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病危时，孔明等泣拜于地下说：“愿陛下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刘备令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扶其手，说：“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说：“有何圣谕？”刘备泣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无措，泣拜于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毕，叩头流血。刘备托孤的话和孔明信誓旦旦之言，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史有其事。后人对刘备托孤的话颇有异议，并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历史学家孙盛指出：“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海；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意思是说，如果认为所托的是忠贤之人，则不必说这种话，如认为所托非人，说这种话就会给他作为篡位的借口。这种诡伪的语言，托孤是不该说的。孙盛所谓“诡伪之辞”是指什么，他没有点明。毛宗岗评点则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
曰： ‘以为真则真，以为假则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 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不得不切矣”。以上两种分析，乍看似有一定道理。但细加研究，实属道学家之言，都没有猜到刘备的灵魂深处。
刘备“君自取之”的活，是否出于其肺腑之言？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所谓“禅让”之事，在我国原始社会里也许有之，如尧禅位于舜的传说。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历史上是没有那一个君 主是会心甘情愿让位于他人的。 三国时代，出现的献帝禅位于曹丕，曹奂禅位于司马炎，只不过是曹丕、司马炎借禅位之名以欺天下，其实是血腥腥的、赤裸裸的篡位，《三国演义》对这两次“禅位”已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而刘备是否有例外？不！刘备为了使其子刘禅能顺利继位，早就费尽心机做了安排。刘封是他的养子，此人英勇善战，其才干胜刘禅百倍，且观刘封一生，是忠于蜀汉的。“知子莫若父”，刘备是深知阿斗这个庸才远非刘封的对手，他担心刘禅继位后刘封不服而为乱，便借故杀之，免使有后顾之忧。在他临死前，对辅政大臣的任命也是熬费苦心的。他的托孤大臣不只是孔明，还有李严。李严是原刘璋部队的头头，是时任尚书令，地位仅次于丞相孔明，在蜀汉中自成一系，具有一定势力，任用他为辅政大臣，可以牵制孔明。可见刘备既不愿把刘家天下让给别人，对孔明也不尽信任，但他为什么说君自取之的话呢？刘备认为孔明才智十倍于曹丕，辅佐刘禅是胜任的，他最担心的是“君自取之”。他知道阿斗是个庸才，今后大权必落在孔明手里，孔明要取而代之易如反掌，如果孔明真的这样做，他不说“君自取之”，孔明也能取之。所以，他先声夺人，以“君自取之”对孔明提出的警告。这使孔明听了吓得“汗流遍体，手足无措。”
迫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刘禅。刘备的御人术愈出愈奇，确不愧称世之枭雄。
2.儒法并用：孔明的御人术
孔明是荆州名士，是主张儒法兼用的人，故其御人术既有儒家的学究气，也有法家的严厉作风。其御人术既不象刘备那样深奇莫测，也没有曹操那样诡计多端，而是明来明去，虽有时也略施小计，却不矣丞相风度。
力行严明法制
益州既定，刘备使军师孔明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对孔明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虑。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法正拜服。法正之所以拜服，是因孔明说得有理。用法是宽是严，可因时因事而异，决不能拘于一道。继暴政之后，要施以宽仁，使民休养生息；继“德政不举”的乱国，必须严明法制，使人畏法而不敢胡为，始能由乱入治。孔明治蜀虽主张严明法制，但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则有猛有宽，或 以猛济宽，或以宽济猛，而不是一律都用重典。凡违法的，不管 是谁，孔明一般都严加处理，如对亲如手足的马谡、官高如李严，根据其犯罪的情节，分别予以处斩或罢官。陈寿对孔明治蜀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孔明以法治蜀，并不是说人治已不存在。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一般来说法治是表，人治是里，决定性的是人治。因为封建帝王，就是国家，就是法律，一切决定于帝王的意志，即便是他制定的法律，如不合己意，一道圣旨便可推翻。如果谁要是触犯龙颜，按法罪不该死，君要他死也不得不死。君主的权力超过了一切，确是可以为所欲为。便是仁君如刘备也不例外，他冤杀彭羕就是足以说明。彭羕原事刘璋，因被人毁谤，被髡钳为徒隶。刘备入益州，他建议取益州之策，甚得庞统赞赏，刘备也奇其才，提拔为治中从事，后因故稍疏，调为江阳太守。彭羕因此不满，适马超归蜀后不得志，二人有时聚在一起，发点牢骚。彭羕因调外任，心里烦闷，去找马超聊天。
超问他，“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说：“老革荒悖，可复道邪！”马超害怕累已，乃如实报告刘备。于是彭羕被捕下狱。彭羕在狱中上书孔明辩解，承认说刘备“老革荒悖”是错误，并说是酒后失言；至于“内外”之言，只不过是说如重用他和马超，则可协力助刘备打败曹操，别无他志（《三国志?蜀书?彭羕传》）。彭羕的“内外”之言，不能说是要谋反，所谓“老革荒悖”，也只是批评刘备这个老兵昏乱，不会用人罢了。彭羕给孔明的书，哀哀陈情，表白心迹，未知孔明读后有何感想，不过，即使他同情彭羕也无济于事，因彭羕触犯了龙颜，刘备一怒之下，竟以叛逆罪把他处死了！彭羕之死，缘因人治，如按法治，何至于死。仁君贤相治国，仍出冤案，如暴君奸相理政，冤案之多，可以想见。在人治即“朕”治的封建时代，不知有多少人蒙不白之冤，有多少人被冤枉致死！人治，可畏哉！
攻心为上
孔明因蛮王屡侵边界，为安定后方以利北伐，乃决计南征。在与马谡谈论征蛮之策时，马谡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定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就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 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这是说二人不谋而合。孔明乃决定南征的战略是：心战为上。本来南人叛乱，派一大将讨之便可平定，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非攻心不可，而攻城易，攻心难，这就需要孔明亲征。故他不怕艰苦，“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对孟获七擒七纵，最后这个倔强、顽固的蛮王终于心服口服，垂泪对孔明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乃归还所夺之地，令孟获永为洞主。从此，孟获和其宗党以及南人无限感激，终孔明之世，南人果不复反。
孔明攻心以抚蛮，这确是安蛮上策。在我国历史上，或因高压政策，或因掠夺过甚，或因有人挑拨，我国各族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当矛盾激化时往往诉诸战争。而封建统治者，只靠武力进行镇压，为使叛乱的少数民族屈服，在战争取胜后只能分兵驻守，设官统治。驻兵则要征收粮饷，收粮饷必加重人民负担；设 官则要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人民必怨，这就潜伏着新的 矛盾，终会有激化之日。故民族之间战争永无息期。孔明南征得胜后，不驻兵，不设一官，不占寸地，仍由南人自治。不仅孟获心服，南人亦感恩戴德，正因心服，故南人不复反。不再动一兵一卒而边境安宁，民族和睦无间。前后两种民族政策相比，始见孔明攻心之效，方知孔明御人术之妙。
以信为本
人无信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无信，人必不信之。不仅人与人之间要如此，一国之主，一军之主，更要如此。
君主不守信，国人将无法听从，统帅不守信，三军难于指挥。孔明能以信为本，令出必行，故可指挥如意，人人效力。卤城之战，正因此使孔明转危为安，并获大胜。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复出师伐魏。魏将司马懿屡败后坚守不战，孔明驻军卤城无可奈何。一日，杨仪入帐告说：“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现存八万军，内四万该与换班。”孔明说：“既有令，便教速行。”众军闻知，各各收拾起程。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司马懿自行带兵来攻卤城了。蜀兵无不惊骇。杨仪入告孔明说：“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留下迎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孔明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众军闻之，皆大呼说：“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孔明说：“尔等该还家，岂可复留于此？”
众军皆要出战，不愿回家。孔明说：“汝等既要与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喘息，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劳之势也。”众军欢喜出城，列阵以待。西凉兵远道而来，人困马乏，方欲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蜀兵大胜。
既有令，必须换军，这是用兵之常规。但敌军20万急拥而至，蜀兵8万除去换兵一半只剩下4万，何以抵敌，而这时孔明仍坚持“以信为本”，坚持换军，这是何故？杨仪要求暂不换军，是老实算计，孔明坚持换军，是另有玄机。因他懂得，既到期换军，且已传令放行，而军士思家，归心似箭，如强行留住，必无心应战，战则必败，不如催其回家，使其知我守信，感我施恩于彼，必不肯即回，愿意死战。孔明研究军士的心理学可谓到家！孔明的御人术，确是高人一等。
请将不如激将
孔明用黄忠就靠一“激”字，他认为这位老将如不激他，如奉命出战也难成功。黄忠有勇有谋，年虽老却不服老，处处逞强好胜。孔明就抓着他这个特点激之，越激越奋勇向前，争取打胜仗，以证明其宝刀不老。孔明两用黄忠，两次激之，才使“老黄忠计夺天荡山”（第七十回），“逸待劳勇斩夏侯渊”（第七十一回），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魏国名将张郃攻葭萌关甚急，孔明想用黄忠去迎敌，偏说除非去阆中取张飞，别人非放手，黄忠坚决请缨出马，孔明问他，要去用谁为副将，说老的不行，他偏要老将严颜。不管别人笑他俩年老，两老暗下决心建奇功，以服众心。两老经过密谋策划，先后采用“两路夹攻”和“骄兵之计”，打败了张郃，夺取了天荡山。这时，刘备要派黄忠去取定军山，孔明又激之说，要取关公来，方可敌之。黄忠坚持非去不可，孔明乃派法正为助，终于斩了夏侯渊。
水不激不起波，人不激不成材。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不正是靠一“激”
字才做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吗！不过，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毫无激情的人，激之也难引起反应。因为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黄忠如服老，孔明则无从激之，因其不服老，孔明激之才奏奇效。故孔朋不是每将皆激，而是因人而激。孔明的激将法，也是其御人妙术之一。
3.诡诈高深：曹操的御人术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里评价曹操时指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这句话，确实点明了曹操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智”也含着诡诈之意，而曹操为人诡诈，确是天下无双。他之所以能“揽人才而欺天下”。正是靠“诡诈”二字，本来哭笑怒骂是人的感情的泄露，但曹操的哭笑怒骂却另有妙用，他的一哭一笑一怒一骂都是御人的绝招。有时他也讲义气，表现得宽宏大量，但也与众不同，另具御人妙法。
曹操御人术确是独有一格。
宜哭而笑，宜笑而哭
第五十七回写曹操赤壁之战被打败后，在逃亡途中的“三笑一哭”，把他的诡诈的个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当他逃到鸟林之西时，看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问其故，他说是“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冲天而起，赵云领军斜刺里杀出，众将死战，操才逃脱。
逃至南彝陵大路，人饥马困，行走不上，操令暂歇，他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众问其故。操说：“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正说间，猛张飞一军杀至，操一见早拨马溜了，众将死战得脱，但多已受伤，狼狈不堪，且天寒地冻，道路泥泞，走到华容道时，已所剩无几。而曹操却在马上扬鞭大笑，众问其故，操说：“人皆言周瑜、诸葛亮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此处埋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若非关云长感其昔日相待之恩，曹操这次必脑袋搬家了。这次逃走，曹操的处境是很凄惨的，这是他该放声痛哭之时，为什么每次在厄境时候他偏偏纵声大笑呢？其实，这“三笑”都是强颜欢笑，用意在于灭敌人的威风，壮自己的志气。他笑敌手无能以显己之高明，是为将士壮胆，鼓起他们的勇气以逃脱难关。可是，曹操逃脱虎口，被曹仁接入南郡置酒与之洗尘时，他反而仰天大恸。对这种反常的举动，众谋士莫明其妙，便问其故。操伤心他说：“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捶胸大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众谋士皆默然自惭。对曹操之哭，毛宗岗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妙用：“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纸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宜哭而笑，宜笑而哭，只有奸雄才能这样笑得出、哭得出，奸雄之奸奸在此。而他的哭笑并非常人之哭笑，都是他御人的妙术。
先施以威后结以恩
第十九回有一段关于曹操收降张辽的故事：“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说：‘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
“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 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操大怒曰： ‘败将安敢辱我！’拔剑 在手，亲自来杀张辽。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这时，玄德攀住操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 ‘此等赤心人，正当重用。’云长曰：‘某素知文远 忠义，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 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从这一则故事里，我们看到曹操在一霎那之间变换了两副面孔：满脸杀气和满脸笑容。这确是“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势，奸不可及。” （毛宗岗的夹批）。
其实，曹操的“怒和爱”，只不过是古代御人术“恩威并济”的翻版，即先施以威后结以恩。这种御人术后来也被张飞学到了。张飞生擒严颜，要严颜投降，严叱说：“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大怒，喝左右斩来。
严颜喝说：“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为其英雄气概所感动，乃亲释其缚，低头下拜请谅，严感其恩义，乃降。张飞释严颜和曹操释张辽，确是一个模样，是否张飞也向曹操学来，不得而知。而曹操释张辽，张飞释严颜，是因张辽、严颜都忠勇，这种人值得用。曹操能释张辽，因曹操是奸雄；张飞能释严颜，因张飞是英雄。奸雄和英雄虽有差别，但其性格有共同之处：喜不怕死的硬汉子，厌贪生畏死之人。如吕布被曹操所擒时，既向曹操求饶，又求刘备代说情，尽管吕布百般哀求，曹操还是把他宰了。而曹操释张辽，正是被其英雄气概所折服之故。曹操能用张辽，说明其慧眼识人，张辽也因曹操的提拔才能成为魏国名将。
“焚书信”的气度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条规律，而要做到“知彼知己”，就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故魏、蜀、吴三国都千方百计在敌国安置奸细。魏、蜀两国都曾互使反间计，这些反间计之所以取得成功，都是通过奸细来进行的。因此，彼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公开的秘密。
“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故发现和清除奸细，各国统帅都十分重视。 不过，对于处理奸细问题，却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掉以轻心，易造成失误，冤枉好人，纵了坏人，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敌人的势力。
对于处理奸细，曹操是有独特的处理方法的。他破袁绍后，缴获了自己部属与袁绍私通的大批书信，有人劝他对这些人严加处理，他不同意说：“当时袁绍势大，孤也不能自保，何况他人哉。”便命令把这一大批书信焚了。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曹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以免造成失误。曹操既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懂得如何对待他们。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他现在不处理，以后可慢慢处理。且这些人与敌人私通，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都加以镇压，将扩大株连，造成内部混乱。二、不削弱自己力量。当时，天下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曹操示以宽容，将使这些与敌人私通的人感恩戴德，有可能愧悔前非。如果把曹操和袁绍两人处理奸细问题加以比较，更觉曹操这种御人术很高明。许攸因截获曹操催粮书信，知其粮已尽，建议分兵袭许昌，两路击之。这是上策，若绍从之，可获全胜。
适审配来书，密告许攸在冀州时纵子侄贪污，袁绍大怒，并主观猜测，说许攸“与曹操有旧，想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便把他驱逐。
把主观猜疑当作事实。给许攸扣上“奸细”的帽子，许攸确是冤哉枉也。古往今来，出现的冤案，不正是由主观乱猜造成的么！而袁绍既把许攸当“奸细”又不处理，反把他驱逐，这实是迫他往投曹操。由于许攸为曹操策划烧粮事，促成袁军大败。袁绍如此轻率处理“奸细”，不仅冤枉了好人，自己也倒了大霉。曹操的“焚书信”与之相比，确是明智得多！
严守军纪：“割发代首”
“割发代首”的故事是这样的：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出征张绣途中，见一路麦已熟，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割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说：“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即掣所佩剑欲自刎。众急救住。据郭嘉所说《春秋》有“法不加至尊”之议，曹操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他说：“割发权代割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说：“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
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没有错。不过，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试问：曹操真的因犯自制之法而自刎了，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割据的群雄，大多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掠民以自肥，有谁因此而自责过，而曹操能“割发代首”，这是难能可贵的。它说明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以统一天下，不仅到处搜罗人才为己用，也极力争取民心的归附。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之理，故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而那四世三公出身的袁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军纪不明，到处掠夺人民。他派张勋率领征徐州的七路之兵，却于路劫掠将来，故陈登把袁术的七路大军视如“七堆腐草”是有根据的，这“七堆腐草”不堪吕布、刘备联军一击便土崩瓦解了。曹操与袁术两相比较， 谁善用兵不是一目了然吗？袁术既不能治将治兵，又掠民，他被打败是必然之事；曹操能治将治兵又爱民，他出征多胜也是必然之事。曹操驾驭兵将之术，确有其过人之处。
封爵赠金
曹操能搜罗人才并使之为己效命，是因他有两个“法宝”，一是封爵，二是赠金。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愿为其主效命的无非为了名和利。而曹操的封爵赠金恰好满足他们的欲望，故曹操一祭起这两个“法宝”，无人不乐意归其麾下。当然，“封爵赠金”御人之术，并非曹操独创，那位亭长出身的汉高祖刘邦，早在他与项羽争天下时便懂得个中奥妙了。陈平爱金，他尽量满足他；韩信想当齐王，就给他刻齐王印。故这一文一武都乐意为他效命。
他的敌手项羽就不懂得这一套，这位西楚霸王为人有点吝惜，舍不得给人封爵，下属不愿为他出力，这也许是原因之一。曹操是个饱学之士，对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是熟悉的，他不仅善于吸取，且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他对“封爵赠金”运用之妙，远远胜过前人。如他对关羽的笼络收买，便充分表现了他这方面的才能。
曹操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使之来投后，待之甚厚：赠美女十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斩颜良立功后，封为汉寿亭侯，可说是极尽其拉拢之能事。可是，关羽知其兄刘备所在后，立即封金挂印，留书辞别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于是过五关斩六将而去。
为何曹操的“封爵赠金”的两个“法宝”不灵了。这是因为“桃园结义”
之“义”令关羽“难忘”，曹操原以为他的两个“法宝”所向无敌，万万想不到被“义”气破了。不过，他的两个法宝并没有完全失灵：先是关羽感其厚待，愿为之报效，斩了颜良、文丑，后来又实践了他的“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诺言，在华容道上甘犯军令状，拼死放走了曹操。
4.关怀备至：孙权的御人术
孙权的御人术也有其过人之处，即能关心人，团结人。这虽不新奇，却是御人的根本法。孙权有时也耍诡计，用以御人，但不高明，故易被人识破，弄巧反拙，如“赔了妹妹又折了兵”是也。
视将士如己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吴起善用兵，是因得将士之心，士卒生毒疮，他用口为之吸脓血，故被“将军自吮其疽”的父子俩，都甘心为之战死。这则故事，被后人传诵，列为用兵要术。孙权深懂得这一用兵之法，故对将士很为关心，视如”骨肉”，将士也因之以死报效。周泰舍身卫护他，他对周泰的亲切抚慰，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濡须之战，孙权被曹军围困，势甚危急。周泰得知，挺身杀入，寻见孙权。周泰在前，孙权在后，奋力冲突。突围后，不见权，泰复翻身杀入围中，又寻见孙权。周泰冒着敌人弓弩，左右遮护孙权，身被枪数十，箭透重铠，救得孙权。如无周泰拼死相救，孙权必死无疑。孙权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相慰。席上，权亲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说：“卿两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重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视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如此抚慰周泰，实是树立榜样，使诸将效法，为其效忠。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如对吕蒙的病亲自监护，对朱然的病送医送药，这都使将士深为感动。故终孙权之世，吴国上下，休戚与共，使东吴安如磐石。
善待将士，是御兵的要术，这并非每人都晓得。张飞便是个不善待将士的猛将，他醉后常鞭将士，致造成严重后果：因醉疼打曹豹，丢了徐州；为急兄仇，醉后鞭打末将范疆、张达，被割了脑袋。
张飞不善待将士，不得善终；孙权善侍将士，乃成大业。故御兵要御之得法，切不可等闲视之。
不计前嫌，化敌为友
为天下不念旧恶，曹操有此宏量，孙权也有此胸怀。曹操“矫情任算”，他虽信任张绣，张绣却没有死心追随；孙权不咎甘宁既往，且能化敌为友，使甘宁与凌统从死敌结成死党，同心协力事权，至今仍传为佳话。何以曹操不能使张绣死心相随，而孙权能使甘宁等效忠于己？因曹操待人多从权略出发。因而未尽得人心；而孙权待人以诚，故人心向往之故。孙权与曹操御人相比，仅此而论，孙权胜于曹操。
孙权与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乘胜追击，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中，黄祖乃得脱。后甘宁归降，孙权不念旧恶，厚待之，孙权听甘宁之策，取江夏，擒黄祖，便设宴庆功。席间，凌操之子凌统拔剑而起，直取甘宁，权连忙制止，谓统说：“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我面。”凌统叩头大哭说：
“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权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为暂 分开二人，以免寻仇报复，孙权乃派甘宁去守夏口，又加凌统为承烈将军，统只得含恨而止。由于甘宁感孙权之恩并得其教诲，也想设法解怨。在濡须之战中，凌统坐下马被暗箭射中，那马直立起来，把凌统掀翻在地。敌将持枪来刺。这时，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射倒了敌将，凌统才免难。凌统得救回寨，孙权对他说：“放箭救你的，甘宁也。”凌统乃顿首拜，对宁说：“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再不为恶。甘宁、凌统协力效忠孙权，屡建奇功。
历史证明：一个集团，或一个国家，内部团结，力量就强大，内部分裂，力量就削弱。袁绍虽据有四州之广，兵多粮足，将勇士智，因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终于自取灭亡。孙权不仅能团结人，且能为部属释仇解怨，化敌为友，因而人心齐，力量大。他能鼎足江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借婚姻以制人
孙权与人较量，输的最惨的是：他以妹为香饵，引诱刘备入吴以索还荆州，讵料竟弄假成真；又想以妹控制刘备，那知妹心外向，与刘备出奔，结果是“赔了妹妹又折兵”。这使孙权气得发昏，这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这段故事，在《三国演义》的五十四、五十五两回里，被描写得很有趣。
但历史事实却不全如此，孙权嫁妹妹给刘备是出于自愿。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显然，进妹是为“固好”，即企图通过妹妹来巩固盟好，共同抵抗曹操，同时又可使妹妹从中控制刘备。刘备也发觉了，故对孙尚香也提高警惕。在三国斗争中，一切服从于政治，婚姻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孙权与刘备联婚，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刘备也绝不会因与孙权联婚而放弃其政治要求。当彼此发生严重的政治矛盾时，婚姻也就告吹。想用婚姻来控制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三国时代，为政治目的而联婚之风盛行，但有哪个达到其政治目的？如孙策平定江东后，曹操认为“狮儿难与争锋也。”为结好孙策，便使弟女许配孙策的小弟孙匡。而孙策并不因之与曹操永归于好，当曹、袁在官渡相拒时，他就暗中策划袭许都，迎汉帝，会因被刺客所杀才罢了。在古代，婚姻也未见“固好”，而是每为敌国。春秋时，辰瀛嫁于晋，而秦却代晋；穆姬嫁于秦，而晋却绝秦。
《三国演义》描述孙权想用婚姻以控制刘备而达不到目的之事，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却揭示了婚姻服从政治的真相。
四、鉴诫
三国时代，人才济济，得力于贤士的辗转相荐：能荐人必知人，知人始能用人。用人得当，犹如下棋时摆对了棋子，那么，这盘棋下起来也就轻松愉快，且笃定地坐收胜利的果实。而用人不当呢？它的恶果足令人性命不保，江山尽失！三国用人，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历史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用人成功之法及洞悉用人之错，足以作为今日用人鉴诫。
1.得失一念之间：经验教训
能否用人，是事业成功、失败的关键，三国用人的经验教训，迄今仍不失去其现实意义。
礼贤下士始得士
《说苑?尊贤篇》有一段关于求贤的生动的对话：“赵简子游河而叹曰：
‘安得贤士而处焉？’舟人古乘对曰：‘珠玉无足而能来者，人好之也；今 士有足而不来，此是吾君不好之耳。’”这位赵简子不去求贤，却躲在游船上悠哉悠哉地表示思贤心切。船工古乘一句话便揭穿了他“不好贤”的底。
言下之意是说，只有好贤，贤士才来。但是，不能说好贤便得贤，这位古乘也把求贤看得太容易了。
要求得贤士，必须去屈膝求之，真正做到礼贤下士，使对方感到你把他当知己看，才心甘情愿为你效命，“大为知己者死”，这是封建社会士人的共同点。孔明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因刘备“三顾草庐”。
刘备求贤，不是下令去召之，像张飞所说的“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而是亲往拜访。一访不遇，二次往访。二访时，正值隆冬，那天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这么天寒地冻，刘备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冒严寒往访，“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二访不遇，又三次往访。
三访前，刘备令卜者揲蓍，选择吉期，斋戒二日，薰沐更衣，才往卧龙岗谒孔明。选择吉日，可见这位皇叔太迷信，但也可见其求贤心切，担心这天不是吉日，又见不到孔明；斋戒、薰沐则说明他对孔明的无限尊敬。也许这一天巧碰着好日子，加上刘备求贤的诚心感动了孔明，这次孔明是在家了。可是，这位卧龙却昼寝未醒，是否有意怠慢刘备，以试刘备是否诚意，不得而知。刘备徐步入内，看见孔明仰卧，睡得正香，便拱立阶下，关、张等了好久不耐烦了，而刘备仍耐心等候。望堂上时，见孔明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童子欲报，刘备说：“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这位卧龙才不再卧.口吟其“大梦谁先觉”之诗，多么悠哉悠哉。刘备这么礼贤下士，怎不使孔明感动为之效命呢？！刘备对孔明的旷世礼遇，孔明是永志不忘的。
二十一年后，孔明上表要求北伐时还谈及此事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
他病逝五丈原前三年，在《后出师 表》里立下誓言：“臣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刘备“三顾草庐”时，他是寄托于刘表，无立锥之地，处境是很艰难，前途是未卜的。当时，中国强者北有曹操，南有孙权，孔明有些好友已北投曹操。孔明却不与行，孔明的大哥诸葛瑾仕吴甚得孙权宠信，他若依吴大可通过其兄引进。而孔明为什么不东依孙权或北投曹操呢？因为在天下大乱之际，不唯君择 臣，臣也择君，因用错了人，将会给事业招来损失，甚至失 败；而臣择错了君，将无所作为，甚至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所以，孔明虽有建功立业思想，却不愿贸然出山，而是隐居隆中，“聊寄傲于琴瑟兮，以待其时。”他之所以归刘备，一是因刘备是个被荆州人士敬佩的英雄，一是感孔明的诚心求贤。如果以两者相比，最能感动孔明的还是后者，正如孔明自己说的，他之所以“许先帝以驰驱”，是因感刘备的”殊遇之恩”。王安石《诸葛武侯》一诗也指出：“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这就是 说，以弱小的蜀国能与魏、吴两国抗衡，鼎足三分，是因刘 备虚心得孔明 的辅佐之故。
能团结人才能成大事
团结就是力量。一国或一军，当上下一心，攥成一个拳头时，其力量就大，敌人无懈可击；反之，则软弱无力，被人分解，以至被打败。而能否使上下一心，关键在于用人者是否善于团结人。刘备是个善于团结人的明主，故荆州豪杰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此为骨干力量，西取巴蜀，据有成都后又能团结益州、东州人士，把荆州和益州、东州三股势力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曹操得陇不敢望蜀，孙权也把蜀国视为盟友以抗拒曹操。刘备未入蜀前，刘璋统治下的西川，人心涣散，矛盾重重。先是刘焉治蜀时，南阳、三辅人陆续西移，流入益州的有数万家，其中青壮年多参加川军，称为东州兵。东州兵恃势欺凌益州人，益州人深恨之。益州人赵韪素得人心，他暗中与益州豪绅密谋，举兵叛乱。东州兵因害怕益州派获胜被报复，乃同心协力助刘璋，与叛军作殊死战，终于镇压叛乱。但益州人并未心服，与东州人有如水火。
东州诸将则恃功骄恣，不听调遣，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对此也无可奈何。刘璋与张鲁有仇，张鲁欲兴兵报仇，以西蜀兵力本可敌之，但由于人心不齐，刘璋只得听从张松之言，请刘备入蜀支援以拒张鲁。刘备入川后，先是结民心，机会一到，立即夺取西蜀。他领益州牧后，对荆州和益州。东州人士，都不分彼此，即使与已为敌的，或有宿怨的，也量才录用。 黄权是益州人， 曾忠于刘璋，是坚决反对请刘备入蜀的，刘璋要 往涪城会刘备，他口衔衣 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 落了两个门牙。刘备不因此而怪他， 反嘉其忠，任为右将军。刘巴是荆襄人士，他在荆州时不愿为刘备所用，北投曹操，后归刘璋，刘备也不咎既往，任为左将军。费祎是刘璋的亲戚，吴懿、费观是刘璋的姻亲，都得到擢用。由于刘备能团结三州人士，尽其器用，故他们都效忠刘备，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蜀国的股肱大臣，除了来自荆襄的孔明、蒋琬，以及关、张、赵、黄、马等五虎将 外，还有李严、费祎等。刘备临危时，任命李严为顾命大臣，费祎则是继蒋琬之后成为蜀国丞相。他们对开拓蜀国和保卫蜀国起了重大的作用。
用人要在才不在老少
刘备是个善于知人、用人的明主，但由于他后期事业发展较顺利，特别是他登上皇位之后，骄傲自满情绪增长，越来越看不起别人，不是嫌老便是轻少，如言老黄忠无用，蔑视陆逊为“黄口孺子”，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正因其把年幼多才的陆逊不放在眼里，麻痹轻敌，招致彝陵之战全军覆没。毛宗岗对刘备嫌老轻少提出了批评；他说，“爱老而不爱少者，不可以用才；爱少而不爱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黄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破浪之宗悫，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阚泽之荐陆逊，非以其少而荐之也，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白发之充国，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总之，人而才，则老亦可，少亦可；人而无才，则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当论其才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第八十三回回评）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用人准则。三国时无数事实都证明毛宗岗的论点是正确的。《三国演义》描绘的杰出将相，大多在青年时已显露超人的才智，或已建立惊天动地的勋业。孔明初出草庐时只不过二十九岁，便提出“隆中策”，预知 天下三分，促成刘备称帝西蜀。周瑜三 十三岁挂帅，在赤壁之战 中，“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 烟灭。”青年将领陆逊两次用计，使关羽授首、刘备丧胆。姜维二十七岁已表现超人的将才，为孔明所赏识。但论资排辈的人总是轻视少年英才，如关羽、张飞自恃和刘备一起打江山、资格老，也曾看不起年青的军师孔明，经孔明小试锋芒，博望用兵，火烧新野，关、张两人不得不口服心服。徐盛、丁奉也因自恃是东吴老将，开始不服陆逊挂帅，后终于在事实面前认输。有些人则与此相反，总是看不起老将，曹操的“妙才”夏侯渊就因此被老黄忠所斩。
用老嫌少，或用少轻老的一刀切用人法，不仅三国时有，且古已有之。
东汉颜驷就是因这一刀切的用人法经历三世而郁郁不得志。汉武帝动员诸郎上阵抗击匈奴，自发老翁颜驷以年老不能上阵为辞。武帝见他偌大年纪还当个小郎官，惊问其故？颜驷无限感慨他说：他已经历了三朝，但“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年少，陛下好年青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当然，造成颜驷的三世不遇的悲剧也有其客观原因。文帝时天下太平，需修内政，故重用文人，好武的颜驷也就没有机会去驰骋沙场，以建立功勋；景帝时爆发七王之乱，需要有威望的老臣去镇压，以安邦定国，年少的颜驷也就沾不上边：武帝时老臣大都亡故，需大力提拔年青力量，年已老的颜驷也就得不到重视。但是，造成景帝重老轻少、武帝重少轻老的主观原因，是因景、武两帝存在用人一刀切的片面观点。其实，老年之才经过千锤百炼，经验丰富，但观点较固定，易陷于保守；少年之才，敢作敢为，喜于创新，但不够稳重，易陷于轻浮。这仅是一般而言，也有的老年之才思想仍敏锐活跃，也有的少年之才年少老成的。对于老、少之才，如能多取其所长以互补其所短，则能充分利用和发挥人才的作用。
可是，历代统治者不尽懂此理，不是重老轻少，便是重少轻老，这已成为古今的通病。它不知造成多少失误，不知埋没和浪费了多少人才！因此，重温毛宗岗的“用人在才不在老少”的论点是很有教益的。
勿以貌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