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１年，我开始担任副校长，大事小事啥都管。我家离学校近，走路也就５分钟。晚上或是星期天，学校发生啥事了，老师们都是来找我。直到退休了一两年，还是这样。可以说，学校这个大家和我自己的小家，简直就像一个家的前后院。
１９８７年，国家开始评定教师职称，我是第一批评上小教高级的。
教师任职资格证书，我是１９９０年拿到的。学历合格，通过业务考核，发给教师证，就算承认你是正式教师了。
国家要求中小学校校长持证上岗，我１９９１年到郑州教育学院参加小学校长岗位培训班，取得结业证，也是全市第一批。
１９９６年“教师节”，我得到了河南省政府颁发的３０年教龄荣誉证。
１９９８年７月，我退休了。当时真舍不得离开呵！毕竟自己这辈子全都给了学校。
退休后，我没事儿就爱到学校转转，看着什么都感到亲切。有时见学生在打乒乓球，我就站旁边看一会儿，那乒乓球台子还是我当年带着老师们自己垒的呢。
我还没退休时，学校就张罗着移交政府的事儿。后来有人见到我说：“听说厂里学校收归社会了，你这下可好了！”直到从嵩岳电视台看到企业领导欢送学校教师的报道，我才知道没我们的事儿，心里一下子凉到了底儿。
学校还是那个学校，离我家还是那么近，我还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学校门口，突然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不知道自己还属不属于这里。
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一位男教师，潢川师范毕业的，年龄比我小一岁，还没退休，就随学校去了社会，现在一个月工资能拿到１１５０元，比我多３００来元，这就是差距。尤其对像印染厂那样破产了或效益不好的企业的退休老师来说，差得就更远了。都是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你说这公平不公平！
找到哪里都是说政府财政困难，难道就困难在我们这几百名教师身上？光接收年轻的，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干不动的就不要了，就像一家子人，你能说光要姊妹不要爹娘？
听有些人说我们先是职工，其次才是教师，我心里委屈得很。要是没有学校，我来这厂里当什么职工！我学的是师范，干的是教育，站了一辈子讲台，教了一辈子学生，我不是教师是什么！
（记录：刘肖徐结怀）
第四卷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
雷静，女，３１岁
邓州市城区五初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４日
这些从湖南宁乡发来的信件，你都看了吧？这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在电视剧中多了，我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普通的教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比起古人对于人生命运缺憾的感叹，我太幸运了。因为，我得知我的身世之日，就是我们的团圆之时。
那是１９９６年的１０月，我已经当了６年的老师，结婚生子，生活平静，谁知，那一天，母亲一脸庄重地对我说：２６年了，我不得不把真情告诉你，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的生父、生母在湖南宁乡县，他们一直在寻找你……
我惊呆了，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母亲把一封挂号信递给我，从那颤抖的双手和红肿的眼可以看出她心情的复杂。我一边流泪一边读完了信……
我出生时，１９７０年，正值“文革”，生父出身不好，还差一年多就大学毕业，他被清洗下放回了农村老家。当时他骨瘦如柴，干农活不行，便跟随后来成为他岳父的人学中医，但因出身问题不能从医，只好放弃。那时的生父，年少气盛，免不了发些牢骚，当然被视为“钉子”、“罪人”，在大队、小队被巡回批斗。生母就在这时和他结合，给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他逃了出来，顺长江北上湖北，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他当过游医，当过泥瓦匠的帮工，露宿荒郊，忍饥挨饿是常事，还得躲避当地民兵的查讯捕捉……在家的生母因“敌我不分”，也成了迫害的对象，大会上的点名批判，平时的冷嘲白眼，责令她划清界线……身体和心灵的折磨没有改变生母对生父的感情，她也逃了出来，找到了生父，一起流浪，患难与共……那年春节前，两人被当地民兵捉住，赶进湖北柴湖罗集集中营，准备强行遣送回老家。两人乘人不备，偷偷溜了出来。可一切东西都丢了，所幸遇上一位好心人，讨得一条棉被，才熬过了一个严冬……
这位好心人就是我的养母，家在邓州，当时也在湖北谋生，生父便动了把我送给她的念头。自己的亲骨肉，生母怎能舍得？何况我还只有８个月大。生父劝她：孩子跟着咱，将来肯定受罪，还不如找个合适人家……这样就把我给了我的养母。养母抱着我上了合作社，扯了布给我做衣裳，买了瓶牛奶给我喝，又让生父生母在她家共同吃了一顿饭。生母有点不放心了，她看养母家的日子好不了多少，回去后不停地哭，非把我要回去不可……生父到养母家看了我几回，回去便给我生母撒谎：萍儿乖，听话，在那儿可享福了。其实，生父心酸后悔得要命，２０多年，他不敢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不敢向生母提到我，他不知忍受过生母多少哭闹和指责，直到养父母带我回到河南。后来我上了师院，毕业后任教，再后来结婚生子，直到这个时候，生父和生母才放下心来，内疚和后悔逐步减退，于是给我的养母来信，也对我揭开了谜底。
我踏上了我的出生地——湖南宁乡县，已是２０世纪末了，沧海桑田，我的“老家”也今非昔比，几个兄弟姐妹都参加了工作，日子过得不错，生父、生母在家守着一片桔园，几畦菜地，一座小院，安享晚年。乡亲们听说我“找到了”，拍手相告，纷纷到“老家”道喜。那天晚上是村里的节日，院子里堆满了乡亲们的贺品，挤满了人，一杯杯喜酒，一声声笑语，一行行热泪，将我融化了……生父操起了二胡，乡亲们唱起了民歌，哼起了花鼓戏，苦难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是那么温馨幸福。
生父、生母对坎坷不幸的过去并没有怨天尤人，相反，他们说的是民族的命运，看的是未来。在“老家”的小屋，在长沙桔子洲头，我和生父谈得更多的是中国的历史，我们老少三代人的合影以毛泽东在长沙的活动场地为背景。
我惊叹于像父亲那样的中国老百姓，朴素的感情，简单的话语，使我经历了也感悟了很多很多。生父对我说，他感谢我的养父母，感谢好多好多人，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感谢我做了人民教师，感谢生活——在他的晚年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圆了团圆之梦……
在课堂上，我把生父的这些感谢的话讲给学生听，我希望他们明白，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个人的命运永远和祖国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要为别人和时代做些什么，要学会感激生活……
我努力让自己首先明白。
（记录：赵成浩）
第四卷别再喊我“老杨洪”
姜桂杰，男，３９岁
沈丘县洪山乡姜桥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１日
我就跟你讲讲我这“老杨洪”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吧！
我家祖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吃尽了不上学、不识字的苦头。１９７０年，父母好不容易把我供到高中毕业。那年暑假，记得一天天快黑的时候，细雨蒙蒙的，德高望重的老村支书主动找上了门。老支书对我父亲说：“咱村穷，没有能人，连个合适的教师都难找。像咱这２８００口人的大村，５００多名学生只有５名教师，最高的也只不过初中毕业，能中吗？最近听说桂杰刚高中毕业，群众们说，咱村出了‘金凤凰’，今天，就是来商量一下，看能否让他去教书。”
村支书走了，夜深了。我和父亲面对面坐在地铺上，父亲又讲起了祖辈不识字的苦衷，泪水汪汪的。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因为我明白：当教师穷，累。况且当时学校里尽是土房子，窗户没棂子，一块木板当黑板，几块土坯是凳子。
第二天，在父母的劝说下，我还是不情愿地走进了学校。
学校领导让我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还带语文课、思想品德课、自然课、社会课和全校８个班级的体育课，另加学校少先队辅导员。这真是“能者多劳”。
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事业时，病魔向我袭来。胃部经常疼痛，我就自制“医疗器械”，用一根两杈木棍顶住胸部趴在桌上，备课、批改作业就不感觉胃痛了。
１９８１年，一天上午，我正讲课，感到一阵恶心，开始呕吐，最后一头晕倒在讲台上。醒来时，我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诊断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血压低，神经衰弱，胃粘膜脱落症。
病好后，有人告诉我：“桂杰，你是编外教师，没啥奔头，不如出外打工赚钱。”１９８４年结婚后，我面前更大的困难出现了，孩子上学要花费，一对８０多岁的父母要赡养，５０元的月工资怎么维持一家６口人的生活呢？说实在的，还是妻子理解我，多少次奔回娘家，岳父岳母也明白事理，不但不阻止我教学，相反，更支持我，从精神上给我鼓励，从物质上给我帮助。
屋漏偏遭连阴雨。去年，秋雨连绵。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左右，一声巨响，房屋倒塌。当时，我正在上课，听到这事，像晴天一个霹雳，我头脑里一片空白。
回到家，两位老人趴在梁檩上嚎啕大哭，在场的乡亲们纷纷想办法，最终还是决定把老人安置在别人闲置不用的房子里。孩子搂着我的胳膊大哭，妻子更伤心，只是站在我身后默默地擦眼泪。这时，从门外传来一句风凉话：“看你这穷样子，不教书干啥？连个窝儿也搭不成，真窝囊。”我一听，心里像塞满了铅块，沉重极了，就觉得有钢针扎着喉管，好半天才说出话来：“我……我没本事，盖不起新房，连祖上留下的三间茅房也没能守住……”
消息传得真快。当天下午，村长来了，师生们来了，家被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其中，有送面的，送盐的……看到好心的乡亲们，我总算得到了安慰，心想，还是乡亲们好啊！
我虽无家可归，可心里总离不开学生。便和家人商量，征得领导的同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以校为家。学校没有住房怎么办？干脆住到教室里。
第二天下午，师生们齐心协力搬了４个小时，我终于住进了“新居”。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游戏，自得其乐。
没过几天，就有人给我起了这个很雅的绰号——姜桥小学看家护院的“老杨洪”。
其实，“老杨洪”也并不是好当的。这个学生的笔丢了，那个学生的衣服脏了，这个学生的凳子坏了，那个学生感冒了，这些不上串的琐碎事，能不管吗？
也有人不冷不热地告诉我：“姜桂杰，你逞个啥能？姜桥学校本来就是玉皇阁大地庙，说啥也不能住在庙里呀！”
哎！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眼看着我的１０份乡优秀教师等荣誉证书被砸在墙下，毁于一旦，能不心酸吗？这可是我２０多年用心血换来的呀！再说，“老杨洪”这名字也太刺耳了，因为我知道，“老杨洪”只是戏曲中塑造的人物，是《杨家将》中的一位家丁。我哪一点像他呀！
请别再喊我“老杨洪”了。
（记录：李松明）
第四卷开发身边的“矿藏”
阎合作，男，３２岁
济源市亚桥二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５月９日
我１９８８年从汝南园林学校毕业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进林业局机关工作的机会，去了济源市成人中专，当时叫农民中专，当了一名果树栽培老师。当时教师的待遇远没有现在这么好，月工资就４０来元钱。我作出这个决定时，家里人出来阻拦，都说我放着轻松工作不干去当什么教师，真是没出息。
１９９３年，为了弥补教育经费的紧缺，各学校都在办实体，搞创收。当时我们学校的原有胜校长等领导经过考察，决定到距学校２００余公里处的山西阳城县一个叫乔沟的地方去开煤矿。可让谁领头去呢？选来选去，校长说我踏实，肯吃苦，又有管理学校伙房的经验，便要我去当这个“头儿”。几经考虑，我答应了校长的请求，背起铺盖卷儿，到乔沟去了。
说是开煤矿，其实也没有经过认真测量，我们在几个老煤矿工人的指点下，自己搭帐篷，栽电线杆，愣是在荒山野岭建起了根据地。这儿挖挖，那儿刨刨，嘿，还真让我们挖出了煤来！那时矿产资源可没有现在管得这么严，这事要放在现在，准保不让我们挖。煤矿辉煌的时候，有过３００余名工人，工资什么的也都挺富足。
但由于交通不便，地方狭小，再加上煤炭市场的不景气，挖出来的煤无法及时运出去，全都堆积在煤场上，一个煤矿就这样没落了。这时我下山去教书的念头又产生了，可有个同事说：“你咋恁憨哩？学校工资一分不少，这儿每月还有几百元的补助，再说，存放的那么多煤，还不够咱们零花销？”可是不行，到学生中去的愿望越来越强。这时候学校校长已换成了我的老师苗先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苗校长把我召了回来，安排我当了学校的现金保管和司务长。我不乐意，非要去带课，就偷偷地让学校的教导主任给我安排了一个班的语文课。心想，这下可好了，只要让我继续教课，啥都好说！
就这样，１９９８年７月，我又回到了久违的课堂。可教了一段时间以后，并没有取得我想像中的那些成功。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受社会上不良风气影响，部分职业高中学生到校后不思上进，有些教师也安于现状，打不起精神，甚至有个别职高学生连乘法口诀都背不下来，这怎么能行！我很焦急，束手无策。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科学而又简单易懂的教法，让学生既学得快，又记得牢呢？为此，我整天苦思冥想，茶饭不思，再加上性格上的原因，我成了孤家寡人，社会上说什么的都有，什么不自量力，什么不务正业。
大部分教师注重教法的研究，只注意怎样讲清楚，忽视了学生的课堂掌握情况。我发现学生成绩不好是因为学习方法和认知记忆规律不能和教师的教法相契合，不同的人对感觉器官使用的偏好也不同。发现这一点之后，我有意把学生分成几种类型，然后选择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式去授课。我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加强了动作表演。上语文课时，对词语记忆、课文理解，我都让学生进行动作表演。《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文中“雪下得紧”的“紧”字，有人表演冷得哆嗦，有人表演手遮头紧跑；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的表演更是精彩，教室成了武馆，教师成了裁判员和解说员。在学生兴趣盎然的表演中，教师的赏析必然会深刻地印在学生心中。试了一段时间以后，效果出来了，学生们都反映在课堂上记住的东西多了，好像脑子比以前好使了一样。我把这个课题的名称定为《遵循记忆规律，科学地设计教学过程》，在２０００年中国职教学会职业高中委员会的重点教研课题评选中被评为二等奖。
２０００年７月，我市中等教育结构进行调整，决定将市成人中专和市一职高合并，这时我想，何不趁此机会，用我的课题研究去加强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呢？于是我就向学校提出了调离申请，很快被批准，可当我去人事部门开调令时，却被告知由于原单位账目未交清，人事关系暂时冻结。回原单位上班吧，似乎不大可能，我便踏上了漫漫求职路。可由于我没有工资关系，再加上人们对职高教师的不信任，我虽东奔西走，吃尽白眼，工作还是毫无着落，几个月后，我才到了亚桥二中当一名临时代课教师，结束了半年来闲居在家的日子。
回想起以前走过的路，有许多选择当时都不被人们理解，但我愿意当这样的“傻子”。人这一生就得有这股傻劲，哪里有“矿藏”就往哪里钻。
（记录：张中联）
第四卷这学校盖得我债台高筑
田壮福，男，５８岁
虞城县闻集乡田庄小学校长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９日
１９９４年，我因胃癌在北京开了刀，以后，就一直在家歇着。那几年，我瘦得只有７０来斤，连路都走不成了，村里没人认为我能活到今天。到了１９９８年，我才勉强能跑慢步。就在这年暑假，县教委查封了原来的学校，不准孩子们再在危房中上课。可是，老学校查封了，新学校又没影，弄得秋季开学时，孩子们没地方上课，只好七拼八凑地找民房。这里一个班，那里一个班，散得到处都是，教学质量很快就下降了。
１９９８年底，乡里的赵书记找我，说，老田，根据你们学校的情况和群众意见，你一定要上班。我说，我身体不好，一直在病休，现在也该退了，就算了吧。可赵书记不依，说，你要为村里的核子们想想啊。转眼到了来年春天，教办室主任朱声振也到我家找，让开学就上班。我说，学校现在划危房了，我怎么上班？他说，你找找大队，再盖吧。我说，盖也不是一句话呀他笑着说，你发挥发挥余热，想想法子，我支持你。你支持我钱吗？我问他。他说，我精神支持你，钱上，我跟你一起跑。我说，那也成。
这时，大队也找我，让我上班，可我还是那句话，你不盖学校我不上班。大队一听这话，急了，说，盖，用啥盖？我说，集资盖，咱跑跑，向上级要点，再让群众集点。随后，我就到县里问干建筑的三兄弟，盖两层２６间教室的教学楼要花多少钱。他说，你要让县里盖，３０万元出头；本村本土的人干，２０万元就差不多了。我把这账跟大队一说，大队说，这么多钱，上哪弄，不行再把老学校收拾收拾，将就将就吧。我说，你要让我上班，就得盖房子，这样对付不行。大队看我较上了劲，也下了决心，说，你要真上班，咱就想法盖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８号，大队动员村里的党员、致富能手、在外工柞的人，在现在的校址上开了个捐资大会。当时。赵书记、胡乡长各拿了５００元，教办室的朱主任拿了３００元，商丘市教委田启义主任提前一天到田庄，搁下了１０００元。这样。大会开得很成功，共收到两万多元捐款。在此基础上，由群众投票，成立了一个建校委员会，盖楼买东西的事都由委员会办。有了这些钱，我们先把建楼用的钢筋买来，砖、沙、水泥、楼板等，由大队和我出面赊。到４月下旬，开始填坑打地基。因为划给学校的这片地原来是一个大坑，所以，那地基打得可真够难，整个是一层砖，一层水泥，硬是一点点垒上的。从开始盖那天起，我和民选的建校会计两个人就一直监督着，白天夜里都没敢好好休息。
到１１月份天凉了，正是用劲的时候，可盖到第二层时，师傅们却不想盖了，因为从开始盖楼到现在，一分钱没给过人家。盖咱的楼，连盖村民的都不如，别说没钱给人家，就连一根烟也没得吸，喝点茶都得我老伴儿给烧。领工的老板说，我们不能一直这样盖呀，多少总得给点儿吧？我说，就给就给。可正好这时别的乡因收群众的集资款出了点事，县里就说不管干啥，不能收群众一分钱。我一听这事，头一下子就炸了。天哪，这么大的工程，叫我咋收摊啊盖楼的木料是我堂兄弟出的，他自己垫了两万多元，咱总共才给２０００元；砖、沙、楼板、水泥也都是赊个人的，赊的时候说种上麦就给钱，可竟出了这事。领工的老板自然知道两万多元钱能干成啥事，所以，说啥也不再干了。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出面贷了１万元钱的私人高息款，１分５的利，算是暂时糊弄住了人家，又干了一段，但到１１月底还是停工了。
一直等到１２月下旬，还没一点办法。这时，有人出主意，让到省里找当领导的老乡，看能不能想点办法。省教育厅的一位领导曾在我们这儿上过学，也算老乡，所以，我和另一位老师就到教育厅找他。头天去，领导不在家，我们只好住下，等第二天再去。可一问附近的旅社，两个人最便宜的也得１２０元，价钱贵得差点把我们吓死。我就问一位出租车司机住哪儿便宜，他说那得到郊区。他把我们拉到一家旅社，一问，最低也是每人２０元。没办法，我们也只好咬咬牙住了。第二天，我们没吃饭就过去了。领导听我把情况一说，又见我瘦得不成人样，就说，唉呀，我太同情你们了，可现在我实在拿不出钱来，要是你早来点，兴许能找个三两万给你救救急。我说，那我们回去也没法向乡亲们交待呀。这样，领导给写了个信，让我们回去找县里领导。我从郑州回来就病倒了，信让朱声振拿走了。不久，县教委主任刘效芝来了，看楼盖了没有，又问了问学校因无房上课而停课的情况，说无论如何不能停课。后来，教办室的人又来了两趟，也让上课。这样，学校就凑合着在快扒完的老学校里复了课。
快过年时，债主们都跑到家里要钱，说的话很难听。孩子们都说不让你上班，你偏要上，现在要账的堵住门，说难听话，连年都过不成了，看你咋办。我说，你们不要说了，楼不盖中不？小孩子去哪儿上学？不管咋着，咱是个党员，你不给群众办事，能行？年过去不久，老学校的房子扒光了，因为要把老房上的瓦拆了给新楼用。可这一来，３００多名学生上课咋办？厕所没建，院墙没垒，教室墙没刷，门窗没装，单这些就是３万多元，可我实在没一分钱了。后来想想，为了学生，不管有多大难也要过这一关，所以，我咬咬牙又使了好几家的高息款，算是赶在今年新学期开学前把学校收拾好了。
有关领导一看，很满意，可还都是精神上支持，钱一分也不给。后来，我通过亲戚争取到了县财政局的１０万元扶贫款，算是还了些账，可盖这个学校花了２６万元，其余１４万多元还欠着人家，又该咋办呢？从前我家虽然穷些，但还没欠过账，这一盖学校，硬是弄得我债台高筑，天天债主堵门要账，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我个人担保签的字，好几万还是私人的高息款。这不，前几天还有人对我扬言，再过一段不还钱，就准备锁大门，封学校。说实在的，要是真封了学校，我可能就没几天活头了……
（记录：曹保印）
第四卷到百色支教的日子
赵全明，男，２９岁
周口市第九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
１９９８年在《人民日报》上，我看到团中央招募青年志愿者去贫困地区扶贫支教的启事，便决定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尽一份绵薄之力。很快，我向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邮寄了厚厚的申请。
８月底，接到团中央通知，我立即收拾行装，赴广西百色，来不及休息，又坐上了去大楞乡的汽车。约５个小时后，车终于到站，大楞乡教办人员用壮乡最隆重的礼节“喂酒”招待我，乡教办主任黄必信给我幽默地介绍百色至大楞的“北大”“高速”公路，那是一条标堆的“水泥”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吃完饭，我催校长快快领我去学校。学校在一个青山环绕的小小盆地中，学校东南有一座山叫独秀峰。我不懂壮语，校长只好用别扭生硬的普通话给我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学校学生的一些情况。趟过一条小河，我更显得兴奋，不停地赞叹周围的美景：碧水青山，绿树成阴，鹅卵石砌成的围墙，低矮的小屋，木制的栅栏，饮水的牛、山羊，一派生机盎然，简直是一个令人陶醉的世外桃源。站在我身后的校长听出我的赞叹，笑了笑说：“三天后你便没有现在的心情了。”
几天来路途的劳累，使得我这夜睡得特香，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满身起了２０多个红疙瘩，一搔，奇痒难忍，是大山里蚊虫热情的“吻”痕，不知是见面礼还是下马威？
这里的贫穷落后是我来之前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交通不便，好多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城里。山高坡陡，吃水也要去很远的地方背。村民们都家徒四壁，竹楼下层住牛、羊、猪等，上层住人，一进屋，顿感臭气逼人。开学第一天给学生注册收费，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交不起学费。
贫穷的孩子像鲁冰花一样散落在学校各个角落。饭堂前，三五个孩子围在一起，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发霉咸菜，或在米饭里撒生盐；教室里，有孩子没有完成作业，怯怯地低着头告诉老师，没有纸、笔或作业本；寝室里，几个学生共用一条毛巾，一个脸盆，两个学生各兑一条被，挤在一块睡，有的衣服像湿了的报纸粘贴在身上，发出的阵阵异味与被子上的一样；操场上，时有学生因营养不良而昏倒；有孩子长期拖欠学费，老师让回去取，一去就再不来学校了……
教学条件也很简陋，英语组惟一的一台录音机，只要一开，便发出轰炸机的声音。一些最基本的教具这里都没有，一个漏了洞的地球仪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教具。
我们自己劈柴生火，做饭，去远方挑水。没有马桶，没有厕所，没有浴池，只有用桶装满水，举到头顶倒下。成群的老鼠也常和我们打“地道战“，刚堵上一个洞口，明天又会有几个新洞出现。想吃到面或某些蔬菜吗？那就得冒危险去城里买，所以一年也难得吃上几顿。
更可悲的是，许多学生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意义和外面精彩的世界。
经常有学生笑嘻嘻地对我说：“赵老师再见，我不上学了。”从他脸上看不出一丝忧伤，而自己惊愕的神情倒使他们十分惊奇。对于他们而言，几十分的试卷与繁重的家务、贫穷的生活相比太没有意义了。我感到，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我们所留下的几件衣服，几支笔，几张钞票，同时也并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是梦想的萌生，人生目标的确立以及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
于是，我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扩建校广播站，重建自“文革”以来就瘫痪了的团组织，发展新团员，给他们讲成长，讲发展，讲生存，介绍大山外的世界。把所教的英语、地理也融入其中：在说到香港、澳门、台湾时，我在黑板上写出“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Ｔａｉｗａｎ”，并向学生介绍相关的“一国两制”等内容，为让学生开阔眼界，提高学习兴趣，我自己订了《中国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北京晚报》，并用它们来丰富教学。孩子们慢慢产生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我多想利用假期带他们出去看世界，只恨自己没有实力。
为了使穷人家的孩子有书念，我和同伴每人每月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拿出１５０元，用来资助１５名品学兼优的特困生。我们又求亲告友，发出无数封求援信，先后得到北京华都酿酒公司资助款两万余元，江苏江阴中昌实业公司捐赠衣物８０余件和一批教学器材。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播出“百色项目”后，又有许多人省吃俭用，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
我总以为，扶贫期间为老区人民尽力做事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而他们却回报我很多。他们给予我的是世界上最纯洁的感情，这种感情将会影响和支撑我的一生。
每次家访时，乡亲们总是拿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正在下蛋的鸡或准备卖了换吃饭穿衣钱的山羊，我们无论如何劝阻都是没用的。久了，我们不得不编出许多美丽的谎言以阻止他们“杀生”。
最难忘的是我们离开大楞那天，为了不影响学生上课，我们谁也没通知，可当我们一大早出发时，却发现学生、村民都静静地站在雨中。学生的眼早已哭红，村里的几个老大娘手里拿着竹笋干等山货，流着泪站在那儿。一个大娘拿出绣球，戴到我脖子上握住我的手，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看那绣球上绣着：好人平安，长命百岁。当我们握手告别时，他们却哇地哭出声来……车开动了，身后传来了歌声，是老调新词的《刘三姐》。
哎嘿——什么地方最困难咧？
什么人儿需要帮咧……
什么人来献爱心咧……
什么精神好榜样咧……
我们去了很远，歌声却仍在耳边。
（记录：高金才付永奇）
第四卷当生命有了支撑
周己楷，男，３９岁
邓州市汲滩镇教办室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２日
你刚才看见了，我的左腿不能弯曲，走路靠右腿使劲，高一脚低一脚的，很不方便。
１９９０年春，我在教学第一线干得正卖劲儿时，患了化脓性关节炎，左腿肿得很粗，疼起来难以忍受，后来发展到不能动弹。那时，我才２８岁，本来家庭就不富裕，又遭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真是手足无措。因经济困难，治治停停，几年下来欠债两万多元，我心一横，决定不治了。这期间，我被病魔折磨得彻夜难眠，痛苦不堪，被迫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回到家里。离开了学生，离开了社会，过着离群索居，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绝望过，想对此生作个了断，可望着年迈的双亲，年幼的孩子，辛劳的妻子，又忍不住心酸泪下。家人为了安慰我，给我买来一台收音机，让我消遣，解闷。外面万紫千红的世界与我无缘，我只有把精神寄托在收音机这块小小的方寸之中。
妻子为了这个家，为了我，要忙里忙外，干着比男劳力干的还要重得多的农活。生活太苦了，苦得有时让人觉得没了指望，为此，我们也闹过一些别扭，也吵过嘴。１９９３年冬天，眼看家中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她不得不抛家离子，眼含热泪，踏上了南下打工的路。这时，我的大儿子还不满７岁，小儿子才刚刚会走路，我们父子三人艰难度日。我躺在床上不能动，腿疼得厉害的时候，就吃点止疼片暂时缓解一下。懂事的大儿子一边带弟弟，拾柴禾，一边帮我做饭，煎药，什么都靠我们自己。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在昏暗的灯下为孩子补衣裳。望着可怜的孩子，想着远在千里外的妻子，我不由地哼起了彭丽媛的《摇篮曲》，两行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时，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举办“我与电台”征文，于是，我顺手拿起孩子写作业用的铅笔头，又从作业本上撕下几张纸，一口气把自己几年来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写下来，第二天就寄了出去。让我惊喜的是，几天以后电台就以《电台伴我向前行》为题播发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被评为三等奖，电台还给我寄来了１００元奖金。这给了我好好生活下去的勇气，我像找到了救命的稻草，看到了生命的新起点，那时的心情比现在获得什么荣誉都兴奋，激动。
从此，我开始坚持每天写文章。没钱买那么多稿纸，就找来废旧报纸当稿纸。尽管经济十分困难，我还是省吃俭用留下邮资。那时，每寄一封信邮票要８分钱，就这有时也很难凑够，使得写好的稿子没法寄出去。每寄出一篇稿子，就等于在全家人的心中播下了一份希望。
１９９５年５月，我听说镇派出所解救了一名外地少女，强忍住病痛的折磨，拄着双拐去采访，历尽艰辛，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长篇通讯《贵州女热泪洒中原》。后来，我听说汲滩镇集资兴建清真寺，又赶去采访，并连夜写出了《众人援建清真寺倾洒回汉民族情》，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南阳晚报》和《河南日报》。终于看到自己的文章登在了报上，我激动得泪如泉涌，这是自己在艰难的生活中与病魔抗争得到的回报啊。
慢慢地，我写稿子越来越顺手了，被报刊采用的也越来越多。我的名字和我的故事也在镇上传开了。在一个主抓教育的副镇长的倡议下，１９９６年春，镇党委、镇政府号召全镇党员、干部、教师、学生为我捐款治病。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捐款达１万多元。４月２５日，已经被病魔折磨了６年的我，被送进南阳市骨科医院。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那一天，妻子失声痛哭。
是电台、报刊鼓起了我生命、事业的风帆，是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此，我总想用我自己的力量来为社会做些什么。我写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与惩恶扬善、扶贫济困、赞美人间真情、弘扬美德有关的，我觉得乐趣就在其中，我的生命的支撑点也在其中。
我的病至今没有痊愈。去年冬天，左脚踝骨上肿了一块，后来接着流脓，我只好用纸贴着。由于吃药的缘故，现在我的身体看起来还有点虚胖。为了能方便一点，通过艰难的练习，在半年之间，我把两个拐杖都甩掉了。我现在到哪里都是骑自行车，说是骑，其实就是身体坐在车的后座上，用右脚在地上蹬着往前走，走走歇歇。一听说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我就穷追不舍。我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我想，这就是生活，生活需要自己去用心创造。
多少年了，日子过得很清苦，但现在家里慢慢好了起来，儿子懂事，聪明，能干的妻子开了一家小饭店。
我从没有想起去照张像。前不久，一个编辑打电话向我索要照片，我们全家这才去照了一张合影。你看，就是这张。
（记录：侯薇）
第四卷我的婚姻在炮声中破碎
侯连民，男，２６岁
永城市芒山镇马山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３日
１９９６年，我从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毕业，回到了生源地永城市芒山镇马山小学任教，成了学校里惟一的大专生。刚毕业时，啥也不懂，既没考虑住房，也没考虑婚姻，一心就想着把课教好，为父老乡亲们做点事儿。可是，年龄到底有这么大了，所以，从１９９７年起，就不断有人为我说亲。只有到了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了房子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前前后后虽然说了好多次亲，女方都是相中了人，相不中宅子，结果一个个又都散了。
从前我是原想着毕业之后，村里慢慢地会给我解决宅基地，哪知一直等到１９９８年，也没解决。实在没办法，我就只好和父亲商量，在老宅基地上盖房。这块宅基地位置很差，旁边几米以外就是曾经被炸过石头的石塘。即使这样，我还是多方凑钱，盖了４间房子。这时，已经到了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房子盖好后的一个月，即农历十一月初十，又有人给说了门亲，虽是邻省安徽的人，与我们村也只隔一条小河。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门亲还真说成了。因为女方啥也不图，只图我是个有文化的教师。本想着接下来我就会有幸福的日子过了，可哪想到这个美梦却很快被采石的炮给炸飞了。
１９９９年底，村里把老宅基地旁边的石塘承包给了个人采石头，承包期为１年。从此，我便背上了再也摆不脱的噩运。
我们这里采石头一般是用烈性炸药，五六个雷管排成一列，炸起来时惊天动地，石头被炸得满天飞，而且时间都是在晚上八九点。他们第一天采石时，我的门窗玻璃就被震碎了，吓得我整整一夜没敢睡，就在房梁底下坐到了天明。第二天早上我去找村支书，说，你们既然把石塘承包了，不让你们采吧，也没有人情味儿，不过，你们在采石的时候，一定要把炮压好，另外也别离我的房子太近。对此，村里也答应了，但承包人没有兑现。为了在承包期内多采些石头，他们有时还把放炮时间延长到晚上１２点，甚至一两点。这样，我就只好一夜夜地坐在房梁底下苦盼天明。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日，在简单举办了婚礼后，我把她娶回了家。哪曾想，她刚来不到几天，就又回去了，而且从此再也不愿回来。也是的，她从小在平原地区长大，本来就不习惯山里的生活，而刚结婚时又正赶上石塘承包期过半，承包人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放炮炸石。即使偶尔停下一时半会儿不炸了，又要用拖拉机运石子，那种巨大的噪音简直能把人轰疯。那几天，她吓得睡不着觉，整个人像掉了魂儿似的，没一点精神。虽然我多次向村里反映，要求一是石塘不能再炸了，二是要适当包赔一下我的损失。可村里只是让承包人给了我１００元钱，就算完事了，石头该采还是采。
她走后，我只好守着她带过来的满屋子的嫁妆过日子。你可以想像，那是种什么样的心情。由于采石一直没停，我的房子便惨遭毁坏。先是房瓦几乎全被飞来的石头砸碎了，接着房板也接二连三地被砸断，后来，房子便开始错位，墙体出现了许多裂缝。这可是刚刚盖了一年多的新房子呀在这样的房子里住着，那种恐惧总会让人觉得生不如死。特别是到了下雨天，外边下大雨，房子里下小雨，夜里听着雨水啪挞、啪挞地滴在盆里的声音，坐在房梁底下的我，更是备感凄凉。想着自己的婚姻就这样被炸碎，想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就这样被毁灭，我满肚子的凄苦，却不知该向谁诉……我曾拿着房子被毁坏的照片到镇政府去，希望镇上能给解决一下，可却被某位领导推托了。
２０００年腊月二十九，我和我们村民组的组长，还有一位在农村比较有威望的说事人一起，到她家去请她回来。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经去了好几次，但都没把她请回来。这次想着应该差不多了，毕竟咱也是真心诚意的，又给了她家这么大的面子。到那儿以后，她家里的人也客气，还办了酒菜给我们吃。岳父说，我们也不想让女儿嫁两次，但现在的房子实在不能住，就是小鸟，也总得给个安全的窝儿吧？结婚时我们不要求你别的，现在只要盖一处不让炮震，不让人担惊受怕的房子就行，间数多少都无所谓。可是，这些我又实在无法答应他老人家，因为一是我的新宅基地压根儿就没影，二是即便这一年的采石承包期满了，我也不敢保证村里不再承包给其他人。这样，我们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０年，因为采石，我的房子被炸坏了，婚姻被炸碎了，人也整个儿被炸得没了精神。一年来，虽然我努力使自己教好课，但走路都能睡着的我，身心极度疲惫，自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年４月是全国安全教育月，可是，只要我给学生讲安全问题，就会自然联想到自己的情况，就难受。我连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又有什么资格教育学生呢？眼下，听说新一轮的承包期又要开始了，而我的新宅基地依然没有影儿。看来，很快我就又会在这隆隆的炮声中，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了，而我的婚姻和理想，也可能要彻底破碎了……
（记录：曹保印）
第四卷毕业了再送学生一程
王锡勇，男，３５岁
安阳市铁西路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１日
那是在１９９２年吧，我送的毕业班里有一个学生叫朱利华。要说这孩子，天生聪明好动，体育成绩相当好，是校体育队的尖子。可他有个毛病，就是上课老管不住自己，听课不认真，自然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另外，这孩子家庭条件不错，家里开着个小卖部，兜里从来不缺钱花。有一次，我发现他和几个同学竟然偷偷跑到校外去吸烟，喝酒。你想想，他们才多大呀，十几岁的孩子这样下去不就毁了？当时，我把道理掰开揉碎了给他们说，颠过来倒过去给他们讲。这几个孩子都认识到自己错了，诚恳地作了自我检讨。小孩嘛，谁还不犯个错，改了不就得了。打这以后，朱利华这孩子还真有些变化。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这届学生就毕业了，朱利华因为成绩差，进了一所很一般的初中。
按说，学生毕业了，当班主任的也该松口气了，可不知怎么的，我的心里一直有块石头放不下。整整一个暑假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把学生送出校门就完事大吉，自己的教育任务就完成了？尤其对朱利华，一想起他，我的心里总有几分愧疚。这孩子身体素质那么好，脑瓜子一点也不笨，品质也不坏，要是在对他的教育上再多下一点工夫，我相信他会比现在成长得更好。可我，唉世上真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