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9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6).2
与灭螺工作同时进行的是治病治牛，疫区饲养的家犬全部宰杀。
能想像出千军万马齐上阵的那壮观场面吗？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挑灯夜战，男女老少，争先恐后，那么长的沟渠，那么多的土方，全都是肩挑手挖干出来的，田间河埂的钉螺是一个个低头弯腰寻找捡出来的。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奇迹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神话就是这样书写出来的。“人民战争”确实能够做到前人无法或不敢想到的事。
余江县为全国疫区灭螺治病树立了一个榜样。
消灭血吸虫病的第一面红旗就这样高高举起。
还是那个月光如水的夜，已是旭日临窗，思绪不断，毛泽东同志写诗毕又挥毫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七月一日
毛泽东把消灭血吸虫定为是一场恶战，一定是想到了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定是想到我们这场人民战争用的方法仍然是“小米加步枪”，想到了瘟疫的变数。
千百年来，人类与瘟疫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搏斗，每次瘟疫流行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一些行为，可以说，场场次次与瘟疫的搏斗都是恶战。从千百次的恶战中走过来的人类都各自有着自己的感受、理念和处置的方法。2003年曾与“非典”的那场遭遇战，在农村，我看见农民敲着锣，唱着预防“非典”的民歌和快板，自然会想起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消灭血吸虫病的那场恶战，想起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又一幕。
4往事并不如烟
余涵是1951级的江西医学院毕业生。1954年夏末长江洪水泛滥，灾情刚过的9月他就被派往灾区参加医疗工作。九江地区星子县是血吸虫病疫区，他编写了许多顺口溜、快板宣传普及卫生知识，这是其中一段：“打竹板，请安静，听我讲讲血吸虫病。血吸虫，害人精，钻进人体就要命。大便里面藏虫卵，钉螺里面来寄生。排出尾蚴千千万，浮在水里专盯人。吸人血，伤人肝，让你骨瘦如柴活不成。……”
念这节快板时，大概又把他带回那段日子了吧。
白天，我背着急诊箱到地头田间发药，箱子里放着一副快板，只要人多，我就会掏出快板喊上一段。在旷野里，作古正经地说农民不愿听，也听不清。那时的农民不像今天这样见多识广。讲“非典”，讲冠状病毒，讲发热高烧，讲隔离，都还能懂。那时，刚解放，85％的农民是文盲，大都没有出过村，识文断字的也只是念了两三年私塾，完全可以用迷信愚昧来形容。得了病他们说是风水不好，命不好，祖上没积德，遭报应。连血吸虫3个字都没听说过，只知叫“大肚子病”、“黄脸病”。到了晚上，仓库、祠堂里人头攒动，家家户户都会来听宣传。说实话，农民来的真正的目的是看“西洋镜”。穷乡僻壤，没见过放幻灯，更没听过留声机。医生、血防队员、医学生和农民融成一片。就如谈家常一样，把知识教给了他们。我们还把显微镜搬进祠堂，抬上街头，当场免费为农民查大便，现场教育，让农民自己看大便里的虫卵。开初，农民总以为医生是在变把戏蒙骗他们，通过放“土电影”，听留声机，从好玩中获得了知识。后来，开始试着治病，治好了病，农民才心服口服，才明白了管理粪便，消灭钉螺的重要。
现代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当年灭螺工作的艰巨和困难、危险和劳累、原始和普通。人流滚滚，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歌声阵阵，那浩大的声势，充满了吸引力、冲击力和诱惑力，有谁愿意袖手旁观呢？
灭钉螺的方法很简单，肩挑手挖，埋旧沟旧渠旧塘，开新沟新渠新塘，新沟新塘里发现一个钉螺都要推倒重来。我和同学们都年轻，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强烈的对人民、对党、对政府负责的高度情感，日夜奋战，希望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总觉得过多地保护自己是羞耻的事情。不过，那时也没发配给我们什么用于保护的设备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绑腿就算不错了。我穿的是解放鞋，农村来的同学，连解放鞋都买不起，袜子又舍不得穿，一双自己做的布鞋，旱湿地两用。当时我们之间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那时单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怕苦不怕死，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什么叫风险，一心扑在工作上。其实保护措施也很简单，只要穿上长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就这么简单，现在看来十分便宜的防护设备，国家都很难给我们买（血防站专职人员都有）。一双高筒套鞋要花10几块钱，够上贫困同学几个月的伙食费，每个同学，年轻的医生都能体谅国家穷，钱要花在刀刃上。反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穿上长筒鞋在农民之间走来走去，不是脱离群众么？染上病再治吧！我班参加灭螺的同学80％的人都染上了血吸虫，又都去治疗了。那个年代里，到疫区工作一次，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一次。每个人对患病都很坦然，灭螺治病是我们的岗位，在岗位上患病那是无怨无悔的。
从他的言语里，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出那热血的沸腾，那激情的澎湃，那心灵的跃动，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那年，他火线入党了。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那段火热的生活。
蒋庾华是九江生命活水医院护士长，她给我描述了当年治疗血吸虫病的景象。
入冬后，农村进入休闲季节，主要是忙于修水利，这时正是医疗队下乡治病的时机，原则上都是就地治疗。每个生产队的病人都集中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地上铺稻草，自己带棉被，这就是病房。墙的两边钉上两个铁挂钩拉1根线就可以吊输液瓶了。病人睡在稻草上一字排开，我们从早上9点钟开始蹲着打针，总要到12点，一仓库的病人才能全部注射完。使用锑剂治疗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心跳骤停。在基层没有抢救设备与工具，只有一瓶氧气袋，出了事就靠体外按摩、口对口呼吸。每次一针扎进去，我总是要在病人身边守候观察几分钟，才进行第二个。病人稍有不适，我就会和医生一起应急处理，整个治疗的冬季，我们的心都系在喉咙口上，风险太大了，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为医疗队担忧。如果有一个病人出事，大家会对治疗失去信心，会拒绝治疗。我要求每个护士不能离开仓库半步，每15分钟要巡回一次病人，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用制度管人，医护人员要做到四好三勤、三查三对，病人要做到三好（四好是：工作好、态度好、业务好、互助好；三勤是手勤、腿勤、背勤；三查是查医嘱、查处方、查病情；三对是对医嘱、对剂量、对姓名。病员的三好是：遵守院规好、安心休养好、服从治疗好）。有个小护士，由于长期紧张，患上了高血压病，还有些人患上了失眠症，这都算不了什么，只要病人安全痊愈，我们累点、苦点都是快乐的。
著名作家陈世旭（现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是我的朋友，16岁那年他下放到江西九江县新州农场当农民，第二年（1965年）例行普查血吸虫病，发现他染上了，就在当年冬闲的日子里成了病人。现在回忆起当病人的日子，仍十分轻松，还只17岁，不知道什么叫忧虑和痛苦。队里通知去治病，背起棉絮，夹一捆稻草就赶到仓库里。那是临时医院，稻草铺在地上成了病床，一床被子又盖又垫。半靠着墙，任药从血管里慢慢流进体内，难得有太阳钻进仓库，看看书，十分惬意。领导还来看望，要大家安心治疗，伙食还有补贴，每天是3角钱吧，菜里有几块肉，一人一碗，蹲在仓库门口吃。那房顶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望着这群男子汉碗里的饭，麻雀是一粒都想不到，个个嘴馋，饭菜吃得精光。下午睡觉，不用上田，很闲。那药叫酒石酸锑钾，一些病人注射后有恶心呕吐的反应，没有人埋怨条件差，不花一分钱治病，感激都来不及呢。中国穷，只能用这种穷办法。这种病，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治好后，只要不接触疫水，100％不会得病。陈世旭似乎成了行家，回忆起那患病的日子，充满了欢乐和感激。并非所有的“老血防”工作者和病人都能这样健康与快乐地活着，享受着今天的幸福。许德洪是湖南省沅江市漉湖血防站的血防工作人员，今年进入花甲。沅江市在洞庭湖南端，是血吸虫重灾区，现在血吸虫病人近4万，他属于那1／4万。他的病情较为特殊，按传统观念，血吸虫一般只危害肝、脾、肠道，血吸虫却优惠于他，侵犯了他的大脑，神经系统。CT已证实这类病人不少，语言发生障碍，四肢活动也不听使唤。他儿子悲怆地说，父亲一辈子都在干消灭血吸虫的工作，最后却被血吸虫消灭了。
2003年清明节，我在湖北武昌郊区九峰山名人公园的公墓为父母亲扫。与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的孩子相遇。他父亲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血防”工作。每次防洪抢险、防疫防灾他总是在第一线，总是第一个报名到疫区，血吸虫好像是他身上的常客，治了好，好了又染上，染上又治疗，最后死于肝硬化腹水，门脉高压大出血。他们子女希望有关单位追认其父为烈士，上级一直在研究。他父亲和抗击“非典”中倒下去的英雄应该是一样的，他也是“真心英雄”。孩子们的叙述是沉重的，神情是悲哀的，现任领导最后的回答是：他没有做到自我保护，责任在自己。这样的回答让他们很心痛！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3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1)
1亲近疫区：悲壮岂在“非典”时
我完全能感受这种心痛。
老一辈血防工作者的叙述，有欢乐也有苦涩，有自豪也有悲壮，有轻松也有沉重。透过他们的叙述，我感受到了当代年轻人无法感受的一种心动，一种无法欣赏的美丽，一种可能令他们不屑一顾或尚不能认识的崇高。
我萌生了想找当代血防工作人员采访的念头，他们的工作还会是这样苦涩、沉重、悲壮、美丽和崇高吗？
血吸虫疫情为什么不断地出现反复，当今血防工作人员是怎样进行查螺、灭螺的?是怎样进行查病治病的？疫区病人是如何接受治疗的？现代的疫区人懂得预防血吸虫病的知识吗？血吸虫病真的在向城市蔓延吗？能不能再来一次“人民战争”？现在的科学技术，现在的方法手段能遏制血吸虫病吗？“为什么？怎么办？”不时地在脑海里翻腾。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一直记住了这个数字：1985年血吸病人为40万人。就在2003年的5月，那是惊心动魄的日子，全国人民的目光锁定在中央电视台疫情通报的节目时刻，我读到了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于5月14日向全国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建设兵团卫生局印发了《血吸虫病重大疫情应急处理预案》（试行）。这年8月25日，我又读到国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当前重大传染病的文字。他说，目前全国有427个县市区存在血吸虫病疫情，长江沿线的6省加上云南省的110个县市区为主要流行区。受威胁人口约6500万，患者81万例。我询问专家，专家说，这两个数字不太准确，近年来许多血防站工作处在停顿状态，其统计数有一定的差距，专家们估计患者可能达到100万以上（2004年统计为84.3万）。
毛泽东同志的那句“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改变了我国南方血吸虫疫区广大百姓的命运，改变了那儿的环境，还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
血吸虫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万降为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先后消灭了血吸虫，433个流行县乡区有260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乡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然而，我还读到另一组数字：2001年我国新发现钉螺面积为590万平方米，2002年我国新发现钉螺面积为1151万平方米，2002年报告血吸虫病人810389人，其中慢性病人783430人，晚期病人26046人，当年急性感染913人。湖区集中在五省：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慢性病人674506人，占全国慢性病人数的8610％。山区集中在四川和云南，慢性病人为108924人，占1390％。
2003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3万，比2000年增加了15万，尚未控制传播的有108个县，钉螺面积35.2亿平方米。疫情严重的省份首推湖北省，有血吸虫病人27.8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数的32.97％，新增加钉螺面积30余万亩。其次是湖南省，有血吸虫病人21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数的24.91％。洞庭湖区有病畜5万头，有钉螺面积3915万公顷，占全国钉螺面积的52％。江西省1998年至2002年鄱阳湖钉螺面积在4年内增加了10万亩，易感洲滩增加了29.6万亩。有血吸虫病人13万人，钉螺面积116万亩，从患病人数看列第3位。据各省疫情监测统计，近5年内已有38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或传播阻断标准县（市、区）疫情出现明显回升。在部分中小城市也相继发现了感染性钉螺和新发血吸虫病人。少数已消灭地区均发现外地输入性急性、慢性血吸虫病人，输入性病例近3年内呈上升趋势。
小报上常出现他们写的这样的文字：“在洞庭湖血吸虫卷土重来”，“血吸虫死灰复燃”。外电还报道：“曾在大陆绝迹的血吸虫重现江湖”，“瘟神再出”等等。
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消灭已血吸虫，并一直在和血吸虫进行殊死之战；事实上，毛泽东同志清醒地认识到与“疫”之战是一场恶战，还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恶战的结果不亚于一场战争，恶战的结果是以百姓死亡为代价的。他的诗后小记是这样写的：“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12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力，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生命而言，远强于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这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以外，现在1000万人患疫，1万万人受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日之华佗们在前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诗人只是从余江县送走“瘟神”的壮举中，看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深知“瘟神”的危害，深知“送瘟神”战斗的持久。
中国人控制“非典”流行如此，血吸虫病的防治也如此。其他传染病防治也该如此。
德国画家丢勒在1498年创作的圣经木刻插图中，我们看到《启土录》中骑士分别代表着预示世界末日的4种力量：战争、饥荒、死亡，以及可怕的瘟疫。瘟疫——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对人类文明有着非常大的冲击力，其影响和破坏是全面的、巨大的，所冲击的目标是人类自身，往往此战争更剧烈、更突然、更恐怖。
我知道，血吸虫病摧毁生命的能力并不亚于“非典”，只不过“非典”病毒迅猛，而血吸虫病则是侵入人体内慢慢折磨着个体生命，传播速度一样是快速的，只要和疫水接触10秒钟就有可能患病。而患者99％都是农民。
我选择了从鄱阳湖的两岸出发，向北，沿长江向西，过武汉，到荆州，去石首监利，再南下洞庭湖，登岳阳楼，下沅江。专家们已明确指出，我国血吸虫病重流行区就分布在鄱阳湖、洞庭湖，及沿长江的江湖洲滩地区。
2第一站：查螺、治病，想给这儿的患者画个句号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位于江西省北部。接纳赣、抚、信、饶、修5条河之水，从湖口县入长江。南部湖面广阔，最宽处74公里，入口处最窄，仅800米。鄱阳湖草洲面积约有300万亩以上，由于血吸虫的影响，迄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血吸虫病人流行范围主要在鄱阳湖周边各市县，包括南昌、九江、上饶、宜春8个设区市的39个县（市、区）、337个乡（镇、场）、2318个行政村。江西省城南昌市属流行区，流行范围是4县3区：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安义县、昌北开发区、高新开发区、红谷滩新区，疫区人口150万人，占全市人口总数的1／3。
在南昌，与专家们谈论最多的是8个字：“反复回升”和“潜在危险”。
安义县在1987年经过专家检验论证，消灭了血吸虫病，结束了300多年瘟神流行史。1997年在安义内港发现有螺地段7公里长，钉螺面积800亩。2004年该县再次发现钉螺面积100亩。1995年南昌昌北区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1998年在昌北凤凰洲头发现有螺面积6亩。新建县松湖乡20世纪90年代列为基本消灭乡，几年的洪涝后，松湖大沙河峡港段3公里长发现新有螺面积1000亩。南昌县以产粮闻名全国，该县的蒋巷乡玉丰村人群检阳率由1998年、1999年的15％上升到2001年的28％，2002年又升到33％，为全省，甚至是全国血吸虫感染率最高行政村，已接近解放初期的数字。
2003年在赣江流域主支、南、北3支发现11块有螺江滩，有螺面积13896.2亩，均为易感洲滩。这些地域过去从未发现有钉螺孳生，说明鄱阳湖区钉螺在沿赣江上游扩散，钉螺已离鄱阳湖35公里，距南昌大桥只有28公里。我理解了“潜在危险”的意思，也感受了点“蔓向城市”的恐惧。
新建县处在赣江、锦江下游，鄱阳湖西南畔，属鄱阳湖区域血吸虫病重疫流行区。说它重，因为全县19个乡镇，就有16个乡镇流行血吸虫病；全县有人口67万，疫区有人口55.1万，占全县人口的83％。
在县血防站，我采访了胡位陈站长，话题从2003年5月14日国家卫生部印发的《血吸虫病重大疫情应急处理预案》（试行）开始。国家卫生部每年都会下发提醒防治的通知，像2003年这样严格正式地下发应急处理方案还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非典”袭击的启示。《预案》中明确了急性血吸虫病的疑似、临床诊断、确诊的标准。
暴发疫情的标准定为：(1)在原无疫情或已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的地区，发现感染性钉螺、血吸虫病新感染或急性感染病例。(2)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两周内连续发生两批血吸虫病急性感染病例，每批5人以上，或在一线感染场所连续发生急性感染3人以上。
胡站长坦诚地说，我县2002年8月就发生过一次急性血吸虫病暴发流行，发热病人高达400多人。经过当地卫生院、乡村医生不正规化疗，确诊24例急性血吸虫病，居民间凝检查阳性率达1051％，耕牛感染率高达33.18％。发生地点在联圩乡沿赣江流域北支12个行政村，去年联圩乡的暴发让我们吃了一副清醒剂。血防工作要抓得紧而又紧，稍有不慎，必结恶果，痛定思痛，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怠慢。说句心里话，端着血防这碗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好吃。有的县财政力度不够，急。我们县支持力度大，也急。我们湖区有螺草洲14.6万亩，新发现有螺易感草洲4600亩，直接威胁两乡3万多居民。农民要在草洲上放牧，到湖中捕鱼，田里插秧割禾，还要参加防洪排涝等等农活，随时随地都有感染的危险。
为了证实他的话，2004年8月底，他电话告诉我一件“惊险”的事：联圩乡浮洲村农民响应政府号召多种粮，准备开垦荒芜的草滩，村党支书只想到割草翻耕，忘了灭螺。草滩没有经过灭螺处理，就这样下滩，不感染才怪哩，幸好发现早，不然要出大事。像这样的草滩我们这里还有几千亩。农民要开荒种田，一不小心就出现新病人，我们压力越来越大。
解放初期，疫区居民感染率是31.7％，现在降到2.97％。我们希望再降。现有晚期血吸虫病人430例，慢性病人1.3万人，这不可能是个恒定的数字，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减少那是我们的工作，增加了怎么办?说明我们没做好。我总希望病人数目不要增加，病情不要加重或慢点加重。“晚血”病人在我任职内画一个句号。是目标，也是梦想吧！我们的工作包括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和健康教育三大部分，缺一不可。健康教育是预防血吸虫病的最有效办法。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接触疫水10秒钟就可以患病，做到尽量远离疫水，为了生活生产需要，非要接触疫水不可，做好个体和群体防护，在有螺地带设立警示牌，血吸虫病的患病率就可大大降低。
“有螺面积总共多少？”我问。
“解放初期是32万亩，现在是15万亩。”
“全靠喷杀灭螺吗？”
“不，我们实施了环保灭螺，垦殖、兴林、改水、改厕，同时培育和推广种植南荻，借以改变钉螺生长的生态环境，抑制钉螺生长。”
“你们是怎样查螺灭螺和查病治病的？”
“最好你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语言可能很难表达清。我可以告诉你，查螺还是老办法，用眼睛用筷子，查病治病是一条龙，发现感染者当天给口服药，比过去用的锑剂方便安全，病人容易接受。”
“查螺人数够吗？”
“当然不够，算算吧，全站有165人，在职的114人，专业人员87人，非专业的27人。已知15万亩地，要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查，每年还要新增内涝可疑的地带，也要做到寸寸不漏。全县疫区人口55.1万人，同样要一村一村查。工作量该有多大，在我们站，不管是专业的，非专业的，每人都要轮流下乡半年，参加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工作，吃住都在农民家里，可以用这几句话概括我们在乡下工作的状态：冬寒秋雨，走村串户，吃百家饭，睡百家床，问百家病，解百家难。还要做到保护好自己防止感染。在今天，你问问，拿工资的国家干部，有没有干这样艰苦的工作的？我敢说，行行业业，惟独血防一家。”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4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2)
为了体验一下这“四百”的滋味，胡站长派了办公室主任向阳同志陪我下乡。小向，我这样称呼他，还只是35岁的小伙子，在站里是属非专业人员，每年下乡不误，虽然不懂业务，但认识钉螺，知道钉螺的危害。一个阳性钉螺可以释放成千上万个尾蚴。参加查螺工作，他一丝不苟。我们的目的地是南矶乡。小向说，那是胡站长的一块心病，他开始了叙述。
南矶乡在鄱阳湖中，由两个小岛组成，一个叫南山岛，一个叫矶山岛，尚未控制疫情。南昌市有900多名晚期血吸虫病人，南矶乡就有300名，有螺面积6万多亩，每年站里都要派人到那里查螺灭螺，查病治病。查螺的办法依旧原始，一排3个或4个、5个人，50米一线，10米一点。每走10米要蹲下查1平方尺，在这个尺寸内，用一双眼睛、一双筷子，一寸地一寸地寻找，有一个捡一个。在岛上一住就是十五六天个把月，被子、日用品工作仪器、药品全部自己带。如果村部有房子，就在村办公室地上搭个铺。办公室没有床，有时还睡在桌子上。夏天还过得去，虽然喂蚊子，抹一身驱蚊油，点几根蚊香，还可以应付。冬天就只靠几把稻草垫着，常常冻醒。只有在冬天村里人才都聚在家中，这时查病才不会或者很少有漏掉的，否则，下田了，打工了，外出了。冬天是必下乡的日子。
如果是自然村，没有村办公室，那只得睡农民家中。吃派饭，有些农民不太欢迎我们，或是穷，或是不愿查病治病，遇上没有床的家，一样睡地铺。这儿地铺比办公室里更惨，或是农家仓库，或养过鸡鸭的房子，或是放尿桶的地方，味道难闻，得忍，这是我们的工作。男同志还好点，女同志、年轻的姑娘就受不了，临阵脱逃，回去后要求调动工作的不在少数。外出的补贴可能令你难以相信，20世纪80年代，外出一天补贴是2元，90年代还是2元，不过加了夜班费4角，现在每天是15元。逃脱也好，调动也好，都能理解。我们站也有扎下根的，铁了心的。姚建民主任干了30年，他是查螺灭螺能手，一个顶三，抽样查螺，他的眼睛就像望远镜、显微镜，一盯一个准。
赵翔是退伍军人，在站里干了20年，人到中年，还是一股子劲。他几乎是下乡专业户，血吸虫病人大都成了他的朋友，他能清楚地说出病人的姓名、家庭成员、经济状况，每年查病查螺都少不了他。
80公里虽然是平地，乡级公路少不了颠簸，走了两个小时，到了鄱阳湖边，枯水季节，鄱阳湖周边的底显露出来了，汽车可以从湖底驶到南矶乡。在春天涨水季节，摆渡只要半小时，而在今年这样半枯半涨的日子，要沿着河沿进岛，坐船要1个半小时。水涨水落，湖漫湖退，钉螺正好随水漂流，这也是钉螺难灭，容易蔓延扩散的原因之一。其实，血吸虫惟一的中间宿主钉螺的远距离迁移和大面积的扩散主要是靠水来完成的。南矶两岛地势平坦，面积不大，只有3.5平方公里，居住着4625人，大都靠捕鱼为生，有鳜鱼、鳊鱼、鲢鱼、大湖虾、黄丫头，捕的鱼大都贩往南昌。
接待我们的是血防分站站长陈凡经，他还兼乡卫生院院长。他在这儿工作30多年了，全乡人的名字他都能背出。他告诉我，6岁以上的村民感染过血吸虫病的比率达80％，50岁以上的人大都感染过20次到30次，也就是说每年治疗一次，这些中年人都治疗过二三十次。站在岛的东岸远眺，鄱阳湖水一望无涯，风和日丽，可以看见有船从湖中驶过，近外是草滩。偶尔看见两头牛在草洲上悠然自得。陈院长说牛也是传染源，1头耕牛相当于50到80个人的传播力，乡里已禁止养牛，全岛只有68头牛，由养牛专业户圈养；全岛只有450亩稻田可供自给自足。
小岛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碧绿的湖水，翠绿的草洲，蓝天白云，几棵树，几头牛，一个观光者或一个投资者来到这儿，一定会感受到这儿的美丽、水的宁静、水的富饶，也许会到这儿投资修建度假村，谁会想到这疫水是传染源呢？10秒钟，只要接触10秒钟就有可能染上血吸虫病。10秒钟的美梦，10秒钟的恐怖。乡卫生院有18张床，病种主要是血吸虫病。在医院里，我遇见一个姓谢的渔民，他今年51岁，以捕鱼为生，接受治疗26次了。“能避免吗？”我问。“不捕鱼，我干什么？离开南矶，我干什么？”他反问我。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无奈，真正的无可奈何，我弄懂了，这是胡站长的“心病”，他急，急啊！这周而复始的感染，这周而复始的治疗，他无论如何想要画上一个句号。在这儿我见到了赵翔医师，他敦厚、健壮，40出头，他向我介绍了查病的方法。名单由派出所提供，按身份证发放数，一个也不会漏。只查5岁以上的乡民。事实上，在疫区，2岁的孩子也有感染的。按花名册上的名单一个个采血，一般是上午采血，下午制片，晚上读片（在显微镜下看片）发现阳性，第二天上午发药。这种药叫吡喹酮，男性口服48片，分2～3天服完，女性服12片。过去每片收5角钱，一个病人一次疗程要收24元。穷的病人24元也掏不出，今年实行全免。2004年的8月8日我和陈凡经院长通了电话，他告诉我，省市政府免费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的补助费已经到位，已有110多名“晚血”病人接受了免费治疗。
那天，我们随赵翔医师夜宿朝阳村西谢自然村。夜幕降临，蓝天上一片繁星，登高可以看见月光繁星下的湖面，波光闪烁，如同鳞片，耳边秋虫在鸣叫，不时有秋蚊拢来。说得夸张一点，一路蚊子一路歌，举手一抓，就是一把。在村民谢银娇家中住宿，这是一个50岁的农妇。从她这儿，我又听到两个小故事。
村民赵和元，今年73岁，20岁就患上了血吸虫病，好在是免费治疗。他治了好，好了治，能活到现在要感谢政府，感谢医生。由于病重，丧失了劳力，日子过得艰辛，全靠政府村上救济。两个儿子和他是血吸虫病人，我想，他们不怕染上又治、治了又染，是为生活所逼，还是因为免费呢？抑或二者都是。
原来在湖边摆渡的汉子老万，有副好身材，年轻时，打得死牛，就靠摆渡过日子。得了血吸虫病后，人虚得不行，不能划船了，体力一年不如一年，腹水，肝硬化。后来，好日子刚挨上边，就走了，还只50岁。陈院长说是变了肝癌。说到这里，谢大嫂长叹了一口气。
那夜，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可能是走累了，说着、说着都打鼾了。第二天，我要走了，看了看自己的皮肤，被蚊子叮过的红点一片又一片，约有几百处吧，大家笑了：这是对南矶乡蚊子做一点贡献吧！
这正是“非典”之后的3个月，国民都在反思。面对湖光草色，面对岛上渔民的生老病死，面对在岛上工作了30多年的陈院长，面对吃百家饭、睡百家床的血防工作者，我确实感到了欢乐和苦涩、自豪和悲壮、崇高和美丽。回首望着渐远渐小的南矶岛，我在想，胡站长能实现他画句号的梦想吗？面对这一切，我们该怎样反思呢？
3下一站：现状是历史的产物，血吸虫可不可以视为一种疾病符号呢？
九江是一座文化古城，靠庐山，临长江，依鄱湖，位于京九线上，便利的交通更增加了它的知名度。血吸虫病的流行也使它有一定的知名度。当年除庐山和幕阜山中的修水县外，全市余下的13个县（区、市）均是流行区，是江西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之一。历史上有螺面积114.56万亩，有病人数21.18万人，疫情覆盖范围和流行县均占江西省1／3。在这里我认识好多好多血防工作者。市血防站的一个朋友接待了我，他开玩笑地说，你记下我的真话，不要留下我的真名，我承诺了。他给了我两张图，一张是九江市血吸虫病流行（历史）示意图，一张是九江市2003年血吸虫病流行示意图。
九江市是典型的湖沼、山丘、江滩3型都具有的高疫流行区。沿鄱阳湖的县有：永修、都昌、星子、湖口、庐山区；沿江的是：瑞昌市、九江县、浔阳区（原九江市区）、庐山区、湖口县、彭泽县。长江岸线长178公里，市内还有3河9湖，人口450余万，流行乡人口为269.99万，与解放初期比，疫区范围压缩了71％，病人数下降了72％。
我们俩谈了很多、很多。谈了回升的原因，谈了存在的问题，谈了短期内遇到疫情的困难，谈到政府行为和百姓预防继感的关系，谈到了南水北调与血吸虫的迁徙，谈到了人口流动与感染的播散。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怎么办？”再次在我们脑海里翻腾。
朋友告诉我，1998年的大洪水，使沿江沿湖江湖洲滩有螺面积扩大。2002年底的统计数是扩大了4万亩。随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政策的逐步实施，全市还有22万亩江湖洲滩逐渐成为钉螺孳生地。旧的未灭尽，新的又孳生。不能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路子。瑞昌市、都昌县的疫情都是严重的。瑞昌市流行乡有24个，流行乡人口36.26万；都昌流行乡有21个，57.76万人口。有次在瑞昌临长江沟渠边一平方尺就发现了50多只钉螺，离长江只有1米远，很难说长江没有污染。
渐渐地，我们的话题远了，血吸虫病患者的主要人群是农民，可不可以把血吸虫病视为一个符号探讨一下疾病与农民的关系，至少传染病与农民的关系。换个角度思考，一些传染病是不是特别青睐农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媒体，是不是更多关注的重视的是“城市病”，而忽视了或很少关注农民的疾病，说白了：一碗水没有端平。我们的决策往往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许多决策与科学相悖，让农民折腾来折腾去。他忆起一幅标语。那是1998年抗洪后的事，省政府作出了鄱阳湖大移民的重大决策。移民湖数达11.5万户，重点是九江都昌县；政府将拿出30多个亿。1999年春节都昌县大树乡公路上挂着一幅标语：退田还湖根绝千年水患，移民建镇志创万年基业。村长说，这是灾民的心声。
历史退回30年，也有一幅标语：围湖造田让四湖让路为百姓造福千年，移山填海令三山低头创祖国基业万代。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也是这样说的，这是社员的心声。
从“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倒霉的是农民，浪费的是国家的钱。没人心痛农民，没人心痛一叠叠钱。在农民倒霉和国家资金浪费的日子里，创造口号和喊口号的人该晋升的，还是照样晋升了。
我们自然想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我想，我应该带着这样一个观念去反思。
4．回报的负值与负值的回报
湖北省有两件大事：水利和血防。每届省政府班子上任，首先过问的就是这两件大事。解放初期，湖北省有11个地市，44个县属于疫区，疫区人口近1000万，钉螺面积439.5万亩。50年来，全省累计灭螺面积570万亩，累计治愈病人250万人。前不久，省长罗清泉上任之初，来公安县调研就提出了坚决治理血吸虫病重疫区的要求。“虫”不除，病难治，民不富。应该说，省政府是下了决心的，全省每年拨给血防工作经费5000多万，国家血防专项只有1000万。然而，这几年血防需要投入的经费多达1亿元。只能说经费的投入与当前的疫情不相适应。
江陵县是重疫区，每年省血防办直接拨来的血防工作经费有数十万元；从2001年起每年又增至近100万元。尽管国家和省里早有明文规定，要求疫区各级财政根据当地防治工作任务需要，安排必需的防治经费，并随经济增长逐年增加对血防工作的投入。但是地方各级领导有几个愿意把钱往这个窟窿里扔呢？这是无底洞。据我所知，多数地方对血防投入基本没有安排，有的甚至还将省里下拨的血防专项经费挪作他用。用完后，背地里还喊：“财政困难。”骨子里是对血防工作不重视。投入到血防中没有经济效益，近期也看不到社会效益。人治了又染，虫灭了又生，干脆把钱投向“形象工程”。中央、省里抓一下，他们也就会动一下，或象征性地投点钱，或救急给点钱，饿不死、撑不饱，吊着。他劝我最好去一趟江陵县。
江陵县西与枝江县为邻，北接荆门市，西北是张飞一声吼的长坂坡的所在地当阳，所辖地域围绕荆州。20世纪90年代初与沙市合并，称荆沙市，1996年又改为荆州市，隔江是公安县。这儿一片都是血吸虫流行区。从武昌付家坡乘车，高速公路3个小时就到了。过去从武汉到荆州坐船，逆流而上要航行两天两夜。
江陵县的白马寺镇血防站因血防经费落空，人员待遇无着落关门了。
血防站的财政是由镇财政全部拨款。“吃财政饭”。1996年，全额变为差额，血防站有10几名职工，年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钱虽然少，大家还是来上班，门也照开。2002年下半年，把血防站一下推向市场，断了奶，规定乡血防站一律自收自支。职工一年的工资毫无着落，无巢的鸟，都散去自谋生路了。人走楼空，4层楼的血防站只剩下站长谢守依一人。面对着同行、朋友、记者，他能说什么呢？他守望着，期待着。他到血防站工作已有29年了。大半辈子过去了，对血防工作总还有一缕理不清、割不断的情丝。再者，他不愿看到血防站在他手上关门，更不愿看到白马寺镇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没人去做。
白马寺镇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地处古荆州之东，在长江与宜黄高速公路之间。有5万多人，钉螺面积近万亩，慢性血吸虫病人5000多人，晚血病人300多人。往年，岁末开春，站里都要下去查螺查病，血防队伍都散了，组织查螺已是不可能的事。2003年夏天，收到应急预案文件后，谢守依曾把同事叫回来查病，没有发一分钱的劳务费。想想镇里严重的疫情，他焦急万分，他是孤掌难鸣，无能为力。这样下去，镇上的疫情要回升了，怎么办？病人越来越多，怎么办？谁来和他一起分担这些“怎么办”？谁又会去分担他们和他家庭中的“怎么办”？他妻子目前没有工作，在镇上开了一爿小店，大儿子从部队转业后分到镇血防站，站里这种状况，儿子只好在家呆着，小儿子还在上高中。他虽然在血防站留守，没有一文钱收入，一家4口全靠妻子开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存。他是共产党员，他相信上级组织，他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工作，我理解他心里的滋味。他说，想到家里贫穷时心里很酸，想到空荡荡的血防站时心里很痛，这酸这痛还会有多久呢？我望着他伫立在秋风中，那挥手说再见的身躯在夕阳辉耀下像一棵树，我坚信，血防春天的阳光和雨水一定会落在这棵树上。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5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3)
又是一位。10几年前听说荆州出了一位血防专家、全国劳模，叫胡国富。
今天，我到了荆州，到了沙市区，听别人告诉我，他对血防工作的回答令同行们大吃一惊。他说，基层血防专业人员多年来没领过一份像样的工资了。退休了也没有一分钱退休金；妻子倪文英在血防站工作了40年，退休了同样分文工资没有。幸亏当年在职时买了保险，否则吃饭都成问题。现有的血防站建筑还是当年他任站长时发动职工集资盖的，那是血防史上最好的年头。现在已名存实亡。现有职工32名（含9名退休职工、1名癌症病休职工），原来的工资标准，站长以下的职工，800元到500元不等，自1996年开始只拿15％的工资，2002年开始，就分文没有了。高温天气，“血防红旗单位”内没有一台空调。没有X光机，没有台式B超，没有手术床，二楼病房内倒有几个病人躺着，是“晚血”病人，肚子大得像坟包，肚脐爆得像菜头。前几年，由于血防站穷，来站治疗血吸虫病的患者都收费，一个慢性血吸虫病人一年的最低治疗费用是200元（不含生活费、营养费），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最低费用是5000元。应该说，这样的价格是便宜的，因为农民穷，这样低的医药费他们也不来治疗，只要不是急性，都习惯这样拖着。他们站还坚持在干本行。有些地方的血防站为了活命，派人外出进修骨伤科、妇产科、口腔科、眼科，目的很简单：搞一碗饭吃，这样的站长还要准备挨骂，“不务正业”。一些领导干脆放任不管，自生自灭，干一天算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