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２７届悉尼奥运会上，乒坛国手们维护了“国球”的尊严，我已经给中国乒联网站发去了电子邮件，表示祝贺。现在，我最盼望的就是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能在北京举行，如果我能作为一名乒乓球国际级裁判员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再给我们的乒坛国手们当裁判，那该多神气！
（记录：陈伟民）
第三卷一辈子离不开校园
蔡永福，男，７３岁
新蔡县二高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９２７年８月，我出生在永城县蔡集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６岁起，便跟着两个姐姐讨饭，拾柴。家里仅有４亩薄地，大小七八口人，实在是填不饱肚子。父母给东家当长工，一家人累死累活，才勉强糊口，上学哪敢去想？
１９３８年，彭雪枫闹革命来到永城，红军办了一个扫盲班。当时我１１岁，一边放羊，一边站在扫盲班的窗外听。一天，父亲瞧见，啪啪两个耳光：“穷人家的孩子识字有啥用？”
我１３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父亲扛活儿的东家孟朝习。孟朝习是冯玉祥部队的一个处长，他不满军阀混战，辞职回乡，开了个私塾。孟很喜欢我，免费收了我这个学生。我为此高兴得一宿没睡，就把孟先生只教了两遍的《人之初》背熟了。不到一年，我又背熟了《论语》、《大学》，《中庸》也烂熟于心。
１９４２年，１５岁时，我已成为蔡集小有名气的才子。父亲先前的东家蔡兴凡便给我找了个活计，到蔡集小学教书，年薪３０００斤粮食。我很高兴，这可是全家辛苦一年也挣不来的。我尽心尽职，早出晚归，学生们也挺喜欢我这个小先生。蔡兴凡的女儿也是我的学生，她不肯学习，又不听话。有一天，我忍不住打了她一扫帚，这一扫帚，打掉了我一年３０００斤粮食，也打掉了还不到一年的“先生”生涯。
丢了饭碗后，我决定继续上学。
１９４６年，我考上了免费的开封高中进修班。１９４８年开封解放，我经人推荐来到了驻马店《中州新闻》报社。同年８月《中州新闻》被国民党当局严令停办。我只好和一同事北上，打算到解放区去。不料刚走到遂平，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久，我所在的国民党军参加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黄维军团赵子立部起义，我作为起义军官正式走进了革命队伍。
１９４９年４月，我得了严重的咽炎，打针吃药不见效，一连十余天水米不进，一米七八的个头儿，瘦得体重只剩下６０公斤。部队就要南下，战士们把奄奄一息的我送到我表叔家里。
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我又回到了家乡永城县，干起了老本行——教书。１９５３年初，我在永城高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在教书的同时，我还操起吹拉弹唱的技艺，组织学校小记者团，小广播站，把课余生活搞得红红火火。１９５３年９月，我又几经周折，跨入了开封师范学院的大门，就在我拼命汲取知识的阳光雨露时，阴云也向我袭来。
１９５７年，我快要毕业，永城高中通知我返校整风。因为我为人耿直，常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说话，我被人指控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甘当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不久也成了右派的一员。是右派就得下乡强制劳动。直到１９６２年，永城县委才为我摘了帽儿。我回到蔡集，办了一所学校。我乐于教书，也深得学生喜爱，十里八村的群众都把孩子送来。谁料，一些人又说我常常夜晚聚集右派分子搞阴谋，让我很伤心。
１９６２年秋，一场大水淹毁了我的学校。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却是别人谗言。我狠狠心，只身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县，投奔在那里打工的弟弟。在迭部，我拉了５年大锯，结识了杨秀枝，和她成了婚，她老家也是新蔡的。
１９６７年，“文革”开始，我又被人传回永城。因为我能歌会舞，擅长排练文艺节目，竟成了造反派们争夺的对象。但我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斗，在一次排练节目时，我故意跳起，将右腿摔在石头上。腿摔坏后，我自学了缝纫，裁剪，靠给人做衣谋生。想想自己残疾又是右派，也没了工资的遭遇，怕拖累远在新蔡县的妻女，便请迭部的弟弟给杨秀枝拍了个电报，说蔡永福去新疆找工作出了意外，死在那里了。
１９７６年，永城县委、县政府正式给我平了反，并安排我到永城高中工作。当我听说洛阳有一家医院接骨技术好，辗转去了洛阳做了接骨手术。术后不久，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又一个春天。
１９７８年，我妹夫到武汉出差，路过新蔡。我托他寻找杨秀枝母女。妹夫在新蔡多方打听，竟找到了一直没有改嫁的妻子和正读高中的女儿。１９８５年，我调到新蔡二高教语文，一家三口终于团圆。当年高考我教班级学生的语文成绩平均高出其他班十几分，一年送走了七个大学生。
１９９０年，我退休后在县老干部局组织了一个老干部宣传队，经常排练节目，到全县各乡镇学校巡回演出，小品《夸媳妇》曾在河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１９９７年，我与人合作创办了新蔡县第一家私立学校——育人学校。看来，这一辈子我是离不开校园了。如今我虽然７０多岁，耳不聋眼不花，走起路来两腿生风，育才学校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我“蔡爷爷”。
（记录：史法泉）
第三卷我自愿“下放”到小学
孙俊芳，女，３０岁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英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８日
我是怎么“下放”到小学来的？说来话长了。我原来在林州市城关镇一所中学教英语，去年由安阳市教委选派到北京师范大学脱产进修了半年。要说也算是有缘吧。北师大外语系主任王啬教授在讲《语言学习论》时说，１２岁以前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当时我就想，有机会我也去当当小学的ＭｉｓｓＳｕｎ，看看那是什么感觉。
去年暑期，第一实验小学开展“双语教学”实验，在全市公开选聘英语教师。很多人劝我去试试，但我当时心里真的没底儿。犹豫之中，我想起了北师大的老师。一个电话打过去，教我们教学法的肖礼全副教授听了我的叙述后，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你把教书当成一份挣钱的职业，那么即使你教大学，你也只能是一名教书匠；如果你把教书当成一份神圣的事业，那么即使你教幼儿园，你也能成为一位教育家。”我听了深受启发。此外，我又分析了自身的优势，我会画画，唱歌，弹琴，活泼好动，又长着一张娃娃脸儿，也许教小学更适合我吧。就这样我报了名，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
我记得第一节课是给一年级的孩子上，他们一个个活泼可爱，跟我以前教的中学生截然不同。我先教他们称呼和礼貌用语。让他们称我为ＭｉｓｓＳｕｎ，教他们“谢谢”是“Ｔｈａｎｋｙｏｕ”……下了课，他们围在我身边问长问短。有个小女孩认真地说，孙老师，今年教师节我还不认识您，如果我认识您，我肯定会送给您一束美丽的鲜花。当时我听了，觉得好幸福好满足。
我教着３个年级８个班几百名学生。有一天，一个女同学向我要家里的电话号码，我写下来送给了她。一会儿又有一个男同学来要，我说刚给那个小朋友写过，你找她要不就行了。男同学生气地说，她把你的电话号码当成了宝贝，我找她要她说什么也不给。后来，我就做了许多卡片，上面写着我的电话号码，谁表现好，我就奖励谁一个。孩子们可高兴了，课上课下纷纷找机会表现自己。
一到晚上和节假日，我们家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有的小朋友说，ＭｉｓｓＳｕｎ，我学会了几个单词，给你背背吧。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天一个小朋友打电话说，孙老师，我现在要和爸爸妈妈上剧院看戏，你也来吧，我们在剧院门口买好票等着你……
俗话说，爱屋及乌。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不仅仅要爱孩子，还要爱孩子爱的东西。平时在家，我一有空总是跟７岁的儿子一起看动画片，琢磨着怎样把卡通人物引进课堂。现在我的学生已经学会了几十首英文歌曲。在北师大进修时，教我们英语口语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在进修快结束时，她问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请求，我们说把你们国家孩子最爱唱的歌、最爱玩的游戏介绍一下吧。最后几周，这位美国老太太每天傍晚带我们在草坪上唱儿歌做游戏，我们都像吃了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为了尽可能多地学会几首英文歌曲，业余时间我跑遍了北京的大小书店、音像制品店，买到了几盘《迪斯尼儿童金曲》。你刚才在课堂上听到孩子们唱的Ｂｉｎｇｏ就是其中的一首。孩子们喜欢上英语课，最害怕不上，有时候课前专门跑到办公室问问上不上。一年级一位学生家长打电话说，我们家孩子上英语课就跟过年一样，总兴奋地囔着，妈妈，我们明天要上英语课
今年４月中旬，我参加了河南省首届小学英语优质课比赛初赛，在全市我得了第一名，代表安阳市到郑州参加决赛，最后得了个二等奖。那节课我自我感觉不错，结尾我一边放幻灯，一边给学生讲了个英语故事——《农场里的小动物》。虽然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全部听懂，但我是想培养他们的英语语感，让他们在语流中能辨认出刚刚学过的几个单词，欣赏到英语连贯的语言魅力。这是我在北师大进修的收获之一。但正因为如此，我被某些评委说成是难度过大，画蛇添足。领奖的一瞬间，我心里好委屈，真的想放弃自己所有的努力。
比赛回来的路上，在某重点中学任教的一位同学带我参观了他们现代化的校园，希望我能重新选择。说实话，学校的条件的确令我心动，但我就是离不开那群孩子。回到学校，学生们呼啦就围上来。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我的委屈一下子飞到了九霄云外。我不是给别人干的，我是给学生干的。也许我的努力最终得不到某些人的肯定和认可，也许我一辈子不能成名成家，但我没有什么遗憾和后悔的，因为我的学生已经认可了我，他们喜欢我。学校领导认可了我，学生家长认可了我。
现在，学校给我配备了电子琴，为英语课外活动小组提供了活动场地。当初为了让我来到一实小，秦记增校长对市教委主任说，她在初中顶多是个优秀的英语教师，但在一实小，我要让她独挡一面，开创一片崭新的领域。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记录：陈伟民）
第三卷离开北京的日子
任凤鸣，女，７３岁
沁阳市东关小学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我老家是北京通县南八区大鲁店村，那时通县还叫通州。认识靳先生是１９４８年春天，我和孩子们都这么称呼他，他叫靳君文。我姐夫给介绍的，那年农历十一月份我们就结了婚，非常仓促。我和靳先生的事儿刚开始我不大愿意，那时由我母亲包办。我也算是大家闺秀，他在北京国防医科大学读书，我母亲喜欢有文化的人。不过我也没什么怨言，他这人心性良善，没发过脾气。
当时以为他一毕业就回来了，但那时北京的形势越来越紧。没多久，蒋介石逃离大陆，带走了他们学校几个班，靳先生也被带走了。那是１９４９年的事，他一走也是凶多吉少，不知是死是活，我们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那件事过后，我就希望自己离家远点儿。
１９５４年，为了支援师资困难地区的教育，经人介绍我到河南沁阳，在沁阳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同来的有十来个人，一年后陆续回了北京，也有留下的，那都是夫妻俩一块儿，只有我是一单身女子。一干就是十几年，几乎年年模范，我创办的“五年一贯制”、“二部制”教学很实用，全县都派人来观摩我的课。
其实我可想回北京，为这事儿哭了多少次，很苦恼。母亲说领导、同志们对你不错，国家培养你那么多年，那里师资又缺；这边文教科科长张治强也愣不叫走，他说你有啥困难可以向领导反映，可以申请补助。我说不是补助不补助的事儿，一来我还没成个家，二来还有老父老母要人照顾。他们帮我在沁阳找了个婆家。我跟孟清芳结了婚，我们养儿育女，日子过得很平静。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到——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我这鼻子就酸——因为我和靳先生的事，他们把我打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我丈夫孟清芳是学校领导，成了“名副其实的走资派”。靳先生那时是学生不是国民党，就因为他们学校带了“国防”俩字。我们受尽了折磨。红卫兵扛着锄头在我家挖半天，说我家有敌台，每到后半夜就能听见“嘀、嘀……”发电报的声音。其实是屋檐下挂的一串玉米棒，风一吹发出的响声。
平反后我心灰意冷，很自卑，没想到当个教师就弄成这样，也不想再干了。领导又找我谈话，说当时“革命”来了没办法，你要相信党。我就选了个附近郊区学校教书。
那次很偶然，我一个亲戚在一中阅报栏看《人民日报》，看到中缝有一寻人启事，那启事是靳君文找失散多年的亲人任凤鸣。知道这事后我哭了一宿，４０年了，我都以为他死了。他还好好的，也没把我忘掉。后来知道，他在《北京晚报》、中央电视台的《天涯共此时》找了我很长时间，那时电视少，我们看不到。
我们联系上以后，他一封信给我写了１２页纸，我知道他过得很好，自己开了家私立医院，儿女都在美国读书。他写信也像开药方，写的字好多我看不懂。他说他胆很小，一动外科手术手就发抖。
１９８８年，靳先生回大陆来看我们，我和大姑娘到郑州飞机场去接他。就像演电影一样，４０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只是见面时是俩老人了。当时我们都很伤心，我们之间又不是说有矛盾分开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历史无缘人有缘，我们还能见上面。靳先生人很好，他认我妈为干妈，回北京时，他进院子就一直跪到我妈跟前……
靳先生说我命薄，不能陪我白头到老。他问我为什么不去找他。１９５０年还有人往那边跑，去找自己的男人。我说当时没想到你还在人世，而且我妈也不放心我一个走。他想带我去美国。我说我老了，不想叫人家说，你也有一家人，我也有一家人，我小孩儿还没成婚。那时我心里想，等祖国统一了我就到台湾去看你，看你４０年是怎么过来的！
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文革”时吃了苦头到现在落得一身病，别的也没什么，当个教师能过得去就行了。
１９９０年我填好了离休表，还请了客，一公布说我只能算退休。不是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参加工作算离休吗？我在沁阳干了一辈子，《沁阳市教育志》上都写了我１９４９年７月参加工作。有人劝我用台胞身份去争取离休，若是离休，工资就有了保障，福利还高，可我不会这么做，我这人这点儿骨气还是有的。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小草你是幸运的
王怀瑞，男，４５岁
原阳县桥北乡马井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４日这一天。那时候我在韩董庄乡中教书，下午放学回到家，我爱人赶会回来对我说，西边任庄村路旁麦地里有个被丢弃的女婴。我的心猛地一颤，谁家恁没良心，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这时已是晚上７点钟，我愣愣地站在那儿，东北风呼呼地叫，天好像要下雨。孩子不会冻死吧？这时爱人说，咱去看看吧？我说，走！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和爱人拿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来到那片麦地。
我看见一个不到半米高的草窝儿，用稻草和塑料袋搭的，里面躺着一个婴儿，就知道孩子已在这里——世界上最简单的房子里——熬过几天了。旁边放着奶粉，菊花精，奶瓶中还装有半瓶奶水。我解开她身上裹着的小棉被，顿时闻到一股呛鼻的腥臭味儿——棉被上沾满了屎尿。孩子的脸苍白无色，最特别的是每只手只有一个小指，每只脚也只有最边上的两个脚趾，像个鸡爪儿，她是残疾儿。我的眼泪下来了，对爱人说，她大小也是个生命，她太可怜了，咱得把她抱回家。
回家后，我给她洗澡，换上干净衣裳，又哄她睡下，已经是晚上１２点多。
一些亲戚朋友知道我抱回个残疾儿，都埋怨我净找麻烦。说实话，再养这么个女孩，我这个家确实困难，我一个月４００元工资，爱人和年已七旬的老父亲种着８亩责任田，一年收入不足２０００元，三个孩子都在上中学，每月光生活费就得６００元。可是我想，女婴不管咋着，也是个活生生的命儿。她爹妈狠心丢弃她不管，是受世人咒骂的千古罪人。孩子有啥罪呢？她应该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我是个人民教师，咱不救救这孩子，良心上过不去呀！我爱人也通情达理，决定收养这个被遗弃的孩子。孩子是从草窝儿里捡来的，她的生命也像小草一样顽强，竟然没有被冻死，我就给她起名叫小草，我们要给小草一个温暖的家。
我开始教她学说话，走路。晚上，只要听到小草哭叫一声，我爱人就马上起床，不是喂奶就是换尿布，对她比亲生的孩子还要亲。我还请来一名老中医为小草检查了身体。
我的这个善举打动了周围的领导和群众，乡党委书记王建和乡民政所的领导，卫生院的医生，纷纷来我家慰问，又为小草作了体检。王书记让乡民政所每月发给小草１００元特别抚养费，卫生院定期免费为小草检查身体，派出所为她办理户口和收养手续。邻居们常惦记着小草，差不多天天有人来看、抱小草，三里五村的群众也来看望她。这些更坚定了我的信心，不惜一切代价，我也要使小草能自食其力，最好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小草的手拿不住东西，我耐心地教她，现在已经自己会使小勺吃饭了。你也看到了，小草聪明伶俐，很难看出是残疾。河南电视台《新闻６０分》的“日行一善”栏目前不久也播出了《小草不孤》专题。
小草的成长，与那么多人的关心和爱护是分不开的，我特意整理了一套“小草档案”，等她长大后，我要告诉她，在她身上，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最后我要说，我们的小草现在有大名儿了，叫王荣华。“王”是我姓王；“荣”是我妻子的名字中有一个“荣”字；“华”是发现小草当晚的河南电视台记者刘华来了解情况，所以取个“华”字。
（记录：隋军李豫）
第三卷爱伴我好好活着
李霞，女，３８岁
罗山县实验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１９９５年４月的一天，我吃完早饭准备上班。开门时，头晕眼花，浑身没劲儿。我想可能是工作太忙，太累，休息几天就好了。想不到，以后几个星期都是那种感觉。
５月７日早上，我丈夫治华问我：你脸色不大对头呀，是不是病了？我把当时的感觉告诉他，他叹口气，催我到医院检查。５月９日，县人民医院诊断我有白血病。我从治华躲躲闪闪的目光里，猜想自己的病不轻。他代我到学校请假，又陪我到武汉协和医院复诊——当我得知自己真的得了白血病后，心里一下子都空了，感觉天塌了，地裂了。治华握住我的手，看着我，从他眼睛里，我读懂了“疼爱”两个字。几天的时间，３０岁才出头的人，竟添了好多白头发。我不能让他再伤心，再担心。我故意像没事人一样，脸上总挂着笑，我说是祸躲不了，我能挺得住。治华动情地说：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让你早一天上班。
医生说白血病是可以治好的。经初步估算，治疗费用大约得２０万元。２０万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和丈夫是中小学教师，收入微薄；公婆都是山里农民，年老体弱，靠我们赡养。我们到哪里去弄２０万元哪。我说：不治了，听天由命。丈夫生气地劝我：治，一定要治，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辛苦一辈子的父母，也为了我们的学生。
家里的人到处筹钱。我所在的罗山县实验小学的领导最先伸出爱的手，给我送来５０００多元现金。校长肖文华安慰我：大家都在想办法。学校召开全体老师和学生会议，介绍我的病情，师生们自发为我捐款。我教的那些可爱的小朋友们，到我家里看望我６岁的儿子，逗他笑，教他跳。７０多位学生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救救我们的好老师》。罗山县教育局李培模局长、陈以奎副局长专程看望我，将全县师生捐的５０００多元钱交给治华，他们和局党委成员又分别给我２００元钱。龙山乡退休教师董大斌是个残疾人，家庭非常困难，手中没有一分钱积蓄，向别人借钱表达自己的一颗爱心。
《教育时报》当时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关于我的一则消息，此后，又３次发表社会各界关心我的文章。还有一位叫李笑天的编辑在省城奔走，促使《教育时报》、《青年导报》、《东方家庭报》、《国际经贸报》、《大河文化报》等报在各自报纸一版刊发呼吁社会各界献爱心的《倡议书》。
由于新闻单位的呼吁，省内外社会各界了解到我的情况。山东三株口服液集团老总亲自带人走进我的家，赠送价值１万元的药品；厦门市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正兴法师为我争取２０００元资助，并多次询问我的病情。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一位干部在列车上看到报纸，中途下车到邮局给我寄１００元钱。南阳油田学校附属小学召开献爱心动员会，全校师生一下子捐了６０００多元钱。我的母校——信阳师范学校校长郑定豪和副校长邱萍来到我校，将８０００元钱交给我校校长。罗山建行负责人得知我的病情，建议团支部组织献爱心活动，１０多名干部职工为我捐了１２００多元。
就说我们罗山县吧，县委高俊峰书记、县长景照辉和县人大县政协领导逢年过节都来看望我，给予我资助；信阳市副市长张锦中、王道云也一直挂念我，每到罗山县来都看望我和治华。罗山高中的几任校长程学炎、陈国刚和县实验小学校长经常向上级反映我的困境，胡宪芝副县长亲自安排县公疗办报销我的医药费。程学炎校长曾深夜写下洋洋洒洒的４页长信，开导治华。
还有许多不留姓名的好心人，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尤其是我丈夫，陪我度过５年的风风雨雨，没有他的鼓励和照顾，我真不敢想像，有没有勇气同病魔斗争，活到现在。
回头看５年来的路，我活得辛苦，也活得幸福。我愿活着，为早一天工作，为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
（记录：汪道波包盛银）
第三卷孩子让我爱上了这里
文静，女，５３岁
商水县平店乡东邓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月６日
我在湖南一个城市教书近３０年。或许是命运的安排，１９９３年我从湖南城镇公交子弟小学来到这里。在来之前，亲友、同事都劝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河南是全国有名的穷省，你可别犯傻，否则，后悔来不及。我也曾犹豫过，可又想，河南人口近１亿，不是一样过日子吗？人家能过，我为什么不能过呢？于是，我上了火车，来到河南。来时还带了许多电教片，对教学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一到地方，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糟。首先生活上不习惯，我吃惯了大米，一吃面食就头晕。路凹凸不平，满是尘土，再好的皮鞋都没有光泽。想买的物品也不像城里随意都能买到。住房与我原来的楼房更不能比。刚到时承蒙领导的照顾，给了两间住房，一间厨房，还特意粉刷了一遍，地面铺上了砖块。房顶总掉瓦片，一刮风，泥沙直往下落，老鼠也肆无忌惮地到处乱窜。没住几天，就遇上了雨天，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盆桶都派上用场，滴滴答答唱起了“交响曲”。矮小的厨房更是一塌糊涂，风刮倒了树，把厨房草顶捅了一个大洞。炉火也淋灭了，案板上一层泥，地上的水有半尺深，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的难受。我一气之下，跑到马路上，沿着马路走啊，想啊。为什么不听亲友、同事的劝告，来到这个鬼地方，干脆还是回去算了。
这里工资之低也是来之前我所想像不到的。记得第一次领工资，一看仅２７０多元，我的心凉了半截，竟想不到两地工资差别如此大，其他待遇更不用说了，我手中的笔久久不想在工资本上签字。可看到只领几十元的民办教师都乐呵呵地把工资领走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暑假之后，开学第一天我满腔热情地踏进教室，却冷不防高跟鞋歪进了小土坑，一个踉跄，差一点倒下去，学生们哄堂大笑。顿时，我脸上火烧一般，尴尬得无地自容。定了定神，向四周一看，被眼前的凄残景象吓了一跳，这哪是教室？参差不齐的课桌，泥巴墙上的“名言”摇摇欲坠，地面高低不平，一群脏兮兮的孩子对我指手划脚，挤眉弄眼。我不由得捂着脸，忍着脚痛，转身走出教室，跑进自己的住房，眼泪刷刷直流。
校长和几位教师得知情况后也都来了，百般安慰我：既来之，则安之，习惯成自然。农村学校不能与城市相比，我们这里比起其他学校的条件还算不错了。当过中学校长的老伴说的话更有分量：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不能计较条件的好坏。
我擦干眼泪，由校长陪同，再一次走进了教室，校长一番介绍后，学生齐声喊道：“文老师好！”当时，我心头一热。
以后，学生跟我学普通话，我跟他们学方言，慢慢地我们就熟悉了起来。农村孩子虽然脏些，但是勤劳肯干又体贴人。一个学期后，学校决定在教室铺上砖块，修理好讲台。我心里很高兴，就带领学生平地面，搬砖块，可是学生坚决不让我动手，他们说：“文老师，你是城市来的，体力活没干过，我们会干，您放心吧！”半天工夫，５０平方米的教室就铺好了。望着这群汗流浃背、满脸泥巴的孩子，我的眼睛湿润了。他们真懂事啊！
农村家长虽然大多不识字，但通情达理，对我这个教师也很尊重。有一次上午放学，我去锁教室门，手碰上了又软又凉的东西，我一看，几条大豆虫被捆在一起插在门鼻子上，我吓得全身发麻，手发抖，教室后面却传来了嘻嘻的笑声。我气得直瞪眼，走进住室直发呆。这时一个中年妇女拧着一个孩子耳朵走了进来，把孩子按在地上，并连声说：“文老师，真对不起！”不用说，肯定是这个调皮鬼的恶作剧。可是，看到这情景，我心里深感不安，到底是个孩子啊，调皮是他们的天性。家长的一片心情我心领了，我的烦恼立即云消雾散。
慢慢地孩子们就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但喜欢和我接近，有什么心里话都要跟我讲，要是一天不见他们就会跑到我的住处找我。一次，我从县里参加比赛回学校，一下车没走多远就看见校门口站了很多学生。咦！不是放学了吗，学生怎么还没回家呢？我心里正疑惑，只见这群孩子直向我这边跑来，原来是我们班的学生。他们像一群小鸟很快地飞到了我的身边，抢着我的提包，拉着我的手，七嘴八舌地说这说那。此时此刻我感到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心里想，这群孩子多可爱啊，今后说啥我也不离开这儿了。
（记录：朱震鸿高金才）
第三卷离开心爱的地方
王松怀，男，４１岁
禹州市范坡乡孔陈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４日
不知道为什么，领导们突然不让我当张刘学校校长了，我离开了我教了２２年的学校，到了离家两三公里的孔陈小学，身上还背着一笔糊涂账。这两年，我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受尽了人格侮辱，至今也没有人给我一个说法。
１９７８年我高中毕业就在张刘学校教书，１９９０年顺利转正。１９９９年农历正月十七，我被任命为本村小学校长。农历二月十七，乡里抓教育的许乡长、教办室邢主任、村支部刘支书来到学校，劝我说：“你工作太累了，喉咙都哑了，休息几天吧！”
领导们这么体贴，当时我真的非常感激。直到有一天，我碰见邻村一位校长，他问我怎么没到乡里开校长会，我马上赶到乡教办，那时天都快黑了，我问那主任，开校长会怎么不通知我，他说：“你们村支部不让你干了。”我说：“当初我干校长，不是你们下去搞的民意测验吗？是你们一个一个老师问了才决定叫我干的。”我又连夜到支书家里，支书说：“乡教办又派来一位校长，这不关村里的事。”他们在互相推脱。
果然，两星期后，邢主任带了一校长、一教导主任来了。群众却不愿意，以至后来几个月，学校一直没领导。
其中派来的那个教导主任本来名声就不好，结果主任没当成，把一肚子怨气发到我身上。有一天在村头我们见面，他儿子、儿媳也在，当时他们仨找了个借口，把我痛打了一顿，还骂我说：“你死不要脸，不让你当校长你还赖着不下来！”把我打得满身是伤，这事至今还没处理。
农历五月初四，村支部、乡教办、禹州市反贪局拉开了给我算账的序幕。我问村支部这事该咋办，他们说：“反贪局找你可没好事，你上外地躲一两年吧，你家的地还给你留着，孩子还让他在学校上学，不用缴杂费，你的工资我们跟教办室说说，还给你发。”我说：“我又没干亏心事，我不走。”
账算好了，村里还欠我个人１万多。可是，等到农历七月十五清单一出来，我反倒还欠村里两千多。
于是，教办室与村里还一起订了个什么协议说：“经王松怀手的账，学校欠群众的，学校不还，群众欠学校的，学校不要。”
经上一任领导给老师发福利买皮衣的７０００多块钱，说过了年给人家。等过了年，学校仍没钱还账。正好我当了校长，我给打了欠条，上面盖有学校的公章，由此他们说这钱也该我还。后来，人家把学校告到了禹州市法院，法院把责任判给了学校。学校和乡教办又告禹州法院判案不公，告到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还是断给了学校。
就这样，教办室把我每月２９２．２０元的工资扣掉１００元。我跑到教办室找邢主任说：“不管怎样，这工资你不能扣。”他说：“不中你可以告我！”
１９９２年我当过一年校长。当时为了打井，我从家里拿了５００元钱，当时我是偷偷把存折拿出来取的钱，我和家里人为这事还打了一架。现在当校长，为了搞绿化，又把家里两头猪给卖了。这回没打架，但是日子比任何时候都难过。在家里，人家都来找你逼债，电话也被扯跑了；一出门，别人指着你鼻子骂，自行车都被债主推跑了；卖砖的一喝多酒半夜就来踢你家大门，跺院墙。
就说去年春节，我不敢在家，是跑到湖北我大哥家过的，让你嫂子带着孩子在家。你嫂子跟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气。你看这墙上的大匾，是村里奖给我的，说我是优秀教师，当时上面写了“祝王松怀老师再铸辉煌”。你嫂子一看说，不叫干了，还写这干啥，就把字给擦了。
去年夏天下大雨，这屋顶呼啦一下就扑了下来，我正在下边接漏，差点送了命。儿子考上了初中，没钱上，又跟着我上了一年小学，每到雨雪天，他就跟在我后面哭。我女儿考上高中，学费都是她自己找姥姥和其他几个亲戚凑的，每个月伙食费只花５０块钱，家里带馒头，吃完了她妈又送去。她还劝我说：“把你当校长的风度拿出来，没什么需要胆怯的。”我问她恼不恼我，她说：“不恼，我只是同情你！”就这样，村里支书还怀疑我存钱了。
你刚才见我家灶里还在烧煤，告诉你这烧煤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吧。村里人都知道我每到周末就骑着车背一个包出门，但不知道我到底干什么去了。我是上门去给人家补塑料盆去了，还不敢在附近补，怕碰到了熟人。我星期六一大早就骑车，跑到邻近的襄县，星期天晚上回来。在外面就不说自己是教师了，把这就当成了正当职业。晚上也不住旅社，有时天下雨，淋得像落汤鸡。一天能挣１５块钱，保证了女儿的生活费，家里灶火也灭不了。
前些日子，教办室邢主任说钱不扣了。皮衣的事法院把责任判给了村里，上门要债的人有的也知道找我不管用了，但两年来我人格上受到的侮辱这笔账还没有算，这官司我一定要打。
（记录：徐结怀）
第四卷我们已经学得很坚强
吴才印，男，３７岁
安阳县北郭乡吴辛庄小学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４日
１９６４年５月，我出生在北郭乡吴辛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里，父母给我取“才印”这个名字，就是想让我能够早日成材。
１９８０年７月，那一年高考，我以３分之差名落孙山。１２月，因村里小学缺教师，我走上了三尺讲台。整整２０年，掰着指头算一算，差不多教了千把学生！
１９８８年，大儿子吴红杰出生了。我发现孩子的右眼珠鼓鼓的，跟左眼长得不一样。向村里长辈们一打听，他们都说没事，这叫鸳鸯眼，长长就好了。红杰一个劲儿地哭，到第九天，孩子的眼突然塌了下去。我们这才慌了神，把孩子抱到医院，医生说孩子患的是眼穿孔，这眼保不住了。医生给做了眼珠摘除手术。
按照有关规定，我们有了二胎指标，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５日，小儿子吴红闯出世了。我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去闯荡世界，闯出一片天地。
红闯聪明伶俐，是个人见人爱的机灵鬼。１９９８年９月，红闯上了一年级。我觉得小儿子身上有自己当年的影子，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将来能跨进大学校门，实现我当年未曾实现的梦想。
１９９８年３月，小红闯告诉我他脖子疼，紧接着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摸了摸，怎么长了个核桃大的肉疙瘩？
起先当慢性淋巴结炎治疗，病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这年７月１５日，我们带着孩子到郑州，先到省人民医院，检验报告出来了，写着“何杰金氏恶性淋巴瘤”。我不敢相信，更不甘心，又到了省肿瘤医院，结果一出来，还是这！我去大门外给家里打电话说一下这边的情况，可还没拿起话筒，我两腿一软一下子瘫倒在地。书报亭的人赶紧扶我，可我怎么也站不起来，那人找了个凳子让我坐在那儿打电话。
红闯住进了省肿瘤医院，我们不死心，在郑州铁路中心医院，７０多岁的知名专家孔祥光大夫最后告诉我们：“别再心存侥幸了，你儿子患的就是‘何杰金恶氏性淋巴瘤’，抓紧时间治疗吧，别再耽搁了。”
经过一个疗程的化疗，红闯颈上的肿瘤明显小了，我们欢欣鼓舞，我和家里人想，咬咬牙就能度过难关。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２０００年春天，我爱人右边脚底长了一颗黑痣，没过几天，痣越长越大，后来溃烂化脓。
有一天我正翻看《肿瘤防治与康复》，忽然发现其中有这么一节：“痣会恶变吗？恶变时有何征兆？”我真的不敢看下去。书上提醒说特别是长在手掌、脚底等容易受刺激部位的交界痣有恶变倾向……
这年５月，我带她去做了检查，天哪，怎么癌症偏偏都找上我们家？医生说，这种病在我们这里是要截肢的，你们最好到天津市肿瘤医院去，我刚从那儿学习回来，他们有一种保腿的治疗方法。
６月２５日，我揣着东拼西借的６０００元钱，带着妻儿上了天津。本想让他们两人一块儿治，可到那里一问，费用太高了。没办法，又把红闯送回家，暂停治疗，先保大人。在天津两个月，花去近３万元，为了凑钱，其间我回了４趟家，真是到了见人就借钱的地步，不过手术很成功，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儿。
有人说，与癌细胞搏斗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你不把它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一有时机它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非得置你于死地不可。
因为没有得到根治，红闯的病又复发了，脖子肿得像馒头一样。我真后悔呀，本来想先顾大人，没想到这下子麻烦更大了。
村里的吴氏家族开了个紧急会，一位很有威信的族长说，我知道咱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借钱做生意，也很不容易。但我们是做买卖还是救人？我带个头，拿１０００元。就这样，一共凑了２０００多元钱。９月，母子俩同时住进了安阳市肿瘤医院。
孩子的病是复发，医生告诉我要换特效药，价格更贵，一些好心人也悄悄地对我说，还是集中力量救一个吧。我从心里在喊：“人，我两个都要救！”
按照医生的要求，我爱人的手术要化疗６个疗程，但她只做了３个疗程，怎么也不肯再做了，她说：“红闯的时光还长着呢，先给他治吧，我能多活一天，就要多伺候孩子一天。”我真担心她的病像红闯的一样复发了咋办？
如今９岁的小红闯在多次化疗后已经学得很坚强，护士们都夸他是个“男子汉”。
我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安阳县教育局、妇联、红十字协会、民政局等许多单位和部门的重视，过年前县教育局刘爱童局长还送给我２０００元现金。
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对于捐款数额大的，我们愿意让红闯拜为义父母孝敬终身。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我不是教师是什么
魏桂芝，女，５７岁
郑州市原国棉三厂子弟学校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３月３日
我老家是遂平的，１９６３年信阳师范毕业。当时郑州缺师资，我便被分到了郑州。和我一起分到郑州的信师毕业生就有８０多名。
我家里困难，谁也没想到我能当上教师。姓魏的都拿我当榜样教育孩子，说出了一个秀才，一条街上的人也可羡慕我，别的女孩都是嫁给军官被带出去的，只有我是上学上出来的。
那年夏天，我直接到河南纺织工业厅报的到，国棉三厂干部处同志从纺织厅把我接到学校。刚到就发了２９．５元钱，８月份的工资，我可激动呀，感觉着真是受之有愧，我还没开始干活呢。
我们分到三厂学校的这一批一共１２个，都是年轻人，好学肯干，教研气氛相当浓。晚上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没有说一下班就回家的，可不像现在。那时候我们都是团员，当时是个团员可了不起，在教学一线当顶梁柱。我们这些师范生的到来，给三厂学校带来了巨大变化，教学质量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精神风貌的变化。
我在上师范时就结了婚，不算早恋，那时１８岁就允许结婚。工作一年多，我生了老大。爱人在承德部队上，我一个人带个孩子，还要上课，可紧张，就从老家找了一个老太太帮着照看孩子。
你们可能都想像不到，当时我们住的“母子楼”是什么样子。３个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里，中间用布帘子一隔，孩子，老太太，我们仨就挤在属于自己的几平方米的小天地里。
孩子大点以后，老太太回家了。我每天早晨把孩子送到邻居家，请人家帮忙看着，下午放学后再接回来。经常是放学后又去家访，待到去接孩子时，天已经黑透了。好在邻居知道咱当老师的辛苦，能体谅，从来不埋怨。
那时厂里工人的工资高，一个月怎么也有五六十元。我们学校里的就没法比，那好多年我的工资一直是３０．５元，每月给看孩子的邻居１５元钱，正好花去工资的一半，过日子紧巴巴的。
再苦再累，教学我从来没耽误过，什么工作都是往前赶，求上进。看到学生的成绩提高了，学校的事业发展了，就觉得多苦多累都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