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的传统是怎么形成的实在很难说清。大概又需要一个博士论文来讲清楚了。记得当年在北外主编了最通行的英语专业教材的许国璋教授来做过一次讲座。他当年是清华的学生。据他说，1949年以前现在北大的地方是燕京大学，那是洋味十足的私立学校，多是富家子弟，做派自然很潇洒。当时燕京女生的旗袍，领导着时装潮流。清华则以公派生为主力，学生用功，生活简单严谨。可见，北大的精英传统，实在也不全值得那么自豪。
不过，1949年以后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走向极端专业化的道路。清华的文科被取消，变成了一个纯理工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不是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了。没有文科的存在，清华就变得非常枯燥乏味。特别是理工科基本是男生的领地，社会也有女孩子不宜学理工的偏见。结果清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后来清华男生向我抱怨：为了追某个寝室里的一个女孩子，男生有时不得不每天为那个寝室六个女生打热水！我当时还很奇怪：难道另外五位稀缺的女孩子就没人追吗？如今在美国，女孩子读书超过男孩子一头，结果大学也男女比例失调，许多大学不得不降低对男生的录取标准。有些女权主义者抗议，说女性刚有成就就被压制。但她们很快也哑了：如果一个学校男生太少、女生太多，男生女生就都不报那个学校。毕竟大学不仅仅是读书，也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必须考虑这一面向。特别是一对男女在大学恋爱最后结婚，就会把大学当成自己的感情故乡，或自己的家，以后拼命捐款回来。美国的大学，自然非常注意学生们的感情环境。中国大学则基本不考虑这些。大学是培养工具的地方。当时清华在这方面，自然也走得比北大更极端了。看看美国的几所理工大学，如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都有良好的文科课程。几年前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抗议学校的一个描绘甲午战争日本版画展览，说人家辱华。那些版画当然是辱华的，但展览的目的是展示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是如何建立的，展览者对这些版画当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这在美国学术界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可惜，受了这么好的教育，乃至能上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理解，无理取闹，自取其辱。也可见我们那种培养工具或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理工教育，有时培养出来的人竟是精神残疾。也正是如此，我对清华恢复文科非常欢迎。只是希望校方不要觉得文科仅是几个专业而已，而是把文科当成学生人格形成的重要条件。话说回来，虽然我自己觉得接受北大的教育更优越，我从北大的“自由”中，还是有得有失。关于这个问题，还是下篇再谈。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我说北大的自由式教育优越，其实还是应该就事论事。北大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每个人对这种教育环境的利用。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我不妨先讲得，再讲失。当然，这些个人经验，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人偏见。
北大最大好处是管理比较松。比如政治学习、班级会议，搞得非常少。说是一周一次，其实根本没有。班主任也很少介入学生事务。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曹文轩老师。1979年我们进校时，他28岁，大我10岁。而我们班最大的老吴是32岁，另外同是我室友的“二老吴”，乃至班长老贺、高考状元王友琴，大致都和他是同龄人。他和这几个同学，基本是平等相处，不会摆老师的架子。对我们全班，他也明言：“我作为班主任，职责就是上传下达。你们有什么要求，告诉我，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上面有什么事情，也通过我向你们传达一下。除此以外，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必管。你们都是大人了，应该能自己管理自己。”可见，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政治学习的大学，我们是够逍遥的了。这种环境虽然离西方大学中那种学生自治还差很远，但就中国的大学而言，北大学生大概是最有自主权利的。
另一点就是文科课松，比较好混。我这个“逃课大王”，自然也比较容易生存。如果换在清华，我的大学时代肯定就是另外一种过法了。如前文所述，我本来是按自己的第一志愿上了中文系文学专业，但一年后就转念想学历史。再后来，则开始挑战整个专业教育的概念，宣布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
达成这样的认识，是源于自己对教育哲学不断的思考。当过了高考关、进了大学门后，我对自己最大的庆贺是：此生不必再为考试而读书、不必再为别人而读书了！以后读书，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可是，读了一年多，发现即使在北大也并非如此，必须对付许多自己觉得很无聊的课。而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又没有机会去学。为什么“自由教育”并不自由呢？我开始对这种教育背后的哲学进行思索。
我的发现是：即使在最开明的北大，教育还是追求专业的目标。各系老师对教育都有一套见解，许多见解在当时还是很与众不同的。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基本是以本专业为中心。再往深一想，追求这种专业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使教育偏离了人的目标。我渐渐发展出这么一套理论：专业教育就是对人的奴役。比如，政府中的官僚决定国家需要100名计算机人才，50名笔杆子，于是就在计算机系招100人，在文学专业招50人。这些人的培养目标，全是官僚机器中的螺丝钉，只懂得上面让你做的那点事情，甚至只对上面需要你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你越接受这样的教育，就越丧失了自我。最后，“理想”的计算机人才，几乎就变成了一台计算机，别人给他输入什么程序他就按什么运行，不懂得喜悦，不懂得哭泣。搞文学的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上面需要表达某种情感，他们就被训练出来去书写这种情感。最可笑的事情还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陈贻焮教授告诉我的。他说，一位搞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其实根本读不出哪首古诗好来。我问他你怎么说某首诗好。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懂，这是何其芳同志告诉我的。”他把几首诗拿到“何其芳同志”那里请示过，获得首肯，自己回来就思想性、艺术性地写出许多论文来，现在也算是这行里的权威了。而这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可见，文学这种最个人、最需要自由的东西，居然也被套在计划的体制中而非人性化了。
我自以为看透了这些，发誓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自己拥有着唯一一次生命，绝不能接受这种计划体制的教育的切割。上大学就是追寻我心灵的声音，而非国家意志。我必须先建立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的自我认同，然后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超越系和学科的限制，在全北大自由选课。后来还读了一本翻译过来的《教育哲学》，上面赫然写道：“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我当时兴奋得几乎叫出来：这不就是我的教育目标吗？！“成为自己”，实在是我最大的教育启蒙。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这里人们从小就教育孩子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或考验时要be yourself，即“成为自己”。甚至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辩论，选民们也要看候选人们是否有be yourself的能力。反省自己的经验，“成为自己”实在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前面讲的，在毛泽东、周恩来逝世时，大家都哭，你哭不出来就心理害怕、自卑，于是真心诚意地努力去哭。在这种压力下，你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现在48岁，生活在自由社会，但回顾38岁时的许多情感，也经常会发现那些情感有时不是自己的，而是顺应社会、同伴的压力去感受。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把人给异化了，让人迷失了什么是自己。教育的功能则是要把这种丧失的自我找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