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有半年我们没联系。寒假时，我父亲在家闲着没事儿，看我的毕业照，又看我的留言册，说要给我挑个媳妇。你说多有意思，看来看去，父亲最后相中的就是她。父亲说，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你去找找她，只当是过年看同学哩。
去她家，她开门一见是我，发出一声惊叫，好像是没想到，又像是很高兴。趁热打铁，我家里随即就托她村上的人说媒，一谈就成了。接着下帖子，订婚，很快。
这以后我们一周一封信，情感开始萌芽，应该算日久生情的一类。中间经过了几分几合，１９９５年夏天毕业前，她去写生，又来信提出分手，说：“你在商丘也不能帮我找到工作。”我那时也在为工作发愁，分手就分手吧，没感到特别的痛苦。
写生回来她又来信，说后悔了，应该珍惜这份情感。在我俩的交往上，我几乎一直是被她牵着鼻子走，她说不分手就不分手吧。
毕业后她留在安阳，在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我进了教师进修学校。因为想往一块儿调，１９９７年暑假，睢阳区实验中学招聘教师，她便去应聘。这段时间我俩感情最好，为了共同的目标，抱成了一团。
在准备应聘的空隙，我骑着自行车带她去５０公里外的虞城看望老同学，在一本教材里无意中发现她写给这个同学的信。信中提到她和一个美术教师有情感纠葛。我情绪很低沉，也没劲儿骑车了，把自行车放在长途汽车顶上，坐车回到商丘。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那个老师对她很好，提出交朋友，她拒绝了。
在感情最热的时候，这事儿泼了我一头冷水。可我原谅了她，因为我心里还是爱她的。经历了这件事，感情好像更好了。我们租了个小院，买了家具，开始在一起生活。
考实验中学她落选了。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商丘一所私立学校招聘教师，她去应聘，又没聘上。可我还在努力，爱情的力量是很大的。我想，历尽千辛万苦，也要把她调到我身边。我找机会使她参加了第二轮招聘，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得到消息那天从校门口出来，非常兴奋，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她，激动得想大撒把。她搂着我的腰尖叫着说，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我们买了房子，两室一厅，准备１９９７年国庆节结婚，最迟１９９８年“五一”。
以前她轻易不回商丘，一见面尽是幸福和喜悦。现在住在一起，关于生活琐事的磨擦也多了。以前吵架，最大的矛盾是两地分居。现在这个大矛盾不存在了，小矛盾就暴露了出来，而且我们俩都要强，谁也不甘示弱。
买商品房，她拿了５０００块钱，让我给她打个借条，说以后分手了，我还要凭这个条跟你要钱呢。我不愿意打，说我们不会分手。她还是坚持。我就半开玩笑地用她的小名和我的笔名打了个条。她仍然不愿意，非要打个正式的借条——我觉得有问题了。
此后没多长时间，她住进了教师宿舍。我去学校找过她不知多少次，她总说工作忙，不愿意回去。凭我的直觉，这后面肯定还有隐情，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年底，有一天她回来了，又提出分手。我已经陷得很深了。这么多年，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我们都走过来了，怎么就不珍惜呢？可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吭声。我气极了，摔了镜框。那镜框里是她调回商丘前给我画的一张像，我特别喜欢，还在旁边写了两句话：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这是１９９８年４月的事。一个月后，她结婚了。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她来找我要那５０００块钱。当初跑调动，租房子，我为她花了多少钱！现在买房借的债还没有还完，哪有钱给她。
去年４月的一天，那天我正上班，忽然收到法院的传呼。我直纳闷：我怎么会和法院有联系呢？法院同志在电话里说：“你借钱未还，人家拿着借条把你告了。我们觉得你是老师，怕到单位去对你影响不好。发个传呼，通知你。”当天下午，我去了法院，把钱还给她。旧债未还，我又添了新债。
走出法院大门时，我的心情特别复杂。不管结局多么让人心寒，我仍想把真实的感情告诉她。我说：“直到今天，我还是爱你的。”
有首歌里唱道：“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你说我这十来年在情感上经历的风风雨雨还算少吗？咋到最后也不见彩虹呢？
这段情感往事对我的打击很大。
去年“五一”，我体重迅速下降了４公斤。为了散心，我去庐山、九江旅游，连非常要好的同学的婚礼都没参加。我太压抑了。
徜徉在大自然里，我感到自身的渺小，想到以后还有很长的路，多少痛苦都化成了一片云烟，心情骤然开朗起来。
从庐山回来后，１１月份，我和同校一位文静内向，不像体育老师的体育老师结了婚，如今生活得很幸福。她已经怀孕６个多月，过不多久，我就要当爸爸了。
（记录：刘肖）
第三卷一根扁担挑出的学校
赵明理，男，４７岁
确山县伍店镇焉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
１９６３年学校创建时，我才１７岁，刚刚高中毕业。由于这儿山高沟深，外面教师派不进来，村里我是第一个高中生，看看十几个到了上学年龄而没有老师教的孩子，从支书到群众都很着急。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支书和几位学生家长一起找到我，说：明理，你是咱村的第一个高中生，你就把这十几个孩子带起来，当他们的老师吧！
说起来真是困难，这些学生年龄不一般大，可他们水平一样，都是一个字不识，村里几代人都是文盲。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那时候春节写对联，因为不识字，村民们都把红纸裁好，用碗底儿蘸上墨汁盖在纸上就算对联了。
焉庄离公社太远，而且也不像现在有这么一条简易的公路，通汽车。我每学期去公社取学生的课本都要在路上走两天。去的时候是空载，就扛着扁担和绳子，走得比较快，回来时可就难了，几十本教材，外加作业本，粉笔什么的，足足有三四十斤。俗语说十里无轻载，我要挑着这些东西走５０多里山路。头两次挑教材，仗着年轻，路上也不歇，走得还快，可等回到学校，两个肩膀都被磨破了，肿得像发面馍，那个火烧火燎的难受劲儿，现在想起来还害怕。
有一年春节过后下大雪，刚开始下的是雨，后来下雪，越下越大。我原想等雪化化、干干再去公社挑书，可都过了正月十五了，雪也化不完。由于山里气温低，白天雪化了，夜里又冻上，眼看娃们都背着书包来上学了，教材还没取来，我心里直上火。说啥也不能误了孩子们上学！我不顾妻子的劝阻，穿了一双胶鞋，鞋里垫了些麦秸，带上一袋干粮就上路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正月十七，为怕打黑，我特意起了一个大早儿，磕磕绊绊，又溜又滑地去公社，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把胳膊肘都磕得麻木了，直到月亮升起来才走到公社。回来时可就惨了，挑了几十斤重的东西，还要时刻注意保持身体平衡，别让摔倒了。摔着我没啥，我已经摔惯了，可别把孩子们的新书摔破了，弄脏了。我专门借了几条尿素口袋，把书里三层外三层包好，又在外面裹了一层塑料布。因为走得太慢，当天夜里就借宿郭庄的一个亲戚家里。等到正月十九下午到了学校，我的双脚也不知是被冻的还是累的，肿得胶鞋都脱不下来了，最后还是妻子用剪刀把鞋剪烂，才一点儿一点儿撕下来。看着我的一双裂着无数个血口子的脚掌，妻子抱在怀里哭得不成声。她说，为了这个学校你命都不要了吗？
真遇到过一回野兽。那是１９８３年深秋，在从公社回来的路上，过了郭庄，天已经黑了，还起了大风，山风吹着山林呜呜地怪叫。因为来的时候孩子正在发着高烧，我便急着往回赶。正当我一步紧似一步地往前走时，忽然，我觉得身后有东西，猛地站着脚向后一看，一团黑呼呼的东西向我走来，大约有十来步远。看见我停了，它也停了，听见它呼哧呼哧的喘气，我当时紧张得头发梢都竖起来了，第一个念头就是：狼。可定下神来，仔细一看又不像。这才想起手里还握着一个电筒，打开一照，松了一口气，原来是头野猪！这时觉得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
就这样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我挑着扁担在这条山路上来来回回走了３０多年，送走了２０多届小学毕业生。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成人了，成才了，我却老了。这两年，自从山里探出了荧石矿，拉矿石的车从学校路过，我便可以搭他们的车去镇里，去县城。
山里有了荧石矿，村里也开始变富了，从１９８０年开始，村里的孩子也出了大学生。米忠义考上了武汉工学院，许鸿立上了武汉大学，王运良上了郑州工学院，在３００多名毕业生中，有１６个人上了大学，也有的读了高中后出去打工挣钱。读书学文化还是给山里娃们扎上了翅膀，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要比我见多识广。去年曾有一个开矿挣了钱的学生，让我辞了这一月只有几百元工资的教学工作，去他的矿上帮他管账，我没答应。如果我去了矿上，肯定挣的钱比现在多，但孩子们没有了老师，再过几年，说不定村里又会出了新文盲，到了春节又得用碗底儿“盖”对联。
（记录：唐泽仓）
第三卷我当了两次逃兵
师永胜，男，２８岁
原阳县师寨乡南赵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
现今拖欠教师工资好像已不是什么新闻，哪儿按时发倒见报了。
去年从春节到麦收，学校一直没发一分钱，家里没有其他收入，就指望我这几个工资哩。那阵儿学校老师们都在谈论一所私立中学招聘的事，说是县电业局下面一个公司办的，工资有保证。
过了麦忙以后，工资还不见发，一气之下我决定到私立学校去。当时家里阻力可大啦，特别是俺爷爷，说我，人家都能过下去，就你过不下去？那你要是这样走了，过去上的学都白搭了，家里省吃俭用供你也白搭了。我也可矛盾，好几夜都没睡觉，走这一步也不知是对是错。试讲以后人家也没表明啥态度，叫回家等通知。到８月初给我家来了通知叫２０号去报到，可我不知道，家里人都没给我说，直到１８号才给我透露这事儿。到这会儿谁劝我也没用了，我带了两条被子，一包书，叫人给我送到车站。
到那儿头一天就开教师会，在会上校长讲的一番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咱作为教师，只要给国家培养人才了，他们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啦，谁也不会说他出身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他这一席话，叫我定住了心：反正是教学，只要咱从良心上对得起教师这个职业，在哪儿教都一样。分班后，我教一（４）班的语文，还担班主任。待遇？哦，报到那天说了，像教龄在６年以上的基本工资４００块钱，加上课时补助，补课费，还有班主任补助，５００多块钱。第一个月领工资是９月２０号，我最激动。在乡下学校每月３００多块钱还不能接时发，自己的价值好像没人承认。拿到钱我赶紧抽空送回家了，主要是想打消家里人的顾虑。
这私立学校跟我们乡下学校明显不一样，校长整天给我们讲，端人家饭碗，只能干好，不能干赖，没有后路。这根弦在脑子里绷得紧紧的。学生哩，在乡下都是三里五村的，说话也听些，这儿的学生比较捣些。我那班５０多个学生，有十多个是后来扩招分过来的，死活不愿在这班，让我费了不少心思。
班级工作刚稳定住，谁知这麻烦事就出来了。那天我去上课，前节课是政治，老师让抄了一黑板题，我到班上以后问学生抄过没有，学生说没有。我说那先不擦，让大家抄完。谁知这么巧，校长来听课了，他事前没有打招呼。我想，如果上自习吧，好像咱不尊重领导，就拿起课本讲魏巍写的《我的老师》。因为顾忌学生没有抄完题，讲课基本上没有板书。结果课后就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头一句就是：“你是不是秋生？你到底是不是冒名顶替的？”说见过我写的文章，在原阳县也有点名气，怎么连个课都不会讲。我给他解释，他认为那不是理由。背后，他对其他老师也好说我，好长时间我在学校都抬不起头。那段时间我看见他心里就害怕。多亏了副校长，他两天找我谈了三次。他说，师老师，我相信你的能力，现在你要静下心来踏实地干，干出成绩以后，别人就不会说啥了。
到期中考试时，我那班英语、数学都是年级倒查第一，但语文是第二名。这样一来，校长对我的态度是１８０度大转弯，在好多教师会上表扬我。可是紧接着他又交给我个任务，叫组织个文学社，一周出一期报。我跟他说要搞起来得从基础抓起，由老师讲课，学生也必须从平常积累一些材料，然后才能写成文章，这就不会一下子立竿见影。我和另一个老师出了一期油印报就停了，因为太忙，我把精力都放在我那个班上了。那一段班上也不断出事，有学生抽烟了，也有学生半夜跳墙跑回家了；因为是寄宿学校，还有学生星期六到街上看录相的，学生之间动不动有矛盾，还打架。反正好多事，我都得一件件处理。整天都忙得焦头烂额，没有闲暇去管出报的事，那半年我自己也没写过一篇稿子。这下校长很不高兴，到年底的一次集会上，就不点名地说，出一个刊物都出不成，要是在这儿不出力的话，随时都可以让你走！听了他这话，当时我心里就准备走了。在乡下闲散惯了，从没有被人奚落过。特别是最后到了期末考试，就是今年春节前，我那个班数学、语文、英语三科成绩全部倒查第一。结果出来时，我非常吃惊，我们三个老师都尽力了。我想这下校长肯定对我更加不信任了。
这时乡教办也知道我在那个学校了，打招呼让我回去，我走时是请人替我代原来学校的课。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虽然我非常舍不得我那班的学生，但还是写了辞职书。我把辞职书递上去，然后就去安排学生放假。学生都兴高采烈，他们不会想到要和老师分别。
安排完最后一个学生离校，把教室门、寝室门都锁好，我又一次背上我的行李，那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上午。走的时候最难受，我想我背走的不仅仅是行李，还有些是不清不白的东西；想正月十六开学时，我的学生见不到我会怎么样呢？我觉得自己非常残忍，为了自身的考虑却辜负了６０多名学生对我的期望，还有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给家里打电话说要回去了，家里人一听可高兴，一直提心吊胆怕我丢了公职。孩儿他舅开着“奔马”来接我，回到家我就喝醉了。整个假期我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一直牵挂我的学生。再说自己出去一圈又回到原地儿了，心里很自卑，年也没过好。到正月十六那个下午，我心里光想去打电话，在人家院外转了好几圈，最后还是去打了，给副校长打的，问俺那班安排好没。他说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放下电话，我心里很难受，回头看看，觉得自己当了两次逃兵：第一次从这儿逃跑了，想逃避一种平淡的生活；第二次是我自己放弃了，如果坚持下去，结果可能不会是这样。
（记录：李若）
第三卷要当就当个好军嫂
康晓燕，女，４６岁
新乡市第一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２日
能不能当好军嫂，我不敢说，但从我的内心讲，我真的想当个好军嫂。
我丈夫叫周纪良，他１９７０年当兵，１９７６年经人介绍我们相识，１９７９年结婚。我们俩都是江苏无锡人。他当兵后一直在沈阳军区工作。
咱们那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的不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不能拖丈夫的后腿，要支持丈夫的工作。咱那时候想的还是很革命的。怎么支持？一是让他安心部队工作，不要想家。现在想想怪可笑，我们俩写信，没有什么卿卿我我的事。一写信，我说：“你好！”他说：“你好！”接着就是思想汇报，工作汇报，再接着我鼓励他安心在部队，他鼓励我好好教书。就这样，完了。二是我在这里要好好工作。因为我既是军嫂，不能有辱军嫂的名誉，又是人民教师，要为人师表。咱们那代人你知道，不怕吃苦，就怕干不好工作别人说。就说在学校吧，市一中是省重点高中，压力很大。你说你要教不好课，或者有什么事了，学校将你调出去了，你脸上光彩？我这人就是这，既然干就要干好，要么就不干。困难当然是有，我父母十多年前就都退休回家了。我有个儿子，这里就俺娘儿俩。孩子小时没人照看，特别是孩子有病时，我要上课，孩子可怜巴巴地在家待着。有时我有病就更没法儿。有时一两天连口饭都没得吃，结果我落了个浑身是病。有时候我就想，一旦我重病在床，连个打１２０的人都没有。那时候多想身边有个人呀。
刚结婚那几年我问：你啥时候能回来？他说：５年吧。等了５年他又说５年吧，我这样５年５年地一直等到现在，结果还得等。每年利用假期去他那儿一趟，他回来一趟。钱都花在了路上不说，结婚２０多年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５年。你要说不想那是假话。白天上课忙得不可开交，啥也顾不上想。等晚上吃过饭，孩子大了，跑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坐着，心里真不是滋味。特别是现在，小孩儿师专毕业要跑工作，我除了学校之外，外边没一个熟人，你能光靠学校领导？他爸要在这儿那该多好呀。
他在部队是个干部，要说我完全可以调过去。１９８３年呀还是１９８４年，他们那边的教育局、部队都很帮忙，要将我调过去，还搞教育。论条件，那里比这里好，房子三室一厅，在三楼。学校就在部队旁边，孩子上的学校也在部队旁边。当时调令都开好了，临走时我又犹豫了。这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学生，学校领导、老师对我都不错，我真舍不得这里，结果没有去。后来那里的人说，还以为你在那里当校长呢，结果什么都不是。你要是过来，啥都有了。现在后悔了吧？
要说后悔，是也后悔也不后悔。后悔的是我没有常在他身边，没有让他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我们的青春是在两地分居中度过的。对他来说，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不是个好妻子。但是我敢说，他在部队工作期间，我没有拉过他一次后腿，没有给他，给他的部队增添过任何麻烦。在这里，我的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是有成绩的，我和同志们的关系也是融洽的，没有给他丢脸，没有给军队的名誉抹黑，也没有给人民教师的名誉抹黑。虽然我在生活上、感情上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作为军嫂，作为人民教师，我感到，我尽力了。
（记录：郝太斌）
第三卷想要飞却飞不高
杜华国，男，５９岁
安阳县第二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３日
要说奋飞文学社在我心中的地位，跟你这么说吧，我对自己的子女讲过一个夙愿，百年之后，让我的遗体躺在奋飞文学社的社旗下……
现在我们毕业班每年都有３００多个学生考上大学，那时候就少得多，一方面学生数量本来少，另一方面，学生的升学压力不大，所以说大家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８０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教学改革搞得轰轰烈烈，我认为学好语文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去学。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这么一个字眼——文学社。当时我带俩班，组织了七个办报小组，要求每小组一星期出一份报纸，以手抄报的形式出来。我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开文学讲座。记得学校的大礼堂刚刚建好，还是破破烂烂的，我就把学生带到了里面。我坐在中间讲，同学们围着我坐着，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还特地选了个舞台后面不被人重视的地方，没想到讲着讲着学校党支部书记进来了。他说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人说话；我当时很尴尬，说搞了个文学社，还没出什么成绩，也没好意思跟学校讲。书记笑笑就出去了，倒是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把手抄报寄到《语文报》报社没多久就得到了回音，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语文报》报道了我们奋飞文学社，社员的作品竟然成了铅字。那次报纸还没到学校，有个家是邮局的同学先看到了，就跑到我这儿来报喜。我们欢欣鼓舞呀，消息呼啦一下就传开了。当时社长徐娜乐得像什么似的，拿着报纸给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去报喜，领导很振奋，说“咱二中竟然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那几年文学社可以说是捷报频传，１９８５年，《语文报》举办了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春笋杯”评奖活动，１０００多家社团参加，我们拿了第５名。有一期《中学生学习报》整个头版发表的都是社员的作品。成绩很多，毕竟都成了过去，这里我也不想光提这。１９８５年开始，连续好几年我都要带社里负责的同学到全国许多地方参加夏令营。１９８５年就去了太原，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太原有个黄河笔会，我与一些著名作家，如杜鹏程，贺敬之，还有河南作家苏金伞进行了座谈，合影留念。当时徐娜问了苏金伞一个问题：“您认为朦胧诗可取吗？”苏金伞说：“我认为诗里应该有朦胧的成分，不像写小说、散文那么直白，朦胧就是含蓄，显得有一定深度。”对这一番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以前一直对朦胧诗这个问题不清楚，倒是自己的弟子帮我找到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不是办文学社，我永远窝在这个小地方，很多道理都不会悟出来。
１９９２年吧，学校开了个会，教导主任在会上说许多班级的学生把其他科的自习时间占用了，用来办报纸，这样不可取，要求停止活动。我当时心里很受刺激，自习，自习，本来就应该自由支配，还把它定得死死的？文学社慢慢就销声匿迹了，我心里一直都很难平静，她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又眼看着她夭折掉。后来学生经常找我，那个叫郜文强的不知到我这儿来过多少次，说把文学社旗帜拉起来吧，同学们会踊跃参加的；老师也经常找我，十来年了，前不久还有老师找我谈过这事儿。
我写的这本《中学生文学讲座》也是历史的见证呀，１１万字，到现在已经伤痕累累。起先是《中学生文学》杂志计划连载，后来听说因纸张涨价，《中学生文学》停办了，事情不了了之。后来郑州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说可以出版，不过要先交１万块钱，我哪有这个钱，也就没出成。９０年代教育部不是提倡语文搞选讲课吗，还跟我约稿写了一篇介绍《中学生文学讲座》的文章。我真希望能有机会让她面世。
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普通到年近花甲连学校最小的官——教研组长也没有当过。不过我过得很充实，我觉得我带着文学社走过的那段路是光彩的。说心里话，这些年奋飞文学社不是不想奋飞，而是怎么飞也飞不高。真希望学校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权衡一下，是不是把文学社再搞起来，圆大家一个梦。我宁愿退休后专门负责文学社的工作，带她去找回昔日的精彩。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也算个【小说家】
刘自强，男，４０岁
内黄县环球双语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３０日
要不是出车祸，我也找不到恁集中的时间去写小说。
这腿是去年元旦前被车撞伤的。出院后在家躺了三四个月，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我的腿上绑着石膏，全身只有胳膊、手和脖子能动弹。就在这期间，我有了写小说《红枣》的想法。我写小说，不是想出名，也不是想靠这发家致富，要指望稿费养家糊口，我一家恐怕早就该喝西北风了。
主人公红枣是有原型的。我们村附近有一个女能人，靠贩卖布匹致了富，为得到更多的金钱，就去印刷盗版书，人也变得更加自私，贪婪。我就是想通过塑造“红枣”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揭露这种不良的社会现实。虽然咱自己没有办法消除这些现象，可动笔呼吁一下，还是能做到的。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动手写。写不了几个字，脖子、手腕就酸得难受。有时正写到兴头上，钢笔没水了，正好家里又没人，我恨不得跳下床去汲墨水，可自己连翻身都翻不成，哪能跳呀。元旦过后，天气非常冷，为写作方便，我穿着单衣，上半身都露在外面，不一会儿，胳膊就冻得冰凉，只好放进被窝暖一会儿再写。就这样折腾感冒了。我爱人见我这样，有时免不了嘟哝几句。唉真是难为她了，天天都得一勺勺喂饭，还得给我端屎倒尿。我那时除了吃饭就是写。草稿写了半个月，就让爱人给誊写了一遍，想送到出版社，可找不到地址，稿子就这样搁下了。
有人说我写小说是没事找事，瞎操心。可我这用笔“瞎操心”的毛病还真改不掉，就像有烟瘾一样，碰见事儿不写，心里就憋得难受。我当过两年民师，那时乡里的民师工资太少了，和公办老师同工不同酬，可以说拉的是骡马套，吃的是毛驴料。他们在农村教师中占绝大多数，默默地为农村基础教育奉献着。经过几个月的采访调查，我写出了《乡村教师的脊梁》。我把书稿拿给县文联的几个同学看，谁知他们给我传丢了。
小说，散文，新闻稿，我什么都写。在我写的稿子中，有一篇让我最难忘，感到自己写东西还挺管用，没有白操心。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儿，我正准备去地里打药，水和农药都搅拌好了，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孙双海为救落水青年被淹死了。我当时就把东西放下，跑到了事发现场进行采访。没过几天，《河南日报》、《河南农村报》、《安阳日报》都发了我记录的消息。这下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重视，他们专门派人下来整理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孙双海舍身救人的详细材料，在《安阳日报》显著位置发表，起了宣传教育的作用。
我在报纸上发的文章多了，在附近也就有了些名气，有人就想利用我写文章给他办私事儿。当时我有一个亲戚的学生考上了学，他家里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穷得上不起学。我那亲戚带着烟酒找到我，想让我写篇新闻稿，把他家写得苦些，送到报社发表，以便在学校争到特困生名额。我始终没写这篇稿。我觉得家里啥情况父老乡亲都清楚，这样做不好。
我写的东西大多都是反映农村的事儿。我最佩服那些擅长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像赵树理、李、孙犁，我挺喜欢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这些老作家真是把农村、农民写绝了，人家笔下的农民语言真是地道。为了写好稿件，我就学这些作家体验生活的本领，有时为了找鲜活的素材，我就趁星期天跑到田间地头，主动替农民干活，给他们递烟，和他们搭话，当碰到他们讲一些有趣的事儿，我就掏出小本子记下。有时根据这些素材写成小故事发表了，我就读给他们听，他们觉得有意思，我也感到高兴。
不管别人咋说，也不管作品能否发表，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写着，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惟一遗憾的是，乡下图书馆太少，我的知音也太少。古人郑板桥有句诗叫“咬定青山不放松”，我想我这辈子是要咬定写作不放松了。这不，我准备再写一部小说《官道》，想反映一下农村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但愿这部小说能够发表。
（记录：温中豪）
第三卷刘知侠就是咱村的
陈鸿溪，男，３３岁
卫辉市庞寨乡柳位中心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７日
我还在上小学，听老师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回来了，当时大家甭提有多稀罕，我们的老师也是，因为以前谁都没见过刘知侠。说来太巧了，一天前村头正好演了一场电影，这电影就是《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是个大个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老师当场选了几个学生给刘知侠介绍，把我拉过来，说咱村的陈南山你还记得吧？这就是他的孙子，作文写得怪好。我怯生生地站在那儿，心里好不骄傲。刘知侠边摸着我的头边说：“好，好嘛，将来可以成为作家，我高兴，后继有人呀”他对我们的老师叮嘱了一番，说对孩子要好好教导，平时引导他们多读书，勤练笔。还说，你肩负着培养后代的重任，你辛苦啦。同学们都非常羡慕我，我也觉得自己像孙悟空，摇身一变就成了作家。
以后再没见过刘老先生。不过那一次记忆太深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影响太大了。从此我就有了一个作家梦，平日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总要写下来，不少文章成了铅字，我还是县市几家报社的通讯员，我都觉得自己一定是沾了刘老先生的灵气。记得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柳位村的来历》，被《新乡日报》采用了。许多人读到了那篇文章，包括年纪长我好几十的，见了我的面说：“年轻人了不起呀，我在柳位待了一辈子，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故事”
再说说我们柳位中心校吧。学校历史可谓悠久，那座大门建了距今不下３５年，你看那些教室，现在都可以当成文物古迹，学生上课的地方搬到了后面那座楼房里。
我们村有个叫刘仰洲的，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他跟我们讲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刘仰洲不知咋来了灵感，说咱学校历史老，又出过几个名人，但学校一直是老样子，建设跟不上，抱着对后代负责的态度，咱是不是找刘知侠帮帮忙。
这也是刘知侠的母校，听村里人说，刘知侠小时候就在这一片玩，最喜欢到那条河里抓泥鳅，那时候也不见着有多聪明，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娃子。十几岁时随军当了记者，经受火热的生活锤炼，才开始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刘仰洲和大队几个人就一块儿上青岛找到了刘知侠，说了许多学校和家乡的情况，目的是想让刘老先生出个十几万修建学校，并且把学校名字改为“知侠小学”。刘知侠说真是件好事，叶落归根嘛，但我也是徒有虚名，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有钱。刘先生表示很抱歉，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当时改成了，光那个名字就可以发挥名人效应，对学生的成长，对学校的发展都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没改成，我们也不能忘记用刘知侠来教育后代。
现在的孩子们对《铁道游击队》黑白的、彩色的都看过，他们知道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小波是好人，知道汉奸都是坏蛋，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道刘知侠何许人也。我一说这电影是刘知侠写的，刘知侠是咱村人，和你们一般大时就在咱们柳位学校念书。他们都很吃惊，一下子对这个名字感到无比亲切。
我平时注意收集刘知侠的趣闻轶事，从书本上，从老人那儿。一有机会就讲给学生们听。在作文课上讲，鼓励他们写好作文，多读点儿书，说不定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李知侠”、“王知侠”；在升旗仪式上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学生身边的材料，感染力很强。讲了十来年，学生似流水，常讲常新。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么早就把刘知侠忘了，这是一件多可悲的事，我们这些老师还谈什么担负培养教育后代的重任？
前些天刘知侠的侄子跟我聊天，之后我也有许多心得，也算是一点素材吧。刘老先生健在时，侄子到青岛去找他安排工作，结果被劝回了。刘知侠为人很正直，就是要让他们自力更生。我也是这么认为，该读书时不好好读，这世上不会有救世主。
至于改校名儿，不是咱俩说说的事，得经过许多领导和部门批准，我只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想一旦改成了“知侠小学”，那可是件造福后代的大好事呀，也可以告慰刘老先生的在天之灵，把根留在咱柳位。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想给儿子献个肾
翟建堂，男，５０岁
禹州市神垕镇清岗涧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
我是１９６８年的初中毕业生，从ｌ９６９年开始在本村小学当教师，至今已整整３１年了，担任校长也已２０年了。１９８４年，我就参加考试，由民办转为公办，从此，我更加努力工作，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和人民。山区学校条件差，能自己动手的就带领师生自己干，不给村里添麻烦。门窗坏了自己修，课桌凳子那时是泥台子，倒了就垒。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在简陋的条件下，靠着一股子热情和干劲，把学校建成了神镇惟一一所“许昌市常规管理标准化学校”。
人到中年，学校建设已初具规模，家中子女也已长大成人，在工作上应锦上添花，生活中该轻松轻松，谁知不幸的事情悄悄降临到我的家中。
我儿子胜继１９９５年考入许昌师范学校体育专业，算是子承父业，成了一名预备教师，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就数他最不幸。从入学两个月后开始，他脚脖子浮肿，逐渐浑身都浮肿，厌食。经多方检查，确诊为“肾病综合症”。先后在禹州、郑州等地医院治疗，浮肿才逐渐消失，却留下个“尿蛋白长久不下”，不得不休学一年。同事们都说孩子考上师范不容易，建议边上学边治疗，等毕业后再做彻底治疗。于是从１９９６年９月带病坚持上学。三年中他利用节假日到医院治疗，边吃药，边求学，靠着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无钱时用药就不及时，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回家乡实习时，病情急剧恶化，血压上升，毒素增多，浑身乏力，恶心呕吐，视力下降。医生建议尽快转入大医院治疗，但家底儿早已掏空，从哪儿再借钱呢？这时，许昌师范和神镇的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捐献了１６０００多元，使我儿得以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入院一周后，医生宣布为“肾衰”后期，尿毒症，建议透析三个月后进行肾移植。但透析和换肾的价格使人惊叹，不得已又返回禹州，企图用中药、西药来保守治疗，维持肾功能。但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医生向我交了实底儿：肾功能已完全丧失，挽救的办法只有做肾移植手术，否则，性命难保。
我儿才２２岁，已患病１５年，尚未享受人间乐趣，尚未报答党和人民，却整日在死亡线上挣扎。若三五日不透析，积水压迫心脏，呼吸困难，就危及生命。每当这时；他就会哀求我们：“爹，妈，快去给我透析吧！我快活不成了！”你说我们做父母的能不心如刀绞吗！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我儿患病之后，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及广大师生的关心和热情帮助。去年我儿病重时，我来到他的母校，向许昌师范的领导汇报了病情。校领导当即商定帮助我儿，校长李星斗首先拿出１００元，并组织全校师生捐款，仅三天就收到捐款９６００余元。在家乡神镇，镇教育办公室主任董本平把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带头捐款，并向全镇师生发出捐助号召，不几天，７１００多元现金又送到了我的手里。去年１１月１５日，我来到禹州市委领导接待室，市委副书记袁宝根接待了我，他对我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提笔在我的申请书上写下了这么几行字：“市民政局、教委、团市委负责同志，信访接待日接到翟建堂反映其子患肾病缺钱治病的问题，请你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今年１月２７日，禹州市教委主任李自安也要求教育工会按贫困教职工予以适当救济，并号召全市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工和学生为我儿捐款。今年４月６日，许昌市教委主任毛明灿得知这一情况后，作出了“请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伸出援助之手，援助翟胜继同志”的批示，要求全市各类学校给予帮助。禹州市人民医院对我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主动为我儿减免了部分透析费……这些都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
从去年７月至今，依靠市、县、乡广大师生的帮助，我儿的病情基本稳定。但过日子是掰着指头算的。按要求，每周至少要透析两次，但钱不凑手时，五六天甚至七八天才能透析一次。做这一次透析时，就要考虑下一次透析的钱如何凑。１４个月来，光透析费就花了７万余元，至于做肾移植手术的１０多万元，实在是连想都不敢想。
我曾多次提出与儿子“换”肾，但遭到全家人的反对，父亲年迈，妻子患高血压，高血脂，长子无能力支撑家业，我万一出现不测，势必将毁掉一家人。但为了我儿能够活下去，我要想办法筹款，不得已之时，我要把自己的肾“献”出来。
（采写：于东恩）
第三卷给乒坛国手当裁判
赵俊峰，男，２６岁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８日
１９７４年，我出生在河南清丰县柳格乡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什么体育器材都难找，只有一个用水泥塑的乒乓球台。在这个小天地里，我和小伙伴们挥拍鏖战，凭着自己的一股韧劲儿，在球技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１９８８年，柳格乡举办运动会。我参加了乒乓球比赛，对手全是比我大许多的成人，我沉着应战，取得了全乡的乒乓球冠军。
１９９２年，我考入了安阳师专体育系乒乓球专业班，在这里．我遇到我的恩师——李永振老师。他是安阳市的乒坛权威裁判，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乒乓球裁判员共分６级：国家三级，国家二级，国家一级，国家级，国际级裁判员，国际级裁判长。１９９４年６月毕业时，我被批准为国家二级裁判员。从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裁判。
１９９４年８月，我到人民大道小学，当学校的乒乓球教练。在我的指导下，学校的小队员多次获得全市小学生乒乓球赛冠军。在教学之余，我认真钻研裁判业务。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在山西，我代表河南省参加了全国第九届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考试，通过了。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咱们全省才１２个。
今年９月，受中国乒协指派，我到濮阳担任“中原油气杯”奥运热身赛主裁判。在中原油田体育馆里，孔令辉、刘国梁一共９位乒乓球国手汇聚一起，这是他们赴悉尼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９月３日上午９点，根据赛程编排，我第一场主裁男子单打，孔令辉对四川１６岁小将陈俊吉。孔令辉一出场，观众席上便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他是无数球迷崇拜的偶像，亿万国人心中的金牌王子，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顾不得想这些，我按照规则对运动员的服装、号码、球拍例行检查，然后由运动员挑边，确定发球次序。比赛开始了，我很快镇静下来。裁判员的最高境界，是让运动员感觉不到他的存在。非常遗憾的是，孔令辉没有抵挡住小将的冲击，输掉了这场比赛。
“削发明志”的刘国梁上场了，他的对手是张勇，看得出来，刘国梁和孔令辉一样，心理压力很大。这场比赛，刘国梁受到张勇的顽强阻击，没有过关。看着这两位国手失望的眼神，我明白了什么是“国球”。中国乒坛正是有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才会长盛不衰，称霸世界。
在随后的两天里，王励勤，阎森，刘国正，王楠，李菊，孙晋，杨影，先后在我所执裁的球台上亮相。国手们的性格像他们风格迥异的打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重球技，更重球风。在王励勤、阎森对张勇和高伟的双打比赛中，张勇发球擦网，王励勤回球不过网。我根据比赛规则判决该回合不得分而重发球，但张、高表示异议，坚持没有擦网并征求王、阎的意见。王、阎未置可否，只是在接下一个张勇的发球时故意将球打下网，以示公平。最后，王、阎以３比２艰难取胜，并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的男子双打冠军。他们的球技球风，把在场的裁判员和观众都打动了。
最激动人心的是男子单打决赛，刘国正和马琳对垒，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裁判长要求严格执行比赛连续进行的规则，球员在一个回合结束之后，要立即发球进行下一回合的比赛。作为一个乒乓球球迷，能给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当裁判，这是我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尤其这是在电视直播现场，面对着全国亿万球迷，我更是一点儿也不敢放松。比赛规则只允许在换发球或赛场间断时才可以擦汗，可马琳时常停下来擦拭球拍，这是规则所不允许的。我先后两次口头警告他，但马琳还是一再停下来擦拭，观众也看得有点儿着急，我只好给他亮了黄牌。马琳无奈，将就着打完了比赛。还好，他以３比ｌ获得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