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者又分成两种，这两种复国主义者都挺有意思。第一种是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信奉宗教，每天拿着《圣经》，说我们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应该比现在大得多，我们不要住在现在的以色列这里，我们要回到应该属于我们的那块土地上。说完这些，他们就真的直接搬到巴勒斯坦去了。在所谓的敌我分界线（Green line）之外，以色列政府给这些人修建了定居点。我们看国际新闻的时候，经常会播报哪个定居点又骚乱了，又闹事了，谁谁又向定居点发射火箭弾了等。这些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怕巴勒斯坦人，他们是真正的、勇敢的、激进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跟我们国内那些只在互联网上蒙着脸叫嚣的人截然不同。
这些以色列人就跟巴勒斯坦人住在一起，坚持巴勒斯坦也是他们应许之地的一部分，坚毅地在一个个定居点的土地上种树。之前我提到过了，种树这件事，是从奥斯曼土耳其时代就开始的传统，他们觉得，只要我在这块土地种上树了，这块土地就是我的了。以色列政府对他们是支持的，还协助他们修建定居点。由于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现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画出了一条很长的走廊，原来是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南北都是巴勒斯坦的领土，结果现在越扩越宽。
关于巴勒斯坦，这里还要补充两句，巴勒斯坦实际上跟以色列是犬牙交错的两个地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本身也非常复杂，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不是这里有块土地叫以色列，旁边有块土地叫巴勒斯坦，也不是国中国，整体归巴勒斯坦管理。这一大块土地实际上是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分成了AbC三块，执行三种管理模式。
A区就是由巴勒斯坦自己管理，你是法塔赫管理也好，哈马斯管理也好，以色列当然希望不是哈马斯管理，因为他比较激进；b区是混合的，有犹太定居点，也有巴勒斯坦人，由两边政府共同管理；C区也既有巴勒斯坦人，也有犹太人，但是由以色列政府管理。
总之这里的地区划分非常复杂，我们在这里开车，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车牌，以色列的车牌是黄色的，巴勒斯坦的车牌是绿色的，有时候我们开着开着，就看见周围有很多绿色的车牌，这就说明我们到了b区，进b区很容易，但要去A区就比较复杂了。
除了生活在定居点的爱国者，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另外一种，这种人更有意思。他们是一群社会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通常跟社会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人很早就来到以色列了，恨不得建国以前他们就在这里了。我之前提过，建国以前，世界各地有钱的犹太人纷纷回来买地，这些社会主义者就回来建立了人民公社，那绝对是真正的人民公社，英文叫Kibbutz。
我们这次来以色列，专门去访问了一个Kibbutz，真是让我感慨良多。因为我们都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从小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所以我们内心对这一套东西有自己的了解，也有自己的衡量尺度。
我到了Kibbutz，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实现的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层面，人人都平等，每个人住的房子都一样，所有人都一起去工作，一起用双手建设这块土地。这个Kibbutz就在死海边上，本来全都是荒山野岭和大石头，这些人亲手把大石头清掉，就像我们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所有人都怀着人定胜天的信念，清掉大石头，建设梯田，种粮食，种蔬菜，盖起一座座的房屋，后来又共同开发旅游业。
这里每年选举一次委员会来管理社区事务，无论你是管理者，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大家全都一样。每个人的房子一模一样，全都是两室一厅，如果要买车，那大家全都一模一样，教育也一模一样，都是共产主义式的教育，孩子们很小的时候由父母照顾，到了上学年龄就全都送到学校，离开父母，集中在一起学习他们的那一套知识。年青一代去城里上大学，由Kibbutz出钱。每一个人都充满了自豪感，觉得我们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生活在我们Kibbutz的人全都是最纯净、最幸福的。
但我还是有一定的怀疑精神的，对于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完美的存在，我总会本能地去提出质疑。我跟这个Kibbutz里的一个管理者聊了很久，一开始对方当然充满了自豪感，但是聊得久了，很多问题也就渐渐地暴露出来了。他们都相信自己属于以色列的上等阶层，是以色列的精英，因为他们这些人不断实现了以色列的各种理想，本-古里安就是这样一位社会主义者。
Kibbutz里的人很看不起城里的人。跟我聊天的这位老太太，她是从美国回来的犹太人，操着一口加州的口音，她在美国的时候就住在贝弗利山，那是洛杉矶最有钱的富人区，但犹太建国后，她为了祖国，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美国，回到了以色列，在这里带领大家开山种地，自己则无怨无悔地过着清苦的生活，后来她嫁给了一个也门犹太人。也门的犹太人在整个犹太人群体中大概是最被看不起的，因为他们肤色黑，文化水平也不高。就是这样一位老太太，她非常自豪地对我说，那些生活在城里的人，他们每天必须工作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照顾孩子，再看看我们生活在Kibbutz里的人，我们工作到下午四点就可以下班回家照顾孩子了。
听到这样的话，我立刻就警觉了起来，问她，为什么城里人要工作到晚上七八点，你们只要工作到四点就可以了？难道你们不需要努力工作吗？那你们的物质生活靠什么来保证呢？她得意地回答我，我们不需要那么努力，你看我们Kibbutz的位置多好啊，我们就在死海边，占尽了资源优势。于是我顺势问她，也就是说，原来你们Kibbutz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制度而优越，而是因为占据的地理位置更优越喽？听到我这么有侵略性的问题，老太太倒也没生气，反而理所当然地回答道，对呀，我们Kibbutz占的都是好地方。于是我就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了，因为这样听来，Kibbutz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就跟我们中国人那种保尔·柯察金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大相径庭了。
就因为你们Kibbutz就是社会主义的，是光荣的复国主义者，要把最好的土地都给你们居住，海外有钱的犹太人捐钱把地买下来，你们就可以在这里享受优渥的生活，每天只要工作到下午四点。我又问了这位犹太老太太，万一你们需要做更多的劳动，比如社区的经费不够了，那该怎么办呢？她非常自信地告诉我，Kibbutz是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后来我自己打听了一下，Kibbutz之所以不会缺钱，是因为政府给了他们很多的补贴，而且，就算需要劳动力，也有很多泰国来的工人替他们工作。说到这儿，有点判断力的读者应该都听出不对劲了，雇用泰工替他们工作，这可就不是共产主义了，这几乎就和罗马时代、希腊时代差不多了，有一些人享受着民主和平等，拥有投票权，但还有很多奴隶生活在这里，这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理想。
我特意问了老太太，泰国工人能不能加入你们Kibbutz，跟你们同工同酬，住一样的房子？她回答，那当然不行了，只有我们Kibbutz里面的人才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只是雇工，我们雇用他们，付钱让他们替我们工作。这基本上就跟罗马、希腊一样了，只不过让奴隶们工作不用给钱而已。
我后来又打听到更夸张的事，不光泰国工人被雇来工作，也门的犹太人也曾经被雇来工作过，Kibbutz里面的人实现着共产主义，享受着平等的生活，但同样是犹太人的那些也门犹太人，就没有资格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拿着微薄的薪水，到最后连干活的资格都不给他们了，Kibbutz把那些也门犹太人都遣送回去了，因为Kibbutz觉得那些也门犹太人不像Kibbutz里的人这么聪明。
总之，随着我跟这位老太太聊天越来越深入，我内心也越来越警觉起来，我问她，你们这里的孩子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她回答，我们的孩子接受的是最美好的教育，大公无私的教育，共产主义的教育。她还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世界还有没有第二个地方，那里的孩子像我们Kibbutz的孩子一样，不会被电视污染，不会被互联网骚扰？我们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污染视听的东西，我们的孩子都集中在一起读书，我们这里也没有人偷窃，没有人犯罪，路不拾遗，连法院都没有。
结果，我马上就回答了她的问题，我说朝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啊，那里的人民没有互联网，不用看电视，也没有恐怖分子威胁他们，没有小偷，也没有犯罪。听我这么一说，老太太一下子傻眼了，激动地驳斥我。可惜她驳斥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什么像样的理由。
聊到最后，老太太还是很感慨地跟我说了一些心里话，她说Kibbutz把孩子们送出去读书后，孩子们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老太太自己也明显感受到无力，她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结果八个孩子出去读书后，没有一个回到Kibbutz。如今的Kibbutz，人口已经从2000多户缩减到只剩下200户了。Kibbutz的年轻人们，宁愿在城市里工作到晚上七八点，也不愿意回到每天只工作到下午四点就可以下班的Kibbutz。
我也问了很多认识那些从Kibbutz里出来的人的朋友，有些军队里的人就有来自Kibbutz的战友，也有些人有来自Kibbutz的同学，大家普遍反映，从Kibbutz出来的人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从小接受的都是那种完全封闭式的教育，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他们从小就不看电视，也不上网，一旦离开了Kibbutz，当他们想要跟外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障碍。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一个从小生活在朝鲜的人，高中毕业后来到了上海。朝鲜人原本对自己的祖国是充满了骄傲的，因为他们觉得朝鲜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没有压迫，每个人都平等，而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所带来的一切，将彻底颠覆他们既定的世界观，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多么封闭，发现自己自以为是的想法是多么狭隘，总之，Kibbutz的孩子们一旦到了外面的世界，就很少有想要回去的了。
我问这位犹太老太太，孩子们大量地离开Kibbutz，这就说明Kibbutz的制度并没有那么大的优越性对吗？她很不甘心地承认，Kibbutz的制度在战争年代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其实在困难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实现了，但是当一个国家发展起来了，经济变得更好了，就需要更加符合国情的制度了，而不是一味地盲目地搞平均化。
现在，Kibbutz也都进行了改革，有一些让房子都归个人所有了，但是地依然还属于Kibbutz，而且另外一些Kibbutz，地也平均分给大家了，你可以卖，如果你想要卖掉自己的地，需要Kibbutz委员会去考察买家，最后由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同意由这个买家来购买房屋。其实这就跟美国的民主制度差不多了。
美国就是这样，每个城市由自己的人民来做主。尤其在富人区，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是要经过社区的投票的，比如曾经洛杉矶的小城圣玛利诺（san Marino）的房子是不能卖给华人的，因为当地的白人投票拒绝让华人进来。Kibbutz一开始确实是共产主义的，后来又变成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在又开始倾向于美国式的民主投票了。可见建立起一个制度不难，要坚持贯彻下去真的不容易。
在Kibbutz的这次讨论，给我带来了很深的感触。定居点里的那些奋斗着的人民和Kibbutz里的人民，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现在他们都有点失落。Kibbutz在慢慢走向衰落，那些定居点也一样，我们开车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很多定居点种植的树都已经被砍掉了，那么珍贵的树木为什么要砍掉呢？因为美国人实在受不了阿以之间斗来斗去，所以就让以色列冻结了定居点，作为回报，美国每年拨给以色列3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一年一共就给全世界5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有30多亿美元给了以色列，还有十几亿美元给了埃及。以色列没办法，就撤销了一些定居点，树木也都砍掉了。
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说，在以色列最艰苦、最困难的年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制度还是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8.以色列的未来
介绍了这么多有关以色列的事情，我不禁觉得非常感动。犹太这个民族真的很了不起，他们分离了千百年，连长相都不一样了，使用着不同的文字，说着不同的语言，吃着不同的饭，有着不同的文化，仅仅是为了一个最初的理想，他们就能重新团结起来，再次回到这个国家，拧成一股绳。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传统的宗教分子，所有的犹太人都能为了重新凝聚成一个国家而极尽所能地消除彼此间的隔阂，只是保留一点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已。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人。其实我们两岸的中国人才分开了几十年，至今我们的文化也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区别就让我们在网上相互骂得一塌糊涂。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两岸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我们只是各自信仰着不同的主义而已，根本上升不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色列的犹太人，从共产主义到极端主义，各种主义都有，人家为什么就能重新走到一起呢？
在关于以色列的这个主题的最后，我想谈一谈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认识很多犹太的大知识分子、成功人士以及明星，每每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谈到以色列的未来，明显感觉到犹太人是忧心忡忡的。我觉得犹太人对国家的未来没有信心，最大的一个原因应该来自犹太教，犹太教是不传教的，这一点跟佛教很不一样，佛教就是在全世界大规模地传教，从一开始那么少的人，变成现在有五亿多信徒，伊斯兰教就更庞大了，有15亿人信奉伊斯兰教。
我问过一个犹太精英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明明是从犹太教里派生出来的，比犹太教晚了那么多年，但伊斯兰教现如今有15亿信徒，犹太教自诩全世界最伟大的古老宗教，为什么只有1500万信徒呢？犹太教的信徒只有伊斯兰教的1%。对方回答我，那是因为我们犹太教珍惜质量，我们不盲目地追求数量，如果大规模地传教，势必会有怀着各种各样目的的人来加入我们，那就会令我们的宗教不纯净。
我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于是又问对方，如果你觉得你信仰的犹太教那么伟大，你为什么不愿意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宗教无比美好，能救赎你，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让它去救赎更多人呢？对方又换了一个角度回答我说，因为我们犹太教的教徒不愿意打仗，我们不想为了传教而发起战争。
结果我再次反问他，佛教从来没有因为传教而发起战争啊，佛教也是一个向往和平的宗教，它积极传教，去保佑更多的人，能度更多人的抵达彼岸，让更多的人得到心灵的平静。犹太教为什么不学习佛教的传教方式呢？
听完我的这个问题，这位犹太的大知识分子沉默了，他想了半天，最后跟我说了一句特别真心的话，他说：“我觉得非常惭愧。”但是他也做出了解释，虽然惭愧，然而他们没有办法。犹太人千百年来被人欺负，他们连葬礼都没有固定的仪式，因为到处都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也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只能随时准备搬家。千百年来，犹太人仅仅为了保护自己，就已经耗掉了所有的元气，哪里还有能力去普度别人？所以他们不愿意去跟别人解释自己的宗教，也没人给他们机会去传教，去宣传自己，他们能保护好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尽管今天以色列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犹太教这种不传教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传统的犹太人比较看不起其他民族，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即被上帝选中的人），其他民族想加入他们，要接受严格的考验。你现在要想加入以色列国籍，成为一名犹太人，那是相当困难的，其中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犹太人结婚，但跟犹太人结婚其实也不容易。
一个人若想皈依犹太教，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要学习大量的知识，要通过大量的考试，接受大量的考察。我觉得这个规矩不太合理，一个不信教的人，应该是加入了你这个宗教之后，才慢慢得到了改变，宗教应该平等地欢迎所有人，让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宗教里得到改变，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你必须先把自己变得足够好，才能加入我们。可是，人家要是真的已经就是一个那么完美的人了，又何必非要加入你这个宗教呢？宗教的目的不就是把坏人变好吗？
很多犹太人自己也认识到这样不好，很多美国的犹太人就不愿意说自己是犹太人，尤其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信仰犹太教，因为他们自己都感觉惭愧。在美国，只有在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大都会，你可以直接问一个人：“你是犹太人吗？”但如果你在美国的其他城市这么问，就像在问人家：“你是不是同性恋？”
在美国人的观念里，犹太人的形象已经固化了，一个美国人如果被人误认为是犹太人，那绝对不是一件令他开心的事。包括犹太的精英知识分子在内，犹太人自己都知道，犹太人现在在世界上是不被人喜欢的，最奇怪的是这个民族好像还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就愿意不被人喜欢，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民族，世世代代都习惯了被人讨厌。现在我们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就想安安静静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其他民族的人，你们能不能别来打扰我们？
可问题是，犹太人的出生率太低了。因为犹太人的教育水平高，所以出生率自然就低，人口越来越下降，又不吸收别的人进来。我在以色列常去的一家中餐馆，老板是一位香港人，他很不容易，破除了重重困难，获得了以色列的国籍。但他是怎么拿到以色列国籍的呢？他就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坚持不懈地状告以色列政府。他说他在以色列开了17年餐馆，奋斗了17年，也状告了以色列政府17年，才终于换来了国籍。
和犹太人不同，阿拉伯人是拼命地生孩子，贝都因人的生育率也极高。贝都因人就生活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他们也不用交税，不用服兵役，但他们就像吉卜赛人，只不过流落在中东。吉卜赛人流落到世界各个国家，被取了不同的名字，有的地方管他们叫吉卜赛人，有的地方管他们叫茨冈人，有的地方管他们叫罗姆人，法国人管他们叫波西米亚人。
我曾经问过一位犹太的知识分子，吉卜赛人也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地，为什么他们没有像犹太人一样，最后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国家？犹太知识分子跟我说，因为吉卜赛人没有对人类做出过贡献。他这个回答对吉卜赛人是一种歧视，犹太人说吉卜赛人没有自己的哲学，可我觉得吉卜赛人的算命也算是一种哲学，只是没有犹太人的哲学那么高深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吉卜赛人确实没有出过那么多了不起的精英，而犹太人里出过20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人有爱因斯坦，有马克思，有弗洛伊德，确实是一个精英云集的伟大民族。可惜正是因为他们过于伟大，所以导致了自大，他们坚信自己是上帝唯一选中的民族，比其他民族都高尚。结果现在这支上帝唯一的选民，过于保守，不欢迎其他民族加入自己，自己的出生率又极低。
除此之外，从全世界回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也开始呈现了负增长的态势。自从苏联解体，回来了将近100万的苏联犹太人之外，就再也没有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回到以色列了。反而有大批的以色列年轻人移民去了美国。美国也有犹太社区，而且那里更为开明，能生活得更舒服，年轻人偶尔抽抽大麻也是合法的（美国的个别州），同性恋也可以合法结婚。
长此以往，这个国家的未来该怎么办？很多犹太的知识分子也在担忧这个问题，犹太人本身就是一个爱思辨的民族，是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的民族。正是因为他们总是有不安全感，所以才能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出了那么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
以色列人还有一种想法很有意思，那就是他们不担心IsIs。每当有人问犹太人，如果IsIs来打以色列怎么办？因为按理说恐怖分子最恨的应该就是以色列。犹太人对此相当淡定，他们认为，现在的IsIs不是那种极端的宗教主义者，他们只是打着极端宗教的招牌而已。
以前我不理解IsIs，就觉得这些人怎么跟谁都开战？逮谁杀谁，连中国人都杀？他们是不是疯了？一个组织，不是应该团结一部分力量，联合去打击另一部分力量吗？这才是有政治头脑的组织。这帮人每天到底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实际上，IsIs每天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让全世界的那些心存不满的人、心里有极端想法的人，都到我这儿来，你来了我就给你发一把枪，然后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你想娶这个女人当老婆可以，你想炸掉那座大佛像也可以。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生活得不如意的人，再发达的国家都有贫困阶层。所以，如今的IsIs就是一个极端分子的乌托邦，它不单单对以色列有威胁，对全世界都有威胁。所以对于IsIs，以色列并不是特别担心。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未来，犹太民族的未来，不需要我们去杞人忧天，因为犹太民族为全世界贡献了最多的思想家，最多的哲学家，有这些伟大的犹太前辈在这里，犹太民族一定会想出自己的未来。我猜会越来越开明，越来越开放。
我猜以色列的犹太人未来会和美国的犹太人一样，当然以色列本身也是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都可以有选票。在未来，他们也可以让自己更加多地融入这个世界。
而且大量的阿拉伯国家，现在也已经跟以色列和解了，比如埃及、约旦等，大家原本跟以色列就没有多大的仇恨，从1948年开始才有了一点仇恨，之前的好几千年，两个民族相处得非常好。
阿拉伯国家现在也不太靠石油为生了，而是靠过去积累下来的财富去投资，我猜以后对石油的依赖肯定会越来越小。当你卖石油的时候，石油是一种武器，你可以决定卖给谁，不卖给谁，谁支持以色列你就可以不卖给他，阿拉伯国家当年就用这种手段对付过美国和欧洲。但未来，当阿拉伯国家渐渐不再依赖石油，而是变成了以投资为主，那最大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钱，就是利润，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和国家，投资的目的不是赚钱。这样一来，阿拉伯国家就会融入世界大家庭，融进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圈里。
经济上越来越融合，民族肯定会越来越融合。至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教根本就没有什么对立和冲突，穆罕默德的老师就都是犹太人，两个宗教里的大量故事也都是重合的，大量的犹太教里的先知和神在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也有，发音都差不多，只是拼写不太一样，比如这里叫亚伯拉罕，那里叫易卜拉欣，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大家在一起相处了上千年，双方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总之，我觉得在未来，以色列还是可以再次成为一支引领人类前进的重要力量。
有关以色列，我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美丽的、朴素的、和平的、智慧的国家。
六、揭秘国际纵队
1.冲上前线的左翼知识分子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战士，加拿大的战士。
移民到美国的人肯定都是横枪跃马、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去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美国梦。但移民去加拿大的人，肯定不是要实现美国梦的那种人，所以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民风没有那么彪悍，战士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就算民风没有那么彪悍的地方，也诞生过不少的战士，温哥华市市长罗品信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一战”和“二战”的时候，有很多加拿大的战士在前线拿着刺刀直接冲锋，美国人都不敢做这样的事，美国人只会远远地扔炸弹和开大炮。这么说来，加拿大的战士有点像我们的八路军，美国人放大炮，加拿大人拉大栓，属于这种类型的英雄，但真正的战斗英雄其实不是很多。
蒙特利尔出了一位全中国人民都非常熟悉，加拿大人反而没那么熟悉的加拿大战士，这位战士的名字叫白求恩。我们阿里音乐现如今的集团总裁的花名也叫白求恩，我们的这位总裁也是一位加拿大人，他曾经也是一位战士——获得过奥运会的皮划艇冠军，退役之后自己努力打拼，成了投行大鳄，如今加入阿里集团，成了总裁。在阿里，每个人都有个花名，我们对这位总裁说，你是从加拿大来的战士，那你的花名就叫白求恩吧，一个最耳熟能详的名字。
真正的白求恩医生不是出生在蒙特利尔，他是在多伦多读的大学，后来到了蒙特利尔，在蒙特利尔著名的麦吉尔大学教书和行医。在行医的过程中，白求恩亲眼看见资本主义的各种丑恶。这种说法放到今天有点像开玩笑，今天很多人在开玩笑的时候会说，你们快把我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吧，让我去体会那里的丑恶吧！实际上，今天的资本主义和白求恩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那些年，是知识分子大爆发的年代，《午夜巴黎》讲的就是知识分子梦想回到“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那个伟大时代，因为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最重要的领袖，军人们要退居其次。军人们已经在“一战”中使用了各种高科技的武器，他们用铁丝网、机枪、大炮、飞机和毒气，杀死了那么多人，整个人类都处在非常迷茫的时期，这时候，知识分子们挺身而出，诞生了大批的思想家和艺术家。
“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那些年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几乎都是左派，左派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当时的资本主义呈现出的嘴脸就是贪婪、丑恶、战争、死亡，“一战”后出现了大萧条和大失业，工人阶级除了锁链，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那个时候的所有知识分子都会说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了。
白求恩医生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也受到了左派思潮的影响，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并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在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之后，白求恩就渐渐无法在蒙特利尔的医院里待下去了。因为那个年代的加拿大也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今天的加拿大有全民医保，有全民免费医疗，而那个年代，资本主义还没有经历洗礼，加拿大还处于殖民地时期，看病是很贵的，穷人根本看不起病。身为社会主义者的白求恩就免费给老百姓看病，结果导致医院的老板不乐意了，老板觉得，你白求恩可以是社会主义者，你也可以是加拿大共产党，但是，你不能在我的医院里不收钱看病，你可以自己去开一家医院，免费给老百姓治病。白求恩的医术是非常高的，他本人是各种皇家医学会的会员，但就是因为他搞了社会主义的这一套，所以他无法继续兼容于资本主义，最后无法继续留在医院，便离开医院去搞革命了。
去哪里搞革命呢？当时的左派知识分子要搞革命，都会到一个地方去，那就是西班牙，去参加国际纵队。苏俄是通过革命上台，枪毙了沙皇全家，打倒了资产阶级政府，靠着铁血革命，在内战中流了无数的鲜血，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世界上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其左翼政府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西班牙。早在1931年的时候，曾经统治了辉煌的西班牙大帝国的西班牙国王就被打跑了。靠着民主选举，大家投票，先投出了一个社会党政府，社会党执政了一阵子之后，整个国家混乱得不得了，不论流血不流血，所有的革命之后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混乱，比如要搞国有化，就涉及是否要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是否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该如何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社会党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他们是逐步来做这些事的。
但左派的人们等不了，激进的共产党人觉得，应该用更强有力的方式去推行社会主义，于是左派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混乱。1936年，在第一轮大选中，由左派组成的联合阵线，选票稍微领先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党，按照当时的选举法，应该进行第二轮投票，因为领先优势没有那么大，但左翼联盟等不及了，第一轮略微领先之后，就直接宣布组阁当选了。当时的左翼联盟远远没有社会党那么温和，上台之后就开始实行大量的“红色恐怖”政策。我觉得左翼政府这么做是非常不明智的，打资本家没问题，因为穷苦的工人毕竟占社会的大多数，资本家永远都是少数，你们把资本家杀掉都可以。然而西班牙的左翼政府上台之后，推行了一个极其不明智的政策，那就是消灭宗教，他们烧教堂、烧修道院、杀主教、杀牧师、杀修女，这可要比杀资本家和杀地主严重多了。整个南欧都是非常保守的，天主教的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当年，苏联是把所有的宗教全都消灭了，所以苏联的社会主义才持续了很多年。波兰的社会主义就很不稳定，因为波兰的天主教势力很强大，还出了一个保罗二世教皇，最后波兰的社会主义就被宗教支持的团结工会颠覆了。当时只要搞社会主义，榜样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做法就完全是仿效苏联，因为他们来自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但左翼联盟里还有来自第二国际的社会党，第二国际就是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今天在欧洲执政的所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是恩格斯第二国际的苗裔。
当时，西班牙的社会党就觉得，不要实行“红色恐怖”政策，我们要用温和的方式推行社会主义，第三国际就坚定地认为，必须要采取强有力的暴力手段。除此之外，左翼联盟里还有第四国际，也就是由托洛茨基组织的工人党。共产国际和托洛茨基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了，双方开始只是吵架，后来也演变得越来越血腥。最血腥的就是屠杀宗教人士，这将西班牙的整个社会全部撕裂了。这场浩劫里，一共屠杀了11名大主教、16000多名牧师和修女。这场血腥的屠杀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本来军队都已经听命于民选政府了，包括佛朗哥本人和其他将军，他们都觉得既然你是合法的民选政府，那你说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佛朗哥当时是加那利群岛的总督，共和政府调他到马德里任职，佛朗哥本来都准备上飞机去就任了，结果听说政府执行了这么血腥的屠杀政策，佛朗哥立即就不同意了，因为大家都是笃信上帝的，西班牙本身就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左翼政府如此屠杀宗教人士，军队首先就不答应了。除了屠杀宗教人士，左翼政府也杀了很多地主，分了很多田地，军队里的将军们很多都是地主的后代，他们本身就是地主，但是他们发动不起来叛乱，因为农民们不会跟着去打仗。农民们已经分得了地主的田地，不会再跟着地主去打仗。总之，将军们原本就对左翼政府积累了很多不满了，随后发生的屠杀宗教人士事件，刚好给了佛朗哥等人发动叛乱的借口，将军们宣扬左翼政府要毁灭西班牙这个信仰上帝的民族，这样一来，农民阶级就被发动起来了。
所以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主要原因就是左翼政府对宗教采取的极端政策。除此之外，在“红色恐怖”气氛下，左翼政府还派人去把右翼的议员也杀害了，右翼议员也是合法当选的议员，左翼有50%的选票，右翼也有超过40%的选票，在议会里也有超过40%的席位，大家都是合法当选的，你凭什么刺杀人家？这样一来，左翼政府的合法性也就受到了质疑。最终，在一名重量级的右派议员被杀害的六天后，整个西班牙，由西班牙的殖民地开始，发动了强大的武装反抗。在合法政府这边，这些反抗力量被视作叛军，而对方打出的旗号是——为了上帝而战。西班牙虽然重要，民选政府虽然重要，但上帝始终是最重要的，为了捍卫上帝，为了捍卫我们的国家，武装叛乱爆发了。
一开始，还只是陆军的小规模叛乱，因为陆军士兵的文化层次都比较低，凡是念过点书的人都是左派，所以海军都还是支持共和政府的。叛乱一开始，海军先把西班牙的海岸都封锁了，叛军主要集中在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那样的海外领地，无法靠近西班牙本土。但就在这个时候，墨索里尼出现了，紧接着希特勒也出现了，他们两个觉得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他们正想要教训共产党呢，现在在共产党第二个胜利的国家西班牙出现了叛乱，我们要支持，于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帮忙将叛军运到了西班牙本土。这个阶段，还是应该管佛朗哥的军队叫叛军的，因为他们到了西班牙之后，对所有左派的工会和农会，也进行了疯狂的屠杀，每到一座城市都要杀掉上万人，犯下了很多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所谓的“主义”二字，一个国家内部已经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局面，左翼内部也发生了内斗，共产党把社会党人和工人党人都抓了起来，投入了监狱，还有大批的左翼人士是被自己的同志——西班牙共产党抓起来的，共产党在监狱里屠杀了上万名社会党人。
在西班牙国内，双方都杀红了眼。而对全世界来说，只要墨索里尼出了兵，这件事的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佛朗哥原来可以说自己是天主教的军队，但现在不是了，现在他成了法西斯的军队。于是全世界所有的左翼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一齐发出了怒吼，包括爱因斯坦和其他科学家。这种怒吼可不只是喊喊就完了，跟现在网络上的“键盘侠”们截然不同，这些人怒吼完了就要真的奔赴战场了。最后一共有3.5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左翼人士，组成了国际纵队，奔赴了西班牙战场。这3.5万人里其实不都是共产党，也有社会党，甚至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今天大家可能觉得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是可笑的，但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是有很大市场的。
总之不管是什么党派，大家都是左翼的进步人士，3.5万人冲向了西班牙，高唱着《国际歌》，高呼着同一个口号——No Pasarán（不许法西斯通过）Pasarán就是Pass（通过）的意思。而另一边的法西斯军队则高呼着——前进西班牙。前进西班牙，这是在西班牙大航海时代就确立的口号，当时西班牙正处在最辉煌的时代，冲向全世界的所有西班牙舰船上，都挂着“前进西班牙”的标语。
左翼进步人士在西班牙浴血奋战，其中大部分都是左翼的知识分子，比如来自全世界的医生，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员。除了白求恩，3.5万人中还有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海明威。海明威英勇无畏地冲上了前线，于是才有了日后伟大的《丧钟为谁而鸣》，还有拉美的伟大诗人聂鲁达，还有法国的大作家加缪。加缪是一个非常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西班牙有难的时候，他就跑到西班牙去参加国际纵队，国际纵队失败之后，他自己的祖国被纳粹占领了，于是在“二战”期间，加缪又跟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些大作家一起，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参加了游击队，而且还担任了一支游击队的领导者。
在赶赴西班牙的国际纵队里，最著名的一位知识分子，要数毕加索了。各位读者如果有机会去西班牙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我小时候学画画，在书上看到过《格尔尼卡》这幅画，当时并没有觉得这幅画很大，等我长大后有机会亲自去现场看，顿觉这幅壁画真是太巨大了。这幅巨型的画作描绘的正是纳粹德国的空军轰炸平民区的场景，那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轰炸平民区。在“二战”之前，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试验了很多新式武器，其中就包括用轰炸机对平民居住的城市进行毁灭性的轰炸，格尔尼卡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炸平的，所以毕加索悲愤地画了这幅巨大的壁画，来抨击纳粹的反人类罪行。
很多人不太理解毕加索的画，觉得他画出来的东西看起来都很扭曲、很奇怪，人的眼珠子都长到身体外面去了。但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毕加索所处的时代，就知道他亲眼看到的那些纳粹的暴行，给他的内心带来了多大的震撼和愤怒，整个世界在毕加索眼中就是扭曲的，就是破碎的，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是那样的。毕加索一生有很多个时期，并不是每一个时期的画作都那么扭曲，毕加索也画出过很多正常的画。毕加索后来到了法国，终生没有再回自己的祖国，因为他痛恨佛朗哥的独裁政权，痛恨法西斯。
还有著名的伟大作家乔治·奥威尔，但是按照我们对左派知识分子的定义，他应该是背叛了革命的人。奥威尔后来写的作品，比如《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明显都是在讽刺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明显是在揭露社会主义的专制和政权的虚伪。但在参加国际纵队的时候，奥威尔还是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的，他和大家一样，拿起枪冲上前线，去跟法西斯殊死搏斗。奥威尔后来之所以会转变，是因为他在前线目睹了左翼联盟内部的血腥清洗。在1936年和1937年，正是苏联大清洗的最高潮，五位元帅被杀了三位，几乎所有的军长都被杀害，师长被杀了一半多。共产党听命于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执行的就是这一套红色恐怖政策，既然内部还有托派和工人党，那就要进行疯狂的血腥清洗，这些暴行令奥威尔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他重新反思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于是回去之后才写出了那些抨击社会主义的伟大著作。各位读者有空的话可以看看乔治·奥威尔写的书，他都是用寓言式的小说体，去讽刺专制和虚伪的信仰与理想，非常有意思。
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卡帕的人，中国人民对他也非常有感情，他是一位世界闻名的摄影大师，他不仅去了西班牙前线，拍摄了好多照片，记录了非常多有关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画面，后来他也来到了中国，如今保留下来的大量中国抗战时期的珍贵照片，都是卡帕同志拍摄的。
2.风流的白求恩医生
左派怀有的崇高革命理想，在我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人类的伟大之处，这说明人类曾经是满怀理想的，人类没有那么苟且。
今天的人们可能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了，如今大家全都奉行精致的利己主义，每当我给现在的年轻人讲国际纵队的历史，他们都不太相信，觉得那些大知识分子绝对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去参加国际纵队有钱可赚吗？参加完了就能买房子了吗？买多少钱一平方米的房子啊？以至于我写了一首名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的歌，居然有好多人骂我，他们觉得只有好好经营眼前的苟且，才能赚钱，才能买房，连房子都买不起还去什么远方，写什么诗歌？
而在国际纵队那个年代，人们真的是满怀着崇高的理想的，大家不在意金钱，更不在意房子，大家为了理想去纵横四海，一万名国际纵队的战士血洒西班牙。
左派有很多可爱之处，比如他们充满热情，他们充满理想，他们充满了献身精神，但左派也有不少缺点，左派最大的缺点就是藐视一切传统，藐视上帝，藐视家庭伦理等，所以左派通常都比右派在性方面更为开放。通常情况下，右派都是非常保守的。而左派的革命家都比较风流，很多八卦消息声称，海明威同志在西班牙前线的时候，每天都有美酒和女护士陪伴左右，因为左派要革命，革命就需要激情，激情多的人，就需要性解放。
白求恩同志其实在西方没有那么有名，但因为他在中国十分有名，所以他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电影。中、法和加拿大曾经合拍过一部电影，名叫《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我觉得这是关于白求恩的电影中最好的一个版本，因为电影里面出现了很多采访，采访了很多认识白求恩的人，非常具有真实性。电影中提到，白求恩同志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场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移动血库就是白求恩同志发明的。那个时代的战地输血是非常困难的，需要献血的人和被输血的人用一根管子连在一起，才能完成输血，也就是说伤员必须要退到很后面的地方，献血的人则要来到前线的地方。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样的输血是非常危险的，效率也非常低下，所以重伤员的死亡率极高。白求恩同志到了西班牙之后，针对战地输血困难的情况，首创了冷冻血库，事先在马德里等大城市里，召集市民前来献血，然后将献好的血冷藏保存在卡车上，统一运到前线去，这个发明对战场救护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白求恩同志的医术确实非常高超，但他也有左派的风流毛病，而且他也爱喝酒，并因此犯了一些错误，还受到了一些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