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年，随着生源的进一步扩大，小王营村小学生增加到１００多人，发展到４个年级。这时，教室又不够了。大队经研究决定在村外建一所学校，并抽两名干部和我作为建校的负责人。我住得最近，因此征料、组织施工、工地看护等任务大都由我来承担。在建校的４个月里，我家成了“后勤部“，６０多岁的母亲和已有两个孩子的妻子做饭，烧水，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妻子还和我一起冒雨盖坯，排水。５月２０日，１９间土坯房全部竣工了。过去用葵花秆作骨架，麦糠泥糊出来的桌子与这些教室极不相称，我带领师生下河捞沙石，暑假期间和６个教师一道，自己动手，铸出近百块水泥桌面，学生从此告别了泥台子。
１９８２年，我参加了南阳地区在南召县召开的普及小学教育现场会。这时，１０多年前建的校舍墙体已出现问题了，在会后回家的途中，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贾春祥说，你那里普及小学教育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校舍太破旧了，你回去就发动发动，把办学条件改善一下。局长的嘱托，成了我心中的头等大事。
这次扒掉原有的土坯房，盖起了３排３３间标准化砖瓦房。由于村委工作不力，资金筹措等问题没有专人来负责，只好由我替他们造计划，筹资金。通往农田路旁有多少棵树，能采多少根檩条，能出多少根椽子，需多少个工时，如何分配到村组，都是我“战前“计划的内容。为动员群众支持建校，我组织召开党员、团员会，走访有抵触情绪的农户，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为扩大资金来源，我拟了信件，向本村在外工作人员致信，组织捐款活动，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钱多少不一，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３个月后，小王营村小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３０多间砖瓦房整齐排列，校门和院墙被整修一新，硬化了路面，花池里栽上了多种花木，数百棵常青树亭亭玉立。全校６个班的３１５名学生和１０名教师开始使用宽敞明亮的教室。
全县曾多次在小王营村小组织召开集资建校现场会，一时间，小王营出了名，我似乎也成了名人。
回忆那难忘的岁月，我对去世的妻子感念不忘，是她，一个质朴、善良的农村妇女，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承担了全部农活和家务，以至于积劳成疾。一切都来之不易啊！
（记录：侯薇）
第四卷“穷代课”，我不辱“师”命
袁孝峰，男，２６岁
洛宁县兴华乡瓦庙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５日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伢子。考初中时我脚受伤停课一个多月，是父亲背进考场的，但仍以好成绩考入乡中。三年初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毕业后顺利考入洛宁县一高。然而，就在我要展翅高飞时，母亲因病去世了。迫于生计，我只好在本村小学开始了我的“代课”生涯，那年我才１６岁。
１６岁的毛孩子当教师，学生家长都不放心。有人看不起地称我为“穷代课的”，还说娃们跟着我不会有啥出息，一些学生为这转了学。我一人一校，教着仅有８名学生的四级复式班，暗自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于是，我这个“穷代课的”，吃住全在学校，讲课精益求精，课后耐心辅导。一年后，我在考试评比中一炮打响，学生人数从此又多了起来。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承认与尊重，更激发了我的热情和干劲。之后连续５年，教学成绩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每月只有５０元的工资，我却心满意足，逐渐迷上了教育这一行，并希望自己能早一天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
１９９６年春，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出台。同行们纷纷劝我：“就凭你的业绩，要是进修学习，拿个文凭，对自己，对学校都有好处。”刚好县教师进修学校招生条件放宽，我为弥补没能上高中和大学的遗憾，便考入这个学校深造。
谁都知道上学是需要一笔费用的。为维持学业，每逢假期，我都到矿山打工挣钱。同班学员中有民办教师，也有公办教师，有踏踏实实学习的，也有混文凭的，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山伢子曾受到个别“聪明人”的挖苦：“穷代课的进啥修……”我咬紧牙，下决心要在学业上出人头地！我明白，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的不易，我只有百倍地用功，才不愧对同样是代课老师的父亲，不愧对辛辛苦苦挣来的学费。１９９７年元旦，学校组织征文比赛，我的文章被评为全校一等奖，后来便试着向报刊投稿，也常常会发表。两年进修，每次学校举行演讲、征文比赛，我总是榜上有名，连来自城里的学员们也开始对咱山里娃刮目相看了。
１９９８年毕业后，我被聘到兴华乡中，每月１００元工资。虽然吃的仍很简单，穿的还是学生装，但我想到自己毕竟教的是初中，不管怎么说也是高了一级。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又参加了自学考试。
前年，我们村小学校长调走了，村委叫我回去。看看村干部熟悉的脸，想想养育我的父老乡亲，我又回到了村里。乡教办任命我为这所山区小学校长。全校有４个复式班，７名教师中又多是女同志，所以伙房、寝室，大小事都得我操心。校长、教务、任课教师，我常常忙得焦头烂额，但又必须细心，周全，这账目，那表册，一点都不能含糊。乡教办到瓦庙小学这段足有１０公里不能通车的山路，我不知跑过多少趟，顶日晒，冒风雪，更不用说。我的散文《苦辣酸甜小校长》在一家报刊上发表，还引起了轰动。在教学效果上，去年中考全乡评比我校名列前茅，我深深感到心血没有白费。苦辣酸甜，又是一年多，可每月还是挣８０元的代课工资，家里仍然一贫如洗。我清楚自己的处境，我的未婚妻也是计划外代课教师，我不知道今后会是什么样子，但只要干一天教育我就要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做一天“穷代课的”，我就要不辱“师”命。我希望《教师资格条例》的实施，能为我们这些致力于山区教育又被打入另册的代课教师带来些什么，让我们能更加专心地投入到痴爱的事业中去。
（记录：胥琰）
第五卷我的“曲线救校”之路
李兴亮，男，５０岁
新乡县小冀镇东贾城小学校长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６日
改善办学条件是中小学校长，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头等大事。同时，如何改善办学条件，校长们又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便是“曲线救校”。谈起“曲线救校”，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是１９７２年参加教育工作的，１９７６年当了校长。当时学校有５个班，５名教师，全是民办。房屋是旧房，桌子是砖垒的，凳子是学生从家里带的。教室窄小，地面潮湿，我当校长后，头等大事便是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我们村很小，只有１７２户，７００多口人。村里很穷，拿不出钱来，咋办？当时村里有３个废水坑，我将废水坑清了清，放上了水，养上了鱼。我们利用时间割草，掏茅粪，喂鱼，又带领学生在河边开了３亩多荒地，种上了棉花，红薯，玉米。另外还搞了个砂布厂。干了３年，这三样收入买了１００套桌凳，５００多本图书，一架风琴，还有其他一些教学设备，使学生们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说实在的，在农村当教师很难，难归难，你要让我离开学校，我还真舍不得。当时我有个叔伯哥买了辆大客车，路线都定好了。他说：兴亮，你教学能挣几个钱？不如跟哥跑车吧。咱们分成也行，要不我每月给你开５００元，咋样？我毫不犹豫地就推掉了。
我们村比较乱，干部难当。在那１０年中干部就换了六茬。往县里、市里上访的、告状的常年不断，村里大字报、小字报随便乱贴，村干部们人心惶惶。这中间县里、镇里领导找过我四回，认为我为人好，素质高，让我出来当村干部。我说我舍不得学生。他们说那这样吧，你当支书，还兼校长，每月再给你补贴３０块钱，咋样？我说那也不行，一心不可二用，我没有干。
到了１９９８年，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干了十几年校长，学校条件越来越差。房顶到处漏雨，村干部们老凑合：檩条断了给你换根檩条，房漏了给你换换房顶。我们前四任村干部，就给学校换了三次房顶。到１９９８年，换房顶也不管用了，墙开裂了，檩条断了，下雨时不是漏雨，而是往下流雨。如果再不想办法，不定哪一天就会塌下来，非砸着学生不可。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为了彻底改变学校面貌，就非当村干部不行。手中有了权，我说盖学校，谁敢不听，这就叫“曲线救校”。
说来也巧，这时候镇领导第五次又来动员我当村干部，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９号，我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兼小学校长。上任的第二天，我就召集村干部开会，当场决定捐资建校。办法有三条：一是发动群众捐资；二是村里筹钱；三是利用外边的关系，争取外援。我每天清早在广播里讲，少吸一包烟，少喝一瓶酒，有钱出钱，有物兑物，有力出力，为子孙后代办点实事。我首先带头捐资５００元，又动员我兄弟、叔伯兄弟捐资，并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头一天，就收到捐款２０００多元。几天后，全村１７２户有１７１户捐了款，最多的一户捐了２０８８元。最后总共收到捐款２．４万元。村委会挤出１．８万元。按照我们预算，得近１２万。咋办？我就出去找同学，找名人。镇化肥总厂给我们１．５万元，京华实业公司给了９万元，太行振动股份有限公司给了１万元，总共１０个单位，给我们捐了６万多元。后来县里领导、镇里领导也捐了１万多元。这样一算，钱就差不多了。半年之后，一个总投资１３万元的新校便建起来了，我再也不用为孩子们的安全操心了。
当了干部，我这“曲线救校”的办法算是把学校救活了，那一年我还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我是支书，后来又是村委会主任，兼着校长。我不能扔下老百姓不管。我是既管村里又管学校，还担着课，身兼几职只拿老师这一份工资。村民们也很拥护我，３年来村里没有一个上访告状的。村里先后获县级“政务公开先进村”、“重视教育先进村”等荣誉称号。总之，县里开展的１０项评比活动，我们村获得了９项先进。
（记录：郝太斌）
第五卷电脑让我变得自信了
乔勇军，男，３２岁
新郑市观音寺镇一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６日
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不敢见生人。刚到学校时，给学生上课我都会脸红，更别说领导听课了，我不是腿抖，就是嘴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选择了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来锻炼自己的胆量，那就是跳迪斯科。从在家里跳，到后来在大街上跳，慢慢地，我变得自信了，上课能放开讲了，课学生也爱听了。
然而，在１９９８年的河南省历史教学观摩研讨会上，我发现自己落伍了。别的老师已开始使用录像、投影等较为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而我使用的还是一台录音机。我有些自惭形秽，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在学生那犀利目光中手足无措的样子。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要跨越传统的教学手段（录音、录像、投影）直接掌握现代科技——电脑，我要让自己的课成为最吸引学生的课。
不懂电脑知识，学。从那以后，只要看到报纸上有电脑方面的信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剪，即使是广告也不放过。如今，我已经剪了满满三大本电脑信息。
没有钱，想办法找钱。当时，我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工资，每月几百块钱，另一个是母亲每天出去收破烂，一天的收入也就在１０元左右。在这种背景下，想买近万元的电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挣钱，我想尽了办法。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那两年，每天凌晨４点都有一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一趟一趟地出入观音寺一中，将学校的４个垃圾池全部清理干净，这个人就是我，为了买电脑，一天５元我不嫌少。
为了挣钱，我把收集到的时事消息油印成一本本知识小册子，拿到县城的高中去卖。为了不被班主任发现，我必须在１２点半之前离开教室。就这样，一天一个班，风雨无阻……
尽管我在做着种种努力，但相对于买电脑的钱，我的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尽快买回电脑，我只有一条路——借钱。我找亲戚，找学校，找乡教办，找县教委，只要是认识的，只要是有关系的我都找遍了。１万元我终于凑齐了，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借的。
为了买台我认为最好的电脑，我选择了北京中关村。１９９９年１月的一天，我在认真地把钱藏到鞋里，缝到内裤里后，出发了，我从没带过这么多的钱。
在中关村的一家电脑公司，我讲明了来意后，公司经理感动得连连说：“快，快为这位河南来的老师装机器！”主机，显示器，扫描仪……我看得眼花缭乱。看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电脑就要在这里出现了，我的心怦怦直跳！
装电脑的三个大箱子伴着我一回到家，电脑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由于没有系统的电脑操作基础，电脑两次系统崩溃，一次硬盘数据丢失。每一次电脑出现问题，我都要抱着主机上北京维修。
那时候坐火车我也没经验，见车就坐，心里急啊！等到了北京才发现刚刚晚上１０点多，住最便宜的旅社一个晚上也要二三十元，为了能省点钱，我就抱着主机蹲在绿化带的草丛里。冬天的北京，冷啊，冻得实在蹲不住了，我就顺着一条路走啊走啊，也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就那么一直走，只要不拐弯我就能找到原来的地方，就这样一直走到天亮。说起来我去北京三四次了，但至今我也不知道天安门在哪儿！
我第一次将我的电脑用于教学，是２０００年４月在新郑市的郑韩大酒店给全市教师上的一节公开课。那次讲课在全市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新郑市的电脑辅助教学也由此开始推广应用。但我心里却系了一个不小的疙瘩：我的显示器太小，上公开课用的屏幕是从县城一所学校借来的５４英寸的背投电视机，需要４个人才能抬得动，并且效果还不好。没有屏幕怎么给学生上课？这种“需要４个人抬的屏幕”，我连想都不敢想。怎么办？“一个恶毒的计划”又在我脑海中形成——买投影仪。
当时，最便宜的投影仪价格也在３万元左右，困难还是没钱，不但没钱，此时的我还有一大堆外债。不过，这次我倒没有像上次那样为了钱而四处奔波，因为有几位关心教育的热心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久之后，一台先进的微型投影仪又被我搬回了家，用在了我的教室里。
２００１年５月，我在林州一中用多媒体辅助手段上的高一公开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大业》引起很大轰动，许多学校纷纷邀请我前去讲学。
想想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对电脑辅助教学的不懈追求，我就不会有今天，不会自信地面对学生，不会自信地面对同行，更不会自信地面对生活！
现在的任务是继续钻研课件制作，建立课程资源库。当然，还有最主要的任务——还账。等明年我的经济状况好转一些后，我希望能买一台笔记本电脑。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为盛世歌唱
刘栋军，男，３１岁
济源市高级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０日
话题得从我当教师的父亲说起。
大约在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在去学校的路上，拎着干粮袋的父亲不知道突然想起了什么，在对我进行一番开导之后，吟出似诗非诗的两句话：诗文留后世，文贵千古香。
当时，虽然只有１１岁的我，却已经生吞活剥啃完了大部头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把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也就记住了父亲的两句话。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师范学校。师范３年，正值８０年代中期，是文学狂热的年代，我和几个同学酝酿成立了一个“雏鹰文学社”。请老师搞文学讲座，编油印的刊物《雏鹰》，开诗文创作讨论会，干得轰轰烈烈。母校送走了一茬又一茬学生，但这个文学社至今却还依然办着，这可以说是“薪尽火传”吧！
师范毕业后我到了工作岗位上，忙碌的现实击碎了许多人的文学梦。我想，如果没有家庭的变故，我也许会和大家一样，与文学分道扬镳。
那是１９９０年的春天，厄运开始向我袭来——我父亲不幸去世，第二年饱受艰辛与悲伤的母亲，又撇下我们兄妹三人撒手人寰。掩埋了母亲，已近１９９２年春节。听着人家院子里传出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望着母亲的遗像和袅袅升腾的檀烟，两个年幼的小妹哭得痛不欲生。作为长兄的我，用被泪水浸透的衣袖擦干自己的泪水，又擦干小妹的泪水，心中一次次告诫自己：要挺起腰杆做人，脚下的路还长。
以后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白天，我一边教书，一边照料跟在我身边读书的两个妹妹。为了节省一点点生活费，我就趁课余时间到校外去挖野菜。虽然饭菜经常是少油寡味，但是我尽可能让妹妹感受到长兄的关怀和温暖。最难捱的是晚上——学生放学了，偌大的校园就只剩下了我兄妹三人，孤独和痛苦吞噬着我的心。我把自己交给了书和稿纸，以求得暂时的解脱。说也奇怪，沉浸在书中，我会忘记了孤独和痛苦；握起笔尽情地倾诉，我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就这样，在蜡烛一寸寸矮去后，我的文学底子与日俱增。我常常背着别人把稿子投到报刊，居然不时见诸报端，这为我这段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亮色。这段时间，我的教学工作也一直搞得不错，由小学调入了初中又到高中。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庆幸，我终于过了这一关。“苦难是一所大学”，对这句话我也深有同感。
我的创作成熟期——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大约在１９９７年以后，因为我受尽了苦难，所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引发我的创作灵感。１９９９年，我的第一本诗集《王屋山的歌吟》出版了，我还陆续创作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盛世歌》，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祖国与丰碑》，为建党８０周年而创作的《镰刀与锺头撞击的美丽》等大型组诗或长诗。
有人不禁会问：你在艰难困苦中，为什么能充满激情地引吭高歌？这并不奇怪。一方面，正是因为历尽苦难，才懂得幸福生活的珍贵；另一方面，我也想让同样在苦难中的人看到光明，看到新生活的希望！
（记录：高军红）
第五卷这样活一辈子也值得
陈景义，男，６６岁
禹州市郭连乡夏庄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刘同花是陕西铜川的，他的丈夫是挖煤工人，被活埋在井下。她得的是冠心病，稍微活动一激烈就出不来气，家务活都不能干。儿子下岗，媳妇儿难相处，她在那边的处境很难。
我姐姐也在铜川，她们在医院是病友。我姐觉得刘同花虽然得了心脏病，但对人有一颗好心，也觉得我身边应该有个人照顾，就有意在中间牵线搭桥。
我因为“家庭背景不好”，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时受迫害，妻离子散，破镜到最后也没能重圆。１９８６年年底，姐姐把刘同花带到了我身边。
她的身体实在太坏了，见面时我不愿意。俺姐不断劝我，想着她的难处，她在原来的家里活不成，出来就是找救命的。她背了几床被子和几件旧衣服过来了，俺俩就结了婚。
别说干活，她的病严重时走几步路气都上不来。待我逐渐掌握了她的发病规律，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她跟着我在学校，帮我洗洗衣服还能适应。每当天擦黑，我都会给她拉二胡，唱段戏，学校里环境很好。但好景不长，１９９０年她病上加病，右半边胳膊腿失去知觉，得了偏瘫，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连一个整句也说不了。
为照顾她，我每天晚上１２点之前不能睡觉，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她熬药，找医生，经常拉着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大部分是去镇上的诊所，也去过县里的大医院，拉二三十里地，两个人在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记得那次雪过天晴，我穿着棉袄，拉的时间太长，里面的衣服都滴水，全部是汗。
村里人都说我找罪受，劝我把她送到陕西去。怎么说我们也相处了几年光景，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生活苦一点，但身边有个人，哪怕是躺在床上哼，我心里都感觉充实一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都有生存的权利，既然是她的老伴，又是身边惟一的亲人，我就得负起责任来。她多活一天，等于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了一天。再苦再累，我都没有嫌弃她，这是真的。
今年正月她离开人世，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不是遇上你，俺早１０年前就走了！”这次，她的儿子孙子都来了。她儿子一进家门就跪在我面前说：“伯，俺不是人，俺没尽孝。俺妈如果不是遇上你，早就不在世上……”
生活再苦，我都没流过泪，但这一次我哭了。我觉得他们都理解了我的心，我尽了自己的仁义去对待一个需要我的人，大家都觉得我这么做是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这样活一辈子也是很值得的。
我家里的条件一直不宽裕。钱都给她治病花了，没有庄稼地，没吃的时候，到地里去捡人家没收净的玉米。大家伙都知道我的情况，有的主动在地里留些余头，等我去捡。这习惯现在还保持着，你看对面墙上挂的都是我捡回来的。现在我有退休金，得给自己看病了，颈椎病，肩周炎，前列腺增生，老人嘛，病都来了，也很正常。
如果说跟刘同花没感情，我会照顾她１５年吗？我们没红过脸，你吵她什么呢，她不能干活，也不会做错事，吵了她不仅干不了活反倒病会加重。
要说也没啥好说的，其实就这么平淡地过了１５年。
（记录：徐结怀）
第五卷从编辑到老师的那段日子
郑辉，女，２３岁
淮阳县郑集乡史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师范毕业时，乡里说暂不分配，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
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长大当一名警察或是记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当一名老师。我上师范是报志愿时父亲逼的，因为他曾经是一名老师。当时，如果我不报师范，他就不让我再上学了。如今，我有理由不当教师了。
７月１日，我就去了周口市。当时，周口的一家学生报刊正在招聘美术编辑，我学的是工艺美术，便去报了名，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７月１０日，我到报社正式上班。以后的几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我用我的所学，努力画好每一个版面，我靠自己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同事的尊重，领导的信任。在那儿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那些在家等分配的同学相比，我很自豪，因为我工作了而且工作得很好。
真是好景不长啊！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父亲来找我，说乡里开始分配了，让我回去试讲。我一百个不愿意，可又不忍心让父亲生气。我请假跟父亲回了家。
回到家，我就跟父亲商量能不能变通一下，我去试讲，试讲通过了，不去上课，找个人代我的课。父亲说不行，一是人不好找，就算人能找到，乡里知道了也不好。
３月８日，天还没有亮，父亲就叫我起来赶往乡里试讲。
在试讲时，别人提问学生，都是叫前三排的，我偏叫最后一排的。那个学生站起来怯怯地说他不会。我当时一点都不生气，请他坐下。说心里话，我当时还很感激他，真的。试讲下来，我的一个老师就过来对我说，你怎么提问最后一排的学生，后排学生学习都不好。我笑笑没说话。父亲当时也被我的表现气得够呛，不过他没说，我就是不想通过试讲。
可是，乡里的通知还是下来了。２０００年４月，我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我们村小。学校还是我毕业时的那副模样：没有大门，没有厕所。学校１１个班，只有１９名老师。学校没有开设美术课，我的专业也就没用了。我到校先教了两周的三年级语文，接着是两周的四年级数学，后来教五年级数学，才算是稳定下来。
刚开始的一个月，那感觉真是难熬啊！每天回到家，就悄悄躲在自己屋里哭。只要一有空，哪怕只有几个小时，我就会骑车２０多里，赶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跑到周口，到报社去坐坐。
２０００年５月，学校发工资了，跟我一块来的都是２００元，可我是１００元。我跑去问校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校长又跑到乡里问，人家说是我当初试讲没通过，现在不是正式聘用。我生气极了，试讲没通过，为什么还要通知我上课。回到家我哭得不得了，跟父亲说不干了。校长也到家里来做我的工作，他舍不得我走。他说乡里只发１００元，那１００元我们村里给你出，他还说帮我解决转正的问题。在大家的劝说下，我又回到了学校。
２０００年６月，我听说周口另外一家报社招聘编辑、记者，我又坐不住了。考试那天不是周末，我先到学校请假，然后匆匆忙忙赶往周口，等我赶到时已是９点半，人家已开考一个半小时了。我找到一位认识的老师帮我说情，报社才同意我参加考试。但走到考场门口时，我犹豫了，看看里面那么多人，想想比自己有才的人多的是，我能行吗？想到这，我转身离去，悄悄地又回到了学校。回来后的那两天，我感觉自己好像丢了魂似的，干什么都没劲。
从那以后，我下决心再不去周口了。可每当接到原来报社同事打来的电话，我心里总有几天平静不下来，不能安心上课。后来，只要是从报社打来的电话我干脆就不接了。慢慢地，我开始把精力转到孩子们身上。学校没有美术课，我就先在我们班开设美术课，后来又开了音乐课，增加了课外游戏。我感到孩子们开始喜欢我了，他们在我眼中也变得可爱了。
一转眼，我在学校工作也已一年多了。提起以前，还是有些伤感，但已是很平静了。去年教的五年级学生如今已经上了初中，有些学生还会经常趁周末到学校、家里来找我，跟我谈学习、生活。我现在很满足，也许，将来我会换地方，但职业是不会再变了，对教育我已是死心踏地了。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和我的露天教学
贾留兰，女，５６岁
社旗县唐庄乡冀岗学校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１９６３年，１７岁高中毕业后没一个月，我就当上了孩子王，在方城县券桥乡当时是公社史庄小学教学。
那时，在村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两条河流夹史庄，一下大雨成汪洋，桥板搭石全冲跑，家长背娃把学上。”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村党支部决定在史庄开设１－３年级复式班，让我来教。教室就是村后的麦秸房。
１９７５年夏，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造成洪水暴发，把我们的教室冲塌了。望着一片汪洋，我茫然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群满身是泥的孩子围着我，七嘴八舌地问：“老师，没有教室，咱们咋上课呀？”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哭了。家长们找到我，说：“留兰，你还是继续教吧，我们支持你！”
孩子们的要求，家长们的支持，让我感动不已。我想继续干下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开学前，我突然想到，没有教室，在我家里上课不也行吗？想到这，我心里一振：只要能上课，有没有教室都行。这天晚上，我跑东家串西家，一连跑了几十家，征得了家长们的同意。
第二天上午，孩子们都搬着小凳子，挎个小书包来到我家。从此，露天教学正式开始了。院子里，河岸边，大树下，到处都留下了我和孩子们的脚印，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那时，我年轻能吃苦，又爱好文艺，课间或课余，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做游戏。我还经常编写一些表演剧、小快板、三句半、对口词、顺口溜及演讲稿，组织学生排练。我们自编自演，自娱自乐。
我家院子小，上课时，粪坑、猪圈、厕所旁坐的都是孩子。春秋天还好说，但一到冬天就难了。雪花无情地打在孩子们的头上，脸上，身上都变白了，手脚也冻得不灵活了，牙齿格格地响，但他们一动不动，双眸凝视着小黑板，专心地听讲。目睹那情景，我全身每根神经都被触动了，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病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天气特别不好时，我也在屋里上过课。３间房子容不下５０多个学生，只好轮流听讲。墙壁、立柜是我的临时黑板，水缸、案板、锅台、床铺成了孩子们的临时课桌。阴雨天光线不好，我买来煤油灯、蜡烛给学生照明。村里人给我们编了顺口溜：“露天上学难上难，老师家里娃娃山，水缸案板是课桌，立柜墙壁当黑板。”
我用的黑板是箱子盖改做的，它每天与我相伴。我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夏天，骄阳似火，我带着孩子们在河边小树林里上课，挂在树杈上的小黑板在微风中左右摇晃。稀疏的枝叶遮不住那烈日的强光，树上的知了叫得让人心烦。有时东南风一来，会在河滩上掀起旋风，卷起的沙土迷住我们的眼睛，睁也睁不开，进到嗓子里，吐也吐不出，只好咽下去。天长日久，孩子们的小脸晒红了，皮肤变粗糙了。
１９７９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孩子们正在一片小树林里上课，突然一阵狂风，天霎时变得昏暗起来。我赶紧让他们躲到附近的一间破房子里。地方窄，孩子多，大家挤来挤去。一道道闪电不断，一阵阵雷鸣不停，雨水很快从房顶、墙缝中渗进来，打湿了孩子们的头发、衣服，打湿了书本。房子似乎马上要塌掉，孩子们很害怕，挤得更紧了。他们哭着说：“老师，咱村啥时候才能有个不漏雨的教室呀？”听了孩子们的话，我一阵心酸，泪水、雨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仿佛看到远处有一座崭新的教室，孩子们正在那里读书呢！我对孩子们说：“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孩子们在雨里的问话，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里。我一次次请求村干部批准盖教室，直到１９８２年，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教学楼才盖起来。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２年，我干了６年多露天教学工作，苦是苦了点，但让我自豪的是，这些学生中后来有十几个考上了大学，有的还读了硕士、博士。
（记录：侯薇）
第五卷他们都说我不简单
孟丽，女，４６岁
开封市第十五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２日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８日这一天，我成了陈相民——一位高位截瘫病人的妻子。
１９７６年，我２１岁，到开封市第十五中学任教，担初中生物课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后来，在我们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陈相民的弟弟——陈相军。
我第一次见到陈相民是因为一次家访。当时，陈相民的父母还没有下班，只有他在家练习“走路”。他告诉我他是陈相军的哥哥，两年前因公脊椎受伤，造成高位截瘫。看到他在铁制的双杠中努力而艰难地行走，我感到他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
１９８１年，陈相军中学毕业想参军，但一想到家中瘫痪在床的哥哥，他又犹豫不决了。他找到了我，我说：“相军，你去吧，参军是好事，家中的事有大家呢。”
那时，陈相民的父母工作忙，能和他交流的弟弟也参军走了，他很苦闷。我去看他时常给他带些书，帮助做些家务活儿。在交谈中，我发现陈相民虽身有残疾，可思维敏捷，谈吐幽默，话语里透出遮掩不住的才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但不幸没有把他击垮，我要帮助他。从此，我就成了陈家的常客。
有一次，我看陈相民的头发脏了，要给他洗，他不肯，我说：“看你头上的灰，洗下来能上两亩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只好同意。我扶他从床上坐起来，由于脊椎上有钢夹板，他弯不下腰，我就在桌上放一只凳子，然后把脸盆放在上面，我站在另一只凳子上给他洗头。
由于高位截瘫，陈相民的脚已没有新陈代谢功能，像两根干枯的树枝，没有知觉，十个脚指甲成了古怪的“黄毛山”。由于长期输液，他双脚上的针眼发炎、溃烂形成了恶疮，最大的有鸡蛋大，让人看了头皮发麻。每当他父亲为他换药时，别人都会躲得远远的。我打来热水，慢慢地浸泡他的双脚，然后把他的脚抱在怀里，一块一块地将榆树皮似的污垢揭下，一剪一剪地把“黄毛山”剪去。洗完脚，陈相民用被子蒙着头痛哭起来。后来，他多年不治的恶疮在我的护理下渐渐愈合了。
日子在一天天流逝，照顾陈相民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天不去看他，我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我知道，爱情在不经意的时候悄悄萌芽了。
作为一位生物教师，我非常明白高位截瘫的意义，我想，相民身体残疾，但头脑是正常的，感情是丰富的，他应该有正常的生活。他不能走路，就让我的双腿代替他的双腿吧。
当我把想与陈相民结合的打算告诉父母时，他们惊呆了，一致表示反对，甚至把远在外地的大姑和三姑也叫来劝阻我。父亲整天喝闷酒，母亲每日数落我。我背后的议论更多了：“孟丽傻了，年轻漂亮，工作又好，非要嫁给一个残疾人。””她这样做是有所图吧？”“他们就是结了婚也过不长的。”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感到压力很大。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已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这样，在一片反对声中，我和陈相民结了婚。
在学校我是班主任、备课组组长，工作很忙。婚后，繁重的家务使我更加忙碌。每天早晨５点钟就准时起床做饭，给相民穿衣，帮他洗漱，就这样还是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去上班了。下班后，顾不上休息又开始洗洗涮涮，为相民翻身，按摩，体重７０多斤的我每天要给１００多斤重的相民翻几次身。星期天，别人的妻子会挽着丈夫的胳膊一起上街，而我不能；别人的妻子生病会得到丈夫的呵护和照顾，而我不能。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依然很乐观，到处寻医问药给相民治病。
后来，在上海通过手术把相民体内的钢板取出，相民能坐起来了。我就鼓励他：“虽然你的腿不能行走了，可你有手和别人没有的毅力，你应当学会一技之长，让自己在精神上站起来。”在我的鼓励和帮助下，相民自学了家电维修，现在他的维修技术还相当不错。我自己呢，这些年几乎每年都受到奖励，先后８次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在事实面前，以前的种种不理解和猜测都烟消云散了，父母感到欣慰了，同事和朋友们也都说：“孟丽真不简单！”
（记录：崔玉鸣汪洁）
第五卷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柴向武，男，３５岁
镇平县城关镇一小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
我一直想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贡献点力量。１９９６年，团中央准备组织第二批青年志愿者到山西扶贫，我立即写信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协会联系。恰在这时，南阳市政府抽调部分教师和科技人员到市属的４个贫困县支教，我有幸被选中。１９９７年２月，我被南阳市政府分配到淅川县寺湾乡中任党支部书记。
寺湾乡中最初给我的印象太差了，两扇大门东倒西歪，乾隆时期的破庙房里还住着十几位老师，外面下大雨时，里面下小雨。一幢设计四层高的楼房盖两年多只盖了一层，四壁爬满了青苔。全校１２００多名学生，没有一间宿舍和学生食堂，除镇上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全部在校外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饭吃。学生打架斗殴，女同学晚自习被劫持现象时有发生，学校的校长５年换了６任。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交替中，我被推到了学校领导岗位上。
我一方面安定人心，稳定教学秩序，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找老师们谈心，了解学校的情况，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我先同乡政府领导协商，共同出面把学校隔墙的乡供销社大院租过来，改造成女生宿舍，解决了教师、家长们最为头痛的问题。
面对两年多只盖了一层多的教师办公楼，我多次找到乡政府领导，请求及时把全乡集资建楼的资金拨到位。也许是一个外乡人的诚心所至吧，大楼终于又开工了，并于１９９７年８月底最终完工，解决了教师办公、住宿两大难题。为美化校园，楼前的破庙和部分树木需要拆除，当时有很多人想来占便宜，个别教师也想要庙房的木头做“老屋”。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对庙房和树木进行公开拍卖。公开、公平的处事原则赢得了广大教师的信赖，我也成了教师们的知心朋友，课余和晚自习后：我的住室里经常笑声不断。
１９９８年，市政府要对寺湾乡进行“普九”验收，为争取验收一次合格，我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改善硬件设施。半拉子工程完工后，我又到县教委积极争取项目，同乡政府领导协商，再建一幢教学大楼和一个标准化的大门。１９９７年腊月十八，下着大雪，我和乡里领导一块坐车到县教委争取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到雷锋崖车坏了，当时已是下午５点多，距县城还有３０多里山路。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事，留下司机看车，我们几个人冒着大雪，在结冰的山路上艰难地前行。我根本走不惯山路，何况是大雪天，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乡政府的李乡长戏说我是“摔跤大王”，一直走到凌晨两点才到达县城，浑身像散架了似的。教委领导第二天听说我“爬雪山”的事后，一直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做这么多年领导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资金的事你不用再跑了，马上拨到位。”
第三幢楼招标也遇到了麻烦。当时乡里有两个工程队，正在竞标，学校所在地村支书带领一帮人冲进来，嚷道：“听说学校要盖楼，我们也要竞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村根本没有建筑队，他们很显然是在胡闹。我在好言相劝无效的情况下，当场发了脾气，指着村支书说道：“你的孩子，你们村的孩子在哪儿上学？你是想让他们住土屋，还是在楼房里上课？我为啥要盖楼房，难道我的子女还会来你这个地方上学吗？”几句话说得支书不吭声，领着一帮人走了。在场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因为村支书别名“四怪”，是有名的“地头蛇”。楼房终于得以正常施工。
寺湾乡中，我真的对她付出很多，所以我才会对她深深地眷恋着，难以割舍。
（记录：曹占武）
第五卷一生的梦全在讲台上
段星灿，男，７６岁
洛阳市第二师范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２月１日
岁月真是无情！假如说这近６０年的风雨沧桑宛如一梦，那么，对从教人生的热烈向往和苦苦追求，就是这梦的全部内容。
初做“孩子王”，是在１９４３年，在新安县城南的梭罗沟，当时我１７岁，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说是老师，连第五册算术也不会教，还要麻烦校长每隔一两天从主校过来替我上。我就常给小学生们讲艾青的诗和《大公报》副刊的散文，讲延安，讲列宁的故事。第二年春天，日寇占了新安，我的第一次从教经历就此结束。秋天，我参加八路军后，梭罗沟厚道的老乡还给我这“不合格、乱弹琴”的老师，用毛驴往渑池老家送去了２００斤小麦。
１９４４年冬到１９４５年春，在渑池和新安，关心我的地下党和八路军的同志，先后两次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我又两次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因为我不服从组织分配——去渑池的豫西公学任总课代表兼俱乐部主任和去新安做农会工作，而固执地还要去当小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