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除夕，哈佛费正清中心宴请当地研究东亚的学者，我有幸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郑炯文先生邻席。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马上翘起大拇指：“你们北大还是一流。”我赶忙说：“哪里，哪里，北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流。”他马上反驳说：“那时我去你们学校，晚上图书馆和教室都占满了，路灯底下到处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的学生。一看这场面我就服了。我当时别的名校也走了不少，见不到在路灯下看书的。这种事情，可只有在你们北大才看得见。就凭这个，你们就是一流。”
听了这话，我两眼竟有些发热。当年北大的情景，顿时活灵活现地浮出来。那时图书馆才让借五本书；而且除了教科书外，基本上是1949—1965年这17年出版的。因为以后十年“文革”几乎没有出过书。1949年以前的书，学生基本上借不出来。记得当时有位学生鬼使神差地借出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爱情心理学》，如获至宝，立即决定不还了。他声称，按当时的制度，怎么罚也抵不上这本书的市场价值。也不知这老兄日后是否成了书商。
我所在的中文系是个热门系，作家和未来的作家乃至高考状元云集。不过，教授们许多是刚刚恢复工作，知识结构已经很陈旧。“马列文论”，“文艺理论”，再加上三大斧头“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还是铺天盖地。古文课本来应该是实打实的，教授也颇为出色。但他发现文学青年们喜欢赶时髦后，就频频从《左传》、《史记》跳跃到别林斯基和批判现实主义上来，上课成了个“秀”。俄罗斯文学课的教授搞来个内部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家已经如醉如痴了。
那时的宿舍，六个人十几平米一小间。三张双层床和两张小桌子再加两个简陋的书架摆上，几无立锥之地，就像一个火车的卧铺车厢，全无隐私。一个宿舍能分到一张图书馆座位证，凭证到图书馆在固定的座位上看书，六个人轮流。平时没有证的五个人，一个人留守，剩下的则多是打游击到教室碰运气。但教室也非常拥挤，经常找不到座位，于是有了郑先生所说的路灯底下用功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那样用功过，不过夏天宿舍的酷热还记得真切。有时热得实在睡不着，就跑到厕所外的洗手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凉水，全身冷透后赶紧回房间睡觉。可惜有时还没睡着，热劲儿又反上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浇冷水。当然，每日还要到食堂三次，吃我们所谓的“猪食”。那时早晨进食堂先到一个大桶那里舀一碗玉米粥，情景如同喂猪，并在边上放一分钱饭票。玉米粥不时洒到身上，许多学生（主要是男生），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地挂着一身粥干巴走来走去，人们戏称是校徽。我便是一直戴这种校徽的人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乐园。以今天的标准，也许可以用一个“陋”字概括。但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这倒不是因为以孔子自居（当然北大人的自负也是有名的），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好条件。同时，从大学里也真正学到了东西。这些东西，对帮助现在的一代理解什么是大学教育很有关系。
在北大学当“君子”
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老实说，除了旁听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和朱龙华教授的古希腊史外，北大在学术上并没有给我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在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美国人则天天把这个well-rounded person挂在嘴边。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么应付挑战，怎么自我发展，怎么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样说也许还是太抽象。我不妨举个例子。我最大的幸运，是因为“文革”中断了高等教育，等恢复高考招生后，一些在“文革”中下过乡的大龄学生成了我的同学。比如我们宿舍六个学生，老大老二都姓吴。入学那年“大老吴”32，“二老吴”28，我则不到18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老吴”的经历最奇。他“文革”前就考上北大，但因为才气太冒，马克思的书读得太多，对当时批判“毒草”电影《北国江南》的运动看不过去，于是参照着自己熟读的马恩选集给上海的《解放日报》投稿进行辩论。结果，不但没有给人家马列一场，反而被定为反革命，北大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并被告之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根据他的事后回忆，听到消息后，从没有碰过酒的他，跑到一家小酒店，买了一杯最便宜的烈性白干儿，一饮而尽。酒如一团火从喉头坠到胃里，像个小炸弹一样翻腾起来，忽地一下顶到了头上——他就这么下乡了。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记得一次我们室友几人出去吃饭，有个要饭的跑到桌子边来。好容易打发走后，我嘟囔一句：“这种人很多都是装的。”谁知“大老吴”一下子火了：“你不想给钱可以，别这么说。告诉你，我要是不被及时平反，说不定就变成这个要饭的了！”我看着他羞愧万分，说不出一句话，也上了人生最大的一课。
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东西还是敬佩后的恐惧。当他们被踢到乡下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文革”会结束，想不到他们还有机会上大学。大部分人都丧失了希望，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要死要活地干完农活后，饿着肚子继续看书！也正是这些人最后抓住机会回来上大学了。看看他们，再掂量掂量自己，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要是到了那种环境，肯定完了。我的人格中，根本不具备他们身上有的那种东西。我现在在北大，和他们这些老知青在北大完全不同。他们是凭自己的人格战胜了环境进了北大。我则是靠好运气（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恢复高考）进了北大。我完全是被环境塑造的。环境可以成就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毁掉。我无法知道以后将碰到什么样的厄运，当然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控制。
怎么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我在这种心理的危机和焦虑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教育目标：培养这些大龄同学所具有的品性，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做到不放弃。我甚至庆幸地想，我算是幸中大幸：命运放了我一马，“文革”与上山下乡和我交臂而过（再早生几年就赶上了）。好在如今我觉醒了，要事先把自己的品格打造好，准备应付各种挑战。以后可以倒霉，但不会被生活给摧毁。记得“大老吴”在毕业留言时写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老实说，刚刚进北大时，我是一个没有坚强性格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一切跟着环境走。毕业时，则至少有了把握命运的性格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