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所以说，当时大陆和台湾之间还是有联络管道的。
张素久：有的，当时基本上是通过香港进行联络。我父亲很了解蒋先生的喜好，所以蒋先生到了台湾之后，我父亲就把他留在大陆的一些东西陆续送到了台湾，当然这中间也要多亏了周总理帮忙操持。
高晓松：也就是说，您父亲替蒋先生跟周总理说，想把一些东西送到台湾去，然后周总理就去操办，通过香港的管道送到蒋先生手里，双方就这样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张素久：对啊。
4.国共沟通的桥梁
张素久：国共双方都是非常信任我父亲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不要再打仗了，大家应该一起建设新中国。我父亲也希望国民党和蒋先生最后能有一个好的归宿，他内心还是很感激蒋先生的。
高晓松：那是自然，蒋先生对张治中将军可谓是恩重如山啊。
张素久：不仅仅是这些，我父亲对蒋先生个人也是很敬佩的。大概是在1934—1949年间，蒋先生在“中华民国”政府第二首都南昌推出了国民教育运动，其中“礼义廉耻”是运动的中心思想，还有提倡勤俭等口号，这些都深得我父亲的钦佩，因为我父亲本身也是非常律己的人，穿衣服都是军人的穿法，很朴素，在这一点上，他和蒋先生很像，蒋先生也是很朴素的。
张素久：还有白崇禧。
高晓松：白崇禧也很清廉，但他不是黄埔系的。
张素久：黄埔系的人都非常爱国，抗日战争期间，凡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人，真是都在出生入死地打日本人，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爷爷和外公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我听他们讲过很多老一代人奋勇抗日的感人故事。
高晓松：有无数将领死在抗日战场上。去当伪军的黄埔系毕业生是很少很少的，大概只有一两个旅级的军官而已，再往上的高级将领都是非常有节操的。解放战争中真正起义的黄埔军也很少。傅作义起义的时候，在北平的那些中央军黄埔系的人最后都飞回南京去了。您见过傅作义吧？
张素久：见过很多次。
高晓松：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素久：在我的印象里，傅伯伯是一个很好的人，个性很温和，很实在，甚至我觉得他有点老实，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
高晓松：您觉得他后来过得快乐吗？
张素久：那我就不晓得了。我记得傅伯母为人也挺好的，他们家的几个孩子里，也有跟我是同学的。我父亲去北平谈判的时候，受到了共产党方面很好的招待，我父亲也特别想回请一次，谢谢共产党人的宽待，但他身上没什么钱，最后是找傅伯伯借了500块大洋。后来我母亲带我们从南京到北平，整个过程也是非常仓促的，身上都没带多少钱。
高晓松：您家里的那些细软都没带出来吗？
张素久：没有。
高晓松：那您父亲还傅作义那500块大洋了吗？
张素久：那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我父亲借钱的时候就跟傅伯伯说好了，这个钱不一定能还得上。也说不定后来是周总理帮我父亲还的，反正我父亲身上是没有钱的。
高晓松：因为您父亲一直都是两袖清风。
张素久：也许是傅伯伯大方，不用我父亲还了，也许是周总理还的吧。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您父亲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傅作义只当上了水利部长。
张素久：对，傅伯伯后来还当过政协副主席，他跟我父亲一直是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傅伯伯这个人还不错。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您父亲身边的朋友圈子，还主要是国民党时期的那些高级将领吗？
张素久：不是了，他后来跟彭真和余心清这些人走得比较近。（彭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余心清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父亲跟周总理提议，把关押的那些国民党的将领都放了，如今国民党大势已去了，他们即便被放出来也不会怎么样了。因为我父亲替这些人说话了，所以周总理也就同意了，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就把在押的所有国民党军官都释放了。
高晓松：不是全部的人都放出来了，是分批特赦的。第一批放出来的将领有杜聿明和王耀武等。黄维没有放出来，黄维一直被关到了1975年，因为他是极其顽固的一个人，在监狱里始终一语不发，还去发明永动机等。第一次主要是释放了最高级别的大部分人。
张素久：我们家有一张照片，就是这些人被放出来之后，我父亲请他们到颐和园去吃饭，然后拍了一张合影，我母亲也在照片里。
高晓松：大家再次见面肯定都无限唏嘘，这些人当年都是您父亲在黄埔军校里的学生。
张素久：对，大家都管我父亲叫老师。
高晓松：您父亲当时的心情一定也很复杂吧？
张素久：和谈破裂之后，我们全家都到了北平，最后留在了北平，当时我父亲的心情确实是挺忧郁的，那期间他经常带着我们游山玩水，在北京的颐和园和北海这些地方游玩，当他心情特别压抑的时候，就喜欢去爬山登高，闻一闻新鲜的空气，散散心。从和谈破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我父亲确实过得比较艰难，因为凡事都不能确定怎么做。官方当然也在不断地开会，说要开一个政协。我父亲认为当初旧政协没开成，现在就积极筹备新政协。在开新政协的时候，最好的消息就是新疆和平解放了，这都是我父亲在这个过渡阶段做的工作。我父亲一直觉得，如今国民党大势已去，我们就不要再打仗了，所以他就积极地跟新疆那边的陶峙岳进行沟通，除了陶峙岳还有另外一个人。
高晓松：包尔汉。
张素久：包尔汉是新疆的主席吧。陶峙岳是我父亲一手提拔起来的。
高晓松：没错，陶峙岳那时候也是上将了。
张素久：当年我父亲去视察新疆的时候，发现陶峙岳跟别人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把他一路提拔起来了。
高晓松：您父亲真是慧眼识人，如果没有陶峙岳，新疆的和平解放没那么容易，而且当时还有苏联在蠢蠢欲动。
张素久：因为陶峙岳是我父亲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所以他还是很尊重我父亲的意见的，我父亲说的话陶峙岳都会听，但陶峙岳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
高晓松：其实那时候大家都不容易，傅作义到绥远去做和平解放也很不容易，您父亲也不容易，而且他当时还背负着各种各样的纠结。新疆解放之后，您父亲的心情好些了吗？
张素久：好多了，1949年新政协会议也开完了，新疆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了，大家终于看到了新中国的新鲜气象，毛主席也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父亲的心情就好了很多，因为他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中国能富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还是让我父亲去管理西北五省，当时的西北五省主任是彭德怀，我父亲和习仲勋等担任副主任，由他们几个人一起管理西北，我父亲渐渐感觉到自己还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心情就更好了，整个人也变得热心和积极起来了。而且我父亲跟彭德怀和习仲勋也合作得非常好，我父亲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人，如果要争权夺利，他有很多的机会。国民党的时候内部有各种派别，如政学系、CC派等，我父亲对这些都没有兴趣。
高晓松：您父亲是一个很超然的人。
张素久：在国民党的时候，有很多人提议让我父亲也成立一个派别，如成立一个黄埔校友会，所有黄埔系的人都是我父亲的学生。
高晓松：您父亲不光是黄埔系的老师，他后来到南京也是军官学校的校长，南京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军官也都是您父亲的学生。
张素久：对呀，所以很多人撺掇我父亲成立校友会，但我父亲坚决不搞这种事情。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八一三”事变，打完仗之后其实军队就都是他的了，他可以把军队留着，但他不留，马上就把军队退回去了。
高晓松：这说明您父亲是有大智慧的。
张素久：正是因为这样，蒋先生才愿意相信我父亲，因为蒋先生知道我父亲绝对不会背叛他，我父亲是一个不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也不想搞小集团的人，他的心里只装着这个国家，他唯一的心愿就是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希望中国能够繁荣富强。
5.张家人的房产
高晓松：您父亲所享受的三级待遇是什么样的呢？我只知道六级的待遇，因为我们家是享受六级待遇的。您父亲之前不论是在重庆、西北，还是在南京，享受的都是国民党的上将级别待遇，而且他还是嫡系上将的待遇，新中国的三级待遇和从前相比，有什么差别吗？
张素久：有些地方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国民党时期，我们家里的工作人员拿不拿薪水，由谁来发薪水，我是不知道的。而且国民党时期我父亲每个月拿多少薪水，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当时蒋先生是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办法，就是馈赠。逢年过节，蒋先生都会给手下的部将送一大笔钱，这笔钱足够我们家生活开支，所以我父亲根本不需要去贪污。我母亲没念过书，不识字，也不像别的太太一样，尽管先生不贪污，但是太太在背后拼命搞钱。蒋先生很了解我父亲的为人，所以逢年过节都会给我父亲一大笔馈赠的钱。
高晓松：对，蒋先生这个人是公私不分的，公私财产都归他个人所有，然后他再进行分配。
张素久：至于蒋先生给我父亲的钱是从哪儿来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你们家住的房子有多大？
张素久：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家住的房子是自己盖的。在重庆住的房子是租来的，桂园，等我们离开重庆的时候，就还给人家了。
高晓松：桂园现在成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期的一个展览馆。
张素久：这个我知道，不过现在那个展览馆没有以前的面积大了，以前要比现在大，而且以前还是竹篱笆，现在都变成砖瓦的了。后来，我们离开重庆到了南京，我母亲就在南京盖了一座很大的房子。
高晓松：有多大？
张素久：那座房子是我母亲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的，一楼是客厅和饭厅，后面是秘书们的地方，二楼是我父亲的办公室，以及父亲和母亲居住的地方，三楼住着我们家里的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房间。我大哥当时人在上海，但还是经常来南京看看的。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你们在北平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张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平接收了很多军阀居住过的房子，而且都是很大很好的房子，当时就让我父亲随便选，但是对于这些房子，我母亲都不喜欢。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北平的时候，是住在北总布胡同里。
高晓松：也就是原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居住的那个北总布胡同。
张素久：对，我们住的是龙云的房子，那是平房，但是很大。
高晓松：龙云是抗日爱国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号称云南王，也是当时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军阶最高的之一，是二级将军。1957年，由于龙云批评老大哥苏联，被划成了最大的右派，龙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夫人和家人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龙云这些人都属于军阀，是非常有钱的。
张素久：但等到我父亲决定留在北平之后，我们就把龙云的房子还回去了，又去看了很多其他的房子，但是我母亲都不喜欢。我母亲在这方面还是挺有自己的坚持的，如果一个房子里死过人，她就特别不喜欢。所以最后我母亲还是决定重新盖一座房子。当时我大姐住在新开路38号，我们也就在38号住了一阵子，其实应该是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记得有好几个暑假我都是在新开路38号里度过的。但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还是挺拥挤的，上面就通知我父亲搬家，我母亲不想搬，就想在38号旁边再盖一座，就和我大姐家挨着。最后我们就住进了新开路37号，我也不知道37号原本是谁家的房子。
高晓松：反正都是国家拿下来的房子。
张素久：新开路37号是一座四合院，我们先在四合院里住了很长时间，后来觉得四合院冬天还是挺冷的，所以最后就在四合院的基础上盖了一栋小楼，这座小楼也是由我母亲设计的，目的是适合我父亲的工作和生活习惯。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已经不在家了，家里的孩子就只剩下我和我的小哥哥，其他人都长大结婚了，不住在家里了。总之，我们家一边是新开路，另一边是西总布胡同，后边也住着很多的工作人员。
高晓松：你们家到底有多大呢？我没去过您家，但是我去过彭真家，您肯定也去过很多次，您家有彭真家大吗？彭真家也是在四合院里面盖了一座小楼，然后警卫在另一边。
张素久：我们家是把四合院推倒了，重新盖的一座小楼，我感觉不是特别大。
高晓松：那应该没有彭真他们家大。
张素久：是的，因为我爸爸也不想要那么大的房子，我们家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他觉得住着舒服就可以了。
高晓松：您父亲做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其他方面的待遇也是按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标准来的吗？
张素久：我父亲当然要比其他人的待遇好一点了，因为他除掉正常的薪水之外，周总理每个月好像还给他500块，那个年代的500块，应该是很多的。
高晓松：没错，很多很多很多。那时候三级的工资应该就有五六百了，因为我们家的六级工资是360块。
张素久：当时我一个月的薪水才36块，所以我父亲那时候是非常有钱的，周总理还又给他加了一倍。
高晓松：那根本花不完吧？
张素久：当然花不完，就存着呗。像彭真和余心清这些人，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没有我父亲有钱，但是很喜欢吃，他们经常跟我父亲在一起，一旦听说了哪里有好吃的馆子，就叫我父亲一起去吃，最后让我父亲来买单请客。我父亲是一个比较老实的男子，觉得自己手头比较宽裕，所以每次都慷慨付账。基本上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在外面吃一次，也不是说我们家里的饭菜不好，我们家是有请厨师的，做饭也不错，但不能老在家里吃。
高晓松：这说明这些人都没把你父亲当外人。
张素久：对。
高晓松：如果大家让傅作义请客，傅作义心里肯定会不高兴，因为傅作义背负着降将的骂名，让一个降将天天买单请客，这样不太好，但您父亲不是降将。所以大家都把您父亲当自己人，不跟他客气。
张素久：是的，大家都没把我父亲当外人，周总理也没把我父亲当外人。比如在重庆的时候，周总理就跟我父亲说，把你们家的房子让出来给毛主席住吧，看到我们家的守卫有问题，周总理也马上换成了宪兵。不论大事还是小情，周总理都替我父亲考虑周全了。说起周总理对我父亲的帮助，更早的就要追溯到长沙大火了……
高晓松：对，文夕大火，又叫长沙大火，发生在1938年11月13日的凌晨，这是张治中将军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之一。1938年，张治中担任湖南省的主席，因为武汉沦陷了，所以日军很快就要打到长沙了。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是焦土抗战，坚决不能把物资留给日军，凡是要被日军占领的地方，全部实行烧光政策。长沙是重要的战略据点，蒋介石特意发了一封电报给张治中，说如果长沙失陷，务必要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张治中接到电报之后，立即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当时的长沙警备司令名叫酆悌，也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张治中在发给酆悌的命令中明确表示，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以后，才能开始实施烧城；第二，放火前必须要放空袭警报，提醒所有长沙群众及时撤离，确保所有的民众都安全撤离之后，才能开始执行烧城行动。这个命令无疑是正确而妥善的，但大家要知道，在战乱过程中，一切都是非常混乱的，再好的计划都有可能落空。最后，大火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就在长沙城内肆虐地烧了起来。
关于长沙大火，至今也有一些谜团没能解开，比如第一把火到底是谁放的？原本按照张治中跟酆悌的约定，只要见到市内起火，就是放火烧城的信号。然而大火突然间就熊熊燃烧起来了，完全没有时间发动预警。在众多的猜测说法中，有两种比较流行，第一种说法是，有几个伤兵要做饭，于是就烧起火来，其他人看到烧火，还以为是烧城的信号，就纷纷在城内点火了。另一种说法是译电员把电报翻译错了，当时日军打到了岳阳以南，正在距离长沙250里的新墙河一带，但因为当时的国军通信困难，译电员一不小心把新墙河的“墙”字漏掉了，译成了“新河”，新河也是一条河，但是距离长沙只有12里。接到日军距离长沙只有12里的电报，城内根本来不及发预警，手忙脚乱就开始点火烧城了。
总而言之，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长沙市内突然就开始着火了，市内的火烧起来之后，周围已经准备好的军队也开始放火烧城，最可怕的是，他们事先把消防车里的水都放掉了，换成了汽油，于是等到消防队出动，从高压水龙头里喷出汽油后，长沙全城顿时火光冲天，人们没有任何准备，很多百姓丧生火海。长沙是中国千年来保存得最好的古城之一，就在那场大火中付之一炬。
当时在长沙有大批的大学和军队，城内也有大批的精英人士，所以这场大火的目击者特别多。周恩来和叶剑英当时都在长沙城内，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艰难地逃出来。陈寅恪也居住在长沙，陈寅恪是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大批藏书都在那场大火里烧毁了。郭沫若也在长沙，他后来还写了诗来回忆长沙大火，那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悲剧。以至于长沙和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起，被列为“二战”中被毁坏得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高晓松：长沙的那场大火，您父亲背了很长时间的黑锅。最后审判的时候，酆悌、文重孚和徐昆都被处决了。
张素久：当时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落井下石，说长沙大火是我父亲放的，目的是把罪名嫁祸给共产党，要害死周总理。我父亲怎么会做这种事呢？后来周总理亲自帮忙，帮我父亲写检讨，帮他通过各种审查。
高晓松：您父亲是国民党方面留在大陆的将领中，各方面的处境都是最好的一位。第一，待遇是最好的；第二，共产党没有把您父亲当外人；第三，国民党也没有把您父亲当叛徒。而且你们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不是特别大。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张治中将军受到了一些冲击，张家也遭到了抄家，幸好很快张家就被周恩来总理保护了起来。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相当多的人，当然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所以张治中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还算得到了善终。但是其他的好多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如当时跟着张治中到北平参加和谈代表团的团员黄绍竑，黄绍竑是桂系三杰之一（桂系三杰号称李白黄，也就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和谈破裂后他也留在了北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黄绍竑被迫害得忍无可忍，最后到李宗仁家里看望了一下李宗仁，当天就自杀身亡了。
傅作义将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十分抑郁，因为他一直都背负着降将的骂名，而且在部下和长官等各方面都有很多的纠结。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傅作义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傅冬菊当年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她在读书的时候加入了中共，然后被派回到父亲身边工作。正是因为傅冬菊在中间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把大量的机密情报送给中共，导致傅作义战也不能战，和也十分痛苦。在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用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要自杀。最终，傅冬菊促成了傅作义的北平和平解放，为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惜傅冬菊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文化大革命”期间，傅冬菊被当作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残酷的批斗。被批斗期间，傅冬菊曾经带着儿子去看望过傅作义，傅作义看着女儿，沉默了良久，最后对她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来了，可见当时政治的残酷。傅冬菊的晚景十分凄凉，贫病交加。
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也很惨，傅作恭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水利系博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傅作义当上了水利部部长，于是就写信给弟弟，让弟弟回来报效祖国。傅作恭毫不犹豫地从美国归来，到甘肃去负责水利方面的工作。1957年反右，傅作恭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开除公职，最后凄惨地饿死于劳教的夹边沟农场。得知弟弟的死讯，傅作义老泪纵横，但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还有傅作义手下最亲信的部将陈长捷，陈长捷是天津战役时的国民党军总指挥，被俘后被关押了十年之久，1959年才受到特赦，获得自由。到了1966年，陈长捷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最后他实在承受不住，用菜刀杀妻后自刎而死，据说死的时候还是站着的，下场极为惨烈。
张素久：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及时把我们家保护起来了。其实毛主席也没有把我父亲当外人，毛主席当年视察中国大江南北的时候，就只邀请了我父亲一人陪同。那次视察留下了很多的照片，去了武汉，横渡长江的时候，在船上陪伴毛主席的就只有我父亲和一位军区的司令。后来毛主席跳下水去横渡长江，我父亲不会横渡，就坐在船上看着，不远处还有另外一艘船，负责保护毛主席的安全。
高晓松：毛主席能把您父亲当成自己人，那真是太不容易了。
6.北戴河秘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治中曾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积极参政议政，为祖国统一出谋划策，竭忠尽智。
与此同时，在海外流亡、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则在1956—1965年的十年间，先后五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李宗仁返回大陆做准备。终于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冲破了重重险阻，从美国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欢迎李宗仁，李宗仁在机场宣读了声明，表示要为完成祖国统一做出贡献。在此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了李宗仁夫妇，席间，毛主席调侃道，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李宗仁回答道，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在台海关系紧张的关口，李宗仁的突然回国，不仅震惊了世界，也让曾经同属蒋介石部下的张治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高晓松：您跟李宗仁的两位夫人都挺熟的吧？
张素久：对，一开始李宗仁的夫人是郭德洁，李宗仁从美国迂回归国之后，很快就来看望了我父亲，跟我父亲讲述了他们是怎么回来的，路上经历了哪些风波等。
高晓松：他在路上为了逃避国民党的特务，应该费了很大的精力。
张素久：对，总之他回来得很不容易。回来之后，李宗仁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在我父亲看来，李宗仁和蒋先生不是一路的，李宗仁是有点反蒋的。
高晓松：打内战的时候，您父亲跟桂系打仗，就是在跟李宗仁他们打。
张素久：我父亲内心还是比较忠于蒋先生的，我父亲当时认为，如果台湾跟大陆还有机会和谈的话，还是要以蒋先生领导的那一支国民党为主，我父亲希望多跟蒋先生那边联络。如果我父亲对李宗仁太好的话，势必就会影响与台湾那边的关系。于是我父亲对李宗仁就没有那么亲近了。
高晓松：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张素久：李宗仁到北京之后，我父亲一直待在北戴河，其实就是在思考应该什么时候见李宗仁。并不是李宗仁一回国，我父亲就热情地表示欢迎，我父亲的内心是很挣扎的。后来可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觉得，我父亲老这么躲着不见也不是办法，于是就派了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到北戴河来说服我父亲（屈武，民革中央主席，1945年曾随张治中前往新疆）。屈武自然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最主要的是这也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最后我父亲就同意了。
高晓松：然后您父亲就回北京见了李宗仁，也见到郭德洁了对吧？
张素久：对，我们回北京之后，李宗仁就带着郭德洁一起到我们家里来了。
高晓松：到你们家之后，李宗仁和郭德洁说了什么？
张素久：李宗仁没有说什么，主要是郭德洁在说，她觉得自己已经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了，我父亲却迟迟不肯见他们，她觉得不太痛快，另外也觉得在北京住得不太习惯。
高晓松：郭德洁不喜欢共产党吗？
张素久：我觉得她好像是不太喜欢，但李宗仁本人没有说什么。
高晓松：李宗仁当然不会说了，他和您父亲一样，都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军人，不会轻易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的。
张素久：是的，不过郭德洁这个人确实挺有意思的，她的性子很直，也很爱说话。但是后来很不幸，她得了癌症过世了，又有人给李宗仁介绍了一位年轻的夫人。
高晓松：就是那位号称胡蝶的女儿的胡友松吧？1966年7月26日，时年27岁的胡友松与76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结婚。您跟胡友松熟悉吗？
张素久：蛮熟的，李宗仁过世之后，胡友松还拜托我帮她介绍男朋友，我帮她介绍了，后来他们还结婚了。
高晓松：在给胡友松介绍男朋友之前，她好像还和你表姐的儿子谈过恋爱？
张素久：不是不是，哎哟，反正她的感情世界比较乱，算了，我们不要讲人家的闲话了。
高晓松：反正她肯定不是胡蝶的女儿。
张素久：肯定不是，她跟李宗仁结婚之前是一名护士，人长得挺漂亮的，郭德洁去世之后，李宗仁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就有人把她介绍给李宗仁了。后来，胡友松跟我说过，她和李宗仁是不同床的，因为李宗仁的岁数已经很大了，她每天晚上把李宗仁伺候上床，再陪他说说话就可以了，李宗仁还患有肺气肿。
高晓松：这些花边的事我们就不说了，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人，您觉得还有什么值得一聊的吗？比如宋美龄。
张素久：抗日战争时期，我经常能见到宋美龄，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见到宋庆龄的。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您没见过宋庆龄吗？
张素久：应该是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宋霭龄我也见过，但我见得最多的是宋美龄。抗日战争之前，我们家每年都会去庐山避暑，跟蒋先生、宋美龄住得很近，经常能遇到，还在那里遇到过胡蝶，胡蝶很喜欢游泳。胡蝶特别漂亮，所以我记得她。那个时候宋美龄管我母亲叫大嫂，宋美龄比较尊重我母亲。我母亲是农民出身，个性比较实在，而宋美龄身边的那些人可能都比较花枝招展，不太朴实吧，所以宋美龄很喜欢跟我母亲聊天，她主要是跟我母亲请教一些女人的事，比如如何才能儿女成行。
高晓松：宋美龄向您母亲请教怎么生孩子？
张素久：是的，这种事情宋美龄是不会跟别人说的，她只跟我母亲请教。我猜测宋美龄心里是把我母亲当成自己人的，所以才会问她这么私密的事情。到了重庆以后，宋美龄经常去美国演讲或者办事，每次她从美国回来，都会来看我母亲，还给我们带一大堆的礼物，有项链，也有缎带，还有衣服，那时候重庆的物资也不太丰富，宋美龄送给我们姐妹的东西都是很好的。除了跟我母亲关系比较好之外，宋美龄也很喜欢我大姐。因为我母亲没有念过书，所以我父亲非常重视对儿女们的教育，我大姐是在英国留过学的，英文讲得非常好。
高晓松：宋美龄很喜欢讲英文。
张素久：我大姐本来还要在英国继续读书的，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了，我爸爸特意把我大姐从英国叫回来，让她回来为祖国服务。我大姐回国之后，马上就进入宋美龄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了，我大姐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英文又好，那时候英文好的人不太多，所以宋美龄非常喜欢我大姐。总而言之，宋美龄是把我们家当成自己人的。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你们就都没有办法联系了。
张素久：是的，没法联系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南京，那时候在教堂里见过几次宋美龄，她跟蒋先生会固定去一座教堂里做礼拜。有一位戴伯母经常来我们家里传教，这位戴伯母是位洋人，但是她完全穿着中国的衣服，说的也是中国话，那时候我父亲也开始信了基督教，就跟蒋先生和宋美龄去同一座教堂做礼拜。
高晓松：后来您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宋美龄也还在世，并且就在美国，你们有见过面吗？
张素久：没有，我没有找过她，主要是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找她。
高晓松：这件事很有意思，您在美国没有见过宋美龄，但是却见过张学良。
张素久：是的，我在夏威夷见到过张学良，还有赵四小姐。
高晓松：您父亲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在蒋先生当政时期跟大家一起去了几十次庐山，在毛主席当政时期又跟大家去了无数次北戴河的人，这个经历太有意思了。留在大陆之后，您父亲每年都带着你们全家去北戴河吧？您觉得在庐山和在北戴河的感觉有什么不同吗？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您身边接触的都是国共双方的大员、夫人和孩子。
张素久：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就算是度假吧，大人聚在一起也不谈政治。小孩子在北戴河就是玩耍，晚上大家都聚在西海滩，看着天空，讲故事，不过那时候我已经不算是小孩儿了，我也不想参加小孩子们的事情。
高晓松：对，共产党这边的大员基本上都是在延安结婚的，孩子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生的，年龄都比您小。
张素久：嗯，小孩子有近平、远平和乔乔，那时候他们都还是小孩儿，我已经算是大人了。在北戴河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舞会，我都跟大人们一起跳舞，比如地质部部长等人。近平和远平他们都是小孩儿，不能参加舞会。我后来跟他们的联系不多，我觉得主要原因不是年龄，而是距离的问题，我在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天津大学工作，没有留在北京，如果我留在北京，会跟近平和远平他们走得更近一点，不过他们现在也还记得我。
高晓松：当然记得了，你可是当年北戴河舞会上的大美女啊，当时有人追求你吗？
张素久：没有没有，我那时候虽然已经不是小孩儿了，但年纪也不大的，而且我结婚很早，婚后我都生了两个孩子了，很多人都还以为我没结婚呢。
高晓松：现在我们两家都来了美国，您多年前就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您对祖国一直充满了关心和热爱，您还记得2008年的时候，咱俩一起去护奥运火炬的事吗？
张素久：当然记得，咱俩一起去旧金山。
高晓松：对，就我们两个人，我开车，结果路上没油了，特别倒霉。
张素久：真要命，谁让你不事先加满油，车子居然在半路抛锚了。
高晓松：当时我和张阿姨在路上拼命挥舞手臂，希望有好心的过路车能分一点油给我们。最后在护奥运火炬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张阿姨内心对祖国的那份热爱。虽然加入了美国国籍，但内心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
张素久：我觉得这算是我个人肩负的一点历史任务吧，我们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中国，我希望中美关系能和谐，我也能够在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大概在十年前，我就开始在做中美的青少年的文化交流活动了。
高晓松：是的，我看到您做了很多的努力，组织、参与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和大型活动，包括美国最盛大的玫瑰花车游行（Rose Parade）。美国每一年过新年的时候，有两场最盛大的活动，第一场就是前一天夜里在纽约倒计时，第二场就是隔天早晨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举行的玫瑰花车游行。
张素久：我们还承办了天使杯的比赛，还有由国务院筹办，跟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水立方杯比赛等，这些都是针对中美青少年的文化交流活动。
高晓松：我记得您还帮北京奥运会做了花车。
张素久：对呀，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在玫瑰花车游行队伍里看见过中国的花车，我总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做一辆中国的花车，这个遗憾就更大了。原本我是没打算亲自做的，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大陆的国有企业来做，因为台湾的花车就是由“华航”来负责做的，我们大陆有那么多家航空公司，难道不能比台湾做得更好吗？可惜这件事一直都没做起来。后来我看不行了，马上就要北京奥运会了，还是我来亲自做吧，于是我就花了很大的功夫做成了这件事，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我又做了一辆。为什么我一定要做成这件事？因为玫瑰花车游行实在是太有名了，现场就会有100多万人观看，全世界更会有五亿人收看转播。
高晓松：对，玫瑰花车游行是全美国直播的。
张素久：这么盛大的直播活动，怎么能没有中国的青少年出来亮相呢？所以我一直在拼命地努力，希望中国的有关领导能够重视这件事。国内经常会有演出团体来美国表演，基本上只是演一场而已，观众也就三四千人，对中国的宣传力度哪里能跟玫瑰花车游行相比？
高晓松：没错，而且那些演出都是到唐人街去送票请人来观看，费钱费力宣传效果又不好，玫瑰花车游行可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实况直播。
张素久：是啊，这是多么好的一次向全世界宣传和展示中国形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特别重要，但是困难也是很大的。
高晓松：我们一起为中国而努力。您自己花费了那么多的钱和精力，就是为了宣传中国。
张素久：我觉得中国的奥运和上海世博都太值得宣传了，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也非常快乐，更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高晓松：而且您在做玫瑰花车游行的时候，还跟“法轮功”进行了一番较量。“法轮功”也去申报了花车，不仅如此，他们还参加了好莱坞大道的游行。
张素久：是的，为了这件事我们还开了好多次的会议。“法轮功”组织反对我们参加玫瑰花车游行，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必须尊重每一方的意见和立场，于是进行了三次听证会来讨论这件事。我十分感谢帕萨迪纳市的市长，他最后同意了让我们参加游行。他说，奥运会是国际奥组委决定让北京办的，而且美国总统会去参加北京奥运会，美国的运动员也都会去北京参加奥运会，这是一次得到全世界认可的盛会，所以我们的游行上应该有一辆北京奥运的花车。
高晓松：所以最后就没让“法轮功”的花车在游行上亮相，对吗？
张素久：对，我们胜利了，“法轮功”就失败了。在最后一次投票上，13名评审里面有两个投了弃权票，另外11个都投票支持了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不管说的多没道理，都不直接否决，而是要由大家民主投票来决定。
高晓松：但在好莱坞大道那一次，您组织的大队伍和“法轮功”组织的大队伍狭路相逢了，双方还产生了一些冲突是吗？
张素久：也不算是冲突吧，就是我们在这边宣传我们，“法轮功”在对面乱喊，试图给我们捣乱。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美国倡导民主自由，每一个团体都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事情过去了之后，如今我回想起来，就觉得在两辆花车中间的那支行进乐队特别棒，那是由三四百人组成的行进乐队。
高晓松：如果您以后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可以给您提供帮助，因为这是和音乐有关的事情，我应该尽一份力。
张素久：那太好了。
高晓松：您放心，今后只要有我能出力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我很想让网络上一些激进的网民看看，我们这些拿了美国护照的人不是汉奸，我们都深深爱着中国。
张素久：我倒不是很在意网上怎么评价我们。
高晓松：您的父亲就是一位爱国的将领，您也一直深深地爱着中国，一直在美国为祖国默默地做着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看到你们的努力。
张素久：我应该继承我父亲的爱国意志，海峡两岸的事情我也非常关心，我现在虽然人在美国，但我依然可以做好中美两国沟通的桥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高晓松：好的，张阿姨，今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相信读者朋友们一定会喜欢这次对谈，因为这不是教科书里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历史，非常真实和震撼。
张素久：我也没说什么，只是尽量回答你的问题而已。
高晓松：非常非常感谢您。
7.和张阿姨一起护奥运火炬
刚才提到了我和张阿姨一起去旧金山护奥运火炬的事情，我觉得特别有必要跟各位读者分享一下那次的经历。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九年，如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内心澎湃不已。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100多年的奥运历史中最大规模的一次火炬传递，当时除了南极洲之外，全世界各大洲都留下了奥运圣火传递的足迹。
大家可以看一看“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路线图”，为了传递奥运圣火，我们跑了那么多城市，可惜我们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得并不充分，也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开放，奥运火炬在传递路上缕缕遭受阻挠，甚至是羞辱，全世界的中华儿女为之群情激愤，爱国的情怀空前高涨。
可能有一些读者不明白，2008年距今不过九年，为什么我会说那时候的中国还不够开放？事实上，中国的开放格局，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后才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的。首先我个人认为，中国是非常应该举办一次奥运会的，虽然我们由于没有经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举办北京奥运会让中国真正地融入了世界，也让世界真正地看到了中国。
北京奥运会之前的中国，远远没有之后开放。2008年之前，我们还处在报喜不报忧的状态，大部分国人都觉得，全世界都喜欢中国，否则为什么会把如此重要的奥林匹克盛会交给中国举办呢？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蓬勃向上、自信满满的时候，申奥的成功更是鼓舞了国人的斗志，大家都觉得，我们应该高举着奥运的圣火，到全世界去跑一跑，展示一下我泱泱大中华的国威。
结果，一踏出国门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全世界对我们并没有那么友好，尤其是在西方的每一个大城市里，奥运火炬的传递都遭到了各方势力的强烈干扰。火炬传递到伦敦的时候，火炬手被当街泼了一身粪便，火炬里燃烧的圣火也多次被熄灭，又多次点燃。记得火炬传递到巴黎的时候，我们派出的火炬手是一个名叫金晶的残疾小姑娘，她坐在轮椅上，用双手紧紧地护住火炬，在她身旁，是一大群面目狰狞、跃跃欲试要冲上来夺取火炬的“藏独”分子，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