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关于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营利性与回报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浮出水面。有业内人士对此提出疑问，虽然教育事业属公益事业，积累只能用于教育再投入，可是，如何激励和保障举办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当时依据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的许多规定属粗线条性质，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民办教育发展的迅猛势头。
败诉的结论让贾维茵深受打击。办学至今，他从来没把学校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有所积累就很快投入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何以被扣上“把私立当成私有”的帽子呢？六年来，学校在发展，但他个人是一文不名。学校给他开的工资是每月2000元，交际费2000元，每月就拿4000元钱。有一次在怀柔开会时，学校老师都提议给他买套房子，说他年纪大了，还住在学校那么小的地方。后来回校就打了报告，建议给他拨30万买房，让他批。贾维茵批的是：“古人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在学校还在发展中，连校舍都没有。我个人怎么能买房呢？”这事就被暂时搁置了。结果这笔钱买了一部京通大轿车，专门接送学生。
“当时学校的现金是85万，我想过个一两年攒到一百多万时再买地置校舍。我就住在学校里，死了就埋在学校里，永远和学生在一起，多好！我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贾维茵摊开的双手有些颤抖，很难说清此刻他复杂的心情。
败诉后的几天，贾维茵就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他聘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彭雪峰，彭律师明确表示，这个官司意义重大，富有挑战性。即使不收费，也要帮他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同时觉得一定能赢。
后来法院来电话，说三天后开庭。但是不到三天，法院就把贾维茵叫去了，说正则中学校长孙菊生撤诉了。贾告的是朝阳区教委，可是他们叫人撤诉了。
原来学校接管后立刻就把法人代表变更了，变成了孙菊生。贾维茵以“正则中学校长”的名义起诉，所以给了他们撤诉的机会。
“事后我想应该以‘创办人’的名义起诉，他们也没办法。但是又想，即便如此，这个官司就打得赢吗？你想，教委能让你告倒吗？”贾维茵懊悔莫及，同时又心存疑虑。
这个一生崇尚屈原刚正不阿的、从不轻言退却的老人，誓要把官司打到底：“我已经80多岁了，行将就木，哪怕上诉到全国人大，我也一定要弄个明白！”
是接管，还是掠夺?第一个“牺牲者”
贾维茵称自己“性格不好，倔得很”。“文革”时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他说了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枯”，说是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他扫街、背砖头。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始终不低头，不认罪。
这种“不识时务”的性格一直延续到办学过程中。当时朝阳区教委有人推荐学生来上学，贾维茵坚持按学校的规章办事，说学费没有学校可以先借着，但分数必须够。还有给他私人送钱的，这些人情他一概不接受。儿子曾经批评他“太倔”，送出个10万元不就没事了吗？
他坚决拒绝：“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毒瘤就是贪官污吏！”
对外如此，对内他也不含糊。贾维茵有6个子女，老伴去世得早。有个儿子做生意，想跟他借点钱，他一口回绝了。他说服儿子：“这些钱都是学校的，借出来等于釜底抽薪，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事后，却给学校每个办公室买了一个红外线取暖炉，让老师们取暖。
师生们经常看到，他们的老校长生活简朴到开水泡饼干就是一顿饭。他甚至想好了遗嘱：第一，将来继承学校的人，必须继承学校的传统，不能拿学校当营利单位；第二，我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捐献给学校，作为学生的助学金。
如今86岁的贾维茵已经须发尽白，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除心头的困惑：私立正则中学是私立，还是公立？当初北京市教委批文中明确指出是贾维茵个人举办，怎么成为“集体所有制性质”呢？在这种强行接管中，举办人的权益是否受到侵犯？
正则中学1992年所聘的董事根据《条例》和学校章程，均已失去董事资格。为什么朝阳区教委却将学校擅自强行移交给了几个所谓“董事”？这是正常接管，还是非法掠夺？如果以后正则的办学质量一落千丈，运营负债累累，损害了正则的声誉，谁该来承担这个责任？
《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出台了，并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贾维茵对此十分关注。他的手里拿着一份《促进法》的复印资料，那份资料已经被他反复摩挲得磨出了毛边。或许，如果这份东西早一点问世，贾维茵和正则中学的命运会重新改写？
“你看看这一条，董事会组成人员应该是什么人？如果严格依法办事，现在的董事长就不能当。董事长必须是举办人，现在举办人的法人代表证书、验资报告都在我这儿！还有第二十二条，‘法人代表不一定是校长，也可以是董事长’，他不但要负担学校责任，还有债务责任。”
他反复向我逐条阅读上面的条文，郑重得令人心酸。
“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如果依法办事的话，我一定会赢。我为什么要胜这个官司？不是为了争学校的财产，我办学十几年了，我要那个财产吗？有没有‘名’的思想？这个我有。我是作为首都第一所民办学校、为民办教育事业第一个牺牲的人。我现在已经86岁了，身体、头脑还好，我一定要出庭。这是个斗争！”他激动得几次都哽咽不能自已。
“我爱国，也爱党！”青年时代的贾维茵在南开时是天津学联的常委，也是天津第一次抗日示威游行全市纠察队总队长，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曾代表天津到北京请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一身羸弱之躯，贾维茵却依然心系教育。他说他要在全国民办学校中倡导“一分钱运动”，帮助西部贫困孩子上学。身卧病榻，他还仔细地谋划着，全国现有7万多所民办学校，假如在全国的民办学校中倡导这个活动的话，每年就有7万元的基金，这个数字将会解多少西部贫困孩子的就学之困啊！
这个计划，他不止一次向我提起。只有在那个时刻，我才看到他慈和的脸上平静、温情的笑意，忘我的，愉悦的。
是接管，还是掠夺?无言的结局
如今的贾维茵住在北京望京花家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这是正则中学对他晚年生活的“安置”。作为“补偿”，学校每月帮他支付房租1700元，500元保姆费和2000元生活费。
他的窗子正对着一所中学的操场。腿脚不灵便的贾维茵经常面对着窗子外面的学校发呆，教室里不时传来的朗朗书声、操场上雀跃的孩子身影，经常让他产生错觉：又回到了正则吗？
然而，转回身，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屋子和寂寞生寒的四壁。
他已经很久不去学校了，也不了解。不承认，为什么要了解？听说学校借了200万，装修了宿舍，里面都装上了空调，老人的心几乎一缩：这不是他一以贯之、心目中的正则啊！
曾有人来劝说贾维茵，还是私了算了，何必闹得那么大，对谁也没好处。
但是，这个生性倔强的老人拒绝了，态度鲜明：可以调解，但绝不是哀求。“我不怕死，我不爱钱，但是丈夫不要受人怜！”他拊掌痛击。
最近，正则中学那边来人叫他回去看看，他也断然回绝了。
那可是他举半生之心血一手创办的学校啊，他岂能不关心它的现在和将来？！南开，一个给予他《诗经》、《楚辞》等精神营养的地方，一方塑造了他灵魂的教育圣土，正是从那里，他的教育梦想悄悄萌芽；正则，这个校名里寄寓了他的人格理想和教育强国梦。但是……
他冷漠的拒绝里包含的是一颗凄怆的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半生坎坷并未泯灭他的灵性之光，理想之帜依然在心头猎猎飘扬。正是这样一种执著，他宁可毁家也要办学，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却甘之如饴的简朴生活；正是这样一种执著，他拒绝了儿子继承学校的愿望，执拗地认为“他办的是社会事业，不是家族主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执著，祸起萧墙，身心摧残，半生心血付之东流，惟留下一盏青灯、两行浊泪……
这个在现实世界里纯朴有如孩童的老人，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结局。渐渐地，他也看明白了一些事，有了一定程度的清醒。
“我觉得这个官司打赢的可能性不大。从现在来看，我不相信法能大于权。”灯光下，他高傲的头颅看上去那么疲惫、脆弱，漫长的坚守使他不堪重负。但是旋即又激昂、悲壮道，“作为战士，顶多战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很佩服曼德拉。”
他设想正则将来的出路。“无论谁办学，都要把北京当据点，要让穷苦的孩子上学。”“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痴迷和执着令人击节。
许多教育界人士对贾维茵的目前处境十分担忧：“他现在既没钱，又没人，怎么打这个官司？他是个读书的人，办学的人，这个官司打不打，并不仅仅是贾先生一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咱们中国整个民办教育的前途问题。像这样，谁还敢办民办教育？！”
人们可以肯定、见证的是，如果贾维茵是一个贪污腐化分子，绝不会现在沦落到那么一个小屋子里呆着。你信吗？
《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了，但拖了这些年，过去的事还适用吗？这个冤案，会给它恢复正义吗？这是所有关心贾维茵和正则中学的人最关注的问题。
2003年3月20日，我赶到正则中学时，已经是黄昏了。雨中的校园格外的宁静，刚刚粉刷不久的平房显得十分整洁。这所位于朝阳区楼梓庄的“乡野园林式的寄宿制学校”，据说建设时筹资数百万元，“为正则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任校长王德民告诉我，正则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第一个写出了董事会章程和办学章程的，当然也是第一个提出“名为私立，绝非私有”。从办学到现在，11年了，学校没利润，算不上负债经营，反正没有赢余。
正则现有学生不到500人。校舍规模大，但是租借的，办学十几年的滚动积累全部用在教学环境、设备的改善上。升学率听上去挺可观:80%，但质量不行。就师资和管理而言，绝对比公立的好。王校长强调。
正则中学10周年校庆专刊上记载着这所北京市第一所私立中学的发展史。我注意到，其中贾维茵的名字有意无意地“淡出”了，除了提到该校是由“贾维茵先生兴办的”以外，鲜少提及他毁家办学的10年艰苦历程。
我默然。这个无言的结局，相信是所有心忧中国民办教育命运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吧。
2003年10月15日，我意外地收到了贾先生的来信。就在这一天，贾维茵诉姜化善侵权非法掠夺学校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显然，官司已由行政诉讼转为民事诉讼。
我在急切的等待中展读贾先生的信函：
“……远瞩孔孟，近看陶行知、张伯苓等均非富商大贾，其目的皆在培养人才，绝非贪图一己‘回报’。维茵一介布衣，追随故校长张伯苓毁家办学，旨在育人绝非贪图‘回报’，当权若以‘回报’作为对举办者的鼓励，非但有违初衷且无异予以莫大之污辱，岂不令人寒心！”
其言诤诤，痛彻肺腑；其情切切，令人动容。
时光如逝水，等待贾维茵老人的又是怎样一个结局呢？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民办教育的福音，还是劫难？
“……那天有个海外的朋友来找我，说他想在广州办一所学校。我说你不要办了，办了就死掉了，我们办了也就办了。你办了，肯定比不上名校办民校。应该说，以后纯民办学校的，很难见到今天在场的这些面孔了，可能出现新的面孔，格局是两回事了……”
伤感的气氛霎时笼罩着会场。这是在2003年8月广东主流民校高层峰会上，一位民办学校校长的发言听上去更像是“壮烈牺牲”前的悲情告白。
沉默很快被打破，不时有激烈的火花溅射出来。
“10年前我们面临的是政策风险和政治风险，大家都不敢戴民办的‘帽子’，我们要为生存斗争。现在我们过上了一点好日子，大家又争着戴民办的‘帽子’，一戴就可以高收费呀！但我们是高投入才高收费的！那么，公平竞争究竟体现在哪？！”说这话的是广州民校中的“老字号”——南洋英文学校董事长林经嘉。
“你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投资到民校，这是不公平的。有人还借助这个《法》瞎搞，我们就有困难了，这个困难是政府的不公平造成的！”英豪学校创始人陈忠联直率放言。
本来是盘点广东民校十年来发展历程的报告会，却开成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论战会”。
这样的论战在我随后参加的“21世纪教育沙龙”上又亲历了一次。8月22日，由福特基金会资助、《人民政协报》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教育沙龙，主题是“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而此时距离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不过8天时间。
论战是由著名教育法学专家劳凯声教授的一句发问引起的。
“很多人反对独立学院政策，我要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反对？为什么公立学校不能进入这个市场，进入这个市场，妨碍谁了？打破了什么？我想相当多的民办学校办学者是不是觉得公立学校进来以后，对自己构成威胁了？”
话音未落，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争着首发一“炮”。
“……妨碍了谁？肯定直接妨碍了像我们这些真正民办学校的利益了。它的不公平在于投入、政策上的不公平。如果允许现在的公立教育来办民办学校的话，一定会制约真正民办教育的发展，最终也会对中国教育的真正合理格局形成必然的后遗症。”
紧接着，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就给与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浙大膨胀了，华中膨胀了，北大、清华再膨胀……那么，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越远了还是越近了？我个人认为越来越远。独立学院政策最终会拖垮中国的名牌学校，不利于真正产生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名校办民校” 到底如何？独立学院的背景怎样？为什么在近两年的民办教育界引发了如此广泛和强烈的“狂轰滥炸”？
有人把当下的名校办民校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卖招牌”型，名校仅仅输出品牌，由此衍生的民校与之没有根本的联系，前者坐收渔利即可；二是“联姻”型，名校与企业、个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办学，名校的品牌、师资和管理与社会资本结合，走一条“克隆”名校之路；三是“一校两制”型，名校招生划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部分，计划外自然高收费，看似两部分学生享受的是同一设施、师资和管理，其实暗地实行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典型的“校中校”。
在实践中，名校办民校有着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转制”在这里的公办中小学中十分盛行，纯民办学校则为此恐慌不安。为何？“转制”出来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别名，诸如“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一中设“实验一中”，二中不甘落后地也设“实验二中”，蜂拥而上，好不热闹。用一位公立中学校长的话说，这种转制学校就好比有一个当大官的老爸，又有一个大款老妈，有钱有势，日子能不好过？！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而在华南地区，名校办民校一开始就附着在地产楼盘的售卖中“出笼”，有人称之为“名校和名盘的联姻”。一时间，地产教育的概念炙手可热，不久就风生水起，直到现在都热度不减。但地产商、业主和政府都渐渐感到，这台戏不那么好唱了。业主抱怨“名校”娩出的“民校”收费太高，清醒过来既而叫道：“要公办，不要民办！”地产商有苦说不出，高投入换回的却是“吃不饱”的生源，想脱身岂一个“钱”字了得！轮到政府瞪眼了，面对的是“名校”云集，“麻雀学校”横生，这个残局该谁来收拾？
独立学院甫一问世，打出的也是“办学机制多元化”的大旗。独立学院，又称“二级学院”，就是公办普通高校利用其品牌资源，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学院。由于它依托名校，尤其是毕业文凭为“××大学××学院”，因而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无疑，对民办高校则构成强大的杀伤力。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5个省市举办的独立学院共300多个，现有本科在校生40多万人，今年计划招生30万人。浙江和江苏两省是公有民办二级学院最多的省份。浙江省20所本科院校创办了19所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其中不乏成功者，如浙江大学举办的城市学院和宁波理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武昌分校等等。
此前，教育部一直未对“二级学院”问题明确表态，认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探索，不必急于表态。今年5月，教育部确定了积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都要因地、因校制宜积极发展独立学院。并且，今后国家将在本科招生计划上对独立学院进行倾斜，希望通过独立学院的发展，促进民办高教真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一出，掌声有之，嘘声有之。喝彩者自然是公立高校，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和教育部门；忧虑者自然是纯民办高校，而一些意欲进入民办高教领域的社会资本，则首鼠两端，四处游走，费尽心思地开始思忖：到哪里去找一顶合适的“红帽子”戴戴？
尽管教育部要求独立学院突出“优”字，做好“独”字，即独立学院必须是独立法人，要实现校园、财务、管理、文凭的独立；强调 “民”字，必须走民办机制，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但在教育界内外还是众声沸腾。
积极的评价，认为此举标志着高等本科教育已经向民间资本开放，有利于通过吸纳民间资本，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有利于克服投资激励不足，促生新式财产权。
争议性的意见，认为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但从长远看，独立学院的发展和对它的倾斜扶持，打压了业已苦苦办学多年的真正民办高校，使它们很难与挂着名牌大学字号的独立学院竞争。
是制度创新还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公平竞争？
是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还是会造成长远的萎缩？
是促进还是阻碍了非教育领域外的资源流入教育领域内？
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像冬季的晨雾，萦绕在教育界内外，潮湿、混沌。就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的这个秋天，穿梭于民办学校、各种教育论坛和沙龙间，我收获的却是意外的忧虑、彷徨甚至悲壮的复杂气息。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国有资产的增值，还是流失？
……目前哈市和“民”字沾边的中小学校一共112所。其中，纯民办学校共有50所，“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学校共有62所。在这其中，初中、小学属义务教育阶段的占60%。从这里不难看出，打着“公助”旗号的“民办学校”要比民间资本社会力量的民办学校要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公助学校要比高中阶段的多。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哈市这些民办公助校的“校产”大都是名校的一部分校舍、设施，或利用学校撤并时留下的原校舍。……资产是国有的，管理人员是教育行政部门任命的，师资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抽调的，人权、财权是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的，其所有制是国有的，没有民间资金的投入——老百姓根本不知其“民办”体现在何处？……
而“民办公助”校本身占用的就是国家的或者说是社会全体公民的教育资源，如今有关部门把人民的义务教育资源办成另外一个产业化的“新事物”，纳税者要想享受这部分教育资源还要额外大把花钱，岂非咄咄怪事？
这则2003年3月31日见于《黑龙江晨报》的新闻报道《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是对名校办民校典型个案的真实披露。
这种“就地翻牌”或“异地翻牌”的改制风，在一些城市、县乡大行其道。前者是指公立重点小学或初中改为民办学校，由国家财政投资，按民办学校收费，有国家教师编制，收益由承办学校和教育局下属机构分成；后者指公立重点小学或初中和教育局合作，利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教师编制和财政性教育经费，以及公立学校的场地和校舍，在校外另办一家民办学校。
这种“翻牌”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公立学校的收入增加了，老师的待遇提高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口袋也充实了。那么，是否真的惠及学生和社会呢？“翻牌”的目的何在？戴“民办”的帽子，所以理所当然地收取高额学费。当此之下，择校风盛行。
早在2001年5月，国家曾明确指出，公办学校改制“要有利于改造薄弱学校，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其中改制的重点应集中在薄弱学校、国有企业所属中小学和政府新建的学校等，且“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按民办学校机制运行的改革试验”。
在类似的“翻牌”风潮中，不容忽视的是，名校衍生出的“民校”都是抽取国家投入义务教育的资源转向非义务教育领域，其结果是这些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被削弱了，公立薄弱学校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更多的名校办民校，则是公私混合型模式。据调查，广州地区已经有30余所公办中小学名校下海办民校、民班；广州市将近半数民校与公办名校有合资、合作关系。采取的形式大都和房地产商合作，由地产商增大对小区配套学校的投资，扩大小区配套学校的规模和提高其档次；公立学校则负责学校教学管理，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办学校的品牌，冠上重点学校分校的牌子。在广州，这类学校很知名的就有执信、华附等重点中学，现在已经衍生出“南海执信”、“番禺执信”等品牌。
这些学校收费标准接近“贵族学校”。执信中学与南海市西樵区政府和私人资金合作开办“南海执信中学”，每年每人收费1.6万元；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办“番禺执信中学”，每人每年1.8万元。与之齐名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房地产商开办的“番禺华附”，每人每年收费2.2万元，另入学一次性赞助费3万元。
“重点中学创办新型体制的学校，并不需要政府的一分钱投入。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学的渴望，又通过办学筹集到发展教育的资金，从这方面来说，我认为绝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国有资产的增值。”执信中学校长朱健强认为。
执信中学是广东省16所重点中学中最早办民校的。目前，其属下的“番禺执信”和“南海执信”据说运行状况良好。
同样作为省重点学校，华附的目标是，“将一个华附办成四个华附，在广州、番禺、南海等地建立3个分校，在校学生达到1万人，为广东省提供更多的优质学位。”
“名校的优质资源搁置不用没有人说浪费，当用这些资源服务于社会，让孩子们有更多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时，反而有人说你占用国有资源，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这没有一点道理。学校就算受益也是用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这有什么错？通过办民校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也是用来改善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
华附校长吴颖民的观点可以说是当下“名校办民校”支持者的代表性意见。在学术界，这种声音也有相当的市场。
被誉为“中国教育产业论第一人”的张铁明素以敢言、直言著称，对名校办民校也抱以鼓励、赞成的掌声。
“名校办民校其实是一条线，就是用国有学校的品牌加上社会资本，国有学校其实没有投资，这样来扩大国家的教育资源。民校感到不公平，这里肯定有个拥有资源不平等的事。但是民办学校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你凭什么不让人家进入市场呢？我一贯为民办学校呼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站在制度创新和国家发展教育现代化的高度来看，而不能简单地从某个民办学校特定的感情上来看问题。”
看来，名校办民校的第一块“软肋”就是，名校是否涉嫌挪用国有资源？是否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表面上看，这类公私混合型学校没有政府一分钱的投资，只是名校品牌的延伸。那么，名校品牌意味着什么？
名校的品牌是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形成，是国家政策倾斜、财政投入的产物，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打造的，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而这份资产的产权毫无疑问应当是属于国有的。
“名校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资格举办民办学校？它的出资是否合法？” 广州英豪学校校长朱家健提出的质疑，在纯民办学校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按照国家规定，当公办学校以自己的校名、场地、建筑物、教师编制等与他人合作或者自己办民办学校时，应该上报教育行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或备案；动用学校资产投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显然，这个规定就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学校法人代表“挪用”国有资产而设定的。
但在实践中，鲜有名校是按照规定来操作的。相当多的现象是，“很多名校办的民校是低成本、甚至是无成本经营。其最主要的成本就是土地和房屋投资。部分名校在没有场地、资金、师资的情况下，甚至只持一张‘筹建许可证’,就可以招生，对纯民办学校而言，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竞争。”
“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学校，没有独立承担经济风险的能力，它的法人代表亦没有处理学校财产的任何权力，包括教师的编制、校名、土地、房舍等有形或无形资产，除了国家对其特定的用途，学校都无权独立支配。”概而言之，名校只有经营权，而无产权。
因而，一旦民校出现投资或经营的风险，或者出现经济纠纷，名校自己是无法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资产在注册登记时不再是国有资产，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让人挠头的还有产权问题。就拿眼下广东名校嫁接名盘的“民校”来说，按照规定，小区配套学校本来属于国有财产。但是，这类“民校”往往成了成分复杂的联合体，其中除了国有资产部分以外，还有开发商的投资，有名校“自筹”的投资，甚至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下属机构“自筹”的投资。产权该如何界定？这在现实操作中成了空置的“灰色地带”。
名校办民校的收益最终流向哪里？名校的说法是“反哺”公立学校，以及改造薄弱校的办学条件。“但现实却是，‘星级’重点校在数以亿计的资金投入下拔地而起的同时，一些薄弱校的老师们仍在眼看着不断萎缩的生源发愁，一些被称为‘三类苗’的学生们仍在破旧的教室中冻得瑟瑟发抖”（见《黑龙江晨报》）。看来，名校自己受惠是真，改造薄弱学校是假。
值得注意的是，名校办民校不仅避开了税收和物价两条线的管理，而且在实际操作中鲜有做到财政收支两条线的。“如果名校办民校的收益真是用在改造薄弱校上，那就应该财政收支两条线。因为股东不是名校，而是国家，你名校无权分配，那你就应该上缴财政，代表国家的部门来另行分配。名校只有经营权，没有分配权。”这个易被混淆的问题却被爱寻根究底的陈忠联刨出了根本。
另一方面，高收费将普通家庭的孩子挡在了名校的门外，实质上有悖义务教育的精神。这种戴“红帽子”的行为，从短期看“复制”了一大批所谓“名校”，满足了一部分人就读“名校”的愿望；从长远看，受益的仅仅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名校”自身，而不是国家，直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
一位教育界人士的话一针见血：公私混合型的民办学校不宜发展，否则将会后患无穷。因为一旦得利，是“私”得利；一旦发生问题，是“公”承担责任。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
一些数据不能不让我们忧虑：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缺乏，只有2%。广州这么一个发达地区才10%。全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才300多元，香港人均是700港元。
因为匮乏，所以求之若渴，所以名校办民校点亮了无数家长本来黯淡的眼神。
“在这种情况下，名校办民校正好可以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单靠民办学校来解决行不行呢？民办学校尽管这几年发展比较快，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民校的份额只占5%左右，那么单靠民校的艰苦创业和发展来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是远远不行的。”张铁明认为。
那么名校办民校，在输出品牌的同时也输出了“优质教育”吗？
肯定论者喜欢拿执信的例子作为论据：南海执信投资1亿元建36个初中班，番禺执信投资2亿元，都是以省级规模标准建设的新“名校”，靠政府投入简直不可想象。由此认为，“名校办民校”可解决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盘活了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百姓对优质学位的强烈需求，使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总量突增。
与此类似，独立学院政策出台也引得一部分人叫好。
“独立学院政策是更好更快低成本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此政策指向，将大大促进现有公有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产生增值，并通过全新的机制或制度的配置，去吸引体制外的资源加入举办教育的行列，由此大大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目的的实现。”
“名校办民校”在师资、管理、质量上都有相对稳定保证，校舍、校名国有，办学风险相对低，办学基础牢靠，较之企业家办的高收费民校有教育质量上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民办教育的结构优化。
这些温和的“颂辞”确乎引发了人们的无限神往，因而，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广州番禺迎宾路一带“名校林立”的盛况。顺德碧桂园演绎的“教育救市”神话，让地产商看到了牵手名校的魅力，更让普通人家转忧为喜地看到享受“优质教育”的希望。毕竟，在朝向中国高等教育狭窄的通道上，入读稀缺的“名校”成了惟一的直通车。
但是不久，热情的消费者就开始回归理性。面对一夜之间长出的众多新“名校”，面对价格不菲的高收费，人们开始渴望了解：到底有多少老师是名校“正宗嫡传” 的？到底由谁来管理学校？这些漂亮的建筑后面是否真的“克隆”了“名校基因” ？
追问的结果难免令人沮丧，怀疑的结论却不断在被验证。人们不断被告知、被提醒：别以为入读了“名校办民校”，就进了“名校”的“保险箱”。名校因何得名？自然是高升学率。高升学率来自于名师和优秀生源，而两者受益于长期的地缘优势和稳定的政府扶持，且经过漫长的文化积累和实践检验，方能成就名校的“金字招牌”。
对于刚刚拔地而起的新生学校来说，距离真正的“名校”还远着呢。按照规定，每一所新建的学校都必须接受教育系统关于评级时间的规定：如评上市一级学校至少需要九年。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和办学机制等软硬件须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出产真正的“名校”。
张铁明对于“优质教育”则有另一种诠释。
“这是质量关的问题。你要求人家华师附中办出来也是华师附中，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优质资源不能等同于校本部。优质资源是指相对于目前的生源水平，我要提得比他高一些。相信名校办民校以后也有失败的，就像民校一样也有失败的一样，但这是过程中的必然，它另外有一个质量标准，不可能按原来的标准来办。它不过是输入了名校的理念、管理方式和教学方式，加上灵活的机制，来比较快地低成本地提高质量水平。只要名校办的民校比纯民校办得有特色，质量高些，又比较稳定，那就是好的。”
偏偏就有纯民校不以为然。在一次会议上，陈忠联表现出一贯的“不服输”的劲儿，坚持要将所谓的“教学质量”弄个明白。
“我们的加工能力比较强。公立学校的初三毕业生只有80％考上普通高中，而我们有90％；公立的只有87％考上大学，而我们100％都可以上线。怎么样？我680分进来的，你730分进来的，我年年超过你。所以我们民办学校并不会和这些名校办民校在教育质量上竞争，可以说他们比不了。就拿高考来说，我们100％超过华师附中，200多分的现在我们一定要让他考上大学。教育质量是真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董事长不睡觉，开会研究。我25个人一个班，不是我有多高，是因为教师有精力。再过十年这些学校还是搞不过我们！”
即便名校能够快速“克隆”出许多新“名校”、小“名校”，那么这些短期扩张出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又给整个教育市场带来怎样的格局呢？
在名校办民校的冲击下，公办学校出现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据说一些重点中学的老师每逢暑期就可以享受潇洒的“新马泰游”，校长快周游了半个地球。可是，就在同一座城市里，普通学校里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都缺东少西。在这种怪圈中，师资的流动使薄弱校越来越陷入失衡的发展，生源受到了极大挑战。
2002年，哈市太古小学一年级只招来12名新生，连一个班都组不成，而按户口划分，其学区内适龄新生有100多人；南新小学2002年报名的新生仅有7名，这7名学生把这所有着40年历史的学校永远地画上了休止符。
一位教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说，一些薄弱校的“黄掉”只是教育资源争夺战的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更多普通公办校的削弱。在我国当前教育资源极为稀缺的条件下，“名校”和它们衍生出的“民办公助”校不断扩张，“中等”水平的学校也逐渐真正地走向“薄弱”，最后造成：要么上“天堂”，否则就下“地狱”。
摘自《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
面对现实，那种以为通过名校办民校促使“薄弱校优质化”的天真想法，无疑让人哑然失笑。义务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平台，是法律规定每位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受教育权利。义务教育人为被分割成“三六九等”，历来为舆论所诟病；而在名校办民校潮流的推动下，学校发展的“两极化”必将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根本上有悖义务教育精神。
试想，当一座城市新老“名校”占据了半壁江山，普通校日益沦落成“薄弱校”时，高额的学费将基础教育演变成了“精英教育”，与此同时，大量的无力享受“优质教育”的孩子在失望灰心中放弃了受教育机会。那么，从长远看，这是国家的幸，还是不幸？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公平理想的实现，还是幻灭？
公平的话题在教育界的任何一个场合都无疑会激起沸腾的声浪。
“我们和这些名校办的所谓民校，不是教育质量上的竞争，而是投入成本的不公平！”这是那次会上陈忠联反复大声争辩的一句话。“不公平”，是所有纯民校情绪化的激烈争论的焦点所在。
“首先你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来办学校。财政钱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必须公平，我们今天讨论的最大问题是不公平！国有资产就是纳税人的钱。政府给的，就是纳税人的钱。假如在国外，你的地是1000万元，投资是2000万元，必须收有1/3的免费生。而我们国家纳税人的钱投资到民办学校，就造成了不平等。”
有人说，英豪是名校办民校的始作俑者。陈忠联坦承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最大的不同在于，比如执信办民校，政府给它一块地不要钱，我们就要拿钱去买，这就造成了成本投入的不公平。“现在有人老是拿教育质量作为民办学校的危机感，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绝对比不了我们！惟一竞争的就是它拿国有的资产低成本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