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进这所学校前后，当时是７月份，我哥给我联系了北站区化纤厂中学，已经讲好了。我上学时喜欢写作，发表了一些小说、诗歌、散文，他们看了我的档案比较满意。当时他们准备搞个写作班子，正需要我这样的人。８月２３日我回了一趟家，我哥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赶快回来，３１号要去中学报到。回来后那边不吭气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从厂里调了两个人，外边的一个也没进。也怨我当时不热心，结果没弄成。在这个学校干了几个月后，他们厂里又来信说，还可以去，到小学去。我当时很消极，没有主动去跑，结果又凉了。
后来家里总感到我在这儿工作不牢靠，我哥他们就到处活动，最后在郑州高速公路管理局联系到了工作，在收费站收费。表都填好了，只等去上班了。后来家里老人不太愿意，说一个小女孩儿跑那么远去搞收费，出了问题咋办？主要是不想让我离开家。我也感到我上的是师范，到那儿干没啥意思，也不愿意去，结果到时间了，我也没去报到，这事就又没有弄成。
我觉得几次没有弄成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对那些地方不热心，二是这里的工作挺带劲，大家对我也不错，结果就干下来了。
在民办学校工作总感到有种压力。以前自己的性格比较“肉”，现在不行了。这里的老师素质都比较高，人又少。要竞争，要教出质量，再按原来的节奏就不行了。工作任务，或者说形势逼着你非改不行，否则就要被淘汰，这就是压力。
顾虑？当然有。大专院校毕业生到民办学校当教师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到民办学校档案没地方放，没人发资格证书，没法评职称，现在虽说不算啥，但终归是个麻烦事。因为很难说你永远不离开这个地方。要是人家对咱的工作不满意，不要咱了，再换新单位没有这些证件，谁承认你？
至于以后，考虑得还不多。近期是要争取下一学期担上课，业务得上去。如果学校满意，也可能就在这儿长期待下去。如果一两年内业务还跟不上来，人家不要了，那也可能离开这里，去考研究生。因为自己的学历达不到教高中的程度，老停留在专科的水平上早晚要被淘汰。再就是改行，究竟干啥，我也不知道。
我总有一种感觉，大学生到民办学校干也是一条路，拿这个学校来说，进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河南师大毕业的，另一个是山西农大的。前一段通过试讲，又定下了三个人。今天又有一个试讲的。随着以后民办学校的发展，到民办学校来的大学毕业生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记录：郝太斌）
第二卷命运的船弯在哪儿
张晓华，男，３５岁
永城市马桥乡朱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３０日
说难，真是难！难就难在十几年没着没落的煎熬，难在连自己也不知道船究竟弯在了哪儿。
我是马桥高中８０届的毕业生。１９８３年，经村两委研究，乡文教组批准，我接替了村里一位违犯计生政策而回家务农的老师的民师指标，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１９８４年夏天，乡里进行教师整顿，朱庄小学７名在编教师经整顿招聘后录用了３名，其余的落聘回家，我在落聘人员之内。３名老师开设１～３年级的课，４～５年级不办了，不少学生因此失学。没了学上，孩子们难过，家长们焦急，我也寝食不安。到了那年９月１日，经村民推荐，我又重新走上讲台。但村领导对此意见不一致，我的工资问题就没落实。工资不给解决，我不要，只要能继续给孩子们上课就行。从此，我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黑民师”生涯。那年，我才１９岁。
鉴于１９８４年马桥乡里民师整顿中出现的错误做法，１９８６年，县委、县政府决定，让当时落聘的教师和经乡招聘上来的社会青年重新考试。考试前，县教育局领导分别下到乡里各学校了解情况，来朱庄小学的是个股长。我问他：“像我这样接替别人民师指标的，可不可以参加考试？”他说：“你在整顿前领过工资没有？”我说领过。他说：“只要在整顿前领过一个月工资的都属老教师，都有资格参加考试了。”他还说：“像你这样落聘后不拿一分钱还干了两年，在全县还没有，真是好样的！”这样，我就参加了乡里重新招聘教师的考试，并以前２０名的好成绩被录用。
可惜好景不长。稍后，有人反映说：“张晓华接替别人的指标，他自个没有档案，不属于老教师。”结果，我被辞退，再一次掉进谷底。
我不甘心，就去找那个股长问情况。可这会儿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先是说：“接替指标时你没档案，档案上是那个人的名字。”然后他让我回去开具校、片、文教组三级证明，说这样就能录用我。但等我开来了证明，问题仍不能解决，而且那个股长还训斥乡文教助理说：“你为啥给他开证明！”对我，他总是说：“没指标，等等吧。”再往后，他把我的问题推给局里抓纪检的书记，书记又推给了局长。
我向局领导反复要求，请他们查清事实。局领导也确实来乡里调查过，也确认我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但指标早已全部分发完了，所以我得到的还是“再等等”。局长也让我“再等等”，并说：“你不要在我家守了，回去吧，今后有机会一定给你解决。假如不解决的话，你抹掉我的姓，可以吧？”他还叫人安排一辆小车把我送到乡政府，来的人找到当时抓教育的乡长，要求他今后有机会一定给我解决问题。翟乡长对我说：“你别再去找局领导了，一是影响他们的工作，二是影响他们的休息和生活。今后咱马桥要有指标，第一个就是你的！”
既然领导这么说了，我就应该相信领导，相信组织。我开始“再等等”，这一等就是１３年，在这１３年当中，我想用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领导的认可和同情。我包教的４年级的语文、数学成绩，在１０多年的乡级统考中一直保持在前一、二名的位次，我也数次被评为乡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先进工作者。在这１３年中，我也看着一批批民师转正，而他们都有一个我左等右等也等不来的可以参加转正考试的指标！在这１３年中，我还感觉到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８年这５年里我未得到的工资正离我越来越远……
当然，我也不是坐着死等。１９９７年教师节前，我向县委书记反映了我的问题。书记随即派人调查，证实我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但船不知又弯在哪儿了，问题没能解决。今年７月，我又向现在的市委书记反映情况，他对我的问题非常重视，立即责成市教委、乡教办进行调查，但市教委却孤立地只说我是计划外民师，而割裂了相关的种种联系，以此强调计划外民师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让市委书记也爱莫能助了。
一个农村小学的民师，没有关系想要办成一件事就是这么难！可“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毕竟我是把青春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了，那么，一个人活得就该当这么不值？我现在每月６０元工资，还常拖欠着，家里开销不够了就卖粮，卖菜，想送礼办事也没钱，就是有一点送了，谁也未必能看得上。不平则鸣，发发牢骚总可以吧？现在我只想通过媒体让我的问题能引起哪位领导的同情和重视，争取有个光明一点的结局。不过，惹恼了有些人，再狠给我穿小鞋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记录：陈如陵）
第二卷当农民我也作了贡献
王善道，男，８１岁
偃师市教师进修学校离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７日
说我从教５０年，那是个虚数，其实中间有２０年我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原籍——偃师山化乡牙庄村，当了２０年“不自由的农民”。
你想想，当时我在偃师高中教历史，干得好好的，忽然成了另类人物，挨批斗，作检讨，下放回家，心里能平静吗？那是１９５８年４月，我刚过４０岁。回到牙庄村，老伴劝我，千万别胡思乱想，人家一辈子种庄稼不也过来啦，只当咱过去没有念过书，你去“学习班”，我给你送饭。我老伴目不识丁，可她是我相濡以沫的患难知己，她的话我得听。后来，彭老总被打倒了，再往后，每逢运动，都有大干部下台，我也少不了陪斗，挨批，反省，可人心是杆秤，会上喊口号，私下见面，不管是群众还是队干部没少跟我说：“老王啊，这你比俺还清楚，这是运动啊！”话不多，但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在乡亲们眼中，我除了能把上头的文件抄在板报上外，还是生产队里的棒劳力呢。下沟背沙，百十斤的袋子我一口气儿能背七八趟；抗旱挑水，我站在水囤口往上拔水，能供得上全队几十个劳力挑。当时那些“最革命的人”总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但在纯朴的农民的观念里，识文断字总比“睁眼瞎”强得多。渐渐地，老太太们拿着纸，喊着我的小名儿叫我替她们写信。村里求上进的年轻人也悄悄找到我，请教几个字或者让我讲一段文章。
终于有一天，生产队长找到我，让我管队里的技术活儿——红薯育苗。这干旱缺水的邙山岭上，红薯的地位很高，“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队长说，这任务交给你，理由很简单，因为你识字啊。我在课堂上讲惯了汉魏六朝宋元明清，对红薯育苗可是外行，可我顶着“右派”帽子，不敢怠慢，托人买来有关书籍，认真揣摩研究。育苗温度是关键，高了苗太细，低了发育差，出芽时，小苗既怕风又怕水，娇嫩着哩，又是大冬天育苗，不能有一点马虎。我照着书上讲的，又请教当地的行家，头一年便一炮打响，满圃里的苗棵大根肥，出芽率、成活率在全大队遥遥领先，除了供本队一百来亩地栽种外，光卖芽就为队里收入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从此，每年育苗成了我的专业，一连搞了１７年。
１９７１年，除了红薯，队里又让我管棉花技术。全队当时１４０亩棉花地，三十几个技术员。队长嘱咐我：“老王，对外咱不公开说，这群技术员你给带。队里富不富，全看这一步啦。”种棉花季节性强，技术要求高，间苗，打杈，施肥，配药，治虫……时令节气，干湿温度，哪个环节疏忽，都可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大田边儿上的一孔破窑洞，成了我的“实验室”兼“办公室”。管棉花我像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一样上心，端上饭碗也想到地里转一转。１９７３年，全队皮棉平均亩产过了百斤关，这在干旱缺水的坡地上，可算放了一颗大“卫星”呀。除了卖皮棉，社员们吃上棉籽油外，剩下的棉籽饼牲口吃不完，都当肥料上地了。这也是我下放在家作的贡献吧。
在当时，我一到地里，见满地红薯秧旺生生的，漫坡棉花挺展展的，我的心里头也豁朗朗的。可一回到村里，总有些抬不起头。那年县上来了个干部，要查什么“阶级斗争根源”，眼见该栽红薯了，芽都备好了，他偏叫抗旱种棉花。晚了一个星期，几千棵芽都放坏了，我心里气呀，社员们也在背后乱骂。他们知道后，反说我“有意挑拨干群关系”……我独自来到地头儿，坐在麦秸垛边，只觉得胸口发紧，解开棉袄一看，天啊，鼓起来老高一个大包……从此以后，不管遇见了多么难忍的事，听见多么难听的话语，我都不再生气。我相信，总有雨过天晴，拨乱反正那一天！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也敢说，没有文化的农民是愚蠢的农民。
（记录：张剑光）
第二卷那天谁也没让我心动
王雷，男，２５岁
郑州幼师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我参加的那期节目是今年春天播的，正好是周末，没课，学生们不知怎么都知道了，全都围在电视机前看。接下来的几天，在校园里总有学生盯着我看，然后笑着跑开了。
我不知道学生们看到她们的老师在电视上找对象会怎么想，可我敢肯定，她们想的跟实际情况不太一样。
我们学校有位教舞蹈的老师，跟我关系挺好的。有一天，她说她认识一位河南电视台周末节目的制片人，他们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业余主持人，问我想不想试试。我说，想呵。当老师的生活还是挺单调的，年轻人应该活得更丰富多彩一些是吧？
我跟那位制片谈了一中午，她总是把话题往爱情方面拉，我心里还挺奇怪的。忽然，她问我，你有没有兴趣参加“谁让我心动”节目？我以前没看过这个节目，心里想，节目怎么叫个这名字？怪怪的。
制片说，这是一个让男女青年在电视上征友的节目，可经常有一些嘉宾素质不太高，播出效果不好。她觉得我挺理想的。我说，我现在的心思不在感情上，不想在这方面过多地探讨。再说，还有那么多学生在看着我，况且我们学校又全是女学生，我确实有心理负担……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突然有一天，制片打来电话说，哎呀，我们这期节目特别需要嘉宾，你过来吧。我还是说，我上这个节目不太合适。电视台的同志你不佩服不行，她一点也不灰心，就这么循循善诱：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你就不想试一试……
第二天中午，制片又打电话，说你下午来填表吧。人家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下午就去了。这里面也有好奇的成分，同时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考察——不，不是找对象的能力，是要看看自己现场的反应和发挥。你没参加过电视节目，怎么知道自己上了台是行还是不行。就像教师上讲台一样，要想让学生一见你就接受你也非常不容易。
第三天录节目。我跟学校请了假。我没有西服，还是同事借给我一身。我的亲友团里有我妈、小姨、我妹妹和她朋友，还有我们学校学生科的几位老师，他们开玩笑说要支持班主任的工作。亲友团还准备了一幅标语：选择王雷，幸福甜美！
上午９点我就去了，等到１０点半，节目才开始，一直录到下午１点，特别漫长。我是男４号。灯光一打，特别亮。坐在位子上，我特别紧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哎呀，这可是上星的节目呀，全国都能看到，不要把紧张表现出来。
第一个环节叫“一见钟情”。我把对面的６位女嘉宾每人都扫了一眼，哪个也没有让我有心动的感觉。人家允许不选，可我想，谁也不选多不好呀，既然来了，就要配合电视台的工作。再说，就是选了她也不是让你马上结婚呀。
我选了正对面的女４号。她也是位幼儿教师，扎两条辫子，头发黄黄的。同行总有种亲切感吧。虽说我对她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相对来说，其他几位嘉宾还不如她。
主持人宣布“一见钟情”的互选结果。“最心动小姐”空缺，多巧，６位女嘉宾１人得了１票。“最心动先生”是我，４票，其中就有女４号投我的一票。
接下来的环节叫“心动话题”：“你选择什么样的恋爱方式？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这时我已经不紧张了，谈了很多观点：日久生情最稳固；英雄救美最浪漫；一见钟情最美好，可也最危险……
到最后一个环节了，这一票决定着男女嘉宾能否互选成功。我能肯定女４号会选我，因为前几轮她选的都是我，在讨论时，她还直接向我发问。我对她印象还算不错。其实，只要印象不错就行了，哪能要求原来素不相识的嘉宾在演播室里那一会儿就真的萌发了爱情！
果然，我和女４号互选成功。
这个节目的惯例是互选成功的男女嘉宾要互赠礼物。我送她的是个玩具，鲨鱼的牙齿，说不准你按住哪个牙齿，鲨鱼的嘴就会猛地合上，吓你一跳。我说，希望你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新奇。她送我一个小荷包，并且说现在不可以打开，要回去一个人时再看。其实荷包里是张纸条，上面写着她的电话号码。
节目结束了，我们握握手，没有再说话。然后，各走各的。然后——没有然后了。
那个荷包，里面的纸条不知丢哪儿去了。荷包原是想用来装耳机的，可惜太小，装不下。
我知道哪怕是出于礼貌，也应该和女４号联系一下。可参加完节目，我就忙着搬家，接着是去北京学习。妹妹夏天毕业，我要帮着找工作。太忙了，忙得把这事儿忽略了。
不过，我并不后悔。心动的感觉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记录：刘肖）
第二卷婚礼在动荡岁月里举行
赵恩容，女，７２岁
郑州八中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４日
我和老伴曾昌铭是１９４９年９月９日举行的婚礼，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庄重的人生大典举行得太匆忙了。但是，我们至今都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作出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是投向光明的。
话还得从头说起，１９４８年，我在南京读完高中后，考入了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念书。当时，我的一个表姐夫在民航局工作，曾昌铭是他的同事，表姐夫有意给我们牵线，就先把他推荐给我父母。我父母一见昌铭，十分中意，希望我们接触。我当时求学心切，就借故推脱，跑到学校去了。不曾想，入学不久，曾昌铭的信就来了，言辞诚恳，后来又寄来照片，身材高大，面孔俊朗，这与父母心目中的诚实憨厚印象很符合，又加上他是农家出身，觉得他比较可靠吧，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通信了。老曾那时２０多岁，虽然年轻，也已经历过许多大事，思想比我这个小姑娘成熟得多。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为著名的“驼峰航线”服务，他们在大雪山上的导航站为美军飞机导航，这些飞机通过航线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抗战物资。我们通信的时候，昌铭到了海南岛，担任机场通讯电台的台长。
到了１９４９年，大陆解放在即。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实行白色恐怖。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单身一人在重庆，父母和老曾都十分挂念。７月，我又患上中耳炎，在炎热的天气里病倒在床，昌铭在海南订了机票，托重庆的同事让我乘机飞到广州。在广州我找到姐姐，住到了姐夫工作的医院里，身体才渐渐康复了。不久，我母亲也千辛万苦到了广州，催促我赶快成亲，了却父母的一桩心事。人在乱世，飘零之中总想找个依托，为了不再让父母操心，我也只好把目光投向海天茫茫的海南岛。
９月初，我和母亲来到海南岛。在海口机场，曾昌铭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果然是英俊潇洒、纯朴厚道的一位青年。母亲也对这个女婿十分满意。９月９日，在当地一家教堂，我披上了婚纱，当了他的新娘。那年，我２２岁，他３０岁。
蜜月未完，广州解放了，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海南岛尚在敌手，我们和香港的“两航”（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总部失去了联系。机场被封锁，曾昌铭被软禁在导航塔中，行动受到限制。想着也许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们了，我和母亲心里那个急呀！
１１月９日，“两航”总部在香港宣布起义。在海南的民航工作人员分批悄悄偷渡赴港。中旬的一天，我伴着母亲与昌铭告别，和另外一个同事一家数口准备赴港，新婚初别，心如针刺一般。他叮嘱我要倍加小心，到香港速找总部请示。他一则被软禁，二则要坚守岗位，只好挥泪而别。我记得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琼州海峡风浪很大，我扶着母亲，还抱着同事家的一个小孩，七八个人上了一只小船，向泊在远处的外轮“海皇”号划去，那浪头比人还高，扑在船上，大家浑身都湿透了，加上紧张，一船人抖成一团，也不敢出声。我母亲都５０多岁了，还要跟着女儿担惊受怕。好不容易上了“海皇”号。由于我们没有赴港证件，只好挤在狭窄、黑暗的后舱。两天两夜，大家都晕了船，我还稍好点儿，就帮着照看老人孩子。经过了３００多海里，也就是６００多公里的颠簸，船到香港，在一处浅滩船员让我们两家偷偷上了岸，然后又开走了。这种异乡飘泊的滋味真不好受，也不知道昌铭在孤岛上怎么样了。
到香港后，才知道“两航”起义的策划人之一是我的表兄陆元斌，乱中相逢，恍若隔世。安顿好母亲，表兄让我速给曾昌铭去信，要他看护好民航器材，静观事态发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放弃岗位。当时在香港的“两航”人员人数甚多，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们，国民党甚至许诺以比当时高几倍的工资来拉人。我和表兄不受国民党特务拉拢，一心盼望去建设新中国，我还替昌铭报了名，坚决起义，投向光明。
临近春节，又传来消息，海口民航资产被陈纳德将军的航空公司接管，曾昌铭得以恢复自由身，又过了几天，他竟回到我们身边，久别重逢，全家人又是高兴，又是感慨，就像做梦一样。望着他憔悴的面容，我知道这段时间他的确忍受了千辛万苦，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
１９５０年３月，我们从香港来到广州。４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５月，老曾随大军过海，从海口到三亚，沿途接受民航通讯站的地面设备、器材，他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仓皇逃往台湾，沿途丢下的枪枝弹药比比皆是。一种胜利的感觉油然而生。多年以后，每每忆及这段经历，他都压抑不住兴奋。
以后，老曾为了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四处奔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也完成了未完的学业，分配到郑州八中教书，如今也是遍地桃李，儿孙满堂了。
（记录：张剑光）
第二卷拉板胡的也能搞发明
李永志，男：３５岁
安阳市文化艺术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我这个人没啥背景，经历也很简单。老家在周口沈丘县，１９８３年考进安阳市戏剧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文化艺术学校，主攻豫剧板胡，毕业后留校教板胡。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１年，在河南大学音乐系进修。我创作的豫剧清唱《红旗渠——我心中的丰碑》和歌曲《香蕉熟了》曾在省、市获过奖。
开始搞自行车上的省力装置是在１９９２年吧。那时候我每天骑车上下班要走几十公里，时间长了就异想天开，要是能发明一辆省力的自行车就好了。
怎样让自行车达到既省力又高速的目的呢？我首先从熟悉自行车的原理、结构入手，对照有关书籍，边拆装边认真加以研究。经过反复试验论证，发现可以改动连架部分或脚拐部分结构，巧妙地运用杠杆原理，通过简单的机械运动，使脚动力在圆周运动中得以超能发挥，从而达到高速、省力的目的。
搞发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找零件做样品，我成了废品收购站的常客，发现合适的就花钱买下来。有的收购站见我只要那么点东西，就故意抬高价钱，有时一个只值几分、几毛钱的东西要花几块甚至十几块钱才能买下来。买到零件还要找工厂加工，人家更是不屑于收这些小活，往往掏了高价还要赔上好脸好话好烟才勉强给干。粗略算算，这几年我搞这已经花了有七八千元，买冰箱也能买三四台啦
我爱人支持不支持？支持！不支持我敢这么干？我爱人的厂子效益不好，我这么捣腾一开始她也不愿意。我说，你看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跳舞四不打麻将，除了拉板胡就这么点可贵的火花，你再把它浇灭了我咋办。我爱人知道我这个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对我就再也不闻不问了。经过不懈努力，１９９５年７月，我的“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终于成型，可它足有十几公斤重，体积又大，装到自行车上格外显眼。好不容易说服我爱人上去试骑，谁知道没蹬几下就把裙子给挂住了，气得她把车一摔说：“又笨又难看，这车子肯定没人要”当时我的心那个凉哟，真是没法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没有泄气，又满怀信心进行改进。往往白天上一天班，晚上一搞就到了半夜一两点，节假日更不用说，全搭上了。１９９７年７月，我的“自行车和三轮车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终于改进成功。它体积小，重量仅１．５公斤，装到自行车上几乎看不出来。为了检验它的“威力”，我和爱人来了场比赛。她骑着那辆“高速省力自行车”，我骑着一辆普通自行车，平时总追不上我的她这回倒远远地把我给拉在后边了。为进一步论证我的发明，我又带着“高速省力自行车”来到市体校专业自行车队，和教练员、运动员们一起切磋，听了我的介绍后他们很感兴趣，非要跟我来场友谊赛。我这个３５岁的“业余选手”跟一名专业运动员开始了比赛，骑了１０公里后，我虽然没能超过他，但也仅仅与他相差５０米左右。他们说，你要是换成普通自行车，早把你甩没影了。
当时正值暑假，为了避免自己的发明与别人雷同，在申报专利之前，我两次跑到郑州省科技情报中心，把所有包含“高速”、“省力”、“加速”字眼的发明给检索出来，一共有７００多项，光复印费就花了二三百元。通过查阅对照，发现其中没有一项跟我的类似，这下我可放心了。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我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自行车和三轮车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的专利申请；１０月２０日，我又把经过改装的“高速省力自行车”提出专利申请。经过一年多的专利审查，今年３月，两项发明先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证书。今年９月，在河南省第十届发明展览会上，我发明的“高速省力自行车”被省发明协会授予金奖。有关专家看后，认为该技术创造性地缓解了自行车高速与省力的矛盾，而且重量轻，造价低，结构简单，造型美观，又不改变人们习惯的蹬骑姿势，是自行车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这期间，很多企业来函来电或来人要求引进此项技术，目前仍在洽淡中。
你说怪不怪？一个拉板胡的教师搞发明，或许会有人说是不务正业。实际上你到学校打听打听，我不仅务正业，而且务得很不错。全校教师中仅有三四个连续３年考评优秀的，我就是其中一个，还被晋升了一级工资。现在，我教的许多学生在市、县剧团中都是拉板胡的顶梁柱，也算“桃李满市县”了吧。我不过是把别人喝酒、打麻将、看电视的时间节省下来，干了我喜欢干的事，干了我认为有意义的事，这没什么错吧？
（记录：陈伟民）
第二卷我也曾经下过岗
王晓黎，女，２６岁
西平县完全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
我一向对“三尺讲台”充满神往。１９８２年７月，我从驻马店师专英语系毕业时，西平县教体局分配我到柏城镇中。但不知何种原因，该校拒绝接收我，我在沮丧和渴盼中度过了漫长的９个月。
１９９３年４月，几经磨难，我重新被分配到西平完中。但也只是临时上班，并未拿到调令。当时，正好有一个英语教师休产假，学校的王荣花老师要我去教她班的英语。压抑了９个月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我竭尽全力地备课，上课，从不要啥报酬。那时，虽然辛苦，但很知足。可就在那时，柏城镇中通知我去上班。我主动找到县教体局局长说：“我已在完中教上了课，请让我留在这里吧”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谁知，我料想不到，倒霉的事却接踵而至了。
那年暑假后，我教初一英语。教材已全面改版，增加了大量的英语对话，要求学生全面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对于口语好、性格又活泼开朗的我来说，真是如鱼得水。我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教法教课，课堂气氛紧张活泼，孩子们喜欢极了。班里的英语成绩在学校也名列前茅。辛辛苦苦忙乎了一年，但却没领到一分钱的工资。因为我的工资关系还没转到完中。
１９９４年夏天，母亲病逝，我痛断肝肠。紧接着学校通知我继续教初一，不让我跟班走。后来知道，是有人对我不满，常在校长面前说我散漫，不安心工作。我反思过去的一年，处在热恋中的我，男朋友的父亲也突然撒手西去，使原来公子哥似的他一下子无法适应周围的一切，常常到学校找我。我也尽量抽时间陪他，安慰他。这也许就是说我“不安心”工作的原因吧！想明白了，我也不抱怨谁，将苦涩和泪水咽进肚里，坦然地拿起课本，再次登上了初一的讲台。谁知道，我教的这个班是全年级基础最差的。不管我怎么努力，成绩依然没有起色。一向争强好胜的我也无可奈何。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１９９５年春节后，学校突然宣布一项决定：抽出几个老师办经济实体，以减轻学校负担。所谓的经济实体，其实就是摆地摊儿，卖东西，看车子。我也是被抽出的教师之一。
晚上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晚上，想了一晚上，决心离开学校。当我把想法告诉父亲时，这位一向坚强的军人表情一下子凝固了。他说：“你妈已经不在了，你还要往哪儿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舍不得父亲。可是，我怎能接受这“下岗”的现实呢？父亲的哀劝最终使我留了下来。我又回到学校开始了练摊儿生活。从那时起，平时开朗活泼的我再也没了笑脸。
我当了４个月的“摊主”，好不容易捱到了暑假，再开学时，由于英语老师过剩，也由于我的“斑斑劣迹”，学校便把我安排到了教导处，教导处虽然比坐地摊儿强些，但也只是打个杂，距课堂和孩子们仍很遥远。此时的我身心俱疲，便告假在县城做起了小生意。我卖过水果，卖过麻袋，卖过粮油，开过饭馆。在那些日子里，挣钱倒比在学校多，可我心里却异常空虚和孤独。
１９９６年９月，新的学期又开始了，王荣花老师又多次请求校长让我去教她接的初一班英语。王老师在学校德高望重，很多教师和领导的子女都在她的班里。有人对王老师的做法感到不理解，甚至要求把我换掉。王老师把我叫到家，语重心长地说：“不管别人说啥，我相信你，知道你有能力。好好干，我们一起把这一届学生送走。”王老师的鼓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我暗下决心，巾帼不比须眉差，从哪里跌倒，一定得从哪里爬起来。我要让学校的同事知道，我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种人。
重新上岗后，我利用课余时间制作了挂图、面具、头饰等多种教具，目的是为激发学生的兴趣。上课，也常常打破常规，不按课文的编排顺序，而是将前后课文贯穿起来，并以小品、对话、即兴表演等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任意发挥，自由想像。孩子们喜欢上了英语，常常下课后，还围住我问长问短。办公室里，操场上，经常有师生用英语对话的情景。班上的同学都能流利地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彻底改变了“考试１００分，张嘴是哑巴”的现象。
（记录：史法泉）
第二卷那一年我在美国
王曦波，男，４２岁
河南省实验中学英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月８日
我１９７８年考学报的是理科。入校后学校为了培养英语教师，解决当时急缺的英语师资问题，就从已录取的学生中挑选。当时高考英语成绩只是参考分，我英语考了１５分，在同学中就算高分了，就这样鬼使神差改学了英语。毕业后到中学任教两年后，我又考上了河南省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教育学院聘请了外籍教师，我的听说读写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要说真正驾驭了英语，还是去美国学习那一年。
我１９９０年调到省实验中学任教，从高一到高三送走了一届毕业班，学生成绩比较突出。恰好那年中美两国之间有个语言文化交流项目，全国要选派３０名教师赴美学习并进行文化交流一年，河南省分了两个名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报了名，最后通过了各项测试，就这样到了美国。
那是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文化组负责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家庭。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我的吃住由美国家庭负责，每个月有６０美元的零花钱，我这种身份的人不能出去打工，所以，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什么收入。
我们赴美的主要任务一是要提高英语水平，回国后更好地教授英语；二是要通过对美国一个家庭、一个社区生活的深入了解，进而充分认识整个美国社会及各阶层人；三是要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到各类学校去和老师学生座谈，和老师一起备课，听课，和学生共同活动，从而了解美国的教育状况、文化生活；在语言达到一定水平后，进行一定量的教学。
刚下飞机时，美国人说话许多我都听不懂，教了十来年英语，怎么会这样？我还记得初到时和一个学校的校长议论一件事，我说了好一会儿，他却一个劲儿地摇头。原来，他一句话也没听懂，那情形真让人尴尬。
我所在的这座小城有七八所学校，我到每所学校去听他们的课，参加他们学校的各种活动；我通过我在的美国家庭了解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我星期天到教堂去，听牧师布道，听唱诗班唱赞美诗；我参加美国人的婚礼和葬礼，一起外出打猎，旅游，我在一切场合尽可能地吸收，尽可能地表达……５个月以后，我在语言方面已经毫无障碍了。后来，我又见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位校长，我和他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他十分惊讶地说：“你和刚来时可大不一样了，你现在的英语讲得太棒了这么短的时间，真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我才真正开始了“文化交流”活动。我就美国人及美国的中小学生对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自拟了４０多个题目，打印后散发到这个城市的每所学校去。我可以根据他们的选择，就这些问题或其他问题到任何一所学校去演讲。我自拟的题目涉及到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其中有的属于中美文化的比较，如：中国教育现状，中国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国校园一日与美国校园一日，汉语与英语，中国的人口问题与政策，世界第七大奇迹——长城，中国汉字欣赏，中国的针灸，中国的食物与美国的食物……我的演讲很受欢迎，起到了帮助他们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作用。
人出国后更加爱国，在美国的日子，我对这一点有特别深的感受。记得在一次圣诞节的聚会上，谈起了香港的回归。在场的一些美国人认为：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让香港人通过投票自由选择回归中国还是继续让英国人统治？我对他们说：“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根本不是选择的问题。当初，香港是在中国被侵略的情形下被英国人以‘租借’的名义强占去的。试问：你们的手指愿意让别人砍去一截吗？你们自己的花园愿意让别人强占去一角吗？”第二天，我的这些话就上了当地的报纸。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所在的美国家庭，男女主人都是基督徒，我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也有观念文化上的冲突。他们希望我能皈依基督教，曾多次劝说我。我是共产党员，我在美国从来不回避谈论自己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为了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共产党人真诚的信念和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尊重你们的信仰，请你们也理解我的信仰。”我相信他们理解了我的真诚。回国几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去年，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我收到了他们的信，信中写道：“我们为所发生的事情而难过，我们憎恶我国政府这样的行为！请你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回国几年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至今还在我的教学中有所反映。我会告诉学生，哪些题是没必要做的。我要让他们知道，语法知识是呆板的，而语言现象、生活的变化却是常新的。
（记录：张清平）
第二卷当媳妇当情人都行
李爱亭，女，３８岁
新安县正村乡中岳初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９日
我从１９８４年开始教学，到现在１６年了。这中间有三个插曲，都跟收入有关，其中两次还让我差一点儿离开教育，可最终我的心却跟教育越贴越近，在对教育的情感中“越陷越深”。
我教学是在１９８４年民师整顿之后。经同学介绍，被招聘到一所学校当代课教师，每月６０块钱，这在当时算是不错了。没多久，我到了现在的中岳初中，收入变成３０块钱了。１９８６年，我想做点儿生意贴补贴补，就进了１０件呢子大衣在几个学校卖。大衣进价６０块钱一件，见了的人都说这么好的大衣得卖贵点儿。我觉得卖８０块钱就不少了。先卖出５件，一天就挣了１００块钱。在另一个学校，７０多块钱又卖了一件。谁知，这些老师都认识，互相一问后，就有人找我说：“咱们平常都怪好哩，一样的大衣你咋多要俺们的钱？真是‘无商不奸’！”我平时和老师们处得不错，为这点儿小生意把人都得罪下了，真是划不来，就把剩下的４件退了。我跟自己说，以后再不做生意了，还是好好教课吧。
这一晃就是十几年。因为没能搭上计划内民师这趟车，我还是代课教师，收入虽然提了一点儿，可还是１００多块钱一月，比着每月八九百块钱的公办教师，尽管活没少干，也有相应的能力，可在收入上的差距却更大了。
去年９月，县二高学生食堂对外承包，熟人知道我做饭可以，就介绍了我，每月能挣四五百块钱。我去看了看情况，交了２０００块钱的承包押金，还租了一间住房。这以前我没跟学校说，怕校长不放我。从县里回来，同车的熟人问我到县里干啥，我跟他说了。谁知一个学生家长也在车上，回去以后就跟校长说了。校长一听火了，叫人连夜把我从家叫到学校，做我的工作。但第二天上午我还是走了。
拉东西那天，中午吃过饭天还好好的。可架子车一进校门，天就变了，刮着大风。校长在楼上看见我，不想搭惹，扭脸回屋了。等我刚到住室门口，暴雨夹着呼雷就到了。我看着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暴雨，想着我在这儿十几年里的各种细节，想着从此就要告别教学生涯，心里老不好受，坐在门口就哭了。
一会儿，校长过来了，狠劲儿熊我：“你把课一撂，弄得我上不去下不来，你可想挣钱走哩！走嘛！人留不住天留。看你心恁善，你去挣学生钱？你是老师哩，你咋能挣哩”一群女老师也来劝我别走。我心软了，毕竟在这儿待了１５年了，还真舍不得。我就跟校长说：“我要不走，你还要不要我？”校长说：“你说的是真哩？”我说：“真不走了！”校长高兴地赶紧去总务上拿来他准备在架子车出门时放到车上的一袋苹果和一个床单。这是教师节要发的东西，校长知道我要走了，还是给我备了一份。我原来并没把这个学校看得咋样，却没想到被学校这么看重，眼泪几乎又要流下来了。
想着好歹就在这儿干下去吧，可没想到这事没过三天，县里某局想要一个秘书，局里人事科长跟我兄弟熟，也看过我在报上发表的作品，我兄弟跟他一说，他又找局长说。局长同意了，说好月薪６００块钱，下周一正式上班。然后，我跟校长说了。校长说：“上回我拦了你，这回是关系你前途的大事，我不拦你”我也觉得这次像是个人生转机，但又怀疑：真会有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星期一我到局里见了局长，局长才３０来岁。谁知他盛气凌人，看人的眼光真叫“不屑一顾”。这对我刺激很大。随后人事科长委婉地对我说：“局长看了你的文字材料还是满意的，只是觉得你年龄偏大。你是不是回去再考虑考虑？”我一听就明白了。我想，我无非不来你这儿，无非回去教学钱少挣点儿，又不是我求着你！
回去后我还是当班主任，还在校委会抓学生纪律。每天和学生打交道，心情真是愉快，感觉很充实，也用不着看人脸色。我跟学校的老师们说：“这辈子啥不干了，就教一辈子学了。”有的老师就跟我说着玩儿：“嫁到教育上的人，不教学你干啥？只可惜不是正式‘媳妇’啊！”我说：“那我只当是教育的‘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