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这副挽联不光可以送给您的母亲，也可以送给所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伟大女性。
赵利国：是的，在那个年代，深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辛苦操持着家计，带着孩子顽强过日子的伟大母亲有很多，这些女性都非常了不起。
高晓松：知识分子和高官们忍受不了屈辱，一气之下可以自杀，但这些母亲不能，她们必须活下去，因为她们要抚养孩子。那么多黑五类的孩子，包括习近平，当年习仲勋也被打倒了，他们都一样去农村插队，你也去插队了吧？
赵利国：我在北大荒待了九年。
高晓松：受了这么多的苦和屈辱，您母亲心里怨恨过党和国家吗？
赵利国：我母亲心里肯定是有委屈的，觉得很窝囊，但我母亲不恨党和国家，她是读过书的女性，我母亲是高中毕业，她只是痛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四人帮”，“四人帮”被打倒的时候，我母亲很高兴。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母亲是看得很明白的，但越是明白人，就活得越艰难，越是读过书的人，就越要忍受屈辱。
高晓松：那您的父亲呢？他为党和国家出生入死了大半生，到最后受了这么多的屈辱和迫害，他心里恨过吗？
赵利国：我父亲没有说过这些，但我们全家人一致认为，如果全国有一个被错划的右派，那肯定就是我父亲。我就不提我父亲当年是如何出生入死地革命了，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父亲有多高兴，他是那么热爱共产党，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划成极右分子，按理说，我父亲应该是一个思想非常左的共产党员。
高晓松：您父亲是一位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他一天都没有加入过国民党，结果反被迫害了这么多年，这跟清华的那些大教授不一样，黄万里那些人被划成右派，但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也确实发表了一些不满的言论。
赵利国：我父亲有点五音不全，他这辈子会唱的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首，其中有一首是《国际歌》，歌词原本应该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高晓松：后边的歌词后来改成了“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赵利国：但我父亲永远唱成“罪人”，我总提醒他唱错了，但他也不改，我还跟他开玩笑说，那你就这么唱吧，反正你就是个罪人，我父亲就笑呵呵地继续唱“罪人”。除了《国际歌》，他还爱用秦腔的腔调哼毛主席的诗词，不可沽名学霸王，别梦依稀咒逝川。
高晓松：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赵利国：对，他最爱唱的就是这句。我父亲是真心地热爱新中国，热爱这个新社会。为什么我父亲的右派帽子拖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摘掉？因为他自己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自己不承认，人家就没法给你摘帽子，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首先得承认错误，然后才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我父亲就是不承认。
赵利国：我感觉后来这些事对我父亲的打击，比他自己被划成右派还要严重，比起自己，他内心更关心、更牵挂的还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的命运。
4.十年浩劫
赵利国：我父亲心里肯定是有怨气的，而且是早在审干的时候就已经有怨气了，否则他也不会被划成右派。刚开始肃反审干的时候，对曾经做过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极为严格，我父亲非常不高兴，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火。到了1957年，他的火就全都发出来了。他跑到总行的干校去，公开抗议说，这个干校简直是把同志当特务对待，共产党把中国变成了人间天堂，干校则把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高晓松：您父亲的这番言论，是我党最受不了的。但是是毛主席让民主人士言论自由的，非让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一开始大家都不敢说，清华里的人也是，一开始谁也不敢发表意见。后来不断逼迫你说，让你大鸣大放，最后就有人说了，结果一说完就立刻被抓走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赵利国：我父亲那时候已经50多岁了，按照上面的精神，高级知识分子和年纪大的人都可以不用去接受劳改，人家问我父亲，您要不要去啊？我父亲索性说，我都被整到这个地步了，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我就去接受劳改吧，于是他就去了北大荒。
高晓松：还好是去了北大荒，不是被送到西边最惨的夹边沟，如果去了夹边沟，那就是九死一生了。我也认识很多右派，因为清华大院里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很多人20岁左右就被打成了右派，关了20多年，等到获得自由的时候，一生都已经被耽误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真的是惨无人道。咱们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您父亲后来是在什么地方，再次碰到了您的岳父？
赵利国：后来他们都到了北京，从陕西来的人很自然地就都聚到了一起。
高晓松：那时候您父亲都被打成右派了，您岳父怎么还敢跟他来往呢？
赵利国：还是有很多人敢跟我父亲来往的，除了我岳父，还有王炳南，张宗逊也经常（跟我父亲）来往。我父亲每年能回来一次，都会拜访一下大家。但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我父亲被划为右派之后，很多人都不敢跟他来往了，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造谣诬陷的。
高晓松：刘少奇当年是白区工作的总负责人，我小时候看过一本小人书，批判刘少奇是叛徒工贼，有一个人回忆说，人家去找刘少奇接头，把一件皮大衣忘在刘少奇家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刘少奇都没有把皮大衣还给人家。我小时候看这本小人书，就觉得很奇怪，这种事大家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我长大一些就明白了，这一定就是刘少奇被打倒的时候，让大家一起来揭发他，有一个哥们儿实在想不出揭发理由，就硬编了这么一个段子。
赵利国：是的，刘少奇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段子。一个党的红卫兵曾经给刘少奇打了一个皮带圈和一个机械拔子，后来刘少奇被批斗的时候，刘涛就去找王光美，让她把刘少奇贪污的机械拔子和皮带圈交出来。
高晓松：当时清华的红卫兵是把王光美骗出来的，直接押到清华进行了批斗。那时候的批斗真的是太残酷了，我们家被打倒之后，我们家的房子里住进了六家人，里面居然有我的表姨，她也跟着造反派一起抢我们家的房子，抢我们家的东西。
赵利国：我家的房子当时住进来三家人。
高晓松：那时候大家都太惨了。不过您岳父这个人真不错，他完全不害怕受您父亲的牵连，您岳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遇如何？
赵利国：我岳父那时候是跟着贺龙的，肯定是比较惨的。
高晓松：是的，贺龙最后都被活活饿死了，贺龙死了之后，大家发现他把自己身上穿的军大衣里的棉絮都吃了。
赵利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岳父一直在体院里接受劳改，搬砖和泥。前一阵子，有人试图给“文化大革命”翻案，歌颂“文化大革命”。
高晓松：那些人的想法简直是荒谬，“文化大革命”是我党的浩劫，而且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浩劫。
赵利国：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思考，“文化大革命”虽然有百害，但它其实还是带来了一点利的，如果没有这场浩劫，我们的共产党会不会反思，反思“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种种错误，如果没有这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些右派的案子就永远无法翻案了。
高晓松：“文化大革命”是必然会发生的，既然前面已经有了三反五反，有了右派，那就一定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历史的必然。
赵利国：所以我就想，如果不是这场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掌握的浩劫，人们应该是不会去反思，过去是不是整错了人。
高晓松：在1958年整您父亲的那些人，很多到了1966年也被打倒了。
赵利国：等到他们自己被打倒了，才会进行反思。我父亲之前有一个挺好的朋友，我父亲被划成右派之后，到他们家去做客，那位朋友严厉地批评我父亲，让我父亲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党思想，让我父亲这个右派分子好好检讨自己的错误。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父亲从山东回来，想再去拜访那位朋友的时候，才发现对方已经自杀了。我父亲充满感慨地说，当年这个人让我检讨，我一直觉得我没有错误，他才应该去检讨呢，结果对方居然检讨到自杀了。
高晓松：也就是说，您父亲和您岳父再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被打倒了，同是天涯沦落人。您和您的爱人从小就认识吗？您有没有从小就觉得这个小姑娘挺好的。
赵利国：那倒也没有，我还没那么有先见之明。我父亲也挺奇怪的，他做了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都没惹出过什么大麻烦。但他后来在山东改造的时候，县城里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组织，他居然第一个报名去参加了。
高晓松：他身为一个极右的大右派，居然去报名参加造反派？
赵利国：对啊，他去报名了，这件事他清清楚楚地写在了日记里。我父亲在劳改期间天天都写日记，他在日记里后来反省了，觉得这件事自己做得有点冒失了，他头一天去报了名，第二天人家就来把他专政了。
高晓松：对啊，他本来就是专政的对象嘛。
赵利国：那时候的口号叫得非常响亮，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结果他这样一个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跑来参加造反派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高晓松：当时不光不许右派翻天，连稍微没那么左的人都不行，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记忆，就是反右倾翻案风。那时候我应该是六岁，有一天我上街，看见在举行反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游行，今天听起来很可笑，但当时的社会就是那么紧张。总而言之，您父亲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居然去参加造反派，而且那时候都已经60多岁了。所以您父亲真的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他能活下来，性格是第一重要的原因。他这一生见过的生死太多了，天津解放时的城防司令陈长捷，“文化大革命”时就是站在院子里自刎而死的，一直到咽气了，他的身体都没有倒下，一个人若不是活到郁闷至极的地步，绝对不会选择那么惨烈的死法。陈长捷是傅作义的亲信，估计傅作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很郁闷。但您父亲的性格真的是很乐观且坚毅的。
赵利国：他要是没有这两下子，也熬不过这20年。我父亲真的是天性乐观，我大姨夫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他陪我岳父去我们家做客，吃完饭聊完天之后，我父亲马上开始安排大家，你睡这儿，他睡那儿，大家都赶紧睡觉，赶紧睡觉。在我父亲的世界里，睡觉是第一要务，他对吃穿反而没那么多讲究。
高晓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您父亲曾是一个月赚到300块大洋的人，后来沦落到那么困难的境地，他也没觉得不适应。
赵利国：他去北大荒的那几年，正赶上最困难的时期，很多正常人都没东西吃，像我父亲这样的极右派，每天的口粮就只有一斤黄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高晓松：每天吃一斤黄豆，那得放多少屁啊？
赵利国：能有的吃就不错了，但一天只吃一斤黄豆，吃了几天，就谁也吃不下去了，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坚持吃，他不仅能把自己的黄豆吃光，别人吃不掉的他也能帮忙吃了，一直到今天，他还是很爱吃黄豆，他也不嫌腻。
高晓松：我的天，您父亲真是太厉害了。其实我母亲的性格也挺乐观的，但她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后，让她吃糠，她就抵死不肯吃。人家就上纲上线，说我妈是资产阶级大小姐。但我妈就是不肯吃，人家逼她，她就说，她在回忆旧社会那些连糠都吃不起的穷苦人，现在我们有糠吃太奢侈了，所以她坚决不肯吃。
赵利国：那时候好多人都受不了那个罪，夹边沟那里死了那么多的人，最后我父亲可以从北大荒回来了，结果在火车上，还有一个同事死了。
高晓松：那时候的人真是命如草芥，说死就死了。
赵利国：那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年代。
高晓松：后来得到平反之后，您父亲的工资补发了吗？职位恢复了吗？
赵利国：一分钱也没补发，但我父亲也没有觉得不公平，他还觉得自己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呢，还积极地准备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呢。上头也真的给我父亲分配工作了。
高晓松：分配了什么工作呀？
赵利国：分配他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去当顾问，其实就是一个闲职，但我父亲特别重视，非常认真地去上班了。后来我父亲还参加了游泳比赛，我们全家人都去了北京体育馆看他比赛，他的对手是铁道部的刘建章，对手早就游完全程了，我父亲还在水池子里漂着呢，大家让他不要游了，他不干，坚持游完了全程。
高晓松：您父亲真是太有意思了，真是想不到，他这样的性格居然能做地下工作，一般情况下，大家想象中的地下工作者都是性格比较内敛的，不苟言笑的，而您父亲十分开朗，特别喜欢跟人聊天。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也给他写了一副挽联，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赵利国：可以，我写的这副挽联，我觉得是我父亲这一生的真实写照，也能充分表达出我们家里人的心情——旧社会跟共产党走，闹暴动两入牢狱，险些掉了脑袋；新中国听毛主席话，搞明白被划右派，永世不得翻身。但后来我父亲的葬礼是机关来给操持的，办了很正式的告别式，这副挽联很不合时宜，我们没敢挂出来。平反之后，我父亲的党籍也恢复了，又重新有了工作，有了工资，后来级别又升了点，升到了11级。但很快他的工资就没有我高了，又贫困了。
高晓松：我们家是六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五几年，每个月赚360元，而且是我父母各赚360元。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依然还是六级干部，但是每个月的工资并没有涨多少，一个月只有600多。当时我大哥每个月已经赚到一两万块了。
赵利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母亲被迫退职，丢了干部的身份，我们家的孩子都是黑五类。我记得当时是夏天，我母亲把我和我五哥叫到身边，给我们俩准备好了棉袄和棉裤，她说，红卫兵说不定哪天就来抄家，很可能就把她打死了，如果她死了，我们俩就带着棉袄棉裤逃跑，省着冬天挨冻。后来到我们家来抄家的是一群大学生，大学生相对还是比较文明的，他们在我家检查了一下“四旧”的东西，东西被拿走了，但是我们家的人没有挨打。
高晓松：大学生拿东西，中学生才打人呢。我们家是没等人家来抄家，自己先在家里练习，把两个椅子摞起来，自己上去撅着，就害怕到时候红卫兵来了，我们的体力不够人家折腾，现在的年轻人都无法想象我们当时的心情。
赵利国：你是北京四中毕业的，我哥哥赵石林也是在北京四中念的初中，高中他原本也可以上四中的，但因为家里离八中近，他就自己选择了八中。但不管是在四中还是在八中，他都是成绩拔尖的好学生。我四哥是1965年参加的高考，那一年的考生是最惨的，成绩最拔尖的我四哥，最后只被分到了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那是一所成立没几年的学校，全校就两座楼，我哥哥是当年的八中的高考状元，就是因为出身不好，就上不到好学校。后来我四哥去延安插队，当时在雪地上发现了反动标语，人家一口咬定就是我四哥写的，把他关进窑洞里拷问了几个月，最后放出来的时候，我四哥已经连路都不能自己走了。我在东北兵团待了九年，我在那里当装卸工，正好赶上1971年林彪逃跑，别人都没事，唯独不肯放过我，硬说我属于配合林彪变相劳改，差点给我安了一个反革命的头衔。
高晓松：那时候受连累的人太多了。
赵利国：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没受牵连的。
高晓松：别说您了，大帅的孩子也没好到哪儿去。习近平当时也是黑五类，也一样被发配下乡劳动。甚至还有些人的子女沦落到街边要饭。吴晗死的时候，头发和胡子都被揪光了，满头都是血。邓小平的儿子也是那个时候残废的，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都死了，还有彭德怀和陈毅这些老帅。跟这些人相比，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所以无论如何，那段历史都是不能翻案的，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残酷的浩劫，任何怀念那段历史的人，都是反人类的。您是回城之后跟您爱人谈恋爱的吗？
赵利国：没有，我回城之后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我母亲，一边复习参加高考，考上了北大。然后在家里人的撮合之下和我爱人走到了一起。谈不上是包办婚姻，我和我爱人确实是彼此看对了眼。我老丈人不太爱说话，他在家里很少谈工作上的事情，所以我很少听他谈论大事。
高晓松：您父亲最后去世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感慨？
赵利国：没有讲过。
高晓松：他将一切都憋在自己的心里，带走了。
赵利国：他临终前最后交代我们的一件事，是把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他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系统捐献遗体的第一人。
高晓松：捐了遗体，这是彻底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以上就是赵大哥的父亲赵和民同志的一生，可歌可泣。
5.性格决定命运
高晓松：我本人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比赵大哥要小十几岁，您是近距离观察过那个满是灾难、浩劫和黑暗的时代。有的人很坚强，即便在夹边沟那种残酷的地方，都熬了下来，而有的人其实只是被骂了几句，就无法承受屈辱，上吊自杀了，比如秦怡就熬过来了，上官云珠就跳楼自杀了。性格还是很重要的，赵大哥您认为什么样性格的人，能够熬过那残酷又黑暗的十年？
赵利国：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我父亲过去一直在做革命工作，为这个国家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却受到这么大的屈辱，他怎么能够想得开呢？其实我父亲心里也是有想不开的时候的，但他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表露出他内心的悲观，更从来没有愁眉苦脸和唉声叹气过。相反，我们看到的永远是我父亲乐观和开朗的那一面。
高晓松：可见性格决定命运。
赵利国：我父亲确实是一个天生性格开朗的人，他一直都很坚持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他，他始终我行我素，用老北京话说，他身上有一股“横不吝”的劲头。我父亲一直都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找谁就找谁，他不顾忌自己的身份，更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会英语了，还在日本留过学，后来又自学了俄文，他只要上街遇到外国人，一定要上前去跟对方攀谈，非常喜欢聊天。
高晓松：这个行为真是太勇敢了，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残酷的时代，可能不了解，在大街上跟外国人说两句话有什么关系，顶多就是语法和发音不对呗。在当时那个年代，你只要在街上跟外国人说两句话，马上就会被抓起来，因为别人会说你是特务。那时候我们整天接受的就是这样极端的教育，当时我在街上要是看见外国人，都会偷偷跟踪他们，因为我们觉得外国人都是间谍，都是坏人，但我每次跟踪到东直门附近都会跟丢。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自己在沙发上跳着玩的时候喊了一句“架着马车给苏联送情报”，我们家里人差点没把我打死，因为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听到这句话，我们家立刻就会被扣上特务和通敌的帽子，我们家因为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本来就被人诟病成特务。所以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像赵和民同志这样被划成极右派的人，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敢在街上跟外国人说话。
赵利国：我父亲不仅敢在大街上跟外国人聊天，还经常把外国友人带回家里。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也是惨极了，只能用粗茶淡饭招待外国友人，不过外国人都还挺有兴趣的，我父亲也非常享受跟人神聊的快乐。
高晓松：您父亲真是天生一副“横不吝”的性格。
赵利国：真的是“横不吝”，我们都觉得，我父亲能熬过那些年，多亏了他的这个性格。除了精神方面的原因之外，我父亲这个人一辈子，对生活的要求都是低得不能再低了，衣可遮体即可，食能果腹足矣，他不讲究吃穿，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得让他把觉睡好了，如果他睡不好觉，那整个情绪就垮了。
高晓松：这听起来就是小孩子的脾气嘛，小孩子才会有起床气。
赵利国：当年国民党把我父亲抓起来，要判他死刑的时候，我家里人来看他，问他死后想要什么样的棺材，我父亲回答，你们先别说这些，你们先走，让我睡一觉。睡醒了之后，我父亲才给南汉宸写信求救。
高晓松：真是天生的乐观性格。
赵利国：所以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父亲的精神不但没垮，身体还特别棒。
高晓松：您父亲一直活到了1991年。
赵利国：是的，他常年坚持锻炼，跑步、打拳、游泳，都是他最喜欢的。我父亲80多岁的时候还参加了国家机关组织的游泳比赛，得了第三名。所以我们常常说我父亲，您给我们家里闯了这么大的祸，全家人里头反而就是您最高兴，每天都乐呵呵的。
高晓松：您父亲的性格真是太令人羡慕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您岳父钟师统老先生的事吧。您父亲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走完一生，和您父亲同乡的钟师统，早年二人同在家乡参加革命，一起经历了渭华起义，后来又结为亲家，钟师统成了您的岳父。钟师统1927年入党，1937年参加红二方面军，在贺龙元帅直接领导下，从事军队干部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命任中央体育学院院长，是新中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并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和中国奥委会主席，1984年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获得过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颁发的奥林匹克银质勋章。钟师统还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
赵利国：我岳父一直是在贺龙手下工作的。
高晓松：您岳父是在红区做革命工作的，所以后来的境遇要比您父亲好得多。
赵利国：对，我岳父是红二方面军的。
高晓松：红二方面军其实也不是待遇最好的，但是要比白区的工作者待遇好得多。
赵利国：总之我岳父一直在贺龙手底下工作，一直到1953年。
高晓松：那时候贺龙担任了体委主任。
赵利国：是的，过去我岳父是西北军大的，贺龙是校长，我岳父是副校长，算是搞教育出身的，也比较有文化。所以贺龙就直接点将，把我岳父调到北京，做体院的院长。
高晓松：最后大军解放四川的时候，北线是由贺龙指挥，南线是刘邓大军，所以您岳父就留在了西南局，之后直接被贺龙调回来做体育学院的院长。其实等于是您岳父创建了体育学院，您岳父是首任院长，也是创始院长。中央体育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体育大学。您岳父还是第一任中国奥委会主席。
赵利国：1984年他还出席了洛杉矶的奥运会，他还是中国举重协会的会长。
高晓松：那绝对是高干级别了。
赵利国：对，他是七级了。
高晓松：七级，那已经是很高很高的级别了。我外公和外婆当时在清华，都是六级，因为他们是清华的副校长，后来又创建了北航，是知识分子能做到的最高级别了。而七级干部就是很高级的高级干部了，等于是副部级。然后您岳父和您父亲的再次相聚，是在陕西吗？
赵利国：他们后来就是在北京重聚的，陕西人来往北京的还是很多的。
高晓松：后来您去插队了，您太太也去了？
赵利国：她是上干校去了。
高晓松：哦，您在乡下九年，在北大荒种地，怎么能一回到北京就考上北大了呢？那时候多少人参加高考？十届都集中到一次考去了，您也太厉害了，您考北大的时候多大年纪？
赵利国：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当时是26岁。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都回答是为生活所迫。确实是为生活所迫，1978年我从乡下插队回来，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要在家啃老，同时期回来的人太多了，很难分配到一个让你满意的工作，所以考大学就是势在必行的事了，只要考上大学，就能有满意的工作了。
高晓松：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但您怎么能一考就考到北大去了呢？
赵利国：下点功夫吧，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半身不遂了，我每天在家照顾我母亲，推着她出去看病，顺便复习功课。
高晓松：78级和79级的高考是最难考的。
赵利国：反正就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呗。
高晓松：因为78级和79级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人才辈出，因为是被耽误了十年的考生同时参加考试。再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个班的学生能相差十多岁。艺谋和凯歌他们分别是28岁、26岁上的大学，但跟他们同届的顾长卫才21岁，同班同学的年龄相差了七岁。
赵利国：我比我们班最小的同学大11岁，但我还不是岁数最大的，还有一位老大姐比我还大两岁。
高晓松：你们班最小的同学就是海子吧？
赵利国：对，就是海子，他当时才15岁。
高晓松：给我们讲讲海子吧，可能对你们来说，他就是一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海子就是我们的灯塔。
赵利国：我对海子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年龄特别小，我们都问他，你为什么要考法律系啊？他跟我们说，那不是他自己报的，是老师给他报的。
高晓松：海子的老家是安徽农村的。
赵利国：安徽怀宁的，他们那座县城里出了三个名人，一个是陈独秀，再一个是邓稼先，第三个就是海子，那里现在还有海子文化园。
高晓松：海子和陈独秀有一个共同点，这两个人的骨头都特别硬，是硬骨头。
赵利国：海子家里也很贫困，那时候我在我们班上还算比较富裕的，因为我有助学金。
高晓松：在你们那个时候上大学，一个月有多少钱的生活费算是富裕？
赵利国：有30多块钱的生活费就算富裕了。
高晓松：你有30块吗？
赵利国：我有30多块呢，助学金一个月就有30多块。
高晓松：那海子一个月有多少钱的生活费啊？
赵利国：海子应该没有我这么多，而且我每个月都可以回家。
高晓松：对，您家就在北京。
赵利国：我每个月能回四次家，家里有吃有喝还能洗澡，我上大学的时候，吃饭是能吃得起猪蹄的——三毛多钱一个呢。
高晓松：那您真是太富裕了，海子那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赵利国：他过得应该是比较拮据的，我记得他经常跟我借钱，有一段时间，他每个月都向我借十块钱。
高晓松：那已经是你三分之一的生活费了。
赵利国：反正我也不缺钱，而且他到了下个月的同样的时间肯定会还我，即使还完了第二天又要向我借。但说句心里话，我对他并不是很了解，他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是我们班上最小的小老弟，我们跟他没有很深的交流，顶多见面的时候拍拍他的头，跟他开开玩笑。他那时候写的诗你们看过吗？
赵利国：等到快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们班上的同学每人一本诗集，那是他自己刻的书。油印的，在蜡纸上用铁笔写的。我们班上有几个书法比较好的同学，还帮他写了书名，叫《小站》，我至今还珍藏着这本海子赠送的《小站》。
高晓松：这真是太珍贵了，我请求您一定要把这本《小站》拿来，让我们放在杂书馆里摆一摆，让海子的诗迷们前来朝圣，因为那可是海子当年亲手油印的，只送给同班同学的毕业诗集。
赵利国：海子印出来这本诗集，他自己也挺高兴的。那个年代我们都很附庸风雅，班上的同学有玩刻章的，也有治印的，我也会治印。海子还到我们宿舍里来问，有没有人能帮他治个印，我赶紧举手毛遂自荐，当时有好几个人都愿意给海子治印，最后他选了一个书法最漂亮的。
高晓松：您也给海子刻了印？
赵利国：没有，海子的印不是我刻的，是我上铺的同学刻的，是一个“赠”字，海子在每一本《小站》的封面上都印了一个“赠”字。
高晓松：海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叫海子的？
赵利国：我们上学的时候，他还不叫海子。他本名叫査海生，姓查，我们都管他叫小查。当时我们宿舍里除了复员大兵，就是我这个老知青，还有两个应届生，年纪也都比海子大，我们在一起聊天的范围可广了，有时候我们聊得正起劲，海子进来了，在一旁想要听，我们都轰他，让他滚滚滚，小屁孩儿别来掺和我们的聊天。
高晓松：哈哈，海子只好悻悻地离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劈柴喂马，环游世界去了。
赵利国：海子还是有点故事的，1982年海子被分配到石家庄，在河北省检察院实习，天天都去监狱里听犯人申诉，我不记得是新华区还是桥西区了，有一次我去找他玩，正遇上海子给一对闹离婚的年轻夫妻调解，结果没调解一会儿，小夫妻就把海子轰出来了，因为人家觉得海子年龄太小了，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儿，不信任他。海子1979年上大学的时候才15岁，1982年实习时也才18岁。
高晓松：身为调解员，18岁的年龄实在是太小了。海子上大学的时候谈过恋爱吗？
赵利国：在北大期间，我没听说他谈过恋爱。
高晓松：那时候谈恋爱的人也不多吧？
赵利国：不多。
高晓松：您在上大学的时候谈过恋爱吗？
赵利国：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我太太了。
高晓松：也就是钟师统的女儿。
赵利国：对。
高晓松：您和您太太是怎么认识的呢？
赵利国：我们两家本来就都认识。
高晓松：对，您父亲当年第一次起义的时候，被国军围剿，最后躲到了您岳父家里。几十年后，两位老革命的儿女就结婚了。那您在插队的时候谈过恋爱吗？
赵利国：没有，那时候大家根本都不打算留在乡下，都觉得如果在那里谈恋爱和结婚了，以后就回不去城里了。
高晓松：不跟乡下的姑娘谈，但男女知青之间可以谈啊。
赵利国：知青之间也很危险，每个人都一门心思想回城，谁都没有谈情说爱心情。
高晓松：那是因为感情还不够炽烈吧？爱情这东西如果来了，人们是会奋不顾身的，只想着先爱了再说。
赵利国：那时候我们对这方面的事还是很朦胧的，不会轻易跟人谈情说爱。我在兵团待了九年，没有一个我认识的知青在当时结婚生孩子的，也没有人留在那里。
高晓松：可能是因为陈凯歌和阿城他们插队的地方是云南，那里山清水秀，适合谈情说爱，而您是在北大荒插队，天寒地冻的，没有适合爱情萌芽的土壤。
赵利国：嗯，北大荒那边这种风花雪月的事情确实比较少，兵团管得也比较严。
高晓松：所以你们比较倒霉，人家去云南插队的知青过得比较浪漫。阿城写的《棋王》和《孩子王》，我觉得都挺美好的。云南吃的东西也多，树上有很多果子，北大荒什么都没有，知青们除了干活和挣工分之外，就没其他地方可去了。
赵利国：是的，到了北大荒后没几年，所有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才能回城，这已经成了我们当时的中心任务了，根本没心情想其他的了。
高晓松：海子后来出名了，这件事你们是怎么感觉到的？
赵利国：慢慢地社会上就开始有了关于海子的消息，说这个人的诗歌写得很厉害。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中文系的那帮人写诗很厉害，海子就说要去跟中文系的人切磋切磋。
高晓松：碴诗吗？我们当年都流行碴琴，海子是碴诗。
赵利国：我们都鼓励海子，让他去找中文系的人切磋，我们对海子说，你写的诗大家都看不懂，这就说明你写的诗高深，赶紧去让中文系的人也见识见识。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们都不知道海子写的诗是什么意思，我们真的看不懂。
高晓松：海子去中文系找人碴诗，不会遇到刘震云了吧？
赵利国：没准儿。
高晓松：刘震云是78级的，比你们大一级，但是刘震云的夫人是你们班上的对吧？
赵利国：不是我们班上的，我们是二班，刘震云的夫人在三班。
高晓松：她是你们系的系花吗？
赵利国：不仅是系花，在我们这一级里，她都能排进前三名。
高晓松：那当时惦记她的人肯定挺多的，最后她怎么就看上刘震云了呢？
赵利国：她和刘震云是河南老乡。
高晓松：我听说刘震云用四个梨就把他夫人骗到手了？
赵利国：这个我没听说过。
高晓松：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说当年的刘震云特别简朴，他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从来舍不得吃肉。终于有一天，他攒钱买了四个梨，但这四个梨的质量其实也不好，上面都有虫子眼儿了，最后刘震云的夫人郭建梅女士收到了这四个梨，吃起来觉得特别感动，觉得这么简朴的人居然能给自己买四个梨。
赵利国：哈哈哈，太夸张了，还带虫子眼儿。
高晓松：省吃俭用买了四个梨，这对刘震云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刘震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当年他接到自己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通知时，正在菜市场里买菜，本来他那天是想买茄子的，因为茄子比西红柿便宜，突然接到电话，说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还有一笔不错的奖金，刘震云立即放弃了买茄子，买了西红柿。他们家当天本来是要吃茄子面的，因为得知自己即将拿到一大笔奖金，才破天荒地吃了一顿西红柿鸡蛋面。各位读者朋友对刘震云应该都很熟悉，但是大家对刘震云的夫人郭女士一定不太熟悉，其实我觉得郭女士为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不比刘震云小。
赵利国：没错，她做的事情非常独特，也非常辛苦。
高晓松：郭建梅女士是公益律师，专门帮助穷人打官司，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幸亏刘震云拿到了茅盾文学奖，平时还能有点书籍的版税。
赵利国：她这一路走来，遇到了不少挫折。
高晓松：那当然了，我感觉做公益律师有点像调查记者，他们看到的都是社会最黑暗的那一面，非常残酷。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网友们围攻那些公益律师，说他们不爱国，说他们是汉奸，很多网友只是“键盘侠”而已，只会在网上批斗别人。殊不知很多像郭女士这样的人，他们都是放弃了高薪，无偿地去为穷人们打官司和维权，去帮助穷人争取到应得的权利。
赵利国：郭建梅如果去当一般律师的话，现在早就发达了。
高晓松：是啊，她为了这个国家的正义和自由而奋斗，在网上却被一群“键盘侠”辱骂，我感觉非常气愤，也非常非常敬佩像她这样的人。
赵利国：还是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理解她、支持她的，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人明白她的付出和不容易。
6.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海子
高晓松：海子去世的时候，你们班上的同学都是什么反应？
赵利国：海子去世的时候，我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得到消息后，我立即就去政法大学帮忙处理相关的事宜了，因为在北大的时候，我算是班上的老大哥，还当过班长。海子去世前留下了两封遗书，一封是他临死前留下的，不知道交给谁了；另一封是从他遗体的兜里掏出来的。这两封遗书当时我都看到了。
高晓松：两封遗书您都看了？
赵利国：嗯，我看的都是原件。后来书上把这两封遗书也都披露出来了，我个人觉得，海子还是精神上出了一点问题。很快他的父母也都来了，我还张罗着让大家都给海子的父母捐点钱。
高晓松：因为海子家里太穷了。
赵利国：太穷了，真是太穷了。海子的父母来到学校后，学校只管饭，其他的一概不管，我感觉学校对他家人的态度不是很好。
高晓松：这件事要是放在现在，海子的父母绝对要起诉学校，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送到学校里来了，在你们学校里当教师的时候自杀了，学校理所当然要负责任，可学校只管饭，别的都不管，后来学校有对海子的家人做赔偿吗？
赵利国：我没听说。
高晓松：学校居然没有善后，那么善后的钱都是由谁出的呢？
赵利国：海子的后事是怎么办的我不太清楚，我当时只是对我们班上的同学说，大家都尽自己所能地捐点钱吧。那时候我们的工资都低，普遍都是一个月一百多块钱，我觉得像我这样从国外回来的同学，每个人怎么也得捐一两百块钱吧，其他人随意，最后我们全班一共凑了三千多块钱。
高晓松：三千多块钱，那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
赵利国：这些钱都给海子他们家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些小小的争论，有些人说海子愤世嫉俗，对这个社会不满，还扯出了很多政治因素，我觉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高晓松：绝对是无稽之谈，海子哪里有什么政治因素？他的诗里从来都没有政治。
赵利国：在海子的两封遗书里，包括他的所有作品和跟人聊天的内容中，都从来没牵扯过政治。
高晓松：他的诗歌里只有远方，只有一无所有，他只是一个诗人，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后来您去帮忙处理海子的后事的时候，听没听说过他有女朋友？
赵利国：没听说，他的性格也不适合交女朋友，我从毕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高晓松：你们再见面就已经是处理他的后事了。
赵利国：我们班有两个同学去了山海关，到现场去收殓了。
高晓松：是你们班上的同学去负责收殓的？
赵利国：嗯，去了两个。
高晓松：我知道那现场很惨，我不想问那些细节了。因为我们心中对这位伟大的诗人只有敬仰。
赵利国：海子是他们家的老大，他家里贫困极了，儿子出了这样的事情，他的父母悲痛欲绝。
高晓松：他的父母肯定会发疯的，在怀宁农村那么贫苦的地方，父母培养出一个北大的法律系学生，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赵利国：海子上大学的时候才15岁，我记得他高考分数相当高，数学好像考了99分。
高晓松：海子的高考数学成绩差一分就满分了！
赵利国：应该是99分。我还问过他，你这么爱写诗，怎么不报考北大中文系？海子告诉我，因为他的语文没达到中文系的标准。
高晓松：这件事太逗了，海子的数学考了99分，语文居然没达到北大中文系的标准。
赵利国：是的，海子特别羡慕我，因为我的语文分数挺好的。海子说，如果他能考到我这个语文成绩，肯定要去中文系。当时北大中文系有一个硬性指标，其他科目的分数无所谓，但语文成绩一定要在80分以上。我语文考了80多分，海子肯定没考到8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