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火炬在西方各大城市的一路传递，各种各样的矛盾越发激化，同时间，全世界华人儿女的爱国情怀也不断高涨。在传递奥运火炬之前，中国人内部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分歧而吵得不可开交，但在当时，所有的华人都自觉地团结了起来，大家放下了对彼此的成见，一致对外。不管我们国家内部有什么问题，那都是关起门来的我们自己的事，但现在中国在办奥运，这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喜事，别人可以不支持，但是不能来砸我们的场子。
在伦敦，在巴黎，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自发地去保护奥运火炬的安全，更多的中国人无法亲自到现场去，就都守在电视机前看实况转播，每一个人都群情激昂，对那些捣乱分子充满了愤怒，对我们的国家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奥运火炬在伦敦和巴黎艰难地传递完成后，下一站就要轮到美国的旧金山。
我不知道我们的外交部为什么选择旧金山，我个人认为这个选择缺乏经验。旧金山是美国白左的中心，也是美国的革命中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里传递奥运火炬，受到的阻力将不小于伦敦和巴黎。于是，全美国的华人团体都纷纷组织起来，要去旧金山保护奥运圣火的顺利传递。
张素久张阿姨是大洛杉矶地区的华侨领袖，以她为首，南加州的各大华人团体积极进行了筹备，准备大部队前往北加州，去支援北加州的华人，支援中国的奥运圣火传递。当时张阿姨他们集结了无数辆大巴车，声势浩大，简直是一眼望不到边。出发的当天早晨，还给每个人发了一长条三明治，当作路上的口粮，因为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上战场。到了时间，大巴车开始发动，一辆跟着一辆，浩浩荡荡地朝着北加州开去，每一辆大巴车上的华人都斗志昂扬，大家高唱着各种各样的革命歌曲，喊着口号上路了。
我看着这阵仗，心里挺感动的，但我还是理智地对张阿姨说，咱们俩就别乘坐大巴车了，要是这么一路高歌，没等到旧金山，咱们的革命激情和革命体力就都消耗完了，咱们俩还是开车去吧。张阿姨想了想，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于是我们俩就自己开着车去北加州，路上虽然发生了汽车抛锚事件，但我和张阿姨还是按时抵达了旧金山。
到了旧金山之后，我真是大开眼界，因为我终于在中国之外见到了如此大的阵势。在中国，我当然见过各种各样的大阵仗，比如：“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四五运动，但在中国之外，我确实很少见到这么多人参加的阵势。美国虽然倡导民主自由，老百姓经常上街搞游行和示威，但规模都比较小，绝对没有2008年传递奥运圣火这次的人多。当天根据我的粗略目测，大概有四五千名从南加州赶来支援的华人，还有三四万名北加州的华人，这已经算是超大的规模了。然而我再往马路对面一看，我的天哪，差点没把我吓死，马路对面至少站了十几万人！
而且这十几万人的着装十分整齐，分成了好几个大阵营，每一个阵营都举着各种各样的抗议和示威的小旗子，一个个群情激昂。我彻底惊呆了，因为我完全想象不出这些人都是来干吗的，这可跟伦敦和巴黎的情况不一样，在伦敦和巴黎，来捣乱和闹事的主要是“藏独”分子，而在旧金山，前来抗议的主要是白人的左翼分子，也就是“白左”，他们按照服装的颜色不同而分成不同的阵营。
穿着绿衣服的，就是抗议达尔富尔问题的，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是苏丹分裂势力最为活跃的地区。支持“藏独”的阵营里也有很多人，他们高举着“雪山狮子旗”，敲着锣打着鼓，高喊着“藏独”的口号，而且喊得特别有节奏。我们华人这边也高呼着支持奥运、支持中国的口号，可尽管我们的爱国热情高涨，节奏感却不太好，声音总是被对方盖过去。
最有意思的是，我还看见不少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我很好奇地凑过去问，你们是抗议中国的什么问题啊？他们回答，我们抗议中国不给朝鲜难民子女以平等上学的待遇。我听完目瞪口呆，真的很想问问他们，你们去过中国吗？我们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他们的孩子都享受不到平等上学的待遇，你们倒在这儿替朝鲜难民的子女操起心来了。由此可见“白左”心中充满了乌托邦式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他们要是真的为了人权而战，为了平等而呐喊，难道不应该先去支援一下中国的农民工兄弟吗？中国农民工兄弟的数量可比朝鲜难民多多了，他们的子女更需要平等上学的待遇，可惜“白左”孤陋寡闻，他们不知道中国农民工，他们只听说过朝鲜难民。
后来奥运火炬传递到韩国首尔的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抗议事件，有一个脱北的朝鲜人，居然在奥运火炬旁边试图自焚，幸好被人及时拦住了。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自焚，他义愤填膺地回答，当年他和他的兄弟一起脱北，他侥幸逃到了南韩，但他的兄弟在中国没能逃出来，结果被中国遣返了，回到朝鲜后就被枪毙了，所以他感到非常悲愤，他觉得他的兄弟之所以被枪毙，都是因为中国没有保护朝鲜的难民，这就是他要在奥运火炬旁自焚的理由。
因为有了伦敦和巴黎的闹剧，奥运圣火传递到旧金山的时候，官方已经非常谨慎了，前期做了非常周详的准备工作。以至于我们早早赶到预定的传递路线，却迟迟不见火炬出现。火炬不出现，马路两边只能大眼瞪小眼，这边几万人，那边十几万人，隔着一条马路对峙，比赛唱歌和喊口号，闹得一塌糊涂。而原本应该在预定时间出现的火炬，就是死活不出来，我估计火炬是不敢出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火炬一旦出现，双方必然会爆发冲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十几万人混战在一起，那绝对会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在2008年，互联网还没有现如今这么发达，人们无法站在街头看看手机就能及时了解到整个世界的最新资讯。于是，一位身在纽约的爱国同胞就充当了我的资讯转播员，这位爱国同胞就是刘欢同志。刘欢当时在纽约看CNN电视台的实况转播，新闻里说，奥运火炬可能要抛弃原定的路线，在摩托罗拉中心出来上船，从渡口走，刘欢通过电话把这条新闻第一时间通知了我。我当时虽然也不年轻了，怎奈受到现场气氛的影响，头脑也有点发热，不够理智了，立马跟大家说，咱们别在这儿傻等了，这是官方的调虎离山之计，奥运火炬要上船了，咱们去轮渡大厦等着吧！
于是，大队的华人撤离了摩托罗拉中心，浩浩荡荡地朝着轮渡大厦移动而去。其实是刘欢同志中了调虎离山之计，CNN故意播报了一条假消息，分散了华人的支援力量。所以我才会说，关于奥运火炬的传递，国人实在是太过自信了，以至于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就走出了国门，而且世界各地的使领馆也缺乏斗争经验。早在旧金山奥运火炬传递之前，旧金山当地政府就开过数次会议，讨论出数条备用路线，但驻扎当地的中国使领馆完全没有跟华人团体发出过任何通知和提醒。我不知道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参加会议，还是参加了会议但出于某种考量而没有将消息告诉各大华人团体。以至于所有的华人团体都不知道还有备用路线，大家都一乌泱地拥在原定的路线上空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渐渐有了猜测和判断，估计原定的路线肯定是被放弃了，但备用路线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一说CNN说奥运火炬要走水路，大家就像抓到了救命的稻草，纷纷朝着轮渡大厦赶去。然而，所有的华人都像没头苍蝇一样，抗议阵营的人却对一切备用路线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知道最后会采用哪条备用路线。因为在最后被采纳的那条路线上，沿途早就架满了CNN的摄像器材，所有人都知道奥运火炬会出现在那条路上，只有我们华人不知道。
抗议阵营的人也非常有战术，他们仗着人数上的优势，派出了一小部分人，跟着华人来到了渡轮大厦门口，故意堵住华人的路。华人无法继续前进了，双方就开始了对峙，虽然没有造成流血和伤亡事件，现场的气氛依然非常激烈。“白左”青年们一个个确实十分冲动，有一些“白左”青年故意把自己的双手绑在身后，冲进华人的队伍，在地上静坐成一排，让华人完全无法通行，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们“中国不自由”，没有人权，把人的双手都束缚住了。
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大部分还是非常冷静的，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着，但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人世沧桑，他们也非常冲动。我记得战斗力最强的是从UC Davis（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来的留学生，UC Davis的校址虽然也在北加州，但是距离旧金山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北岛曾经在UC Davis教过很长时间的书，他还曾经替当地修过地方志。UC Davis的留学生特别勇猛，他们唱着歌，高举着红旗，毫不畏惧地直接冲进了白左的队伍，双方发生了一阵激烈的推搡和撕扯。
后来有人在人群中认出了我，立刻推举我出去跟“白左”青年辩论，因为大家觉得我比较能说会道。其实双方从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开始辩论了，甚至还有好莱坞的明星前来助阵，美国演员理查·基尔就是“白左”青年的重要支持者。北京奥运会火炬在旧金山传递前，理查·基尔专门举行了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演讲，引来了华人的激烈抗议。
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我参加了这次两阵对圆的辩论。我问“白左”们，为什么今天前来参加抗议的都是白人？为什么我放眼看去，你们的队伍中没有任何一个有色人种？听到我的提问，“白左”们四下环顾一番，果然没在现场发现有色人种。但“白左”们不甘示弱地告诉我，有色人种也是支持他们的，但是有色人种今天没空来。我冷笑着说，太好了，我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今天是4月9日，为什么你们白人都能放假，还能上街来游行示威，黑人和墨西哥人却没空呢？为什么有色人种星期六还要工作？显然你们美国也存在人权问题，你们美国也存在不平等的问题。
这种问题当然难不倒“身经百战”的“白左”青年，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没错，我们美国也有人权问题和不平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光反对中国政府，我们也反对美国政府。我再次笑道，太好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也就是说，只要是存在人权问题和不平等问题的群体，你们都要去支持对吗？“白左”们纷纷点头如捣蒜地说，对，哪里有不公平，哪里有违背人权的事，我们就去哪里！我们美国有问题，我们也要反对！我就对他们说，既然如此，我想告诉你们，我们中国有13亿人，我们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你们支持的这个少数民族，他们在中国就具有汉族没有的权利，比如他们可以比我们多生一个孩子，他们的子女上学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那么，你们是不是也应该支持一下我们？难道你们只支持人少的群体吗？13亿人太多了，问题太大了，你们就不支持了吗？
“白左”真的被我绕进去了，听完我的理论，他们纷纷表示，我们选择支持对象是不看人数的，既然你们也有不平等的问题，那我们也支持你们。听到这话我真是哭笑不得，“白左”的脑回路真的挺简单的，所以我就对他们说，既然你们也支持我们，那你们就该把抗议和示威的牌子上的字都改一改，你们现在写的是反对中国，这没有道理，因为在“二战”的时候，人们也只是反对纳粹，反对希特勒，却不会去反对德国，你们现在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呢？你们难道不该在牌子上写清楚具体要反对什么吗？
辩论到最后，“白左”们被我噎得哑口无言，一个个气急败坏，索性放弃了辩论，直接跟我撕破脸，指着我说，这是美国的土地，你这个中国人应该滚回自己的国家去。我哭笑不得地对他们说，你们赶我回中国，就是种族歧视的行为，你们不是反对种族歧视吗？你们现在难道不是在自己否定自己吗？总之，年轻人这边就是辩论一会儿，推搡一会儿，闹得一塌糊涂。张阿姨那边又是另一种情景，他们那边都是些上了岁数的华人，他们不会辩论，更不会跟对方推搡，但是却更加激烈，他们就手挽手站在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反正不管是什么样的表现，从年轻的留学生到像张阿姨这样上了年纪的华人，所有人都空前一致地表现出了高涨的爱国主义情怀。
几万名华人折腾了一天，最后还是没能等来奥运火炬。奥运火炬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备用路线，而且在那条备用路线上，站满了反对中国的人，整个沿线全都是高举着抗议示威旗号的人，被早有预谋的CNN全部拍进了镜头里。所以当20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到旧金山的时候，电视机前的观众在镜头里完全看不见华侨高举的五星红旗。但火炬的传递还是取得了成功的，沿途没有被抢夺，圣火也没有熄灭，因为那条备用路线非常短。旧金山市政府还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选择了金门大桥作为传递路线，火炬手一踏上金门大桥，政府就立刻将大桥封锁了，抗议和示威的人根本上不去。于是火炬手就顺利地跑过了大桥，一到桥头，立刻就上车走了。不管华人和抗议示威阵营之间闹得多激烈，总的来说，奥运火炬在旧金山还是传递成功了，比在巴黎和伦敦要安全和顺利得多。而在整个奥运火炬的传递过程中，最顺利的一站并不是旧金山，而是在朝鲜的首都平壤，没有发生任何骚乱，当地的百姓高举着鲜花，跳着舞蹈，夹道欢迎，很流畅地就跑完了全程。
奥运会本来是人类和平的最主要标志，在奥运期间，各国都要停止战争。奥运圣火的接力也是一件好事，真正能到现场去看奥运的人不多，但火炬手持着火炬到处跑一跑，就能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感受到奥林匹克精神。中国搞这次奥运圣火的传递，本来是怀着美好的愿望，结果在西方国家遭遇了这一系列的阻碍，我们也感觉非常无奈。圣火传递到后半程，我们在很多国家都不得不妥协了，为确保安全和顺利，我们不停地修改路线，很多城市放弃了露天路线，只在一座大的体育馆里跑一跑就算过去了。
包括在旧金山的传递，事后旧金山议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当时在任的亲华市长去找中国政府，让中国政府支付奥运火炬传递时产生的安保费、垃圾费和警察工资等。在首尔的圣火传递也引发了激烈的冲突，还有留学生被捕，韩国媒体也是抱怨说有很多暴力事件。
以上就是我和张阿姨一起经历的护奥运火炬事件，我们两个人之间有着革命战友般的情谊。我们俩经常到处去参加活动，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2008年这一次。
虽然中国的奥运火炬传递在世界各地受到了各种阻碍，但我个人觉得，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地融入世界。在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只是经济上开放了，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但在心态和文化上，还没有真正地融入世界。所谓的融入世界，并不是指融入西方，更不是被别人改造，而是保持着自我去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用自己的步伐去加入不断前进的世界浪潮里。
自从2008年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度明显提高了很多，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分子了。我们没有盲目地加入西方的阵营，我们也没有被别人改造，更没有去改造别人，只是加入了一个我们也有发言权、别人也有发言权的一个国际大家庭里。这些年我在国外，在各种场合里，都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感觉非常欣慰。
最后，我想跟各位读者分享一些个人的感想。通过我做的一系列节目，尤其是在跟大家分享真实和口述的历史时，我意识到读者朋友不光对历史感兴趣，大家对于历史洪流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很小细节的层面，都有很大的兴趣。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身上都带着很多很多的真实历史的细节，我很希望能把他们都找来，把他们生命中的那些真实分享给大家。但我不是一个有采访经验的人，在对方讲述的时候，我经常忍不住会插嘴和打岔，所以我想把这种形式的分享，称为对谈。
以后我还会陆陆续续邀请一些人来，通过对谈的方式，将他们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呈现给各位读者，希望能形成一系列的对谈。我想给这一系列的对谈起一个很大的名字，如叫作“一个国家的诞生”。一个国家的诞生绝对是不简单的，它不是教科书里简单的三大战役，更不是在危亡之时出现了几个大救星和伟大人物。一个国家的诞生，是从上到下千百万人的奋斗、千百万人的牺牲、千百万人的失落一起铸就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有付出，有得到，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集合在一起。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对谈中，我偶尔会邀请一些大人物或他们身边的人，比如像张阿姨这样的名门之后，也偶尔会邀请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悲欢离合，其实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诞生和成长，以及一个国家的变迁。我希望能从各种各样不同的角度，为大家拼凑出一张有血有肉的真实地图。当然了，这一系列的对谈，始终还是要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口述历史跟回忆录一样，有它真实的一面，也有它不真实的一面。每一个人写回忆录的时候，都会尽量把自己写得好一点。所有人在口述历史的时候，也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家人描述得好一点，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大家若想知道历史上一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光看回忆录和日记是不够的，还要将很多人的回忆录对比和交叉着来看，这样才能更加公正、全面和客观地掌握历史。所以我们经常说，史学家要秉笔直书，真实的历史不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也不是一个党派的传记，更不是一个家族的家谱。
我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对谈，充分地跟各位读者分享我的想法，在做《晓说》和《晓松奇谈》的这些年里，我个人的思想也成长了很多，我十分希望能跟各位读者继续一同成长下去。
8.虎将卫立煌
在与张素久阿姨的对谈中，我们聊到了李宗仁、傅作义和龙云等蒋系的非嫡系将领。而且我们一直说，张治中将军是留在大陆的最高级别的蒋系嫡系将领。但事后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位蒋系嫡系大将。
所以我现在要特意强调一下，张治中将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留在大陆的最高级别的蒋系嫡系将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李宗仁之前，还有另一位蒋系嫡系将领回到了大陆，那就是卫立煌将军（卫立煌，1897—1960年，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有关卫立煌将军的事，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因为卫将军跟我们家还有一点渊源。
卫立煌和张治中在蒋系嫡系将领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平起平坐、不相上下的，两个人都是上将，而且两人的晋级时间也差不多，几乎是同时当上了师长，又几乎是同时当上了军长。福建平叛的时候，两个人一个是第五路军司令，一个是第四路军司令。抗日战争时期，张治中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是河南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二人依然是平级，张治中是管西北五省的西北行营主任，卫立煌是东北剿总司令，而且两个人还是老乡，都是安徽人。
因为蒋介石本身是浙江人，所以他最喜欢提拔的首先是浙江人，其次是军校生。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出身会决定他未来的很多选择，蒋介石本身是军校出身的，毕业于日本的振武学堂，所以蒋介石的部下，首先以浙江人居多，其次就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系，然后是毕业于其他军校的学生。在这方面，张治中是非常占优势的，因为张治中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军校生，在抗战之前的中国军队里，一直分成保定系、士官系和陆大系等，其中最大的两派就是保定系和士官系。保定系就是从保定军校毕业的人，有白崇禧、张治中和傅作义等，士官系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人，比如张群、蒋百里等。
卫立煌和张治中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是军校生，而是行伍出身，来自孙中山的卫队。孙中山的卫队出了无数著名的国共双方的大将，卫队分为四个营：一二三营以及海军陆战营，这四个营长声名赫赫。共方的叶挺、国方的张发奎（其实张发奎有点介于国共之间）和薛岳，这是一二三营的营长，还有海军陆战营的营长叶剑英，国共双方各占两位，这四位营长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客家人，因为孙中山自己就是客家人。可见每个人都喜欢让自己的老乡来当亲信，至少彼此能听懂对方的口音。
卫立煌曾是卫队的士兵，是不折不扣的行伍出身，没有读过军校，更没有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但他特别勇敢，能征善战，是靠着自己的天赋和实力，一点一点升上来的，算是蒋系里最能打的大将之一。抗日战争初期的一场大战役——忻口战役，就是由卫立煌领导指挥的，那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晋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也是华北唯一的一场打得不错的大规模战役，比平津战役的规模要大得多，也要激烈得多。
身为蒋系最能打的大将之一，卫立煌在抗战期间跟共产党建立了非常好非常好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在抗战期间，卫立煌跟共产党的关系比张治中跟共产党的还要好。张治中是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才跟共产党建立了比较好的感情，但卫立煌从最开始就在指挥八路军，后来的八路军不叫八路军了，在军事和政府内部的正式行文里，都改成了十八集团军。十八集团军长期隶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卫立煌就是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兼前敌总指挥。阎锡山本人就是地头蛇，军事上实际都是由卫立煌在全权指挥八路军。后来，卫立煌升任了第一战区的司令长，跟八路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国共蜜月期，中央政府也给八路军发军饷，补充装备。等到后来国共开始有摩擦了，中央政府要给八路军停军饷和补给，卫立煌依然顶住上头的巨大压力，坚持给八路军发军饷，发枪械，发弹药。因为卫立煌和张治中一样，也是爱国的军人，他内心也坚定地支持国共合作，大家一起抗日。卫立煌曾经一次给八路军发了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把相关的负责人员都惊呆了，这么大量的补给，大家都不敢批，生怕中央政府怪罪下来，但卫立煌表示，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是抗日，必须得给八路军发补给，出了事由他全权承担，他亲自签了字，给八路军发了这些东西。
后来卫立煌到河南省政府当主席，也跟八路军和共产党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当内战打响之后，卫立煌跟张治中一样，也不想打内战，其实有大量的军人都觉得打仗打够了，为了抗日，中国牺牲惨重，如今日本人走了，这个国家需要修复、需要建设，国共不应该再继续打了。于是，卫立煌就以出国考察为名，躲开了内战。卫立煌出国考察期间，就和我们家发生了一点关系，所以接下来我要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
我母亲叫张克群，国家一级建筑师，梁思成大师的亲传弟子。1942年年底，我母亲出生在德国柏林，当时我的外公和外婆都在德国留学，完成了学业，拿到了博士学位。1943年，战争爆发，英国开始轰炸柏林，我的外公外婆无法离开德国，便开始了逃难，两个成年人逃难还可以，但如果带着刚刚出生的我母亲，就太不方便了，于是两人就先把我母亲送到了巴黎，暂时寄养在跟他们关系特别好的世交汪德昭先生家里（汪德昭，1905—1998，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大气电学家，中国水声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不过我母亲在汪先生家里住的时间不长，后来她主要生活在一位德国的上校家里。
有关汪德昭先生，我再跟大家多做几句介绍。汪先生出生自大世家，他们家一门都是科学家，他的哥哥是厦门大学校长，弟弟也是科学院的院士。汪先生是郎之万门下的博士，郎之万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大家在网上肯定都看过一张非常牛的照片，这张照片堪称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照片之一，在座的群贤毕集。在照片中，坐在爱因斯坦左手边的这一位，就是郎之万，坐在爱因斯坦右手边的，是我们在中学物理课上都见过的大名人，洛伦兹、居里夫人和普朗克等，这张照片真的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总之，郎之万是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家，他原本是居里手下的博士，居里车祸去世之后，他又跟居里夫人产生了一些情感，这些花边新闻当时在欧洲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有关这些人的故事，我以后再跟大家做分享。
汪德昭学的是声学，回国之后成了中国声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声学所的所长。汪先生家跟我们家是世交，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住在巴黎，当时巴黎是沦陷区，英美没打算轰炸巴黎，德国也没打算炸掉巴黎，而且巴黎也是人类文明的明珠，所以巴黎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的外公外婆就把我妈妈送到了巴黎，养在汪先生家，我妈妈还认了汪先生为干爹，按这个辈分排，我得管汪先生叫汪爷爷。我小的时候，每年都要去汪爷爷家很多次，因为汪爷爷是科学院声学所的所长，他家就住在科学院家属大院里，跟清华的家属大院就一墙之隔，我妈妈经常带着我溜达出清华西南小门，进了科学院的北门就到汪爷爷家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汪爷爷老爱跟我开玩笑，说他自己是一个老革命，每当他这么说，我们就会大笑，在我们的观念里，汪爷爷就是一个留洋归国的科学家，怎么会是老革命呢？等我稍微长大了一些，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汪爷爷就亲口给我讲述了他当年策反了卫立煌的故事，因为这段过往，“文化大革命”期间汪爷爷也遭受了很多的迫害。
时间回到了1947年。因为不想打内战，卫立煌将军出国去考察，到了巴黎。卫立煌一到巴黎就肯定要见汪德昭汪爷爷，这就要牵扯出另外一段有意思的渊源。卫立煌的夫人名叫韩权华，韩权华的娘家是民国时代京津一带最大的几大家族之一，韩家是大资本家，家里的女儿们都送到了国外去留学，学成归来后都嫁给了海归精英。韩家女儿们长得都非常漂亮，嫁的男人也各个都很了不得，韩权华的姐姐嫁给了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梅校长是把清华大学从一所留美预备班发展成真正的世界级大学的最伟大的校长之一，其他姐姐嫁的也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韩权华女士在出国留学之前，是北京大学的校花，个子很高，人也长得亭亭玉立，但韩权华打破了韩家女儿的规律，她学成归来后没有嫁给精英海归，而是嫁给了在人们眼中有点土鳖的卫立煌。不过，卫立煌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当时也已经是中央军最嫡系的上将。可能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韩权华内心也膨胀着爱国的情怀，所以她特意挑选了一位抗日英雄。嫁给卫立煌之后，韩权华就陪着卫立煌一同出国去考察。
而汪爷爷的夫人名叫李惠年，是韩权华的大姐的女儿，论辈分刚好是韩权华的外甥女。汪奶奶年轻的时候曾经留法学习音乐，后来嫁给了大科学家汪德昭。汪爷爷和汪奶奶的爱情故事和钱学森的很像，大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就娶了学音乐的大美女蒋英。韩权华陪着卫立煌到了法国之后，就去拜访了她的外甥女，也就是汪奶奶李惠年，正好由汪爷爷和汪奶奶来担任卫立煌在法国期间的翻译。
于是，汪爷爷和汪奶奶就陪着卫立煌夫妇，在欧洲各国旅游、观光和考察。当他们游览到瑞士的时候，在一座湖上，汪爷爷和卫立煌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到了国共双方现在的关系，汪爷爷忍不住感慨道，国共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对此卫立煌也深有同感，并询问汪爷爷是不是共产党。汪爷爷诚实地回答，他是共产党，但他是法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共产党。
汪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革命青年，曾经是法国的左翼学生领袖之一。汪爷爷年轻时做过的最著名的大事，发生在法国被纳粹占领期间，当时纳粹把汪爷爷的老师郎之万抓起来了。当时全世界的很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反法西斯联盟，郎之万担任了联盟的主席。郎之万被纳粹抓捕之后，身为学生的汪德昭立即组织起左翼学生和法共，积极进行营救。
得知汪爷爷也是共产党，卫立煌心中不禁为之一动，诚恳地对汪爷爷说，你能不能帮我跟中共接上头？汪爷爷虽然很为难，但还是答应了，因为他心中也有着深深的爱国情怀，想为中国做一点事。答应了卫立煌之后，汪爷爷就开始想办法去跟中共取得联系，后来他顺利地通过法共联系上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辗转联系到了中共驻苏联的机构，传去了卫立煌将军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的口信。卫立煌将军还亲笔写了一封密信，信中写道：我很愿意跟贵方接触，但此事事关机密，万请保密。
卫立煌将军原本就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他曾经在太原跟周恩来长谈过，跟朱德的关系也很好。当年卫立煌是战区的司令长官，朱德只是一个集团军的司令。中共接到汪爷爷辗转送来的口信，自然是大喜过望，这可是蒋系嫡系的上将，随即中共马上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又通过汪爷爷给卫立煌送出回信，表达热烈欢迎，中共愿意以各种方式跟卫立煌进行合作。而当中共的回信送到半途的时候，卫立煌已经先行回国了，因为当时蒋介石急缺大将，国民党的几个大规模的剿总，每个剿总下面有百十万的大军，徐州剿总是蒋系嫡系的刘峙；华北剿总就已经是非嫡系的傅作义了；华中剿总是非嫡系，且是内心深处一直反蒋的白崇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在欧洲考察的卫立煌叫了回来，让他出任东北剿总司令。
东北是当时最重要的前线，国民党正在跟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打。等到卫立煌到了东北，出任了东北剿总司令后，汪爷爷跟卫立煌通了一次电报，两人之间约定了一个联络密码。之后，汪爷爷就是利用这个联络密码，将中共通过法共和苏联辗转送来的消息送给卫立煌。联络了几次，卫立煌觉得太不方便了，干脆对汪爷爷说，你别在法国当科学家了，干脆到我身边来做我和中共之间沟通的管道吧。汪爷爷当时在法国的收入和生活都很不错，但他思考了一番，还是决定回国。于是，汪爷爷和汪奶奶变卖了法国的家私，带着他们唯一的儿子汪华一起回了国。
汪爷爷回国后，只身到了沈阳，担任了卫立煌手下的少将一职。让一个毫无战争经验的科学家来当少将，这件事也挺有意思的。而且汪爷爷的身份也不是地下党，他跟中共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渠道，之前在巴黎的时候，他还可以通过法共和苏联联系上中共，到了沈阳之后，他就谁也联系不上了。中共最后一封从巴黎辗转送来的口信上只是说，让卫立煌将军静观其变，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如今大家回顾辽沈战役，其实卫立煌在国方确实起到了很负面的作用，他的整个战斗情绪非常消极。尤其是当南京的国防部已经看出被瓮中捉鳖的可能，坚决要求全军撤出沈阳、集中到锦州的时候，卫立煌居然拒绝撤出沈阳。如果卫立煌撤出沈阳，在锦州往后一退，后面就是傅作义在华北的50多万大军，往前一进也能继续打，这将改变国方的被动局面。但卫立煌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自己不能丢掉沈阳，如果他撤出沈阳，路上就会被共军全歼。这就导致国方丧失了战机，最后林彪大军从长春南下，包围了锦州，切断了入关的道路。
打锦州的时候，卫立煌的表现也是磨磨蹭蹭，迟迟不前来支援。侯镜如兵团调到葫芦岛东进兵团的时候，卫立煌还专门飞到葫芦岛，对侯镜如说，你慢慢来，稳扎稳打，别那么急，廖耀湘看来是不太行，最后卫立煌唯一为国方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从锦州回沈阳的河上搭了几座浮桥。辽沈战役到了最后，共方全歼了国民党在关外的所有军队，到了沈阳快解放的时候，卫立煌登上最后一架国方的飞机准备逃跑之前，特意派出身边最身强力壮的卫士，从逃难的人群中把汪爷爷揪了出来，等汪爷爷上了飞机，卫立煌才让飞机起飞。
卫立煌原本没想去南京，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罪在身，所以他先是跑到了广州，最后是被迫回了南京。如果是其他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肯定早被枪毙了，但卫立煌毕竟是蒋系的嫡系大将，他虽然没有张治中那么受蒋介石的宠爱，但蒋介石还是对他网开一面，先把他软禁起来，准备送到军事法庭上审判，但还没等到审判，蒋介石就下野了。蒋介石下野回到了老家溪口后，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就把卫立煌放出来了。
被放出来之后，卫立煌就去了香港，也没有去台湾，汪爷爷和汪奶奶也去了香港。卫立煌在香港做了几年生意，不太顺利。而汪爷爷和汪奶奶又回到了巴黎，继续当科学家。到了一九五几年的时候，周恩来写信给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呼吁大家回到中国来参加建设。当时有很多科学家怀着对祖国的深爱而放弃了在国外的优渥生活，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中国。汪爷爷和汪奶奶也在那个时候回到了中国，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钱学森等人，都是同时期回国的。
这期间，卫立煌则一直生活在香港，因为不擅长做生意，日子过得比较拮据，直到后来，又有一位韩家的人机缘巧合地出现在了中南海。这个韩家的人是韩权华大哥的女儿，也就是韩权华的侄女。当时刚好周总理的秘书生病了，就让韩权华的侄女当了一阵子临时秘书。周总理很快就看出，这位女士谈吐不凡，得知对方是韩家人后，周总理说，一看你的气质就是韩家人，有韩家大小姐的那种气质。在和周总理的聊天中，韩权华的侄女提到，自己的姑姑还和卫立煌一起在香港呢。就这样，卫立煌再次和中共取得了联系，并于1955年回到了中国大陆。
身为蒋系中央军的上将，卫立煌回国绝对是件大事，他回国之后还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不过卫立煌回来得有点晚了，如果他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就和中共取得联系，那他的地位应该比张治中还要高。但到了1955年，中共内部的格局已经定了，所以卫立煌只是接替龙云做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几位最高级的将领，都做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龙云被打成了右派，卫立煌就代替了龙云。
卫立煌于1960年就去世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他的夫人韩权华在“文化大革命”时不幸遭到了迫害，尽管邓颖超多次上门去保护，韩权华还是受了很多苦。毕竟邓颖超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其夫人都没能保护下来。汪爷爷和汪奶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受到了迫害，他们的主要罪名就是勾结战犯卫立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共定了43名国民党战犯，蒋介石和卫立煌都位列其中。汪爷爷家至今都保留着一封珍贵的书信，那是周总理的秘书罗青长专门给汪爷爷和汪奶奶写的一封证明信，证明他们没有勾结战犯，他们虽然不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但他们是法国共产党，当年在法国为了让卫立煌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来到了平反补发工资的时候，罗青长也给汪爷爷和汪奶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将他们两个的工龄起始时间定在了1947年，因为那刚好是他们在巴黎帮卫立煌联系上中共的时间。
正因如此，汪爷爷才会经常说自己是个老革命，因为他的确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我们家跟汪家是世交，汪家的子女世代都留法，我们家的子女世代都留德，我妈妈出生在德国，我妹妹后来也去了德国留学。2000年的时候，我在搜狐做娱乐事业发展总监，做了一年就跑去了新浪，当时很多人不理解，问我为何没事到处乱跳槽，其实我从搜狐跳到新浪就是因为新浪的总裁是我的干弟弟，也就是汪德昭汪爷爷的孙子——汪延。
汪延现在在法国生活，汪家一直保留着很深的法国情结，家里人都非常优雅，全家经常在一起弹琴和唱歌，是一户很优雅的大知识分子世家。
有关卫立煌将军回到大陆的事情，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还有很多国民党起义将领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
三、一个国家的诞生：伪装者
1.根正苗红的共产党人
高晓松：各位《晓松奇谈》的读者朋友大家好，继张素久大姐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位大哥，赵利国大哥。利国，大家一听这名字，就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时代气息，我们身边有很多类似的名字，利国呀、利民呀、国庆呀、劲松呀，这些名字都带着时代的印记。赵大哥，您家里有叫利民的，那有叫利党的吗？
赵利国：有利公，没利党。
高晓松：赵大哥刚刚从中海油的大律师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了，所以就被我“绑架”来进行对谈了。赵大哥如今是闲云野鹤，刚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国家的诞生故事。一个国家的诞生，不光是由某几个伟大的缔造者完成的，更不仅仅是由党和军队的缔造者完成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一个党的诞生，是由千千万万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为什么我要邀请赵大哥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国家的诞生的故事呢？因为围绕着赵大哥，我们可以讲到一系列的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人刚好能够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百年来的挣扎和奋斗。
我们首先要聊一聊赵大哥的父亲赵和民。赵和民同志曾是中共优秀的高级地下党员，也就是白区的地下党的高级干部，他的经历能够代表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曲折的道路。然后我们要聊的是另一位老革命，也就是赵大哥的岳父，赵大哥的岳父在革命战争时代就跟着贺龙元帅干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做了中央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的院（校）长，也是最早的中国奥委会主席。有关赵大哥的岳父，我们可以多讲一讲，因为当中国要开始融入世界的时候，他们刚好是第一拨参与者，接下来的第二拨参与者就是赵大哥本人，赵大哥本人代表了更新的时代，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了，中海油走向世界的一系列伟大动作，赵大哥都有参与其中。我们要聊的第四位是赵大哥的同学，不知年轻人还知不知道这个人，但我的同龄人可能更了解这个人，那就是新时代的伟大诗人海子，海子是赵大哥在北大法律系的同班同学。
今天，我们就通过赵大哥和他身边的这些位亲朋的故事，来拼凑出一条路径，那就是这个国家是如何诞生的，又是如何走到了今天。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赵和民同志。
赵和民（1905—1991年），1925年入党，是渭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任中共西安情报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从三四十年代到解放，赵和民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与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国民党CC系陈立夫、陈果夫，复兴社头子贺衷寒，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军政要员杨虎城、邵力子等，都曾与赵和民有过交集。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国民政府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都是赵和民的密友。而作为共产党人，赵和民和许多党内老同志的关系更深，负责西北地区隐蔽战线工作的南汉宸曾说“我救赵和民一命，赵和民救我三回”。西安刚解放时，赵和民一度遭到误解，时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的习仲勋曾公开讲话，为赵和民保驾。张宗逊副司令员更赴其家宴叙谈。
赵和民同志家境富裕，这个是首先引起我兴趣的。在历史书里，很多人都是因为贫穷，家里过不下去了，所以才像陈胜和吴广一样揭竿而起。但实际上，我看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其实没有几个是贫农出身，大部分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家境也很好。所以我就特别好奇，您父亲的家庭出身这么好，为什么会去闹革命呢？
赵利国：我父亲的老家在陕西的渭南地区，叫作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我父亲家里是很富裕的，家里都有榨油的油坊。
高晓松：那就是当地的大地主和大资本家啊。
赵利国：我爷爷我奶奶都留下了很多的照片，那个年代能拍照片的家庭就是很富裕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