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当东回国之后，立志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他成年之后，花费十年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并且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大清律例评论》：
这部法典最引我们注意的便是其规定的极近情理，明白而一致——条款简洁，意义显霍，文字平易。全不像别的使人嫌怨的东方好自炫的专制君主那样文饰夸张，但每一规定都极冷静、简洁、清晰、层次分明，故浸贯充满极能使用的判断，并饶有西欧法律的精神……
斯当东所赞美的，并非仅仅是《大清律例》，而是中国自《法经》以后长达两三千年的伟大律统。
清朝比较具有特色的司法制度乃是会审，包括秋审、朝审等等。以秋审制度为例。江苏人某甲犯了个死罪，被判为绞监候，关押在大牢里面。县官把某甲的卷宗材料上交给江苏巡抚张三，同时把某甲送到省会苏州。张三会同布政使、按察使一起对某甲的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并且给出初审意见：“情实”，然后上报刑部。
霜降之后，聊公漫步来到天安门前。秋意萧瑟，天安门前的西千步廊却人声鼎沸。此处一字摆开几十张大方桌，每张桌子上铺着红布，上面堆积着厚厚的卷宗材料。各部院的高官，在此审查材料，一一分门别类。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司法盛事：秋审。
某甲的卷宗材料也在里边。刑部尚书张三看到某甲的卷宗，皱皱眉头，看了看面前堆叠如山的“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嗣”、“可疑”几大类，再次归入“情实”一类。
审查工作结束之后，张三把所有“情实”的案件，都另造黄册，呈递给乾隆皇帝过目。乾隆皇帝拿一支朱笔，在名单前一一打勾。打了勾的，冬至之前处死；没打勾的，关押在监，明年再来。
乾隆一看“某甲”二字，心里就堵得慌，于是打勾。某甲被处以绞刑。秋审到此结束。
那如果某甲被归入“缓决”一栏，那就明年再来；连续三次缓决，可以免死，减等发落。如果某甲被归入“可矜”，直接减等。如果某甲是独子且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则入“留养承嗣”，经皇帝批准，可以留条性命。如果“可疑”，则驳回重审。
尽管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弊端，无论如何，会审都是矜恤人命的好制度，尤其是在清朝有着诸如文字狱之类弊政的情况之下。
三千年文祸
因为言辞而得罪，乃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聊公从先秦一路走来，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见怪不怪。
那位独立而思考着的“暴君”周厉王，请巫师专职监督老百姓，把百姓逼得道路以目。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知识人便文祸不断。崔杼杀害太史兄弟、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孔融……皆为其证。到了明清两代，文祸终于愈演愈烈，而成为专门的文字狱。
下面先出两道脑筋急转弯，让你感受一下文字狱的法网恢恢。
第一题：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书上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赞美朱元璋，请问朱元璋为什么却非常生气，把徐一夔给杀了？
答案：朱元璋做过和尚，做过贼（起义军），所以最忌讳别人影射他当年出身不好。朱元璋看到“光天之下”的“光”就想到了“秃驴”，看到“天生”的“生”就想到了“僧”，看到“作则”的“则”就想到了“贼”，所以把徐一夔给杀了。
第二题：江西考官査嗣庭从《诗经》中选了“维民所止”这句诗作为该年考试的作文题目，请问雍正皇帝为什么非常生气，把査嗣庭下狱折磨而死？
答案：因为“维民所止”中的“维止”二字，就像“雍正”二字去掉脑袋的样子，有影射将雍正斩首之嫌疑。
由此可见，文字狱简直避无可避。满清的文字狱，登峰造极，仅仅乾隆一朝，文字狱便有一百三十余起。
自古以来，文字狱的目的大抵有两种，一种为公，一种为私。为公者，以“焚书坑儒”为代表，李斯为了维护天下之秩序而焚书坑儒，以明法令，是其法家理念的一种实践；为私者，以清朝的若干文字狱为代表，仅仅因触犯统治者的忌讳而因言得罪、杀人如麻。前者虽然也难以开脱罪责，但起码相比后者，尚有些许磊落之处。清朝的文字狱，简直扼杀性灵、倒行逆施。一个王朝只要有此一项劣迹，就难以在二十六史中间抬起头来。
文字狱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焚书坑儒式的，一种是《四库全书》式的。焚书坑儒式的文字狱，采用最极端的暴力手段，从肉体上迫害知识人，从物质上毁灭书籍；但是一旦政治清明，文化就可以重新繁盛。《四库全书》式的文字狱，采取盛世修典的办法，把知识人纳入体制内，用一套消磨思想、偷换字眼的办法来改造文化。这种文字狱，杀伤力远远高于前一种。
聊公本来还想不通，为什么明明在明末便已经有了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却直到清末仍然民智未开，现在聊公明白了。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
思想淡出之际，学术方能凸显。清朝的学术，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地发达。但奇怪的是，聊公身为一介书生，每当路过清朝，却都不忍心多看，索性大踏步加速历史的进程，以躲过这段不忍回首的文化之劫、思想之劫。
文祸不死，国难未已。随着广东海域的炮声隆隆，打破了国人的天朝迷梦。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猝然降临。
历史在这里转弯
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通过这项规定，英国人取得了一项叫作“领事裁判权”的权利。随后，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十九个国家，也相继取得领事裁判权。
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我们通过一个案子来说明。这个案子如此恶劣与令人愤慨，以至于聊公不忍心再让某甲出演。所有人都是真实姓名，实名上演。
1880年，浙江温州海关有一名美国检查员，名字叫柏耐。柏耐看上了一个美貌的中国女子，这个女子法号聪伦。没错，她是一个年轻的尼姑，住在民安寺。
柏耐垂涎聪伦的年轻貌美，就买通了本地恶棍黄阿益，让他办成此事。黄阿益勾结翁阿福、翁阿林等四人，黑夜坐船来到民安寺，骗开寺门，把聪伦劫持到柏耐的寓所。是夜，柏耐把聪伦强奸，并企图长期霸占。
聪伦受了污辱，绝食寻死。柏耐怕事情闹大，于是把聪伦放走。案发之后，柏耐、黄阿益、翁阿福、翁阿林等人都被逮捕，但是主从犯的命运却天壤之别：美国人柏耐，由美国领事审判，宣告无罪，放回美国；中国人黄阿益被判处绞监候，翁阿福等四人也都被判重刑。
根据英国领事罗伯逊的报告，他在1856年处理了503件刑事案件，而当时在上海常驻和流动的英国人总共也只有630人。由此可见，领事裁判权对外国人在中国为非作歹的包庇与纵容。
1868年，会审公廨制度正式成立。利用这一制度，外国人控制了租界内的司法权。后人编撰《清史稿·刑法志》时痛称“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
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怂恿之下，光绪皇帝正式开始“戊戌变法”。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一变法还有一个名字：“百日维新”。光绪软禁，康梁逃亡，戊戌六君子殉难，大清帝国岿然不动。
1901年，清廷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上谕：“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慈禧太后也表明决心：“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由清政府主导的变法新政，正式开始。
1902年，沈家本、伍廷芳被任命为修律大臣，主持修律；1904年，修订法律馆设立。沈家本、伍廷芳参酌世界最高立法水准，结合本国优良传统，先后制定了《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以及诉讼法、商法等各类法律文件。至此，古老的中华法系彻底解体，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君主立宪政体。清政府作出承诺，将在九年内完成立宪进程。
但是，历史给清王朝留下的时间，只剩下三年。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带着它的那些胎死腹中的法律草案，寿终正寝。
时光飞速流转，眨眼已经是2012年，一个被好莱坞大片渲染为象征毁灭与新生的年份。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在这个远离战火的时代，聊公回忆起晚清七十年的惨痛，依然仿佛未愈的伤疤。长歌当哭，以作为对那个时代的祭奠：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未完待续
1．1971年，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的法律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之后，《大清律例》历史使命终于完成。
2．2010年6月，北京东城区法院在审理一起家庭房产纠纷案件时，在判决书中引用《孝经》里的“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来表彰孝道。
3．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其中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传统的矜恤原则，得到了现代法律的认可。
4．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修正案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亲亲相隐”的古老原则，终于在现代立法中摸索着重建。
5．《圣经·传道书》：“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6．《庄子·应帝王》有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当代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正复如是。
7．中国传统的法律，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律”，包含了律、令、格、式等等具体的法律形式；一个层面是“法”，用韩愈的话说，叫作“大经大法”。任何一个朝代，有了这个“法”，则昌；没了这个“法”，则亡。与“律”的完备与否，关系不大。黄宗羲所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也正是这个东西。这才是中国法律史的精髓所在。
8．如何承续“法”，使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有律，并且“有法”，正是阅读法律史的功用。
9．有个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家有三条规矩：第一，大事我说了算；第二，小事我老婆说了算；第三，一件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我老婆说了算。”某些法律，不正是如此么？只不过不把第三条明白写出罢了。
10．传统就是活在现在的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人能够另起炉灶。
11．再回顾一遍丘吉尔的那句话：“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将会看得越远。”这也许就是读史的好处吧？
12．人能弘法，非法弘人。中国的事情，很少取决于法律文件怎么写，而取决于中国人怎么做。所以，不要仅仅把实现法治的希望寄托于修改法律。只要从现在开始做，你就可以改变现状。
13．希望将来我能有底气对儿子说：“我那个时代的法律，不如现在的完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我们这一代人努力的结果。”
14．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
15．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灯下漫笔》
16．未完待续。后面的法律史，由全体中国人一起来写。
17．终于到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某甲，一起出来谢个幕吧。
18．曲终人未散，感谢各位的观影。再见。
聊 公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动笔
二〇一二年元月五日凌晨草就
五月十五日定稿
《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审查报告
洋大人有言：“天才就是一份天赋，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不承认先天之才，只强调后天之学。谁敢反对，就给他扣一顶“唯心论”的帽子。吾国祖宗则不然焉，偏认为人有先天才赋，遂有“才学”观问世：“才”指先天禀赋，非人力所能为之；“学”为后天积累，乃学而知之者也。芸芸众生之中，有的人有才无学，有的人有学无才，有的人才学兼济，正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岂能一根筋地只强调后天努力而无视其它哉？那和比着箍箍买鸭蛋有啥区别？睡龙先生是中国人，自然是信奉祖训的，故察人识人，亦以此为准。
尝有人密告，说网上有个叫“聊公”的家伙，撰文暗讽万斯特法政学堂，因文风近似，怀疑系我老人家所为。吾人闻之大讶，一面赌咒发誓以表清白；一面查访此人。初以为必是年高德劭之辈，及至见面，乃大惊，不过是二旬开外的后生罢了，真名秦涛。其晚学也如此，而能引老夫四处寻寻觅觅，自当属才学兼济型的也。谁敢说不是，俺就跟他急。交流攀谈之下，更知其于吾辈所从事之法律史专业，亦有独特见地。
盖吾国法律史学，自近代始有专门学科，迄今凡有三大阶段。清末民国时期，多以资料梳理为务，将数千年来与法相关的史料进行汇纂、考辨，分出不同历史时期，概括出时代特点，以成法律史之主干，虽略显粗放，然草创之功大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则多以社会形态论、阶级分析论为指导而撰法律史书，建立起法律史学的理论体系，相关著述，蜂出云涌，虽有以论带史、六经注我之嫌，然其构建之功大焉；二十一世纪以来，则因历史上诸多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并未厘清，进而倡扬深入研究具体问题，强调论从史出，还法律史以原貌，此种学风正方兴未艾。凡此数种研究范式，皆是将法律史当做高深的学问来搞，求的是一个“雅”字。吾人以为，法律史之学术发展，应当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把高深的问题通俗化、文学化、平民化，以便更多的人能理解接受，求的是一个“俗”字。
求雅的法律史研究自然是伟大神圣，人人都得顶礼膜拜。鄙人置身行业之中，更是举双手赞成，乃因这样的搞法一般人玩儿不转，遂显吾辈之高雅而能吃独食矣，饭碗就不用担心。然则固守此种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都变成阳春白雪而少有人懂，必将限制法律史学的生命活力，失去其应有的社会价值。讲个段子，以明其理。
一秀才因有了学问便不说人话，见卖柴人则呼之，曰：“荷薪者过来。”卖柴人不知“荷薪者”是啥意思，但明白“过来”之义，担着柴就来到秀才面前。秀才问曰：“其价几何？”卖柴人不懂整句话的意思，却明白“几”的意思是讲价，报了个价格。秀才叹曰：你这担薪，“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人一句都没听懂，只好担柴而去，一桩买卖就此泡汤。
法学研究者的话语系统，与秀才思维相类，使用的都是专业术语，用于写论文专著、开学术会议、编教材则可，用于大众传播则不可矣！假比有人向您讨教，什么是法律观念？您给他说，法律观念就是人们对现行法律的看法和想法，他就懂了，或许还会继续讨扰。结果您却如某些法学家那般一腔正气地云：“法律观念是在这个记忆框架上的思维层面上的理路范式之再现。”估计别人就会像卖柴人一样踅身就走。如此，则“法律”便缺少了传播对象，而沦为少数人相互把玩的“法宝”；法学研究也会陷入“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围城之中。
故法律史学欲得发展，必须转换思路，求俗的研究模式正呼之欲出。《易经·系辞》中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通“纹”，乃经验教训、知识智慧的积淀，文化的真谛在于用人类既有的“文”去“化”天下。法律史的真谛在于传播法律文化，在于用传统法律中优良的“文”，如仁义、孝慈、诚信等，去“化”天下，使天下人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仁义、孝慈、诚信，“润物无声春有功”，此文化之功也。在这种研究模式的推动下，将高深的问题通俗化，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数千年一脉相承的良法美意，方能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进而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口耳相传的素材。“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法律史学遂展现出“文而化之”的功用矣！
然则，要在求雅的研究范式之外，探寻出求俗的法律史研究方法，虽为传播优良文化的功德之举，却难免费力不讨好之嫌。一则，谁敢去鼓捣后者，常常会被学界的大人先生讥斥为不务正业，也不会给你算科研成果，你除了咬牙瞪眼作愤青状，还能咋的？二则，此种研究，貌似简单实则不易，所谓大俗之后必有大雅。无知识丰厚之学、无古今贯通之才，而能为之者几兮？
今聊公小友，贾初生牛犊之勇，撰《别笑！这才是中国法律史》之著，可谓是这方面的大胆尝试。其以“别笑”二字为题，或许正是对讥笑者的宣言：一部能让平头儿百姓读懂的法律史，你笑也得这样写，不笑也得这样写，不服你整一个出来瞅瞅！其以自身为线索人物，引领读者游息于上古至清末五千年的法律现场，令人如临其境，往往怦然心动；所言所论，既古朴庄重，又幽默清新，读之莫不捧腹；所思所想，既有正史为证，又有自由心证，更是才情学识的自由挥洒。
古之谓“后生可畏”，信哉斯言。聊公这样的人多了，像睡龙先生这种不学无术而又混迹法史行业者流，就快没饭吃矣！呜呼哀哉！谁要不信，就等着瞧。
鉴定完毕。
睡龙先生（龙大轩）
2012年5月18日于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