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9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6).3
朋友老晏讲了这样一件事：荆州沙市区岑河镇血防站组织了一支灭螺队。队员是从农民中筛选出来的，不脱产，每个村民小组负担1名，每年付给队员的报酬是1500元。这种支付办法肯定是违背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原则，国家又无法支付这笔费用，只得解散。只靠站里20多个工作人员在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查螺灭螺，你不觉得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吗？灭螺工作自然成了谎话、梦话。
石首县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无螺县。那时只要生产队长一声喊，社员都下田、下湖去捡钉螺?老人回想说，那时是一呼百应，现在是百呼不应。谁还会自愿去捡钉螺，石首县改市后，放松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现在石首市的钉螺面积是10.8万亩。
血防站的穷并不只在湖北，湖南、江西均相差无几。因为穷，很多领导把血防站推向市场。用经济效益去衡量一个院或站的优劣，已是卫生界公认的标准了。标准已程式化、脸谱化了。似乎成了一条定律：政绩优劣，看发展快慢；批评表扬，看单位收入多少；能力大小，看敢不敢创收；投入多少，看回报大小。如果回报是个负值，这个单位就永远不要想再伸手了。血防站一直是吃“皇粮”的，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无法获得回报，没有回报就视为“包袱”。“皇粮”吃不到，或吃不饱，各大小血防站只好“自力更生”、“广开财路”，什么事都会发生。湖南岳阳县麻塘镇防疫站工作人员，把本应免费的灭螺药出售给农民。穷懒了，穷变了，穷得工作也不想做，或无法去做。岳阳鹿角镇血防站填报表的数字大都是编造的。到年底与病人治疗数都是瞎填乱编。有的年报表写1500人，实际只有500人，省血防知道底下人在瞎糊弄，谁也没去过问。道理很简单：“现在还有谁去干不拿钱的活?”
湖南沅江是血吸虫重疫区，国家从1996年起，每年拨给该市血防经费是279万元，近几年还在增加，2003年已达到327.9万元。应该说，算不少了，算不错了，该知足了。该市血防站主任张健算了一笔账：全市600多名血防干部，离退休人员140余人，要保证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剩下的钱分给在职人员头上，每人年收入为2000多元，还不如某些单位1个月的收入。
益阳市血防所同志也为我算了这笔账，每年工资的总经费需要170万元，国家拨款只有130万元，发工资都不够，要想发奖金，那只得自力更生。
经费限制了专业队伍的开展正常工作，发展就无从谈起。用湖南省血防办副主任李华忠同志的话说，下拨经费与防治任务不相称，由于不相称，血防工作也就没有走上道。一个血防干部坦承：“一个人一年的人头经费还不到1000块钱，要养站口，还有什么经济能力去灭螺，只有象征性地搞一些。”湖南如此，湖北如此，江西如此，全国穷得揭不开锅的血防站大都如此。
朋友老晏坚持要陪我去洪湖新堤看看。他说，既可忆旧，又会有新思。30多年前，我们社教工作团到洪湖县(当时是县)集训就是从新堤上岸的。那是1965年春节后的第六天，我们从汉口起航，逆水向上到新堤。水浅岸宽，船停在江中，下船后要走过长长的沙滩和草丛湿地。现在是秋天，浅浅的浪拍打沙洲，往远望可见被风吹倒的泛白芦苇。老晏弄来一辆车，沿江边跑了一阵，旧地重游，十分兴奋。只兴奋了几分钟，对这熟悉的江水又产生了十分的恐惧。洪湖市的河滩大约有6万亩芦苇，这儿钉螺的密度很高，有的地方每平方尺有钉螺达20只。
老晏为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查钉螺费每亩以1元计，6万亩就要6万元，灭螺以每亩150元算，就得要900万元。何况，这儿水域复杂，当汛期来时，沿岸沙滩芦苇均会泡入黄汤之中。钉螺就会随水漂浮迁徙，河水退后或留在原处，或落在一个新地方生存下去。一是没有那么多钱去灭螺，荆州市每年血防工作资金缺口近4000万人民币，二是长江涨水能控制么？一路上，我听到感叹最多的就是，钱，钱！钱？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投入不是没有可能的，投入没有回报是万万不能的。结果是不愿负值回报，得到的是回报的负值。
5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我想起了一条人工河的投资。这条河又叫汉北河，1969年动工开挖，全长近百公里，西起天门，经孝感南部再至武汉东西湖区的新沟，进入长江的支流汉江。当年，决定上汉北河这个项目是作为全国治理血吸虫工作的三大试点来抓的，做法是：挖北河、扩南河、平滩灭螺。孝感当时灭螺56.3万亩，治病人18.5万。20年后问题逐渐暴露，不仅行洪不畅，而且河滩杂草丛生，形成沼泽，钉螺面积扩大到5.7万亩，占孝感有螺面积的59％。血吸虫病又使沿河两岸80个乡镇群众的脸上布满了愁云。
1994年，国务院6部委共同主持了汉北河的综合治理工程。决定用3年时间拿下汉北河血吸虫综合防治工程。汉川的水系以汉北河为主，当地农民的生产用水和少部分生活用水都来自汉北河，沿汉北河的30多个涵闸都没有阻螺设施。汉北河春夏涨水，秋冬枯水，河滩冬陆夏水，最易孳生钉螺，而沿河百姓在河滩放牧、在河里捕鱼、游泳。频繁接触疫水的农民说因“水利修得好，钉螺到处跑”。目前汉北河在汉川段的格局是，南、北河河道都宽近百米，中间的滩涂在枯水期宽度约为600～800米，由农民在上面翻耕种植。
据省血防办提供的数据从1994年到1996年，国家共在汉北河综合治理项目上投入2亿元，钉螺密度得到了有效控制：1993年，血防部门在汉北河河滩上测得钉螺密度最高为103只／0.11平方米，防浪林里最高为54只／0.11平方米，到2001年这组数据为1.005只／0.11平方米和0.345只／0.11平方米。综合治理降低了钉螺的密度，却没有减少钉螺分布的面积，目前在汉川市33094亩钉螺面积里，汉北河就占25870亩。全市血吸虫疫情最严重的是汉北河沿线的5个乡镇。
荆州沙市区岑河镇是中国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故里，地处长江北岸，汉江平原腹地。刚解放时，除了阳湖岗一地外，基本上没有钉螺。属于湖沼地形。全镇辖26个行政村，203个村民小组，总面积152平方公里，面积5.52万亩，素有“西瓜之乡”、“辣椒之乡”的美称。出于富农的愿望，大兴水利工程，水渠相连，相互成网，钉螺获利了，沿渠沟，顺水势，钉螺串塘过田，四处蔓延，一到排灌季节，疫水随沟而行，靠岸而生。该镇总人口4.6万人，2002年统计血吸虫病人有4000多人。2002年来治疗的慢性血吸虫病人总计花了79.6万，晚期血吸虫病人费用为32.5万，合计100多万元。不治会死，治了会穷。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什么叫“因病致贫”！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农民仍这样说：“水利修得好，钉螺到处跑。”越病越穷，越穷越病！引病上身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啊！
安徽省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泾县陈村水库灌区、四川丹棱县修建的水库，也都出现过血吸虫扩散的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昌在实施血吸虫病综合治理试点期间，修建了一批水利灭螺工程，采用低围拦蓄的办法，在洲滩和大堤间修一个矮围堰，蓄水浸杀钉螺，减少了群众接触疫水的机会，有血防效益；也为农民修建了一批水利设施，有经济效益。可几年后，有关部门在考察后认为这种矮圩对渔业养殖和生态环境有影响，就把很多围堰炸掉，结果一度锐减的钉螺面积迅速扩散。1998年以后，一些地方政府实施的移民建镇工程，也没有充分考虑血吸虫病防治的需要，有的镇就建在原地，只是地基高点；有的新建居民区离疫水更近，造成群众感染的机会增加。
由此，专家们不能不想到南水北调工程中血吸虫病的传播问题，也许这不算题外话。
决定钉螺生存繁殖三大因素是温度、地面湿度和植被。专家们认为，南水北调对钉螺可能扩散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程对原血吸虫病流行区疫情扩散问题，可能性最大的是输水主干道流经的江苏苏中里下河地区、安徽巢湖地区、湖北四湖地区。由于工程带来水系重新分布，水资源重新分配，使适宜钉螺孳生的区域也发生明显变化；同时，人口流动和由此引起的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均可引起疫情扩散，增加潜在威胁。
二是工程是否会引起钉螺北移至非血吸虫病流行区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的论证表明，钉螺分布最北不超过江苏宝应县境（北纬33°15′）。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江苏北部冬季温度明显升高，仅从温度指标可知，钉螺在北纬33°15′以北，徐州以南地区也可生存。这已被20世纪90年代的现场实验证实。因此，我国第四、第五大淡水湖（洪泽湖、巢湖）存在由血吸虫病非流行区变为流行区的潜在威胁，远期还可能继发扩散至山东、河南省，虽然是设想，不可不防，一旦发生后果严重。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6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4)
政府和科技人员都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和事实，水资源的开发会引发血吸虫的传播扩散加剧。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如20世纪30年代埃及Aswan水库，是世界上建立在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最大水库之一，它的建立改善了农业灌溉系统，同时，也造成了埃及血吸虫中间宿主水泡螺的大范围扩散，血吸虫病人群感染率由2％～11％升至4％～75％。能不再次想起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吗？其概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是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8月底9月初考察江西时对江西领导干部讲话时提出来的。一个月后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写进这个论述。这概念提出非心血来潮。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袭击时，胡锦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深入百姓，深入到科研机关，深入到抗“非典”第一线，疫情使他和他的同事们不仅看到了公共卫生的弱点，更看到了社会管理体制的弱点，也看到了发展观的弱点。偏离科学发展观的决策必然会失误，必然会给老百姓带来损失。在湖南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事例。华容县位于洞庭湖的北端，1998年小集城“退田还湖”，先后有2300多人搬迁，放养了2000多只羊和830多头牛。通过粪例检查，发现人和牛的血吸虫感染率为68％，羊达到310％。
20世纪70年代初，仍在高喊“抓革命，促生产”，高喊“农业学大寨”，向荒山要田，向湖泊要粮，筑梯田，围湖造平原。处在鄱阳湖、洞庭湖、洪湖等湖泊周边的政府都做出了“围湖造田”的决策，结果是湖泊小了，湖水少了，洪涝一来，无法容纳，在疫区水淹到哪里，钉螺栖到哪里。我坚信，各位领导做出这决策时绝对是想为农民增收致富，为了农业的发展。那时口号不是喊得好么：围湖造田，为百姓造福千年。
本世纪初，政府又号召“退田还湖”，目的还是为了农村农业发展，减少洪涝灾害。口号喊得总是暖人心：退田还湖，根绝水患，千秋大业，造福百姓。据湖区5省不完全统计，退田还湖，平垸行湖面积约60多亿平方米，其中90％滩地重新成为钉螺孳生地。受害的自然是湖边周围的渔民、农民、樵民（以收卖芦苇为生的居民）。
湖南益阳市是重灾区，沅江又是益阳的重灾区，位于洞庭湖的南端，现有血吸虫病人4万。其主要原因就是堵水放水，放水堵水，“三分水域三分洲，三分垸田一分丘”。这儿生活的人离不开水。近30年来，一会儿围湖造田，一会儿退田还湖，一会儿平垸行洪，一会筑堤防水，钉螺只进不出，多生少灭。
湖南血防站一名血防干部告诉我，差不多整个洞庭湖都是疫水了。在沅江疫区，血防工作人员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走村串户宣传上，劝人们不要接触疫水。能不接触吗？
沅江的漉湖有点小名气，是因为有“江南第一苇场”的美名。这儿有11万亩芦苇荡，靠收割芦苇为生的居民几乎是100％染上了血吸虫病，苇场有2000多户人家8000多居民。他们私下告诉我，大人八九成都有这个病，这儿又获得了一个能远扬名声的称号：血吸虫的窝。他们习惯了，他们离不开芦苇，也就离不开血吸虫病，好在又开始免费治疗了，病在传播着，他们的生活也在欢乐地继续着，只当到了晚期，我们才听到悲伤的叹息。沅江双丰乡新民4组的村民，血吸虫到了晚期，要做脾切除等复杂的外科手术，还要用药，最低费用也要3万元。他们家人均年收入为300余元。他只能望湖兴叹了。
经历了几次洪水后，洞庭湖的汉寿、岳阳的血吸虫病人与日俱增，湖中泥沙淤积，洲土扩大，钉螺分布的面积也在增多。
在洞庭湖边，船家几乎都知道洞庭湖是疫水，他们会警告游客，不能随便去湖中游泳、洗手、洗物。一句话，不要碰水。
然而船工们为了生存，又是不得不与疫水接触的一族。有趣的是，我遇了一个从疫区来到疫区谋生的农民。
老沈是湖北监利县朱河镇沈黄村人，他明知这里疫情严重，为什么还到这儿来？他说，监利县外出打工的人很多很多，年轻人大都是为了避血吸虫。外出可以赚钱又可以不染病，该多好。他都快50岁的人了，已是慢性血吸虫病人，到哪边疫区过日子不都一样，这儿有摆渡，有游客，一个月少则赚到300元，多则500元，比乡里好。他还说，老家得了大肚子病也有活到六七十岁的。赚点钱再开刀，何况，国家对治病还有补贴，不怕。他很坦然地面对。
我在沅江血防站听见过这样一段顺口溜：“治完老病人，感染新病人，治完新病人，重复新感染。”在老沈身上确实应了这句话。
我在漉湖镇血防站门口看见这样的标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村民说，这个标语从1970年初写上至今没换过，已经有30年了；再过30年，能应验这句话吗？
登岳阳楼，我想起了另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洞庭湖是壮观的，100多年前是6000平方公里。它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解放初期它的面积是4360平方公里，半个世纪来，围湖造田，失去近半。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每年约有0.98亿平方米的泥沙沉积在湖区和河道湖泊内。由于淤积，洞庭湖已支离破碎，再也没有“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气魄了。湖水不仅有东西南北之分，还有内外之分，内湖就达667个之多，现在的面积是3991平方公里。离开岳阳楼，我心里还在默诵：“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我在想，不知登楼者今日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致么？“八百里洞庭”会不会变成“八百里疫水”？那时的登楼者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恐惧？咒骂？悲哀？不屑？望着烟波浩淼、云雾笼罩的湖面，我确实很难表达自己的心情。尽管疫区的一些老百姓谈起血吸虫病时很轻松，很无畏（该是很沉重，很无奈吧）；尽管漉湖的江南烟雨景致十分迷人，迷人得让你情不自禁地念出“草长平湖白鹭飞，夕阳箫鼓几船归”的诗句；尽管那新抽的秧苗和葳蕤的苎麻连成的满目葱绿还在眼前，尽管堤坝上白云下那吃草的牛羊静静地享受着休闲的美好还留在记忆里，尽管，尽管……然而，我总感觉到洞庭湖上烟波升起的是团阴影笼罩在这儿的上空，阴影能抹去吗？
湖南省最近提出要实现的最新目标是，到2005年，全省居民血吸虫病患病率由现在的7.23％降至5％以下，垸内（堤内）钉螺面积由目前的5.9万亩减少到4万亩，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全部达到疫情控制标准。一位领导还说，希望通过退田还湖，到2010年洞庭湖面积达到4577平方公里。
但是，一些基层血防干部对完成这个目标并不乐观。他们说，洞庭湖每年都要发洪水，那些被洪水漫过的地方又有钉螺，重新成了疫区，钉螺怎么灭得过来？洞庭湖的环境不改变，钉螺就不可能消灭。孰是孰非，谁能验证？
专家们说，自然因素变化已使常规防治措施对湖区的血吸虫传播控制能力逐渐降低。再加上人为的因素，使这场人民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回答只能是：任重道远。
6余江写下的启示
1986年国家决定撤销中共中央血吸虫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移交国家卫生部领导。其后，国家卫生部管理、协调，全国血防工作职能逐步削弱。“人民战争”再也难以组织发动起来了。1956年成立的中央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有水利、农业、卫生等相关部门。那时，一声令下，各行各业齐动员，千军万马齐上阵。
江西省卫生厅一位领导感叹地说，卫生部门有多大的权？有多少钱？能叫得了谁，又有谁愿意听你指挥？大部队调不动，小部队、专业部队举步维艰，溃不成军，岂有不败之理?
在2004年春，我读到了这样的报道：国务院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出任组长。吴仪同志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抓住源头，综合治理，坚决遏止血吸虫病疫情回升势头。
我又读到另一篇报道：余江县创造了连续45年没有血吸虫病的奇迹。人们会问，难道这45年间，余江真没有出现过钉螺？如实地说，出现过，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邓埠镇农民于青海在白塔河邓埠浮桥边无意中发现了一只钉螺。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分析研究对策。第二天，县领导带头，发动全县干部群众3000多人，从马荃镇至邓埠镇铁路桥共39公里范围内，一个地段接一个地段仔细排查，连续查了3天3夜，直到未发现第二只钉螺才鸣金收兵。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打的还是“人民战争”，这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种场突然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组织灭螺队，全面灭杀。为了验证灭杀成功，捕获了618只螺，解剖了500只，全部阴性，又用49只小白鼠做了感染试验，仍全部阴性才放心。21年过去，这期间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2.6万人次，发现一个螺奖励30元。用他们的话说，46年来已把疫区像梳头一样反复梳了几十遍，余江用“关注、科学、投入”给血吸虫病流行画了一个句号。
在湖区，像余江县这样梳理，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的那股执著的精神，那倾情的投入，那科学的态度，那全力的关注，不该值得学习借鉴吗？
如果说，余江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树起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不能倒的话，那么，四川的满江县用科学的精神开拓了一条山丘型地区灭螺的方法，是改革年代的全新思路。满江县地处川西平原西南边缘，曾是四川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之一。从1996年到2002年，全县通过实施、综合治理工程，有效遏制了血吸虫疫情的进一步流行。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整治塘库、人畜饮用水工程、改造沟渠、改造下湿田、退耕还林、沼气池建设以及疾病控制等，项目总投入达9046多万元，分属农业、水利、林业、卫生、畜牧等多个部门。
2004年春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组织有关专家对他们的做法进行考查，认为他们做法是可行的、有效的。县卫生局负责同志说，隶属卫生部门资金不到300万元，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投入了9000多万元。
还是关注，科学，投入。这不仅仅是对血吸虫病，也应是针对痢疾、肝炎、结核、艾滋病等常见病、多发病，不仅仅是针对一次性的暴发或流行，而应是动态地不间断地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不应鼓励预防系统自己“活血”、“造血”，应该给这些无法对投资有回报的单位有计划地“输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