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离正式码架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不能再拖下去了，最后灵机一动，去找我们大院儿里的大哥了。大哥一听对方居然调动了三百人的阵势，也十分震惊，告诉我，这么大的阵仗，已经不是我这个大院儿大哥能摆平的了，咱们得去找西城区的大哥出面了。我当时完全六神无主，赶紧连连点头称是。于是，大哥就带我去找当时西城区最著名的老炮儿——石猛大哥了。
石猛大哥听完了我们的来意，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他也没管我要钱，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理解，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就因为你管他叫了一声大哥，他就会无偿地去帮你摆平事情？这样的事儿放在现在，绝对会变成一桩买卖。但在那个年代，你只要管老炮儿叫一声大哥，人家就觉得光荣，觉得有面子，愿意无条件地去帮你摆平事情。
到了约好的码架的日子，我直接跟对方说，这架咱们不码了，我找了石猛大哥。对方一听石猛的名字，态度立刻就缓和了，说既然你把石猛大哥都找来了，咱们双方就坐下来谈谈吧。于是我们约在了北京四中的门口见面，在电视剧《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打架之前或者打完架之后平事儿的老炮儿是老莫，导演姜文心里肯定也有这样的老炮儿情节，所以特意在电视剧里安排了这么一段，老莫是部队大院子弟，黑道白道都能摆平，姜文特意找了王朔来演老莫，王朔站在剑拔弩张的两拨人中间，高高举起酒杯，说大家把这杯酒喝了，这场事儿就算完结了。
石猛大哥帮我平事的过程，跟电视剧里演得特别像，我们双方就在北京四中门口，平安里156中学旁边的一个小破饭馆里碰面了，当天的情形我至今都记得十分清楚，我们这边去了七八个人，其实都不是什么流氓，就是我的一群同学，对方也去了七八个人，分别坐在桌子两边。石猛大哥比我们来得晚一点儿，他进屋就直接坐在我们中间的位置，石猛大哥的身后就跟着一个光头，手里拿着一根狼牙棒，不过那根狼牙棒不是《水浒传》里秦明拿的那种狼牙棒，而是一根大棒子，上面插了不少钉子，这个光头一直就站在石猛大哥身后。
前面我写过，老炮儿和“战士”一样，老炮儿开口说话绝对不会喊打喊杀，而是语气非常镇定自若。石猛大哥落座后就说，各位兄弟，如今我老了，大家可以不给我面子，没关系。但是我身后这位兄弟，刚刚从圈里大刑上来（那时候习惯管监狱叫“圈里”，看守所叫“炮局”），他手里的棒子可不认人，今天大家给我兄弟一个面子，把这杯酒喝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们看行不行？我们两边哪儿敢说不行啊，赶紧连连点头说，多谢石猛大哥。然后大家把酒都喝了，这件事儿就算到此为止了。其实说到底，我们双方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是两伙年轻人肾上腺素激升，想逞逞英雄，谁也不想真的来一场六百多人的混战，现在把石猛大哥这么牛的老炮儿都请来了，大家都觉得可以了，赶紧收场吧。
以上就是我以小钢炮身份所经历的前两次码架事件，第二次其实算是第一次的后续，而我的第三次码架，其实也勉强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次的后续。
在石猛大哥的调停下，我和北京四中的痞子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大家一来二去居然就成了朋友，没事儿就一起偷偷摸摸抽根烟。不久之后，我们就从北京四中毕业了，上大学了，说来也奇怪，我们这些在学校里爱打架闹事的家伙，基本上都上了清华和北大，主要也是因为北京四中当时确实是北京城里最好的中学，就算是痞子，也都是学霸，每年都能有一两百名学生考上清华和北大。而且北京四中毕业的学生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特别傲慢。其实凡是能考上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都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但你走在清华和北大的校园里，很容易就能认出哪些学生是从北京四中考上来的，因为这些人永远特别骄傲，其他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都说，我是从清华或北大毕业的，只有北京四中来的学生永远这么介绍自己：我是北京四中毕业的。别人都觉得北京四中出来的人挺讨厌的。
北京四中也确实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比如我们现存的最老的清华大师兄李敖大师，他大概比我大三十多届，各位读者对李敖大师一定不陌生，他那个性和脾气，就是北京四中毕业生的典型；还有比我大十几岁的陈凯歌师兄，陈凯歌大导演的脾气，大家也有目共睹；比我大一届的著名的于丹师姐等，这些人都是从北京四中毕业的。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这些人全都有一个毛病，就是走到哪儿都谁也不服。
有一个当年跟我码架的学生，他考上了北大地球物理系，我们都把他的专业简称为“球系”，虽然当年我们差点儿码出一场六百人的大群架，但后来我们都成了很要好的兄弟。尤其是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这些从北京四中毕业的孩子，依然保持着联系，大家平时也经常在一起玩儿。结果有一天，这位球系的校友突然跑到清华来找我们，说他被人打了，跟对方码了北大东门，双方各带三十人。
事情是因为踢球而起的，他们跟一群从内蒙古来的北大学生踢球，内蒙古的学生都是相当勇猛的，过程中北京孩子不小心被对方打了两下，北京的这群孩子被打了，就习惯性地喊道：“丫的敢打我？你等着，你等着！”北京人永远都是这样，嘴上绝对不输阵。但内蒙古的学生可不管这套，他们一看北京的学生跟他们叫板，冲上来就要直接开打，北京的学生见势不妙，赶紧跑，跑之前跟对方喊：“今天晚上九点，北大东门，三十个人，你们等着！”如今大家从北大东门出来，直接就是一条大马路，叫城府路。但当时还没有城府路，那时候从北大东门出来，外边是一大片荒地，小树林。
我们在清华的这些北京四中毕业生一听，这还了得，敢惹我们四中的人？一个个的肾上腺素又全被激升起来了，立刻开始着手准备。这场架能不能真的打起来，谁也说不准，但北京人永远都要把范儿拿足了，一说到要码架，肯定要背上军用挎包，里面装半块砖头，必须得是半块砖头，因为打架的时候一整块砖抡不起来。光拿半块砖头肯定不够，砖头扔出去就没有了，还得有其他家伙，在电影《老炮儿》里，对方是在手上套上一种专业的护套去揍冯小刚的，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专业的工具，就在手上缠上一圈自行车链子，左边胳膊袖子里还得绑上一把刀……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战斗装备。当然了，虽然大家随身都绑着一把刀，但在打架的时候真没几个人会把刀掏出来，老红卫兵那个年代才用刀，但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只是沐浴在已逝的时代光辉下，出于致敬的心情在身上绑上一把刀，而且在出发前，大家还都会相互提醒，到时候咱们千万别真的把刀拿出来啊，除非是咱们被人打散了，一个人落单了，被逼到走投无路了，才能把刀拿出来。
去之前，大家还得先喝点酒壮壮胆。我们选了清华大学校园里的一间小破饭馆，大学生之家，那家饭馆里只卖两种食物，一种是鸡蛋汤，另一种是馅饼，除此之外就是二锅头。我们每个人都喝了二锅头，酒精一上脑，胆子就大了。一行人就顺着清华的小门溜达出去了。虽然我们跟对方约的是三十个人，但我们在清华里找了一圈，其实就找到了十四个人，主力都是北京四中毕业的。
结果到了北大东门一看，那几个内蒙古学生胆子挺大，居然就叫了几个人。本来大家可能还对内蒙古人有点发怵，现在一看敌我力量严重悬殊，胆子顿时更大了，一拥而上，没打一会儿就把那几个内蒙古学生给打散了，内蒙古学生见状不妙，开始逃跑，我们就追，三五个清华的学生追一个北大的学生，在北大校园里乱跑。
我跟另外两个人一起，负责追一个内蒙古学生，追过了三角地，一直追到四十几号男生宿舍。最后，这个内蒙古学生被我们追得走投无路，在宿舍里抄起一个开水瓶，就像董存瑞炸碉堡似的对我们喊：“你们要是再敢追过来，我就拿着这瓶开水跟你们同归于尽！”当时宿舍里还有几个南方来的学生，一个个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全都吓傻了，都躲到床角去了。我们三个也挺逗，见对方要拿开水瓶砸我们，我们就跟他谈判说，你把开水瓶放下，我们不用自行车链子，就用拳头捶你两下就行。那哥们儿也不傻，毕竟都是能考上北大的学生，想了想，觉得被拳头捶两下，总比被开水烫了强，于是就把开水瓶放下了，我们三个就冲上去揍了他一顿，其实我们下手也不重，他也没受什么伤，就出了点鼻血。
然后我们就兴奋又得意地离开了北大。怎么形容我们当时心中的那种快乐呢？就好像是今天那些创业的年轻人，融到了资后的那种喜悦。我们就感觉自己已经融到了资，下一步就要上市了，一旦上了市，我们就是老炮儿了。于是我们回到清华后，尽情地庆祝了一番，喝了很多酒，每个人都把自己是如何打的、对方如何求饶的，夸大其词地吹嘘了一遍，心情特别激动。
然而到了第二天，我们酒醒了，才发现这回娄子可捅大了……
4.燕山大酒店英雄救美
说到打架，北大的学生肯定打不过清华的学生，“文革”的时候，清华的武斗阵仗相当惊人，蒯大富那群人连手榴弹和机枪都能自己做出来，而北大从来就没有武斗的历史。但是北大有一个堪比武斗的祖传秘方，也是北大那些文人特有的愤世嫉俗的传统，那就是贴大字报。我们清华的这群人在北大大获全胜，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夜的酒，第二天睡醒了准备去上课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坏消息，北大那群被我们打了的内蒙古学生贴出大字报控诉我们了！
我们赶紧跑到北大的三角地，好家伙，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内容也相当耸人听闻：“柴庆丰尸骨未寒，又发生了1219血案，校外流氓居然冲入北大，在北大校园里追打北大学生，甚至追进宿舍，要求不作为的校长引咎辞职……”贴大字报的人当然知道我们是清华的学生，不是流氓，但是他们为了吸引眼球，就故意把我们说成是社会上的流氓。至于柴庆丰事件，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起大事件，这个叫柴庆丰的北大体育生，在校外吃消夜的时候，跟当地的海淀流氓打了起来，结果不幸被打死了，当时正值学生情绪最为紧张的时候，北大的学生非常愤怒，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抬棺游行。
我们一看这大字报写得太上纲上线了，还给这次事件取了个“1219血案”这么耸人听闻的标题，于是赶紧动手上去把大字报全都撕了，这下子把马蜂窝捅得更大了，我们刚撕完一批大字报，另一批又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在北大校园内出现了。而且这些大字报越写越夸张，到了后来已经不是针对这起打架事件了，北大学生还在大字报里抗议学校食堂的伙食不好，要求食堂管理者也辞职。一时间，各种各样的不满声此起彼伏，北大的校园里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几个根本撕不过来了，一个个全都傻眼了。
北京大学里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这可绝对是大事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所能预料和承担的范围，哥们儿几个一商量，一旦调查起来，肯定要把我们几个抓起来，搞不好还要蹲看守所，严重的话说不定还要判刑。没办法了，我们也不敢回清华上课了，全都逃跑了。虽说是逃跑，但我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想来想去，最后我去了经贸大（北京经贸大学），经贸大有我一个要好的朋友，我就在他那里躲了起来。
不知不觉到了圣诞节，那一年的圣诞节，清华大学要举办一场篝火晚会，身为学校里的文艺骨干，我再也躲不住了，因为我想要回去参加篝火晚会，于是就壮着胆子回了学校，一来想去参加篝火晚会，二来也想探探风声。
一回到清华的宿舍，我明显能感觉到同宿舍里的舍友对我非常戒备。从外地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那都是真正的来自各个省份的学霸，他们对于我这种吊儿郎当的北京本地孩子，本来就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现在就更疏远了。看见我回来了，舍友们指着我的书桌告诉我，你桌上有一封海淀公安分局来的信，已经好几天了。我到书桌上一看，心里顿时凉了半截，那是一封限期自首的通知，限我于12月24日晚上10点以前，到燕园派出所投案自首，否则将对我发出逮捕令。
这下我彻底吓傻了，别看我天天在学校像个流氓一样，但我并不是小浑蛋那样的流氓，小浑蛋是真正在老北京胡同里混大的孩子，而我这种知识分子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也就是跟人家瞎比画两下，装装样子，真遇到大问题根本没有承担后果的能力。公安局发来的限期自首令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一看时间，都快到晚上十点了，还有两个小时就到12月25日了，于是我也没心情去参加篝火晚会了，胆战心惊地一个人去了北大燕园派出所。
没想到我到了派出所之后，所里居然没有民警，值班的人问我是谁，我回答我是来自首的。值班的人问我，你犯什么事儿了？我老老实实地交代，我是1219血案的凶手之一。值班的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就跟我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我们这儿的警察都下班回家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来……
就这样，参与了这次清华和北大之间群架的双方人马，陆陆续续都被叫到了公安局。在公安局里大家确实都吃了不少苦头，也接受了不少教训。我年轻时候的小钢炮生涯，也就此结束了。
这次事情结束后，等到我们双方终于都被放出来了，大家都特别特别感慨。因为我们确实有点被吓坏了，谁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其实我们十四个清华学生和几个北大学生小打小闹了一场，原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刚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学校园里正是气氛最紧张的时候，一场小打小闹在混乱中糊里糊涂就演变成了事件。北大的学生比我们先放出来，他们就在看守所门口等着我们，然后请我们喝酒，诚恳地给我们道歉，说对不起，我们只是被打了不服气，想贴贴大字报泄愤，没想到会闹成这样。北大的这些文人学生，很怕我们清华的学生会继续报复他们。
我们也没怪北大的学生，这件事我们也有责任，以多欺少，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总之，大家握手言和。后来，我们清华的这十四个学生，还一起去五道口的一家酒吧里喝酒，所有人都喝多了，抱在一起痛哭流涕。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有点小背景，有的是新华社大记者的孩子，有的是大教授的孩子。喝到最后，我们掏出了那把绑在身上但从来没使用过的刀，在马路边上把刀子戳得稀烂，发誓说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打架了，再也不当流氓了。其实我们本来也不是流氓，只是虚荣心作祟而已。总之，一想到接下来清华和北大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处分，大家心中都是一片黑暗。
在等待学校下达处分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天天待在一起，商量着对策。我们甚至决定，如果我们这十四个人里，有一个被学校开除了，其他十三个就全体退学，因为我们是兄弟，所以必须同进退。我们还找地儿挂起了一张很大的中国地图，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最后选定了集体退学之后的去路——深圳。当时是1988年，深圳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决定去那片崭新的土地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最后，学校的处分终于下来了，其他十三个人全都是留校察看，只有我一个人是严重警告。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别人都留校察看，只有我仅仅受到了一个警告。总而言之，我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跟人码架了，但是我心里的老炮儿火种并没有熄灭，而是转换了战场——我开始拿起吉他去跟别人掐琴了，我用摇滚乐当作武器，进入了新的战场。
关于我个人年轻时企图成为一名老炮儿的三次经历，就回忆到这里。
接下来我想写两位我认识的老炮儿，我觉得这两位老炮儿特别具有典型意义。这两位老炮儿，一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炮儿，另一位是个假老炮儿。两个人的名字都隐去不提，因为他们现在都还健在，而且都混得挺好。我就简称他们为小李和小张。当然了，他们两个既不姓李也不姓张。
先写小李的故事吧。我和小李大概是十九岁或二十岁的时候认识的，他在北大读书。我们俩认识的缘由非常有意思，当时我在追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女生，但是没有追求成功，结果认识了这个女生同宿舍的舍友的男朋友，也就是这位小李，我们俩常常戏称当年我们是连襟的关系，小李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孩子，从小就胸怀着“战士”的理想，没事儿就幻想着找谁码个架。
在北大，小李也算得上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我俩逐渐熟悉了之后，我经常骑着车去北大找他玩儿。有一次，我买了一双麂皮的新靴子，小李一看到就激动地说：“哎哟，你这双靴子挺猖（猖狂）的啊！咱俩换吧！”于是我就跟他换了鞋，我穿着他的拖鞋回了清华，他穿着我的靴子风风光光地走在北大的校园里。
有一天，小李突然问我：“你去过燕山大酒店吗？”我回答：“没去过，那么高级的地儿我哪儿敢进去？”燕山大酒店好像是四星级酒店，但在当时已经是海淀区最好的酒店了，我从来没敢进去过。小李扬扬得意地对我说：“我带你去一次燕山大酒店。”我立马答应了，心里还琢磨着，他是不是发了什么财了？居然带我去那么高级的地方。结果到了燕山大酒店我才知道，其实是他女朋友同宿舍和同班的几个漂亮女生，被几名港商请去燕山大酒店喝酒，几个女生既想去，又有点害怕，因为小李在北大很能罩得住，她们就叫上了小李跟着壮胆，然后小李又拉上了我。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港商和台商特别受欢迎，用北京话说就是猖得不得了。恨不得香港的一个扫地工人，只要能从罗湖海关提进来两台彩电，就能立马在中国大陆娶到老婆。当天，几个港商在燕山大酒店摆了一大桌子酒菜，跟那几个漂亮女生聊天喝酒，我和小李就在旁边尴尬地喝闷酒，连插嘴都插不上。过了没一会儿，桌上的酒全都喝光了，港商也喝醉了，其中一个拉着北大的一个漂亮女生就往楼上走。
其实那个女生估计心里是挺愿意的，在那个年代，漂亮姑娘都梦想着能嫁给有钱的港商。但我和小李看不出这些，我们俩就知道自己是被拉来当护花使者的，所以赶紧上前阻拦。那个港商特别轻蔑地看着我和小李，冷冷地说：“你们两个凭什么拦着我？有本事你们俩把这一桌酒菜埋单了，我就让她回学校。”小李毫不犹豫地说：“埋单就埋单，把账单给我！”结果账单一拿来，我们俩全都傻眼了，光是一杯酒就要六十块外汇券，一整桌子酒菜要一千多块外汇券。
在当时那个年代，港商来到中国内地，是把港币兑换成外汇券来使用的。外汇券换人民币，名义上是一元兑一元，黑市价能达到一元外汇券兑一元五六的人民币。普通老百姓手里可没有外汇券，拥有外汇券，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王朔就曾在小说里写过这样的桥段，有一些特别牛的出租车司机，你拿人民币给他他根本不要，只收外汇券。
一千多块，别说外汇券了，就算是人民币，我和小李也没有啊。其实我们俩已经算是家境比较富裕的北京孩子了，但我们念大学，一个月也只有一百块钱的生活费而已，每个月能存下二十多块钱就不错了，一千块钱对我们来说无疑就是天文数字。看到我们俩大眼瞪小眼的样子，那个港商不再搭理我们了，极为不屑地拉着女生上楼了。
我心里倒没觉得多郁闷，因为在我短暂的小钢炮生涯里，经历过三次失败后，我已经放弃了当“战士”的梦想，也不再想当什么英雄。但是小李特别伤心，光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伤害，他沉默了老半天才握着拳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晓松，我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成为一个老炮儿，再也不让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只好拍拍他的肩膀，认真地说：“当然，我相信你，你一定行。”
5.真假老炮儿
1990年，小李在燕山大酒店发誓，将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老炮儿。
一晃时间就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这期间我和小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晓松，你今天下午有事儿吗？”我说：“没事儿啊。”他就说：“那你来某某酒吧门口，咱俩坐一会儿？”小李提到的某某酒吧，是一家非常著名的大酒吧。我欣然答应。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写歌了，在音乐圈也小有名气，到了酒吧门口我问他：“今天怎么想起来约我来这儿了？咱俩聊点什么啊？”小李特别神秘地对我说：“你等着看吧。”
过了一会儿，就见酒吧门外陆陆续续来了一辆辆的桑塔纳和捷达车，下来了好多人，这些人的手臂上都挂着一件大衣，大衣里面仿佛都藏了一把枪形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是真枪了，但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我问小李：“你们这是要干吗呀？”小李豪气冲云天地告诉我：“哥们儿今天要砸店！”我吓了一跳，问：“你干吗要砸人家店呀？我不认识这家店的老板啊。”那真是一家挺大的店，我也不知道店老板有没有什么后台。
小李脖子一横，气势汹汹地说：“我不管，今天就是要砸店，店老板是谁都没用。”我又问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啊？”小李这才把原因告诉了我，其实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情。几天前，小李请几个银行行长在这家酒吧里喝酒，正划拳划得高兴呢，店老板走过来，特别不高兴地提醒他们：“你们声音小点儿。”小李醉醺醺地端起一杯酒，摆出一副老炮儿的架势，对店老板说：“对不住啊，我敬你一杯。”结果店老板居然没喝，扭头走了。当着一桌子朋友的面，小李觉得脸上特别挂不住，这么多年来，他的奋斗目标就是成为一个老炮儿，现在他终于觉得自己是一个老炮儿了，没想到店老板居然不给他面子。于是，店老板就触到了小李的逆鳞了，小李决定砸店。
我一听这个原因，就觉得真不是什么大事儿，于是赶紧劝小李，对他说：“为了这么点儿小事儿就砸店，太不值得了。要不然这样得了，我去把店老板叫出来，让他给你赔个礼，你看怎么样？”小李还是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瞪着眼睛说：“不行，哥们儿今天非要砸这店。晓松，今天大家不是经常说，老子奋斗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实现当年吹的牛。当年我曾经在燕山大酒店跟你发过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成为一个老炮儿。所以，今天我特意把你叫过来，就是让你看看，哥们儿当年吹的牛，我今天做到了！”
听到小李的这番话，我也哑口无言了。虽然他砸店这事儿实在是太不靠谱了，但他今天确实是很有老炮儿的架势，一辆辆的老炮儿车陆续停在店门口，这阵仗确实挺牛的。酒吧门口拉出了这么大的排场，酒吧里的人不可能没发现，于是过了一会儿，从酒吧里走出来一个光头。我就不说这个光头的名字了，因为这个光头太有名了，是当年朝阳区的一个著名老炮儿，光头直接走到小李面前说：“哎，小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要砸店啊？”小李看见光头，也一脸惊讶，问道：“你怎么也在这儿？”
光头点点头说：“是啊，这家酒吧的老板给了我一些股份，让我帮他看店。你要是砸他的店，就等于是砸我的店啊。”小李也不含糊，居然没给这位著名的老炮儿面子，当场就说：“对，就算是你的店，我也得砸，因为这店老板得罪我了！”光头也不太高兴了，说：“小李，你今天要是砸这家店，就是不给我面子，那咱俩就码吧。”小李说：“行，咱俩码吧！”
我在一旁都听傻了，这位光头在朝阳区真的非常有名，看来小李今天真是豁出去了，这俩人要是码起来，我不敢想象会发生多么可怕的事儿。光头估计也没想到，小李居然答应了要跟他码，僵持了一会儿，光头说：“这样吧，小李，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进去跟店老板打个招呼。”说完，光头就走进了酒吧。我心想，完了，看来一场大架是避免不了了，待会儿要是真打起来，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啊？但是我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光头和小李都不是“战士”啊，他们俩都已经是老炮儿了，北京老炮儿是绝对不会轻易喊打喊杀的，他们都是用智慧、经验和面子去摆平事情的。
过了一会儿，光头出来了，对小李说：“我跟店老板商量了一下，他给了我股份，让我保护这家店，但是他可没让我保护他这个人。所以按照规矩，我只负责看店，不负责看人。待会儿我把店老板带出来，你当街揍他一顿，把你的气消了。只要你不砸店，就跟我没关系，我就当没看见，从此以后咱俩也井水不犯河水，你看怎么样？”
小李想了想，挺痛快地说：“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不给您面子。确实是店老板得罪了我，我没必要把店都砸了。您把他领出来吧。”然后光头就把店老板带出来了。我觉得特别尴尬，因为我认识这位老板，所以我都不敢抬头看他。店老板这一次的态度非常客气，端着一杯纯威士忌，恭恭敬敬地对小李说：“李哥，之前的事儿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是您大驾光临，实在是对不起。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给您一张十万块钱的消费卡，您以后到我这儿来，所有酒水全部免单！”
本来小李还没生多大气，一听店老板这话，顿时就把桌子掀了，脸红脖子粗地质问店老板：“你什么意思？我差钱吗？我是来要饭吗？”跟着小李一起来的一大群人立刻卷起袖子，要冲上去揍店老板。店老板彻底慌了，连连求饶，主动把一大杯威士忌全都喝了，又是赔礼又是道歉，折腾了老长时间，总算把小李的怒火浇熄了。
小李这个性格，跟电影《老炮儿》里的冯小刚特别像，身为一个北京老炮儿，你绝对不能跟他聊钱，尤其是不能提“借钱”俩字。如果老炮儿遇到麻烦，需要借钱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使用的词叫“拿钱”，比如“我有一个哥们儿出了点事儿，我从你这儿拿点儿”。一定要用“拿”，不能用“借钱”。还钱的时候也不能说“还钱”，而是说“你拿着吧”。这就是北京老炮儿的规矩。小李每次跟我一起吃饭，喝醉了之后都会说：“晓松，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就是当一个真正的老炮儿，端坐在椅子上，沧海一声笑。现如今的这些小兔崽子，根本不明白什么是老炮儿，他们不懂一个人是如何从‘战士’开始，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历练成一个老炮儿。”
我问过小李：“你干这些老炮儿的事儿，能赚到钱吗？”小李立马满脸轻蔑地说：“当然不赚钱了！赚钱还算得上什么老炮儿？”我和小李在一起的时候，只要他接起电话时眼神绽放出光芒，我就知道了，那肯定是某某人出事儿了，被抓起来了，让小李去捞人。只要有这种事儿找上门，小李就全身热血沸腾，毫不犹豫地回家取钱，去看守所提人，对他来说，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奋斗目标。
当然了，小李跟冯小刚在电影里演的老炮儿也不太一样，小李不是一个专业的老炮儿，他有着非常正当的职业，大家别忘了小李可是北大毕业的高才生，他曾经担任过外商驻北京的首席代表，后来自己也做过生意，赚了不少钱，但这些正当的职业，对小李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只有当有人来找他，叫他一声大哥，请他出面摆平事情的时候，他才觉得这是自己这辈子最光荣的事情。赚钱不是终极目的，赚钱去花在自己心爱的事儿上，人生才更有意义。
还有一次，我跟小李一起去青岛玩儿，结果坐出租车时我把手机弄丢了，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手机还不是智能的，虽然一部手机不便宜，但比起手机，里面存储的电话号码对我来说更加重要。还好我下车的时候开了发票，就按照发票上的信息打通了司机的电话，在电话里我对司机说：“师傅，只要你能把我手机还给我，我就给你两千块钱。”结果司机不客气地反问我：“你什么意思？我们青岛人能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吗？我可没拿你的手机，你手机被其他乘客拿走了。”我立刻就明白了，根本不是其他乘客拿了我的手机，就是这个司机拿了我的手机，否则司机完全可以说他没看见我的手机。但是我也不敢生气，依然好言好语地跟对方商量说：“那这样吧，手机我也不要了，只要你能把里面存的电话号码都还给我，我照样给你两千块钱。”可惜司机不吃我这套，直接把电话挂了，并再也不搭理我了。
我心里特别生气，但也没有办法，我在青岛人生地不熟的，只能自认倒霉了。没想到，看到我手机被拿走了，小李的眼中早已绽放出了狂热的光芒，他无比镇定地对我说：“晓松，你放心，手机肯定能找回来，你就别管了。”我有点不确定地问他：“这可是青岛，不是北京，你能行吗？”小李自信地回答：“你就等着吧。”
到了第二天夜里两点多，果然有人来酒店敲房门，告诉我们：“李哥，手机拿回来了，人也抓到了，被我们绑在香格里拉饭店后边了。是您的哥们儿亲自去揍他一顿，还是我们替您去揍他一顿？”我赶紧在旁边说：“别别别，我的手机拿回来就行了，毕竟一分钱都没让我花，别揍人家了，人家开车赚点钱也不容易，放了吧。”
通过这件事，我对小李更加刮目相看了。结束了在青岛的旅行之后，我和小李又一路游玩到了西双版纳。这一路上，不论走到哪里，小李的手机都没有安静过，总是有人来找他，张口就管他叫哥，求他出面摆平事情。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小李的脸上就会焕发出无与伦比的光彩，自己出钱出力去无偿地帮人出头。
我们做音乐的老炮儿也是一样，做其他事情都觉得没意思，只有在摇滚演出的现场，台下有无数人跟着你一起呐喊，我们的生命才绽放出光彩，人生才有意义。然而现在的摇滚老炮儿，都感觉到了深深的失落。如今大街上流行的那些摇滚乐，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摇滚乐了，真的挺俗不可耐的。摇滚老炮儿们如今出去跟别人介绍自己，年轻人根本就不认识你是谁，甚至当大家自豪地回忆起老崔（崔健）的光荣历史时，年轻人也会问，老崔是谁啊？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韩国的偶像了。
有一次，小李跟我长叹一声说：“现在哥们儿终于混成老炮儿了，可惜老炮儿却成了傻瓜的代名词，真是伤感啊。”
这就是小李，一个从小就立志成为老炮儿的人。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小李混了这么多年，虽然小有成绩，也靠着自己的面子，摆平了很多事情，但他还称不上是真正的老炮儿。而且最近这些年，小李虽然事业经营得依然挺好，但在老炮儿的路上还是渐渐失落了，如今来找他平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他能靠着面子解决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
至于我为什么说小李算不上是真正的老炮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家庭出身。小李的出身跟我差不多，是知识分子的后代，还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所以不管他心怀着怎样的老炮儿梦想，都不是一个纯粹的老炮儿。小李只是靠着自己的出身和学历，赚到了钱，然后拿着这些钱去混老炮儿的圈子。真正的老炮儿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战士”，年轻的时候挥舞过战刀，为自己杀出一片天，从社会的底层站了起来，到老了靠着一生积攒下来的智慧和面子行走江湖。
接下来，我想再写一个我心目中真正的老炮儿——老张。
各位读者如果看过谢飞导演的电影《本命年》，就能对老张有更深的了解。老张的经历特别像《本命年》里姜文演的角色。对于《老炮儿》这部电影，谢飞导演也特意写了一篇盛赞的文章。我猜谢飞导演之所以这么喜欢《老炮儿》，是因为《老炮儿》里冯小刚演的这位北京老炮儿，其实就是《本命年》里姜文演的那位“战士”。可惜姜文演的角色最后被小兔崽子用刀扎死了。
老张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已经认识二十多年了，他来自社会底层，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出身，没上过什么学，年轻的时候在一家食品厂当工人，后来去南方趸柔姿纱，在西单摆小摊子赚钱，跟姜文演的角色的经历一模一样，靠着自己的努力，最终开上了属于自己的老炮儿车——桑塔纳。老张混得比较好，柔姿纱之后就开起了工艺品店，生意火了，街上的流氓就来找碴儿滋事儿了，老张坚决不服，操着一把日本大战刀，跟流氓奋力搏斗，誓死不低头，到了最后，流氓都怕他了，谁也不敢来他的店里闹事了。
买了桑塔纳之后，老张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后来又换了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第一辆四个喷气管的汽车，老张给这辆车取名为“大白狼”。有一次，老张开着他的大白狼，拉着我一起去白洋淀打野鸭子，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什么环保概念，白洋淀里的野鸭子也多。到了白洋淀，我们先租了一艘船，还要租两把猎枪，船夫说一艘船两把枪，一共收你们两个一千块钱。老张非常痛快，说没问题，他有的是钱，一千多块钱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我当时也拍了几个广告，手里也挺宽裕。谈好之后，我们俩就拿着猎枪，上船去打野鸭子了。
打完了野鸭子，船夫开着船载着我们往回走，眼看着快到岸边的时候，船夫突然把船熄火了，跟我们俩说要提前结账。我们俩也没多想，从身上掏出一千块钱给船夫。没想到船夫说不行，你们是两个人，要收两千。我们俩就有点不高兴了，不是说好了一千块钱吗？船夫态度相当蛮横地说，谁跟你们俩说一共一千块了？我说的是一个人一千块，你们两个人就是两千块。那个时候中国的旅游业刚刚兴起，景点的收费都不太正规，这种临时加价的事情屡见不鲜。李安导演拍的《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里面也有临时涨价的桥段。
那个时候我还挺年轻气盛的，有点小脾气，听了船夫的话，我立刻就翻脸生气了，怒气冲冲地威胁船夫道：“你怎么能这么做生意呢？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白洋淀，属于保定！保定市市委书记是我姑父，你跟我说话客气点儿！”结果船夫根本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儿，人家就不耐烦地对我说：“少废话，赶紧给钱！”我当时就想站起来跟船夫动手了，我怕什么啊？我手里还有猎枪呢。没想到老张拽住了我。老张年轻的时候可是拿着日本战刀跟人挥舞的“战士”，是从社会最底层一点点打上来的，他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可让我意外的是，船夫对我们俩这么粗暴，老张居然完全没生气，反而黑着脸对我说：“高晓松，你少跟人家废话，赶紧给人家钱。”说完，老张自己掏出两千块钱，给了船夫。我也只好坐下不作声了，其实老张是很了解我的，他知道我就是一个纨绔脾气，就算我手里拿着枪，我也不敢真的跟人家打架。
事后证明，老张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老张刚把钱给了船夫，就听见四周的芦苇荡里一阵哗啦啦乱响，闪出了七八艘小船。我顿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刚才我逞英雄，用猎枪吓唬船夫，这七八艘小船上的人绝对能置我于死地。老张掏了两千块钱，几乎等于捡回了我的一条命。老张一辈子身经百战，船夫一把船熄火，他就把四周的环境都观察清楚了，这就跟当年水上游击队对付日本鬼子一样，游击队的船都潜伏在芦苇荡里呢。
上了岸之后，老张启动了大白狼，载着我离开了白洋淀。路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高晓松，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别跟人家瞎盘道，装英雄。我告诉你，今天你记住哥哥的这句话，只要有人欺负你，就说明你不够牛×。你要是真牛×，绝对没人敢欺负你。今天咱俩开着大白狼来，人家根本不怕你。但如果有一天有国家领导人开着212吉普来，这帮人肯定全都跪下。你也别想着以后找机会来报仇，你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让自己变得更牛×，知道吗？”
老张的这番话，给了我无比巨大的触动，一直到今天，想起他的话，我都觉得特别感动。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不用生气，也不用想着有朝一日一定要报仇雪恨，这都没有用，你要做的事儿，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让别人再也不敢欺负你。老张曾经告诉过我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但白洋淀的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他的这番话，我也将永记心中。
6.美国老炮儿
只要有人欺负你，就说明你不够牛×。这是老张告诉我的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除此之外，老张还跟我说过很多永生难忘的话。老张的这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了很多次，最鼎盛的时候，他给自己赚到了上亿的资产，各种各样的豪车全都开过。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突然就退隐江湖了。
有一天，老张突然给我打电话说：“高晓松，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我赶紧说：“我这就去看你。”于是我带着一瓶好酒，到了老张家。我们俩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我好奇地问他：“你的生意不是做得挺大的吗？怎么不继续做了？天天在家待着干什么呢？”老张说：“我现在每天就看看书，想想哲学问题，最近我特别想证明量子力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我说：“这不是我大学时候读的专业吗？您不是食品厂的工人吗？还懂量子力学和哲学呢？”老张叹了一口气，诚恳地对我说：“说实话，我就是不想出门。”
我更好奇了，问他为什么不想出门？老张伤感地告诉我，想当年，他身为一个老炮儿，出去做生意，和别人谈事情，看的是对方的人品，在意的是对方够不够仗义，只要大家都讲义气，这生意就肯定能做成，钱也大家一起赚。但现在这个社会完全变了，现在不是人和人谈生意了，是钱和钱谈生意，所谓的面子，所谓的仗义，全都不好使了，所以老张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他不愿意跟别人聊钱，他想跟别人聊感情。这就是老张，一个典型的北京老炮儿，跟《老炮儿》里冯小刚演的老炮儿一模一样，只不过冯小刚演的老炮儿没有赚到钱，而老张赚到了钱。但不管赚没赚到钱，老炮儿的规矩和做派，全都是一样的。
老张还有一个身为老炮儿的品质，那就是处变不惊。有一次，老张带着一个姑娘，去外边吃饭，他当天开的是一辆豪华跑车。吃完了饭，老张刚走到豪车边上，还没打开车门呢，突然一把枪抵到了他的后脑勺上。虽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但老张这一辈子经历了无数的“战斗”，所以马上就判断清了形势，他这是遇到打劫的了，于是本能地把眼睛闭上了，然后把手里的车钥匙举起来，对着身后的人说：“我现在闭着眼睛呢，没看见你长什么样，车钥匙给你，车你开走吧，我肯定不报警。”
也算老张倒霉，抢劫他的劫匪，估计是两个新手，根本懒得听老张废话，打开车门就把老张往车里推，另一个劫匪则站在车对面，拉开了对面的车门，用另一把枪对着老张。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老张的脑子里就已经做出了最准确的判断——绝对不能上车，一旦上车，他就彻底落入这两个劫匪手中了，这俩人抢到了这么贵的车，肯定不能轻易放了老张，说不定半路上就把老张解决了，刚好那时候北京和河北发生了很多这种杀人劫车事件。
被两把手枪一前一后地顶着，这样的事儿要是摊到其他人身上，肯定早就被吓傻了，但老张可不是一般人，他把心一横，知道这一次自己必须要战斗了，必须要和对方拼命了。老张也不浪费时间，二话不说，噌的一下就扑到了副驾驶的身上抢枪，结果把枪抢过来一看，居然是一把假枪。但这个时候，老张身后的那个劫匪把刀掏出来了，开始往老张身上乱扎。老张咬着牙，把副驾驶的门打开，爬了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后脑勺被扎了两刀，幸运的是扎得都不太严重，俩劫匪一看这情况，知道是遇到能打的人了，扭头就跑了。
事后，老张头上包着纱布跟我说，幸亏哥们儿年轻的时候是个“战士”，这要是其他人，一上车就叫劫匪给绑上了，嘴上再贴一张胶布，半路上肯定被解决了。
这就是老张，一个真真正正的老炮儿，符合所有老炮儿的条件：当过“战士”，懂得各种资源的来龙去脉，现在已经不再喊打喊杀，只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生活，而且他也深知自己落伍了，也不再愿意跟现在的人同流合污，就默默地隐居在自己的家里。如今，我每隔一年半载的，都会去看望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