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充实而硬朗的，又是寂寞而凄凉的。
我想，这就是一个个体的女人浓缩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性别群体的悲哀之后的超越吧。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大地就裂开口了。”“人的手被冻裂了”，“水缸被冻裂了”，“牛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人们早晨起来竟推不开门了。”
把东北的冬天描写得这样壮美绝伦，萧红这样的女子，又是多么的大气。
在远远近近里葱葱郁郁起来的三月，这样想着萧红，愈走愈静，市井的车声楼影倒像隔世或来世的玄事了。事实上，纵观所有的人生，又哪里有绝对的幸福呢？
但快乐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时一刻的快乐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就让我们抓住并放大这一时一刻吧。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萧 红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九岁时，母亲死去。
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明媚胡蝶
街灯照亮黑夜的塔
蝴蝶翩翩飞来的时候，是阳春。千树万树的花开，蝶舞花飞，千瓣万瓣，千蝶万蝶。这自然界的盛景繁华里，是怎样的一番让人迷失的朗晴？
那天是下着雨，雨一直下，持续而又缠绵地不肯停歇。我在这持续的雨中看时间一片一片地剥落下去，看得恍惚。就觉得这些雨把我的青丝换成了白发，我看见自己渐行渐远，像记忆中的故乡在千里之外分外模糊。而这样的雨天，我总是整夜地失眠，看夜晚的城市渐渐变得像遗迹一样静穆着，令我倔强也令我无限绝望。于是就格外想念阳光的味道，想像隔夜就是一树花开，络绎不绝的蝴蝶款款飞来，哪怕只是浮生若梦呢，对生活也是一种慰藉。
后来我总是胡乱到书柜里翻书，有一夜我翻到一本现在忘了书名的什么书，在这本书上，我看到一个艺名叫胡蝶的女子的照片，真正的是笑靥如花，她如花的晴朗像横空里有人吹着笛，湖光山色都变成了乐音。我的心情突然就雀跃，像花飞舞。哦，这么美好的女子，在她生时，该是可以安慰很多的心灵的吧？让人们在忙的时候停下来记住她，就像我们不经意中听到悦耳的声音。可是我看到她生活的年代，却是像一辆失速的滑车，血雨腥风的光景令人们如履薄冰。她长成蝴蝶的那些年里，多的是日复一日的烽火硝烟，人间春色自树顶跌碎，差不多每个人的心都是顶向风雨的斗篷。这样大乱的人世，却造化了如此明媚的女子，她承接着大众的目光，翩飞的舞姿轻灵、飘逸、生动、感人，也怪不得人们要喜爱她。
而这个给了很多人梦幻般美好的女子，她自己又有过怎样的旅程呢？那样的年代就像寒冷的日子，人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一些零碎的温暖。给人温暖和安慰的胡蝶，她又遇到谁，与谁朝夕相对？我读着胡蝶一生的故事，后来就喟叹她的不负期许。她曾说过自己是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女人，但我阅过了也越过了她一生的经历、归宿，她的行事为人和追求选择，我以为，她是一个处事传统而思想不传统的女人，她的思想观念有女性的生存局限和困惑，但在行为表现上她却始终很得体。这种得体，体现在她的低调、乖巧、包容、聪慧、坚韧等等方面，这些性格品质与她美丽的容貌和甜美的微笑融合，她能够最大限量地去得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她给自己取胡蝶的艺名，也真的是像一只张着翅膀的蝶，从青春年少到暮年老成，她扇动着翅膀坚定而又顽强地找寻花香的方向。而失去春天的日子里，她用寂静无声的双翅陪侍日升时的浩淼，那絮金带给她的斑斓和明亮在夜晚又是期待的街灯，亮在当街的路口，叫所有临近的人都有信心回家。
在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胡蝶从女性生存的角度演绎出了一部以柔克刚的声色剧。这部剧有瑕疵，但剧情审美，结局美满。
所以，她是大众的骄子，求证春暖的精灵。
而有这般光一样灿烂明亮的女子陪在所有人的身边，就像可以随时用手掬起一捧阳光；当我们把脸贴近掬起的阳光，又有谁不会觉得愉快呢。
胡蝶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电影皇后。她当选电影皇后的时候是1933年。这一年，上海《明星日报》发起了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这是三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电影明星的选举活动。《明星日报》希望能够因此“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
在此之前的1924年初，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在上海公演，这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黑白无声，却给长期处于封建束缚下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使得整个大上海流光溢彩，由电影引起的诸多话题成为当时上海滩的时尚，16岁的少女胡宝娟给自己取了一个胡蝶的名字，瞒着父母去投考当时由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等人主持的中华电影学校，并顺利地被录取。1925年，拍摄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第二部影片《战功》，这是她的处女作。
1924年到1927年，胡蝶相继在“天一”、“友联”等公司主演了《秋扇怨》、《梁祝痛史》等20余部古装片，如同一只斑斓的蝴蝶，历经了静谧而遥远的茧中领悟，已是流光记景，往事不回。1928年，她改投明星公司，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这部电影用蜡盘配音，胡蝶在片中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和压榨而毫无反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女性刻画得相当成功。该公司导演郑正秋、张石川认准了她的表演才华和在观众中的号召力，直至请人专为她写剧本，使她步入艺术事业的辉煌时期。这期间，左翼电影运动在“一二八”事变后风起云涌，一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大举进军电影界，为上海电影界带来了新气象。在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中，胡蝶饰演女主角秀娟，而后相继主演了左翼的电影《女权》、 《脂粉市场》、 《盐湖》、 《永远的微笑》 、《春水秋波》等影片。在郑正秋编导的有声片《姊妹花》中，胡蝶一人兼饰大宝、二宝两个外貌酷似，但身份悬殊、性格迥异的孪生姐妹，被认为是她电影生涯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作。这部影片在当时打破了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接连公映两个月不衰，盛况空前，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后来到东南亚、日本、西欧诸国上映，也大获好评。而后，她在影片《空谷兰》中又一次饰二角，依然演技精湛，巩固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如此，胡蝶便同几十个女演员一起被推选为《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的候选人。选举自1933年1月1日(即《明星日报》创刊之日)开始。半个月以后，《明星日报》逐日将选票数字刊登在报上，投票一直延续到2月28日下午10时截止。
最后胡蝶获得群众票选21334票，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国的第一个电影皇后。在夺得《明星日报》发起的影后选举桂冠后，1933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选举及1934年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又连续夺冠。1935年初，苏联举行莫斯科国际影展，中国电影界首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胡蝶因主演《姊妹花》和《渔光曲》而成为代表团中惟一的演员代表。影展结束后，胡蝶随团到伦敦、巴黎等地访问，这也是东西方电影人的第一次交流。回国后，她还撰写了一本《欧游杂记》。这段时间，是胡蝶展翅飞翔最美丽的日子，一丛桃花、柳浪闻莺，或是独自跳舞，她飞翔的微风安抚着那个年代的伤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安慰和欢欣。就连她自己也被这个名字深深地吸引到了如蝴蝶般的宿命中，她在临死之前曾经轻声念道：“蝴蝶就要飞走啦！”
胡蝶一生饰演过娘姨、慈母、教师、演员、娼妓、阔小姐、劳动妇女等多种角色，在先后主演的百余部影片中，她成功地饰演了中国不同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成为中国电影拓荒期和成长期的同步人和见证人，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和艺术成就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重要而独特的篇章。半个世纪之后，胡蝶在加拿大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在中华电影学校的时期虽然很短，却是我从事电影事业工作的开始。从这里我走向了这个万花筒式的银色世界，在舞台上也开始在人世上历尽酸甜苦辣，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时竟也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而为一了。” 我想，晚年的胡蝶是把对电影的领悟放在了人生的大范畴里。也确实是如此，电影是她传奇的根源，传奇的胡蝶却并不只是因为电影而被人们喜爱，电影不过像她的一个机遇而已。作为一个社会的公众人物，社交界的名媛，张恨水曾经评价说：“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张恨水此言是很点睛的。胡蝶是那个年代的美丽代表，芙蓉如面柳如眉，而且是一个懂得入世的美人。胡蝶的形象，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美女标准。她面貌甜美，身材挺秀，好看的眼睛妩媚而又不风尘，举手投足中流动着一种传统的、委婉的端庄气质，在银幕上经常以雍容华贵的妇人形象出现，特别是她的“梨涡浅笑”，很适合东方人的审美心理。但她在着装打扮上又非常准确地演绎了三十年代上海中西合璧的精髓。人们很容易记住并喜欢她的容貌，而在当时为数不多的走出家庭的女子中，她的坚强与乐观、她的进取与坦然、她的理性与乖巧等等性格因素，更是容易让人们感受到她的明媚，分享她的灿烂。
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女子，承接着整个社会的目光，我们可以想象她不可避免的一些是是非非。而身在乱世，自然也是谁也不能判断有什么样的磨难可能等在前面。事实上，胡蝶所遭遇的坎坷，远比普通人要多。“九一八”事变之夕，盛传张学良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拥胡蝶而舞，以致马君武作诗讽咏其事：“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一时间，胡蝶“美人祸水”的说法沸沸扬扬。而最让人们熟悉的，是胡蝶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一段往事。1942年香港继上海后沦陷，已经息影的胡蝶同家人在香港避难，日本人想利用文化名人宣传“中日亲善”，请胡蝶演观光片《胡蝶游东京》，胡蝶谎称怀有身孕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为寻找在途中丢失的全部家当而与戴笠有了牵连。50年后，她在《在重庆的日子》一书中回忆这些时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说胡蝶也未吃亏，她的丈夫潘有声因此在当时惟一对外通道的滇缅公路来回走单帮，有戴笠主管的货运稽查处免检放行，确也捞了一笔横财，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她平和地说：“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这就是胡蝶：体验到时世的苍茫而又能够淡漠从容。她积极地入世，并能够在每一次事到临头时水来土掩。从她的一生里去找寻，我发现她基本上不去问为什么。在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开始了少女的初恋，对象是该片的男主演林雪怀，1927年3月22日他们在上海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男人的臂膀却没有掌一盏黑夜中静静的灯，事事要依靠未婚妻的全力入心照顾，开销都是胡蝶拼命拍片的片酬。苦撑到了后来，林雪怀近乎无赖的行径使得胡蝶心力交瘁，胡蝶却没有像一些女人走进认命的套路，自己拼命拍片，打拼了一年，“蝶雪解约案”有了结果，与后来她托付了一生的潘有声结为夫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胡蝶处理事情的理性和决断。一个女人，感情的归宿总是要体现在美满姻缘上才有幸福可言，千百年来这对女人几乎就像是修炼成仙。事实上可以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现在依然如此。人类生生不息，但还是必须承认社会的男性主流现实。
胡蝶的入世，就是如此真切地体现于她的直面现实。她应该是本能地领悟了女人的天生弱势，因而人们看到她总是微笑着，一生里足迹连起来就是一条溪水，一路迤逦，弯弯曲曲中裹挟着自我的光辉和才情，维系着她对事业、个性和生活的坚持。像遭遇红颜祸水的误解、与戴笠在三个年头里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以及后来在1957年丈夫潘有声病倒住院，转让了与丈夫一起在香港经营兴华洋行和胡蝶牌热水瓶的所有产权，丈夫的生命仍未保住的凄苦难熬，所有这些让很多人都会觉得痛不欲生的打击，胡蝶都不在她的人生里显露出她的追问和挣扎，强化她的幸与不幸。她牢牢地抓住了身边的可触可感，清风明月而且一如既往。
曾经听到一首歌《不明白》，歌里说：天空的云是怎么飘，地上的花是怎么开，我从来不明白。春天的风是怎么吹，冬天的雪是怎么落，我从来不明白。从胡蝶这样一位女子的身上，我更确认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没必要去明白很多，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改变，不如考虑改变我们自己显得更为明智。而如果能以此种心态处之，所有的发生也就是常态而已，反倒容易找到解决之道。
很早的时候，胡蝶就说过浮生若梦的话。那是1935年，胡蝶28岁，在苏联参加国际电影节，突然听到了同乡同行好友阮玲玉服毒自杀的消息，胡蝶先是不信，说道：“怎会有这等事，又是小报造谣吧？”友人出示《申报》、《新闻报》的报道和照片，她长叹了一口气，潸然泪下：“我原以为不可能的。玲玉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多么好的演员，我比不过她。她见着人总是高高兴兴的，一副面孔和颜悦色，会自杀？真是的！尤其使我难过的是，我们这多年的友情，竟未能再见一次，便成永诀。浮生若梦，世事的变幻太让人惊讶了。” 有人认为，“胡蝶貌美，玲玉艺佳”。其实她们是各为类型。看了一些她们的资料片，看到胡蝶演的戏都比较静，而阮玲玉演的戏大多比较活泼。然而在生活中她们的表现完全相反。生活中的阮玲玉忧郁沉默，对自己身处之境专心致志。胡蝶长着翅膀，只待稍有风吹草动，便干净利落地飞到空中，尽其可能去脱离险境。她知道自己的渺小，飞到空中便好像没有了踪影，所以她老练世故，善于交际，合群而又善忘，凭借着柔软的身段与机智，她低调地找寻着与社会与人群的水乳交融，这样无论为蝶还是作茧，人们都很容易接纳和宽容她的美丽与不美。比如那时有一位“封面女郎”貂斑华与胡蝶长相极似，当胡蝶欧游归来，在轮埠上有记者举以相告。胡蝶不经意地一笑道：“哪里，应该说是我像貂斑华才对。”
再早一些的时候，胡蝶由天一公司到明星公司做演员，这时宣景琳是明星公司的当红名旦，两位女明星碰在一起，很容易当仁不让。宣景琳当时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应下来。两人之间的隔阂也由于合作就此不在。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而所谓睹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了局。胡蝶是一个长寿的女人，从1907年到1989年，在她80多年的一生中，该经历了多少变数，有多少选择会是情非得已，有多少快乐背后隐藏着无奈和悲哀，旁人都只能隔岸观火。而当事人的胡蝶自己，在80岁的时候回忆起来，恩怨纷争都是薄衣过得残冬的风轻云淡，一生的往事如云彩彼此拥抱，化为春雨清脆婉转敲击在玻璃窗上，发出好听的声响。
我于是又想起胡蝶在回忆阮玲玉时的一段话：“我到欧洲之前，到她家去第一次没有见到她，只见到她妈妈和她女儿小玉。后来又去了一次，她刚好在家，两人见面，十分高兴。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所以谈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谈到我这次出国访问，她也很高兴，也很感慨，她说：‘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这次机缘。’说着说着，大概触动了她的心事，她不觉眼圈红了。我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于此，我也就想，以我们今天的生存的悟性能否了悟这只蝶的生存法则呢？我是觉得，她让我有机会看到水做的女人水的能量和热情的释放，完成了那惊艳绝伦的一瞬，再别无遗憾地万川归海，也就少了一些的悲天悯人吧。虽是说今天的我们已不是胡蝶的时代，但无论远了近了，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不必要等到很久才会明白什么是年长岁老。来来往往里，一些人告别了，一些人还在，时间也总是在流变，但又有谁能够说，那些过去和未来的年代里肯定看不见你与我呢？
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胡蝶的生存智慧跟她少年时期的经历也是有些关联的。她原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父亲胡少贡在胡蝶很小的时候就在京奉铁路线上当总稽查。在胡蝶16岁进入到上海务本女中读书之前，她一直随家人奔波在铁路线上，四处迁徙的生活使得幼年的胡蝶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在阅人历事中积累了人情世故的经验，也多少让她耳濡目染了生存对舍与得的要求，漂泊不定的住所，不断的放弃和远离，客观上是容易让一个人在得失取舍上就事务实的。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的常态也不过如此。我记得是在《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一书里，看到过博尔赫斯说他把世界看作一个谜。而这个谜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可解。但是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个谜，而人们无需知道得更多。博尔赫斯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他许是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吧。而相对于动荡中求生的人们，合理不合理却只是一种矫情的奢侈。香港沦陷时，胡蝶就看到了影界姊妹悲惨的遭遇：以《驸马艳史》出名的红影星梅琦与“华南影帝”张瑛举行婚礼，日军当着新郎的面扒下了她洁白的婚纱。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胡蝶的忐忑和如履薄冰。她要挡住多少掠夺的手和窥视的心呢？令人惊奇的是：灾祸、动荡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极端或者僵硬无情。她也不是那种恃宠的女子，在电影里，她经常饰演富家小姐和贵妇人，生活中她却是做得了柴米夫妻，是一个愿跟普通、老实的商人过日子的妻子，息影后更是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经营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只可惜这段战后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了六年，潘有声就病逝了。丈夫的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悲哀，1959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已年过半百的胡蝶加盟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先后参加了《后门》、《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等的拍摄。其中《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而她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该片又捧走了日本文部大臣颁发的特别最佳电影奖。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怀念之情。为着这份对夫君的亲爱，在丈夫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胡蝶一直孀居。其间有痴恋她的朱坤芳向她求婚，她说：“非常可叹的是，我也只能辜负你的一片痴情，其实我根本就是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女人……” 朱坤芳早年因为迷恋胡蝶主演的影片时常逃学，后来弃学从影，又因胡蝶嫁了人而使他痛不欲生。在他准备投入黄浦江作为解脱时，突然萌发奇想：“胡蝶身患疑症，无人能医，如果我掌握了高超医术，就定能妙手回春救她生命。”于是，他重新振作精神，赴日本投考仙台医科大学攻读西医，继而又拜著名汉医为师，因而精通中西医术，成为横滨的著名医生。他思念着胡蝶，一直没有娶妻成家。从报上得知胡蝶痛失丈夫，他毅然停业奔赴香港，要帮心仪的女人渡过难关。正是朱坤芳的劝说鼓励和奔走使得胡蝶在50岁的时候重投电影，早早晚晚里能够安详飞翔。但胡蝶说：“朱先生，我胡蝶决非无情草木，可如今我的儿女都长大成人，我已经是当祖母的人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唉，原谅我吧，我实在对不起您啊!”我想，从这件事，我们多少可以理解到胡蝶对自己传统中国女性的定位。或者也正是她的传统定位组成了她一生细碎而实在的情形，所以她从不在想象中生活，她既是明星，又是千千万万的柴米妻子之一。她入世的时候一身光芒，出世时又能回归平凡，忍着委屈和风险去尽一份女性的哺育劬劳。也所以，她能掌握住自己，一旦情形好转，她便又积聚起飞翔的力量。既往也就是过眼云烟了。懂得追求也知道放弃，学会珍惜也能够遗忘，对一个弱势的女子，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生存能力和经验。由于胡蝶几乎是本能地乐观，加上明智的性格因素，幸与不幸，她都很容易看成一种常态。常态是什么呢？实则是如同击鼓传花的游戏，鼓点停了，停在谁就是谁，你参与了游戏，也就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拿了花起来跑就是了，一味地将常态强化为个案，对谁都很无趣。
这就是世上的事。很多事，终归是，我以为胡蝶洋溢着的乐观豁达在今天依然像一个故事一样动人，并修补着女人的弱势。而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只有乐观豁达的人才有坚强的本钱。亦此，胡蝶也就支持着并鼓舞着我们别来无恙，在自己的习惯中得到幸福。也如此，若说过去那个年代里胡蝶的生活是很好的或者幸运的，那么日子反复着继续着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更好的了。
而把日子糟蹋和对日子吝惜，又是各人自有所解，就如电影和生活，一个是给别人看，一个是给自己看。当然，也都随了日子的悠长，要荡漾到远处去。
潘玉良
姹紫嫣红遗落于身后
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倦，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容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流动在她的一生之间。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也流弹如雹或者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享用。
凌晨三点，我没有睡意。想着民国初期里一个叫潘玉良的女子。夜的暗色，平直而无声，像我和她之间滔滔的时光，我此刻寻她的某种桀骜不驯，像这暗色里一束能伤眼的白光，还有点诡谲。这大概因为她是那样叫人难以置信的一位奇女子吧。
孤儿——雏妓——小妾——画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这都是潘玉良。古今中外的经传中，她以不可代替的艺术史上的位置，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动荡和文化碰撞的社会巨大变革背景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由于她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她的传奇色彩，隔了半个世纪，纵横交错在了我们的今天。在那样的一个战乱年代里，她只身两次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的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五十多个春秋。在这段身处异乡的经历中，作为外国人眼中有艺术天分的中国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二十多个奖项。她一生最大的荣誉是1959年9月巴黎大学把它设立的多尔烈奖，奖给了她这个中国女子，这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形佩章授给了她。她还是一位雕塑家，她创作的雕塑《格鲁赛头像》、 《蒙德梭鲁头像》，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专家们说，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她的绘画有雕塑感，她的雕塑又有绘画的浑厚。
大多数的人知道潘玉良，多是从影视剧里。有几个版本，都由倾城美女演绎，多是小桥流水或者水榭庭院一般的东方韵致。在时光里回溯，我的嗅觉里却没有这般想像的香艳，潘玉良全然不是水做的女子。她，在绝对的男权社会里，把所有的伤和痛都背负着，气象峥嵘，明明已身心疲惫，也还是以一种赤着足的方式走路。而且一路斑斓。
看了很多写她的文字，知道她生于贫民家庭，当雏妓是因为她一岁时丧父，两岁时姐姐死了，到了八岁时母亲也不幸离世。失却了生存支柱，她被舅舅收养。在她13岁那年，为偿还赌债舅舅把她卖给了芜湖城里的怡春院。在妓院四年之中，她因拒绝接客，逃跑、毁容、上吊数回，直至这命运在后来被一个叫潘赞化的男人逆转。
除了在妓院学习过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过京戏里的老生，她没有受过基本的文化教育。自幼沦落风尘，是纠缠了她一辈子的伤痛，令她一辈子都要痛得窒息。
四年青楼女子的生活，却并不让她风情万种，她甚至没有一般女子的娇媚可人。
她的同班同学、老画家刘苇(倪贻德夫人)说，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方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被她赏以耳光。
看她的自画像，和她留下来的照片大体是一致的：狮子鼻、厚嘴唇，平庸的相貌。
如此种种吧，使她几乎别无选择地，倔强着，坚强着，执拗着，并这般强壮起来。
在她的传奇色彩中，有两个男人不可忽略。这两个男人对于潘玉良，一个像山，一个像水，如同经过命运或者天意的挑剔和筛选，给予了一个女人一生流连盘桓的底蕴。应该说，无论过去还是今天，一个女人能够脱颖而出，都不知要经过多少男人的手。对此，潘玉良也只能像绕不过风一样需要男人的手托着她。不过，她却不是因了千媚百态，或者花枝招展。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这是一曲古调的《卜算子》，潘玉良在轻拨琵琶为芜湖新上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弹唱的时候，才17岁。她并不知道这个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桐城才子，会像天意一样在这一天改写她的一生。此时她叫陈秀清，当地乡绅富豪为了讨好潘赞化，从怡春院选了她来弦歌助兴。
然后是潘赞化看着凄怨悲凉的风在这弦歌中弥漫，像忧伤的阳光慢慢地洒遍自己。这个长她12岁、又有了妻儿的男人，用他可能的一切方式开始爱护她。1913年，在陈独秀先生的证婚下，他们结成夫妻。新婚之夜，玉良改姓潘，叫潘玉良。
从此后潘玉良一直以潘赞化的夫人为其本分，却又始终因小妾的身份而在当时保守的中国世俗社会中难以立足，最后只得远走法国，长眠异土。
因为自己的一刻一缕的感受和心情，为中国增添了一名世界性的艺术家，这无论是在最初的偶遇中，还是在后来他们一起或近或远、或是喧哗或是宁静穿越的时光里，这恐怕也是赞化先生所意外的。而对于潘玉良，赞化先生就像一座山，一座可依可靠可安心并注定要培植她的男人山。据记载，潘赞化本人在外形上端庄浑厚，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一个革命者，参加过蔡锷将军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时任旅长。他还是陈独秀先生的老友，主张男女平权。
一个正直的、有同情心并也有能力去呵护女人的男人。
想来，他早期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助，更可能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但是，他为潘玉良所做的种种，就是放在几十年过去了的今天，也是要让人肃然敬佩的。
在那个年代冷的眼、暖的眉中，潘玉良的岁月因了这个男人多了许多无辜的疼，也多了更多女人们一生所求而不能得到的宠。
赎出潘玉良后，赞化先生便请了教师教她识字。后来，拗不过玉良在最初时的一己之趣，让邻居洪野先生教她绘画，直至帮助她进入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再后来，赞化先生从上海把她送过重洋，让她满怀憧憬地踏出了求学欧洲的第一步。到达法国后，她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1923年，她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这期间，她与徐悲鸿同班，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绘画，一时间日暖云轻。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这期间，为了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她在黄山、庐山、扬子江等地的峰巅峡谷写生，风餐露宿。在从事美术教学和研究上的同时笔耕不辍，先后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再后来，是1937年，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主要是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与她不能相容，不愿让丈夫为难的潘玉良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个人画展的机会再赴欧洲，此后就客居巴黎。
有另外一个男人，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个别的知己。这个男人名叫王守义。王守义出生于河北高阳县农村，有说曾做过潘玉良的学生，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巴黎开中餐馆。潘玉良在她的后半生与王守义相依为命，冷夜不惧寒意，是在她第二次去法国后。
她再到法国时，正值欧战前夕，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战争时期，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的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潘玉良境况窘迫，王守义的接济使她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潘赞化去世后，潘玉良和王守义同居，直到去世。
王守义对于潘玉良，是一种水的滋润。庭院深深中的那种小榭流水。这样的滋润，是可以叫女人安静的：放了心很踏实地来过自己一分一秒的生活。
王守义还是潘玉良从事绘画和雕塑时的助手、追随者，或者仰慕者。他懂得欣赏潘玉良的品德和才情，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她，在她的孤独和寂寞里邂逅了很多的温暖。这是潘玉良的一种幸福。这幸福的模式也是很多女人想要的：平淡而真实的归宿。有风的时候，这个男人会牵着女人的手放进他外套的口袋里，然后相视一笑。
大致上，潘玉良就这么经历过来。然而，在这经历里，我体悟着她的沧桑却又不能解语的，是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潘玉良所走过的每一步，该都是在以最拼命的方式迈出。虽有人同行或转眸向她，她自己也只能无奈看着有刺扎进足心，通到心里如流水汹涌。她是认了这份苦却不服输的，因而，每一步也就如赤着足行走一般，其中滋味，也就只有心能体悟。
有一张潘玉良于1931年5月在天津拍摄的照片，是当时记者采访时拍摄的。看过后就不能释怀。潘玉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随徐悲鸿夫妇来到天津，当时她已是大画家，照片当中的潘玉良却是没有姹紫嫣红的欢愉，显然的孤寂和忧郁隔着时空，依然流露着苦涩。
她就是这么活在这样的内心里活了一辈子吧。
在一天天的日子里，她又是极能耐苦的，耐苦而没看到她说苦。在巴黎学画时，她一度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忍饥挨饿几近失明。为了多临摹一些大师们的作品，她极少在星期天休息。天还没亮，她就起来，带上画具，往罗浮宫去。常常是口干舌焦，腹痛恶心，饥不择食地啃一块冷面包。第一次赴欧洲留学，虽说有潘赞化周旋，但她是自己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为了不错失这次留学的机会，她忍痛扼杀了腹中的胎儿，在习画的同时初步掌握了法语。
而此之前，作为上海美专唯一的女生，后来又被好事者打听到她的青楼出身，所要面对的流言飞语漫天飞舞，其内心的苦楚也是可以想见。她的晚年很凄凉。巴黎是高消费的城市，她为人忠厚诚实，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她更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卖画极少。到了晚年，年老体衰，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1977年7月22日，在贫病交迫之中，默默地离开人世。
能找到的她所有的照片，或者她的自画像，没有见过她灿烂地笑着的。而以她生前就有的影响和成就，她该是可以如此骄傲地笑的。
先为雏妓，后为小妾，她的内心其实一直自卑、敏感、怯懦、孤独。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她经常描绘的题材。我想，她是刻意的吧，有她对生命过程的诠释，也有她后来对命运莫测的宿命理解。
一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怠，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
耐苦并不说苦，是一种意志力，源于她的极其要强。她因为青楼女子的经历一意要证明自己，也一意要在男权社会里扬眉吐气。这是女性的一种自爱，也是弱者的一种坚韧，这样的坚韧和自爱潜移默化，是她一生的自我定位。认识潘玉良的人回忆说，在巴黎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 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在潘玉良事业的鼎盛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的诽谤攻击。
玉良不为所动，还之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隐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在我的这个夜晚里暗夜纯白。我看到，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游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也流弹如雹或者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享用。
当然，所有人的各种际遇都是难以预料的吧，就像此刻之前，我没有料到会因为某个偶然去寻这个几十年前的女子一样。
而这个时候，我在一个世纪流离的时光里见过了太多的流逝和褪色，仍会惊异于这个女子带给我的繁花似锦。在我已经难以承受记忆中的完美被时光磨损时，我喜欢这繁花似锦中的温暖，而且是长久的温暖。就如春季的阳光，和煦地照进窗口，暖意却直抵午后，以至向晚。
从雏妓到画家，在中国近现代画史里一枝独秀被记忆着的女子潘玉良，此刻让我在时光之海里远渡。近一个世纪前的熙熙攘攘，就这样在我的手心里像泪花一样地盛开，所有流离的时光这时都聚拢起来，让我是那么近的、可以像河的此岸对着彼岸一样去领略她慢慢跋涉的身影。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逆流的林海音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
北京冬天的夜晚是空寂的。随着夜深，只见好大的寒意，窗户的玻璃上渐渐地贮起了冰凉的花，天和地都寂下去，物是人非一般。
我坐在有暖气的屋里，穿了一件有些怀旧的花布棉衣，在故去的点点滴滴的时光里追寻林海音先生。棉衣所用的花布料据说是由一些植物印染的，花在布上很朦胧，衣服也就很安静，一如我现在的心情。
这种氛围很适合怀旧。尤其是林海音先生是在北京生活过很多年的，这样冬日里不去睡眠的夜晚，她许也是有过的。在这以前，我在斑驳的岁月里，以近乎迷离的味道，面对或擦肩，追寻一些在时光的背后顶天立地的女子渐次辽远起来的身影。沉醉不知归路。
忆旧总是让人伤怀的，光阴里的岁月都如同经历过秋风。这样去体验一些我没有过的生活和无缘面对的人，就如同“银汉无声转玉盘”，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模糊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