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那时候照一张照片要好几块大洋，最贵的时候照一张照片要三十几块大洋。
赵利国：我父亲很早就接受教育了，作为老一代，他们在读书的时候肯定看到了很多社会的不平，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心中充满了解救劳苦大众、推翻旧政权的理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的时候，我父亲参加了革命，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领着穷人闹革命了。他当时参加了渭华暴动，他算是领导者之一。
渭华地区，是陕西省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最早的地方之一，在冯玉祥反共清党时，中共陕西省委将一些在西安站不住或不便工作的党员干部先后派到渭华地区，加强工作，开展斗争。当时陕西省不少地方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但党在渭华地区的组织基本保存了下来，正因为有了这些基础，1928年的渭华起义，在全国大革命陷入低谷时，打响了西北武装革命的第一枪。
渭华暴动失败之后，我父亲被通缉、抄家，家里的油坊也被人烧了，因为在暴动之前和暴动的过程中，我父亲把当地土豪劣绅的家也都抄了，当然也杀了一些人。
高晓松：那个时候的阶级斗争是特别残酷的，大家恨不得都互相剖心挖肺。
赵利国：所以双方都是有血海深仇，以血还血，非常惨。我父亲后来也经常说起当年的事，很多人跟他一起闹革命，过程中死了很多人。1988年的时候，我父亲回去参加渭华暴动60周年的纪念活动，想起当年的那些往事，他依然忍不住老泪纵横，可见当年的暴动有多惨。
高晓松：那个时候的暴动是什么样的？我在翻阅历史文献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有关暴动的记载，有一些暴动是有组织、有预谋和有规模的，比如南昌起义；还有一些暴动，是派了党代表前去组织农民，比如，秋收起义；还有一些暴动就完全是自发性的了，党和上级组织是根本不知情的，而且下面也联系不到上级。1928年暴动之前，您父亲他们是抱着一种豁出去的心情去发起暴动的，还是说从上海中央到陕西省委都有所指示，大家层层布置之后再进行暴动的？
赵利国：根据现在的记载来看，渭华暴动是由党中央来领导的，还有共产党的高层来布置，有刘志丹，还有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共产党的军队也过去参与的暴动。
高晓松：所以渭华暴动其实是一场官办的暴动。
赵利国：对，官办的暴动。
高晓松：所以早在1928年的时候，您父亲应该就算是党和军队里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了。
赵利国：在华县高塘有一个武装民团，我父亲是民团的团长，在暴动之前，我父亲已经把民团的领导权从土豪劣绅手里转到党的手里了。但这个团属于地方武装，根本敌不过宋哲元手下的那些正规军。
高晓松：1928年，正是冯玉祥统治西北五省的时候，宋哲元和刘汝明这些西北正规军都在西北，而且那正是他们最强壮、精锐的时候，地方武装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渭南暴动最后失败了。
赵利国：渭南暴动说到底还是一场暴动，暴动的发起者就是匪，正规军前来剿匪也是名正言顺的，地方武装在军事力量上完全拼不过。
高晓松：西北军在西北的剿匪简直残酷极了，抓到的匪都拉到一口井边，一个接一个地把头砍到井里去，这些被砍头的人里当然有一些是真正的匪，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的人，也被视作各种匪之一。反正只要被西北军抓住了，那肯定就活不成了，您父亲后来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呢？
赵利国：正规军来了以后，把整个高塘镇都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了，主要就是抓我父亲。我父亲每每讲到这段故事，都依然觉得真是死里逃生。他最后被逼得无路可走，躲进了一座磨坊里，在面柜里滚了一身的面，最后拿着一根棍子，衣衫不整地跑出去，用当地话大喊着要找驴。西北军看到我父亲这样子，还以为他是个精神不太好的老农民，就没留意他，这样才捡回了一条命。
高晓松：幸亏您父亲是本地人，如果他是从外地派来的党干部就糟糕了，西北军要是听见他不会说本地话，肯定就把他抓起来了。
赵利国：西北军当时包围高塘镇其实就是想抓我父亲，结果让他跑了。
高晓松：那个时代国共有很多这样的交集，因为那个时候党很弱，而且共产党本来是跟国民党合在一起的，突然分开之后，很多人就加入了国民党，或者脱党回家了。南昌起义本来蔡廷锴还有一个师，结果南昌起义之后，蔡廷锴就又回国民党那边去了，还有很多人觉得，既然革命失败了，我们就回家种地吧，于是就纷纷回家了，当然也有一些人还想继续革命，但是他们也找不到党在哪里了，连叶挺和郭沫若都找不到党了。您父亲后来是怎么继续坚持革命下去的呢？
赵利国：我父亲逃出去之后，直接就跑到我岳父家里去了。
高晓松：那时候还没有你吧？
赵利国：还没有我，我父亲和我岳父是一个镇子里的人，我父亲逃过西北军的抓捕之后，跑到我岳父家，换了身衣服，吃了点饭，就赶紧远走他乡了。
高晓松：当时您岳父多大岁数？
赵利国：大概15岁吧，我岳父15岁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还是村里的党的领导人，好像是党支部书记之类的职务。
高晓松：村党支部书记，那时候的村书记可比现在要出生入死多了。
赵利国：渭南暴动之前，我父亲他们已经开始反抗土豪劣绅了，我父亲和我岳父还曾经一起刺杀过国民党的地区专员，叫作李激石。这件事书上也有记载，当时我父亲领着一个杀手先埋伏好，我岳父负责在山上望风。如果我岳父看见地区专员的轿车来了，就招一下手给我父亲发暗号。虽然材料里写的是轿车，但实际上就是一辆用马拉的轿子。只要“轿车”一来，我岳父就招手发暗号，我父亲就带着埋伏的人开枪。很多年过去之后，我父亲和我岳父还经常聊起这段往事，因为这算是他们的当年勇吧。
高晓松：那是，那都是提着脑袋度过的日子。15岁的时候您岳父就已经跟着您父亲搞革命了，两个人当时一定没想到，将来自己生的孩子还能结成夫妻吧？您和您爱人不是指腹为婚吧？
赵利国：不是不是，其实我父亲和我岳父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他们两个人曾经是师生关系。我父亲比我岳父大八岁，当年我岳父在高塘小学读书的时候，我父亲刚好在那里教书。
高晓松：那个年代的革命火种，经常就是这样传播出去的，一个老师如果参加了革命，他就能教出一群有革命精神的学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您岳父家离开之后，您父亲去了哪儿？
赵利国：应该就去了上海。
高晓松：自己到上海去找党了，找到了吗？
赵利国：找到了，当时他有党的组织关系，到上海后不仅顺利找到了党，还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
高晓松：国民党有两所学校，武的是黄埔军校，文的就是中央政治学校，专门培养国民党的干部，也就是国民党的党校。
赵利国：这件事确实挺奇怪的，很多人都问我父亲，你也没加入过国民党，怎么稀里糊涂地进了国民党的党校了？
高晓松：您父亲从来没加入过国民党吗？
赵利国：没有，他一辈子都没加入过国民党。
高晓松：您父亲是一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人。
赵利国：是的，他进入中央政治学校后，还担任着中共的地下支部书记，后来还兼任着金陵兵工厂的支部书记。
高晓松：我的天，兵工厂他也打进去了。
赵利国：我父亲在中央政治学校上了四年学，到1932年毕业。我查了很多资料，发现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最低都能当上县长，党史机关还把所有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学员的毕业论文汇集出版了，我特意通过关系弄到了这本文集。
高晓松：这个太珍贵了，这本书是真的历史，是有呼吸的历史。
赵利国：你看这篇，这就是我父亲的毕业论文，署名是政治系行政组赵和民，他写的报告题目是《嘉兴县政》。
高晓松：《嘉兴县政》，这说明中央政治学校真的是一所学术性的学校，不是专门学习党内事务的，这个很有意思。
赵利国：最有意思的是教授给这篇报告做的评语，这位教授名叫赵兰坪，是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学者，他给我父亲写的评语是“调查不详，文字草率，见解平淡，有敷衍塞责之感”。
高晓松：今天绝对没有教授会给学生写这么负面的评语。
赵利国：是的，赵兰坪教授写得非常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父亲当年的书念得不是很认真。
高晓松：应该是没有好好学习。
赵利国：这很正常，因为他在那四年里，担任着好几个支部书记的职务。
高晓松：他每天光忙着做地下工作了。
赵利国：对。
高晓松：教授也不知道您父亲身兼数职，否则他会再在评语里加一句“一看就是个地下党，否则为什么不好好写论文”。
赵利国：我父亲的论文真的把教授气坏了，以至于教授把我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把“赵和民”写成了“赵民和”，论文的评级分为甲乙丙丁四级，我父亲就得到了个丁。
高晓松：得到丁还能毕业，教授也算网开一面了。教授的字倒是写得挺漂亮。通过这件事我们知道了，地下党员不都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智勇双全，不全都是学霸。
赵利国：是的，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高晓松：其实您父亲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这四年，正是上海的地下党和党中央被不断迫害的时候，连总书记向忠发都叛变了，顾顺章也叛变了，等到您父亲毕业的时候，党已经在上海待不下去，跑到苏区去了。
赵利国：那段时间共产党的处境确实很糟糕。
高晓松：处境非常恶劣，但您父亲居然安全留下来了，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出卖过。
赵利国：没被出卖过。我父亲从政校毕业后回到了陕西，因为他还是想继续开展工作的。但他回到陕西后不久就遇到了麻烦，被捕了，那会儿正值白色恐怖，我父亲参加过暴动，陕西认识他的人也很多，他回陕西几乎等于自投罗网。渭华暴动之后，国民党高等检察院的通缉令里，排名第一的通缉犯就是我父亲，是“共匪”魁首，排名第二的才是省委书记潘自力。
高晓松：您父亲更狠一点，是个狠角色。
赵利国：我父亲确实比较狠，当地的土豪劣绅最恨的人就是我父亲。我父亲下了狱后肯定难逃一死，当时我们家里已经商量该给我父亲准备什么棺材了，大家都觉得他必死无疑了。我父亲本人也陷入了绝望。但在绝望之余，我父亲还是给南汉宸写了一封信。在这之前，我父亲跟南汉宸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南汉宸是陕西省政府的秘书长，曾经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秘密工作，曾利用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党的一些同志，1936年，在西安事变前后，南汉宸曾协助周恩来团结张学良、杨虎城，以求和平解决事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汉宸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是中国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
高晓松：南汉宸当时应该是陕西最大的地下党了吧？
赵利国：我父亲写信给南汉宸，完全是因为绝望到了极点，病急乱投医了。
高晓松：您父亲知道南汉宸是地下党吗？
赵利国：应该是知道的，至少我父亲知道南汉宸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是国民党的高官。反正在我父亲看来，南汉宸起码是跟共产党有渊源的人，那也是我父亲唯一的希望了。南汉宸接到我父亲的信后，当即就下令把我父亲放出来了。
高晓松：可见那个时候的地下工作也很松弛，万一这是中统在考验南汉宸呢？特意安排了一个人自称是共产党，写信给南汉宸。这个剧情如果放到现在的谍战剧里，估计编剧都得被拉出去枪毙，但真实的历史不是谍战剧，南汉宸毫不犹豫地就下令把您父亲给放了。
2.伪装者
赵利国：南汉宸不但下令放了我父亲，还给了我父亲一些钱让他逃跑。
高晓松：而且南汉宸根本就不认识您父亲，您父亲接下来逃去了哪里？
赵利国：之后我父亲就亡命日本了，不久之后，南汉宸的身份也暴露了，在国民党内混不下去，也去了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南汉宸跟别人说，他救了赵和民一命，赵和民救了他三回。另外的两次我不太清楚，但有一次我知道，那时候我父亲通过秘密的渠道，得知了蒋介石要暗杀南汉宸和宣侠父的消息，我父亲立即冒着风险跑到八路军在西安的办事处，汇报了这个情报。接到消息之后，南汉宸赶紧逃跑了，宣侠父不知为何没有跑，没过几天就被暗杀了。到了日本，我父亲和南汉宸的关系越来越好，南汉宸大概比我父亲大十岁，我父亲管他叫南哥。南汉宸去延安之后，一直是由我父亲在暗中照顾他留在白区的老母亲。
高晓松：您父亲和南汉宸的关系亲如手足。
赵利国：的确是亲如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汉宸的老母亲去世了，南汉宸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银行这边你就通知赵和民一个人就行了，可见我父亲和南汉宸的关系之深。我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跟党联系的主要渠道就是南汉宸。
高晓松：地下工作通常都是单线联系，您父亲的上线就是南汉宸。
赵利国：南汉宸到日本之后，跟我父亲也有来往，后来我父亲要先一步回国，南汉宸还给了我父亲一笔钱。我父亲回国之后想到“二陈”（陈果夫和陈立夫）那里去搞情报工作，“二陈”就让徐恩曾给我父亲安排工作，徐恩曾当时是中统局的副局长。
高晓松：对，中共大特工钱壮飞就是徐恩曾手底下的秘书。
赵利国：当时贺衷寒和徐恩曾这些人，地位和资历都比戴笠高。
高晓松：对，当时还没有军统。
赵利国：贺衷寒好像是黄埔一期的。
高晓松：是的。
赵利国：徐恩曾接到“二陈”的指示，就给了我父亲一个密电码，派他到杨虎城那里去工作。我父亲赶紧就把那个密电码交给南汉宸了，那时候南汉宸也回国了，这是一件非常“要害”的事。
高晓松：绝对是非常“要害”的，那可是中统的密电码，是了不得的事。
赵利国：杨虎城跟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很复杂，他是非嫡系里的非嫡系，他也不敢用我父亲。杨虎城知道我父亲以前参加过共产党的暴动，他就对我父亲说，如果邵先生敢用你，我就用你。
高晓松：邵先生就是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跟着张治中一起留在北京了。
赵利国：杨虎城是想让邵力子先扛下我父亲这颗雷，万一蒋介石那边怪罪下来，杨虎城就可以不用担责任了，因为是邵力子先任用我父亲的。邵力子是中央政校的一级负责人，跟我父亲算是师生关系，我父亲找到邵力子，邵力子就真的给我父亲谋了一个职务，省政府的秘书。这样一来，我父亲再回头找杨虎城，杨虎城就放心了，给我父亲安排了一个参议的职务，那边叫省政府，这边叫西安绥靖公署。于是我父亲就开始在杨虎城手下工作了，杨虎城非常信任我父亲，一九三几年的时候，抗日同盟军在华北这一带失败了，同盟军里有好多共产党。
高晓松：抗日同盟军就是吉鸿昌和方振武他们的那支队伍。
赵利国：对，我父亲还曾在吉鸿昌那里工作过。
高晓松：居然还跑到吉鸿昌那儿去了，您父亲真是太神通广大了。
赵利国：是的，我父亲在吉鸿昌的军部里当了一阵子秘书。
高晓松：因为西北军在西北的时候，您父亲曾经在那里参加过暴动。
赵利国：是的。抗日同盟军被打散了之后，被蒋介石抓起来好多人。
高晓松：吉鸿昌本人也被枪毙了。
赵利国：杨虎城派我父亲去解救这些人，这也是南汉宸他们商量好的事。我父亲就去了，解救出了很多共产党的军事干部，这些人被救出来之后都安插在了杨虎城手下，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中将张希钦，还有一位是我父亲的发小，叫宋文梅。我父亲把宋文梅介绍给杨虎城当了特务营的营长，这件事特别有意思，没过多久，蒋介石发现了宋文梅是地下党，立即从南京发来了一封密电，让杨虎城速将宋文梅押解到南京。结果杨虎城拒绝执行这个命令，给蒋介石回电说，经查我处无此人，把宋文梅给护下了。
高晓松：杨虎城对蒋介石一直都是这种态度。
赵利国：是的，蒋介石让杨虎城抓人，杨虎城不肯抓，还说自己这里没有这个人。等到西安事变的时候，杨虎城最信任的人就是宋文梅。
高晓松：杨虎城就是让宋文梅负责看着蒋介石的。
赵利国：电影里也演过这一段，蒋介石被控制起来之后，别人送来的东西他都不吃，只吃宋文梅吃的东西，因为宋文梅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管蒋介石叫校长。总之，我父亲在杨虎城这里做了一段时间，又遇到麻烦了，杨虎城手下的地下党特别多，共产党人总对杨虎城施加影响。
高晓松：杨虎城身为蒋系非嫡系里的非嫡系，他肯定要给自己留一点后手才行。
赵利国：这些地下党人凑在一起，由我父亲执笔，写了一份劝杨虎城联共反蒋的计划书，结果这件事被特务发现了，我父亲的身份彻底暴露了，这回陈果夫直接下令抓捕我父亲。我父亲在西安待不下去了，杨虎城和邵力子商量了一下，就把我父亲秘密送到日本去了。
高晓松：您父亲又去日本了，但这次是杨虎城和邵力子把他送出去的。
赵利国：为什么杨虎城和邵力子会做出这个决定呢？因为这件事和他们两个人都有关系，邵力子用我父亲当了秘书，杨虎城用我父亲当了参议，现在发现我父亲是地下党，一旦我父亲被逮捕了，邵力子和杨虎城都要受牵连，所以两人就一起把我父亲送走了。
高晓松：从孙中山那时候开始，到后来的共产党人，大家都很喜欢逃亡去日本。
赵利国：我父亲第二次去日本，还上了名牌大学，早稻田大学。但他在早稻田其实也没学到什么学问，依然是继续参加日本的工会等。
高晓松：反正您父亲到哪里都要参加革命，一九三几年的时候，日本左派还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接下来您父亲又做了什么？掐指一算，好像很快就要到西安事变了。
赵利国：西安事变的时候，我父亲又从日本跑回来了，他回国是打着“返陕救蒋”的旗号的，走到潼关的时候，我父亲遇到贺衷寒了。
高晓松：贺衷寒也是中央嫡系。
赵利国：对，贺衷寒是大佬级的人物，他知道我父亲跟杨虎城的关系，所以也很想利用我父亲，就把我父亲派到西安城里，想办法去救蒋介石。但我父亲还没进西安城，就听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已经把蒋介石放了，而且两拨军队正在焦急对峙，我父亲连城都进不去。
高晓松：那时候中央军跟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对峙上了。
赵利国：我父亲赶紧给南汉宸打了个电话，南汉宸就把我父亲放进了城。进城之后，我父亲告诉南汉宸，贺衷寒让他分化十七路军，破坏十七路军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关系，这时西安事变已经结束了。
高晓松：不用您父亲搞破坏了，已经结束了。
赵利国：是的，所以在西安事变中，我父亲什么事都没办成，他赶了一个晚集。蒋介石被送回南京之后，我父亲又回到杨虎城部，这回他去了38军的17师，当政训处处长，后来叫政治部主任，其实就是监视部队。
高晓松：也就是政委。
赵利国：这期间我父亲参加了娘子关那一带的抗战，也受了伤，肚脐眼儿下面挨了一枪，所以至今我父亲都有两个肚脐眼儿。
高晓松：挨过一枪，您父亲是为了国家出生入死过的人。
赵利国：我有一个同学的姥爷是孙连仲（1893—1990年，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一提到孙连仲，我父亲就说他认识这个人，他在娘子关抗战的时候，就是向孙连仲汇报工作。
高晓松：没错，孙连仲当时在那一线做总指挥。
赵利国：我父亲说孙连仲这个人没什么文化，汇报工作的时候，孙连仲连地图上的字都不认识。
高晓松：十三太保里除了韩复榘之外，其他的人都没念过什么书。是党派您父亲去参加抗战的吗？抗战期间您父亲和党还保持着联系吗？
赵利国：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是南汉宸派我父亲去的。
高晓松：所以您父亲是代表着党去参加抗战的。
赵利国：我父亲和党之间的关系都在南汉宸这里，但是后来做历史结论的时候，说我父亲从陕西到日本的时候没有带党的组织关系，所以他当时算是脱党了。这个结论我们一直都不认可，那个时候谁出门敢把组织关系带在身上啊？有人要杀你的时候可不看你有没有组织关系。不管怎么说，我父亲做的一系列的事情，主要都是跟南汉宸进行联络。南汉宸家住在按院胡同，我们家住在锦什坊街，我们两家走路就十分钟的距离，我父亲每次回家都必须到他南哥家里坐一坐，他们两个非常熟，是有生死之交的朋友。我父亲说过，南汉宸是一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人。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我父亲跟南汉宸聊天，南汉宸的夫人王友兰和另一位友人在不远处聊天，聊着聊着，那位友人突然站起来打了王友兰一个耳光，对此南汉宸完全不动声色，继续跟我父亲聊天。每每提到南汉宸的涵养和气度，我父亲都要竖起大拇指，佩服得五体投地，视南哥为偶像。我父亲常年做情报工作，需要广交朋友，他为人比较豪爽，也很仗义，爱交结，在西安上上下下的人，我父亲都认识很多，所以他才能做那么多的事。我父亲的公开身份也很多，在国民党的军政部门和要害部门都工作过。现在，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绝对不可能做国民党的官员，但过去是可以的。
高晓松：您父亲是参加过暴动的人，确实是有着严重的历史问题的，但国民党依然让他继续工作。
赵利国：首先是我父亲确实有一些个人的素质，比如他的应变能力和活动能力，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背景，那时候国民党的政策的确还是比较宽松的，不计较一个人过去是不是当过共产党。
高晓松：蔡廷锴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就去国民党当总指挥了，还成了民族英雄。
赵利国：另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候人情大于王法。
高晓松：其实不光是那时候，包括民国时代，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情社会，所以南汉宸才能仅凭一封信就刀下留人，救下了您父亲。
赵利国：尽管蒋介石常常说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是他的政令其实很少能出得了南京城。还有一段故事，我母亲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舅爷，在陕西算是个人物，他叫李墀，字丹符，是由于右任一手提携起来的。我舅爷是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我父亲后来在西情处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如果没有我舅爷的这层关系，估计也会掉脑袋。
高晓松：西情处是什么地方？
赵利国：就是西安情报处，隶属社会部，是李克农的手下。
高晓松：李克农是最大的大特工，一九四几年的时候他到了西情处。
赵利国：我父亲当时担任西情处的副处长，电台就安在我们家，我母亲也跟着一起干。对于这些事，我舅爷心知肚明。大家也知道我父亲跟我舅爷之间的这层关系，所以既没人敢惹我父亲，也没人敢抓我父亲。我舅爷也帮了很多忙，快解放的时候，我父亲通过教堂的美国神父，给地下武装花了几十条买卡宾枪，那时候的钱都论条。
高晓松：条就是金条的意思。
赵利国：对，花了多少金条，买了多少支枪，我父亲把买回来的枪都藏到我舅爷家里去了，我舅爷也帮忙藏。
高晓松：那时候已经快解放了，大家也都可以表明态度了。
赵利国：最不安全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谁敢到我舅爷家去搜？结果谁也没想到，我舅姥姥和我舅爷的勤务兵串通起来，两个人把这批枪全都卖了。
高晓松：舅姥姥把你父亲冒着危险买回来的枪给卖了，那时候的枪可是很值钱的。
赵利国：那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几十年后我父亲再回想起这件事，还是痛心得连连摇头。
高晓松：对啊，而且那是党交给您父亲的金条，让他去买卡宾枪，结果让你们家里的亲戚给卖了，这件事很难说清楚吧？
赵利国：真的说不清楚，为此我父亲还得罪了好多人。
高晓松：真实的地下工作是千丝万缕的，一点都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简单干脆。
赵利国：除了我的这位舅爷，我父亲还有一个至交，叫陈固亭。陈固亭也是陕西省党部的常务监察委员，还是陕西省政府社会处处长，主管特务工作。陈固亭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我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经常到陈固亭家做客，两个人来往密切，对彼此的身份也心照不宣，相安无事。特务经常跟踪我父亲，见我父亲没事就去陈长官家串门，再一打听，我父亲居然是陈长官的哥们儿，那就更不敢抓我父亲了，所以陈固亭给我父亲提供了很大的掩护帮助。后来陈固亭去了台湾，成了一名学者。
高晓松：您父亲一直在西安待到解放吗？
赵利国：对，一直待到解放。
高晓松：解放的时候您父亲在干吗？他是打开城门的第一人吗？
赵利国：对，他真的干了这事。他是西情处的，他到了西门把城门打开了，把彭德怀带领的野战军迎进来了，介绍自己是地下党的负责人。我父亲当时回不了家，还给我母亲写了一张字条。
高晓松：这张字条上提到的“连”就是您母亲吗？
赵利国：对，我母亲名叫计连枝。
高晓松：我念一下这张字条上的内容“我首先把解放军引进城了！忙得不能归家，请将命令交给××，为盼”。
赵利国：当时解放军把我们家包围了，政委特意也给写了一张字条。
高晓松：我再念一下政委给写的纸条“一中队同志：兹有赵和民同志，是我们自己的人，告知部队，不打扰，照此执行”。
赵利国：我父亲开城门迎解放军这件事，历史上是给予了肯定的。
高晓松：当然，您父亲立了大功。
赵利国：还有一段时间，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也就是李克农手下的情报系统，打算派我父亲去台湾继续工作。
高晓松：还打算让您父亲继续当特工，去台湾工作。
赵利国：是的，还给我父亲配了一个助手，是商震的女婿，活动经费都已经领了。结果我父亲到了上海一看，发现《中央日报》上写了，西大无耻教授赵和民引领共军进城等。
高晓松：您父亲当时在西北大学当教授？
赵利国：他的公开身份是西北大学教授兼陕西省银行专员，那会儿我父亲很有钱，我们家阔极了。
高晓松：那时候您父亲一个月得赚好几百块大洋吧？
赵利国：一个月300块大洋。
高晓松：我的天，那时候一个上尉军官一个月才赚75块大洋。
赵利国：所以我们家那时候特别阔，我们家当时在西安住的房子，后来改成了陕西省军区幼儿园。
高晓松：可见你们家的房子有多大。
赵利国：那时候我们家里住了很多党的同志，还有我父亲的故友。
高晓松：我们家当时在北京太平桥的一座四合院，才值2000块大洋，您父亲一个月就赚300块大洋，他不到一年的工资就能买一座四合院了。
赵利国：但我父亲那时候花钱也多，地下情报站的运营费用都由他来支付。
高晓松：在那个年代，你是党的人，你的一切就都是属于党的，你赚的钱也都是党的。
赵利国：他们那一代人真的是很有信念的，他冒着生命危险做的事业，自己完全是无利可图的，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
3.复杂的历史
赵利国：因为去不成台湾了，我父亲就从上海回来了，上头给了他一个陕西省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的职位。我父亲50多岁的时候，自学了俄文，他的英文本来就不错，他也爱看书，对马列也通一点。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四分五裂，不复存在了。我回家给我父亲讲了讲这些事，我父亲觉得痛心疾首。我父亲是在1979年改正了右派的，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在当时来看，我父亲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他过去跟国民党的很多上层人士都有着很深的关系，从陈立夫和陈果夫，一直到复兴社的头子贺衷寒，以及中统局的徐恩曾等。
高晓松：这些都是大佬级的人物。
赵利国：是的，在军队这边，我父亲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交往也比较密切，还有杨虎城，以及胡宗南手下的第一军军长董钊，董钊后来也当了陕西省的主席。胡宗南跟我父亲的往来也很多。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你父亲受迫害的理由之一，就是跟胡宗南来往密切。
赵利国：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确实相当密切。
高晓松：他们都是做地下工作的，关系当然密切，不然情报从哪儿来呢？
赵利国：我父亲给董钊介绍过一个名叫吴宗武的人，这个人到了董钊那儿就直接当上了秘书，在以后的情报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可见我父亲跟董钊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高晓松：这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下场应该都是比较坎坷的吧？
赵利国：确实比较坎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吴宗武跑到了山西的一所中学，在那里教了一辈子英语，行政级别好像是19级还是20级，好在没有被查出什么问题。
高晓松：那就是比科级还低，而且没有被查出问题也不行。当时的革命工作主要分成苏区的和白区的，苏区就是一二四方面军，也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这些都是在战场上打天下的。但若是没有地下工作者，革命从一开始就不会成功，更不会有后来的摧枯拉朽之势，北平之所以能一枪不放地和平解放，包括南京和上海的解放，地下工作者都起到了最最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下工作者一开始都被委任为上海市委书记和南京市委书记等，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和南京市委书记，只不过是地下党的市委书记而已，他们觉得自己一直都在这些城市搞地下工作，既了解城市，又了解敌人，更了解自己人，所以理所当然地选择了这些工作，没想到中央让各位大帅们来担任主要城市的市委书记，于是陈毅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刘伯承当上了南京市委书记，还有聂荣臻和彭真等人，都当上了市委书记。南汉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能保住自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自杀了。
赵利国：是的，很遗憾。“文化大革命”一共十年，我父亲十年没敢回家，一直躲在山东的一座小县城里，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父亲回到家，才知道他的南哥也自杀了。
高晓松：“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的人太多了，这些人在战争年代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最后却没能熬过“文化大革命”。
赵利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一直待在小地方，算是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
高晓松：您父亲被迫害的时间比较早，早在1958年反右的时候，就给他戴上帽子，弄到密山去接受劳动教养了，反而因祸得福地逃过了“文化大革命”。您父亲在38军17师的孙蔚如那儿的时候，八路军已经搞得很强大了，尤其是在华北这些地方。但您父亲一直被派做地下工作，没有到八路军那边去工作。
赵利国：是的，我父亲一直是做地下工作的。
高晓松：在17师之后呢？
赵利国：之后就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担任陕西省的第一任副行长，南汉宸很快就把我父亲从西安调到北京来了。我哥哥他们都是在西安出生的，我就是在北京出生的。
高晓松：但后来您父亲又跑到陕西省的银行去当专员，您父亲的历史真的是非常复杂。
赵利国：我还曾跟我母亲一起去中国人民银行上访，要求解决我父亲的历史问题。结果银行的人说，我父亲的问题是不可能彻底复查的，因为我父亲的档案足足有一人高，根本没人有时间去处理这件事，让我们老老实实回家等着去。这一等，就等到了1979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直到1979年，我父亲才摘掉帽子，当了20多年的右派，可见我父亲的历史有多复杂。
高晓松：地下工作者的历史肯定都复杂。就连江青这样没做过地下工作的人，也有很多黑材料，其实周恩来也有黑材料，人人都有复杂的历史。其实您父亲一共也没杀过几个人。
赵利国：没杀过几个。我父亲虽然在军队和政府部门有过很多官职，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他很懂得人情大于王法的道理。我父亲当县长的时候，被蒋介石的堂侄蒋坚忍抓起来了，判了12年徒刑，理由是我父亲释放了共产党，虽然我父亲自己就是地下党。那个时候我父亲自己在陕西，陕西省的主席叫熊军，我父亲有一个名叫李继才的老朋友，是陕西的大绅士，跟熊军是拜把兄弟。我父亲一被抓起来，我妈妈就每天去找李继才，李继才就天天催熊军，三个月后，我父亲就被放出来了。
高晓松：可见您母亲也很厉害，是个大家闺秀。
赵利国：不不，我母亲不是大家闺秀，我母亲家里很穷的。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您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迫害的？
赵利国：就是因为他打开了城门，上了报纸，被国民党知道了，所以情报系统就赶紧通知他，你不能去台湾了，因为你的地下党身份已经暴露了。
高晓松：于是您父亲就回来了，当了陕西省银行副行长。
赵利国：所以不管怎么降级，我父亲都不算最倒霉的，他好歹还被划进了高干的行列，那个时候我父亲的级别是12级。因为这样，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人觉得我父亲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吃得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吃得开，渐渐就有人“眼气”了。当时的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杨明轩就开始到处说我父亲的坏话了，他说赵和民这个人厉害啊，简直比希特勒还厉害。在当时，杨明轩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就等于要我父亲的命啊，幸好习仲勋出面，在一个公开场合保护了我父亲，习仲勋对杨明轩说，杨老啊，你不了解具体的情况，赵和民同志是我们党的同志，你不能老拿他跟希特勒比，你不能再乱讲话了。
高晓松：杨明轩是民主党派人士，他想要陷害您父亲，最后被习仲勋压下来了。
赵利国：从那以后，有关我父亲是国民党特务的风言风语才被彻底压了下去。但除了习仲勋出面保驾护航之外，我父亲自己也使了一些小手段，他那时候被人攻击得非常严重，于是就在家里大宴宾客，到了开席的时候，我父亲当众说，先别开席，我还有一个朋友没有来，我叫他一下，这位朋友就是上将张宗逊。当时彭德怀是司令员，张宗逊是副司令员，几分钟后，张宗逊来了，我父亲才宣布开席。
高晓松：您父亲很聪明，邀请了大将军来给自己坐镇。
赵利国：是的，有张宗逊坐镇，有习仲勋帮忙说话，那些攻击我父亲的人这才收敛了些，我父亲安稳了一阵子，但他也觉得那个地方不能久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多危险的地方我父亲都敢继续留在那里工作，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反而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了。正好1953年的时候，南汉宸调到了北京，继续在央行当行长，于是就把我父亲也调到中央银行了。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肃反了，把我父亲当成特务来审查，对此我父亲非常受不了。
高晓松：您父亲也是个暴脾气。
赵利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在山东平邑的一个小地方接受改造，他在那里遭了多大的罪，我们谁也不知道，但他回来之后给我们讲了一些有意思的小事。因为他是去接受劳改，所以每天都得干活，让他去给几个造反派的头头家里挑水和送水，那时候我父亲已经60多岁了，但他的身体比较好，能挑得动水。结果有一天，他给一个造反派家送水，那个造反派是个女的，嫌弃我父亲没有先给她送水，张嘴就骂我父亲，我父亲当即撂下水桶，上去就给了那个女造反派两个大耳光。由此可见我父亲的胆子有多大，他当时是右派分子，是黑五类，他居然敢打造反派，简直是不要命了。幸亏当时有几十个来自中央的大员，跟山东那边打了招呼，说我父亲这个人很复杂，知道很多上头的黑帮和走资派的机密，你们地方上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不能让他出事。总而言之，我父亲打了遭反派这件事，没闹出什么大麻烦。但我们猜想我父亲在山东肯定遭了不少罪，也受了不少屈辱，只是他从来不肯说而已。
高晓松：屈辱肯定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哪有人没受过屈辱呢。您父亲能活下来已经很厉害了，当年清华大学里有多少人自杀和被打死，连吴晗都自杀了。不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您父亲六年没回家，就是您母亲一个人拉扯你们六个孩子吗？
赵利国：我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别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她也没过过什么安心的日子，我父亲做的是地下工作，我母亲每天都提心吊胆，因为谁也说不准哪天我父亲的身份就暴露了，就被抓起来了。我父亲调到中央银行后，我母亲也跟着一起调过来了。后来我父亲被送到山东小县城里劳改，按理说我母亲也得跟着去，我们家的六个孩子肯定也都得跟去，那样的话，我们全家就都成了山东小县城的人了。最后我母亲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这些孩子的未来，选择了退职，这样她就不用跟着我父亲去山东了。但退职之后，我母亲也就没有收入了，只剩下我父亲的32块生活费，那已经不是工资了，因为我父亲已经被打倒了。
高晓松：你们家还有32块钱的生活费，那真是不错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家连生活费都没有，所有的工资全部被冻结了，连粮票都没有，真不知道我们家是怎么熬过来的。
赵利国：我小时候，我们家的日子真的挺惨的，为了养活六个孩子，我母亲帮人看过孩子，织过毛衣，我母亲织毛衣的技术非常好，反正就靠着做些粗活，我母亲能勉强维持家计。我母亲当时是贫病交加，因为她退职了，没有公费医疗了，有病了也没钱去看病，连药都吃不起。最后好不容易熬到我父亲快要平反了，其实是还没等我父亲平反呢，我母亲就彻底病倒了，半身不遂。1977年，我母亲瘫痪了，我和我小哥哥一起照顾了她31年，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我母亲去世了。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给她写了一副挽联——困境持家含辛茹苦，亦父亦母；乱世为人忍辱负重，不折不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