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朱利安·贝尔，也受到革命热情的感召，先后到过中国和西班牙，顺序跟白求恩刚好相反。朱利安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才生，1935年的时候，弗吉尼亚·伍尔芙鼓励朱利安到中国去，因为她觉得中国将要发生影响世界的大事，于是朱利安来到了中国，被聘为武汉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朱利安到了武汉大学之后，就疯狂地爱上了当时文学院的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凌叔华。记得在之前的《晓松奇谈》里，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林徽因和凌叔华为了徐志摩争风吃醋的故事。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他的日记和一些机密文件都保存在凌叔华的手里，林徽因很想看，但凌叔华就是不给她看。
凌叔华也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名女，跟林徽因、陆小曼和冰心等人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和陈西滢结婚后，凌叔华跟徐志摩依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往来，以至于徐志摩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日记和机密文件，都不在妻子陆小曼手里，也不在红颜知己林徽因手里，而是全都给了凌叔华。最后连胡适都出面游说凌叔华，恳请她将徐志摩的书信给林徽因看看，林徽因其实就是想看看徐志摩是怎么写他们两个在剑桥谈恋爱的事，但凌叔华至死都没给任何人看这些东西。
朱利安到了武汉大学，不但公开追求凌叔华，给陈西滢戴绿帽子，而且特别吃徐志摩的醋，朱利安曾经看过徐志摩写的英文信，给予的评价是——徐志摩的英文不过尔尔。以现在的水准来看，徐志摩的英文水平或许不够好，但在当时那个年代，他的英文就算不错了，而且徐志摩在剑桥只是游学，跟林徽因这些从小就读于最好的那些教会小学和中学的名门之后不同，林徽因这些人的英文都是极好的。
总之朱利安和凌叔华坠入了爱河，具体细节我们不多赘述，反正是爱得天雷勾动地火，最后居然被陈西滢捉奸了，导致朱利安不得不从武汉大学辞职，1937年的时候回到了英国。随后朱利安奔赴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当救护车的司机，结果敌人的飞机炸中了他开的救护车，飞溅的弹片切入了他的胸腔，他最终重伤身亡。朱利安牺牲的时候还不到30岁，武汉大学还专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被朱利安戴过绿帽子的陈西滢还出席了追悼会，并坐在第一排。左派的革命者，确实在性方面充满了激情和冲动。
到了1938年，国际纵队失败了，共和政府内的大清洗也结束了，其他的左派被抓的抓、杀的杀，最后只剩下共产党了。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左派联盟里一党独大。苏联最后干了一件非常不地道的事，当时苏联一见法西斯和叛军要打过来了，就对共和政府说，你们的黄金放在国库里太不安全了，还是搬到莫斯科来比较保险。于是苏联给了共和政府一些枪支和破铜烂铁，就把西班牙从大航海时代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底，全都从马德里的中央银行搬运到了莫斯科。
结果，黄金运到了莫斯科，苏联立刻就变脸了，因为英法等国跟希特勒达成了各种各样的协定，斯大林非常不悦，决定抛弃西班牙，斯大林还因此说了一句话——西班牙人休想看到他们的黄金，就像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最终导致西班牙没有了武器，也没有了支援，连黄金都没有了。
后来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唯一没倒霉的就是南斯拉夫，因为铁托同志也参加了国际纵队，他在前线亲眼看到了苏联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清楚共产国际是靠不住的，最后南斯拉夫走上了一条特别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道路。
总之，没有了苏联的支持，钱也没了，仗也就打不下去了。于是共和政府要求国际纵队全部离开西班牙，因为德意法西斯不光给叛军武器和飞机，还直接出兵到了西班牙，共和政府实在没办法了，就想跟叛军和法西斯共同达成一个协议——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西班牙，让西班牙人民自己决定西班牙的未来。法西斯是从来不跟任何人讲交情的，法西斯说，达成协议可以，你得让国际纵队那些人先撤出去。为了能让法西斯的军队撤出西班牙，于是他们就把国际纵队的几万人全部轰出了西班牙，结果德意法西斯还是没有撤退。
2013年我去西班牙，见到了一位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战士，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102岁了。当年他参加国际纵队的时候，还是非常年轻的战士，后来因此而坐牢，在佛朗哥时期受到残酷的迫害，但现在生活得还不错。老先生现在住在政府补贴的廉价房里，西班牙的廉价房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破旧的廉租房，而是很不错的独立小公寓。但是相对不错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老先生年轻时的梦想，至今他依然痛恨资产阶级政府，依然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我本人是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人，自己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观点，但是我对所有献身于自己理想的人都是非常敬佩的。这位西班牙老战士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一直特别激动，回忆起当年保卫马德里的往事时，老先生忍不住站了起来，高唱《国际歌》，我在旁边看着他激情澎湃的样子，觉得非常感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如今的西班牙也已经不是当年的西班牙了，佛朗哥的独裁政府也没有了，西班牙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国家，但这一切对老战士来说是不够的，因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老先生说，今天的西班牙依然是他所痛恨的政权，他觉得共产主义一定会比现在好。
国际纵队最后撤退到法国以后，战士们都被圈进了集中营。其实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目的，就是划分势力范围，苏台德地区归了德国，只要能让德国去打共产党就好。英法虽然保持中立，但它们是绝对不会去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政府的。后来经过了很多艰难而英勇的营救，很多国际纵队的战士都被解救出来了，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又奔赴了中国的战争前线，这个非常令我感动，这说明这些人是真正有革命理想的，他们没能在西班牙战场上牺牲和献身，就不能停止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
从纳粹的集中营被解救出来之后，很多国际纵队的战士抱着地球仪找，看看全世界哪里还有革命，结果他们看到了中国，于是大批的国际纵队战士来到了中国。白求恩同志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因为他在国际纵队里犯了点错误，所以没能坚持到最后。除了白求恩，来到中国的国际医生还有很多，有印度的、印度尼西亚的、波兰的、捷克的、奥地利的、瑞士的和法国的，这些国际医生都到了延安。当然还有很多不是医生的战士，他们都自愿投入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其中还包括三位中国人。
国际纵队里一共有三万五千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们来自54个国家，我在这54个国家里看来看去，居然看到了中国，但是国际纵队里究竟有多少中国战士，这些人如今在哪里？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相比中国的战士，人们更关心海明威、聂鲁达和乔治·奥威尔。
后来有两位中国的科学工作者——邹宁远和倪慧如，对此做了很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我很感谢这两位工作者，他们为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后来写出了《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这本书，在书中，他们一共找到了12位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战士的确切身份。我说的12位这个数字以及接下来讲述的故事，主要的依据就是这本书。但在巴黎出版的华文报纸《救国时报》中，1939年里有一篇通讯显示，从世界各地赶去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可能达到了三位数，但这三位数的华人不光是参加国际纵队的，还有参加国际义勇军和共和军的，一共有百余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西班牙本地也是生活着很多华人的。
按照邹宁远和倪慧如的统计，12位身份确定的华人从世界各地，为了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冲上了西班牙前线。这12个人里，只有一个是从中国去西班牙的，他的名字叫陈阿根，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老上海附近的人。陈阿根原本在上海组织工会，是一名左翼的工人，后来遭到通缉，就跳到一艘法国的船上逃亡到欧洲了。在这艘船上，陈阿根认识了一位越南厨子——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法国船上的服务人员基本都是越南人——这位越南厨子非常激动地给陈阿根讲述了西班牙的革命，以及国际纵队从世界各地奔赴西班牙的壮举，陈阿根热血沸腾，于是就去了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
总之没有参加任何组织，陈阿根就自己摸索着去了西班牙，一开始他还没有顺利找到国际纵队，而是先参加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矿工民兵组织，英勇作战，还负了伤，伤好了之后继续战斗，最后终于参加了国际纵队，并跟着国际纵队退到了法国，被关进纳粹的集中营了，一直到一九四几年才被释放出来。
这就是陈阿根，唯一的一个从中国出发，去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的中国人。
3.国际纵队里的中国战士
在国际纵队的中国战士中，有三位极最英勇的，这三位最后还回到中国，参加了抗战。
三位之中有一位名叫林济时。林济时其实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谢唯进。林济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跟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国际纵队里其他的11位中国战士，其实都跟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要么是从美国来的，要么是从法国来的，都是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加入的也是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最后去了西班牙。真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概就只有林济时一人。
林济时手里还有一台莱卡相机，那是当时非常高级的相机。林济时当时去法国勤工俭学，遇到了著名的中国留学生领袖John Knight，也就是周恩来。两个人畅谈了革命理想，非常投缘，临别的时候，John Knight送给林济时了一台莱卡相机。这件事也说明John Knight同志的经济状况非常好，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是很贫穷的，比如邓小平、陈毅和聂荣臻同志，大家都要靠勤工俭学才能生活，John Knight却挺有钱，他不仅能买得起莱卡相机，还能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别人。用John Knight送的莱卡相机，林济时记录了很多西班牙内战时的珍贵历史照片。林济时后来还去了伟大的哥廷根大学读书，当时的哥廷根学派堪称执世界学术牛耳，我外婆就是哥廷根大学的博士。
从哥廷根大学毕业之后，林济时加入了共产党，据说还见过朱德，并在朱德回国之后，接替朱德成为德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最后激愤昂扬地冲上了国际纵队的前线。林济时在国际纵队期间，表现得非常英勇，还和一位美丽的医学女博士安娜坠入了爱河，两人在革命期间爱得很浓烈。国际纵队撤退到法国之后，林济时被关进了集中营，等他被营救出来之后，和安娜在巴黎结了婚，婚后二人历经千辛万苦，辗转回到了中国，到了延安，参加了中国的革命。
林济时被关在集中营里的时候，还组织了一个林济时小组，集结了所有在集中营里的中国战士，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合影的背景上挂着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中文“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同赠”。当时，国际纵队是非常有名的，包括在延安的人都听说了国际纵队的事迹，毛主席在延安专门给国际纵队写了一封公开信，赞扬国际纵队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另外由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署名，制作了这面锦旗，委托一位海员，历经千辛万苦，将锦旗送到法国的集中营里。收到锦旗后，林济时就组织了12名国际纵队里的华人，拍下了这张照片。林济时小组的人在锦旗前边合影，就算是中国支队吧，其实组不成支队，因为只有12个人（其中还有外国人面孔）。
林济时担任过国际纵队的反坦克部队的政委，同时还兼任西班牙共和国民军第35师重炮队的指挥部副官。被营救出集中营后，林济时和安娜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立即从马赛登船，经过苏伊士运河，到达越南的西贡（现胡志明市），然后从西贡坐火车到昆明，最后抵达重庆。当林济时辗转回到祖国的时候，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相隔了21年。回国后，林济时在重庆从事了几年地下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重返战场，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随着四野部队从平津一路南下，最后打到了江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
1955年的时候，林济时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只有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过重要功勋的人，才能获得一级解放勋章。之后林济时在空军工程部工作，一直到1963年。他的夫人安娜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顾问，1958年的时候，安娜陪同儿子到苏联读书，之后由于苏联和中国闹掰了，安娜再也无法返回中国了。从此之后，中苏两国之间再也没有了沟通和交流，安娜和林济时也失去了联系。林济时和安娜的长子后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任职，当过高官，前些年才病逝。林济时未能与妻儿再团聚，他也终生没有再娶，也没有其他的孩子。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林济时将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一大箱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资料上，这些资料他从西班牙战场带到了法国集中营，又漂洋过海艰难地带回中国。林济时的晚年隐居在四川的乡下，侥幸躲过了历次运动的摧残，在晚年身患癌症之后，他依然在医院里整理着那些西班牙内战的资料，因为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美好的记忆。可惜，一直到去世那天，林济时还背负着国际特务的身份，只因为他有一位在苏联的妻子以及在苏联读书的儿子。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安娜曾经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中国，但那个时候林济时已经去世多年了。
在12位中国国际纵队战士中，还有两位山东老乡——张瑞书和刘景田。早在“一战”的时候，中国曾经对外宣战过，但并没有派军去参战，而是送了几十万的中国劳工去欧洲前线挖战壕。战后，这些劳工基本上都回国了，也有少数没有回国，就留在了法国当地。这些劳工主要都是来自河北和山东一带的人，这两位山东老乡就是这样留在了法国，在法国某著名汽车厂当工人，本来生活得挺好。法国当时充满了左派的气息，其实整个欧洲都是特别激进的，“二战”之后，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强行地压制着，全欧洲都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位山东老乡，在法国深刻地感受到了欧洲反对资本主义腐朽、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左派革命思想，虽然两个人都没读过什么书，但也对此感同身受，最后两个人一商量，干脆不再当工人了，去搞革命吧。于是，两个人扔下工具，跑到了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
这两位山东老乡是1917年被送到法国当劳工的，等到1937年参加国际纵队，他们俩已经40多岁了，但这两位一点都不服老，内心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坚持要上前线。但最后也没有让他们两个上前线，而是让他们在后方服务，比如救护、背伤员、送补给等，但是两个人也表现得非常英勇。国际纵队里的人是轮流休假的，这两位山东老乡坚决不休假，每天都要勤奋地为革命献身。直到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的领导说，你们两个休假吧，去一趟马德里。于是山东老乡就去了马德里，结果这次休假是有预谋的，因为张瑞书登上了西班牙革命政府的杂志（Estampa）封面，标题大概就是国际纵队里一名来自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
山东老乡在马德里度假期间，一走到大街上，就有很多人热情地围过来，冲他唱歌和跳舞，对他表示感谢。因为大城市里的人民基本上都是左派，而叛军和法西斯军队则主要是由农民组成，因为农民阶级是最信仰宗教的，当政府杀牧师和修女的时候，农民的愤慨情绪是最强烈的。而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些大城市里的人民，都是坚定地支持着共和政府的，所以最后马德里血战到底，巴塞罗那也打了很久。
在国际纵队失败后，两位山东老乡也进了法国的集中营，被营救出来之后也历经了千辛万苦，回到了延安，那时候他们的岁数已经很大了，无法再上前线参加抗日了，但两人在延安也积极为革命服务，成了劳模。
以上介绍的这三位华人，都成功地回到了中国，继续参加了中国的革命，但在这12位华人里，有一些人最后牺牲在了西班牙的前线，有些人则不知所终。但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能找到这12位华人的确切身份，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经历，还是非常令人欣慰的。我觉得这些华人非常给中国人争气，他们的存在，让我看到即便在那样的时刻，我们中国人的心中也是有诗和远方的，我们也有愿意为了理想而献身的人，我们也有伟大的战士。
一直到今天，马德里人民依然对国际纵队充满了热爱。1996年是国际纵队成立的60周年，马德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纪念活动，在他们最大的体育场里，数万名马德里人民全体起立，向着几百个还活着的、坐着轮椅被推进来的国际纵队老战士致敬，这些老战士曾经为西班牙人民浴血奋战，几万名观众一同向他们高呼那句著名的口号No Pasarán（不许法西斯通过）。马德里人民对国际纵队的热爱非常令人感动。
国际纵队的战士们是怎么去的西班牙呢？这个过程其实也非常值得分享。共产国际当然是积极地向全世界有革命理想的人发出号召了，当时，斯大林一看世界上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这绝对是大好的机会，于是共产国际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招军队，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是法西斯确实残暴，引起世界人民的愤慨。再加上左翼思潮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思潮，所以前去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招募点报名的人非常多。
报名的要求其实是很低的，不要求你是共产党员，你只要支持左翼思潮，有“左倾”的思想，最重要的是你能打仗，就可以报名参战了。所以招募到了很多“一战”的老兵，因为那个时代正好是资本主义最没落的时候，从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崩溃和大萧条，导致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出现，大家反正也活不下去了，不如参加革命，到前线去参战，也许能开创一个新世界。总之在报名阶段，来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鱼龙混杂，不乏并不具备左翼革命思想的人。
但最后真正到了前线的，就都是真正怀着革命理想的人了。因为这些人都是先自费到了巴黎的，没有人出钱送他们去，他们完全是自掏腰包，这样一来，很多妄图靠着参战混口饭吃的人就立马被淘汰出局了。大家到了巴黎后，由英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再将大家辗转送到西班牙。一开始的时候，英国和法国还没有实行绥靖政策，是可以直接坐火车到西班牙的，战士们乘坐火车就能直接去参加革命了。但后来，英法实行了中立政策。所谓的中立政策，实际上就是不支持共产党政府，但他们不肯公开承认这一点。德意法西斯是直接派军队、飞机、大炮和坦克去了西班牙，而英法则保持中立，不允许共产国际从巴黎用火车运送国际纵队到西班牙去。所以战士们只能自费先到巴黎，然后由英法的共产党组织，秘密地把大家运送到比利牛斯山，也就是西班牙和法国之间天然的国界，再趁着月黑风高，大家背着枪，背着弹药，徒步穿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整个旅程是非常艰难和危险的。
除了以上这些算是有组织前去西班牙的，还有很多人，他们也充满了革命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或者是乌托邦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他们没有找到组织，或者他们所在的国家根本就没有招募处，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去哪里报名，也不知道大部队在哪里，但他们还是坚持要参战，他们自己背上行囊出发，直接去了西班牙。比如上文提到的来自中国的陈阿根同志，就是自己坐船去的。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国际纵队的三万多名战士里，占据最多数的居然是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的战士。当时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完全法西斯化了，国内的左翼青年和共产党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都被关在纳粹的监狱里，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左翼革命青年非常痛恨纳粹，革命的机会一来，大家立即就成群结队地跑到了西班牙。最后在战场上，西班牙的佛朗哥军队里有大量的德意法西斯军队，国际纵队这边也有大量的德意左翼青年，双方本是相同的国籍，只因为信仰不同的理想和主义，就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正面交锋了。
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国际纵队里的战士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大家的语言是不相通的。针对这种情况，国际纵队又将战士们分成了六七个纵队，这些纵队基本上就是按语言来划分的，这样打起仗来，大家比较便于沟通。然后，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给自己的纵队起了一个特别光荣的名字：说法语的青年组成的纵队叫作巴黎公社纵队，巴黎公社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非常光荣；说德语的人组成的纵队名叫台尔曼纵队，台尔曼就是德国共产党的主席；说意大利语的青年组成的纵队叫加里波第纵队，加里波第是一八六几年意大利独立战争时的伟大革命家；来自南欧的战士组成的纵队叫作季米特洛夫纵队，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还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总书记，虽然他只是一个傀儡书记，凡事都得听苏共的，但苏共觉得需要让大家认为共产国际是属于大家的，所以让季米特洛夫同志担任了总书记；说英语的人很多，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他们组成的纵队叫亚伯拉罕·林肯纵队，也就是美国的林肯总统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拿英国的那些革命家的名字当队名，而偏偏选择了林肯，总而言之听起来也是非常响亮的。
当时，在佛朗哥的军队里，有一些高级将领是支持左翼共和政府的，他们都被枪毙了。在北非摩洛哥叛乱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六位支持共和政府的高级将领直接枪毙了。海军是共和政府的，而陆军的大部分主力军队都在佛朗哥手里。共和政府的陆军大部分都来自左翼的激进工人，战斗经验不足。而国际纵队里有大量的“一战”老兵，战斗经验和战斗素质都非常高。国际纵队开进西班牙后的第一战就是保卫马德里，这一战的名气非常大，连我们的延安革命圣地，都打出了保卫马德里的口号。国际纵队在马德里击败了叛军，保住了马德里，马德里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欢迎来自全世界的理想主义战士。
有关国际纵队的撤离，表面上是由国联来调停，让外国军队全部撤出西班牙，包括国际纵队和德意法西斯的军队。但法西斯是根本不会撤军的，所以一开始国际纵队也不肯撤军。后来斯大林亲自下达了命令，国际纵队才不得不撤出了西班牙。斯大林之所以亲自下令，是因为他已经决定抛弃西班牙了，因为当时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绥靖了德国，承诺只要法西斯军队去攻打苏联，就把苏台德地区让出去。苏联立刻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一直以来，苏联最大的政策就是让纳粹西进，跟英法去打，让资本主义世界自相残杀。而英法的外交政策则是祸水东引，让纳粹去跟共产党和苏联打。
所以慕尼黑协定一经签订，张伯伦就回到伦敦说，他带回了一代人的和平。英法是和平了，但这就意味着苏联的和平没了。于是苏联立即改变了政策，第一时间抛弃了西班牙。抛弃西班牙对苏联有两大好处：一是让大家觉得共产主义不是那么大的威胁；二是如果西班牙被佛朗哥占领了，西班牙就变成了佛朗哥政府，也就跟着纳粹走了，因为如果没有纳粹的飞机、坦克和军队支持，佛朗哥是绝对赢不了的。西班牙在法国的南边，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的东边，如果这三国围住了法国，苏联不就得逞了吗？再加上之前提到的，西班牙国库里的黄金已经全部运到了莫斯科，所以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西班牙，下令国际纵队撤退。
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完全听命于苏共的，所以国际纵队全面撤出了西班牙，苏联的全部援助也终止了。失去了这两个援助，西班牙的共和政府很快就撑不住了。1938年年底国际纵队撤出，1939年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就被叛军占领了，共和政府也彻底失败了。所以，国际纵队的结局跟当时的世界局势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4.从ISIS到丝绸之路
不管在整个过程中夹杂着多少见不得人的事，但当时这三万多名满怀着理想、奔赴西班牙前线的战士，我认为他们是毫无争议的人类之光，他们的壮举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不论在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为了理想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为了一些苟且和狭隘的事，我觉得都是光荣的，值得敬佩的。
分享完了国际纵队，我突然想到，当今的世界上其实也有一支类似的国际队伍，那就是IsIs里面的那些外国人。大家肯定对IsIs不陌生，因为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敌人，这不但是一个极端的宗教组织，对异教徒毫无人性，甚至对待他们自己的穆斯林兄弟也一样残忍。而且在我个人看来，IsIs跟宗教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如果它真的是一个那么虔诚的伊斯兰组织，那它应该首先去攻打以色列，刚好它离以色列也不远。但从IsIs兴起到今天，他们轰炸了土耳其的机场，将叙利亚打得一塌糊涂，在伊拉克大闹一通，却没有袭击过以色列一次。所以我认为IsIs不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组织，否则它最大的敌人就是以色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去屠杀自己的穆斯林兄弟。
总之，我不能将IsIs称为国际纵队，倒是可以称它为国际横队，因为它到处横行霸道，肆意妄为。这支国际横队里有三万多人，而且这三万多人来自的国家要比国际纵队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比当年多了。1936年组成国际纵队的时候，亚洲一共也没有几个国家，只有中国、日本、泰国、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等，其他的国家都还没独立，如今亚洲有好几十个国家，非洲当年基本上也没有几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国际纵队里一共有50多个国家的战士，差不多已经占了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了。
而国际横队里的人一共来自86个国家，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全世界参加IsIs的人数分布，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毛骨悚然。IsIs里来自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成员很多，比如摩洛哥、埃及，人数最多的是突尼斯，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都经历了“阿拉伯之春”，比较动荡，所以就有很多人去铤而走险。按大洲来算，亚洲国家去参加IsIs的人是最多的，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的穆斯林地区就很大，再加上所有的战乱也都在亚洲。最可怕的是欧洲国家也有很多人去参加了IsIs，俄罗斯也去了不少，连瑞典都有很多人去参加了IsIs。其实瑞典对穆斯林难民的态度是最好的，瑞典人为了能跟难民平等，连爱国主义都避而不谈，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瑞典人去参加了IsIs。人数比较多的还有巴尔干地区最大的火药筒，两个穆斯林聚居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和波黑。德国的人数也挺多。总之这是挺令人伤心的事，欧洲国家对难民的政策多么开放，欧洲人民敞开胸怀迎接难民，政治家们冒着被右翼打下台的风险，也要接收难民，并且平等地对待国内的难民，结果还是有这么多人去参加了IsIs。
IsIs的人数跟国际纵队差不多，但二者的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能评价一个组织是残忍的，不能说一些人就是绝对错误的，值得被批评和挞伐的，但IsIs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令人发指了，不论是他们制造的恐怖袭击，还是割掉人质的头颅，乃至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都是反人类的罪行。
如今世界各国开始打击IsIs，所以IsIs在叙利亚丧失了很多土地，在伊拉克也丧失了很多土地，尤其是丧失了大量的油田，导致他们的收入锐减。有一些人认为IsIs的一部分收入是一些逊尼派的大国私下里给的钱，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IsIs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在国际市场上走私石油，最鼎盛的时期，IsIs每个月能有5000多万美金的走私石油收入，所以它能养活那么多人。
其实IsIs里的这三万多人，也不都是真正的宗教极端分子，很多人就是怀揣着乌托邦的理想，想到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去，或者是想到一个杀人不犯法的地方，或者是想到一个可以娶一堆老婆的地方，总而言之他们觉得在自己的国家不自由，想要去一个更为自由的地方，去杀杀人，犯犯罪。世界上是永远不缺乏这样的人的，只要世界上出现这么一个组织，这些社会的渣滓和底层的败类就会来。
不过这些人来得容易，跑得也很快，这一点就跟国际纵队更不一样了，国际纵队的战士们怀揣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一直坚持战斗，有一个英国的营，两千多名战士中有90%的人都战死在了西班牙的战场上，光是营长就换了11任，政委换了10任，因为他们要冲锋陷阵，总是最先战死。但在IsIs国际横队里的这些人，当IsIs不能继续走私石油、收入锐减之后，就流失了一大部分，据说很多IsIs成员都回到了欧洲，因为他们赚不到钱了。据说现在IsIs里有90%的人都跑掉了，IsIs本身也在全球的打击下越来越弱，我们都希望这个组织不要在世界上存在太久，越早消失越好。
提到IsIs，我又想到了中亚和著名的丝绸之路。中亚地区曾经有那么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还有那么多珍贵的古迹和文物，其中好多文物都是通过当年的丝绸之路传过去的，我们的历史，他们的历史，东方的历史，西方的历史，罗马的历史，拜占庭的历史，都尘封在这片土地上。
欧洲曾经被南北隔绝了那么久，南边有罗马、北非的迦太基和希腊这一系列的文明，而北边什么都没有。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被阿尔卑斯山挡住了，一座山脉的阻隔，就使得南北两边的文明相差甚远。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难走的一条路，全世界最大的几条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等，全都横亘在丝绸之路上。所以我从小看地图上的丝绸之路时，心中就有疑惑，走这样的一条路进行贸易，那这贸易的效率岂不是太低了？
还有中国人很喜欢的马可·波罗同志，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马可·波罗根本没来过中国，就算他真的来过，按照他自己说的从威尼斯出发的话，也至少要三年时间才能抵达中国。如果要进行贸易的话，随身要背很多东西，人一共能背多少东西？光是三年的粮食一个人都背不动，要是再赶上几口牲畜，牲畜还要吃东西，三年的时间，要翻越那么多的高山，穿过那么多的沙漠，人吃马喂之后，到了中国还能剩下多少东西是能卖的？
我经常琢磨一件事，是谁给这条路取名为“丝绸之路”的呢？后来我知道了，取名的人叫李希霍芬，是一个德国人。这位李希霍芬不是那位著名的“一战”空军英雄，但也是一位男爵，我猜这两位李希霍芬有亲戚关系。这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来中国考察，考察期间发现了一些丝绸，他感到特别高兴，就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大家都听说了这里有一条丝绸之路。不知道的人都以为，这是一条从长安直达罗马的康庄大道，大道上永远都有川流不息的驼队和马队，人们在这里不停地做贸易，甚至东西方的交流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实际上，如果你亲自走一遍这条路，就知道这种猜测是完全不成立的。20世纪90年代，有十名探险队员和22名专家，重走了马可·波罗之路，还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有一万名马可·波罗的支持者看了这部纪录片，然后有65%的人投票表示，马可·波罗不可能走这条路到中国，在半年时间内，即便用现代交通工具，也走不完这条路。
后来出土的大量物品也给了很明确的证明，这里进行的贸易较少。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文书是非常齐全的。对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比较语言学家来说，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到中亚这一段是非常好的一条路，因为它位于中亚的沙漠地带，气候十分干燥，在这样的环境下，挖出来的古物，保存得都非常完好，而且盗墓贼也很少跑到沙漠去挖坟，盗墓贼的主要活动地点都在河南那边，所以发明的盗墓铲才叫“洛阳铲”，真正跑到丝绸之路上去盗墓的人极少。所以丝绸之路上的古物都保存得极好，以至于能出土上百具保存得栩栩如生的干尸，出土的馄饨和饺子和今天的形状一模一样，连里面的馅都清晰可见，是韭菜猪肉馅的，唐朝的时候穆斯林还没有大量过来，那地方的百姓还不信仰伊斯兰教，那地方信什么教的都有，是非常合谐的。
丝绸之路沿线的居民，有从高加索来的，有从印度来的，还有从中亚来的粟特人，身高达到一米八几的人特别多，远比中国人要高大。出土的文书中也包含多种语言，光是消失的语言就有很多种，比如粟特语。梵文的文书也有很多，但最多的还是中文文书。之所以能保存下来那么多完整的文书，除了气候干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那个地方的纸比较贵，写完了文书的纸不能丢掉，还要当废纸卖，废纸在当时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墓葬传统，就是用纸来做冥衣和冥鞋，然后穿在逝者的身上，还有各种陪葬的器具，都是用废纸折成的。
所以考古学家一打开当时的墓穴，简直高兴死了，因为不光尸体保存完好，死者的冥服和陪葬器具上也都写着字，甚至有些墓里还有剪裁室，剩下的纸张都完好无损地堆在那里，大家把这些纸片拼在一起，发现这都是当时的官方档案、民间书信和账本等，这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是极其珍贵而真实的资料，远比被篡改过的历史书要珍贵得多。写历史的人总是坚称要秉笔直书，因为天天都有人让他们修改，要求他们要为政治服务。每个朝代留下来的历史都经过了大量的篡改，所以中国正式的历史书里，秽史太多了。而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墓地里，发现了大量当时人写的账本、欠条，甚至是法院写的判决书，这些东西没有经过任何篡改，是非常宝贵的真实历史资料。
丝绸之路上出土的纸张上记载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而且都记录得非常详尽。有一张纸上记录着，有一个人死了，他弟弟替他去申诉，说有一个汉人曾经管我哥哥借过钱，也就是几十匹丝绸，但是他没有还，现在我哥哥因为赶着驼队出去做生意，不幸死在沙漠里了，我要继承他的遗产，包括他的债务。最后法官判决道，你哥哥的财产和债务都归你了，你去管那个人讨要他欠你哥哥的几十匹丝绸吧。
还有一次，一个粟特人跑到汉朝官员那里去申诉，说他带来的骆驼卖便宜了，汉人给他的价钱是黄骆驼的价钱，但他带来的是白骆驼，而且他有过所，所谓的“过所”，就是当时的护照或通行证，粟特人认为自己持有过所，身份又是使节，他应该一路上都白吃白喝，可一路上所有的商家和店铺都收了他的钱。最后汉朝官员驳回了粟特人的申诉，因为汉朝官员觉得汉人没有亏待粟特人。通过这个记录，可以看出因为当时粟特人支持匈奴，所以和汉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而这些文字记录体现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没有大规模商队的记载。凡是达到上千匹骆驼、上百头牲畜和上千人的队伍，全部是使团。关于使团的记载是非常详尽的，汉朝时有一个军营叫悬泉，在那里发现了几万个汉简，也就是竹简，上面详细记载了每一个去往长安和洛阳的西域使团，包括他们有多少人，消耗了多少食材，可见当时反贪污的力度是很强的。
总之，将所有出土文书的记载综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所谓的丝绸之路上，所有有记载的贸易绝大多数行程都在一两百里以内，超过500里的贸易已经是凤毛麟角了。而且进行贸易的东西基本上只有两样，一种是军队需要的生活品，另一种就是军队用来做交易的军饷，也就是丝绸。汉唐时期真正的硬通货无外乎三种——铜钱、粮食和丝绸。大军从中原跋涉到西北，根本带不了多少铜钱，因为铜钱太重了，而一贯钱差不多等于一匹丝绸，一贯钱有一千枚铜钱，而一匹丝绸只有约半米宽的一卷，相对而言是非常轻的。中国古代的钱币单位叫贯石匹两，也就是一贯钱、一石粮食、一匹丝绸和一两银子，这四种东西的汇率每个朝代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相差不多的。在没有银子的时候，最轻的货币毫无疑问就是丝绸。
所以丝绸之路上出土的丝绸，绝大多数都是上面没有印任何花纹的丝绸，因为这就是当时的货币。凡是印了花纹和图案的才是布料，而这种平纹制的、半米宽一卷的丝绸，就是当时的流通货币，也是汉朝军队的军饷。军人们拿出丝绸去做贸易，换回来的也不过就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所以当大军驻扎的时候，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相对比较繁盛，等到吐蕃人来了，军队撤走了，贸易就没有了，文字记载也没有了。
想证明罗马跟中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过贸易，最起码要有两个证据：第一，丝绸之路上有罗马钱币；第二，罗马有中国的丝绸。必须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说明两国曾通过丝绸之路做过贸易。事实上，西域只发现了极少的罗马金币，有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声称，西域发现的罗马钱币里，只有一枚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欧洲钱币，大多数都是仿拜占庭的金币，真正的拜占庭金币也是极少极少的，可能就是某一个使团带来的，或者是纪念品，总之非常少。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最多的钱币是从萨珊王朝来的，萨珊王朝就是今天的伊朗，这说明从伊朗来的商队还是有一些的。还有从阿富汗来的，最主要的是从撒马尔罕来的，因为撒马尔罕离我们很近。元朝时，撒马尔罕曾经是中亚的重镇。
而在罗马那边，包括东罗马，也就是拜占庭，出土的丝绸也很少是中国的。根据西方的考古学家声称，其实只有一匹丝绸能被证明是从中国来的，其他的丝绸全都是拜占庭人仿制的，但这种说法我也不知道是否严谨。丝绸这种东西，中国的制造技术肯定是最好的，中国是先煮了之后再缫丝，所以丝线特别长，织出来的东西也漂亮。印度其实也有丝绸，但印度的工艺没有这么高，他们是用野生的蚕结出来的丝直接织布，这种技术后来慢慢地传到了拜占庭。
丝绸之路不仅难走，而且特别长，从撒马尔罕到长安就有3600公里，也就是7000里地，沿途基本上没有发现什么真正的遗迹，只不过是有一个名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来走了一趟，发现了一些丝绸，一时兴起他就把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了。在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丝绸之路上就更没有贸易了。马可·波罗说他亲眼看到泉州刺桐城是如何繁荣，包括海上贸易也非常繁荣。而实际上从所有已出土的证据上来看，海上贸易永远是最主要的贸易，陆地贸易除了短距离的贸易，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贸易了。张骞去了西域，发现了蜀布，也就是四川的布，大家就说那是贸易了，其实只不过是张骞看到了一块蜀布而已，不能理解为大规模的贸易。张骞去西域是为了联络大月氏一起打匈奴，汉朝在西域有一些行政机构，到唐朝有了安西四镇。
向西还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国防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这些国家跟着汉朝，匈奴就比较倒霉，如果他们跟着匈奴，汉朝就比较倒霉。汉朝从丝绸之路上获得了很多信息，因为使团都是从那里经过的，留下了很多文字资料，其实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很多国家只是一片绿洲而已，比如楼兰和高昌，但汉朝也封这些小国的君主为王。所谓的贸易，其实也都是使团贸易，或者根本就不能称之为贸易，只是外交而已，使团给汉朝进贡了几匹汗血宝马或大宛名马，汉朝又赏赐给使团一些东西，最后使团回去的时候再夹带一点私货，基本上就是这样。
西边的国家里也有很大的国家，比如大秦，大秦就是罗马。但一直到今天，有关大秦使者来中国的记录只有寥寥几次，而且他们还都是从海路来的。我在翻看大秦使者来中国的史料时，严重怀疑这位使者是个骗子。在当时那个年代，想要当一个骗子太容易了，因为没有世界地图，也没有资讯。那位使者说自己是从大秦国来的，给中国皇帝进贡了几根象牙和犀牛角。但罗马并不产象牙和犀牛角，这两种东西应该产自东南亚。很多历史学家分析，这名所谓的使者十之八九不是来自大秦，他估计是顺着海路从东南亚来的，目的不过是骗一些赏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