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家的客厅里，他们聚在一起，并流连忘返。因为这里的一切同时满足了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审美，是一场记忆的盛宴。所聚会的对象多是鸿儒雅士，共同的经历和情趣使他们彼此相认。雅舍中，女主人阳春白雪，美丽优雅和聪慧才情如披香。这肯定是让他们十分愉悦的事情。而以沙龙的形式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前沿上，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海阔天空地畅谈社会发展的未来。这又让他们的思想得以冲破自己的禁锢，在宣泄的快感和认同的满足中，他们不再感到精神的寂寞，并且还可以引发和完善自己的思考。
后来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宜宾。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关于这个群体在林家“太太客厅”聚会的情形有很多文字记述。几乎是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兴高采烈而有所期待。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孩子和佣人跑来跑去的，还有各门亲戚和大学生们穿进穿出。他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聚会的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
当时的外籍学人费慰梅（即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让人琢磨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这样一间出入均为鸿儒雅士的客厅里，在那些见识非凡并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男人群体中，林徽因永远是“太太客厅”里的“女主角”。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的谈话。据费慰梅回忆：“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著名作家萧乾也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回忆说：“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如此众多的成熟优秀而有素养的男人集体默契，让一个女子站在男性群体的塔尖，并甘愿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的眼波灵转，文思如瀑，欣赏她的妩媚婉约与思想才情交相辉映。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女子确实优秀，是他们的伙伴和哥们，是他们的精神对话搭档。二是他们愿意纵容这位女子。
关于第一点，因为显而易见，不难理解。林徽因在建筑和文学领域都能达到别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水准，这说明她既有科学家的逻辑和钻研，又有文学艺术家的敏感和审美。换言之，理性和感性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完美。这使得她不断具有挚爱和激情，而且有着执著和坚韧。无论是建筑理想还是文学理想，无论是在“太太的客厅”里，还是在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态度。对此，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梁从诫对母亲是理解的。但林徽因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专业水准，则与她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她是一个非常坚韧和刚强的女子。林徽因身体不好，患有肺病。肺病在那个年代很难治疗。她因此经常抱病卧床，但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生命力。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中，她贫病交加，却抱病阅读二十四史，为写作《中国建筑史》做资料准备。后来她写了该书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并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在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五年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写作《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
正是这种坚强所孕育出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她永远像奔涌的活力之泉，面向社会和生活作出欢欣的奔赴。
由于她同时还是一个诗人和作家，她具有极其丰富准确的表达力和活跃的思维。
她反应敏捷，妙语连珠，语言中的锋芒和闪烁的智慧、学识引发着共鸣，感染和影响着他人。如此，她作为“太太客厅”永远的女主角是不难理解的。她那永不熄灭的激情，是一种足以使任何阻碍得以破碎的力量，是一种灵魂的飞扬。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复杂一些。为什么这么多顶级的男人集体默契，做她忠实的倾听者，愿意纵容这位“女主角”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相关了。
不怕有极端，只怕是虚无。这是中国文化人的精神脆弱。从某种普遍性来说，中国文化讲究以自省、自励、自悟为主的修身养性，中国的男人尤其文化人大多认同入道高僧面壁思过式的个体沉湎来修身。表现形式就是很善于把内心的风云激荡外化为表面的不动声色。内向、沉默、含蓄、内敛。所谓一字千金，沉默是金。所以，在这个阶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一向很困难。
而林徽因身边的那些男人，他们所学横贯中西，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裂变。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理想在内心燃烧。但又终为知识分子的矜持和清高缚住。在现实的失望中他们洁身自好而又内心失落。如此循环，挣扎不脱。他们便在心里背了包袱。
而心里背了包袱，世界就退到心的边缘，却永远无法抵达。
如此，也就很容易虚无和精神苍白。
这样的虚无和苍白是一种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寂寞，而且跟寂寞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来源于灵魂的感受，是精神的孤独，通过精神表现或者表达出来，又是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的渴望。
总在渴望什么，又不知道是什么。你向人群走去，他们把脸转向你，却没有看见你。然而孤独却生发出光芒，照见了这个世界的五光十色。
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就受着这种孤独之累。男人尤甚。而且随着学识、阅历的增加而增加。
寻求解脱便长久以来都是他们的哈姆莱特式拷问。
能够遇上林徽因这样令人愉悦的异性进行精神交流，这是一种精神温暖。这种带有精神元素的对话，在同性之间是很难进行的。男性之间互动交流的语言和内容是酒和女人。关系再近些的男人们，也就再延伸到赚钱和工作而已。
而女人之间，互动交流的话题则是家庭琐事多些，或者延伸到衣服佩饰之类。
由此出发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林家客厅里的聚会缺了林徽因机敏而锋芒的语言加入，缺了她激情而优雅的温润，一群矜持的成年男人的聚会会是怎样的情形和局面呢？
而且从人类现象来看，异性之间互相的给予和沟通往往容易达到最大的愉悦体验和幸福状态。而真正可以进行心灵交流或精神对话，能够相互袒露内心和感知内心的朋友，肯定是在异性之间。所谓知己。
林徽因这样一个才情并茂的女性，以智慧的冷静和无顾忌的热情进入到男性群体，又如此可爱如此有见解有内涵，男人们如何会不欢喜呢？而且不仅是欢喜，而是使这个群体变得激情而充满趣味，他们蕴蓄的热情得到释放，沉默里有了期待和向往。
这样的变化通过这么一种美感而进行，就产生了新的模式。或者说，达到某种境界，它们构成了推动内心丰富的一种力量。
这就是寄托了。
在这一场场的沙龙聚会中，到底有多少当时年代顶级的男人参与其中，我不得而知。但我想，恐怕是林徽因自己也没有想到，她其实是这个沙龙聚会中最大的受益者。很多对于她想象不到的收获由此发生。
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不经意间，在语言的交锋中，这些见多识广的男人们的思想被开掘出来，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使她读懂生活的惆怅与欢欣，她在这个优秀的男人圈子里接纳新东西和思考新问题，走的是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深造更优化的途径，她走的是直径。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
对此说法，我深以为然。
身边多是男性朋友，同性无论怎样的妒忌或者敌视，也没了制作闲言或者是非的依凭，这就像即使是拿着武器对着谁，但枪膛里却没有弹药，无论如何也是构不成真正的伤害的。何况从整体来讲，男性中出类拔萃者是多于女性的，女性感受这些男性，是可以取长补短的。
如此，其实是男人们直接开发了林徽因的天赋和潜质，给了她不断提升自己的视野、经验、方法和信心的源泉。林徽因在这个过程中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她有了思想，有了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有了这些，女人就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女人的心便少了许多茫然和焦躁，就有资格寻求生存的独立和情感的独立。
从从容容地，她就可以观察着别人的世界。不再通宵达旦地伊人寂寞或是纵酒消愁。在烛影摇红中，女人婉约有致，内涵丰富，微笑留香，一曲舒缓的音乐里轻轻举杯，朋友相对。
林徽因就是如此成长为中国知识阶层的男人们的红颜知己。
一个又温婉又可以愉快对话的女子，当然是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安慰的，是可以倾心倾诉的。
林徽因身边的异性朋友多是知识阶层的文化人。他们既有话语权又有影响力，本来就是社会的或者是某个领域某个群体的偶像，因为他们或者通过他们，本来就很优秀的林徽因于是变成了完美。
在岁月的流逝中，后来的人们没有面对林徽因本人的可能了。而关于林徽因的一切却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流传。这种流传只能感受，就多了神秘和想像，也就更加审美。就成了一种情结和成了一种文化理想，并因此构建起男人和女人联系中一种文化符号意义的时态空间。
林徽因对于这些男性，就好像天幕打开了，“哗”地一下，这份灿烂就是如此。
而这些社会主流的男人如此惜爱她，女人们有多少不甘也只有放在心里嘀咕了。
又有多少女子能自视自己有这份实力，可以公然与她一敌呢？
我作如此的诠释或者感慨，是因为想起了一句关于寄托的话语。
那句话这样说：所谓寄托，是我拿你来丰富自己。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
男人和女人是互为寄托互相丰富的。所谓男人培养了女人，女人培养了男人。不过是有些人不懂，而有些人懂得却又难以为之罢了。
比如林徽因，即使我们懂得她，也是做不了她的。且不说有多少顶级的男人参与打造了她并口口相传。更有那关键的四个男人，相对于绝大多数女子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首先自然是她的父亲林长民。林长民是民国初年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又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著名政客，年轻时师从加拿大籍教师和日本籍教师，后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与梁启超是至交好友。
从一开始，林长民就把林徽因当成家中的女公子培养。
林长民以这种新文化人物的气度，让林徽因从很高的起点上得到了开放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1916年，林徽因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1921年春，林长民到欧洲出席“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林徽因伴随父亲前往。从1921年3月至1922年11月的一年多里，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在欧洲的文化名胜、博物馆，还有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家家工厂、报馆里感受人类的文明成果。当时16岁的林徽因原本对工厂报馆这些地方没太大兴趣，但林长民却认为，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可以给中国社会今后的改良做参考，故“不可不观”。
这期间，发生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但开明的父亲进行了非常妥善的处理。
当时同在伦敦的徐志摩对林徽因产生了爱情，就写信表示，林徽因见了信交给父亲，林长民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责怪女儿，他自己给徐志摩回了封信。信上说：“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惊，徽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
林长民如此处理，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对女儿的爱护，也使尚处在未成年人阶段的林徽因对爱情、对男人有了初始的健康的颖悟。这对她后来得到爱、理解爱、学会爱很是重要。
在林徽因后来的人生中，她一直在爱的滋润中享受人生的悲喜，她得到了爱也付出了爱。她用爱包容一切的情：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对民众的同情。她认为被爱是幸福，爱人是责任。她不忘却她得到的幸福，并具体分析这些因爱而领会到的幸福。在致沈从文的书信中，她说：“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情感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
在致胡适的书信中，她说她“爱思成，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她同时又以不同方式和同样的真诚爱着父亲、志摩、老金（金岳霖）、二哥（沈从文）和三弟（林恒）等人。她的这些深厚的情和爱是从少女懵懂时就慢慢积累起来的。
从林长民对林徽因最初的少女情怀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父亲并没有把女儿置于父权之下，女儿与他是对等的。林长民曾经在更早些的时候不无骄傲地对徐志摩说过：“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从林长民的这些言行举止，我们可以想见，林徽因成长的家庭环境不但是大户人家，而且非常开明和宽松。
这应该是林徽因后来形成乐观、开朗、坦然等性格要素的基础。这些性格要素对林徽因的社会人角色很有用。张清平曾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16岁是人生的起步年龄，由于有这样一位父亲，林徽因在这个阶段接触到了很多优秀和成熟的人，具备了同龄的其他人所难得的视野。为她在今后形成人生的选择和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她背着画夹，或是拿着一本书随地坐在草坪上，在剑桥一带消化她的所思所学所想，四下望去，皇家教堂富丽庄严，皇家学院散发着宁静、幽雅的气息。16岁的少女林徽因满怀了对未来的热望。
这段经历是林徽因很重要的人生财富。父亲给了她最基本的财富。
徐志摩年长林徽因八岁，他们相识时，徐志摩已经是一个两岁男孩的父亲。据与徐志摩一同在伦敦拜访林长民的张奚若回忆，林徽因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他和徐志摩叫做叔叔。在父亲忙于公务的日子里，徐志摩陪着她，对她讲自己的理想，讲英国的诗歌，讲他对西方的理解。林徽因常常被徐志摩的讲述所打动。
在徐志摩的影响下，林徽因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与徐志摩保持着红颜知己的情谊。而在徐志摩心中，林徽因始终重于世上的任何女子。他们往来密切。最后一次，为了听林徽因的演讲，徐志摩连夜搭乘一架邮政小飞机从济南赶往北京，飞机坠落，徐志摩不幸英年早逝。梁思成从北平赶去处理丧事，从现场捡了一块飞机残骸拿回去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就把这块木头挂在卧室的床头，直到她1955年去世。
徐志摩有一首名为《偶然》的诗，据说是写给林徽因的：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是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关于与徐志摩的一段感情纠葛，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林徽因这样表达她的感受：“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
志摩inaway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a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学者金岳霖，是中国一流的哲学家。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
金岳霖在晚年回忆说，他还是通过徐志摩认识林徽因的。林徽因一家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居住的时候，金岳霖与林家比邻。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来参加老金家的聚会。
据说金岳霖的生活很讲究，他家的厨师做面包做得好，每天早上就给林徽因家送过去，没事了就到梁家一起喝茶聊天。这样交往久了，两个人就互相有了爱慕之心。大概是1932年夏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告诉他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 当晚梁思成想了一夜，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
梁思成后来对他的第二个妻子林沫说，当时他和林徽因都哭了。
后来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说，思成能说这个话，可见他是真正爱着你，不愿你受一点点委屈，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吧。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此后终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
有记者采访暮年金岳霖，这样记述金岳霖翻阅林徽因诗集的情景：“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作诗她没作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作成……”慢慢地，他翻到了另一页，忽然高喊起来：“哎呀，八月的忧愁！”我吃了一惊，怀疑那高八度的惊叹声，竟是从那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只听他接着念下去：“哎呀，‘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他居然一句一句把诗读下去。末了，他扬起头，欣慰地说：“她终于写成了，她终于写成了！”
只因为仰慕林徽因，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金岳霖用最经典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护卫了林徽因一生。
林徽因去世多年后，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感叹唏嘘。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金岳霖致意林徽因的挽联。也是所有男人对女人的一种理想吧。人们说：老金最懂她。这是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女子就是如此呢？
而一个顶级的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不因她的婚姻，不因她的逝世而中断，迟暮之年还能把她几十年前写一首诗的情形记得如此清晰，把她当初写的某句话记得如此牢固，在金岳霖心里，想必这个女子就是女神。
而在所有的男人中，最难能可贵的当属梁思成。做林徽因这样如此优秀的女人的丈夫，我们可以想见梁思成的压力。事实上，梁思成也确实是有压力的。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跟林沫说过，作为徽因的丈夫，确实有点累。
梁思成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林沫问他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
据林沫说，梁思成笑了笑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梁思成这样评价过林徽因之后，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作为夫君的梁思成，在与林徽因一起携手人生的日子里，一直是以这样欣赏和包容的爱，给了林徽因实现自我的家庭土壤，使林徽因能够率性地发展和自我创造，可以恣意地幸福。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在他们之间，是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关肇邺《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回忆说：“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岗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没有梁思成的理解，就没有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功的职业女性林徽因。而没有梁思成的呵护和体贴，诗意地栖居的林徽因自然就不会恣意幸福着，美丽邂逅人生的各种惊喜。
梁思成的这种人格和品格，就是在今天，又有多少男人能够真正做到？或者说，又有多少女子能有林徽因的幸运？
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已经把女人社会化成男权社会的点缀品。置身男性社会而又同时获得男性群体的喜爱、尊重和欣赏，则更是高难度的尝试。对此，美貌、气质或者妩媚温婉的外表，智慧、坚强的性格特征，甚或再高些，能够懂得用类似力学原理的方法把握男人，也不过是女人有了些进入男性主流群体的本钱而已。倘若要获得这个群体的由衷接受并倾心相护，就需要一种涵养、一种学识、一些草长莺飞般的成长或更新。这是实力。长时期与男性世界相处并合作，这是获得男性尊重并愿意与之合作的根本。
而所谓有实力才有尊严。想要有尊严必须具有实力。
如林徽因，自然是女人们都想如林徽因的。不过很多女人没有这个资格罢了。
而我说林徽因是幸运的，还因为她生前身后抑或一直到今天，都沐浴在男人的爱里，这样的爱给她提供了很多次改变和发展自己的机会，她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些机会丰富和提升了自己。
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所给予林徽因的爱，都差不多皆是人间难觅。
事实上，也正是他们对林徽因的爱情，使林徽因变得完美而理想化，渐次具有精神文化象征的抽象。
爱情其实是人类最复杂的精神领域和精神现象，能满足所有人的精神向往。多少年来，人类生生不息地追求它，为追求它而不管不顾处于癫痴的案例俯拾即是。
然而它又总是扑朔迷离，来无影，去无踪。现在，人类连DNA图谱都解读了，就是无法把握它。
爱情，它没有规律可循。
林徽因所经历的爱情是如此可歌可泣。人们沉湎其中，触摸到的一切很自然就带了各自纷纭而隐秘的一些元素，就触动了心里的一些东西，于是就很希望能有林徽因这样的红颜知己。有了这样的期望，人们便只想着或者只愿意看到林徽因的完美。
这就是林徽因在今天被理想化、抽象化的心理动因。
但同时，我更想说的是：林徽因的幸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相对林徽因，她碰到的每一个偶然的个体差不多都对她有利无弊或者少弊。这些偶然相加并通过她的自觉领悟、吸收以及岁月的打磨，就像石头变成了玉，使她在各个角色上确实达到了很多女人只选一点奋斗一生也只有仰视的高度。
分析林徽因一生的经历，可以找出这种必然性的几点关键元素：一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的周围皆是成熟而优秀的男人，她的朋友多是这样的异性朋友，她一直置身在男性世界，并因为性别的差异，她得以在他们的热情与沉默中感怀其中蕴蓄的丰富与智慧，冲动和缺憾，在追寻这人性的繁华与寥落，红尘的璨美与无情中，林徽因由此得到了很多次改变和修正自己的机会。二是她的性格因素和天生潜质。她始终把理想基于现实的人生态度，使她在重大的人生选择上表现出极强的选择和把握能力，比如她对婚姻、对职业等等事情的理智选择，降低了她的人生经营成本。她既没有像丁玲、张爱玲、萧红那样以写作为生存手段而痛苦和不确定，也没有如陆小曼为追求爱情而受困于爱情。而把个性置入共性，使得她很容易寻找到可以和她结盟、可以给她支持帮助的社会生存伴侣，并获得推动人生的力量。其实细想一下，她的美丽也并不是倾国倾城，她能完成倾国倾城的女子做不到的事，还是因为她的性格和自内而发的魅力。正是这样的品质使她有着过人之处。
她恬静的气质和从容的神情令人心旷神怡。她的诗意张扬使她活力迸发。她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让人难以拒绝。他周围的人很容易被她感染，也很容易受到她的影响。她也因此很容易把握主动，获得调控和周旋的空间。
第三点，也是林徽因人生中的神来之笔，就是她的组合优势。
她与男性群体同行，但她的性别元素和性别符号却极其典型。通俗一点说，她是一个女人味很浓的女人：唯美、悲悯、有情趣、有味道，等等。另外一个组合优势则是她既是建筑学家又是诗人。她是会写诗的建筑学家，研究建筑学的诗人。
她在建筑领域不及梁思成，在文学领域不及徐志摩，但这两个领域在她身上的组合作用，发掘了她的潜质，开发了她的知识系统以及这个系统中不同学科的碰撞和互为补偿，从而拓展了她的思维视野。她因为跨专业而与众不同，因而在本专业的领域里不再平凡。
对以上种种，我知道我想说什么，我所看见的每一个林徽因的瞬间我都能记住，但这种记住却远在光年之外。
时光的尘埃抖落，长长的街灯下身后只有自己的影子在漂流。
我于是想起林徽因在青年时代的一次经历：1924年四、五月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当时徐志摩、林徽因所在的“新月社”成员用英语赶排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演出结束后，泰戈尔走上舞台慈爱地拥着林徽因的肩膀赞美道：“马尼浦王的女儿，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
世间曾有过这么一个女子，我们能够在这里记住她、怀念她，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幸福。
在写这些字时，我无意而读到沈从文某篇小说里的一段话：“我的感觉是：春天日子是长极了的。长长的白日，一个小城中，老年人不向太阳取暖就是打瞌睡，少年人无事做时皆在晒楼或空坪里放风筝。天上白白的日头慢慢的移着，云影慢慢的移着，什么人家的风筝脱线了，各处便皆有人仰了头望到天空，小孩子皆大声乱嚷，手脚齐动，盼望到这无主风筝，落在自己家中的天井里。”
我看着这段话呆了呆，而后想：从通俗意义上来理解寄托，大概就是人们这种盼望的心理了。在社会的刚性撞击中，人们总是在盼望，因为这会使盼望着的人精神抖擞。而在这盼望的过程中，人们总是渴望温暖。这些温暖的念头，一般来说不是为了温暖身体，是为了缺少温暖的内心和生活。
穿越了春风听夏雨的来临，我读林徽因，便滋生出如许感佩。在行将结束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寻常女子比如我者，则不妨逐渐学会感受我们生命中多姿而又丰饶的无奈与缺憾，去捡拾生活中真实的幸福。
如此想着，我读沈从文的小说，在同一篇小说里读到了另外一段有意味的话：“屋里似乎比往年热闹一点。凡到我家来玩的人，都说这花各种颜色开在一个钵子内，真是错杂的好看。同大姐同学的一些女人到我家来看花时，也都夸奖这花有趣。三姨并且说这比她花园里的开得茂盛的远。
妈因为爱惜，从不忍折一朵下来给人，因此，谢落了的，不久便都各于它的蒂上长了一个小绿果子。
妈又要我写信去告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信封里九妹附上了十多片谢落下的玫瑰花瓣。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里折了一大篮单瓣玫瑰做的。”
很久以前，植物并不会开花，上帝发现它们在沉默中深藏哀愁，于是把开花的本领交给了它们，并说花朵是它们的笑容。于是，“像花一样”也从此成为人类最美丽的比喻。人们精心地种花，并把花采进房间，那是因为人间最需要笑意。
我知道，有一个绝代女子梅艳芳唱过一首歌叫《女人花》。女人如花花似梦。很多人都赞同这种说法。
我以为，林徽因这样的女子，在任何年代打开，都像是打开一把花。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句爱的赞颂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记 忆断续的曲子，最美或最温柔的夜，带着一天的星。
记忆的梗上，谁不有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无名的展开野荷的香馥，每一瓣静处的月明。
湖上风吹过，头发乱了，或是水面皱起像鱼鳞的锦。
四面里的辽阔，如同梦荡漾着中心彷徨的过往不着痕迹，谁都认识那图画，沉在水底记忆的倒影！
题剔空菩提叶认得这透明体，智慧的叶子掉在人间?消沉，慈净——那一天一闪冷焰，一叶无声的坠地，仅证明了智慧寂寞孤零的终会死在风前！
昨天又昨天，美还逃不出时间的威严；相信这里睡眠着最美丽的骸骨，一丝魂魄月边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