不是报考一周之前去看了我的老师，也许后来我学的还是文艺美学，不会去改考古典文学。我也是注定要进聂先生他们家门的。我一开始是奔着邓先生去的，我要考唐诗宋词，二十来岁的女孩子没有不喜欢古典诗词的，风花雪月多好啊。可是，我父亲一定要我考先秦两汉文学。他跟我讲，你喜欢唐诗宋词，你要是学了这段，元明清你都可以顺下去，但是魏晋以上，你倒推你可推不了，你没有那个功夫。他说，你现在还小，下下功夫，读一读先秦诸子，要真把经史子集能啃下许多的话，那么你想再往下读唐诗宋词，你自己去读，一定能读到底，很顺畅。就这样，我就跟着聂先生学了先秦两汉文学。
有时想一想，人生的道路好多时候都是阴差阳错，可能就在某一步路上，某一个人的一个点拨，机缘凑泊，你就改变了道路。我觉得，只要你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份诚意，你会融合许多人的生命，对自己的方向能够迅速进行调整，让每一个经历都成为值得记忆的瞬间，最终成就你的人生道路。我这么一路走来，跟经典结缘，大概有太多太多人的生命在里面，这一切成就了今天的我。
张越：以前上学，后来毕业当老师，有想过出大名吗？
于丹：没有。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你想，一个独生女，也没上过幼儿园，一个近乎自闭的孩子，她会想到出名吗？我从小也没过过什么苦日子，好像也不太需要我发愤图强。
自闭长大的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其实挺恐惧的，不太想去闯荡。我从小就是一个惰性很强的人。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心灵生活的质量比物质生活的质量要重要。我一直希望能够拥有一种非常宁静的空间。这就要说到我的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昆曲。现在好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讲昆曲啊？其实，我就是一个拍着曲子，念着诗词，风花雪月这么长大的一个孩子。我喜欢这种缓慢的、精致的、内敛的生活。尽管我很早的时候就知道知识分子要有那种使命的担当，但是我一直不希望自己用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去生活，我希望的方式是一种静水流深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让我选择，我会认为我的归宿是在文字的表达上，而不是语言的表达上。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张越：尽管这不是你所期待的方式，但是忽然之间你真的就出名了，而且非常出名。出名之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最突出的生活感受是什么？
于丹：喧嚣啊，就是很喧嚣啊。有时候让我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这有意义，有我做事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希望这种价值不要让我违背了自己的本真，就是让我能够真实地去发挥我有限的价值，而不要不真实地去发挥所谓更大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发展跟社会需求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点，过犹不及啊。我没有指望什么国学热，我对"红"、"热"这些词从来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在我写的《于丹〈论语〉心得》后记里面，题目就叫《〈论语〉的温度》。我说，我喜欢的温度永远叫做温暖，就是一种恒常的温暖，不是火热，因为骤热离骤冷也就不远了。我不希望我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做出了多大多大的贡献，怎么怎么着出色，我认为那都是虚妄之词，我做不到，我也没有想做到。
我做了什么呢？在天津，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跑上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比较贴切的褒奖。这小孩说，阿姨，我看完你这书才知道孔子他说的不是废话。够了，这就够了。这么大的孩子，她可能听父母辈说过批林批孔，认为孔老二全是糟粕，但是翻了翻我的书，觉得《论语》不是废话，也许哪一天她就自己去翻《论语》了，这就够了。我一个人无法做到让中国文化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也没有必要去做到，因为那是所有人用心投入以后才会发生的现象。
张越：我看了你一天的日程表，2007年5月25日，当时你在成都参加一个活动。这一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早晨九点三十分参加记者见面会，十一点给四川教育界人士做报告，下午一点半到购书中心参加央视一套节目启动仪式，然后是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签售，五点坐车前往重庆。很可怕的一天，经常是这样，是吧？
于丹：经常会这样。这样一个节奏，看起来是非常紧张，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节奏。比如说，那天早晨我早早起来，先跟成都电视台的几个朋友通通电话，闲聊一下，因为正式活动的开始还是比较晚；再说就在我去重庆的路上，我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咱们那次直播的时候看到的金沙遗址。你还记得那个小金面具吗？
张越：记得。
于丹：我当时就去了金沙遗址，在里面走了一大圈，非常震撼，真是鬼斧神工。我心里有很多东西被唤醒了。遗址看完之后，路上我一直在听mp3，听歌。到了重庆，那边还有一批朋友在等着，大家就出去吃喝玩乐了。
你拿出来的可能恰恰是我很紧张的一天，但是我记得在那一天前后还是有一些间隙时间的。那些间隙时间中也有我喜欢的东西。我现在的生活是很紧张，但是我相信，一个人的生活永远都是硬币的两面。大家会看到一种外在的节奏，但是我的心里，一定还有着另外一种节奏，不会耽误。如果这两种节奏实在太冲突，我会把外在的节奏放慢一些，我心里的一些东西有它固定的位置，是不能退却的。
张越：我想知道，对你家人来说，你现在的日常生活成了什么样子？比如你的孩子怎么看，她妈妈整天往外跑？
于丹：我的孩子经常在晚上本能地要藏我的书包，因为她认为我没书包可能就不出门了。我一回家，她总问我的一句话，就是：妈妈，你还走吗？今天我又是紧张的一天，我在这儿聊完，还要去京西宾馆参加政协的会。我今天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忙完这些事后，晚上回去能哄着孩子睡觉。我白天在外面很紧张，但是如果没有卸了妆躺在孩子身边，拍着她给她讲小红帽、大灰狼的故事，那我就会觉得这一天还没安顿。
一个人总有安顿自己的方式，虽然说我在外面可以做很多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但是现在对于我而言的安顿，一个是能够哄着我的孩子，让她睡觉，再一个是还能有时间写几笔日记，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时候能坐下来跟我妈妈好好聊聊天。我希望每天都能够真正实现这样几件事情。
张越：据说你的孩子最恨的人就是你的编辑小祝，因为她认为只要这个人一进门妈妈就要走，所以这个人是"绑架"她妈妈的一个坏人，是吗？
于丹：这还是停留在我的孩子早些时候比较幼稚的那些感受上，这是她一岁多时候的认知。两岁以后，我觉得小孩的智商有了惊人的飞跃。她现在开始知道祝叔叔是好人了，尽管她不喜欢他，但从理智上肯定这个人是好人。当她判断祝叔叔今天来是给她妈妈送点书什么的，不带她妈妈走，她会递给祝叔叔个把橘子。如果发现今天还要带走，估计也没有什么好脸色给祝叔叔。
我女儿的创造性还有了很多自己的发挥。我前几天回去，有一天她躺在自己的小床上，我坐在旁边拍着她，灯全关了。她指着天花板上的影子说，妈妈，你说那是什么啊？我说，那不就是外面投进来的光吗？路灯的那个影子，是圆圆的一个圈，里面还有一个黑点。我两岁七个月大的女儿就胸有成竹地反驳我，不，那是我妈妈的眼睛。我当时就有点蒙，没有说出什么话来。她就翻过身来，用她的小手摸着我的脸，很清晰地跟我说，那就是我妈妈的眼睛，是妈妈的眼睛。她告诉我，她每天都躺在这儿，看着这儿怎么想。
有时候，我觉得孩子的判断力可能永远都会超乎我们的想像。我每一次出来录像，她的表达方式都不同。最早的时候，她不到两岁，我会跟她说，妈妈要讲课去了，你帮助帮助我吧。她说，我给你吹吹吧。她就趴在我胸口吹吹。那个时候，她磕了碰了，大人就是给她吹吹。后来她越来越有力量，等到她两岁多，我说我去讲课，她就会说，我亲亲你。她亲完我了，就说，你不害怕了吧？我说，我不害怕了。一会儿，她会带着姥姥、爸爸，还有看她的小姐姐，一个小小的人儿带着一大堆人鱼贯而入，在那儿指挥若定地说，我妈有点害怕，我们大家一起亲亲她吧。她会率领一堆人来亲亲我，这就是她帮助我的方式。再大一点，她就很有奉献精神，把她那些小猪啊，小兔啊，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卡子都拿出来，逼着我穿上职业正装时要别上一个，说，你戴上我的卡子吧。再说，为什么她后来对祝叔叔不太愤恨了？就是因为她跟姥姥说，不用祝叔叔保护我妈，我长大了保护我妈。
我觉得她这些话都挺支持我。我会看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穿越成长，但也没有这么小的孩子的成长让人感到惊讶。我一直是一个对人性抱有信仰的人，因为我看到了单纯的孩子的心。她在一开始，对世界是多么透亮天真。她是无私的，她是有爱的，而且她毫不吝啬地表达。她能够用那么幼小的年龄，那么弱小的躯体，去帮助别人。
张越：你这么一个好玩、好闹的自在的性格，现在你要把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按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那么计算着去见记者、接受采访、做报告等等，我不知道这样的人生对你自己来说是不是有点
于丹：无奈，是吧？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可以说，一方面这种生活的节奏是我不喜欢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现在单纯地抱怨或者是停下来什么事都不做了，那也是不现实的。
张越：好，最后我再替观众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到私人生活，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孩子了。有一个观众称你为女强人，她说，女强人于丹老师，您的爱人生活上会有压力吗？
于丹：如果说我爱人有压力，那也不是因为现在才有的。从他决定娶我的时候起，他就应该有压力，因为我生活自理能力太差，所以他觉得一直对我负有责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种压力没有多大改变。这个压力不会因为我后来成为这个或那个什么，再有所增加。
张越：你觉得现在的情况对他有困扰吗？
于丹：现在他顶多觉得我比过去更忙了，而且他跟我妈最担心的可能就是我的身体。除此之外，我估计没有什么压力，但是会有更多的心疼。
张越：下一个问题。请问于教授，听说您现在的工作安排很紧张，作为孩子的妈妈，丈夫的妻子，您如何处理您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
于丹：我现在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工作基本上像压缩饼干一样往一块儿压缩，别人觉得这一天压不出空，我可能会压出好多，这样压缩打包以后，再去腾出来一些比较完整和松散的时间，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对我来讲，这个时间表就是早上八点半我孩子出门以后我就可以密集地安排了，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我能够在晚饭前回去，孩子也回来了，而且我能陪妈妈吃顿饭，那么整个晚上的时间就会是自己的了。如果这还不行，退而求其次，那就争取在孩子睡觉之前能回去。尽量别让我两头见不着孩子，这是我一天时间表里面的底线。当然，这一天中间的时间，包括午饭的时候，都会被压得很满。
张越：时间不短了。现在我们用一个小朋友的问题，作为最后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谈话。这个小朋友是这么说的，我看到你做讲座，觉得你说话的时候，嘴里面好像有两块糖，脸蛋鼓鼓的，好可爱哦。
于丹啊，你跟我们坦白，你是不是每次都在嘴里塞上两块糖？
于丹：我倒觉得嘴里不一定是含着两块糖，但是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心里头永远含着一块没有化尽的糖，一直在化，一直在化。
张越：感谢于丹教授跟我们交谈，也谢谢到场的各位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2008年春节期间，于丹教授将在《百家讲坛》开讲她的《〈论语〉感悟》，欢迎收看。好，谢谢于丹教授。
于丹：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