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9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6)
6省城大医院里的“农民院长”
他坐在我的面前，不经人介绍，根本无法判断他是一位妇产科专家、教授、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黑黝黝的皮肤，瘦削的身材，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完全是一个农村村干部。2004年他荣获全国“白求恩”奖章，他叫易为民。我请他从毕业分配那年说起。
有一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也不例外，我对农民的感情，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时候看到农民的苦、农民的穷开始逐步产生的。我出生在宜春县尧市乡上石村，那个地方很穷、很苦，是一个连牛车都很难进得去的小山村，没有村医，没有卫生所。祖祖辈辈务农，父母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记工分靠的是画圆，半天画半个圆，一天画一个圆。我兄弟姐妹多，有12个，因为家里穷，加上山里缺医少药，一个个都先后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弟弟两个。我大约还记得，大哥是得了破伤风去世的；妹妹得了脑膜炎；有个姐姐高热惊厥人事不省，也夭折了。因为家里穷，父母盼望着早点富起来，就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福生，意思是希望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对童年时期的印象。
１９６１年我考取了江西医学院。5年寒窗，毕业了，先分到县医院，没几个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把我分到杜市乡卫生院。杜市卫生院不算小，有职工40人，我觉得完全有条件当好一名医生。就在我准备在乡卫生院好好干的时候，我又被下放到更远、更偏僻的苟苈大队，当了名赤脚医生。那里不通车，全靠两只脚，农民看病很不方便。有几件事触动了我：有一次，一个农民头皮破裂伤及血管，喷射出血，我刚毕业，不知道怎样缝合、结扎。头皮血运丰富，血流如注，我心惊胆战，只好找来一块纱布压着伤口，陪着这个农民步行了40多里地，到县医院清创缝合。又一件事，村里一个农民因疝嵌顿找不到车，病情危重，好不容易拦住一辆拖拉机，送到乡，送到县；手术是做了，病人却因肠坏死感染性休克，死了。沉痛的事实让我下决心进修外科。在进修的日子里，半年的时间我睡在手术室的值班房里，先是扫地、生火取暖。我当过洗手护士、助手，只要有急诊手术我都上，节假日都主动当班，只想多学点技术好为当地农民解决病痛。那年我被任命杜市乡卫生院院长。这是我第一次当院长。那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院长，我服务的对象统统是农民。
卫生院有房子、有人，却没有病人。每天的门诊量不足10人，长年累月病房里只有一两个病人住院，门庭冷落，人心涣散。我是杜市乡卫生院第一个本科生，全院职工都看着我。我还只是工作两年的年轻医生，怎样把这帮人的心聚在一起呢？
以身作则，带好头，要别人干，自己先干起，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有一天，我被叫去出诊，是个妇女，大出血，面色苍白。我认真检查，确诊是不完全流产。要送到县医院没有汽车，要输血没有设备，生命危在旦夕。在大医院这种手术只是举手之劳，在卫生院却是棘手的难题。救人要紧，我叮嘱家属迅速把病人抬到卫生院输液，自己骑上卫生院仅有的一辆破自行车到10里外的白土中心卫生院借刮宫器材。半小时我就赶了回来，消毒、刮宫，血止住了，病人转危为安。这是我从医以来第一次手术。又一次，抬来一个肠梗阻的病人，血压都测不到，如果往县医院送，我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我知道，没有车就这样抬去的年轻人很有可能死在路上。怎么办？还是冒险救人！打开腹腔，肠子扭转，大部分坏死、发臭，肠切除、缝合，又一个病人起死回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零点起步，白手起家，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没有供应室，我进城买高压消毒锅，没有手术护士、没有麻醉师、没有护理员，我自己上，一切工作全是我“一条龙”服务。洗器械、打包、消毒、麻醉、术后护理，连静脉注射都是自己动手。手术器械是我背回来的，敷料药品是我买回来的，像小鸟做窝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医院衔。就这样，我用自己学来的技术，用以身作则的精神，用无声的语言把全院40多名职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地，杜市乡卫生院病人多了，住院病人大都保持在50人左右，胃切除、剖宫产、肠切除都可以开展。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我回顾这一段历史，只是说，在农村，在条件艰苦的地方，还是可以为农民服好务的。我调到县医院那是后来的事。我只想告诉当代青年人要想干出一番成绩来，就得脚踏实地地干，我承认基层医院的差、苦，文化生活欠缺，我想越苦越能锻炼人，越能为农民解决问题。我并不希望这种艰苦状况持续下去，我们下去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一直在呼吁各级政府、各位领导关注农村卫生、关注农民健康。
我是１９７３年调到县医院的，报到的第一天，领导对我说：“在县医院干外科吧！这里病人多。”我觉得这话在理，又从住院医生干起，这是我第二次当住院医生。2年后，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当年百万人口的丰城县城，妇产科挂靠在外科，县医院决定增设妇产科。面对广大农村妇女，谁来白手起家，挑起这副重担呢？领导找我：“你干吧！”我当时也是有想法的，我是男性，干妇产科不适合，尤其是农村妇女不信男的，怕羞，再说我已是３２岁的人了，又从头学起，心不甘。作为医生，个人的愿望最好服从病人的需要。妇产科比外科更累更苦，风险更大，只要认真苦干，也许还真能干出一点成绩来。
就这样，我又成了一名妇产科的新兵。接生、剖宫产、宫外孕、子宫肌瘤手术。手术做多了，发现遇到难产手术都是通过腹腔进行的这种术式，手术时间长，感染机会多，术后肠道功能减弱，营养补充全靠输液给药，增加了病人的痛苦，更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到我这儿来生孩子的妇女95%都来自农村。能不能改变术式，简单一点，为病人减轻负担？我查资料、翻文献、找专家咨询。几经努力，我终于创新了一种新术式：“腹膜外层次分离剖宫产”。从1974年到1981年7年内，我完成了25例手术。1981年，我到省城宣读了论文，被同行专家认可。路子对了，我胆子更大了，到1987年底，我成功地完成了500例手术。这种新技术获得国家卫生部现代医学科技成果乙等奖、江西省科学进步一等奖。1987年，我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当时包括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在内的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大中医院邀请我作示范表演，受到了同行的肯定。有些人奇怪地问，你一个县级医院的医生还能搞科研？还能获卫生部的奖？有人不信。的确，那个时候医院条件不好，惟一的优越条件就是病人多。妻子有病，弟弟病情恶化，老母亲累倒了，我顾不了那么多。我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上。丰城县医院妇产科成立了、发展了，妇产科有了５０张床位。１９８４年，我被任命为丰城县医院副院长，这是我第二次当院长。干了３年院长，1987年我调进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那一年我４６岁。
46岁，又要一切从头开始，又是做住院医生。我高兴的是，环境变了，服务对象没有变，医院住院门诊病人60％是农民。有一次，妇产科来了一个患子宫脱垂的农村病人。由于无钱医治，外露的子宫颈已经糜烂，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腥臭味，连患者的亲人都不愿靠近。我接治了这个病人，我发现，只要认真换药，不需花更多的钱。我每天帮病人擦洗换药，手术，使病人在短时间内康复出院。还有一个病人从县到市，从市到省，花钱不少，通过关系找到我，其实他的病很简单，我开了不到10块钱的药。他回去后，竟不相信，不敢吃，找了县医院的主任。县医院的主任也觉得奇怪，他就问，这是谁给你开的药，那个病人讲是易院长给他开的，因为我是这个主任的老师，他告诉病人要相信我，最后吃了药，好了。病人十分奇怪惊讶，又十二分感谢。我是地地道道从农村来的，我知道为农民少花钱治好病，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2000年3月，我接治了一个26岁患卵巢癌的病人，是贫困交加的年轻农妇。她已无力支付医药费，丈夫见是患了绝症，扔下50元钱再也不管了。我知道后，和全科同志一起为病友捐款，病人感激地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医生哟！又救命又出钱”，家属过意不去也回来了。其实这不是捐几十块钱的事，而是让贫困的病人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人间的真情，感受到医生并非社会上所说的是“白狼”，是“割了肚皮割腰包！”医生是有人性的。
1994年，我任一附院副院长，1997年任一附院院长。当江西医学院一附院的院长不像乡卫生院、县医院的院长好当，那个时候可以通过苦干、实干凝聚人心。如果说那时是老黄牛的话，这次我就应该是领头羊。因为我这次管理的是一所在江西这个贫困老区的最大医院：床位935张，临床科室24个，年门诊量46.7万余人次，出院病人1.96万余人次。尽管最大，却只有一栋医疗楼，病人拥挤不堪，每天都得加床。外科有100张床位，从走廊加到厕所，加床率达到30%。有些小科室加床率竟达到50%，远道而来的农民要等几天才能住院，住院后又要等几天才能手术。怎么办？还得从改革入手：成本核算，节源开流，把医院发展放在首位。
当时大家对我有些怀疑，觉得我这个农民院长，只会管一亩二分田，算盘吊在脖子上打，像农民一样“小家子气”，能领导好这所大医院吗?我承认，我确实小家子气，但是，没有钱的日子，不小家子气行吗？大手大脚花大家的血汗钱，那就太不负责任了！上任后，我心里就想要建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园林式医院。让农民也能享受享受。住不起城里的大宾馆，住几天我们的医院也好。既然要让农民住得起，首先得考虑住宿费。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先后盖了门诊大楼、外科大楼、感染大楼、肿瘤大楼、内科大楼，基建花了２个多亿，国家给了２８００万。我对大楼图纸最关心的是农民住哪里？普通间的病房多少钱一天，6个人一间多少钱，按江西农民现在收入能否住得起？要现代化，要超前，但不能忘了贫困百姓，不能忘了老区的农民。有人笑我满脑子“农民意识”。我没有更多的解释，也不必解释。
建立起外科大楼开放床位620张，手术室25间，手术室可同时容纳30台手术，手术难的瓶颈问题得到了缓解；现代化的感染大楼多次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称赞和好评：其设备、设施都是全国一流的。尽管开放床位是１００张，由于江西肝炎病人多，经常是“爆满”，病人住院还常常要排队；肿瘤大楼２００张病床，其设计装备都是一流的；内科大楼开放床位650张，全院病床增加到１６００张。有60％病床为平价病床，农民住得起，我放心了。当一个个农民兄弟住进了这花园式医院，我真高兴。现在，农民来住院不要等了，外地农民入院后第三四天就可以开刀了。医院发展了，收入增多了，我把医院收入的大块投入了再生产，中块用于科研和教学，还有一块用于福利奖金，2002年的奖金发放比1997年增加了3.3倍。2003年职工的收入更有所提高。病人住院条件改善了，医务人员工作环境改善了，行政人员办公条件改善了。
第二是为农民解决医疗费过高的问题，不能把医院的发展建立在多收费、乱收费、滥收费上。1997年做B超检查，肝脏是20元/个；2003年仍然是20元/个，肌肉注射1.5元/人，5年后还是1.5元/人。为了降低病人医疗费用，我的做法是：一是全院医务人员坚决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减轻病人的负担。二是严格规定全院医生坚持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能用一般药物的决不用昂贵药物，能用一般仪器检查的决不用高档仪器检查，不该收的钱一分也不能收，用每天连台手术的方法来加速病床周转，缩短病人住院天数，减轻医疗费用。对开大处方歪风，用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去制止、杜绝。每个科室都制定出药费比例的指标，超过指标，按比例扣除当月奖金。有一个科室连续2个月药费收入超出42%的规定，医院扣除了该科室的奖金。2002年医院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1997年下降10.5%，药费低了，农民看病便宜一些了。我们院门诊量和住院病人日益增多，全院床位使用率长年是95%～115%之间，一直处在饱和状态运转。我想，当医生就要用好技术为农民服务，当院长就要用好的医院，组织好、领导好一个优秀的群体为农民服务。
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好医生，做一个为农民服务的好医生。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着这个愿望。我的农民病友也一直记挂着我。记得刚调到南昌不久，一个杜市乡妇女拎着一篮鸡蛋，处处打听我的住处。同事还以为是求医的病人。原来这是我在做乡村医生时救治的一个小孩，她大了，结婚了，做妈妈了，无论如何要送一筐红蛋给我尝尝。她说，能有今天，能做妈妈，她的命是我给的，乡下人没钱送红包，几百里路送来一篮鸡蛋表达情意。你想想吧，听完她的话，还有什么荣誉、什么表彰、什么权力能比得上父老乡亲这一片真情呢？
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是我的衣食父母，这种感情，永远也改变不了。在北京领“白求恩”奖章期间，有的记者问我，为什么你不管在哪里，在哪个岗位上，心中都一直放着农民呢？为什么大家称你为农民院长？我说，在中国，在江西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在这样一所80%以上住院病人是农民的医院，心中不放农民，放什么呢？我乐意大家叫我“农民院长”。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0节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1)
七律二首
送瘟神
1958年7月1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
健康是为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福利所必需的，没有健康，就不可能有什么福利，有什么幸福。
——约翰·洛克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
1被忘却的一种病
2003年7月，迎来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同时迎来了历史上的酷热高温。
7月底8月初，摄氏39℃以上的高温持续炙烤着每个南昌人。医院急诊科、小儿科爆满，中暑、发烧的病人接踵而至，救护车日夜呼啸。
40多岁的程女士不幸加入了发热的行列。送进了市级医院，例行查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白细胞升高，抗菌素例行经输液瓶溶解后流到血管里，先锋霉素、氧氟沙星，每夜注射一支热可平，初步诊断是呼吸道感染。天气的高温和人体的高温都冲过了40℃。用激素如用空调一样，暂时让人体温下降，稍感舒服。扩大会诊，转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怀疑是血液病（俗称血癌类的病）。做了骨髓穿刺，做了CT、B超，血液生化、血常规，那是反复地做。病人急、家属急、医生也急，怎么就查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是没有发现的怪病？是变异的“非典”？紧张，焦虑。
有人建议转北京协和医院或上海瑞金医院，有人建议网上会诊。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基层医务工作者来看她，详细询问了病情后，他突然提出做大便孵化，有可能是急性血吸虫病。果然，程女士患的就是这种病，这个基层医务工作者曾是血防工作人员。诚如演员赵本山咯血，几家大医院大专家诊断为肺癌或肺结核，偶遇一位朋友说，可能是肺吸虫。于是，死刑就即刻远离。
无独有偶，江西省儿童医院收治一例来自农村的12岁的发热男孩，白细胞升高，高档大量的抗菌素制服不了高温，骨髓穿刺未见异常，初步诊断是败血症。经多次扩大会诊，才有人问：有没有可能是血吸虫病？
程女士是花费了近1万元的医药费用后才转到血防站住院治疗的。那个来自农村的小男孩也花去了几千元才走向正确正规的治疗。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的损失我暂不进行讨论。我想说的是，这种曾经严重危害中国老农民的血吸虫病怎么会让医务工作者忘记了呢？而且是几所大医院、几位老专家，而且这些医院、这些专家离疫区也只不过50多华里，是他们业务水平不高？是设备技术落后？非也!是对血及虫病的警惕失落了。诊断不难，有疫水接触史，发热，腹泻，肝脾肿大，末梢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进一步查大便，做环卵沉淀试验，就可以确诊了。血吸虫病的治疗已进入规范化。
这两例典型的误诊已由江西省新建县血防站站长胡位陈主任医师撰写论文，发表在2004年《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上，可以说，这样的误诊在当前疫区极具有代表性。至少说明2点：一是血吸虫病的复燃和蔓延；二是一些医生对这种病忘却了、陌生了。
就在这年夏天，我在南昌豆花餐馆遇见一个从余江县来打工的小姑娘。“非典”刚过，被困的心像飞出笼的小鸟，停在哪儿都会唧喳地叫几声。自然聊起抗击“非典”后的喜悦，谈到瘟疫，自然背起毛泽东同志著名诗句：“借向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问她，你能背吗？她笑得很美，轻轻地说：“不会。”“送什么瘟神，你知道吗？”我又问，她摇摇头。别人摇摇头可以，她摇摇头，我诧异了，遗憾了，不悦了。这首诗就是写余江的呀！
我不信，余江县年轻人会不知道这首诗，这件事。岁末我到了余江县，在城街头，我询问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惊讶地反问我，还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什么？什么灭血吸虫？毛泽东同志写了什么诗？那是纪念馆讲解员的事，她们的职业要求她们顺背倒背。一个家住邓埠的青年农民爽直地对我说，我长大后见到的是大人都在忙于赚钱，忙于到外地打工，哪还有空去回忆那些不愉快的事。一个年轻的干警工作在春涛乡，他也坦诚地与我交谈：其实纪念馆离我们家很近，从小到大，就没去参观过。我们年轻人感兴趣的是未来是明天。他们反问我，你看过余江的余雕吗？鹰潭市没有，全国都没有，世界也没有。
余雕已成了余江人的骄傲，余雕已成了全国木雕行业的龙头，饮誉五洲四海。他的领头人叫张果喜，德国、日本都有他的公司，他以出色的成绩被天文界将国际编号3208的小行星命名为“张果喜星”。他的名字，他的企业，和他的产品一样享誉世界。余江人当然喜欢谈自豪的事、骄傲的事，谁还愿把“瘟疫”再抖动起来呢？张果喜生于1952年7月6日，属龙的。那正是血吸虫肆虐的年代。他赶上了消灭血吸虫的好时代，尽管那时没脱贫，没钱去读书，没念完小学他就当了学徒，他健壮的体魄、他聪敏的头脑，使他获得生存的本领。他又赶上了好时代，在第三个龙年他当上了木雕厂的厂长了。健康、智慧、机遇成就了他。我可以这样问一句：如果没有消灭血吸虫，如果血吸虫病还在传播，他的事业与他本人会不会受到血吸虫的伤害呢？
2003年的初夏，余江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河西学校二年级学生，8岁的洪嗣之在爸爸洪军华陪同下骑车从南昌出发经历了57天，到达拉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他父子俩在3000米高原上，登车以每日127公里的速度行驶，对于8岁的小孩子是一个奇迹。
50年前，余江邓家埠是血吸虫的重灾区，1958年前该场有螺总面积占全县有螺面积的16.94％。1957年为灭螺，将10.5亩水田改为旱田，43亩藕塘刨土改造。血吸虫消灭了，血吸虫病治好了，百姓们安居乐业了。今天洪军华、洪嗣之父子的名字不停地在报上转载，读者都在为他们父子的精神、体魄惊叹之时？有没有人去想一想他们父辈生活在疫区的那段日子?是他们的父辈改变了那段日子，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今天欢乐的余江。我徜徉在余江县城街头，听到春风一样的笑声，看到花一样的笑容，我不能不去想，想过去，想今天，想农村，想农民，想血吸虫，想血吸虫病和与血吸虫战斗过的人们。
2毛泽东与余江
余江县位于江西东北部，浙赣线上，古称安仁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余江，县志载：“余江今县名。民国以江西安仁县改置，县在余水之滨，有余江，故名，属江西豫章道。”改革开放前90％人口从事农业，无论从经济实力、交通位置、人文地理、名胜古迹，世人都很难认识和了解赣东北的这个贫困小县。
2000年春天，我为完成“贫困致不良习惯与疾病关系”课题，来到这里。县城不大，出汽车站，半里路有座宏伟的纪念馆，高大的立柱、宽敞的台阶显示了这座建筑物的气势。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来到纪念馆大门前，驻足耸立，仰望着，这座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个人，纪念一首诗，纪念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件伟大的胜利而修建的。它的名字叫：送瘟神纪念馆。
《送瘟神》是毛泽东同志于1958年7月1日晨写的一首七律。被称之为瘟神的是一种命名为血吸虫的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叫血吸虫病。正是因为这种病，这首诗，及这种病在余江县的消灭，使余江县举世闻名。国内外学者到这儿来取经学习，游人到这儿来参观访问，墨客骚人为之写诗作画，讴歌赞美。于是有了电影《枯木逢春》，有了话剧《换了人间》，有了文集《春满余江》，有了一篇篇关于“血防”经验的论文，有了许许多多的身影和接踵而至的脚步。
我拾级而上，走进了送瘟神纪念馆。
那是22年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诗篇发表20周年，国家卫生部和江西省卫生厅拨款55万元在余江县兴建了这座宏伟的建筑。馆内陈列着历年的史料，展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容颜和送瘟神的战斗历程。人疫之战的一根红线在我眼前飘动着。
在一张照片前，我停步凝望。
那是一张极普通的照片：画面无人，只有1张书桌、1把藤椅，书桌上是台灯、笔筒、砚台、纸张；书桌前方是一扇透明的落地大窗。窗外依稀可见几株小树含苞吐绿。照片的题目是：毛主席在这间房里写作《送瘟神二首》。
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那天，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他老人家素来重视报纸，素来要读当天的报纸，尤其是钟情于《人民日报》，几乎每个版面都要细看。这篇文章不在头版头条，翻开二、三版，有评论员文章：《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往下的文章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速发展》，再往下才是《第一面红旗》，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他老人家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该多好啊……”
那夜的月光一定如流水般静静地泻在那含苞吐绿的树叶上，穿过枝丫闪闪烁烁地洒满一地。日理万机的他，处理了许许多多国事后，那篇关于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又浮出他的脑海，他一定夹着一枝烟在窗前踱步，窗外静寂，心潮难平，浮想联翩，遥望南天，他老人家会想些什么呢？仅仅是为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而高兴吗？仅仅是想到“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吗？
惯于在深夜工作的他，会不会在那盏台灯下，摊开地图找到余江县，找到离余江县城最近，受害最重的蓝田畈呢？
也许他从没听过蓝田畈的民谣：“蓝田畈的禾，亩田割一箩”；从没见过蓝田畈的农民的病态是：“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他深知道血吸虫病的危害。
余江县荐头村原是500多户，2200多人的大村，后来由于患了血吸虫病，家破人亡，到20世纪50年代初，只剩七八户人家，共24人，由村变成了组。马岗乌钦底村12户人家，10余年见不到尿布，听不到婴儿的哭声。县志有这样的记载：“上黄府，下黄县，乌钦底金銮殿。”可见当年乌钦底的威望和繁华。余江县受害的疫区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的有2.9万人，毁灭村庄42个。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1节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2)
建国初期，被血吸虫危害的县乡村又何止一个余江县。当时，血吸虫病已危及我国长江中下游流域12个县，381个县市。尤以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周边县市严重。根据史料记载，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严家村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村庄，百年前有700余户人家，约2500人，解放初期剩下24户86人；进贤县二塘乡官溪村、梅庄镇新塘村、三里乡金坑、健武等村在清咸丰八年（1857年）号称千烟大村，建国前夕，也只剩下几十户人家。解放前30年，血吸虫在南昌市曾经毁灭村庄150个，灭绝户数9291户，死亡人数44632人。
远离长江流域的福建省也深受血吸虫病肆虐之苦。福建省沿海14个县市均遭血吸虫危害过。以福清市为最严重，当时有“见沟有螺，无水不疫，十年九旱，十人九病”的形容。20世纪50年代调查资料显示，全省有242个乡镇流行血吸虫病，钉螺面积近3000平方米，病人近7万人。疫区因该病的严重流行而毁灭的村庄达286个，死绝2714户。
安徽省曾有363个村庄因血吸虫病暴发流行而毁灭。当时受到血吸虫病威胁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即1亿人，其中98％是农民。余江县只是一个缩影而已，穿过历史的烟云，他老人家一定看到了“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
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无时无刻地想到农民、农村、农业。他为农民的健康心痛，为农民生活的艰苦心焦，为农民的富裕和中国农业的发展心急。农民没有走富裕之路，“绿水青山”也“枉自多”。
为了能使广大中国农民走上致富之路，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花了比处理其他任何经济问题都多的心血。为了中国农民的健康和医疗问题，他同样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从号召“消灭血吸虫”到制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从“合作医疗”到“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在农村去”的指示，无不倾注了他对农民特有的深厚的质朴感情。
1955年，也就是解放后的第6个年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兴起，百业待兴，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血吸虫疫区视察。疫区的患病农民哼着这样的顺口溜：“锄头两斤铁，拿在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头就想悃。”种上的庄稼“好就两人扛，不好一人驮”。“有就收，就丢。”
白云下的金色稻田荒芜了，草洲上的牛羊沉寂了，看不到夕阳下牧童横骑牛背回家的景象，听不到晚风里鸭鹅引颈戏水的欢歌。“疫区农民苦，肚子大如鼓”在疫区农家乐已是荡然无存。血吸虫病的流行摧残了农民的身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扫荡了农村的繁荣。他老人家发出了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政治任务，同时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1956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又一次强调要“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党中央专门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负责全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各市县都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简称“血防”（只到1986年才移交国家卫生部领导）；并把消灭血吸虫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
20世纪50年代初威胁中国百姓健康的疾病并非只有血吸虫病一种，还有一直肆虐着中国百姓的疟疾。一直到现在，疟疾还是阴魂不散，世界上每年发病人数为3亿，死亡270万。还有旧中国留下来的38万麻风病人，为了防止扩散传播，急需正规治疗和管理。还有梅毒，在沿海的大城市，解放初期，梅毒的发病率高达4.5％到10.1％。还有“十痨九死”的肺结核令人提心吊胆，仅南京市解放初期就有2万～3万肺结核病人，到1964年，在南京仍居死因的第5位，1974年居死因第6位，1985年居死因第8位，至今尚未出前10位。就全国而言，每10万人中就有5000人患肺结核病，其中死亡250人。局部地区还有霍乱、伤寒、小儿麻痹症。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这样关注血吸虫病呢？
虽然我无能去揣度一个伟大的思想，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背景：
那是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写信给美国总统杜鲁门。信中说，人民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即当年9月16日便写出了一篇文章给予批驳。题目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他在文章中说：“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毛泽东同志在文中的回答是：“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毛泽东同志宣称：“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就在这篇文章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名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他宣称：“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虽然那时没有出现或流传“健康贫困”（Health poverty）和“能力剥夺”（Capacity deprivation）这两个词汇，我们都明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是体格健康的人，决不是患病卧床不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人间奇迹。健康孕育着幸福的未来，农民的健康孕育着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发展。不敢说，血吸虫病是农村的“专利”病，是农民的“职业”病，但绝对可以说血吸虫病患者95％以上是农民，血吸虫病的流行和暴发区主要是在农村水乡。在疫区，插秧割禾，捕鱼捞虾，采菱挖藕，荡舟行船，防洪排涝，挖沟建渠都有可能染上血吸虫病。毛泽东同志选择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就是选择了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关注中国农业的发展。
就像过去他指挥任何战役一样，他选择血吸虫病为突破口，通过消灭血吸虫病带动消灭其他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从来就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在中国农民心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相信巨大的能量一定能通过“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用打“人民战争”的形式迸发出来，相信人民战争一定会赢得消灭血吸虫病的最后胜利。
1958年5月，余江县灭螺治病的成绩通过了专家们的验收。1958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给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来了贺电，电文是：
接五月二十五日来电，收悉你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使全县人民永远摆脱了血吸虫病的危害，特向你县全体人民热烈祝贺。你县在与血吸虫病作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血吸虫流行地区树立了榜样，希望你们总结发扬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进一步发动群众做好除“四害”讲卫生，并在消灭其他危害人民的疾病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当代年轻人也许无法理解一个伟人心系余江的情怀，无法理解一种病，一种小小的血吸虫会牵动一个伟人的心，无法理解这场人疫之战的重要性。也许经历过这次人疫之战与经历了抗击“非典”之战后，对领袖与百姓关系的理解会更加深化。
余江县人民是这场人疫之战的先锋，他们率先攀上了制高点。他们的胜利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人的因素第一”，只要有了人什么事都能办成、办好！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制造出来。“人民战争”已注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成了我们老一辈人的基因一代一代地遗传着，“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如同生命的语言诉说历史，诉说辉煌的年月，也诉说如何开拓未来。
3人民战争迎“恶战”
在中国古代史书上，凡传染病均称为疫。霍乱、天花、鼠疫、疟疾、流感、伤寒、梅毒、麻风、肺结核及现代的艾滋病都在瘟疫之列。“非典”是疫，血吸虫病也是疫，今天“非典”的传播，危害预防的知识已做到了家喻户晓。在血吸虫病流行和号召消灭血吸虫病的年代，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普及电话，报纸杂志种类少，发行量和发行面有限，知识的传播是困难的，老百姓对血吸虫病的认识是肤浅的（消灭预防各种传染病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普及该传染病的知识，学会自我保护）。在那个年代要达到让农民愿听、愿学，能懂能做的目的，是要费一番心血的。
血吸虫病的传播途径是，感染了血吸虫病的人或畜生的粪便污染了水，粪便中所含有的血吸虫卵在水中孵出毛蚴，毛蚴在水中游动，主动地钻进钉螺，在其内寄生发育成母胞蚴，钉螺称为中间宿主。
通过无性繁殖，产生子胞蚴，再经过一次繁殖产生大量的尾蚴，钉螺随水漂动，尾蚴随水扩散，尾蚴离开钉螺可以在水中自由游动，只要与人皮肤接触10秒钟就会钻进人体转变为童虫。经过一定时间生长发育，最终在肝肠附近的血管壁内定居寄生发育为成虫。雌雄成虫结伴合抱交配产卵，每条虫每天可产卵2000～3000个。虫卵又排出，这就是血吸虫的一生。有毛蚴的钉螺称动阳性钉螺，凡有阳性钉螺的水域都称为疫水。在疫水中插秧、洗澡、捕鱼、嬉戏都有可能感染上血吸虫病。
要消灭血吸虫病就要消灭血吸虫的传播环节——中间宿主——钉螺，灭螺是消灭血吸虫病的关键。
钉螺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长约1厘米，寿命1年左右，一年可以产生几百个卵。
钉螺能消灭吗？余江人是怎样灭螺的呢？
往事是不应该忘却的，往事并不如烟。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2节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3)
血吸虫病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据世界卫生组织1993年估计，全世界约有31亿人口所在的74个国家和地区有这种病流行，6亿人生活在流行区，其中约2亿人受到感染，每年死于血吸虫病的人数达几百万。日本曾是受害国。他们是从1950年开始灭螺治病工作的，日本国经济发达，财大气粗，全国疫区实施混凝土填埋工程的5年计划。方法是对沼泽地和湿地等适合钉螺孳生的地带进行填埋和加固，修筑能使地表保持干燥的工程，如游乐场、高尔夫球场、仓库，水道全改修成混凝土，加固堤防，这项计划一直持续到1979年。多年来，日本境内再也没有新感染的血吸虫新病例发生，也找不到感染的钉螺，连活着的、未感染的钉螺也极难发现。1977年，报告最后一个新发现的病例，迄今几十年，未再发现任何人、畜和野生动物感染。1996年日本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申请，要把日本从世界血吸虫病流行国家名单中除去。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血吸虫病疫区面积很大，大都在农村，受威胁的人大都是农民。湿润的农田、纵横的沟渠是农民的命根子。灭螺不能减少耕地，填沟不能少了灌溉，每采用一种办法都要考虑到农民的利益。解放之初，国家贫穷，科学滞后，卫生知识尚未普及，医疗卫生条件落后，要钱没钱，要物没物，照搬日本国的方法，显然不适合国情。
让每个疫区的每个农民都知道为什么要干？为谁干？干什么？怎样干？怎样才能干好？让每一名干部、每一名医务科学工作者都能和农民一起干，把医学知识送到每户每个人身边。这是可以办到的。国外用汽车，我们用牛车，国外用机器挖，我们用锄头挖，愚公移山的精神，海枯石烂的决心，人民战争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
我查了余江县血防志，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在这3年的冬春季节里，结合兴修水利共发动了3.6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做了231万个劳动日，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坊416万立方。这种方法叫“开新填旧”即开新渠填旧渠，用于灭螺。
其技术操作规程是，先清沟岸塘畔的荆棘树木，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cm～20cm，推入沟底，再从无螺区挖来旱土填入旧沟打实；若要开新渠则另选地方，一定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灭螺的方法还有：药物灭螺（当时使用的是砒酸钙、茶枯），水田改旱田，不种水稻，改种黄麻、红薯、大豆等各种旱作物。发动群众查螺检螺。20世纪50年代南京市少先队员带着一双筷子到郊区农村捡螺每次都是一竹篮，湖南沅江市的百姓捡螺最多一次有10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