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赴后继坚持战斗，
抗击敌人，以卫国土。
——张治中
1.保卫新疆，功不可没
各位《晓松奇谈》的读者朋友，大家好。这么长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跟各位讲述历史，讲述人文，分享个人感受和观点。今天我要换一种形式，以采访历史亲历者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段真实的口述历史。
下面我隆重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采访对象，我母亲的朋友，也是我本人的忘年交——张素久女士。从辈分上论，我应该管张素久女士叫张阿姨，但我们俩曾经一块儿出生入死，到处跑，也有着朋友般的交情。张素久阿姨的另一重身份——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家三小姐。
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黄埔系骨干将领，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并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治中历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谈判团首席代表。同时，张治中又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习仲勋等中国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张治中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第二次国共和谈之后，张治中留在了大陆，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张素久女士是张治中将军的三女儿，现任中国侨联海外顾问，亦是著名的爱国侨胞领袖，同时担任多个华人华侨团体的领导人。2015年9月2日，张素久女士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今天的口述历史，将以我和张阿姨对谈的方式，呈现给各位读者。
高晓松：张阿姨您好。张将军是国民党方面留在大陆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也是国民党方面留在大陆的、在新中国职务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没有其他国民党人能坐到这个位置。不过在历史书上，每当读到有关您父亲留在大陆这一段的时候，我总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谜团。比如说跟您很熟的傅作义将军，他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和蒋介石有一些矛盾，所以为了生存而留了下来，还有曾经住在您家对门的邻居程潜，他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又因其他一些自己的考虑，所以也留了下来。但是，您的父亲张治中将军，他可是蒋介石最最亲信、最最信任的嫡系，还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而且在各种抗战的英雄将领里，您父亲是统治最精锐的中央军的，否则也不会担任国共谈判代表团的国方团长。结果国共谈判之后，您父亲就直接选择留在了大陆，这在历史上实在是一个谜团。我始终想不明白，您的父亲既不是杂牌军，在国民党内部也没有受到过排挤，更不是觉得去台湾没有前途，反而他在国民党内各方面的地位都很高，甚至事前好像也没有任何预谋，他怎么就突然决定留下来了呢？
张素久：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已经有国共和谈了，正是因为在我父亲的积极主张下，所以共产党的一部分军队才改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的意思就是已经编成了国军，大家一起抗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父亲就觉得国共双方不应该再打内战了，而是应该联合起来对抗日本。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国民党做了一些克扣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的事，有些物资也供给得不是很及时，共产党还因此来找过我父亲，我父亲就在中间积极奔走，跟国民党方面说，共产党是要跟我们一起抗日的，我们不能克扣他们的军饷，物资也要及时供给。也就是说，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父亲就已经觉得应该国共联合、一致抗日了。
等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父亲更是深深感觉到，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老百姓都很辛苦，现在日本人被打跑了，国共就更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了。我父亲的主要想法就是希望中国能强盛，既然国共双方可以一起抗日，虽然一开始在正面战场上是国民党的军队打得比较多，但后来在农村这些地方，共产党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那么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大家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合作，把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呢？于是我父亲就积极跟蒋先生建议，跟共产党和谈。但当时蒋先生其实是有两手准备的，一手和谈，一手军事。军事的这一手，就是以陈诚为主力，这些人觉得我们国民党这么强大，没有必要跟共产党和谈，我们三个月就可以把共产党消灭，后来说要六个月消灭，再后来又变成了九个月消灭，但其实根本消灭不了。直到这个时候，蒋先生才感觉国民党的军队需要调整和歇息一下，于是才把和平的这一手拿出来。虽然我父亲一直都在极力游说蒋先生和谈，但一开始蒋先生不太听，等到不得不拿出和平这一手时，蒋先生才对我父亲说，那就由你去跟共产党方面谈一下吧。
高晓松：三人停战小组吗？
张素久：三人小组那是重庆谈判时的事。抗日战争刚一胜利，就是由我父亲到延安去，把毛主席接到了重庆，签了重庆双十协定。
高晓松：毛主席到重庆之后就住在您家里对吗？
张素久：对的，毛主席就住在我家里，因为周总理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他对于毛主席的重庆之行很不放心，还特意让我父亲去延安接的毛主席。
高晓松：周总理应该是担心飞机会出事，如果有您父亲在飞机上押机，飞机肯定不会半路掉下来。
张素久：对。飞机到了重庆之后，当然是由蒋先生来给毛主席安排住处，但是周总理又对我父亲说，不放心让毛主席住在蒋先生安排的地方，希望能让主席住到我们家里。我父亲也很理解周总理的担心，于是就赶紧让我们家人搬到别处去，把我们家的房子空出来，让给毛主席住。当时我的两个姐姐都在读书，我父亲就让她们临时住到学校里去了。
高晓松：那您呢？
张素久：我当时在读小学，学校就在我们家旁边，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所以就没让我搬走，而是让我去跟我们家的奶妈和阿姨住在一起了，因为必须要把那栋主楼空出来，让毛主席休息、吃饭和会客，每天要来会见毛主席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宋庆龄也去看望过毛主席。通过这件事能看出来，周总理对我父亲是非常信任的。
高晓松：周总理确实很信任您的父亲，因为这就等于是把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事务都交给您父亲来负责了，您父亲责任重大。
张素久：周总理确实是太细心了，我们家本来就有两个排的保卫力量，每天在前后门都有卫兵定时换岗。于是周总理又对我父亲说，站岗的卫兵不能用你的人，这样万一出了什么事，你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不如换成宪兵来站岗吧，因为宪兵是国家的，万一出了事由国家来承担责任。所以，我们家门口站岗的卫兵就全都撤了，换成了国民党派来的宪兵。周总理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他既充分考虑到了毛主席的安全，又替我父亲减轻了责任。那段时间，我每天不上学的时候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玩，经常能看见毛主席出来迎送客人。
高晓松：有没有人来找你，让你去窃听一下毛主席与客人们都聊了些什么？
张素久：没有没有，那怎么可能？我当时才上小学而已，就是一个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玩耍的小孩儿。但是毛主席知道我是张治中的女儿，所以他对我很和蔼，他不忙的时候，还会来跟我握握手，我记得毛主席的手非常大。有一次，毛主席的头发长了，专门叫了一个人来给他理发，我就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没有人在意我。我父亲安排了我们家的大管家去贴身伺候毛主席的起居，我们家的大管家非常有经验，有一次毛主席在我家接见很多记者，大管家用茶碟给毛主席端了一杯茶，毛主席一不小心把茶具掉到地上摔碎了，大管家第一时间抽出一块毛巾，把所有碎片一把抓到手里收拾走了，速度非常快，以至于所有的记者都没来得及照相。如果不是大管家眼疾手快，这可能就会被写成一篇负面报道，说毛主席慌了，把茶杯都打碎了。
除了这件事，大管家在其他地方也十分尽心尽责，毛主席吃饭的碗筷，都由大管家亲自进行消毒，而且在毛主席搬到我们家之前，我父亲也事先派了副官去调查，了解了毛主席喜欢吃什么，喜欢坐什么样的椅子，喜欢睡什么样的床，喜欢抽什么样的烟，喜欢喝什么样的酒等，于是大管家的贴身照顾非常细致入微，毛主席非常满意。等到解放了以后，我们都回到北京，有一次毛主席特别来问我父亲，你们家在重庆时的那位大管家现在在哪里？我父亲回答，大管家现在人在南京，于是毛主席就让大管家当了南京市政协委员，后来好像还当上了江苏省的政协委员。
高晓松：这说明毛主席是一个很记恩的人。
张素久：是啊，毛主席的记性确实特别好，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他还记得我们家的大管家。毛主席问起大管家的时候，我们已经到北京了，而且去北京是一下子就飞过去的事，很突然，所以没来得及带上大管家。
高晓松：这个“一下子就飞过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谜团。我刚才提到，像傅作义和程潜这些人，他们留在大陆都是事先就有预谋的，但您父亲好像并没有事先预谋。而且当时只有您父亲留在北京，你们全家都还留在南京。
张素久：真的没有事先预谋。当时我父亲带团去北京跟共产党谈判，我们全家都在南京等着。那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了，在明德女中。大家当然都知道，形势好像不太好了，国民党的官员们都纷纷开始逃难了，大部分都选择了去台湾，但是我母亲说我们先不走，因为我父亲还没回来。
高晓松：当时有人劝你母亲带着你们先去台湾吗？
张素久：当然有，而且当时我大哥已经先到台湾去了，就是先去给我父亲做准备的。
高晓松：你大哥已经去台湾了，这就说明您父亲真的是没有预谋留在北京的。
张素久：我父亲怎么会有预谋呢？他当时就是去谈判，如果谈不成就回来。当然了，我父亲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的，他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和努力去谈判。刚开始谈判的时候，是把蒋先生当作第一战犯的，我父亲为此做了极大的努力和抗争，最后就取消了这一条。后来就划分地盘，我父亲也积极地进行协商。还有建立联合政府，搞一个政协，当时叫旧政协。我父亲也曾访问过西方，有一些先进的思想，他知道美国实行的是两党制，他觉得中国也可以学习美国，国民党就好像是一家里的大哥，大哥现在好像有点腐败，管不好这个国家了，那么让二哥来管有什么不行呢？大哥二哥都是一家人，国民党共产党也都是中国人。
高晓松：虽然您父亲同意让二哥来管理这个国家，但是他本人绝对没有要留下来陪二哥的打算。他的想法是，谈判完成之后，他就回南京，带着你们一家人去台湾。但最后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决定留在大陆的呢？
张素久：不，虽然没打算留在大陆，但我父亲也没有去台湾的打算。我父亲很了解蒋先生，也很了解毛主席。蒋先生让我父亲去跟共产党和谈，我父亲就很积极地去谈，但我父亲其实很清楚，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当时大军已经要渡江了，共产党都在那儿等着了。对于和谈的破裂，我父亲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他的准备不是破裂了之后举家去台湾，而是要去苏联。我父亲觉得，如果和谈失败了，国共打起来了，总归是一场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他双方都不想参加，他也没有兴趣去台湾当官，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历史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高晓松：您父亲当时的职务除了国共谈判代表团的国方团长，还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长官，整个西北地区都由他来管理，他都不想要了吗？
张素久：对。
高晓松：他为什么会想去苏联呢？
张素久：因为苏联跟中国是好朋友，我父亲跟苏联的那些官员关系都很好，比如苏联的驻华大使罗申。而且他在西北五省的时候，还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我也跟着他去了新疆，那时候他跟苏联的关系就已经特别好了。
高晓松：哦，因为他在西北做新疆省政府主席，还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长官，所以跟苏联的关系处得很好，这个很说得通。其实“二战”结束的时候，苏联已经占领了新疆的很多地方，后来新疆能保留在中国的版图上，您父亲功不可没。
张素久：那时候，新疆三军已经快要打到迪化了，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三军的领袖都来跟我父亲谈判，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那时候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谈判。当时开200多人的大派对，请苏联人来，跟苏联之间也在进行各种谈判，因为我父亲觉得三军的这些人背后都有苏联的支持。我父亲在其中自然也使用了一些方法，最后成功地保住了新疆。
高晓松：对，成功地保住了新疆，在这件事上，张治中将军绝对称得上是民族英雄。
2.仓促飞往北平
高晓松：提到“三军”，我要稍微跟各位读者解释一下三区革命。从北洋之后一直到抗战结束，新疆一直处在盛世才的统治之下。有人说盛世才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他一会儿投靠国民党，一会儿投靠共产党，一会儿又投靠苏联。西路军最后的几百人抵达新疆的时候，曾被盛世才营救过，因为当时盛世才跟共产党还处于蜜月期，所以共产党就相信了他，没想到最后驻新疆迪化的办事处被盛世才包围，毛泽东的兄弟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中共最早的老一代领导人，都遭到了盛世才的杀害。盛世才还曾屠杀过各族人民，他是一个极其反复无常、极其残暴的人，但最后他居然也跑到台湾去了。
有关盛世才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赘述。总而言之，一方面是因为盛世才的残暴统治，新疆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苏联也一直在一旁虎视眈眈。新疆的问题比较复杂，晚清割让土地的时候，把巴尔喀什湖东边、直到帕米尔高原的一大片土地割让给了沙俄，就等于是把原来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一个民族活活切成了两半。所以苏联境内也有很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塔吉克族百姓，跟新疆这边的百姓既是亲戚，又是同族，双方往来十分密切，这就导致了每当新疆生活艰难的时候，老百姓就纷纷往苏联跑。而生活在苏联那一边的人，都认为伊犁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和伊犁的百姓都是同宗同族的。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闹着要独立的极端分子。新疆的局势非常错综复杂，统治新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之所以派张治中去管理新疆，也是因为他老成持重。
1944年8月，盛世才还在的时候，新疆就爆发了三区革命，所谓的三区，指的就是伊犁地区、阿尔泰地区和塔城地区。因为有苏联在背后支持，三区革命壮大得很厉害，苏联的目的是将伊犁并入苏联。苏联的支持再加上三区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居然还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原本只是一场起义，生生打出了“东突”的旗号，这对新疆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不论最后新疆是被苏联抢走一半，还是被“东突”组织占据一块土地，都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
张治中身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为了平息新疆的动乱，他多次亲自到新疆去，在其中做了很多的努力工作。最终，在张治中非常非常高明的、非常非常诚恳的谈判下，苏联知难而退了。同时，张治中也坚定地粉碎了“东突”的图谋，“东突”原本想以“东突”共和国的身份与“中华民国”进行谈判，张治中严厉拒绝，并调动苏联和各方面势力对“东突”进行施压。张治中立场坚定地表示，他是中央代表，他可以成立民族联合政府，但绝对不能代表“中华民国”与东突进行谈判。因为张治中的努力奔走和坚定坐镇，中国成功地从苏联和东突手中保住了新疆，张治中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且，张治中在新疆期间，还把盛世才关押在乌鲁木齐监狱里的中共人员全部释放出来，并安全地护送他们返回了延安。
张素久：我父亲不仅成功地保住了新疆，还说服了三军的领袖阿合买提江去北京见毛主席，但那好像是我们留在北京之后的事了。
高晓松：好，话题再一次回到“留在北京”这件事上了。您父亲既然决定谈判失败后就举家去苏联，怎么最后就留在北京了呢？
张素久：我父亲率领着代表团在北京谈判，谈到最后双方总要签约嘛，当时拟定了一个八条二十四款的约（国内和平协定）。结果我父亲把这个约带到南京去，南京政府不同意，当时领导南京政府的已经是李宗仁了，李宗仁和何应钦他们应该也做不了这么大的主，而且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投降的协议，坚决不能签。为了防止以我父亲为首的代表团自作主张地签约，李宗仁他们就公开宣布，国民党方面不承认我父亲带领的这个和平代表团了。所以我父亲就觉得，和谈已经失败了，他应该回南京去，该去哪儿去哪儿了。这个时候，周总理拦住了我父亲，对我父亲说，现在和平谈判破裂了，我们的大军就要渡江了，但是渡江之后我们还可以再谈判。总之，周总理希望以我父亲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先不要离开北京，因为国民党手里还有大片的中国土地，双方还是有再次谈判的可能性的。
高晓松：是的，就算渡了江，国民党手里还是拥有半壁江山。
张素久：在周总理的极力游说下，我父亲也就觉得，确实还有再次和谈的可能性，于是我父亲就留在了北京，和谈代表团里也有很多人跟我父亲一起留下了，比如邵力子和黄少雄等。
高晓松：其实国民党的整个和谈代表团都留在了北京，因为您父亲是团长，他留下了，大家就都放心地留下了。如果您父亲当时立场坚定地要走，大家就都会跟着他走。
张素久：嗯，整个代表团都留下了，因为大家心里都还保留着希望，觉得国共双方还有机会再次和谈，毕竟中国还有半壁江山在国民党手里，包括我父亲管理的新疆省在内。所以，大家就留在北京，等着大军渡江之后，再次跟共产党和谈。其实在和谈破裂之后，国民党已经派了飞机来北平接和谈代表团了。当时我母亲还带着我们在南京等我父亲的消息，蒋纬国派人来告诉我们，代表团不会回南京了，而是会直接飞抵上海。这样，我母亲就坐上了蒋纬国的飞机。蒋纬国乘坐的那班飞机，已经是飞离南京的最后一班了，登机之前我们全家根本没有做任何准备，我还在学校里上课呢，很突然地就把我叫回家，说我们全家马上就要飞去上海了。那时我大哥还在台湾，我大哥是个生意人，做的是汽车生意，他看到很多人去了台湾，台湾势必会需要大量的汽车，所以就先去了台湾，也想着万一我们全家要是去了台湾，他也可以在那边先做些准备。但是我大哥的家在上海，我大嫂没有跟我大哥一起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而我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上海的计划，实在是太仓促了，也没来得及通知我大嫂。也许那是最后一班飞机的原因吧，我就记得飞机非常重，飞行的全程我都感觉非常不舒服。
高晓松：那班飞机上除了你们一家，还有什么人？
张素久：还有很多人，可惜我都不太认识，但我知道那都是国民党内很重要的人。
高晓松：蒋纬国本人在那架飞机上吗？
张素久：他在的，因为他要负责把最后一班重要的人都送到上海。
高晓松：蒋纬国帅吗？
张素久：帅，蒋纬国确实蛮帅的，而且他也很有礼貌，管我母亲叫张伯母，对我们全家十分客气。但整个过程都非常仓促，以至于我们出发前完全来不及通知在上海的我大嫂，到了上海机场后没人接应我们。后来蒋纬国的太太开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车来接蒋纬国，看到我们家没人接，蒋纬国就把他的车子让给了我们，他自己则跟着他的太太乘坐军用车走了。这说明包括我妈妈在内，所有人都没来得及事先准备。
高晓松：嗯，这件事能充分说明留在北京是没有预谋的。
张素久（笑）：你怎么老说我们有预谋？我们根本就没有预谋，我们事先什么都不知道，连电话都没来得及打。到了上海的我大哥家之后，我们就休息了，下了飞机之后，我的身体依然是很不舒服。到了第二天，有一架飞机要去兰州，就问我们要不要去兰州。他们觉得兰州也是国民党的大后方，我们家也是兰州的，说不定我父亲会从北京直接回兰州。可是那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太不舒服了，真的是再也坐不了飞机了，于是我母亲就决定我们不坐那班飞机去兰州了。
高晓松：幸好你们没去兰州，当时兰州的西北五马正在闹，胡宗南也在那边，虽然胡宗南也是您父亲的部下，但在那样的时候，什么都说不准。
张素久：嗯，我母亲虽然没念过书，也不认识字，但是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懂道理的女人。我认为当时我母亲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天大的事也要先见到我父亲再说。而且我母亲跟邓颖超是好朋友，在重庆的时候，邓颖超经常去看望我母亲。我父亲刚去新疆的时候，周总理和邓颖超也都到我们家里来过，还给我母亲送了做衣服的丝绸，邓颖超每次见面都会给我母亲送一点小礼物。所以在我母亲的观念里，国共双方都是朋友，即便现在可能局势不太好，但也不用那么着急，万事都要等见到我父亲之后再做定夺，于是她就借口说我身体不舒服，推掉了去兰州的飞机。刚推掉了去兰州的飞机，大概是早晨六点多吧，又有电话打过来，说有一架飞机要飞往北平，让我母亲带我们赶紧上那架飞机。我母亲一听到北平，就什么都不再多问了，立马喊我们爬起来马上去机场，因为去北平就等于是去见我父亲。我记得那天早晨简直是混乱极了，每一个人都急得不行，我嫂子原本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女人，结果那天早晨她连玻璃丝袜都没来得及穿，就急火火地把我们送到了机场。
高晓松：你母亲难道没有怀疑一下，这会不会是一个骗局？万一你们全家到了北平，直接就被关起来了该怎么办？
张素久：我母亲绝对没有这种想法，我母亲不是搞政治的人，她也不懂政治，在她头脑中只有一个坚定的想法，那就是她一定要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她的丈夫在哪里，她就一定要去哪里。而且我母亲相信，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很好的人，都是我们家的好朋友。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重庆的时候，我母亲对他们特别好，尤其是重庆谈判的时候，因为知道江青是文艺工作者，我父亲特意找了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为江青演出，并竭尽所能地满足江青的所有要求，我母亲相信这份交情。
张素久：我们当天早晨到了上海机场的时候，大厅里人特别多，都是国民党的人在那里等飞机，完全能感受到那种逃难的气氛。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准备要去台湾的，很多人都认识我母亲，我记得那时候的交通部长就特意走过来，问我母亲要去哪儿。我母亲回答，我们去兰州。
高晓松：你母亲好聪明啊。当时和平谈判破裂了，已经渡江开始打仗了，如果你们那个时候去北平，岂不是就等于去投敌吗？
张素久：对呀，我母亲真的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女性，我一直很崇拜她。经常有人说农民的思想落后，意识不先进，我母亲一生就是一个农民，从小就种地，但她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机智和智慧，是非常了不起的。
高晓松：你母亲非常识大体。
张素久：没错，就是识大体。我母亲就跟交通部长说，我们要去兰州。交通部长俞大维说，今天没有去兰州的飞机，你们先回去吧，你们别着急，我们已经派飞机去接张将军了。他以为飞机已经开了，实际上飞机为了等我们，还没有开。随后临时通知我们，让我们赶紧上飞机。通知我们的人是上海中央航空公司营业组主任，叫邓士章，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当时突然接到消息，让他赶紧通知我母亲上一架民航飞机，并通知那架飞机无论如何要等我们全家登机了再起飞。邓士章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很冒风险的，但他很讲朋友义气，还是这么做了。等到把我们送上飞机，邓士章还被抓起来关了几天。
高晓松：当然要抓他了，他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人物的家属送到敌方北平去了。邓士章的身份是地下党吗？
张素久：不，他不是地下党，他就是我父亲的好朋友而已，那时候的人都很讲究朋友义气，而且也很识大体。好在只是关了他几天，没把他怎么样。他被放出去之后参加了“两航”起义。
高晓松：那可是一次大起义。有关“两航”起义，我要跟各位读者稍微介绍一下，那是一次震动两岸的大起义。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但是国民党之前掌握着中央政府，他们撤出大陆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大批客机也撤到了香港，两航撤到香港之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的业务利益矛盾更加尖锐化，最后在他们的总经理的组织下，当然也有中共的地下党员在其中斡旋，最后在1949年11月9日的时候，12架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在脱离了塔台的视线后，突然调头飞向了北京和天津。
这12架飞机最后有一架降落在北京，其余11架全部降落在天津，震惊中外。这对新中国不仅带来了士气上的帮助，还带来了宝贵的物资、技术和人才。如果没有两航起义，新中国一共也没有几架飞机。两航起义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分别是刘敬宜和陈卓林两位总经理。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两航起义对新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当飞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亲自前来欢迎的领导人有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当时他还不是上将）；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李克农之前主要负责领导白区的大量地下工作；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总理的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罗青长长期担任周总理的秘书，后来做了中调部部长。除了如此高级别的接待团队，接下来更是由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亲自宴请刘敬宜和陈卓林。大家要知道，两航起义带回来的不光是飞机，还有大量的人才，光有飞机但没人会开是没用的，新中国太缺乏这些技术人才了。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的技术业务骨干力量。
张素久：后来邓士章也到了北京，去了我们家看望我父亲，才讲起了当年他送我们家人上飞机去北平的事，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因此被关了好几天。
3.骨肉分离四十年
1948年秋至1949年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解放战争的胜局。国民党内外交困，蒋介石被迫下野，退居老家溪口。代总统李宗仁上台，派出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北上，与中国共产党谈判。临去北平之前，张治中去溪口见到了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两人单独密谈一小时，内容无第三人知晓。究竟二人的密谈内容是否影响着和谈的结果，张治中最后留在大陆又是不是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高晓松：关于你母亲带着你们乘飞机去北平的事，您父亲是不知情的吗？
张素久：是的，我父亲完全不知情。
高晓松：那么这件事我就觉得很蹊跷了，你们在上海的时候，有人通知上海中央航空的人，让张将军的家人坐上去北平的飞机，但是发出通知的人其实并不是您父亲。
张素久：当然不是我父亲，我父亲怎么会知道这些？
高晓松：您父亲也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人，把您母亲送到北平去吗？
张素久：那当然了。我觉得周总理可能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母亲带着孩子们都去了台湾，那我父亲肯定就不可能留在大陆了。
高晓松：所以等于是周总理用了这样的计策，强行把您的父亲留在了北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完全可以跟您父亲说，你留下来吧，我会安排人把大嫂和家人都接到你身边来，那么打电话去上海的人就会是您父亲本人了。但显然，您父亲对整件事毫不知情。
张素久：是的，我父亲不知道。
高晓松：所以你们全家去北平这件事，是周总理自作主张安排的。
张素久：也不能这么说吧，毕竟周总理也不能保证我们家人愿不愿意去北平。
高晓松：但至少这不是您父亲的意愿。
张素久：嗯，我父亲对此毫不知情，周总理也不可能事先告知我父亲。因为把我们家人接到北平，这件事的操作难度还是很大的，需要进行层层秘密的安排。我们从上海起飞，中途在青岛还加了一次油，吃了一顿饭，整个过程中都没有人跟我们泄露什么内情。一直等我们到了北平，周总理才确定事情终于成功了，这才告诉了我父亲。
高晓松：这中间肯定有很多地下党员在暗中出力，才能层层摆平那么多环节。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如果周总理和您父亲是朋友的话，这么大的事他应该事先跟您父亲商量商量。
张素久：不会。
高晓松：应该商量，如果双方是朋友，一方完全不经过另一方的许可，就擅自把他的家属从上海接到北平来了，这么做好像不太好吧。
张素久：可是事先也没法商量啊，周总理不能保证一定能把我们接过去啊。
高晓松：不管这件事能不能办成，周总理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征得您父亲的同意。
张素久：周总理应该很清楚，我父亲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高晓松：是呀，这就是问题所在，您父亲绝对不会同意。
张素久：我父亲不同意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共能够合作，和谈破裂之后，我父亲就觉得他这一生的历史任务完成了，所以他不想留在国共任何一方。
高晓松：所以，留在北平实际上并不是您父亲的真实意愿，是因为周总理把你们全家都接到了北京，您父亲也就没有办法了。
张素久（笑）：倒也不能这样说。其实毛主席也跟我父亲讲过，如今国民党去了台湾的小岛上，大势已去，而整个庞大的中国大陆地区，更加需要我父亲参与建设。如果我父亲能留在大陆，那就能帮助共产党少打不少仗。我父亲是管理西北五省的，如果我父亲走了，共产党就只能靠武力拿下西北五省了，包括马家军和陶峙岳在内的这些势力，都要去打，那将有多少人要流血牺牲？毛主席说的这些，深深地触动了我父亲，如果说我父亲心里有一点点想要留下来的想法，那都是因为这个，他想要和平解放，不想让中国人再去流血牺牲了，因为打来打去，死的都还是中国人啊。
高晓松：您父亲的这种想法我非常理解，我相信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您父亲都没有开过一枪。您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极为英勇，担任了两次淞沪战役的指挥，1932年一次，1937年一次，但在整个内战中不开一枪。除此之外，您父亲做官也十分清廉，内心也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这些大家都明白。但是如果当时您的母亲没有带着孩子们去北平，您父亲接下来不管是去台湾也好，去苏联也好，都肯定是不会留在北平的对吧？
张素久：我认为是这样。无论如何，我父亲是不可能一个人留在北平的。我父亲和母亲是指腹为婚的，在我父亲19岁，母亲17岁的时候，两个人就成了婚，婚后非常恩爱，厮守了一辈子。
高晓松：您父亲没有娶姨太太吗？
张素久：没有，我们家就只有一个母亲，这件事非常重要，这说明我父亲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如果我们家里还有几房姨太太，我父亲就不会那么重视我母亲，反正老婆那么多，丢了一个，将来再找一个呗。所以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假如我母亲带着孩子们都去了台湾，我父亲是绝对不会一个人留在大陆的。
高晓松：您大哥后来也回到北平了吗？
张素久：没有，我大哥后来就一直留在台湾了。自从1949年分开，一直到我1981年来到美国，我大哥在1982年从台湾也来到美国，40多年来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高晓松：为什么您大哥没有回到北平呢？
张素久：因为我父亲留在了北平，我大哥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不让他回大陆，甚至不让他离开台湾。而且不仅禁止我大哥离开台湾，连他的孩子们也都不能离开台湾，更不能出去留学，所以我大哥的两个女儿也没有念什么书，很年轻就嫁了人。等到蒋先生去世之后，小蒋上台了，政策才有所松动，终于让我大哥离开了台湾，去美国和家人团聚。
高晓松：您母亲一定非常思念长子吧？
张素久：是的，但是我父母直到去世都没有再见到我大哥。一直到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大哥才第一次回到大陆，那时候周总理也已经不在了，是邓颖超负责接待的我大哥。当时邓颖超跟我大哥说，希望他能够做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使者。我大哥很听邓颖超的话，回到台湾后就积极地奔走起来。我大哥琢磨，文化交流要做些什么呢？想来想去，觉得京剧最合适，因为生活在台湾的大陆人都非常想念京剧。京剧、话剧和舞蹈都可以交流，我大哥觉得还是京剧最适合，老人们最有感情，所以就有了中国大陆的京剧团第一次访问台湾，梅葆玖也去了，是由北京京剧团和中国京剧团一起组织的访问团，演出在台湾取得了非常轰动的效果。
高晓松：您跟您大哥40多年没见面，后来在美国团聚的时候，还能认出彼此吗？
张素久：这次能认出来，但我们曾经认不出来过。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事，当时我大哥在美国留学，我父亲希望他能回来，但我大哥没有回来，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大哥才回国。我大哥离开的时候我才上小学一二年级，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挺大了，而且我大哥在美国也结婚了，把我嫂子也一起带回家来。结果大哥回到家之后完全不认识我了，指着我说，这个小孩儿是谁啊？我当时还挺生气的。但在1949年我再次和我大哥分别的时候，我已经不小了，长相和记忆力都成熟了，所以即便时隔40多年，我和我大哥依然能认出彼此。
高晓松：您大哥一直都在台湾，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您父亲和台湾之间一直是有管道能沟通的。那您父亲有没有想过跟蒋先生请求一下，把你大哥放回大陆来？或者说，您父亲觉得让你大哥待在台湾也可以。
张素久：我父亲不太爱管儿子的事，他也不喜欢搞这种裙带关系，所以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更没有这么想过。
高晓松：嗯，台湾一直都是个很敏感的地方，低调一点对你大哥也有好处。
张素久：其实我大哥在台湾过得也不是很好。原本我大哥是做汽车生意的，而且生意做得特别好，金饭碗。等到国民党全部撤退到台湾之后，我大哥不光卖汽车，还卖救火车等，日子过得很红火。可是后来我父亲留在了大陆，我大哥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从此不能离开台湾了，这对我大哥的生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管我大哥把汽车卖给谁，他都要去欧美国家订货和进货，突然间哪儿都不让他去了，我大哥手里的金饭碗很快就被别人抢走了。所以有一阵子，我大哥生活得很困难。但我妈妈对我大哥很放心，因为我嫂嫂的娘家很有钱，我嫂嫂是钱行之的女儿，我妈妈相信嫂嫂的娘家会接济我大哥的，不会让他过得太拮据。
高晓松：这期间你父母和你大哥之间是没有办法通信的吗？
张素久：还是有信从台湾过来的，但都没有讲这些生活上的事，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大哥家曾经过得非常困难。我大哥的女儿跟我说过，她当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来把他们家的东西搬走，拿去抵押。
高晓松：贵为您父亲这种级别的人，也不得不承受这样的骨肉分离。
张素久：这都没有办法，历史就是这样。虽然没有见面，但我们还是陆续能看到我大哥从台湾辗转寄来的照片，包括他的孩子的结婚照片，我们都看到了。
高晓松：然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跟台湾的亲人是完全隔离的，只有像您这样的家庭才能有这样的福利。
张素久：也许吧。其实我父亲倒是还好，因为他是一个军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但是我母亲一直特别思念我大哥一家，毕竟那是她的长子和长孙。我母亲常常把大哥寄来的那些照片边给别人看边介绍，我母亲活着的时候，还曾幻想着有朝一日她能到台湾去，或者我大哥一家能回到大陆来。可惜我母亲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再见到我大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高晓松：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遗憾，山之上，国有殇。千千万万的家庭都因此被撕裂，很多老人直到去世，也没能见到分离的亲人。所以实际上，第一不是您父亲主动想留在北平，第二也不是蒋先生安排他留下的。
张素久：那当然了。
高晓松：您父亲去北平之前，虽然代总统李宗仁已经上台，但您父亲还是去了溪口。因为您父亲只忠于蒋先生，肯定不会去忠于李宗仁的政府。那么，您觉得蒋先生跟您父亲有没有谈到过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方面需要留一个亲信在大陆。因为如果最后没有您父亲留在北平，蒋先生在大陆就没有任何一个亲信了。
张素久：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我父亲跟蒋先生是在楼上密谈的，现场没有第三个人，所有人都在底下守卫着，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个到底谈了什么。有一个当时在下边负责守卫的人，他现在还在美国，后来他到台湾见到了蒋先生，还觉得很奇怪，他觉得蒋先生的脾气不太好，很喜欢骂人，但是从来没有骂过我父亲一句，就算我父亲留在了北平，蒋先生也从来没有骂过我父亲。
高晓松：这个确实，我看过蒋先生在斯坦福的日记，他在日记里骂了所有留在大陆的人，骂他们卖主求荣、寡廉鲜耻等，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里公开骂傅作义卖主求荣，所有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将领都被骂了个遍，唯独没有骂您的父亲。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一种想法，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深层的默契？黄埔系的中央军里，除了像您父亲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起义的人其实很少，只有到最后湖南要不行了的时候，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才领衔37名将领联名起义，宣布湖南脱离了国民党的广州政府，但这些人的地位都比您父亲低很多，东北和北平都没有人起义。
张素久：郑洞国他们最后还是算起义了吧。
高晓松：郑洞国应该算是“被起义”，因为他处在那个位置上很痛苦，他既不想起义，又不希望长春人民在围城之下被活活饿死，最后他其实是在部下的裹挟下，放下武器投了诚。那个时候还比较早，所以就算他是起义了，因为希望他的起义能影响到更多的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洞国并没有获得起义将领应有的待遇，只被安排做了水利部的参事，基本上就是一个闲职。如果郑洞国的行为真的算是起义的话，他应该被评为上将，至少也得是中将。所以郑洞国起义这件事，是比较特殊的案例。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身为黄埔系的蒋先生嫡系，您父亲留在大陆的举动，肯定会引来大家的猜测，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共产党逼的，因为共产党把你们全家都接到北平来了，但肯定也有人会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蒋先生也希望能留下一个国共方都信得过的人在大陆，以确保国共双方日后的谈判能顺利进行。所以，在国民党全面撤退到台湾之后，国共双方之间还有谈判吗？
张素久：有的，双方一直在不停地进行谈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停止。
高晓松：这期间是由您父亲来负责沟通两边的吗？
张素久：新中国是有一个台办的，周总理是最主要的领导人，我父亲是主任。台办一直在积极地联络着两岸，台湾方面还是蒋先生当政的时候，双方一直有陆陆续续的谈判，因为蒋先生也是希望一个中国的，两边还不断地相互送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