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扇子还有这种作用，以后我再遇到不喜欢的人，就用扇子遮住自己的脸，便面，如果当天我不巧带的是一面方形的扇子，估计就要叫方便面了。这个细节还挺值得推敲的，可见张择端不仅是一位知识分子，还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位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一位不喜欢女色的知识分子，一位关心人民疾苦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看不起长卷，推崇文人画，只有张择端提起笔，画出了这幅真实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的《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不喜欢公务人员，画里也很少出现这类人，除了城门口税务局的税务官之外，他还画了一个官衔特别特别小的公务员，就是在城门上负责敲鼓的这位。晨钟暮鼓，这是中国从唐代开始已经趋于成熟的一个传统，早上敲钟，晚上打鼓。这位敲鼓的小公务人员就站在城楼上，百无聊赖地看着下面发呆。
另外，画里也是“孙羊店”附近，还出现了一位似乎是酒后驾驶的老兄，而且这位老兄驾的还不是一辆普通的车，而是一辆四匹马拉的车，有个成语叫“驷马难追”，说明四匹马拉的车的速度是极快的。驾车的这位老兄，看装束应该是一位军人，显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当街横冲直撞。当时的法律并没有规定酒后驾驶要坐半年牢，但是不管在什么年代，酒后驾驶都是错误的，是不良行为，绝对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城门口还有非常感人的一幕，是一位知识分子送别另一位知识分子的场面。其中一位知识分子已经戴上了大帽子，骑着毛驴准备走了，他的书童也背着大箱子跟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他的朋友为了表达惜别之情，让仆人杀了一只羊来送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羊在当时是非常贵的。因为古代人一旦出城，那就是烽火连三月，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回来，所谓的送别，几乎就是诀别。
另外在进城门后的城门一角里有一个小棚，里面有一个人在给另一个人修面。在任何一个浮华的时代里，人们都是爱美的，宋朝人也不例外，进城了，大家先把自己的脸收拾干净，干干净净地去逛街，汴京城可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最后讲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座城门的匾额上没有字，这么重要的地方居然忘了题字，张择端同志想要干什么？当然了，张择端在整幅画里确实有一些疏漏的地方，比如有一个地方，一个挑着扁担的人，前面漏画了一个筐，但画了几百上千人，偶尔漏掉一个筐，我觉得还是情有可原的。还有那座赵太丞的医院忘了画门槛，我觉得这个疏漏有点大，张择端说不定是想表达什么隐藏的深意，至于是什么深意，我就不多说了，各位读者可以自己去猜想一下。然而在城门上没题字，我觉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犯的错误，汴京城的每一座城门都是有名字的，张择端绝对是故意这么做的，原因其实也不难推测。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我就跟各位读者分享到这里。其实我跟大家分享的，更多的是那个时代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朝代——北宋濒临灭亡前的十来年，那是北宋亡国前最繁华的时代，隐藏着数不清的故事，值得今人去探讨和思考。
二 大众记忆：北京老炮儿
1.老炮儿和大众汽车
这一章的主题很有意思，我以前管这类主题叫“口述历史”，这次我想起一个高雅一点的标题，叫“大众记忆”，其实依然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民间故事。
这些日子，在我的微博上，好多人留言让我谈一谈北京老炮儿，因为大家都觉得高晓松就是一个老炮儿，很适合分享一下这类的故事。
在《老炮儿》这部电影火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在美国也抽空看了一下，看完之后的感想很复杂，不能用感动来形容，甚至不能用任何一个我常用的词来形容。我看美国电影经常会感动，看法国电影也觉得很有意思，但看《老炮儿》这样的电影，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那是一种肾上腺素突然升高的能量，身体的好多器官好像一下子都穿越回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我年轻的时代，回到了《老炮儿》里演的那种色调的北京，那个干燥而肃杀的北京，那个诚惶诚恐长大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召唤，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每一条街道，都风传着那些大哥和老炮儿的英雄故事。我们那一整代年轻人就是那样长大的，无论是胡同里的孩子，还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不论是教授家的子女，还是将军的后代，每一个人都有着关于那个时代的大众记忆，或者说是大众共同的追求。
这种记忆不光是属于男生的，其实女生也有这样的记忆。我以前曾经在书里写过，那个年代的女生就喜欢这种能打架、能踢球和能弹琴的男生，而这些能打架、能踢球和能弹琴的男生，很多都成长成了老炮儿。在电影《老炮儿》里，小刚还拿起了吉他，弹了两下，令我非常地感同身受，因为这的确就是老炮儿的做派。
老炮儿最常干的事儿就是找人掐架，掐架就是打架的意思，文雅点儿的老炮儿就找人掐琴，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都是跟人掐琴。老炮儿们都是在西直门大桥底下跟人掐琴，输了的就当场把琴砸了。老炮儿必须得有老炮儿的规矩，掐架也有各种各样的规矩。这就是电影《老炮儿》里最让我热血沸腾的一点，它真实地还原了那个年代的老炮儿们的生活，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年少时光。
不过，这部电影也有让我感到遗憾的地方，主要就是影片的后三分之一，表现老炮儿在现如今的生活状态这部分，对此我有一点异议。因为我确实认识很多的北京老炮儿，这些老炮儿现如今的生活和电影里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也十分理解管虎导演，管虎本身也是北京大院出来的子弟，更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管虎是文艺大院的子弟，冯小刚是部队大院的子弟，我本人是知识分子大院的子弟，不管是什么大院，反正我们都是大院子弟，都是听着老炮儿的故事长大的一代人。小刚比我和管虎大十岁，我们从小就听着老炮儿们的英雄事迹，对那些战士的故事无比崇拜。管虎之所以那样处理电影的后三分之一，是为了使这部影片更符合当今的主流价值观。关于电影里的老炮儿最后做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今天就不多谈了，今天我主要谈一谈真实的历史，我的视角就来自我自己——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如今已经四十多岁的北京孩子记忆中的老炮儿。
首先要给读者厘清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什么是老炮儿？老炮儿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管老炮儿叫老炮儿？就是因为当时北京的看守所是在炮局胡同里，这里大概是前清时代造炮的地方，这些“英雄”一出了事儿，就要被送到炮局胡同的看守所里去，简称“进炮局”，谁进炮局的次数多，谁就觉得特别光荣，自称“老炮儿”，这就是老炮儿的来历。
老炮儿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问了好多朋友，尤其是那些我认为就是老炮儿的人，问问他们看没看这部电影？大家都说看了。然后我又问了大家，你们觉得什么是老炮儿啊？这些老炮儿帮我总结了四点，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在这里分享给各位读者：
第一点，一个老炮儿，年轻的时候必须得是一名“战士”。不是说一个人在社会上混，混到岁数大了就是老炮儿了，没这么简单，你在年轻的时候必须得有过辉煌的战绩。老炮儿年轻的时候不是大哥，但必须是一名“战士”，他经历过的“战斗”，在酒桌上讲起来，足够震惊四座，一根双节棍打遍整条街，一把日本大砍刀，砍遍胡同无敌手，等等。
第二点，一个老炮儿，他除了年轻时的辉煌战绩，还要对身边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都门儿清，他知道每一种资源从哪儿来，能用来做什么，也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怎么回事儿。最重要的是，凡是他去的地方，大家都愿意给他一点儿面子。老炮儿跟大哥不一样，大哥是有能力控制这些资源，老炮儿靠的都是自己的面子，老炮儿的生存之道，就是人们对他的尊敬，愿意给他几分薄面。
第三点，有些人，年轻的时候是“战士”，岁数大了依然不服老，还是每天挥舞着战刀，每天跟人掐架，这种人就不是老炮儿，他们是老“战士”。老炮儿年纪大了以后，就不当“战士”了，不再打打杀杀了，他选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来处理问题。
最后一点，也是《老炮儿》这部电影里刻画得最深刻的一点，也是最令人感伤的一点，那就是当年的那些老炮儿，他们以为自己一生饱经风霜，积累下来的资源和经验已经足以应付身边的世界，但实际上他应付不了了，因为他落伍了，过时了。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当年的世界。我身边的一群老炮儿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自己如今好不容易像年少时梦想的那样，混成了一名老炮儿，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尊敬老炮儿了。在今天这个社会，年轻人有了互联网，谁的面子都不给，什么规矩也不讲，在网上可以想骂谁就骂谁，甭管你是老炮儿还是大哥，在互联网上都是普通人。所以，我身边的老炮儿们都感觉很失落。
以上四点，是我的众多老炮儿朋友给我总结的。老炮儿们通常不管自己叫老炮儿，而自称是社会人。我小时候曾经特别想混“战士”的圈子，梦想着长大以后混成一名老炮儿，结果人家都跟我说，你别跟我们混，你是一个教授家的孩子，不是社会上的人，你跟我们瞎混什么呀？我当时特别不服气，为什么教授家的孩子就不能当老炮儿呢？为什么教授家的孩子就不能当“战士”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当小钢炮呢？后来我长大了才慢慢体会出来，他们真的是社会上的人，我跟他们确实不一样。
老炮儿还得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有一些身边的人没有的资源，人人都羡慕老炮儿的这些资源，但是老炮儿绝对不拿这个赚钱。比如，在“文革”时代，老炮儿能开出一辆北京吉普212，或者一辆挎斗摩托车，那简直是太牛了。民国时候的老炮儿也一样，经常能开一辆美国吉普出来，大家都觉得他特别拉风。那会儿有车的人太少了，你只要能开出一辆正经的车，比如老上海和红旗车，人们立刻就觉得这都是因为你们家有钱，或者你们家有权，你们家级别高，那是国家配给你的。但老炮儿都是社会底层出身，跟官宦人家没有关系，他能开出一辆吉普车或挎斗摩托车，就足够让大家看傻了，大家就开着车去拍婆子，去滑冰。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看见一辆212呼啦一下子开过去，然后车上站着一帮穿着军大衣的人，身上都戴着那种两米多长的白的或者黑的毛线织的长围脖，特别帅，那都是年轻时的北京老炮儿，全都是响当当的“战士”，我们看着都特别羡慕。他们戴的那长围脖必须得是女朋友给织的，那时候的北京姑娘太喜欢这群“战士”了。电影《老炮儿》里许晴演的那位姑娘，就是典型的那种北京姑娘，所以她总跟演冯小刚儿子的李易峰说，你根本不知道你爸爸当年有多牛，一个人拿着把战刀，对着几十个人，如何如何英勇。
那个时候的北京姑娘就爱这种“战士”。而且这种“战士”通常都是大男子主义，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直男癌，他们根本不把女人当人，只把兄弟当人，为了兄弟连命都可以不要。这些“战士”也经常跟姑娘说，你有钱吗？拿点儿钱给我哥们儿，他出事儿了。这帮姑娘真的会为了这些“战士”，去偷爸妈的钱。那个时候老炮儿所认为的好姑娘的标准是，你掐琴的时候她给你唱和声，你打架的时候她给你续板砖，电影里的许晴演的绝对是一个好姑娘。其实许晴本人也是大院里长大的北京孩子，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北京口音很奇怪，怎么听都不像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而且那个年代，人们管这种仗义的好姑娘、北京大妞儿叫“大飒蜜”。“蜜”就是小姑娘的意思，“大蜜”就是长得特别好看的小姑娘，“大飒蜜”就是既好看又英姿飒爽，能跟“战士”们在一起喝酒、打架、唱歌的姑娘。
接着就改革开放了，我就是在那个时代长大的，那时候老炮儿还是很值钱的，那时候他们不再开212和挎斗摩托车了，而是改开桑塔纳了，那简直是太牛了。我从小看惯了那种破上海车，破伏尔加车，我们家对门住的是何东昌，曾经是我外婆的助教，后来当过教育部部长，他当时的座驾是一辆超级破烂的奔驰车，我曾经好奇地问过他，这辆破车是从哪儿来的？他说那是教育部给的指标，我国驻外教育参赞的车报废了，就按照指标运到国内来给他用了。总之那个年代我们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破车，国家领导人坐的都是老旧的苏联车，红旗车就更差了，噪声太大，而且一百公里能耗掉四十多升油。
那个时候清华大学还没有汽车专业，我妈妈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有一天，她告诉我，设计红旗车外形的任务指标被分配到了建筑系，建筑系问，车子要什么样的外形，得到的答复是，要挺胸抬头。这挺胸抬头跟省油刚好是矛盾的，大家都知道，流线型的车身才更省油。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生产的车子也必须要挺胸抬头，耗油量大也不怕，最后设计出的红旗车，车头无比巨大。总之，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各种又破又吵的车，突然有一天街上出现了一辆桑塔纳，车身上的漆都亮得能闪光，车身也是流线型的，开起来几乎没有噪声，大街上的人都看傻了，就像我们第一次看到迈克尔·杰克逊时的那种心情，开车的老炮儿们当然就成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简直是太厉害了。
我就认识这样一位的老炮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着桑塔纳，所有人都觉得他混得特别好。结果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我又遇到他，他居然还开着那辆桑塔纳，但那个时候桑塔纳已经不叫桑塔纳了，而叫普桑，因为后来又出了桑塔纳2000等更高级的款式。然而北京老炮儿不管混得好不好，嘴永远都是硬的，这一点冯小刚在《老炮儿》里演得太好了。大概在几年前，我又遇到了这位开着桑塔纳的老炮儿，我当然不能直接问他：“嘿，哥们儿，您怎么还开着这辆破车？”那我也太不懂事儿了，我只能假装没看见。但是人家老炮儿最注重的就是面子，就算我不问，人家也得自己找机会把面子补回来，这位老炮儿主动跟我说：“当年他们都骑自行车的时候，哥们儿咱就开桑塔纳了，现在那些开着什么奔驰、宝马的，那都是些暴发户，哥们儿就坚持开这辆普桑，这代表哥们儿我混得早，就这辆普桑能配得上我。”老炮儿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没钱，更不会承认自己过时了，跟不上时代了，他坚持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老炮儿的标志，是值得骄傲的。
大众是当年较早进中国的汽车厂之一，据说中国是先找日本的丰田谈合作，结果日本人根本瞧不起我们，日本人觉得，你们中国人搞什么汽车厂啊？你们中国人能有几个买得起汽车的？从我们日本买汽车不就可以了吗？于是丰田拒绝跟中国合作。然后中国又去找美国，美国的汽车厂说，我不能给你技术，但是我可以把汽车零件拿到中国去组装，所以美国也拒绝了我们。最后只有德国的大众同意跟中国合作，因为大众汽车是为大众服务的嘛，非常适合刚刚起步的中国。大众汽车慷慨地把技术给了中国，于是就有了中国第一个合资汽车厂，但是生产出来的第一批汽车其实也是组装出来的，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的第一批大众车，估计就是组装车，外形真的是很漂亮，颜色也非常醒目，在那之前我见过的车基本都是黑色的，偶尔有几辆类似鸡屎色或咖啡黄的伏尔加，特别难看，有颜色的车我只见过浅蓝色的，而大众车有红色的，还有紫红色的，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颜色。
然而德国是没有桑塔纳的，过了很多年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德国的时候，心情特别激动，因为我觉得自己终于来到了桑塔纳的故乡，结果我怀着期待的心情在德国的街上看了半天，一辆桑塔纳也没看到，只看到了一辆捷达，还觉得挺亲切的。原来在德国的大众汽车厂里并没有桑塔纳，人家德国生产出来的大众车叫帕萨特，桑塔纳是为了日本、中国和巴西等地的市场而专门设计出来的。桑塔纳最成功的海外市场就是中国。我认识的老炮儿，基本上都开着中国第一批生产出来的桑塔纳或捷达轿车，他们自己当然觉得特别厉害，我们看着也觉得特别羡慕。
今天的人们可能无法理解，那么一辆车在当时的中国代表着什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听了可能就明白了：在那个时候，中国足球就已经喊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中国足球的热爱也远超过今天，1992年，中国第一次请来了一位外国的足球教练，现在年纪大一点儿的人一定都还记得，这位外国教练名叫施拉普纳。这位施拉普纳先生的到来，令当时的球迷无比振奋，然而今天想起来，大家可能都觉得有点儿可笑，因为我们现在请来的外国教练，都是国家队级别的，或者是带领球队拿过世界杯的世界级大教练。
而施拉普纳先生当时在德国，带领的是一支叫曼海姆的球队，这只是一支乙级球队，最好的成绩是德甲的第六名。也就是说，施拉普纳在德国只是一个三流教练，但即便是这样的教练，中国也请不起，那时候全中国也没有多少外汇储备，最后请施拉普纳先生的钱，其实是上海大众出的，年薪50万美金。施拉普纳先生抵达北京的时候，首都机场居然给铺上了红地毯，今天的人们听起来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已经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待遇了，而且施拉普纳先生还获赠了一辆全新的桑塔纳轿车，当时我们国家的体委主任是伍绍祖先生，他在那辆桑塔纳上亲手写上了八个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八个字旁边就是施拉普纳先生的签名。
于是在北京城里，施拉普纳成了头号巨星，所有人都围着他要签名。估计施拉普纳自己都没想到，他居然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被奉为了大英雄，在1993年的春晚上，他还在冯巩的小品里露了脸，接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不管怎么说，德国大众对中国汽车业的帮助是巨大的，它第一个在中国开起了合资汽车厂，中国人努力了那么多年，终于制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小轿车。桑塔纳是中国第一款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汽车，桑塔纳汽车曾经占到中国汽车保有量的半壁江山。所以，只有桑塔纳车，才配得上老炮儿们。
不论是社会上的老炮儿，还是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另一个老炮儿圈子——摇滚圈，其实大家都有着差不多的规矩，年轻的时候大家也都是“战士”。摇滚“战士”不比那些拿着砍刀上街掐架的“战士”差，只不过他们拿的是吉他，武器是自己的嗓子和歌词，他们用振聋发聩的摇滚乐去跟人掐，其英勇程度也跟掐架差不多。当年摇滚圈的那些战士，今天依然有一两位在坚持当老“战士”，比如何勇，但大多数的战士如今都成为摇滚老炮儿了，就跟电影里冯小刚演的老炮儿一样，比如窦唯、杨乐等等。
还有媒体圈，今天在台面上叱咤风云的那些记者，其实当年也都是拿着笔跟人家战斗、掐架的“战士”，如今也都成了老炮儿，不再那么冲动了，都是靠着经验和资源处理问题了，每当回忆起当年，人人脸上都是一副“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的表情。
2.高晓松的第一次掐架史
要跟大家分享我记忆中的老炮儿故事，我觉得首先还得从我个人的经历讲起，然后再从这些经历里，慢慢地引出那些我认识的老炮儿，讲讲他们当年的英勇，以及今天的现状。
就先从我自己写起吧。我个人其实没能赶上老炮儿、“战士”们最猛烈的年代。冯小刚那一代人赶上了，还有王朔啊，姜文啊，崔健啊，等等，但他们赶上的也不是老炮儿的中坚力量，真正的老炮儿要比他们更大一点，冯小刚他们这批五〇后和六〇初的人，只是赶上了老炮们战斗得最猛烈的年代的一个小尾巴。
如今大家看王朔的小说，看冯小刚的电影，都能看到一些老炮儿年代的影子。我这一批人就要晚了很多了，我们出生的时候“文革”都到后半期了，等到我们开始成长的时候，顶多只能听一听那些流传着的有关老炮儿的故事，比如什么“七龙一凤”，还有我们从小都听过的“小浑蛋”的故事，只要是在那个年代的北京长大的孩子，没有人没听说过小浑蛋的故事的，那是北京城里最著名的“战士”，无比英勇，无比仗义，除了小浑蛋之外，西直门也有一个战士，甘家口也有一个牛人，还有西城区的石猛，等等，提起他们的故事，每个孩子都能倒背如流。
看了《老炮儿》这部电影之后，我跟今天的年轻人讨论了一番，当然主要是知识阶层的年轻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一个国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整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崇拜老炮儿这样的人？在我年轻的时代，没有人崇拜当官的，也没有人崇拜有钱人，更没有人崇拜知识分子，人们就崇拜这些流氓。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每天出门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军挎包里应该有一块板砖，胳膊上也应该绑一把刀。
这其实非常像美国的大萧条时代，大家可以去看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电影，比如《美国往事》，在那种清贫的年代，年轻人确实就崇拜那些草莽英雄，崇拜那些能打能杀、仗义、讲义气的人。在经济萧条的年代，穷人没有什么向上爬的社会阶梯，底层的人们没有途径往上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只有成为这样的“战士”和英雄，才能受人尊重，这也就是穷人阶层的希望所在。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都崇拜老炮儿，崇拜流氓的最重要原因。
在我小的时候，人人都崇拜这些“战士”，大家都穿着察蓝板儿绿的衣服，腰上扎着根板砖那么粗的大皮带，叫板砖板带，一旦要跟人打架了，就把这皮带解下来，因为这皮带前面有挺大的一个扣，抡起来可以打人。其实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打过架，但是书包里也都装着一块板砖，这样走在外边就感觉自己好像也是一个“战士”。至于那些更勇猛的“战士”，书包里揣着的就不是板砖了，那都得带着三棱刮刀之类的武器。
即便是我们这些生长在知识分子大院儿里的孩子，也避免不了这样的风气，因为我们总得去上学啊，在学校里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气氛。所以我小时候也跟千百万的北京年轻人一样，每天都在做梦，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一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打完架以后往老莫餐厅或是哪个小餐馆一坐，弄几扎啤酒，跟兄弟们喝酒聊天，大家都敬佩我，混到老了，就成了老炮儿，一生受人尊敬。
光想还不过瘾，还总想真的去实践实践，虽然当时我年纪还小，当不成老炮儿，但我可以从小钢炮当起啊。于是我总想找机会跟人码架，码架跟掐架意思差不多。“码”在北京话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词，但在《老炮儿》里没有使用“码架”，我猜想应该是考虑到全国的观众。为什么叫“码”呢？这是从打麻将的行话里衍生出来的，打麻将的时候，这儿码一堆麻将牌，那儿码一堆麻将牌，这种事先把局布好的对阵，就叫“码”，老炮儿打架都是很有规矩的，要事先商量好地点、人数和排场，等等，所以叫码架。
我这辈子亲身经历过的“码架”只有三次，算是过了三次英雄主义的瘾。
第一次发生在我上高二的时候，那个年纪的男生，正是肾上腺素最旺盛的时期，而且那个年纪的女生都喜欢打架厉害的男生，于是我就老幻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跟人码一架，也像那些“战士”一样，走到哪儿都横着脖子，见谁不顺眼就盯着谁看，等着对方主动问我：“你看我干吗？”然后我再特威风地反问：“我看你怎么了？”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后来我到美国，无意中发现了一本教美国人学中文的书，书里的第一篇对话叫《在公共汽车上》，一方先开口说：“你丫看我干吗？”太搞笑了，居然连北京话里的“丫”字都出现了，然后对方回：“我看你怎么着？”一方再说：“你丫再看我，咱俩下车比画比画！”然后两个人就下车码架去了。我猜这本书的编写者，说不定就是个北京老炮儿，因为这对话内容根本不符合美国国情。如果在美国的公交车上，你问一个美国人：“你丫看我干吗？”估计对方十有八九回答：“我觉得你长得特别漂亮。”接下去两个人就化干戈为玉帛，非常友好地聊起天来。由此可见，北京老炮儿如果来了美国，肯定水土不服。
总而言之，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天天预谋着能有一个机会，让我也能跟谁瞪瞪眼睛，码上一架。终于有一天，这个机会来了。
那是元旦前夕，每个班都要排一出元旦晚会节目，都需要录音机，但是学校里只有一台录音机，我和班上的一个同学去借，于是就跟另一个班的同学发生了矛盾。一开始大家都没动手，只是用言语互相挑衅。在打架这件事儿上，北京人和东北人还不太一样，东北人是一言不合上来就直接开打，北京人则不然。北京人在打架之前，一般都是先用语言“盘道”。这个“盘道”的意思，就是大家先口头上商量好打架的地点和规矩等。北京人打架一定要先盘道，就跟《老炮儿》里演的一模一样，一开始冯小刚并没有直接就跟对方打，而是掰了对方的手指头，然后口头上定好了正式打架的规矩，而且当时旁边站着很多女生，女生的围观，绝对能刺激男生的肾上腺素激升。
就这样，为了一台录音机，我们俩就跟另一个班的同学盘起道了，对方问，咱们码哪儿啊？（咱们在哪儿打架呀？）我们俩说，咱们码后海（咱们在后海打）。我估计对方的心情一定也跟我们俩一样，既害怕又兴奋，因为我读书的学校是北京四中，那是当时北京城里排名第一的中学，在北京四中读书的孩子都是好学生，用现在的话讲都是学霸，根本都没有打架经验。但就是我们这群学霸，心里的梦想也不是当什么教授和科学家，而是当老炮儿，当流氓。
后海离北京四中很近，而且，后海也是当时北京城里孩子码架的重要地点，包括老一代的老炮儿们，也都把后海当作重要据点。《老炮儿》里，冯小刚在电影里玩儿滑冰、拍婆子，那都是在后海、什刹海，还有玉渊潭和颐和园旁边的小废湖拍的。
所以一提到后海，我们俩和另一个班的学生就都激动起来了，感觉自己离“战士”的梦想越来越近了。接下来就得盘一下打架的人数，《老炮儿》这部电影里，冯小刚他们打架之前没谈好双方各来多少人，但按照老炮儿码架的规矩，人数一定要事先商量好，小钢炮也得遵守这些规矩，大家拼实力，拼战斗力，公平码架，谁也别仗着人多势众。于是我们俩和另一个班的学生商量好，双方各带二十个人，在后海码架。
回到家之后，我心里无比激动，夜里根本睡不着，整个人都被一种豪迈的英雄主义情绪所笼罩。但激动归激动，该做的准备也得做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俩上哪儿去找二十个人来帮我们码架啊？我们班上的男生肯定不行，那都是书呆子，哪儿能上战场啊？我本人是从小生长在知识分子大院儿里的孩子，我身边的同龄人都是知识分子子弟，也没什么能打架的。跟我一起的那个哥们儿，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因为他现在也小有名气，是某大型国际互联网公司的CFO（首席财务官），反正他当年也是个学霸，没什么战士朋友。
我俩想了半天，也没想到什么合适的人选。后来我就跟他商量说，虽然咱们学校和大院儿里没有“战士”，但咱们可以到外边儿去搬救兵啊，比如去外交部大院儿。当时所有的北京大院儿子弟里，部队大院儿里的孩子毫无疑问是最能打的，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身上的军人基因，部队大院里也有各种各样的“战士”和“战士”传说，比如所有北京孩子都听说过的“劈死小浑蛋”的故事，就是部队大院里那群孩子干的。王朔、冯小刚和姜文他们都是部队大院子弟。可惜，我们谁也不认识部队大院的孩子，我们知识分子大院的孩子，只认识部委大院的孩子，或者某某大学大院里的孩子。
所以我们俩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最后决定去外交部大院里搬救兵。在我们所认识的圈子里，数外交部大院里的孩子最能打架，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基本都不在国内，他们的父母都是些驻外大使、驻外一秘和驻外参赞，这帮孩子从小就没有父母管，一个个无法无天。于是我们俩就到外交部大院找人去了。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北京四中已经是很流氓气的学生了，当然“流氓”在那个时候不是贬义，不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耍流氓，而是指一个人仗义、豪爽、勇猛等。但要去外交部大院，我心里还是有点没底，临出发前，我们俩还背了一堆黑话，那态度比我现在写书、做节目还认真呢，生怕到时候给知识分子大院的孩子丢脸。
结果我们俩到了外交部大院，一进屋还是看傻眼了，当时我们俩都是十七岁，外交部大院的那帮孩子顶多也就十七八岁，最大的也就高中刚毕业，但光从外表上看，我们俩和人家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举手投足全都社会气十足，男生全都抽着烟，姑娘们一个个都打扮得很漂亮。最让我们俩震惊的是，有一个外交部大院的孩子，特别自然地对一个姑娘说：“你今天晚上就跟某某某回去吧。”在北京四中，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挺有距离的，大家相互之间还处在暗恋和懵懂的阶段，虽然总想像老炮儿一样交个女朋友，但谁也不敢真的去跟女生搭讪，没想到人家外交部大院的同龄人都直接带姑娘回家了。
但我们震惊归震惊，这次来的目的还没忘，就原原本本地把码架的事儿跟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们说了。对方听完特别豪爽地说，就二十个人？小菜一碟，哪天码？到时候我们肯定按时到，你们俩放心回去等着吧。
于是我们俩就带着震惊的心情回家了，晚上肯定还是睡不着觉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正式开战的那天，我该怎么表现啊？我是不是得先冲上去啊？因为架是我码的，人是我约来的，我不能躲在后面拖后腿啊，然后就在脑袋里幻想出了各种英勇拼杀的场景，最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睡着了。
到了约定码架的日子，我们二十几个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了后海。结果在后海等了半天，对方居然没人来。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们当场就气坏了，一个个感觉好像被人戏弄了。但其实我心里是暗暗松了一口气的，随着事情的不断发展，我确实是怕了，约了这么多人来，这一旦打起来，绝对不是小架，万一捅出什么娄子，我真承担不起后果。
虽然我心里挺窃喜的，但是外交部大院的这帮孩子不答应了，怒气冲冲地质问：“怎么回事儿啊？玩儿我们呢？”我赶紧跟他们道歉，安抚他们的情绪，说对方可能是怯场了，不敢来了，这次就算了吧，不打了。结果外交部大院的孩子不肯罢休，小钢炮有小钢炮的规矩，说码架就一定要码架，哪有人到了最后不码的？不行，他们不来，我们就去北京四中找他们！
这下子局面就超出我的控制了，就像《老炮儿》里演的那样，张涵予说：“哎哟，码这么大的架，咱们哪儿拦得住啊。”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无能为力，外交部大院这帮孩子说要去北京四中，我根本拦不住，我要是敢拦，他们说不定直接在后海把我揍一顿。没办法，我只好跟着他们去了我的母校——北京四中。
进了学校，我顿时就威风了，身后跟着一群流氓，雄赳赳气昂昂，从来也没那么厉害过，见到人就问，某某班的某某某在哪儿呢？不是说好了跟我码后海吗？结果我们找的那几个人一看这阵仗，顿时吓坏了，根本不敢见我们，直接躲到教导主任办公室去了。
我听说他们躲到教导主任办公室了，心里又怕又急，教导主任都出马了，那这仗肯定是打不成了。我有一种陷入两难中的尴尬，但是表面上我也不敢表露出来，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校里这么威风凛凛，我只能暗自琢磨，我该怎么办，才能既不在外交部大院这群孩子面前丢面子，又别惹到教导主任呢？
没想到，就在我暗自着急的时候，一件令我更加措手不及的事儿发生了。在北京四中，跟我们同届的学生里，其实也有一群挺能打架的孩子，这些人每天都蹲在学校墙根底下抽烟，我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我正带着外交部大院的孩子在学校里乱转，偏巧就遇到我们学校的这群痞子了。大家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肾上腺素旺盛，看谁都不服，整天想找人打架，结果我们学校的这群痞子一看，外交部大院的孩子手里都拿着各种家伙，比如自行车链子等，显然是来北京四中闹事打架的，两伙儿都不是善碴儿，没盘几句道，就叮叮当当打起来了。
我当时就傻了，这是什么情况啊？我领来的外交部大院的孩子，跟我们学校最能打的一伙人打起来了，双方都有二十多人，从教学楼的墙根底下一直打到楼顶，又从楼顶踹到楼下，打得满地乱滚。我简直束手无策，我也跟着冲上去打？可我该帮着哪头儿啊？没办法，最后我只能夹在双方中间劝架，跟双方说好话，别打了，别打了，咱们找的不是这些人，打错了。可这么大的群架，所有人都打红眼了，靠我一个人的力气哪儿劝得住啊？
整个局面完全失控了，最后教导主任也来了，学校里的保安也来了，还报了警。其实没等警察赶到，仗就已经打完了，外交部大院的学生心满意足地走了，因为他们觉得今天没白来，说打架就打了一场，他们也不管打的是谁，最重要的是他们跟我也不是特别熟。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既然是不熟的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痛快地就答应来帮我打架？其实那就是老炮儿的一种光荣，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到去找老炮儿帮忙。小浑蛋那群人也是一样，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认我当哥，我就义无反顾地去帮你摆平事情，只要你认我当哥，我就算自己家都揭不开锅了，也要借钱去看守所把你赎出来，说到底，你也就是管老炮儿叫了一声哥，你跟他也许并没有那么熟。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在北京四中导演了一场群架，外交部大院儿的孩子打完架一拍屁股就走了，只剩下我没地方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等着接受学校的处分。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还有一种特别不可思议的虚荣心，一般情况下，比较大的处分都是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公开宣布，让全校的学生都听到。殊不知那些被处分的孩子心里并不觉得害臊，反而会特别高兴，因为当广播喇叭里高声公布道，某某某因为打架而受到某某处分，你会感觉到全校女生火辣辣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她们都喜欢能打架的男生，那种感觉就像自己是接受人们崇敬和爱慕的英雄一样。
因为打完这场架，我们学校就元旦放假了，所以学校告知我，将在假期结束后，全校通报对我的处分，而这次隔了一个假期、姗姗而来的处分，也将充满了戏剧性。
3.清华和北大的码架事件
因为年轻气盛、崇拜英雄，我在高二那年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码架，开端轰轰烈烈，中间失去控制，最后等待我的将是一次全校通报的处分。
对于这次处分，我的心情喜忧参半，喜的是能让全校女生都用崇拜英雄的目光看我一次，忧的是这毕竟会在我的履历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
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这次处分也特别出人意料，特别有意思。元旦假期一结束，学校就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处分十分正式，内容是“高某四人目无法纪，带流氓进校寻衅滋事，引发群体性斗殴事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这里面提到的“高某四人”，就是和我一伙儿的这位现CFO，还有另外那个班跟我们俩抢收音机的那两个学生，那两个学生虽然没有参与打架，但是这场架是他们引起的，所以也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听到这个处分，我特别高兴，因为警告里使用的是“高某四人”，而不是“李某四人”或“王某四人”，这代表在这场码架中，我是担当着主导地位的，这真是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但有意思的不是这场架是否是由我主导的，而是在全校通报处分之后，紧跟着又来了一段全校通报表扬，受到表扬的主人公居然也是我。在元旦假期期间，我和一群朋友出去玩儿，遇到一个哥们儿从山上掉下来，我们救了他，把他从山上背了下来，送到屋里还照顾了他。
其实这个哥们儿没受什么太严重的伤，他之所以这么感谢我们，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们把他背下山之后，当天就住进了一户农家小院儿，结果到了半夜，这哥们儿突然来敲我们的门，打开门一看，我的天，他脸上全都是血淋淋的刀伤，大半夜开门看到这幅画面，真是够血腥吓人的。我们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这哥们儿告诉我们，他这次来这儿，是带刚刚结婚的表姐和表姐夫来旅游的，表姐夫是个西北人，脾气比较火暴，因为这哥们儿白天上山摔伤了腰，所以晚上回去，他表姐就抱着他喂他吃了几口面条，结果他表姐夫就吃醋了，不仅把他表姐打了一顿，还在这哥们儿脸上划了几刀。幸好这哥们儿跑得快，一路带着伤连滚带爬跑到我们这儿来求救。
听了这话，我们胸中的血液又沸腾了，大家一起出动，去把这哥们儿的表姐夫捆了起来，准备送到公安局去。结果这哥们儿的表姐心软了，舍不得老公了，哭着哀求我们，她才刚结婚，不能把她丈夫送到公安局去，要不然她丈夫这辈子就全完了。我们只好问那哥们儿，你受伤最严重，你说该怎么处理吧？结果那哥们儿想了想说，唉，算了，他毕竟是我表姐夫，是我的亲人，闹到公安局去大家都不好看，只要他保证以后再也不动手打人就行了。最后，我们也中断了游玩，坐火车把这位浑身都是伤的倒霉哥们儿给送回北京去了。结果，这哥们儿回头就往我们学校送了一封表扬信，还送了一面锦旗，感谢我们的仗义帮助。
那个时候人们崇拜的老炮儿，除了打仗的时候勇猛，平时也得有正义感，要是看见街上有个老大爷昏倒了，老炮儿绝对会冲上去给他扶起来。就连打架的时候，把对方打伤了，事后老炮儿也会亲自把人家送到医院去。包括当年最红的小浑蛋，最后被老红卫兵用刀扎死之后，也是被那群老红卫兵送到医院去的。老炮儿讲究的是“盗亦有道”的侠客风范。
所以，在这次全校通报大会上，我出了大风头了，不仅能带头码架，还能行侠仗义出手救人做好事，我美滋滋地接受了全校女生火辣辣的目光注视。
我本来以为，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码架经历，就这样画上了句号。没想到这件事儿还没完，而且事态还进一步恶化了，差点儿把我吓死。
外交部大院儿的这群孩子心满意足地打了架，“高某四人”也受到了通报处分，但还有一拨人的问题没解决，那就是我们学校最能打的那伙儿痞子。这些人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揍，心里当然不服了，于是就来找我说，高晓松，是你把人带进学校的，然后莫名其妙把我们打了，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完了。我当然也不敢跟对方说，你们要是不蹲在那儿抽烟，还用眼神儿挑衅人家，人家也不能过来揍你们啊，但是我也不能太丢脸了，只能跟对方盘道，问，那你们说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吧？对方说，咱们码玉渊潭吧，正儿八经地打一场。我也是赶鸭子上架，装作很懂行似的问对方，你们要码多少人啊？对方说，三百人！我当时都惊呆了，我找二十人都够费劲的了，而且到最后我根本都控制不住局面，现在对方居然要跟我码三百人，我上哪儿找那么多人去啊？但事情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要是不答应，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也是年轻气盛，就一咬牙答应了。
于是从这天开始，每天我在学校里遇到这群人的时候，对方都会问我，你那边的人找多少了？够三百人了吗？我只能敷衍地回答，差不多了，快了。最后对方通知我，他们已经找到了石景山首钢，三百人全都凑齐了。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如坐针毡，我把整个清华大院儿里能打的孩子全找出来，也就勉强能凑上两位数，三百人对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