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刘邓为首长的军政大学学习，辗转在太行一带。指导员很重视时事学习，让我当了每天两餐时的读报员，给同学们读报。１９４７年初春的一个大风之夜，在一盏小油灯前，我正式宣誓入党了。那天，指导员说：“你虽是学员，却起到了教员的作用，同学们不是也都叫你‘段教员’吗？”因此，到年底毕业时，我虽然要求上前线杀敌，却被上级留在政教系当助教。还是那句话——“你是个教员的材料！”
１９５５年，总政组织部点名调我进京，我的第二次从教经历就此结束。
１９５６年，我因“鸣放”了一大堆言论，在接受“挽救”后，又“跳出来”为被批判的别人辩护，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新中国的“另类”，被开除党籍，军籍，保留公职，下放山西劳动改造。几年当中，一帮在那个丁酉年落难的“年兄”都先后安排了工作，我因此提出要做教师。填了表后却久无下文，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嫌我“就那点学历”！
好不容易等到１９６２年“脱帽”，我重回新安，在县城当了中学教师。没几年，“文革”一到，我又成了新安最大的“牛鬼蛇神”。不用说，第三次从教又告终结。
“文革”后期，“专政”放松了一些，我有幸第四次投身教育，在新安正村乡高中执教。我仍抛开课本，为学生讲《秋夜》、《背影》、《从“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悼念周总理的传抄诗词。我在台上讲得涕泪横流，台下学生们一片呜咽，惹得校领导整天为我捏着一把汗。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在１９７９年得以恢复党籍，以前种种莫须有的“问题”也都得到“改正”。１９８０年，我调入刚恢复不久的洛阳师范执教，直到１９８５年离休，离开了我几十年为之衷情的教坛。
离休后这些年，我做梦有一半都是让我讲课了，不让我讲课了，又让我讲课了……我觉得这与过去从教的几番起落是分不开的。现在，我虽是斜阳已近西山的人了，但我希望，如果真有来生，我还是愿从梭罗沟起步，重续今生之梦，再做一生一世的教师……
（记录：陈如陵）
第五卷对联代表我的心
周继迅，男，５５岁
滑县上官镇山峰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２月８日
我对对联感兴趣可不是一两年的事，怎么也得有三四十年的缘分了。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村里识文断字的人不多，咱是个教师，人家都可看重，逢年过节的，就让给写副对子。我那会儿年轻，也不是太懂，就照着报纸杂志上抄。抄得多了，也就慢慢看出点门道，再加上我凡事好钻研，写的内容有新意，找我写对联的越来越多，不仅本村的来找，邻村的乡亲也来找。
后来，我再写对联就不抄报刊了，全是自己琢磨的新词。比如，一位退休干部因患病长期用药，我写了副对联建议他加强身体锻炼：
上联：古今未见一人服仙丹长生不老
下联：中外已闻万例凭锻炼益寿延年
横批：闻鸡起舞
有几位村民农闲时期合伙办了个加工厂，前年春节，请我写春联贴在厂门口：
上联：务农耕办企业财源滚滚流进农家院
下联：忙种田闲生产机声隆隆富到勤劳家
横批：众志成城
就这样的对联，这几十年，我每年怎么也要写上个千把副，而且分文不收，基本上是他们拿纸，我赔笔墨。每到年根，我就忙起来，来家求联的络绎不绝。反正学校也放假了，我每天就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写春联上，写了这副写那副，不带停的。把人家的春联都张罗好了，我自己家的春联，往往是到年三十夜里才贴上。因为光顾着为乡亲写春联了，根本顾不上自家办年货，为这，爱人没少跟我生气。她身子瓤，孩子又小，我忙着写春联，有一年把她累得直吐血。还有一年，蒸年馍，她交待我看着锅，我一忙，把这茬儿忘了，结果锅烧干了，连蒸馍布都烧烂了，你想那年馍能成啥样子。为这，她跟我怄气，大年初一早上，怎么叫都不起床。
因为求联的人太多，等不及，他们常把纸放下，等回头来取。有一年，眼看到年下了，邻村还有十几家的近百副春联没来取。我想，大家都忙，干脆我挨家去送吧。我把春联卷了卷就出了门。那天，刮着大风，下着大雪，眯得人睁不开眼。我刚出村口没多远，一不小心，滑了一跤，那一卷写好的春联掉在雪地上，马上被大风刮得到处都是。我爬起来，顾不上疼，就去追，可那是好追的？好不容易追上几张，也都湿了，脏了，根本拿不出手。我一跺脚，算！回家重写。这回是赔了“笔墨”又折“纸”。我连夜赶了出来，再挨家去送。我心想，人家来求联，说明信任咱，咱可不能耽误人家过年。
我是个教师，当然不会忘了把对联运用到教学中。我写对联，不大讲究平仄，只要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相同，用普通话读起来琅琅上口就行。比如，我为了让学生区别同音字，就出了个对联：笔壁描猫惊暑鼠童桶翻饭喜饥鸡，让他们注音或填空，效果可不错。
我还把学生、老师、村庄的名字，或者课文的篇目编成对联。比如：铁章印明秀／铜书写美词，这里就包含了４位教师的名字：周铁章，郭明秀，郭铜书，肖美词，后面两位老师还是夫妻。再比如：牛屯大寨半坡店马兰小铺八里营，这是俺县６个乡镇的名字，学生们对此可感兴趣。
我从报纸、电视上了解到，近几年，“法轮功”在一些地方活动得很猖獗，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不能袖手旁观。去年春节，我以揭批“法轮功”为主题，赶写了１０００多副对联，无偿送给老店乡“文香科技书店”８００副，送给青庄妇女宣传队和孟庄手机销售点各１００多副，让他们散发给群众，在更大范围内起到宣传作用。其中有这样的对联——
斥邪教理直气壮
倡科学民健国兴。
加减乘除难算清“法轮功”多少罪孽
行草隶篆怎写尽共产党似海恩泽
（记录：刘肖）
第五卷我真的长不大啦
李晓娜，女，２５岁
郾城县龙城镇红太阳幼儿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
我毕业后干的也是新闻工作，不过单位是镇政府，任市报的通讯员，每周的任务是完成两篇新闻稿。
工作还算轻闲，每周一签到，签了到就不知道干什么，开始打牌。我没事就帮单位的人带小孩。最累的事也不过是往报社送稿子。小镇很偏僻，去一次报社，路上得花两个小时，工作效率很低。
我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不能就这样让生命白白浪费了。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新闻报道的真实性。１９９８年开学，我镇中学教师竞聘上岗，有领导借机整人，有几个在同事眼中很出色的老师被排挤出了校园，打工去了。这件事反映了这种制度的弊病，我把情况写成报道，有些批评的意味，但文章见报时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这工作我干得心里不塌实。
我和我的爱人是同班同学，但毕业后一个回舞钢，一个回郾城。他也在镇政府上班，只因相隔太远，我们两家父母对我们的事都有了反对意见。要走到一起，必定有一个人要放弃自己的工作。在乡下，我们的工作是很让人羡慕的，等于捧了一个铁饭碗。
爱人家在郾城农村，普普通通的一个村子。
我嫁到那儿后，也没找到什么理想的工作。爱人是个有心人，他看到周围村子里的学前儿童都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建议我干点实事，办幼儿园。我们说干就干。
１９９９年的春节是我过得最忙碌也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我们本来一点积攒也没有，全靠结婚时亲戚们你一百我五十送的两千元礼金，我们才买来了教材，小转椅，小滑梯。爱人的同学帮忙打了１０套木桌椅。我们一家人搬到亲戚不用的小房子，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布置成教室。
正月初五我们就动员所有的亲戚朋友帮助宣传，进行招生工作。可农村家长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件新鲜事物，把孩子交给我们，肯定不是很信任，说“我先把孩子放你那儿试一二十天吧”，都没缴学费，即便这样，一共才收了８个小孩，大的五岁，小的只有两岁半，其中还有一个弱智。一学期结束，学校共有１２个小孩。情况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就在我有些灰心的时候，爱人却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放弃了在机关的工作，走上了三尺讲台，到了一所中学教书。他说办幼儿园是我们俩的事业，他投身到教育岗位，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我积累教学经验，因为我们一不是师范出身，二没有教学实践。他每次回家都带回来一些教育方面的报刊，我们在一起学习探讨，其乐融融。
我爱人的大伯在台湾，２０００年回老家探亲，他问家里添了什么人，我就结识了这位后来给我们鼎力支持的大伯。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幼儿园教师，他问你们的幼儿园在哪里，我实在不好意思，领他去了我家那个小院子。他看到屋子里挤了那么多可爱的学生，很激动。他问我音乐课怎么上的，我拿出了那架二手电子琴，他笑笑什么话都没说。大伯住在市宾馆，第二天回来他就带了一架崭新的电子琴。他还对我爱人说：“你这媳妇好，是我们祖上积的德，你们要把幼儿园办好，这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回去后，大伯把教育方面的好书都往这儿寄，比如《幼儿美语》、《蒙特梭利》。他还给我们介绍当地的幼教发展情况，为我们指引方向，我们的信息比许多内地知名幼儿园还来得快。
有一天，他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把学校环境改善改善，还说要给我们点资助。我说不用了，我们积少成多，小园会变大的。他说钱已经汇出，注意查收……
大伯寄来了２０多万元，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所比较标准的农村幼儿园，有学生１５０多名，教师６名。我和爱人商量，有机会把分园办到镇里。
就说那个弱智儿童，是一对父母捡回来的，他们很爱孩子，但这种行为在村子里不被人理解，那孩子也老受别的孩子欺负。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很让人喜爱，小朋友们都知道他是弱者，需要帮助，对他特别好。有个女孩，爸爸被判刑入狱，母亲撇下她不管，她与奶奶住一块儿。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奶奶没钱，想让孩子上学又不敢来说，我了解情况后把她领来，不收任何费用……
幼儿园的故事说不完。离开机关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可当时我父母觉得我傻我幼稚，永远也长不大。实话实说，我愿和我的孩子们一样天真，纯净，自从干了这工作，我越发觉得自己真的长不大了。
（记录：徐结怀）
第五卷我的幸福如山花烂漫
尹小青，女，２５岁
舞钢市尹集镇连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
刚从师范毕业时，我们这里很缺老师，学校的老校长几次来家里，想让我到学校教书，但我一心想着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这里实在太偏僻了！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学，怎么能转个圈儿又回来呢？可母亲对老校长的“三顾茅庐”感到挺光荣。为了不伤母亲的心，同时也想好好地陪陪母亲，我便答应了老校长。
然而，到学校上了４个月的班以后，我还没拿到一分钱工资，这使我非常伤心，便到镇教办室讨说法。没想到，他们竟以我为榜样，对其他也来讨说法的老师说，人家尹小青是党员，不领工资，工作不照样干得好，你们怎么就不能忍忍呢？听了这话，我当时没敢说什么，可后来见别人都领到了工资，只有我不能领，心里更难受，就又到教办室哭，说党员再伟大，不吃饭也不行，再不给我发工资，我就不教了。随后，我还真就和一帮人跑到漯河打工去了。当然，我并不是真要打工，而只是想以此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罢了。我实在丢不下学生，虽然我们相处只有４个月。
你说这人也奇怪，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哪怕它再不好，也舍不得离开，好像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与自己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似的。所以，当教办室补发了我的工资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并且从此幸福得如山花烂漫。比如看到孩子们的头发长了，脏了，我就会想办法烧点热水，给他们洗洗头，然后给他们剪头发。好在我上师范时跟一位同学的母亲学过理发，并且农村的孩子也不在乎好不好看，只要把头发剪短了就行。还别说，我的“杰作”挺受学生们欢迎，他们觉得自己的头发被老师理了，是件很光荣的事，每每在村子里自豪地向人炫耀，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那些“杰作”毕竟有些怪模怪样。
最让我感到幸福的一件事，发生在去年的６月中旬。当时，因为一些学生想在中午放学后继续留校复习功课，好迎接７月份的期末考试，我便想给他们在学校里做点饭吃，使孩子不至于老是不回家吃饭，饿肚子。说干我还真就干了。我先把学校里冬天取暖用的两个煤炉和一堆剩下的煤球找出来，又让学生们从各自家里带来当天中午要吃的东西，然后自己跑到附近村里借了一口大锅，这就开始生火做饭了。
可是，真要把孩子们带来的面条，馒头，红薯，方便面，米，粉条，青菜，还有一个孩子特意跑到小河沟里捉来的一堆小螃蟹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做成饭，实在没那么容易，何况在家时我又很少做饭。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一顿饭，我就换了两口锅，因为第一口锅做到中间时漏了，只好半途而废，又远远地跑到村里借了一口。这样，一顿饭做了两个多小时，而且最后也只是把这些东西全混在一起，煮了一锅杂烩汤。
等饭好不容易做好后，却又没那么多碗和盘子，不得已，我把学校废弃的化学实验器皿都用上了，浅口扁平的当菜盘，深口大肚的作汤碗。就这，学生们还都说我做的饭比自家做得香。其实，哪里是我做的饭好吃，他们只不过是图新鲜，好玩罢了。接下来，我和学生们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一连做了半个多月的饭，直到期末考试全部结束才停止。
和学生们在一起，我的生活中每天都有幸福和快乐。这不是说大话，而实实在在就是这种感觉。举例说吧，我的班上有个学生很调皮，有一次，他站在窗台上捣蛋，我生气地对他说，你这么调皮，干脆上房揭瓦算了！你猜怎么着，他还真试了好几次，要去揭房上的瓦，还说什么“老师，瓦太高，我够不着”。谁遇到这种事不开心呢？学生的天真，活泼，纯洁，善良，每一天都在感染着你，由不得你不去全身心地疼爱他们。我们学校的围墙外就是山，那里的山花开时，总是美得醉人。我感觉，我每天的心情就像那一片片美丽的山花似的。人活着，不就图这个吗？如今，我觉得我已彻底迷失在这种山花烂漫的心情之中了。
（记录：曹保印）
第五卷一头扎进家乡的怀抱
何彩虹，女，２５岁
郑州市六十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２日
我出生在边城——克拉玛依，在那里长大，一直到高中毕业。
我的父母都是河南人，爸爸转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持边疆建设，带妈妈从中原腹地到了西北边陲。当时的克拉玛依油田聚集了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爸爸在部队学的是电工技术，油田的第一批电杆线路图就是我父亲那一帮人亲手设计出来的，电杆都是他们顶风冒雪一根根栽起来的。他们给油田带去了光明，一转眼就是二十几个春秋，自己却老了，只有那一口河南乡音还没有改变。他们给我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河南的，爸妈想念老家的一切，他们希望我将来能够有出息，好回到河南为老家做点事。
长大了，我到了山东上大学。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的父亲问我老家是哪儿的，我没有说克拉玛依，毫不犹豫地回答：河南。谁知，他一听便说，河南人骗子多。我当时听了非常气愤，不顾情面地和他辩论起来。我骨子里热爱河南，虽然自己还没有踏上过河南的土地。我要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河南人是好样的。所以，以后每到一处，我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我希望还有人问我是哪儿的，然后投来赞许的眼神。
大学快毕业时，我就到郑州实习，熟悉环境，后来找工作，似乎也没有经历什么周折。经一位老家的亲戚介绍，我来到现在这所学校试讲，试讲结束，学校立即录用了我。你可能无法想像我当时的高兴劲儿，说真的，我总是没事偷着乐，觉得回家的感觉真好。
那天，我独自在宿舍里吃方便面，一个衣着十分讲究的女人推门进来，她先是一怔，接着问道：“何老师在吗？”我说我就是，她更是大吃一惊，说想不到是一个这么年轻的班主任。她说她是我班上一位男同学的妈妈，她的孩子很调皮，成绩也不太好。她还问我是不是刚毕业的……看得出来，她对我不放心，怕我没经验，教不好孩子。我明白她的意思，便说：“我是年轻了些，但我会用心教我的学生，我相信能教好他们。”我尽量把语气说得很坚定，可她仍是半信半疑。
家长的态度使我感触尤深，觉得我必须教好孩子们，我大老远来到郑州，可不能枉费了自己的一腔热情呀。
刚进班里，学生们对我好像不太服气。为了便于和他们沟通，我告诉他们，课堂上必须遵守纪律，课后可以把我当作大姐姐，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讲，我会尽可能帮助他们。刚开始，学生们有点不敢相信，老远见到我就躲起来。我只好主动出击。
班里有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孩，性格孤僻，不喜欢讲话，成绩也不太好，整天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多次在班里鼓励她，课下劝导她。一天上课时，我突然想起当天是她的生日，便和全班同学一起为她唱生日快乐歌。那一会儿，她感动得热泪盈眶。课下，她告诉我，自父母离婚后，她第一次这么开心，快乐。从那以后，她变得活泼起来，课上还主动回答问题，课下经常找我谈心。
同学们见我是真心的，便都主动和我交流。以前不怎么爱学习的学生，现在却盼着上我的课。一个学生在周记中写道：“何老师，您就像一块吸铁石，在您身边的人都想和您交朋友……”
我认真地教，学生们努力地学，不觉一个学期已过去，学生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我这才感到很孤独，我很想回到父母身边和他们团圆，但假期太短，时间来不及，没办法，我只好自己，一个人过春节。大年初一那天，到处是欢声笑语，我只能独自一人在宿舍待着，我拨通了父母的电话，一声“妈”还没叫出口，泪哗地就流了下来……
难熬的假日总算过去了，新学年一开始，见到学生我就像见到了亲人。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郑州能有一套房子，好把爸妈接回来住在一块儿，那样也算帮爸妈了了心愿，这儿毕竟有我们的根。
（记录：杨海燕）
第五卷学校就我一个男教师
高少波，男，３１岁
三门峡市幼儿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９日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６日上午，我给三门峡市幼儿园史朋楼园长打电话，为女儿入园报名。下午我到区教委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教委领导便找我谈话，说要为我调动工作，工作的地方就是女儿要上的幼儿园。
当时我真怀疑是不是自己哪方面工作没做好，领导不满意了，让我下基层“锻炼锻炼”。可怀疑归怀疑，领导说这是组织研究决定的，让我去做管理工作。
说实话，我在区教委上班时，很了解这个幼儿园，有人曾把它说成是“遍地是流言，到处是是非”，入园幼儿也由３００多人剧减到８０多人，班级由１１个减至４个，６０多名女教师也是人心惶惶。有人预言，这样一个幼儿园肯定没人能管好。我当时鬼使神差地答应下来了，虽然我对幼儿园工作没有一点经验。
晚上和家人说起自己将要调到幼儿园工作时，我父母和爱人都表示反对，都说那是女同志干的工作，男同志去肯定不合适。几位朋友也都很惊奇地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关心我的同志甚至打电话给我原来的领导，说这样会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我也开始担心，可我的女儿却很高兴，说以后可以跟爸爸一起去幼儿园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式到幼儿园上班了。事后得知，领导当时还考虑了好几个人选，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可他们都不愿来，大概是他们都有顾虑吧。其实，过来后我才发现，６０多名教师中，虽然只有我一个男同志，但有１１人是党员，整体素质还是蛮高的，决不像传言的那么可怕。女同志们心地善良，年轻教师又多，园里显得非常有朝气。我的年龄也不大，工作上与她们沟通快。在她们面前我从不随便开玩笑，但她们背地都喊我“洪长青”，妇女代表的意思，喊就喊吧。
到园里工作后，才知道最难的不是与同事处理好关系，而是背着维修幼儿园所欠的债务。开学那几天，只要我办公室门一开，要债的老板马上会把我围成一圈。没办法，我就只能一遍遍地向他们“诉苦”，让他们理解园里的难处，再往后拖一拖，他们看几次都要不到钱，来的次数就少了。
你现在见到的这栋教学楼，当时工程刚竣工，说竣工，其实水电都不通，楼里楼外乱七八糟的，光整理校园我们就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为新教学楼配备的２０多张小床，３００多套被褥，近４００套桌椅，还有多种玩具等，都是我们的一帮女教师在两天时间内搬到楼上去的，女教师们干活的热情真让人感动。由于园内四周开了几个大窟窿，晚上桌椅物品可能会出现被盗情况，我这园内惟一的男同志就责无旁贷了。那两天晚上，我将学生们的小床挪到楼下，但躺到上面怎么也睡不着，就差没被蚊子吃掉。
这中间还有一件事特别让我感动。去年５月２７日，每所幼儿园都要选节目参加湖滨区教委六一儿童节活动，我园因为中间很长时间没对外参加活动，选送的节目出场时，全场的掌声响的时间特别长。结果选送节目被选中，还得了一等奖，这对我园的教师是一个极大的激励。随后，我园各年级教师又在业余时间加紧排练，自办了一台晚会。当时，我把我园的前四任园长都请到了，看到这个一度沉寂的幼儿园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四任园长都高兴得哭了。大环境变好了，幼儿园学生也由原来的８０多人上升到现在的５００多名。
我家人对我的支持也比较大，虽然我在园里工作，但接送女儿的事情都是我父亲代劳的。我的爱人平时工作也很忙，她还是市级优秀教师呢，有些主意都是她帮我出的，幼教上比我还有经验。在为幼儿园小班起名字的时候，她建议用各类水果名来替代原来枯燥的数字。当我把各班的名称公布后，老师们都说有意思，小朋友们也都高兴得直拍手。
幼儿园对于男同志来说，是一个新天地。在管理工作上，我什么绝招也没有，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地维护它。
（记录：常启武王普进）
第五卷人生聪明写字始
王志钦，男，４９岁
巩义市第六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４月５日
从教以前，我在县副食品公司当合同工。公司里有个老会计，我们在一个科室，夜里盘账，他左右手各拿一个算盘，双管齐下，我念一遍，他劈里啪啦就是两遍，很少出错。他有时一手打算盘，一手记账，好不悠闲。我羡慕极了，不自觉地跟着学起来，渐渐地，竟然也能“左右开弓”了。
１９８１年，我从开封一师毕业，在县教师进修学校教书。一天下课，一些学生围着我开玩笑说：“老师，您有特异功能？”我说：“此话怎讲？”他们说：“您站在讲台上，说着一件事，还能写着另一件事，竟然不出错。”我当时想，这可能跟当年练的“左右开弓”有关，用于讲课，未必是好事。
学生留意我的书写，也让我注意了自己的书写。刚毕业的时候，我的粉笔字写得也不好。我在纠正自己的书写习惯、书写方式的时候，也注意学生的书写问题，几乎学生的每一篇作业，都有我对他们书写方面的批语。
１９８７年，我已经调到了巩义十一中。有一天上作文课，我见讲桌上有几篇活页作文没有发下去，问课代表，才知道上面没写名字，大概是我进来得急，没拿到作文的学生也不敢上来认领了。我拿起那几篇作文，正所谓“见字知心”，一个不错地发了下去，令不少同学唏嘘不已。后来，有学生就故意在活页作文上不写名字，而我总是把作文准确地发到他们手上。我曾经同时教过３个班的语文课，可以说，３个班１００多个学生的字，我都能认出来。
１９８７年，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对学生书写更加重视了。那年，全市的语文教师集中起来，在郑州批改统考的语文试卷。一位语文老师，在改作文的时候，总是只看学生的卷面书写，就给学生的作文打分了。这位老师的做法，让我很吃惊。虽然我觉得他太不负责任，但我知道，如果我和我的学生面对这样的事，都将无可奈何，我只能在平时严格要求学生的书写。于是，我经常给学生讲河南大学张仲良教授的一句话：“学生在卷子上‘铺铁轨’，怎么能得高分？”“铺铁轨”就是在写错的字上面划两道，很多学生都有这样的毛病。
由于对学生书写过于重视和严格，有时不免会急躁。有个女生书写一直不好，我就在她的周记上批了这样几句话：“文如其心，字若其人，字不端，人如何？”不料这个学生反批道：“字端，则人亦端，端字乃有端人；字不端，则人亦不端，不端字乃有不端人——此等推论，倒果为因，似非吾师平时教后生之所言，然则，确系吾师朱笔之所批也。”看到这里，我头发都竖起来了，但很快转怒为愧。我于无意中伤害了一个倔强的灵魂，也于无意中伤害了自己。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从此我知道了该怎么爱自己的学生！
我有个学生叫吴大勇，头一年高考，语文考得很差。他的卷面平时就很乱，估计高考时，在这方面吃亏不少。他父亲来学校时，我就针对这件事，跟他父亲谈得很不客气。他父亲后来指导他练了整整一假期的字。开学以后，他的字就好多了，学习也明显进步了。后来我发现，大多数学生的进步首先体现在书写上，学生注意了自己的书写，学习态度就会发生变化，他的各方面素质也都会有所变化。学生改变自己书写方式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批判的过程，也是一个审美能力提高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培养毅力的过程。我觉得，书写能力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能力，抓好小孩子的书写姿势，书写习惯，书写方式，比让他多认几个字重要得多，这是提高语文水平的很好途径，对孩子一生都有益。
后来，我还查了一些书，书里说，人脑有个区域叫书写区域，主管书写。看了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一些学生的书写方式那么难纠正，原来跟生理、心理都有关系！特别是有些写“撑格字”、“直杠字”的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障碍。有了这样的发现，对那些写“撑格字”、“直杠字”的学生，我就先找出他们书写方面的优点，鼓励他们，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和亲和力，然后再在技术上帮助他们慢慢改进书写。
现在，我的学生写字都很认真。我喜欢看学生写字，他们每个人的字，我仍旧能认出来。
（记录：郭加奇）
第五卷惟独我的班长没毕业
张爽，女，３４岁
河南省电影电视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９日
那是１９９４年秋天，我们学校招的第一个影视播音班的新生入校了。校领导很看重这个班，出于对我的信任，我正带的班还没毕业，就安排我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
这个播音班一共３０名同学，只有４个男生，其余全是女生。开学后要成立个临时班委会。班长呢，我看中了一个女孩。班里的学生大多来自县乡，而她是郑州市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漂亮，干练，自信，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凭我的直觉——她行。
她果然干得不错。两周之后，正式投票选举班委，她几乎得了满票。我很欣慰，没看错人。你知道吗，一个班主任接到一个新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好的班长。
不久就是国庆节，学校举办合唱比赛。我们班的选歌、串词要靠我，但练习全是她带着同学们，而且舞蹈，领唱，朗诵，指挥，所有的形式都用上了。虽然准备的时间只有１０天，可我们班并不觉得紧张，主要是她安排得井井有条。结果，我们班得了全校第一。全班同学都高兴得疯了，这是我们这个新集体获得的第一项荣誉。
从那以后，同学们都觉得：我们班长真能干呀！渐渐地，她也开始有些自我膨胀，觉得自己能力很强，甚至在威信上可以超越班主任。她的眼神似乎在告诉我：你这个老师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哪怕是我不赞同的事，只要她自以为正确，就去做。同学们不太了解，多少事情其实都是班主任在幕后策划，在默默地支持。我也没有太在意，总是想她并不是有意和我作对，毕竟她才１６岁，还只是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
我教的是基础语言课。一节课上，我把全班同学分成６个小组。因为语言训练针对性很强，我只辅导一个小组，让别的小组自己练习。同学们都练习得很认真，整个教室一片嗡嗡的声音。就在这时，她站了起来，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一个人走出了教室，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至今，她走出去的身影还特别真切地在我眼前，那么轻松，那么目中无人。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我没有想到一个学生会作出这样的举动，更没想到这个学生是她——我的班长。当时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我们之间出问题了。
我心里很矛盾，我想和她谈谈。我想到了学习委员，她的好朋友，也是个尖子生。我对学习委员也是信任有加，我想通过学习委员沟通我和班长。可后来我才知道，学习委员一直想当班长，她就在我面前说班长怎么跟我作对，又对班长说我怎么对班长有成见。我所有的信任和坦诚所换来的与我希望的恰恰相反。
我终于下决心要和班长当面好好谈一谈。那天整整谈了一个下午，可我知道，已经晚了。一条沟壑早已横在了我们之间，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填平的。
这个时候，她谈恋爱了，对方是来自温州的一个卖鞋的小老板。那以后，她就很少来学校了，更不用说管理班级。
你不知道如果班长和班主任不能融洽地合作，班级工作开展起来有多难。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既然我这个班主任不能换，那就换班长吧。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还是说不出口。她为班集体付出那么多，我怕她接受不了这个挫折。这个学生最爱面子，我就给足她面子吧。我总是想，再等等，再等等，让我再做些努力。这样又拖了半年，她仍然没有回头的意思。
真的不能再拖了。有一天，我试探着问学习委员：“如果她不做班长，你愿意做吗？”学习委员肯定地说：“我愿意。”
这话自然很快就传到了班长的耳朵里。没隔多久，她提出来退学，理由是不适合这个专业。而我始终认为，她其实是不敢面对班长被免的打击——她是自尊心那么强的一个女孩。
二年级下学期，她离开了学校。以后，跟男友一起做生意，结婚，生孩子，很快。
我所关注的学生，毕业后都常联系，也常见面，惟独她没有。她对别人说，同学们都活跃在电视和广播里，只有她在卖鞋，怎么好意思和别人联系？可见她是在意的。我听了这话，特别难受。
记得刚接这个班时，我对全班同学说：你们３０名同学一同踏进学校，就是一个完整的集体。我无法接受２９个学生都顺利地毕业了，惟独一个学生中途掉队，况且是我最欣赏的班长。这是我做班主任的失职。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要有长远的目光，要对学生的一生负责。如果当时我能及时地调整心态，及早地与她沟通，也许不会走到这一步。
她走的时候我亲自主持欢送会，当时我哭得不成样子。她一走这么多年，连个电话都没来过……
我真的很爱这个学生……是我做得不好……我希望一切能够重新来过，让我帮助她顺利地完成学业。
这件事成了我心头的一片阴影。送走那一届学生后，快五年了，我再也没有担任过班主任。
（记录：刘肖）
第五卷山里人改变了我
王剑丽，女，２２岁
济源市大峪镇栗园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７日
我从小就有一个绿色的教师之梦。１９９８年从济源工业中专师范部文秘专业毕业后，先是在一所村办小学代了半年课，第二年春天被分配到这所山村小学任教。不瞒您说，一踏进校门我就后悔了。萝卜、白菜是不变的菜谱，校内惟一的一座楼房只盖了半截。晴天还好，到了雨天，外边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卧室里摆满了盆盆罐罐，滴滴嗒嗒的雨声赶跑了我原有的热情。我时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以排解心中的郁闷。除了上课，我很少与学生在一起，整天想着，怎么样才能尽早离开这里。
改变我的是质朴而憨厚的山里人。
我家离学校有６０多里，两个小时的路要倒两次车。１９９９年冬的一天，我因为有事儿误了点，车到石匣时已经是下午６点了，那儿离学校还有１０多里路。我真想能有辆车让我搭上一段，可是没有。夜渐渐深了，寒风刺骨，冻得我直发抖。坐车回家吧，那几十个学生怎么办？可一个１９岁的姑娘走漆黑山路的情景，我简直不敢想像。好不容易看到一辆面包车，当我满怀希望迎上去的时候，司机却甩出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去城里可以，上山不行！”当时我难过极了，这可咋办？３个半小时过去了，黑暗中的我，孤独又茫然。正当我万般无奈之时，一位似曾相识的农村妇女出现在我的面前。她问明情况后，帮我拦了一辆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学校。临走时，她拍拍我的肩膀说：“闺女，山上不比城里，娃们交给你，让你受累了。”我不知说什么好，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淳朴的山里人让我明白了“教师”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从此，我不再怨天尤人，开始了不辱使命的新生活。
我不再放弃任何与学生接触的机会，我自认为融入了一汪清水之中。课余，我买来橡皮筋和女同学一起跳，和男同学一块儿打乒乓球，让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里翻看摆得整整齐齐的图书。星期天，我不再回家，而是翻山越岭到学生家进行家访。山里人住得分散，我又不习惯走山路，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同事们和我开玩笑：“王老师，你可真是银环下乡哟！”
２０００年冬，学校腾出一间房子让家远的学生住校，以免除他们的奔波之苦。一天晚上，我发现班里住校的３个同学不见了，问其他同学，才知道他们结伴回家去了。我实在放心不下，就邀了两个学生一同前去寻找。山村的夜静极了，一点儿响动就会引来满村犬吠。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我们彼此喊叫着给自己壮胆。夜色下，我无法辨别这３个同学的家到底在哪里，看到有灯光的地方就问。山路不好走，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个小时，找到他们时，已是夜里１０点多了。看到他们酣睡的样子，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也和我越发亲近起来。他们常在作业本中夹小纸条，告诉我他们的秘密，他们提醒我：“老师，你别老吃零食。”他们赞美我：“老师，你笑起来很美，真的。”
我被这些既木讷又聪明的山里娃感动了，我渐渐地感觉到，他们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一位教育家曾说过：“一位好教师，光有爱心只能得６０分，要想得到满分，还要在教学上下功夫。”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我自费订阅了一些教学刊物，还给自己规定每月必须买一本书。我经常邀请老教师听课，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学习他们的授课方法和技巧，我们学校农忙放假，我就到市区小学听课学习。慢慢地，学生开始喜欢我的课，学习成绩也一天比一天好。
２０００年，我承担了“三段学导式”教学模式研究的子课题，这对我这个年轻教师来说，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听课，查资料，做笔记，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为把每节课教师的启发、提问、点评、纠错、小结的时间控制在１５分钟以内，课下，我对着录音机和闹钟一遍一遍反复练习，尽量使自己的语言准确而精当，把课堂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去思考，去练习。对这一新的教学方法，学生接受得很快。他们乐此不疲，使每节课都充满了乐趣和诱人的魅力。功夫不负有心人，２００１年冬，我被评定为市级优质课教师和市级骨干教师。学生的作文也接二连三地在报刊上发表了。我忘不了杨雷鸣同学第一次拿到稿费时的兴奋劲儿和全班同学为他欢呼的情景……原来工作也可以如此快乐！
（记录：李默）
第五卷一次次从头再来
刘乐尧，男，６５岁
伊川县第六中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１日
１９５６年年初的一天，经人介绍，我和老伴第一次见了面。那时我在伊川县彭婆镇南衙小学教语文。也许是见面时话说得多，我俩彼此间也就多了些了解，没过多久，我们就订下了婚约。那时布证短缺，我还是从亲戚家借了一些布证，为她撕了一身“洋布”衣料当作彩礼。老岳父是个读书人，对我有些偏爱，自己的女儿能嫁给一个当教师的，他自然愿意。于是在当年的７月份，双方选定了一个好日子，我驾着一辆牛车将她迎进了一间不足７平方米的茅草屋。一张旧木床，一个母亲曾用过的破旧木箱是当时新房里的摆设。
在家待了３天后，我就返回了学校，老伴回娘家待着。虽说是新婚，可由于学校离家太远，再加之我经常参加组织举办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也就很少回去。有一天，老岳父领着他的女儿赶了近５０里路，把她从家送到了学校。住了一夜后，我就把她送走了。她在学校里，我一来怕影响学校的工作，二来怕在同事们中间影响不好。老伴很不愿意走，将她送出ｌ里多地后我就返回了学校。现在看来，这确实有些不合情理。
１９５８年，在“整风运动”中，我被打成“右派”。我当时受到的处分是：保留公职，保留工会会籍，开除团籍，降职降薪。处分后，我被组织分到另一所小学任教，同时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老伴作为“右派夫人”，自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歧视、冷遇和摆布。最让她痛心的是，我在参加完“整风”会后，两个月都没有回过家。记得有一次，她带着家人舍不得吃的油炸食品步行几十里路赶到县城来探望我。可谁知得到的答复是：“他是‘右派’，正在接受改造，不准会见。”她说尽了好话，甚至乞求别人，可最终还是没有争取到和我见面的机会。后来她说，那天也不知是怎样回家的，一回到村里，她硬是把眼泪往肚里咽，强装笑脸和乡亲们寒喧。可那天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在我被打成“右派”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夫妻俩虽身处同一县城，但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家里，老伴一方面要料理家务，另一方面，作为“右派家属”，她还要参加组织上指派的劳动任务。那时各地都在大搞工程，生产队需要的劳力多，老伴时常“转战”各个工地，从离家十几里到几十里地远的工地上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