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形里,林海音先生却如初春里开得满树满眼的花儿，一枝一串的，带着很密很厚的阳光的气息凭空里漫来，灿烂和妩媚，把一切都舒展开来。
林海音，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籍台湾苗栗，父母早年在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三岁随父母返台，五岁来到北京， 19岁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担任了《世界日报 》记者，21岁时与该报编辑、出身书香世家的夏承楹结婚，在北京生活25年,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2001年12月1日在台北辞世。
在北平成长，在台北发亮发光。林海音，一位儿女绕膝、贤妻良母型的职业妇女，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一个职业编辑，一个专业出版人。一个一口京腔儿、“比北平人还要北平”的老北京。一个在每个角色上都做得很成功的美丽亲切、乐观奋斗、雍容温雅的中国优秀女性。在台湾，她被誉为文坛“极为优秀的掌门人”。在大陆，她被赞为“两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鸟，两岸文学界祖母级伯乐式的核心人物”。林海音的一生，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一个有着进取的内心、积极入世的普通女子的成功生存实践，构建了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有着背景和契机的某种偶然性，但与个体关联，却是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了个人的性格性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必然性。
最早知道林海音，是看吴贻弓导演拍的电影《城南旧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京城，一个外来的小女孩英子，她还没有受过社会的薰染，用纯洁的眼光看着世界，看生活在底层的一些北京人的命运跌宕，还有运煤的骆驼队。骆驼的队伍过去了，驼铃声“当、当、当”地响,“长亭外，古道边……”悠远的画面里，那首清丽而感伤的《骊歌》吹散得如此辽远又如此悠扬，我就这样知道了有一个作家叫林海音。
后来就读了林海音以老北京城为背景写作的系列小说。读了她写的很多的书。
作为作家的林海音，“写作的兴趣是那么高昂。”“原来我所写的，数来数去，全是陈谷子、烂芝麻呀！但是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呢！”这是她对自己一生写作的评述。写作，是她的生命支柱，也是她精神和平日里生活的写照。她曾借用贝多芬的话， 说：“为何我写作？我心所蓄藏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写作。”
林海音的写作生涯，与她的职业一起开始。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她在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做记者，采访文教及妇女新闻。《世界日报》的办公室不大，编辑部摆了一长排桌子，为了节省空间，上晚班的和上白天班的共用一张办公桌。当时的海音被分配到和主编《学生生活》版的夏承楹共用一张办公桌。夏承楹做编辑，上白天班，下午发完稿就下班。海音白天在外头跑新闻，晚上才回报社写稿。两人各持有一副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这张桌子由此也种下了她和夏承楹的一生情缘。自此以后，文字成为林海音的一种人生体验形式，夏承楹与林海音一生执手，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相濡以沫。
多年后，林海音回忆说：“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1948年从北京返回台湾后，林海音为家所累，不得不放弃工作居家围着孩子和锅台转。而这时的林海音，已在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潮流中把自己变成了一条逆流的鱼，几千年里千百万女人几乎殊途同归的依附男权社会的宿命色彩，在她的认知里如黄叶摇落，自强而不懈怠的性格，落英流水一般洗亮相夫教子的日子。理家之余她笔耕墨耨，写作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树》。《冬青树》于1955年出版，是一部专写家庭琐事的散文集，读者看到了一个非常开朗、快乐的家庭主妇。比如她提到台风天或下雨天地上积水，孩子兴奋地跑出去玩水，孩子的姥姥指责做母亲的不好好管小孩，但林海音却觉得小孩子就应该如此，自己也很想加入呢！当时这本集子出版时，有人认为她尽写身边琐事，很小家子气。丈夫夏承楹不以为然，为其作序。他说，结识林海音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收获，林海音为他生了四个儿女是她的最大成就，林海音以文债抵了儿女债。夏承楹这样以幽默欣赏和护卫林海音。一如当初他们恋爱时，他对海音自小失去父亲引导，却以优秀的成绩念完北平新专，然后自立，认真工作，赚钱养家，心里很是尊敬。
自1957年起，林海音陆续写作以老北京生活为背景的系列小说，1960年冠以《城南旧事》的书名结集出版，当时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年后，《城南旧事》被大陆引进，拍成电影，一夜誉满天下。1998年，“世界华文作家大会”授予她“终身成就奖”。
林海音的小说以同情之笔写女性，她多种文体的作品都体现着很强的女性意识。
她说过自己对 “五四”文学传统情有独钟。她说：“我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上。新文化运动产生时，我才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女婴，我是跟着这运动长大的。”在林海音的青少年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巨变。新兴大城市崛起，现代通商口岸代替了原先郡县城市的中心地位，民间工业迅速成长；社会变革促使乡绅从农村搬到了城里，城市代替了农村，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大家庭开始解体，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核心小家庭中。新式教育普及并培养出大批新知识分子。
在中国社会的草长莺飞、桑田变迁中，林海音是很幸运的。她相对殷实的家庭环境，和处在巨变中社会心理相对稳定的北京城当时开放的生活，都使她能够追逐时代潮流，接受到新式的教育，成长为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自尊、自爱、自强的新女性。她的青春亦因此花开繁华。她的人生，便也如同时光中的树，风动草动中，夏来春去里，扎根旷野里生动着、苍翠地生长。
她曾说自己受过“五四”的洗礼，她已经跳过来了，可是她看到许多在传统之下被压抑受痛苦的女性挣扎的心路历程，她用笔关注她们。这种体现在林海音作品里的女性意识，也是林海音的作品能够经受时间磨蚀的原因。
林海音的文笔语言，有细雨如诗般的温婉，有青灯古佛的恬淡，是一个有内涵的、善解人意的女作家呈给读者的优雅和宁和。她那么流水一样的, 浅淡地带你在字里行间蜿蜒穿行。一幕幕的，轻舒漫卷的，把一些世事人情铺展开来。读林海音写的书，也总是不倦的。就像是择了天晴而风和的日子，搭了船，悠悠走着，在白墙灰瓦的水乡里徜徉，走完了河，再进入湾。从容之中只任凭不紧不慢的河水把搭船的人浮载到想要停泊的地方。那般自然又安宁地，久久让人沉浸着，不愿出来。
真所谓文如其人。为人妻母和作为职业编辑、出版人的林海音就是这样，物换星移里明月轻舟的过往，弹指而笑间横笛吹箫，体现的是干练和侠胆。
她的女儿夏祖丽说，母亲一生这样的一个历程，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夏祖丽是在写作出版了林海音的传记后作如此说的。在这本传记里，夏祖丽除了呈现一个作家丰富的一生外，还想让读者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其实，林海音的一生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但是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在每个情境的转换中，都能看到林海音是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面对困境、开创新局面的。” 夏祖丽这样评述母亲。
夏祖丽说，林海音很喜欢帮助别人，有一种侠女的义气，她经常说，这个人作品这么好都没出成书，我一定要给他出书。
林海音坦言：“我实在热爱编辑工作。”
林海音一生，作家对她来说是“业余”，编辑却是终身。77岁的林海音在关闭她经营了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时，对人说：“忍不住想哭。”
1948年回到台湾后，她先后担任《国语日报》编辑，台湾最大的报纸《联合报》副刊《联合副刊》的主编，兼任《文星》编辑，《纯文学月刊》 及纯文学出版社的主编、发行人,成为最著名的老编辑和出版家,被誉为“台湾出版界的常青树”。
林海音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很漂亮的、努力工作而且善于工作的、乐于帮助别人而且非常有正义感的职业女性，许多文学青年在她的培植下成长起来，很多作家在她的帮助下圆了文学梦。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是很荒芜沉寂的，一方面是台湾省籍作家面对语文转换后运用中文写作觉得困难，一方面40年代到50年代的政治弹压，也造成了台湾省籍作家的萎缩和退避。在这样的情况下，林海音以主编的《联合副刊》为园地发掘人才，培养作家，在本土作家中播下许多信心的种子。这段职业生涯里，她对于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本土作家钟理和的帮助，成为台湾文坛很感动人的故事。在钟理和备受挤压、贫病交加时，林海音大量编发其作品，努力扩大他的影响，是“惟一给钟理和带来过一抹欢笑的人”。他突然病故后，林海音挥泪赶写悼文，又整理出版了《钟理和全集》，还在他的故乡建立了“钟理和纪念馆”——台湾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作家纪念馆。1984年，《香港文学》采访林海音，记者提到是她提携了黄春明、钟理和等作家时，林海音说：“既然许多作家这么表示，我多少能使他们走上文学道路，我也很高兴。”
林海音很喜欢拍照，拥有好几十本文友的照片，她曾在《联合副刊》写过专栏《剪影话文坛》，回忆她与作家及文坛的关系。读者从这些照片和她的文章中感受到文人的生活、作家和文学的魅力，这也对一些心有萌动的读者起到文学的启蒙作用。
1967年林海音创办《纯文学月刊》，她认为当时的台湾没有一份较为严肃且有水准的文学刊物，她并在《纯文学月刊》出刊的第二年成立纯文学出版社，纯文学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出版影响很大，带动了台湾的整个文学出版。
林海音把纯文学出版社经营得非常成功。开端是她慧眼识金，出版了一套16卷本《改变历史的书》。这套书原是美国出版的，相中出版这套书，表现了林海音的魄力和编辑眼光。当时，连译者自己也劝她别犯傻冒险，要赔大本的。林海音认定这套书对读者了解西方文明进程的价值很高，向译者拍胸脯：“赔本儿我都出，好书应该出版。”这套书销路很好，并为新成立的出版社创了品牌。
后来，作家们一直把纯文学出版社当作朋友和娘家。经营纯文学出版社的二十多年里，林海音济困扶危，为纯文学发展呕心沥血的侠义行为，一直传为台湾文坛的佳话。一次林海音偶从报上看到《高山青》歌词的作者邓禹平穷困潦倒，半身不遂，出书无门，便提着营养品登门拜访，为他出版了《我存在，因为爱，因为歌》，使邓禹平老泪纵横。老作家苏雪林撰写的《屈赋研究》因冷僻鲜有人问津，出版社退给她一屋子书。林海音全部买下，后来全部捐给了图书馆和学校。林海音与作家的互动关系非常好，在林海音的传记里有一章“林海音的家就是半个文坛”，说林海音常约文友到家里吃饭，大家有事也约在她那儿碰面，常常是朋友又带朋友来，大家说，她为台湾文坛创造了一个文学社群的印象。
1995年，林海音77岁，夏承楹85岁，四个儿女全在国外。她已无力继续经营出版社了。有人建议，把这块金字招牌转让、出售。林海音顾虑续办者难以坚持原来风格，不一定能善终，毅然决定停业。她把库存的80000册图书全部捐给图书馆、学校，把所有作品的版权全部归还作者。凡库内有少量存书的，全部送作者。有的作者过意不去，坚持要买。她坚决不肯，“出版社结束了，不是营业，只送不卖。”
作为“两岸文学的交流使者”，纯文学出版社还是林海音“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的一座桥梁。1990年，林海音回到阔别了41年的祖国大陆，发现中国现代文学馆缺乏台湾藏书，返台后立即寄赠纯文学出版社开业24年出版的全套文学书籍，以及已经绝版的全套《纯文学月刊》。同时她还以个人的影响、号召力，动员台湾其他文学出版社向祖国大陆捐赠书籍。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馆图书库的台湾文库，成为了颇具规模的台湾文学资料中心，极大地方便了祖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此后，实现两岸“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是她晚年坚持不懈奋斗的目标。她以年迈体弱之身，在晚年多次来祖国大陆，担任了名副其实的顾问，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了《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这套丛书出版后，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她又把祖国大陆学者为每位台湾作家写的导读性论文，附上自己撰写的《总序》，推荐给台湾《中华日报》副刊连载。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 ，其所占篇幅之大，所刊时间之长，在台湾报刊都是绝无仅有的，成为两岸文学交流的盛事。
跋山涉水，乐此不疲，这样的一位女性，以这般的皑皑不绝一仰难尽，这么一路错叠在时光流逝里，饶你多少豪情侠气，在领略她时，怕也会说是百年里都难睹的女子。
这样说，也因为为人妻母的林海音，也是这样叫人喜悦着，一如暗香浮动，花意袭人。
林海音的著作中有一本名曰《生活者 林海音》，她是以生活者为荣。生活者，北京话过日子的人。她是贤妻良母。早年学缝纫、打毛衣、学书法、学画画、学电子琴、学开车……她爱丈夫，自己病了，要住院，她第一个反应是丈夫怎么办。社务家事烦了，她就给朋友打电话：“实在受不了了，玩两圈吧。”她打麻将不会算计，十打九输。有朋友给她取了外号“林大输”。要是某日手气好，赢了钱，就会说：“今儿打折，给一半算了。”她喜欢照相，爱给朋友们照，照完立即就洗，分送大家。她不乏幽默，在丈夫与儿子合影背后题字是“凡夫俗子”。
刚到台湾时，家境不好，女儿裤子破了，她在洞上缝上小动物图案……
“她真的是一位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又热爱生命的女性，一路走来，她始终睁着英子的那双眼睛在看世界，认真地活过每一天。”夏祖丽这样敬佩着自己的母亲。
确乎如此。在时间迅疾的脚步后边，林海音就是这样一位美丽又闪亮的女子。在她近乎完美的人生里，她受着命运的眷顾和宠爱，又用自信和丰盈的心灵把握并灌溉着命运的纤脉，无论时世艰辛或是莺歌深邃，她都满怀了希望去生活，攀登和经受、感受和突破着生命的强大与弱小，欣慰着太阳晒出来的、霜打雨刷后的华美。
她其实是有很大的本钱可以安身立命的：出生殷实人家，有极美丽的容貌，从小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开明的环境和氛围中成长，聪慧随和，婚姻幸福。仅此，亦是千万女性毕生所求。林海音却是极其自爱，又自立自强地苛求着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她幸福着，也把幸福和温暖给予别人。
而一场红尘之中，刹那芳华，却又有多少的山重水复。能如此的经风沐雨，却又不留风、也不留雨地繁茂着自己的娇艳，这般地粲然和晴朗，是受命运眷顾和宠爱，又在于有着不断地对命运的超越和攀升。
林海音在青年时代曾经演过话剧。她后来写文章时说，一场戏就像一桌筵席，过去就过去了。我在写作这篇文稿时无意读到她的这些话，一下就怔了半时。关于人生，人们总爱说那是每一个人的大舞台。如此想来，林海音的一生，该可以说是一场盛宴的。一场盛宴过去了，留给人们的便该是悠远长久的、缓慢而有力地渗透在生活里的记忆。
心头这样想过，只觉得这一个晚上，荟萃了她几十年的生命气象，暖意皓皓。窗外，玻璃上一簇簇的冰花带着水意轻轻地滑落了。
便是万籁俱寂。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斛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林海音 新建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我们毕业生坐在前八排，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间位子上。我的衣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戴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时一样！”
爸爸病倒了，他住在医院里不能来。
昨天我去看爸爸，他的喉咙肿胀着，声音是低哑的。我告诉爸，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并且致谢词。我问爸，能不能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六年前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次欢送毕业同学同乐会时，曾经要我好好用功，六年后也代表同学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今天，“六年后”到了，我真的被选做这件事。
爸爸哑着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说：“我怎么能够去？”
但是我说：“爸爸，你不去，我很害怕，你在台底下，我上台说话就不发慌了。”
爸爸说：“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爸爸看着我，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后，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学校去，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可不能迟到！”
“我知道，爸爸。”
“没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并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经大了，是不是？”
“是。”我虽然这么答应了，但是觉得爸爸讲的话很使我不舒服，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床的毛病。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扎辫子，换制服，再到学校去，准又是一进教室被罚站在门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却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奔向学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
有一天，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不得了。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和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举着一把大油纸伞，走向学校去！
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
等一下，妈妈进来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皱紧了眉头，低声向妈哀求说：“妈，今天晚了，我就不去上学了吧？”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在床前来，瞪着我：“怎么还不起来，快起！快起！”
“晚了！爸！”我硬着头皮说。
“晚了也得去，怎么可以逃学！起！”
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但是我怎么啦！居然有勇气不挪窝。
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倒转来拿，藤鞭子在空中一抡，就发出咻咻的声音，我挨打了！
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
老师教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搭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正在静默的当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势告诉我，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头看，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面前。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她教我跳舞。
啊！这样的早晨，一年年都过去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
当当当，钟响了，毕业典礼就要开始。看外面的天，有点阴，我忽然想，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给我送来花夹袄？我又想，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节，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那么大。如果秋天来了，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客厅的花架上吗？
爸是多么喜欢花。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的伯伯对爸爸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我才十二岁……
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各位同学都毕业了，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爸爸也不拿我当孩子了，他说：“英子，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
“爸爸！”
“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你最大。”
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填上“金柒拾圆也”，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儿！
我虽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闯练，闯练，英子。”我临去时爸爸还这样叮嘱我。
我心情紧张，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蒲公英。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个枝子，散散落落地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给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她们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林徽因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一年的四月天刚刚过去。风吹过初夏的某个黄昏。我把电脑里一组用排箫吹奏的乐曲打开，然后像旅行一样，在林徽因的时光里一直走。
一直走。
时间往回走，风隔着世纪的时光吹拂一个女人白色的衣裙。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女人的地位低于男人。这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男子休妻的“七出”之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阳总是优越于阴。即使柔弱能胜刚强，柔、弱、暗、下也总是卑微的，刚、强、明、上则是尊贵的。二者虽然被认为是应当相互和谐的，但还是有尊卑上下之分。
在人类进入文明史的几千年里，中国的女性一般都被藏在历史的黑洞中。这个黑洞是女子们的闺房，只有住在这个房里的人才知晓一切。
20世纪初，一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进行民族自省的思想文化运动，使中国女性的地位开始有了改变。中国妇女先觉者以与新文化运动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开始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些有别于传统女子的新女性，看到了她们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
但是，这一批批女性觉悟者的探索并不顺利。
这种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又是由男人主导和推动的。探索者中真正有清晰认识的理性自觉者并不太多，她们既没有组织也缺乏交流，溃不成军。而在这些可数的女子中，惨淡经营并满目疮痍者不乏其人。真正的幸运者则寥寥无几。
林徽因是这个探索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
说她很特别，第一要素当然是她取得了探索的成功。而且她找到的道路华丽而完美。在上个世纪留给我们的记忆中，她不但是优雅睿智的美女才女，而且是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的职业女性和有成就的专业工作者。
她的名字与三个顶级的男人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天才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金岳霖。
梁思成是她的夫君。对她既呵护体贴，又理解欣赏。他们一生相濡以沫。徐志摩把她作为诗意的源泉，情感的梦幻，后来为听她的演讲魂归蓝天。金岳霖则是为她固守自己的柏拉图式爱情，终身没有娶妻生子，却一生相伴其邻。
而林徽因自己，是建筑师、教授、诗人和作家。
上世纪30年代以来，她在文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从1930年到1945年，她与梁思成一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保护了不少古城，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不少奥秘，协助梁思成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她在建筑领域的成就，还体现在参与设计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改造传统景泰蓝，和梁思成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撰写《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建筑方面的著述，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专业造诣不让须眉。有一幅照片记录了她和梁思成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考察测绘古建筑的情形，所以她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
在文学方面，她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激昂》、《昼梦》、《冥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
其中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击节叹赏，几乎是字字珠玉。
林徽因原本是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的大家闺秀。她本是可以依附豪华的家庭背景舒适地做太太的。把自己置于男性主流社会，谋求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与社会客观认知相吻合的各个角色定位，而且是做到了这些角色的塔尖位置，这既是对林徽因作为个体的一种安慰，也使我们在审视中国女性生存空间时获得了内涵丰富的某种价值认定。
我以为，无论是相对妇女解放，还是着眼人类个体的社会生存，人们在进行衡量的时候都是依据某种标准的。这是社会和人的势利，但也说明了社会和人生的现实。因此，一个成功的模式，在它出现并被认可的时候，也就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务实性的对照和目标。
由此，人生这个很不好具体说明的概念，也就有了务实和比较。但这种比较同时又是一种控制，对其他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和价值认定的控制。研究林徽因，对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女人们的生活，也就很为实际。
从林徽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当时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中国妇女解放这样一种社会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是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女性要真正实现解放，其关键的标志就是生存独立和感情独立。生存独立是一个物质层面。即女性在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对这一角色进行审视评判时，要确认自己有能力挣钱养活自己。
这是独立的基本保障。
生存独立了，才可能延伸到感情独立的问题。什么是感情独立呢？大概就是你可以不会因为男人的感情背叛要死要活，不会因为男人半夜不回家而疑是银河落九天，以泪洗面至天明。
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做到生存和感情独立，就可能再延伸到以一生之老平静而清醒地凝视人生的风云激荡，坦然面对一切的流离失所。这是更高层面的解放：精神层面的自控。如此，成功才具有完整性。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生体验才能将生命的幸福和苦难理解。
林徽因所取得的，就是这样的完整的成功。在不可把握的年代，她差不多是用完美而又优美的姿态做到了这一步。
说完美，指的是无论是为人师、为人母，还是为人妻、为人友，她的每一个人生角色都完整而让人倾羡。说优美，则因为她有能力自己赚钱买花戴，男人却偏偏愿意用万枝千把的花簇拥她。如同千年的精灵修炼成仙。
这么说，自然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一个人被社会和人群认可或者说被接纳的程度。而一个人能够被社会接受到什么程度，其实自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的。女人们若是要与社会相处愉悦，大抵有几种情况：是否可爱是一种基本修炼。在此基础上有些丽质，是进一步的要求。然后是气质、内涵、才华学识等等，这些就是很高的要求了。倘若能够如此，这个女子一般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
也许能够做到的女人不是很多吧。而社会当然是既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的。
这也是我们解读林徽因的前提。
在生存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林徽因寻求到了与男性社会完美的结盟。甚至可以说，她试探到了女性和男性完美平衡的边界。
这个名字后面鼎盛繁华过的特别女子，已经成为中国男人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男人们对女性的一种理想。林徽因自己也许并不自知，但她营造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惊喜。而且远比她自己留给世界的记忆更深刻、更生动鲜活，牵动着今天的我们对着时空长久地凝望。
她隐含的奢华，明净的优雅，静谧的吸引，她的智慧、美貌、能力，再过多少年也是时尚，是美丽，是与未来同等重要的情感欲望在美学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而男人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女人们自然是要十分注意的。因为这世界原本就是男人被女人所激发，女人因男人而表现。
如此，这个已经故去半个世纪的女子便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始终没有随着时光远离我们。我们参加关于她的研讨会、纪念会，研读多个出版机构争相为她出版的不同版本的传记。从这些大量的回忆文字和资料以及影视音像中，点点滴滴的林徽因不但生动呈现，而且已经在我们喧嚣的生活中演变为一种审美，一种符号，一种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后的精神情调或者情结。
而一旦某个人、某件物事有了抽象的意义，这个人、这个物什也就脱离个体成了一种现象，一个目标，一种时尚和追求。
在这个背景下读林徽因，我便如同傍晚堵车迟归一样，在林徽因斑斓华丽的时光里迟迟不能找出这时光之长街的出口。
起风的窗外，是白杨树的叶子在发出沙子撞击一样的哗声。
天地苍苍。
我无语。我心里想：把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中的一些句子改几个字，恐怕可以表述我对林徽因的感受：那时光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这是林徽因离我的距离。是我们很多女人与林徽因的距离。
我研读了有关林徽因的大量资料，仍然不能把握。
但我一直在想，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半个世纪都是不短的时光。我们在这不短的时光里碰到了很多人，遭遇了很多的事，岁月铺陈，很多人在来来去去，所谓遍地英雄下夕烟。为什么是林徽因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又这样深刻地影响我们呢？
流行的说法有三：一是她的美貌与气质；二是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三是她多方面的才华。
但我以为，若仅以此论，她却并不凤毛麟角。这几条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前提而已。我想，一定有一些更重要更实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如同某个元素放进去后，发生了突变，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独立体。
我思考着这样的关节点。我以为，林徽因现象，说到底还是与中国的男性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联系在一起。
先天优越而又后天自觉的林徽因受到这两种文化的培育，像黎明抵达，像岛屿浮出海面，以可感可触可视的真实个体和偶合的质感，满足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男人们精神意识的无限可能性：林徽因式的女子，是这个男性群体的精神寄托。
如此，又惹来众多女人生生不息的注视和乐此不彼的参与。
因为男人们需要这种寄托。而女人们幻想成为林徽因。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
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间著名的客厅。众多文章和书籍资料都有过记录。
从这些文字中我知道这间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有闲的时候，林徽因穿一袭白色绣花长袍，点一炷清香，对着满池荷花写诗。
这间客厅的名字，该是得于冰心写了《我们太太的客厅》的一篇小说。冰心写这篇小说是在林徽因生前，有说冰心以小说中那个热衷交际、手腕灵活的女人暗讽林徽因。还有说林徽因看到这篇小说时，正好从山西考察回来，于是带了一坛老陈醋送给冰心。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众多关于林徽因的记载中少有的对她的不利或者叫挑剔。然而后来冰心对此事专门进行了解释和否认。
而这间客厅的著名，则是因为它在这个沙龙聚会中所盛载的内涵。它作为一种象征，表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先锋与大众之间，这种沙龙形式，也把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变迁的理想变得通俗而有效。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回忆中，来过这个客厅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林家的“客厅” 特别赞赏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林家沙龙的主要参与者说起。
聚会的主体是男性，是当时各领域的佼佼者。比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以及名满天下的胡适、沈从文、徐志摩、朱光潜、朱自清、梁宗岱、冯至、郑振铎、周作人、卞之琳、何其芳、萧乾等。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听到仍然如雷贯耳。而他们的学识、见解以及他们的精神贵族状态，我们今天的文化精英们，也没有多少能望其项背。
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意识，后来满怀抱负和理想出国留学，在西方文化的滋润中固化了自己的价值观。
在时代的变革中，他们参与其中，充当作用不一的角色。但他们更多地是选择用自己的学识和理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追求自由，挑战自我，特立独行，却不激进也不标榜另类。他们懂得享受生活，却不铺张奢靡。他们事业有成，却不追名逐利。他们试图在生活品质和灵魂自由中寻求到最为超然飘逸的态度，注重精神生活和关注精神状态，但却内敛而有分寸。
简言之，无论是面对时代的变迁还是透视生活的光怪陆离，他们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他们衣食无忧时，同时也梦想灵魂富裕。他们是一个精致而有格调的群体。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先行者，是文化消费和社会潮流的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