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大成始能成大家，善于向别人学习的人才能“青出于蓝胜于蓝”，日本人就善于向外国人学习，融会贯通中西智谋用于商战，故能在世界市场上昂首阔步，纵横驰骋。有鉴于此。我们以三国智谋总结现代商战的经验教训，希翼对新参加商战的中国人有所启发，有所提示。
一、固本
树木的根札得深才牢固，才经得起台风的袭击而岿然不动。东汉末年，逐鹿中原的有十八路诸侯，后大多被消灭，只有三国鼎立，其共同的原因是：
善于固本。今天从事商战的，借鉴三国的固本经验将大有裨益。试从下列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1.要深根固本：取胜的基础
三国能鼎立近半个世纪之久，正因其本固。曹操起事之初，仅有兖州一地，他纳荀或“深根固本”之策，先巩固兖州，以之为根据地，招贤纳士，训练兵马，伺机逐个消灭敌对势力，乃能称雄北方。刘备纳诸葛亮的“隆中策”，取益州为根据地，才能与曹、吴抗衡。孙权也先安内才能攘外，使东吴国固民安。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般来说，凡能“深根固本”的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往往彼敌一击便一败涂地。东西汉之兴，其关键是能“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因“高租保关中，光武据河内”，故能“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虽然屡败，因后劲仍足，可以东山再起，把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朋太祖朱元璋以此为法，先“深根固本”，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平了南方，站稳脚跟后始挥师北上，以破竹之势攻入北京，开创了明王朝。
可是，唐黄巢、明李自成等，虽拥众百万，先后打败了庙、明王朝，因不“深根固本”，即没有建设牢固的根据地，当敌人一联合外来势力进行反攻，一道大败便翻不了身。足见“深根固本”确是争天下的良策。
需要探讨的是，这里所说的“本”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才能“固本”？
这从蜀、吴两国前后期的不同形势中可以找到答案。在前期，即刘备、孔明先后治理蜀国和孙权统治东吴期间，因他们都是杰出的统治者，善于用人、团结人，因而能聚集济济人才，为之效力献智，制订的政策能正确反映客观形势，符合人民的愿望，人心归之，加上蜀国山川险阻，有不少关隘是“一夫把关，万夫莫敌”，以及吴国有长江天堑，故蜀、吴两国成为攻不破的堡垒。而在后期，山、水险阻依旧，但蜀国当政的是庸主刘禅，吴国是暴君孙皓，都亲小人远贤人，有人才而不能用，因而人心离散，山高水险而无人为之把守，天堑变成了通途，敌人一跨而过。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这里所说的“本”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人才、人心和根据地。根据地虽是“本”的 重要内涵之一，但非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心向往，而人心向往在于有杰出的人才群体，即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刘备、孔明和孙权因其本人就是英才，故能将各种各样的人才组织起来形成杰出的人才群体，治军治国有一套正确的方略，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使蜀、吴两国前期固若金汤。
常言道：“得人心者得天下”，而得人心必先得人才，得人才才能得人心，说“得人才者得天下”也行，因此，可以说人才是“本”中之本。要固本，人才最重要。
争天下需要先“固本”，人际之间的其他竞争也同样需要先“固本”，因为竞争就要决胜负，要压倒对方才能取胜，而在激烈的竞争下，本不固被人一推便倒。当今之商战也如此。商战之“本”由人才、科技、管理、教育四个方面组成，要固本就必须从这四个方面着手：要有一流的主管、科技、管理人才，不然就不能形成杰出的人才群体，就难于在世界市场取得商战的胜利。因为没有一流的主管人才，就不能做出高明的决策，正确地指挥商战；没有一流的科技人才，就制造不出比别人更物美价廉的尖端产品，以压倒竞争对手；没有一流的管理人才，就不能更好地进行管理、推销产品，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能否培养如此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一流人才就决定于教育如何，而搞好教育也需要教育人才，没有一流的教育人才就不可能培养出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一流人才。显然，商战的“本”中之本也是人才，人才是决定一切的。下面，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人才是关键
商战，表面上是商品竟美，实质是智慧的较量，从制造产品到经营以至占领市场，无不是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主管、科技、管理人才运用其才智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说商战是人才之战。
虽然在参加商战的人才群体中的各种人才都不能缺少，各有各的作用，但商战的胜败往往决定于主管人的决策正确与否。他跟统兵作战的统帅有相似之处，孔明、曹操和周瑜等能多胜，是因其多谋善断，及时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参加商战的主管人也必须有这种本领，才能取得胜利。不少商战的成功或失败的案例，都说明主管人在商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即使是同是一个企业，同是一样产品，由无能的主管人经营，濒临破产，换了高明的主管人，就使滞销变畅销，生意兴隆。美国创业家金姆使濒临破产的雷明顿公司起死回生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购买雷明顿公司前，金姆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发现这家公司生产的电动剃须刀是当时所有同类产品中最棒的，它销路不好是管理人员不善经营，不晓得怎样去卖剃须刀，因而虽有最棒的剃须刀，却竞争不过其他公司制造的并非一流的剃须刀，让他们垄断了剃须刀市场。
于是，即使这家公司亏了3000万美元，他也下决心举债用2500万美元将之买下来。在对雷明顿公司过去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整顿，以建立全体员工的信心的同时，想方设法降低电动剃须刀的价格：霄明顿公司原先的主管，认为在有限的剃须刀市场中，唯有提高价格，才能使销售金额提到最高水准。
金姆认为这种行销思想是错误的，他便停掉售价34.95美元的剃须刀，推出一种配件较少，售价只有19.95美元，十分经济又好用的三头剃须刀。这种新产品一试销，立即在剃须刀市场造成轰动。之后，他扩大在世界各地的行销渠道，并自己上电视，做广告，现身说法，大卖剃须刀，使雷明顿三头剃须刀声誉传遍全球，使雷明顿公司财源大进。金姆使雷明顿起死回生的办法不过是：制造物美价廉的新产品，组建一个奋斗不懈的团体，进行良好的行销及广告活动。而金姆胆大心细的作风却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金姆如此大胆敢于买下负债达3000万美元且濒临破产的雷明顿公司，是建立在他对该公司情况全盘了解的基础上，特别是他发现它的电动剃须刀是当时最棒的，他认为经过改进产品和行销，发展前途是无量的；但是如果金姆是个谨小慎微的胆小人，是不敢冒这么大的险的。
日本人能在商战中不断取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也是因日本有众多的企业奇才。本田宗一郎是以制造最快的摩托车著名的。1953年，他参观英国TT摩托车比赛，看见参赛的英制250CC摩托车，马力有35匹，而那时本田会社制造的250CC摩托车，只有13匹马力，相比之下，速度是大大落后了。当时，他既感到震惊又因落后而引以为耻，一回到日本，立即创设和亲自领导一个研究部，研制比英国还快的摩托车，经过不断的努力，他成功了。
本田会社制造的摩托车通过参赛获得一次又一次冠军，因而声誉大振，销路大畅，不到十年时间，本田会社就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工厂。
爱国、敢想、实干，这便是本田一郎的个性，一发现所制造的摩托车速度落后于英国人，就激起了他的狂热的爱国心和创造愿望，于是以不顾一切的勇气去干，终于达到了目的。当时，日本制造的摩托车和英国的速度差距如此之大，本田宗一郎没有不顾一切的勇气是不敢向英国挑战的。日本的其他企业巨子，如石板泰三、仓田主税、稻山嘉宽、鹿岛守之助、松田垣次、石田退三、盛田昭夫、松下幸之助等，也因都有爱国、敢想、实干的精神，敢于向全世界制造业、造船业、钢铁业、汽车业、电器业、建筑业、渔业等发起挑战，由于日本人既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又有创造性的科学头脑，他们胜利了。
有不少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华裔企业家则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勇气，赤手空拳在各国闯世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至富甲天下，国际伙伴电脑公司总经理王嘉廉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家。他主持的电脑公司在个人电脑的销售量上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每年营业额超过10亿美元。 70年代初，王嘉廉已预料到电脑软件市场具有无比潜力，他向所在的美国电脑服务社的老板建议和瑞士一家电脑公司合作，在美国成立分公司，推出自己设计的软件，遭到老板拒绝，于是他便离开该社，自己出面和这家瑞士公司合资经营，推出的CA——SORT软件大受欢迎，销路极佳。后来，他将1976到1980年所获的利润买下全部股权，独自经营。1985年，他用2500万美元买下CGA公司，这是因他看中了该公司生产一种名叫“最高机密”的电脑安全程式，别的电脑公司都讥笑他出价太高了，但仅一年内光是出售“最高机密”程式，就赚了3600万美元。王嘉廉就是这样凭着自己的超人的商业才能，不断买进及开发新产品，并建立一套高效率的软件产品销售服务网，使“电脑伙伴”迅速成长，创造了庞大的企业王国和惊人的财富，新加坡志正企业集团的创始人，被称为“大老板的老板”的谢杰立，就是以大胆收购破产企业发家的。 MPH公司是一家老字号的大出版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到 70年代已濒临破产，1972年，独具慧眼的谢杰立收购了这家公司，在他苦心经营下，不多久这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奇迹般地起死回生，现已成为一家很有名望的大企业。之后，他继续收购濒临倒闭的企业，如在购买MPH公司那年的一周之内又收购了三家，经营一段时间后便转亏为盈。
谢杰立就是这样善于经营，勇于开拓，仅三十几年的时间，业务范围从医药、杂品逐步扩展到出版业、旋游业，酒店业、娱乐业、房产业、建筑业、制造业和伐木锯木业等，成为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集团。
科技是主力
当代商战，虽然以市场为战场，实是在科技领域里进行，商战的胜负决定于科技力量如何，科技已成为商战的主力，世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使经济结构日益趋向软件化、信息化和高水平化，产品成份的构成与过去大异。世界知名的管理学专家彼得?德鲁克在其新著《新现实》中指出：“在工业生产中，原材料与劳力所占的比重日益降低。20年代代表性工业产品汽车的生产成本中， 60％来自材料与能源，但80年代的代表性工业产品半导体晶片的生产成本，原料与能源只占 2％，而信息业则几乎不包括任何材料与传统的能源成份，完全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这说明科技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能否在高科技领域里取胜，将决定一国的兴衰。因此，不论是较早以“科技立国”的欧美国家，或后来提出以“科技立国”的新兴国家，都在拼尽全力发展高科技，在高科技领域里你追我赶，竞争日益复杂激烈，为了在高科技领域同美日决一胜负，欧洲各国政府为此投入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联合搞共同研究。美国也与欧洲共同体建立一些高科技的联盟以对付日本的挑战。最近日本三菱公司与西德奔驰公司加强合作，其矛头则是对准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高科技领域上的竞争已不择手段了，其激烈程度已达到了白热化。
目前，各国和地区不论是科研或竞争，其共同的目标都是瞄准市场。世界各国科研经费主要用于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基础研究的经费占的比例最少，在80年代，发达国家如美国用于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经费占科研经费总数的87.5％，基础研究只占12.5％，日本用于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经费占科研经费总数的85.9％，基础研究只占14.1％。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呈现出同样的趋势。1984年，新加坡用于实验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占科研经费总额的96.6％，南朝鲜1981年用于实验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占科研经费总额的76％。世界各国重视实验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是为了开发新产品以争夺市场。事实确是如此， 1988年8月，英国成立的“科研开发应用中心”其任务就是分析市场机会，确立研究课题，促进研究开发，加速成果转化，解决科研成果的市场问题。南朝鲜的高科技发展计划把市场前景好、效益高的微电子和精细化工的研究开发作为优先的方向。由于国际局势的缓和，一些国家的军备竞赛继缕在高科技领域里进行的同时，也将其一部份成果向商品化转移。如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技术成果已开始向民用工业推广， 1987年10月公布它的技术数据库咨询系统，有限度地开放了200多项技术，提供有偿服务。目前美国许多企业界正把“星球大战”计划视为它们的未来，不惜工本为“星球大战”计划的研究项目试验大量投资，想利用其科研成果制造尖端产品以占领市场。各国之间在高科技领域里的竞争，其目的也在于市场。三菱、奔驰公司加强合作，也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航空和航天设备的技术，以打破美国对这一市场的垄断。欧洲共同体为了加强欧洲信息技术力量而耗尽35亿美元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和开发计划，其目的在于对付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数字设备公司和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产品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但其矛头也是针对日本， 1985年开始执行的尤里卡计划已成了在高技术方面同日本竞争的特殊工业政策。
现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都竭尽全力发展高科技、开发新产品以占领市场。联邦德国采取增加投资，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一系列措施，保证“拳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它决定首先加速机械、冶金、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的发展，这五个工业部门的产品出口额占联邦德国出口总额的71％左右。“四小龙”为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得稳以求发展，也十分重视发展高科技。台湾新竹科学园，1987年生产的高级电脑、电子材料、超导材料、精密仪器、集成电路等价值高达8亿5千万美元，其中70％产品外销。南朝鲜也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5轴用于对高科技的投资，计划到21世纪跃入世界10大科技国之行列。新加坡和香港也正在制订扩大高科技等投资的新计划，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要发展高科技没有高科技的人才不行，因此各国对科技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当人们认识到一国之兴衰将决定于高科技发展如何的时候，才为缺乏高科技人才而焦虑不安。即使是在高科技还占领先地位的美国，也将面临缺少科技人才的危机。全美科技促进协会主席亚特金森近日在该协会的年会上指出：从1995年至2010年的16年中，美国总共缺少15万多名博士学位的科技人才，“这对美国竞争能力将产生不利的影响”。他强调：美国各界应迅速采取实际行动，增加对培养科技人才的投资，因为这对美国在下一个世纪的“生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英国高级科技人才短缺更严重。不久前在伦敦举行的科学人才会议预言， 90年代英国将发生科学危机。例如在世界上亨有盛誉的英国皇家学会就有 250名会员在美国工作，到目前为止，英国航天界受聘到美国工作的就有数千名设计师和高级工程师。还有不少流入联邦德国、瑞典等国。为此，美、英等国正在采取措施补救人才之不足，美国近几年来加紧吸收“知识移民”；英国和其他参加共同体的成员国为防止人才外流，拟联合投资1.6亿欧洲货币单位筹建建大规模的共同体研究机构，吸收欧洲科技人员参加研究。争夺高科技人才已成为发达国家当务之急。
管理是基础
企业管理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组织、管理生产力和推销产品，二、协调、管理企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前者是管牧，后者是管人。就管物与管人两者论，管人是最重要的，因物的管理如何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人的管理如何。而要把管理工作做好，需要各种各样的管理人才，还需要主管人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企业管理是一门高深的艺术，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面论述，只是想说明管理在商战中的地位及人才对管理所起的作用。
管理是基础，管理不好在商战中将会失败。有不少创业者，瞄准市场的趋势，抛出适销的新产品，采取巧妙的行销手段，可以发迹于一时，但由于不善于进行管理，终被淘汰。例如曾经突然大发达的美国奥斯本计算公司，后来便是这样在市场消失的。该公司创建于1981年，仅仅在随后的18个月内，它迅速发展为拥有十亿美元财产的企业。但是， 1983年9月14日，该企业就依据《破产法》第十一章寻找保护。它何以大起大落如此之快？早在70年代初，电子计算机不管是小型或大型，售价都很贵，只有有钱的企业才买得起，奥斯本便请人设计了一种很好的超便携式的计算机，名为奥斯本 1号，它重量轻（只有24磅）、体积小 （能放在公文包里），售价只有1795美元，比其他商用计算机便宜数百美元，比苹果牌计算机便宜一半，因而大受顾客欢迎，成为当时的热门货， 1982年销售额高达 1亿美元。但以后随着业务的发展，却亏损日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奥斯本是一位创业者，不是管理专家，无论在金融方面，还是在商业管理方面，他都是外行，只知一味竭尽全力尽快扩大业务，由于根基不牢，难以建立起大企业所必需的组织和管理制度。结果，造成经营失控、产品积压、销售支出过大，正因管理制度不健全，对内外情况不了解，连自己公司已出现了巨大的亏损还蒙在鼓里，不能采取及时补救措施；另外对竞争者的冲击估计不足，没有及时采取新工艺制造新产品与之抗衡，当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迅速地生产出更物美价廉的产品投入微型计算机市场时，奥斯本 1号被淘汰了。奥斯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其失败是必然之事。柯维特连锁折扣商店也是因管理跟不上而走下坡路的。这个商店是美国人尤金?法考夫于1948年创办的，开始只是一家有一段楼梯的小型皮箱铺，由于他首先采取折扣推销办法，家电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削价10％～40％，公司发展极快， 60年代早期，公司平均每七个星期新开一家大商店， 10年之内销售额从5500万美元上升到7.5亿美元，当时被列入为美国六大商人之一。法考夫把持商店大权，如所有市场、营销政策和其他策略都控制在个人手里，商店经理及其他执行人员没有一点权力，商店规模还小的时候还能管理，发展到规模庞大时便控制失灵，指挥不了；也由于商店发展得快，来不及培训管理人员，也没有物色高级管理人员，使管理陷于混乱，以致销售、采购、发送及会计部门不能配合默契。恰在这时，超级市场崛起，以更低的价格、科学的管理与之竞争，柯维特劣势日显，在1964年，该公司亏损达1200万美元，法考夫被迫走出公司寻求援助，从此一蹶不振。柯维特这个开创折扣销售新时代的先驱，只不过剩下一个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名字罢了。
大凡取得成功的企业，都与善于管理有关。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董事长杰克?韦尔奇是管理的权威，他刚刚任该公司董事长时，公司机构臃肿庞大，调度不灵。韦尔奇认为官僚体制是一种罪恶，因为分散人们对于重要事务的注意力而降低生产率，无法与对手进行有力的竞争，于是进行整顿，裁减了十万名雇员，相当于公司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并与雇员们一起认真论证，取消了不必要的会议、报告、请示及其它繁琐程序。还经常深入下去，与雇员们面对面直接交谈以了解情况，一年接待上千人次。包括每一个被解雇或提拨为经理的人。韦尔奇强调：在世界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高效率对竞争十分重要，认为“迟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与做出一个错误决定结果一样。”
他还认为：所有的管理思想与作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掌握自己的命运。
欲在变化莫测的世界市场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有能力降低价格去占领世界市场。而生产率的增长的关键在于“解放”中层管理人员，更多地授权给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应有自己的发展战略，但这种战略不是一种固定的长期行动计划，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演进和延伸。韦尔奇的企业管理思想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对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百事可乐公司总裁卡尔欧威在管理上则着重于人才的开发，他把自己的工作时间的40％用于研究人的问题，每年花近两个月的时间亲自核评公司550名高层经理的实绩，总结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帮助其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并亲自与走板们和人事部门研讨高层经理的前途，培养、提拔或淘汰。他认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他大胆启用青年人，有才能的不论资历让他独负重任。为了培养公司管理人员，他常常向外部挖掘管理“名星”，借助于名星的带动来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水平。对于那些积极工作取得很大效益的经理给予高薪、重奖以及其它优厚的待遇，使他们感到百事人与众不同，增强自豪感。对此卡尔欧威指出：“这是人们对于尊严和地位在精神上的需要，我们是一流公司，拥有一流的人。”由于通用电器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领导人重视管理、善于管理，公司根基牢固，经得起任何竞争的冲击，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的第一流公司。
东方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管理虽向欧美学习，但有自己的特点，即都是建立在集团主义基础之上，而不像欧美那样建立在“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在这方面，日本具有代表性，它的管理体制是在集中管理下实行分权经营，这种体制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集团”的力量，保持集团内部的“协调”，要求每个成员都要参加企业经营，实现“自下而上”经营管理。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充分发挥集团内部所有成员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的个人目标与企业全体成员的目标融为一体，并经常向成员灌输这种“集团”意识。如松下公司规定它近9万名职工每天上班前都要朗读如下的信条：“只有通过公司每个成员的协力和合作才能实现进步和发展。因此，当我们每一个人在致力于不断改进公司的工作时，均应牢记这句话。”其目的在于树立“公司命运与全体职工命运共存亡”的观念。南朝鲜的一些企业也重视发挥全体职工参加管理的积极性，例如现代、三星、乐喜金星、大字和鲜京五大财团都设立“小小的建议箱”，根据职工建议的作用大小分级给奖金，以充分发挥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为了鼓励职工提建议，各财团都想尽了办法，如大字财团除设“建议箱”外，还设立”电话建议箱”，让职工把一闪念中出现的好主意通过电话立即提出来，以免遗忘和漏掉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建议。鲜京财团则别具一格：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如需单独经营，就提供资金让提建议的职工独立或合伙负责经营，其利润由个人或小集体同公司按适当比例分配。这样做既可发挥职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对于公司则利于管理庞大的职工队伍，大大节约劳务费和管理经费。发动职工提建议，大大改善和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现代财团仅其所属的汽车公司的职工，于1987年就提出8万多项建议，对公司的产量、质量，尤其对汽车出口发挥了很大作用。乐喜金星财团的职工近几年来平均每人一月提一项建议，其内容包括计划、采购、生产、销售、包装等各个方面，效果甚佳。特别是，各财团通过发动职工提建议可以发现和培养更多的人才。
不论是东方或西方，企业管理都着重于人的管理。而管理需要人才，有了人才，管理才管得好，脚跟才站得稳，在激烈的商战中，就不会轻易被人冲垮。
教育是源泉
以上论述说明，要在商战中取得胜利，取决于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人才何来？来自教育。只有搞好教育，培养出众多有智慧、有技术的人才，才能参加商战，促进国家经济的繁荣。智慧、技术如此重要，是由当今时代所决定的。美国著名作家乔治?吉尔德在其新著《微观世界：经济和技术方面的量子革命》一书中说：“工业革命依靠的是有组织的体力劳动、自然资源、能源和大规模的运输设施。”“今天，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和公司依靠的不是这些，而是他们所掌握的思想和技术。”显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不能只靠劳力谋生，要以劳心维生，生活才过得美好。未来的经济发展，关键不是依靠煤矿或钢铁，也不是资本。而是教育。在世界市场上商战日益激烈的今天，需要各种高科技开发各种尖端产品，经营手段也与高科技密切结合，如果教育培养不出与之适应的人才，是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占优势的，甚至可能败北。也就是说将使一国经济走向下坡路。历史证明，过去欧美工业国家发展靠教育，现在日本和“四小龙”的起飞也靠教育。由于教育培育了众多技术人才，当劳动密集型产品失去优势时，能立即转入生产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去占领市场，继续推动经济发展。教育不管是现在或将来，都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教育如何将决定国家命运如何。
可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都存在不少问题，如文盲人数在不断增加，不仅发展中国家在增加，发达国家也在增加，欧美各国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10～15％。而全世界成年文盲将近10亿。另是科技人才的培养普遍赶不上客观的需要。对此有不少国家已引起注意，而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却重视不够，或无动于衷，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教育危机是从70年代酿成，近20年来日见加深，因此，美国政府早在1983年就向全国人民发出警报：“国家危急！”并发动了全国性教育改革运动。美国总统布什认为：“教育是提高我们民族竞争力的关键，是增强我国人民精神的关键。”他上任伊始就宣称：要当一位”教育总统”。并增拨教育经费，1989～1990年度美国教育经费比上年度增加230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3530亿美元。这笔经费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比布什提出的3030亿美元的1990年度国防预算高出整整500亿美元，可见美国政府正在尽力扭转教育落后的状况。鉴于当代科技发展迅猛，法国政府为了使其国力能够应付未来世界的挑战，总统密特朗把教育作为他第二任期的头等优生问题来抓。新政府一组成就朱拨 10亿多法郎给教育部门。 1989年教育预算比1988年的1980亿法郎增加7.5％，总额达2130亿法郎，占国家12000亿法郎总预算的1/5，另追加预算60亿法郎。政府保证以后5年继续逐步增加，使教育改革得以实施。
不少国家和地区在抓好普通教育和大学的基础、专业教育，重视对科技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的同时，还竭尽心机培训高水平的经贸专才。联邦德国研究出一种培训职员的新方法：抽调未来的经理们到“教学公司”培训，他们于职员的工作，老师做企业家的工作。“教学公司”完全模仿公司活动的各个方面一从采购原料、进库到推销产品、人员管理，为了得到生产过程的完整概念，学生们接受教育的一年里，通常在每一科中都干一段时间。现在接受这种新方法训练的职工己有3.2万人。国际劳工组织对这种结合实习的培训新方法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职员接受这种方法培养所达到的技术熟练程度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台湾外贸协会于1987年成立的“贸易人才养成班”，聘请的教师都是顶尖专家，培训极其严格又密集。它远离尘世，使学员不受干扰，静心苦修。第一年是英语训练，实行封闭教学。第二年则安排从国际商法、市场行销、国际实务到企业经营等一连串兼顾理论与实务的经贸专业课程。在这二年里，学习是很紧张的，学员们都是“咬着牙熬过来的。”现己培训了第一期44名学员，成绩很优，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拥有一流的英语能力和经贸才能，因此，刚一“出炉”，便被求才若渴的企业界延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贸尖兵。
可见，培养一流人才需要一流的教师。但当今世界各国教师待遇都普遍地相对偏低，素质较高的人才不愿问津此业，因而越来越多的低劣人才加入教师队伍。现在发达国家如美、日、法、英、联邦德国等都采取提高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等办法，以稳定教师队伍和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师职业。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初，教师工资偏低，优秀教师纷纷流向企业，教育队伍出现危机。为此，日本政府于1974年颁布《确保教育人才法》《教师增薪三年计划》，使调整后的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比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高16％。由于教师工资高，近年来，在日本谋取教师职位的竞争相当激烈。报考者与招聘录取者的比例约为5：1。教师职业被称为”圣职”，真正成了日本全社会最受人羡慕的职业。日本能涌现众多的一流的科技人才，在科技领域里迅速赶、 超美国，不断制造出尖端产品占领世界各国市 场，显然是由于日本重视教育的结果。
商战，实质是综合经济力量的拼搏，其胜败必然关系到一国经济的盛衰，而商战胜败则决定于人才的素质的高低。有众多的一流的主管、科技、管理人才，始可以言商战，否则在“逐鹿”布场中不可能有取胜的希望。因此，培养人才至关重要。而教育是人才的源泉，但首先要使教育人才是一流的，才能办一流的教育，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世界现代史证明：凡重视教育的，人才就济济，国家就繁荣富强；不重视教育的，人才就短缺，国家则贫穷落后。这在21世纪将再一次得到更有力的证实。不论是哪一个国家，不重视教育将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落后于时代，成为时代的弱者，使人民陷于相对贫困的处境。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科学的预测，历史的必然！
2.用众力众智：取胜的力量
三国时代的东吴之主孙权有一句名言：“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众力”和“众智”词义虽有异，但彼此内涵有相通之处，能用“众力”者必能穷致“众智”，能用“众智”者必能发挥“众力”，故其力无敌于天下，其智胜过所谓大贤大智的圣人。
《三国演义》描写的孙权，正是一个善于用”“力”“众智”的人。其兄孙策知其能“举贤任能，各尽其心”，并自谓不如，故临危时以国事托之。
那时孙权年仅18岁，既无战功，也无政绩，未孚众望；且内有山越叛乱，外有曹魏虎视眈眈，但孙权竟如其兄所言，善于“举贤任能”，使“各尽其心”，安内攘外，确保江东无虞。孙权能屡创来犯之敌，并非因其能征善战、谋略出众，而是由于他会用“众力”、“众智”。曹操率领号称百万大军下江南，孙权虽被孔明激怒，而终用其智，毅然联刘抗曹，授予周瑜军权与之协力破操。初，孙权一见鲁肃便纳其图天下的“榻上策”，在赤壁之战前，江东众谋士因操势大纷纷主降，独鲁肃坚持“众人可降操，独主公不可降”的异议，大为孙权所赞赏。周瑜病逝，令鲁肃代之，肃致力巩固吴蜀联盟，使曹操不敢南视。孙权摧用吕蒙于行伍之中，并勉其笃志读书，使蒙由一介武夫成为有谋略的大将，他委任蒙屯兵陆口以拒威震华夏的关羽，后蒙用奇计，兵不血刃袭取荆州，擒杀关羽。为报关羽之仇，刘备倾全国之师来犯，旗开得胜，来势汹汹，东吴朝野震栗，孙权提拔未有盛名的陆逊，并设坛拜将，赐以上方宝剑，以壮其声成。正是在孙权的高度信任之下，陆逊得以便宜行事，其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他采取了先退却后防御伺机反攻的战略，最后用一把火几乎把蜀军烧个精光。孙权任用上述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便是他善于任用“众力”、“众智”的具体表现。正因此，每次大敌当前，不烦他出征，在选择统帅委之以重任后，自己则安坐建业，听候捷报，使智谋出众的曹操、百战沙场的刘备，都先后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孔明可说是一个大贤大智的圣人，他预知天下三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奇谋借箭”，以及“安居平五路”，“巧摆空城计”，等等，显示其谋略超凡人圣，论智慧远远胜过孙权，为何六出祁山劳而无功？这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上则由于他不善于用“众力”、“众智”，只相信自己，不放心别人，大小事一手包揽，凭个人竭智尽力，整天忙得汗流泱背，其结果却是六次出兵六次败退，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
孔明和孙权，一个是才智非凡而不善用“众力“、“众智”，一个是无甚谋略却善于用“众力”、“众智”，其败胜则各异。谚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如能用愚者之“一得”可攻智者之“一失”，而集众愚之各“一得”，必能胜智者。常言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便是此理。要干任何大事业，想取得最佳效果，也必须依靠“众力”、“众智”，当今商战也不例外。
且以日美商战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富甲天下，盛极一时，西方世界都在其卵翼之下，出口，债权或资本输出都居世界第一，纽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当时，日本经济己几乎崩溃，不仅在军事、政治上受到美国的控制，经济上也依靠美国。但在40年后的今天，日本己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出口顺差占世界第一，东京取代纽约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世界十大银行全属日本所有，没有一家是美国银行。美国景况则不妙，内外负债累累，截至1988年底外债已达5320亿美元，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国债已突破三万亿美元大关，仅利息每秒钟就得支付8000美元。1989年贸易逆差仍超 1千亿美元。因此，多数美国人对未来并不乐观。现在，相当多的美国人预测：到2000年日本的经济实力将更加强大。日美两国何以各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商战中连连得胜，美国则节节败退。
而其胜败之原因安在？这是由于在用”众智”、”众力”以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面，美国远远逊于日本。兹详论如下——
智鹰是胜利之本
当今之商战，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条件是：要能制造比对方更物美价廉的商品，这需要有高水平的科学技术，而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因此，开发和利用人的智慧资源显得极其重要。
以美日开发和利用智慧资源比较，各有其优劣势：
美国能长期富甲天下，除了它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外，主要是因它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但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美国人的智慧比别国人强。尽管美国对教育投资超过任何国家，它在造就大批一流人才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缺思想、少技能的“劣等品”，且数量日益增多。《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89年6月12日一期发表的《去文盲，救美国》一文指出：“美国有2500万人根本不会读也不会写。另外有4500万属于职务文盲——也就是读写能力不足以找到工作。这个数字每年以200万的数量增加。”这就是说美国有1/3强些的人属于文盲和半文盲。当今的商战，实质也是科技之战，要取得胜利，不仅需要有大批的第一流科技人才，也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大军，才能更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更多物美价兼的产品。而美国不仅培养的劳动大军有大批的“劣等品”，培养的科技人才也日益不足，全美科技促进协会主席亚特金森近日在该协会的年会上指出：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美国将缺少几十万名获得学位的科技人才。仅靠美国的培养，显然是不可能满足自己对人才的要求的。上述的情况对美国的竞争能力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美国的劣势。但是，美国却能容纳和搜罗天下的人才为己用，以补充本国人才资源之不足。其吸引人才之法有二，一是给予高薪，二是为之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美国人是最舍得在科研上花钱的国家，据统计它的科研经费多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并在逐年增加。为了引进国外人才，还二次修改了移民法，对于有成就的科学家，不考虑国籍、资历和年龄，一律允许优先进入美国。因此，各国人才多乐于奔集美国。目前，在美国教育系统和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占的比例相当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85年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50％以上的高技术部门的公司大量聘用外裔科技人才，占这些公司科技人员总数的90％。在美国著名的“硅谷”工作的科技人员有33％以上是外国人。在美国从事高级科研工作的工程学博士后研究生中，外国人占66％。美国33％的名牌大学的系主任是华裔学者。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也是外国科技人员。据统计，自1952年至1975年，由于美国大量引进人才，为美国节省培养人才经费至少有15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30年代，仅欧洲各国在美国定居的科学家做出的贡献，相当于为美国增产300亿美元。正因美国能集中天下人才为之从事科学研究，美国的科技才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引进科技人才最多，因而取得的科技成果也最多，占世界科技成果总数的60％至80％，获得了颁发的诺贝尔奖金总数的一半。科技的高度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美国才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恰恰和美国相反，日本主要是依靠自己培养的人才。从明治维新时代起，日本就非常重视教育，那时最美好的建筑物是中、小学校。日本的教育不仅普及，且培养的学生质量也高。日本儿童最初所受的九年教育是兔费的，所有孩子都必须受六年的小学教育和三年的初中教育。在小学和初中上学的儿童占适龄儿童总救的99.9％，这个百分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经过将近100年盼普及公共教育，今天几乎每个日本人都能看书写字。二次大战前，财富属于物质拥有者和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征服者，而现在则属于具有高水平的科技和思想解放的人们。二战中，日本的生产手段基本上被摧毁了，由于人民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技术和勤奋工作，以及敢想敢干，使日本得以在一片废墟上振兴经济。日本现在出现的经济奇迹，其关键在于重视教育。日本虽然不像美国那样想方设法吸引容纳天下的人才，但善于“拿来”。而他们之所以能从美国“拿来”大量的先进科技，以至将之改进、创新。是因为具有一定的技术基 础。这当然与日本国民受过良好教育大有关系。战后，日本在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美国，不仅是科技，还有经营之道，落后就向美国人学习。开始是模仿，之后是创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现在日本在科技方面有不少已赶上或超过美国，如半导体激光技术、太阳能发电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家庭录像机和新陶瓷材料等技术都在美国之上。至于经营之道早已远远把美国抛在后面了。自从80年代初提出”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以来，日本科技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与美国一较短长，日本投入了大量科研费，在1988年度就已达到743亿美元，在10年中翻了一番。在所投入的科研开发费中，企业占了80％。在科研开发方面，日本人不仅善于“拿来”，还善于“借用”，即在美国最好的大学里建立研究实验室，主办科研项口和设立大学教授职位，积极发掘和利用美国大学的研究人才。据统计，日本为美国大学提供的资金比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部高。现在日本投资的134所美国大学中，有53所大学仅在1986年就从日本公司那里共得到投资750万美元。美国有关方面规定，主持研究的各家公司拥有最先审查研究成果和优先使用专利的权利，因此，日本公司就能利用美国科研力量为自己服务。而且它还派自己的研究人员到其投资建立的研究实验室跟美国大学的科研人员一起研究，这样，不仅能优先利用其科研成果，也能直接掌握其科研成果的全部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