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了，我又接了一个班，心想这回可要多下点工夫，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留有遗憾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年的教师节，朱利华竟然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除了向老师祝贺节日外，更主要的是谈到了他心中的苦闷与忧虑。他因为身体素质好，在班里担任了体育委员，他也很想干好，可同学们竟然不听他的。他问我应该怎么办。我的心里一阵惊喜，他能向老师祝贺节日，说明他尊重老师；他能向老师吐露心声，说明他信任老师。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补上以前落下的教育课呢？于是，我及时给他回了信，引导他如何处理学习与工作、学习与锻炼、学习与人际交往的关系等等。没过多久，他在回信中高兴地告诉我，他已经妥善解决了一些问题，并逐渐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
１９９５年，朱利华考上了一所职业高中，在班里当上了班长，还成为校体育队的骨干。我抓住这个时机及时巩固我的教育成果，告诉他要抓住每一个机遇，珍惜每一步取得的成绩，利用一切机会磨炼自己的意志。两年后的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参军。我高兴地对他说，你的做法非常正确，因为服兵役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穿上军装来保卫祖国，更是你精神境界的又一次飞跃；部队是座大熔炉，如果你能真正适应军队生活，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你将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真正合格的高素质公民。走进军营的朱利华一直和我保持着书信来往，通过交流思想，他顺利度过了新兵训练的难关。由于训练刻苦，成绩突出，他成为全营的训练尖子，被连里嘉奖两次，多次被军分区评为“优秀士兵”。后来，他入了党，还成为带新兵的指导员……
回顾朱利华的成长过程，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同时也进行了思考。学生毕业了，老师再送他一程，有时就能改变他的一生。我们虽然不能教给他新的文化知识，但能引导他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试想，如来我们每个老师都能对几个需要特别“关照”的学生多送一程，那么，我们的国家会多增加多少像朱利华这样的栋梁之材？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黑暗中我愿做一盏灯
孙丽丽，女，３２岁
商丘市盲童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２日
我是和陈静他们这些盲生同时来到盲校的，不同的是，我是老师，她是学生。所以，当我看着他们被家长领着，一步一摸索地走进学校时，我不是像普通学校的老师那样感到激动和幸福，而是觉得发憷，甚至不由自主地对他们感到恐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教这些看不到世界的孩子。虽说此前我已在普通学校教了好几年学，暑假里还专门到郑州参加了特教培训，但当时并没有与盲孩子们面对面地交流。也就是说，有的只是纯理论的知识，感性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开始了与盲生们的朝夕相处。
等和他们一接触，我才发现，这些盲孩子的内心世界其实非常丰富，他们往往能在最细微处关心你，体贴你。一句平平常常的话，一个普普通通的动作，经他们的口说出来，动作表达出来，就会有特别的震撼力。比如，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为了取暖，学校给各个班级配了火炉。要说老师的保暖条件比学生们好得多，可学生们却从不把火炉摆到自己的座位上，而是每次都放到离老师最近的地方。老师讲课好站在哪儿，他们就摸索着把火炉放在哪儿。我在一次演讲时曾说了这件事，当时，就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在最开始时，如果被他们摸了一下，我会觉得很害怕。现在不一样了，当他们靠近我，摸摸头发呀，脸呀，有时候摸着我的衣服说，老师，今天穿的什么衣服呀，这么薄呀，冷不冷呀，我会觉得被他们摸是很幸福的。现在，每当我被他们摸的时候，我不但不会害怕，反而会非常感动，非常亲近，有种甜蜜蜜的感觉，就像孩子放学回家，缠在你身边一样。因为这些盲孩子的心事都很重，所以，我下定了决心，在盲孩子们黑暗的世界里，做一盏光明而又温暖的灯。
就说陈静吧，刚来时，她还有一点视力，所以，当她熟悉了环境后，就满园子跑，像个男孩子。但她很聪明，只是学习成绩总也拔不了尖，主要原因是不细心。因为家里的条件不好，所以，她的心事就特别重，常常是和你说着话说着话，就不吭气了，一个人发愣。有时，我就小心地问她说，陈静，你是不是有啥心事，给老师说说好吗？但她很少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没事。有一次，我看到她又在偷偷地流泪，就问咋回事，她还是一句话不说，直到后来，才有班里的学生告诉我，她牙疼一个多星期了，但考虑到家里没钱，就一直没去医院看。知道情况后，我就领着她到商丘师院的附属医院去，我们一连跑了８趟，才算彻底治好她的病。记得在给她的牙钻洞时，她疼得浑身哆嗦，我都吓哭了，可她愣是一滴泪没掉。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又使我得罪了她。那是上学期开学不久，学校让班主任向学生催交学费，我便向陈静她们这些没交够钱的学生宣布了这件事。我的语气非常婉转，说，回家给家长说说，有就交，如果一时没有，老师就替你们先垫着。说这事时，陈静没说话。后来，等其他同学都陆续交完了，她还是没吭声。我私下找到她，问她咋回事，并告诉她老师已经把她的钱垫上了。没想到，她竟连一句“谢谢”都没说。又过了好一段时间，她才对我说，老师，我会记住欠你的钱，说完，扭头就走。当时我就愣了，心想，这孩子咋这样啊？事后我还是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陈静觉得我没经过她同意就替她垫学费，是看不起她。唉，和这些孩子相处就是这样，你必须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稍不留神就会伤害他们。
这件事过去不久，陈静就被选拔进省盲人门球队，准备参加全国第五届残运会。在郑州集训时，她的时间很紧张，整天都是没日没夜地训练，就这，她还常常趁晚上９点以后，电话半价时，往我家里打电话，说，孙老师，想你，你在干啥呀。我说，睡了。她就会说，你怎么睡这么早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听着这些家常话，有时候觉得真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是孩子离开娘了，出去上学了，有时想家，给家里打个电话。当然，我知道她也是想利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歉意。有一次，我觉得她说话的语气跟平时不一样，就问她咋回事，她说没事，还是那种故作坚强的样子。我就问她在那儿累不累，她说不累。我又问苦不苦，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了口气，说，就是有点苦。我一听这话，那泪当时就哗哗地下来了。
后来，我到集训的地方去看她，扒开她的胳膊一看，天呀，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都是伤。当时我的泪就又下来了。可陈静说，没啥，都过来了。后来，陈静作为咱省女子盲人门球队的主力队员参加了残运会。听她的队友讲，她在赛场上的表现感动了很多人。在比赛的过程中，每个运动员都有替补队员，其他人都曾被替补过，只有她自己一个人自始至终没让替补，而且每场都是主力队员，表现得特别出色。后来，她因此获得了本届残运会惟一的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残运会回来后，商丘市教委、残联、体委又联合向她和另外两名选手颁发了嘉奖令。我问她得了这么多奖高兴不高兴时，她竟说了一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老师，摸你才是使我最高兴的事，奖不奖无所谓。
别人的自述，总爱说自己，可我一说就只想说学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就是我的一切。在和这些盲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我终于发现，与盲孩子在一起，爱与被爱都是一种幸福；也才终于明白，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能感觉到生命的充实。我感谢他们，因为透过他们心灵的眸子，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记录：曹保印）
第四卷想当公办教师可真难
张成峡，男，４３岁
洛宁县上戈镇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３日
我这个人也算是无神论者，并不相信什么命运，毕竟咱是教书育人的嘛。可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经历的几乎都是坎坷，似乎没有多少顺畅的，用别人的话说，我走的都是背运。尽管如此，，我仍不信邪。我这不是走过来了吗？
我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学校生活的。那时，学校整天搞“反智育回潮”、“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运动，让我们修“大寨田”，上山背木椽，一个星期进不了几天教室，没能在课堂上学到什么。好在我忙里偷闲，通过自学，学到了在那个年代相对多的知识。在１９７５年“教育回潮”中，我被选拔当上了村办初中的教师，走上了“土讲台”，成了山里人还算羡慕的教书先生。
当时，各大队都办有中小学合一的“戴帽初中”，我和几个老师就包着学校的全部课程，每人教五六门课，住的是两间草屋，挣的是工分，公社每月补助４元钱，整日忙忙碌碌的，虽然清贫劳累，倒也自得其乐。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同事早已托门路离开了村子，而我却在那儿一干就是１６个春秋，４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啊我整天忙忙碌碌，全忘了自己的民师身份，当别人怀揣着红红绿绿的证件，享受着“公家人”这般那般的待遇时，我却只有一张张蓬荜生“灰”的奖状和一顶顶“模范”、“先进”、“优秀”的帽子。到１９８８年第一次评职称时，我自然评的是中教职称，谁知道这竟开启了我以后屡走背运的先河。
１９９１年，受别人启发，我这个榆木疙瘩才开了窍，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回炉”，为的是能发生由“民”到“公”的转变，改变我每月仅靠６０多元钱养家糊口的生活。那时，进修班里还有２３潇洒度日的公办教师，他们只是为了能拿到一张可以教小学的中师学历证书。为了民办教师能被收进正册，让人正眼相看，我整日钻进书本里玩命，不敢有丝毫懈怠。本身基础还算扎实的我，再加上淬火加钢，成绩自然名列前茅。终于熬到当年民办教师招教考试，别人都说你今年百分之百能考中，可谁知报名时，却因是中教职称，弄了个“报考资格不相称”而被审查掉。于是，我索性把中教职称改为小教职称，心想，这回总该可以了吧？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在以“中”和“小”继续进修中师文凭的同时，又报考了河南电大中文专业，学习大专教材。１９９４年８月，我电大修业期满，由于我的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被组织分配到上戈镇中学任教。
在校期间，我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并暗下决心，当年一定考上公办。谁知，到１９９５年民师招教考试报名时，又因“小学教师不能在中学参加招教考试”，被再次刷下。我想，难道人的命真是天注定的吗？命运对我怎么这样残酷无情呢？
于是，我再次调整了思路，又回到了山村小学。１９９６年７月，我终于顺利地参加了民师招教考试，以当年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有望跨入公办教师的行列了。正踌躇满志的时候，我又被调回镇中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８月份，我到北京参观学习。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县里来电话，说你的转正档案没有转到市教委师训科。”我问：“为什么？”他说：“听说你还在镇中工作，人家调查清楚了，你是小学教师，不符合规定。”听了这话，我的头嗡地一响，两行眼泪就滚出来了。在京几日，我心烦意乱，恨不得插翅飞回去，找个人诉诉内心的不平：到哪儿工作都是组织派遣的，能由着个人的意愿吗？按要求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工作，发挥才能与专长，这也能怪我自己吗？
回到县里，在县教委师训科和镇教办领导的关怀支持下，我向有关方面再三说明情况，据理力争，终于在９月份通过了民师转正。
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背运的阴影仍挥之不去。转正了，平价粮油取消了，副食补贴没有了，公费医疗也一度成了摆设。最要命的是由于县乡财政分灶吃饭，工资关系难以理顺，转正只是名义。按规定，招教通过后，经过两年师范培训提高，从１９９８年８月就应按公办教师起薪，可直到１９９９年初，我的工资才与镇财政挂钩，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办。可工资只发８０％，时至今日，我的工资只有３００多元，与刚毕业的师范生相差无几。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总算甩掉了多年来套在头上的那顶民师帽，当上了公办教师。
（记录：陈如陵李麦）
第四卷我的爱情故事像奇闻
谷庆玉，女（白族），３４岁
长垣县苗寨乡马野庄民办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１日
我老家在湖南省桑植县，地处张家界，是著名的风景区，也是贺龙元帅的老家。我１９８５年高中毕业，原来曾想当一名教师，由于机会不巧，错过了。后来就想在家乡创出一番事业。我们那里山多水多，我就冒着险贷款承包了村里的水库，依靠科技把渔场搞得红红火火。
１９８７年，经《当代青年》杂志的介绍，我与残疾青年马文仲成了笔友。在通信的过程中，我了解了他的生活和办学情况。我很赞赏他的精神，又很同情他的困难，便想到黄河滩去助他一臂之力。当时，我想得很简单：人这一辈子要活得有价值。但是，我又不敢将我的真实想法告诉父母，便悄悄地将渔场的一切交给了妹妹，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１９８８年我嫁给了马文仲。对此，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到处议论，争相传告，我们的故事一时成了黄河滩上的奇闻。但我的意志并没有动摇。
婚后，实际生活中的困难要比想像中大得多。刚开始，我几乎不会照顾文仲，因摸不透他的身体状况，总是帮倒忙。有一次我见他拖着小板凳过门槛，便上前帮他，谁知刚一抬他的脚他便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原来他的腰部、臀部一点支撑力也没有，要挪动他的脚，必须先扶住他的上身。另一次，我安排他睡觉，把他拖上床，让他坐在床沿，然后给他脱鞋。我刚蹲下身他就一跟头栽了下来。原来他不依靠东西根本就坐不住。我抚摩着他被摔破的额头，止不住流出了泪水。我恨自己太无能，太笨。但我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终于能比较好地照顾他了。
他的身体对我来说实在太重了，每次背他上讲台都十分吃力。每当这时我就想，我若能长得高大一点儿该多好啊刚到马家，责任田无人管理，粮食不够吃，不得不配一些粗粮，这跟我们家乡的生活相比差得太远了。为了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我又主动承担起种地的担子。我人小力薄，一天下来往往累得四肢瘫软，可回到家里，还得照顾文仲的生活琐事。怀了孩子，身体越来越笨，但体力活却一点也不能少，最终导致早产。
有了孩子以后，负担更重了。早晨天不亮我就第一个起床，给孩子穿好衣服，抱文仲上轮椅，然后给各班教室开门。等这一切安排就绪，再下厨房做饭。晚上不管文仲备课到什么时候，我都要等安排好他才能睡觉。夜里还要不时地为他翻身。
干农活也是背着孩子干。人，谁能没个头痛脑热？可我却不能生病。无论是怀孩子，坐月子，感冒发烧，我都要像正常人一样干活。我知道，我一躺下，这个家，这所学校就会停止运转。身在河南，心里还时常挂念湖南那边风烛残年的双亲。结婚７年后的一个暑假，我第一次回了娘家。但是，在家仅仅住了３天，没顾上走亲访友，匆匆返回了河南。因为我知道，文仲一家都在担心我能不能回来，学生也在担心我还教不教他们，我早回来一天便会减少一天他们的担心。
教室条件差，我们总想盖个窗明几净的新教室。为了积攒盖房的钱，我们平常大多只吃个咸菜，从不敢上街买菜，就连我坐月子时乡亲们送的鸡蛋也卖掉换成了砖瓦。
说实话，谈起这些我心里也有点酸。看到我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瘦弱的身体，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有些人很不理解我，说你在湖南干得好好的非要跑到黄河滩去嫁给一个瘫子干啥？这我一下子也很难说清楚。我觉得人总得有一个追求，总得有一个活法，才能不枉来世上一回。我是受了马文仲的精神所感动才来帮他的。回首十多年来，我的路走得很苦，但也很幸福，很值得。这么多年，我们共送走小学毕业生１３００名，先后为贫困生免费２００多人次。每当看到学生们捧着录取通知书升入高一级学校，每当收到来自天南海北的一封封学生来信，那种幸福感是无法形容的。１９９０年学生家长张丙修看见我把文仲吃力地背来背去，专程到西安为文仲买来一辆轮椅。还有家长在农忙时帮我把庄稼拉回家。新乡市政府、新飞集团都帮了我们不少忙。一个人能活到这个份儿上，你还想啥？
（记录：郝太斌）
第四卷春晓，爸谢谢你了
黄火林，男，４９岁
林州市河顺镇二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４日
春晓是个懂事的孩子，她从小就知道心疼父母，从来不给家里添什么麻烦。每当家里有什么事情，她还总是跑前跑后地忙着张罗。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儿，真是非常知足。可是我却说了一句本不该说的话，让我这个老师的女儿半路辍了学。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里就非常内疚，我知道这是我带进棺材里也无法弥补的一块心病。
１９９４年，春晓在黄家坡中学上初一。有一天，她回到家里对我说：“爸爸，学校让交７０元钱买学习资料。”我二话没说，就从家里拿出７０元给了她。
这次交钱后，隔了３天，春晓又对我说：“爸爸，学校又让交８０元钱。”
“咋又要钱呢？”我也没有考虑，随口说出了这句话，语气还很重。
停了一会儿，春晓说：“我还是不上了吧”
听见女儿这样说，我当时有些吃惊，但还是以为女儿只是说了一句气话。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春晓真不去学校上课了。我就对她说：“春晓，爸爸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爸爸那样问你，只是想知道学校让交钱是干啥用的，只要学习需要，交多少钱，爸爸都给你。”可是，不管我怎样说，春晓都执意不去上学，并说她绝不是因为那句话才不想上学的。劝说不动，一个星期后，我把春晓在学校的东西拿了回来。春晓姨家的女儿见她无事可做，便介绍春晓到安阳一五一医院当清洁工。春晓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当时我心里虽有些矛盾，但一想起春晓在家干农活也并非出路，到外面经历一下也许对她有帮助。于是，我就同意了。临走时，我还是忍不住问春晓：“你为啥不上学了？”
春晓说：“现在家里比较困难，你每月只有百把元的工资，妈妈还要经常看病，我和哥哥都在上学，你们供养起来不容易。再加上我每天上学都要走七八里路，太累人了。”我的一句话成了女儿放弃学业的导火线，也成了我的终身遗憾。望着年仅１４岁的春晓，我这个做父亲的心里愈加难受了。
简单地准备后，春晓便离家去了安阳。
一个星期后，我去看她，见女儿双眼红肿，我明白，她还不该这样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我劝她，如果工作不顺心，就早点儿回家吧。她将胀鼓鼓的小手藏到身后，只是要强地摇摇头，并叫我放心，说她能够做下去。中午，春晓给我买来了大米饭和肉菜，我实在难以下咽，对女儿那份深深的愧疚之情越积越重，压得我简直喘不过气来。
走出医院的大门，我如芒在背，不敢回头看上女儿一眼。站在汽车的车门旁，我实在忍不住扭头一看，她那小脑袋一闪竟缩回墙边。汽车缓缓开动，远远地望着街口，竟又隐约看见她那瘦弱的身影。当时我真想对春晓大喊：“你怨爸吧，谁叫爸是个穷民师呢”
３个月后，春晓第一次从安阳回到了家里，拿出２００元钱递给我，说这是她积攒下来的工资。同时，她还给我捎回了一把剃须刀，说是医院的同志让她转送给我的。春晓还告诉我说医院的护士长刘月红是如何的喜欢她，不但经常带她到家里吃饭，还送给她许多衣服。当我看见这些东西时，我的心里就不是个滋味。此后，春晓每３个月便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她总不忘给家里带回一些东西，有罐头，围巾，还有买回的毛线以及给哥哥织的毛裤。每次经历这些，我都会考虑一个问题：一个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人连自己的女儿初中都没读完，怎配为人师表呢？
有一次，在我任教的班级里，有一位学生即将毕业，家里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不让他上学了。我便急着去他家做工作。孩子的母亲说：“你说得这么好，你为啥不让你的女儿上学？”家长的一句话噎得我半天上不来气。是啊，天底下哪有当老师的父亲不让女儿上学呢？
１９９７年，我由一名民办教师正式转为了公办教师。虽然女儿逝去的光阴再也无法挽回，但我想说：“我有一个让我值得骄傲的女儿，她曾用一颗懂事的心，一双稚嫩的小手，托起了一个经济拮据的民师家庭。春晓，爸谢谢你了。”
春晓现在已从安阳一五一医院回到家里，在黄家坡村小学幼儿班当老师。她说，我是她最敬爱的人，她正是受到我的影响，才决心要做一名教师，为乡村教育出一份力的。
（记录：刘波）
第四卷从没把学生当外人
王喜顺，男，６４岁
荥阳市峡窝镇柏庙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５日
１９５７年，也就是我２０岁那年，高考落榜后走上了我们县高山公社中学的讲台。
我有个爱好——吹口琴。在高山的第二年，我的班上有个学生叫杨玉杰，家是高山乡许村的，非常喜欢听我吹口琴。当时，学生家里的条件都不好，他硬是缠着父母给他买了只口琴，要我教他。
从此，我就利用中午、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教他吹口琴。学口琴入门并不难，但要学好也不容易。杨玉杰在音乐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再加上他的勤奋，不到两个月，他就能跟我合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班上或学校需要演出什么节目，都是我们俩来伴奏。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演出，是１９５８年春节前学校的文艺汇演。那时候学校的条件差，搞演出不像现在有录音机或乐器伴奏，当时，几乎都是清唱。那次演出被师生们认为是历年来最好的一次，原因就是有了我和杨玉杰十分默契的口琴伴奏。
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还体会不到这种默契的师生感情，我是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间才逐渐体会到的。
杨玉杰毕业后，开砖瓦厂，办阀门厂，成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１９８３年，有人告诉我说，杨玉杰在四处打听我呢。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心里一直惦记着。后来，杨玉杰找到我，要把大儿子交给我，跟我读书。当时我已调到北峡窝中学，他家离学校还有十几公里。我担心离家远，孩子受苦。杨玉杰却说，远一点不怕，少回家几次就行了，孩子跟着你我放心。
杨玉杰的大儿子叫杨河山，当时上初二，成绩不算太好，但还说得过去。这个孩子有个特点——懒，爱睡觉。一下课，别人还要在教室看会儿书，而他一早就跑回寝室睡觉了。我当时教历史，历史有很多东西需要记，他就是记不住。后来，我就每天一大早，在教室门前等他，每次问他一个问题，逼着他学。这一招还挺有效，小家伙成绩提高了不少。河山跟我两年，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听说后来河山考上了郑州轻工业学院，现在在上街区工作。
河山毕业后，杨玉杰又把他家老二杨青山送到我这里。青山跟我时也是上初二。第二年，我被调往马固中学。但有一个难题，当时，北峡窝中学是重点中学，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马固中学是一所村办中学，条件比北峡窝差得多，教学质量也远不如北峡窝。为此，我就和杨玉杰商量看孩子怎么办。他却说，你去哪儿就让孩子去哪儿。就这样，青山又跟我去了马固中学。
马固中学没有学生宿舍，青山就跟我一起住在办公室。这小家伙学习比较差，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他补课，但他基础差，改变不大。没办法，学习上不能帮他提高多少，生活上还是要尽力照顾好，每逢教师伙上改善生活，我都要买些好吃的带给他。随着功课越来越紧，他对学习失去了信心，到初三时，说什么也不愿上了。
青山现在在上街开车。大概是１９９５年，有一次我在上街等车，他开车路过，把车头一调，执意把我送回学校。也许是有一段共同生活的缘故吧，在他们兄妹三个当中，青山与我的感情最深厚。路上，青山告诉我，他很后悔当初没好好上学，现在为了提高自己，正在上夜校。
１９９１年，我又被调回北峡窝中学，杨玉杰又把小女儿杨丽芹送到了学校。当时学校没有女生宿舍，我女儿正好在镇上的卫生院上班，有一间房子，我就让女儿回家住，把房子腾出来给小丽芹住。小丽芹学习还不错，我基本上没怎么费心，后来考上了林州农业机械学校。
大概是１９８５年，我家里盖房子，那时我的工资是每月６９元钱，干了这么多年我总共攒了１５００元钱。可我盖了１２０平方米的平房，按当时的造价没有６０００元钱是下不来的，但房子盖成了，我没欠一分外债。这全是我的学生帮的。杨玉杰家里有大卡车，我盖房用的砖、沙、石灰都是他帮忙给拉的，并且都没有让我拿钱。
房子盖成了，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便拿着钱找他结账。谁知，他见我拿着钱来，就满脸不高兴，说我把他当外人了。最后实在拗不过我，他便从中抽了几张，往桌上一放，说：“这就够了。”回到家，我自己算了算，光杨玉杰一个人就拿出了１０００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啊乡亲们都羡慕地说：“王老师是享了学生的福了。”
教了一辈子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学生的真挚感情。不管你吵他也好，骂他也好，只要是发自内心地关心他们，爱他们，学生就永远不会忘掉你。
我今年已６４岁了，按说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但就是感觉离不开学生，至今仍在柏庙学校担着六年级的数学课。因为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我全身骨关节肿大，腿不能打弯儿，上讲台要扶着墙。
（记录：侯军锋）
第四卷都市里寻不到我的梦
刘高峰，男，２３岁
郸城县东风二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８日
１９９７年，我中师毕业，被分配到小学。刚踏上讲台，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教学给了我充实和快乐。但这些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自习，每天都是这样单调地重复，我想要是这样干一辈子，会有什么出息？
为了我上学，家里欠下了不少债，本指望毕业后拿工资偿还，但每月就２００多元的工资，干了几个月，连一分也没有领到。为了生活，只得从家里拿馍，背面，还得向父母要钱。我身为长子，不但不能接过父母肩上的担子，还要给家里增加负担，心里很不是滋味。
加上感情的事也不顺利，毕业后，先后有人给我介绍过几个女朋友，都以失败告终。后来，认识了一个女孩儿，人长得挺俊秀，我感觉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两个人谈得也比较投机。相处了两个多月。她父母知道了，打听到我是个教师，坚决不同意我们来往。她迫于父母的压力，和我分了手。这对我打击很大。当教师，连称心的对象都找不到，我思考再三，决定出去闯闯。
１９９８年春节刚过，我不顾家人反对，带着一个年轻的梦，混入了南下的打工潮。
在深圳，我每天都睁大眼睛，寻找机会。然而，我渐渐发现，在深圳把梦想变成现实，是那样艰难，甚至连维持起码的生计都得付出艰辛。
刚到深圳的一段时间，我没有找到工作，每天待在老乡的住处，烦闷时就到附近的大街上走走看看。在一家花店门口，我看到有许多人在争相买花，这才想到情人节快到了。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如果批发一部分花到公园去卖，肯定会赚不少钱。于是，马上拿出仅有的２００元钱，批发了３０朵玫瑰和一些百合。由于没有经验，贪图便宜，批的花不新鲜，很难出手，没卖出几枝，就枯萎了，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连本也搭进去了。
很久，我才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雇我洗车的是个中年人，人挺不错的，管吃住每天给１０元钱。那时正是冬天，我值夜班，经常是缩在门面的一角，独自望着黄黄的街灯发呆。门面小，外面又下雨，我时常感觉自己的心情也是湿漉漉的。有顾客洗车，我便立即端起水枪故作麻利地冲洗，然后把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水里，把抹布沾上肥皂沫，随后像一个下贱的仆人，钻到车子的座位下面擦很脏的脚垫。我被彻底地冷落了，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知道我的梦想。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一家叫聚仙阁的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服务生。一开始听到“服务生”这个词还感到挺新鲜，干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就是端菜倒茶伺候人的差使，真不情愿干，但想到走出家门时不顾父亲劝说，还立下誓言说什么“孩儿立志出乡关，干不成名誓不还”，就忍了下来。
若不是出了一次小小的意外，说不定我会在那里一直干下去。
有一位女士隔三差五地出入这家酒店，她并不为吃饭，有时喝杯咖啡，有时唱一会儿卡拉ＯＫ，看上去她的生活过得很悠闲，很浪漫。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安排，有好几回都是我送咖啡给她。这女士４０来岁，但看起来还不到３０岁，穿的全是名牌衣服，浑身珠光宝气。她有时会轻描淡写地问我一些她不该知道的问题，但由于我当时不谙世事，都如实作了回答，并且竭力表现出刚从师范学校走出的特有的内涵和不凡，因为我不愿让别人感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只会端盘子的年轻小伙子。
一个傍晚，她又翩然而至，我像往常一样，端上她所要的一杯咖啡，而她却格外兴奋，让我坐下，然后很直接地提出让我和她“出去走走”，并亮出几张百元钞票。我的内心受了极大的屈辱，我起身离开了她，也从此结束了酒店里的服务生涯。
好多时间我都在想，我来深圳到底为了什么？
我又辗转试过许多工作，干推销，练地摊儿，做搬运工，当门卫，但都一事无成。我不害怕吃苦受累，只是一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半年后一个明丽的早晨，我买了火车票，踏上了归途。
（记录：高金才）
第四卷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
闫中祥，男，５９岁
新蔡县今是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１日
从初中入学到中招报名，可以统计一下，辍学率有多高学校上报的材料是为了突出个别领导人的政绩。有些孩子看人家打工挣了钱，他们丢了书不读，也想出去，可结果呢，好多都是两手空空而回。
现在的孩子我真理解不了。
我是５０年代上的小学，国家才刚解放，一穷二白，当时ｌ角钱能买六七个鸡蛋，为了ｌ元钱的学费，一般的家庭都要翻尽家底儿，那是个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更别说我这个由二姐带着要饭的孤儿，谁也想不到今天会成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中间的求学经历，我真想写本书。
我一放学就出去要饭，同学都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谁取笑过我。当时有一个帮我交学费的教师，叫徐延辉，我的名字都是他给取的。后来学生家长说，以后不用到处跑了，你坐在树底下，我们轮流给你姐弟俩送饭吃。
到了１９５４年，我上四年级。这年夏天，连降暴雨，汝河决口，村子全部被淹完了。老百姓都没啥吃的，在本地要饭不可能。朝北去十几里地有一片岗地没被水淹，我去了一个叫蔡湖的村子，当地一户人家没有男孩，就把我收下来当了义子。我二姐独自要饭去了……
我义父家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让我好好学种地，压根儿就不想让我读书。我听大爷说过：“念书人都没有一个正经货！”就因为当地有个人，读了点书，会写写牌位什么的，但他爱慕虚荣，游手好闲，把家里祖上传下来的２００亩地都快卖光了。
我的义父说你实在想读书你就去吧，看他们要不要你。我自己去了，回来告诉说学校要收１元钱学费。大爷说没上学就要钱，要钱就不上了我记得最后还是凑到了９角３分钱，学校说另外７分钱不要了，我从９月份割豆子时一直读到放寒假。
第二年春季开学，我就没能上学去，我想自己可能永远失学了……
这一生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我的班主任王老师立个碑。为了动员义父让我上学，他先后４次来我家做工作，成了我们家最不受欢迎的人。有一次他是淋雨来的，身上的棉袄都在滴水。真不知道他是受当老师的责任心驱使，还是因为“爱才如命”，当时的情景我永生难忘。
我只能整天在野地里放牛，割草，转眼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统购统销工作队进驻我们村，义父背上２０多斤大麦到收购站去卖余粮，让我随他一起去。当时卖粮的人真是成群结队，偏偏收购站的会计不会打算盘。忽然听到有人说：“我的账算错了！”这句话像导火索一样在人群中传开了。
卖完粮已是正午，义父正急着回家，但一听到这样的话，他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他是个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囫囵的人，只好求助我这个多少读过几天书的儿子了。
我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起来……我惊奇地发现，果然也少付了两角钱。
因为信心不足，我还不敢把结果立即报告义父，怕他骂我无用。我颠过来倒过去地算了三四遍，这才咬咬牙说：少付我们两角钱哩。
他一转身就排进了长长的队伍，队伍里排的都是账算错了的人。烈日当空，义父光着黑亮的脊背，慢慢挪动，直到太阳偏西，他才把两角钱要回来。
在回家的路上，不善言辞的父亲嘀咕了几声，我听得出他很激动。最后，他几乎是用大彻大悟般的语气说了句：“还是上学有用！”
接着他看着我说：“今日晌午，你就是割一满箩筐草，也不值这两角钱啊——这两角钱我不花了，给你买瓶墨水，买支笔——回去问你们老师还要你不？”
父亲的话我字字听得真切，我一路小跑回了家。我重返校园，也从此没离开过校园，而且，我的儿女包括一个孙子都加入了老师队伍。有句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最起码，我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如今我成了当地初中教师中惟一一位特级教师，这是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所作出的成绩的肯定，我坚信是知识使我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记录：徐结怀）
第四卷为爱深深地感动
王宝玲，女，３７岁
安阳师范学院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
说起我们中文系的“尊老协会”，那可是有年头了。１９８４年３月，全国第一个关心下一代组织——“安阳市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这在我们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年１０月，全国大学生中第一个以“尊老、助老、学老”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尊老协会”就在我们中文系宣告诞生了。我们中文系的一届届学子把“尊老、助老、学老”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作为协会里的老师，我为其中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深深地感动。
在活动中，同学们了解到，许多老红军、老干部戎马倥偬半生，他们很想写一写自己的革命经历，以激励后人。但因年事已高，眼花手颤，整理起文字材料来十分困难；有的老同志文化根底比较浅，整理出来的东西辞不达意。中文系的学生有写作特长，我们先后帮１００多位老同志整理回忆录数十万字，其中部分篇目由市关协编印成《献给红领巾的故事》出版。
在安阳军分区干休所里，有一位老红军叫吕文斗，他是市关工委名誉主任，从我们“尊协”一成立，他就担任校外辅导员。在多年的交往中，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记得有一年，他患肺癌住进医院，我们得知老人动手术需要输Ｂ型血时，就在全系２００多名同学中挨个儿进行血型登记。手术那天，七八个Ｂ型血的同学赶到医院。虽然后来没用上，吕老仍十分感动地说：“血虽然没有输进我的身体，但孩子们的精神却输到了我的心里边。”
去年暑假，我们组织了“尊老宣传服务队”，队里有一位同学叫赵强，家在浚县。他可是个“活宝”，说、学、逗、唱，样样都行，一个人就参与了４个节目的表演。那时候，他的母亲已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但他一直对大家隐瞒着，仍然坚持跟队员们一起排练，表演。只是到了晚上，悄悄地给家里挂个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叮嘱妹妹好好照顾母亲，替他尽份孝心。７月１４日开始，队员们要返乡对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早晨走的时候，队员们都劝赵强在家多陪母亲几天，７月２０日晚上的总结演出就不用参加了。可到了那天中午，他还是匆匆忙忙赶来了。见他眼圈都红了，几个女队员连忙借故躲了出去，可一出门，泪水却一下子夺眶而出。晚上，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赵强还是像往常一样，节目表演得还是那么惟妙惟肖，逗得观众们捧腹大笑。
第二天一早，赵强便往家里赶。已经３天没进食的母亲见到儿子时非常欣慰，中午还打起精神让儿子喂着吃了点饭。可谁能料到，当天下午，他母亲病情恶化，竟撒手去了……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非常痛心。２３日下葬那天，我委托几名队员赶到他家里吊唁。赵强守在母亲的灵前，说：“我妈知道我做的是尊老、敬老的事儿，她理解我。”多好的学生，多好的家长啊。作为老师，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不知不觉中，我做这项工作已近１０年了，从中我也更加理解了老人的内心世界，懂得了该如何去孝敬长辈。就我的家庭来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很孤独，我们做子女的工作忙，不能尽心尽力地照顾父亲。后来，我和两个哥哥张罗着给父亲找了个老伴儿。“尊协”的活动通常安排在节假日，我没时间料理家务，丈夫就主动替我分担。孩子丢在家不放心，我就带上他一起去参加活动。去年下乡活动期间，我儿子做了随队小演员，还自编自演了敬老歌《摘草莓》。我没工夫照看他，他瞌睡了就找了个饮料瓶当枕头倒在席子上睡了。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的心里一阵愧疚。我想，如果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尊协”工作。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建校是我的福分
耿照国，男，５６岁
淅川县厚坡镇四中学区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
这里的老人们常说：为人一辈子不盖房，不买地，是前辈子的造化，是福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上辈留下了房子和地，他可以坐享其成，这就是福分。我恰恰不是享有这种福分的人。从开始在自己家里办耕读班到办村小，从盖土坯房到集资盖砖瓦房，每当回忆起这几次盖房办学的情景，我都感慨万千。
１９６４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许多人家孩子上不起学，我把村里辍学在家的１２个孩子组织起来，挂起一块小黑板，办起了耕读班。由于家里条件苦，孩子们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孩子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原来都在一起上课，后来分成了两级复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屋里挤进了３８人。在我的要求下，当时的大队干部用１７０元买下了两间破房。两年后，大队研究决定，将这两间房扒掉，再添点料，在另一个地方盖三间房，并由我具体操办。我每天早晨４点半起床，要跑遍９个生产队的１８户人家喊人上工。他们都很积极，一喊就起，随叫随到。每个生产队兑的和泥用的麦糠，我也得一背篓一背篓地从一个个生产队的仓库里往回背。没盖过房的人可能没有体会，真是大工上了架，小工忙不下，我什么都得想，什么都得干，跑烂了好多双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