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和黎莉莉及罗先生一家，有着很深的渊源。黎莉莉的女儿——罗阿姨是我在电影方面的启蒙老师，罗阿姨是儿童电影制片厂的老导演，她的两个女儿，也就是黎莉莉的两个外孙女长得也都非常漂亮，小女儿还跟我是高中同学，而且我们俩还有过一点小暧昧，当然没有真正地谈过恋爱，只是我们俩的感情非常好，当时我组建诗社，她是诗社里的骨干成员。她现在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医学博士，她的姐姐也是一位著名的影星，长得漂亮极了，叫作潘婕。
潘婕的个性也跟她的外婆黎莉莉一样，开朗又阳光。记得1994年的时候，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电影剧组里作曲，那部电影是黄磊主演的，潘婕刚好就在隔壁的剧组拍一部电视剧，而且还是一部抗日神剧。潘婕特别活泼，没事就到我们的电影剧组里串门。我们的电影导演叫傅东育。潘婕当时身为一名电视剧演员，对电影的大银幕自然是充满了向往的，所以她每次一收工就跑到我们这儿来问，你们导演在哪儿呢？我们告诉她，这是我们傅导演，潘婕也不理人家，还问，我问你们导演在哪儿，不是问副导演。于是这么一来二去好几次，她才终于明白，我们的正导演姓傅。她也不难为情，一本正经地跟傅导演说，导演，我要跟你控诉，我拍的那部电视剧太烂了！他们让我演一个女特务，我都干了什么呢？我先跟国民党的干部睡觉，后来又跟共产党的干部睡觉，甚至还跟日本鬼子睡觉，最后居然被打死了。这个编剧太无耻了，我好歹也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女特务，好歹也让我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再死吧？太不像话了，我不演了，我要来你们剧组里演电影！总之，潘婕是这种直爽又乐天的性格，跟她的外婆一脉相承。
黎莉莉在黄金时代的上海滩当然是很有名的，但她的父亲其实比她还有名。黎莉莉的父亲叫钱壮飞，是中共特工三杰之首，比李克农和潘汉年的地位都要高，堪称我党最高的大特工，而且还打入了中统内部，是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最不可思议的是，钱壮飞在当特工之前，居然曾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过导演。黎莉莉原本也不姓黎，而是姓钱，她的哥哥叫钱江，也是著名的导演，大家如今看到的八部样板戏里，至少有六部都是钱江导演的，“文革”期间黎莉莉受到了很残酷的迫害，但钱江没有被迫害。总之，黎莉莉是出身于电影世家的，她从小就在电影里演过戏，后来党需要钱壮飞的时候，他就从导演摇身一变成了特工，打入中统内部，彻底挽救了党中央。
康生的前任顾顺章的叛变，处于我党历史上很重要的时刻。叛变的过程还挺有意思，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送到以后，顾顺章就顺路跑到武汉去了，因为他有一个情人在武汉。结果他到了武汉，莫名其妙地化名为华广奇，跑到汉口的新市场游艺场的舞台上去变魔术玩。刚好我党长江局的书记叛变了，被国民党中统局押在街上走，一下子把正在变魔术的顾顺章认出来了，顾顺章是我党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一，负责我党全体特工的工作，这下中统局可遇到了大鱼，一下子就把顾顺章逮捕了。逮捕顾顺章的是中统局在武汉的头儿，叫蔡孟坚，顾顺章拒绝跟蔡孟坚聊天，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武汉分部的头儿不配跟他对话，于是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就给中统南京总部发了封电报，说顾顺章只愿意跟蒋介石直接对话。
结果，这封电报刚好落到了钱壮飞手里。钱壮飞是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徐恩曾这几天正好去上海打高尔夫球了。钱壮飞拿到电报后，心里大呼不妙，顾顺章一旦叛变，自己的身份也会暴露。事情太紧急了，钱壮飞谁也来不及通知了，直接让自己的女婿赶快到上海去通知党中央，自己也不要这份工作了，甚至连最心腹的手下也不方便直接去通知，只能到人家楼下去撒尿，和邻居吵架，进而引起对方的警觉。幸好顾顺章是在武汉被捕的，如果他是在南京被捕的，直接面见了蒋介石，党中央就彻底完蛋了，因为顾顺章知道党中央安插在国民党的所有特工的名字、联络方式和住处。
正是因为钱壮飞的及时通报，全党的特工及时地全部转移，后来周恩来和康生亲自带人到了顾顺章的家里，把他们一家13口全部杀死后埋在后院，这就是对叛徒的严惩。不过，周恩来放过了顾顺章年幼的小女儿，当康生想要把这个小女儿也杀了的时候，周恩来拦住了，后来把这个小女儿送人了。最后，在顾顺章家的一个镜框里，发现了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因为顾顺章这个人曾经经历了太多的党内斗争，尤其是王明他们回来之后，党内爆发了残酷的斗争，互相出卖情报给国民党等等。最后龙华监狱要枪毙我党的很多高级领导人的时候，顾顺章曾经向王明请示过，想要把那些人救出来，但王明拒绝了，因为王明觉得那些人该死。顾顺章对此无法接受，他一直担心，万一哪天自己也沦落到那一步，被人挂上“该死”的头衔该怎么办？所以顾顺章就写了这封给蒋介石的密信，叮嘱他老婆，如果有一天他在党内斗争中被害，她就把这封信交给蒋介石。也正是这封信，导致顾顺章全家都被活埋了。
而顾顺章在武汉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直到他准备登上去南京的船的时候，才突然问蔡孟坚，你那封电报发给谁了？蔡孟坚说发给我们的领导徐恩曾了，顾顺章当即捶胸顿足，大呼完蛋了。就是因为他不屑跟蔡孟坚说话，所以忘记了叮嘱蔡孟坚，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我党的大特工，而且还是顾顺章亲手安排的。最终，国民党没能彻底捣毁中共，只逮到了一个总书记向忠发。其实康生他们也通知了向忠发，告知了顾顺章叛变的事，让向忠发不要出门，好好躲在阁楼里。向忠发倒是可以不出门，但他的姘头要出门。向忠发的姘头是一个青楼女子，特别喜欢做衣服，做了衣服就得去取，顾顺章就派人盯着裁缝店，等了好多天，终于等到了这位姘头，最后就跟着这位姘头顺藤摸瓜地抓到了向忠发。逮住了向忠发其实也没什么用，他虽然是我党的总书记，但那时应共产国际的要求，总书记必须得是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瞿秋白等知识分子都推到一边，让向忠发挂名当总书记，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我党的什么机密，最后向忠发直接就被枪毙了。
钱壮飞为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最后的结局却很悲惨，他是在长征的路上很离奇地牺牲的，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总之就是在长征路上失踪了。黎莉莉的妈妈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她很小就知道自己的父母都是做什么的，经常在家门口负责放哨。黎莉莉从小就认识李克农、潘汉年和陈赓这些大人物。黎莉莉和陈赓之间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缘分。黎莉莉小时候曾经救过陈赓的命，黎莉莉放哨的时候发现敌人来了，立即通知了陈赓逃跑。但陈赓一生中唯一一次被国民党逮捕，也是因为黎莉莉。当黎莉莉成名之后，陈赓打算去给这位故人之女捧捧场，去看黎莉莉的演出，结果他走在大街上被我党的叛徒认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陈赓碰到黎莉莉的时候还说，咱俩太有缘分了，当年你曾经救过我一命，后来我为了看你的演出而被捕了。幸好陈赓被捕之后逃过了一死，因为陈赓是黄埔军校的三杰之一，在东征的时候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背着蒋介石从战场上逃跑，所以蒋介石没有为难陈赓。
黎莉莉的成长经历也是充满波折的，因为父母的特工身份，她从小就被扔在孤儿院和教会的寄宿学校。因为钱壮飞曾经是一名文艺工作者，所以后来就把黎莉莉送给了一个名叫黎锦晖的人。黎锦晖开了一个歌舞团，去南洋演出，黎莉莉就跟着歌舞团一起去了南洋。黎莉莉天生就机灵，人也漂亮，能说会道，在团里特别受欢迎，团长也很喜欢她。等到歌舞团从南洋演出归来，大家都回家了，团长发现唯独黎莉莉没有回家，因为她没有家可回，她的爸爸妈妈已经下落不明了。黎锦晖十分同情黎莉莉的遭遇，收了她当干女儿，于是黎莉莉改姓了黎，后来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上海滩发展，直到当上了“体育皇后”，并嫁给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虽然在“文革”中，黎莉莉被江青折腾得半死，但她天性十分乐观，坚强地活了下来，一直到2005年去世。电影学院的学生都认识黎莉莉，她活了九十多岁，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跟医护人员说，你们的服务态度真好。
胡蝶和黎莉莉都是属于坚韧而乐观的个性，而阮玲玉和上官云珠则属于很脆弱的性格，她们的结局也正是她们个性的写照。
4.民国时代的“作女”
除了歌星和影星，还有两位女神不得不提，一位是女作家，另一位是民国大名媛，长得都非常漂亮，也都非常能作。
汤唯主演的《黄金年代》大家应该都看过了，里面讲的这位，就是民国时期最能作的女神——女作家萧红。萧红和同时期的林徽因当然是不能比的，林徽因是海归界的大女神，萧红只是一个中学学历的女作家。
其实人生的际遇是很难总结的，我很难说清楚民国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大家应该怎么做出选择，才能熬到最后。那是一个无比风起云涌的年代，每个人都在大时代中颠沛流离，就算你咬紧牙关，都不一定撑到最后，所以如果您还自己作死，那就真的无药可救了。萧红这个人实在是太能作了，当然了，她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思想极其开放和进步，她和萧军之间的炽热爱情，是在她还怀着孕的情况下爆发的。我觉得萧红应该是民国时代的左翼人士，左翼的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安分，而且萧红几乎是左翼人士里最能作的一个。
民国时代的这些女神，长得当然都是非常漂亮的，但她们的个人际遇，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她们自身的性格，从她们每个人临死前说的话，就能充分看出人与人之间个性上的巨大差异。有的人临死前是特别坦然的，比如胡蝶临死之前说，蝴蝶要飞走了；阮玲玉临死之前写了长篇的遗书，痛斥自己遭受的各种凌辱，恨不得做鬼也要报仇，等等；萧红也是，她临死前，身体都已经插管子了，还是充满怨恨地写到，自己一生被侮辱，被歧视，被抛弃，等等。其实在那个年代，每个人的命运都很悲苦，大量的人颠沛流离，林徽因也颠沛流离，抗战的时候，林徽因还跑到李庄待了五年，住的地方连电都没有，但林徽因从来没有抱怨，也没有因此而做出什么作死的行为来。
萧红最后是怎么死的呢？她简直是倒霉至极，刚好她生病住院的时候，日军已攻陷香港，萧红住到玛丽医院里后，日军征用了玛丽医院，萧红被转到附近的法国医院，结果日军又把法国医院占领了，没办法，萧红只能被放到一所小学的简陋医疗点，其实她得的病根本就不至于死，但最后因为缺乏及时的医疗，悲惨地死了。
萧红是左翼的代表人物，但作的人不光是左翼，右翼也有很能作的，那就是接下来要出场的第二位“作女”——陆小曼。
陆小曼长得是真漂亮，而且非常有才。陆小曼的画，以今天的欣赏眼光来看，我都觉得非常不错，可以称为才华横溢。偶尔有人会问我，陆小曼和林徽因谁更有才华？以我个人的观点，陆小曼要比林徽因有才华。林徽因写的诗，我真没觉得有多好，论文笔，林徽因和陆小曼可以说是不分伯仲的。林徽因是大海归，英文是极好的。但陆小曼不仅会英文，还精通法文，陆小曼当年是在北京的法国学校读的书，她家里的条件也是极其好，是大的富家女，虽然赶不上林徽因他们家，但琴棋书画也都是样样精通的。
像陆小曼这样要美貌有美貌，要才华有才华，要家世有家世的女人，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她肯定要做出一番事情来，于是她就作起来了，她家里天天开派对。我看过很多民国时代的人留下来的回忆录，大家交朋识友都是在陆小曼的派对上，比如刘海粟回忆说，我在陆小曼家里的派对上认识了徐悲鸿。
当时，凡是海归的艺术家，都聚集在陆小曼家的派对上；凡是海归的大学者，都聚集在林徽因家的派对上；那些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学者、档次稍微低了一些的，就都聚集在冰心家的派对上。所以冰心也许是出于嫉妒吧，还专门写了篇文章骂林徽因，叫《我们太太的客厅》，林徽因当然不会跟冰心一般见识。有关林徽因的故事这里不多提，因为我们家和她们家是世交，有关林徽因的剧本我早已经写好了，准备拍成电影，大家可以在电影中细细感受林徽因的故事。
回到陆小曼身上，这陆小曼作到什么程度？她结过两次婚，嫁的两个丈夫都是堪称人中龙凤级别的男人，都是当时最好的青年，但她还是不满意。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王赓，王赓当年回国的时候，是全北京上流社会的丈母娘一起猛扑的对象，因为王赓又年轻又帅，而且又是世家子弟，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又在美国最好的大学普林斯顿学过文学，然后在西点军校学军事。不仅如此，年纪轻轻他就当上了巴黎和会时期中国代表团的武官，还身兼首席翻译。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乘龙快婿，陆小曼她妈比陆小曼本人还着急，王赓跟陆小曼刚认识没超过一个月，就在陆小曼的母亲的极力撮合下，结婚了。
能嫁给王赓这样的大好青年，应该说是上辈子积了德的事。但陆小曼完全不满足，她这辈子不追求幸福，就追求作，她和徐志摩作到一起了。大家都知道，徐志摩跟林徽因有过一段“绯闻”，但林徽因非常聪明，我作可以跟你作，嫁不能嫁你这样的人，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作一作，跟金岳霖作一作，但是我最后还是要嫁给谦谦君子梁思成。
徐志摩也是“作”界的翘楚级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根据民法登报文明离婚的人，不仅要登报离婚，还要找见证人，金岳霖见证了徐志摩离婚。最能作的男人徐志摩，遇到了最能作的女人陆小曼，顿时天雷勾动地火，一发而不可收拾。滑稽的是，当年王赓跟陆小曼结婚的时候，徐志摩还是傧相，最后这位傧相用英文给王赓写信说，我爱上了你老婆，我要过自由的人生，追求我的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之类的。王赓收到徐志摩的来信后，也用英文回了一封信，随便，你们俩想怎么作都可以，我同意离婚。王赓非常大度而绅士地和陆小曼离婚了，结果徐志摩和陆小曼还觉得不过瘾，他们俩结婚的时候还要邀请王赓来当傧相，但王赓没有去，因为王赓不是艺术家，他没有兴趣跟这二位一起作。
抗战期间，王赓去了开罗做驻开罗的代表团团长，因为他是军队高级将领中少有的海归，最后很不幸地死在了任上。
和陆小曼一样，徐志摩也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他的前妻是大世家闺秀张幼仪。张幼仪家其实比徐志摩家要有名望，但没有林徽因和梁思成家牛，而且张家满门都是大才子，比如张君劢这样的大学者等，但张幼仪这个姑娘就不作，人家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好姑娘，最后过了一辈子的幸福生活。
徐志摩是在张幼仪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跟她提出离婚的，当然那次离婚不是为了后来的陆小曼，而是为了林徽因。张幼仪没有作也没有闹，同意了离婚。她回国后先是当了教授，接着又去做银行，因为张家就有银行，张幼仪做银行做得非常好，后来自己也创办了公司，总之是一名事业非常成功的女性。最重要的是张幼仪一直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悉心地侍奉着徐志摩的父母，也抚养了徐志摩的孩子。这样一个好女人，最后就能平安度过那些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张幼仪也非常明智地出国了，嫁一个老老实实的男人，平安而顺意地度过了一生。
因为徐志摩要跟张幼仪离婚的事，徐志摩的父母对徐志摩深恶痛绝，他们就爱前儿媳妇张幼仪。后来徐志摩要娶陆小曼，徐志摩他爸居然给张幼仪发了一封电报说，这门婚事，你同意我就同意，你若是不同意，我就坚决不同意。张幼仪说我同意徐志摩娶陆小曼，但我有一个条件，要让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来当主婚人。徐志摩当时为了要娶陆小曼，已经陷入了失心风的地步，一口答应了下来。结果，就发生了最为可笑的事情，在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礼上，主婚人梁启超破口大骂这对新婚夫妇，场面非常尴尬。
徐家虽然没有张幼仪、林徽因和梁启超家那么牛，但也是很有钱的，然而因为徐志摩非要跟张幼仪离婚，徐家人痛恨徐志摩，从此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徐志摩没办法，只能到处去兼职。徐志摩能干什么？写诗能卖几个钱？他只能去做教授，而且是同时兼了很多份教授的职位。徐志摩当教授一个月能赚1000多块，毛主席当年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一个月才挣8块，但8块已经够养家糊口了，一个普通工人才挣3块，一个上尉军官也就挣10块，一个大教授能挣200~400块，2000块就能买一座四合院。即便是这样，徐志摩赚的钱依然是每个月都被陆小曼挥霍一空。最后徐志摩没办法，甚至去给熟人当房屋中介，赚一点中介费。徐志摩自己住店都住不起，他每次去北京出差只能住到胡适他们家，而且为了省机票钱，永远都蹭免费的邮政机或货机，飞机上没有别的乘客，只有坐在一堆信中间，徐志摩最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飞机失事摔死的。
陆小曼完全是个挥霍无度的女人，徐志摩一个月赚1000多块都不够她的开销。她身边永远环绕着一大群人，司机、男仆、女仆、厨师，等等，而且她的女仆个个穿金戴银，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都是陆小曼的妹妹呢。而且陆小曼每天都开派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最夸张的是她还抽大烟。徐志摩非但不觉得陆小曼能作，他还觉得特别幸福，不停地给陆小曼写信说，小心肝，小宝贝，猜猜我给你买来了什么样的布料？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话，摩摩的口袋已经被你掏空了。好肉麻！徐志摩简直是把口袋和心都掏给了陆小曼，陆小曼可不领情，她一边继续心安理得地挥霍着徐志摩的钱，一边还养了一个面首（男宠）。
大好青年王赓陆小曼不稀罕，名满天下的才子徐志摩她也不满足，居然在家里养了一个小白脸，这个小白脸叫翁瑞午，他最大的特长就是会按摩。陆小曼抽大烟也是翁瑞午引导的，因为陆小曼浑身总是疼，翁瑞午就给她按摩，还游说她抽大烟，这样可以减轻疼痛。其实陆小曼哪儿有什么病痛？都是天天开派对累的。陆小曼虽然不演戏也不唱歌，但她比大明星还有名，是民国时代最有名的交际花，再加上她本身出身也好，不是小凤仙那样的青楼女子，所以她和翁瑞午的事搞得上海满城风雨，报纸上都刊登出了这段绯闻。徐志摩被公然戴上了绿帽子，郁闷至极的他突然想起了林徽因，于是就坐飞机去听林徽因的演讲，结果飞机撞山失事死了。
徐志摩死后发生的事，就更加耐人寻味了。邮差把徐志摩死讯的电报送给陆小曼，陆小曼竟然拒绝接收，因为她不相信，她说不可能，这电报是假的。邮差没办法，只好把电报送到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手里，张幼仪马上镇静地开始处理，带着孩子去认尸，通知诸位亲朋好友，筹备葬礼，等等。最后，徐志摩的葬礼完全是张幼仪一手操办的，所以张幼仪这样的女性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而林徽因那边是什么反应呢？徐志摩是在济南摔死的，沈从文当时在青岛大学教书，所以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紧接着得到消息的人是胡适，胡适把消息发布出去后，梁思成和金岳霖立马开车出发赶往现场。林徽因没有跟着一起去，但她嘱咐梁思成和金岳霖，你们俩在现场给我捡一块飞机皮回来吧。最后梁思成和金岳霖真的给林徽因捡回一块飞机皮，林徽因一直到死都把这块飞机皮挂在床头，用来纪念徐志摩。
当年，徐志摩为了林徽因而跟张幼仪离婚，最后徐志摩的大女神林徽因只捡了一块飞机皮。而徐志摩后来的女神陆小曼，干脆连飞机皮都不要，什么都不管，徐志摩一死，陆小曼毫不犹豫地就跟翁瑞午在一起了。翁瑞午本身是有家室的，于是陆小曼还跟他定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约法三章”，她让翁瑞午不许抛弃发妻，她也坚决不跟翁瑞午结婚，两个人就这么住在一起，一直到一九五几年翁瑞午去世。
我看过一本上海的一个画家写的回忆录，这位画家当年就是找陆小曼学画的。那个时候陆小曼已经50多岁了，嘴里只剩下一两颗牙，由于常年抽大烟，她的皮肤蜡黄，整个人老得不行，跟翁瑞午挤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陆小曼教学生画画的时候，翁瑞午就在旁边游手好闲地看着，以及不停地满口跑火车似的吹牛，说他当年认识多少了不起的大人物，一副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的瘪三形象。甚至他还厚颜无耻地说陆小曼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陆海空”，因为她的三个男人，王赓是陆军，他翁瑞午曾经当过海军的一个小官，徐志摩死于空难。对于翁瑞午的满口胡言乱语，陆小曼完全没有反应，到了那个时候，陆小曼已经活得云淡风轻了，对一切都无所谓了。但由此可以看出，陆小曼和翁瑞午之间应该是没有什么爱情的，两个人就是在一块住着。
后来有一天，这个学画画的学生去陆小曼家，发现翁先生不见了，陆小曼很平静地告知，翁先生在床上躺着呢，他快不行了，不用去看他。没过多久，翁瑞午就死了，陆小曼完全没有流露出任何悲伤。其实徐志摩去世之后，风韵犹存的陆小曼依然是有很多人追求的，但她再也没有接受任何人，也没再干任何事，除了把徐志摩遗留下来的手稿整理了一番，做了一本《遗文编就答君心》。我看了这本东西，看来看去，就觉得陆小曼应该也不爱徐志摩，在她的一生中，唯一爱过的人应该就是她自己，林徽因应该也是更爱自己的，真正懂得去爱别人的，是张幼仪。
我其实很想知道在最后的那些年里，陆小曼心中究竟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没有再接受其他青年才俊的追求，又为何选择从社交圈中隐退。后来身为徐志摩最好的朋友的胡适，曾经写信骂翁瑞午是“自负风雅的俗子”，让陆小曼离开他，但对于这些信，陆小曼完全没有任何回应。翁瑞午当然是自负风雅的俗子，因为他是上海的文人，当时的上海文人就是那么一个现状。那个时代，所有的大教授、大诗人和大文人都聚集在北平，上海的文人只能蹲在亭子间的地上写报尾。鲁迅先生就曾经发过这样的牢骚，说北平的大教授们拿着400块的薪水，当然可以讽刺我们上海这些蜗居在亭子间写报尾的文人。没有人知道陆小曼最后那些年的心路历程，她当年为了能嫁给徐志摩，打掉了腹中的王赓的孩子，因而留下了很严重的妇科疾病，所以她一生没有孩子。翁瑞午能赢得陆小曼的欢心，正是因为他能用按摩的方式减轻陆小曼在身体上以及妇科疾病方面的痛苦。最终，陆小曼孤独终老。
总之，那些作的人，最后肯定不会作出什么好下场，懂得爱别人的人，总是能幸福而喜乐地安度晚年。
二 黄金大劫案
1.神秘的第七人
“黄金大劫案”这个故事跟快递有关，但我不讲快递的历史，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话题，应该由某交通大学的硕士当作课题论文去研究，比如《论快递的演变》等，我不是老师，所以不讲课，我只讲故事。
和快递有关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两句诗讲的是从剑南（四川）往长安送荔枝给杨贵妃的故事，其实从剑南往长安快马加鞭地“快递”东西，这件事从汉朝开始就有了，不是因为杨贵妃爱吃荔枝，才开了这个先河。皇家要吃海鱼，一向是从沿海打捞，做成干鱼（鲍鱼）或腌海错，包好了，用驿马快递送到长安，包括南方的水果，历来的宫廷都这么送。
而“黄金大劫案”这个故事里要快递的东西，其重要性堪比给皇家送海鲜和水果，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它送的东西符合最高级的快递的所有要素。最高级的快递是什么呢？在古代，最高级的快递是奏折、诏书，等等。奏折和诏书的内容都非常重要，是十万火急的快递，必须快马加鞭地送达。而且每一封奏折和诏书都有不同的密封方式，高级的官员写的奏折要封五下，小一点的官员写的奏折也得封三下，还有如何配上印符，如何交接奏折等，这些环节都牵扯很多机密。一旦秘密泄漏，就要被执行绞刑，比规定的日子晚送达一天就要杖八十，一般人被打八十杖基本上半条命就没了，所以晚两天基本就等于是死罪了。
我们这个故事里要送的快递，就是这种十万火急的快递，是从中央苏区往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1927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我们的党中央一直在上海，而中央苏区是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的。因为顾顺章等人的叛变，上海的党中央被破坏了好多次，最后实在待不下去了。从1933年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便相继离开上海转移到瑞金。
在上海生活的开销当然是非常大的，中央的这些领导偶尔还要去莫斯科开会，维持党中央的日常运转也需要大量的经费，比如营救同志、治疗伤员、锄奸、发展党员，等等。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上海都不能以真实身份示人，要伪装一个身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伪装成了很体面的商人。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没有一个领袖愿意伪装成拉洋车的或者乞丐，而且还有很多人隐蔽在书寓里，因为巡捕房从来不去书寓这种地方抓捕。书寓是什么地方？北京最高档次的青楼叫清吟小班，上海滩最高档次的青楼就叫书寓。
大家想想，上海滩的十里洋场，那是最纸醉金迷的地方，书寓的花销是非常大的，即便是伪装成商人，要维持外表的体面也需要大量的金钱。那么，这么多人潜伏在上海，钱从哪儿来？共产国际有时候能给一点钱，但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因为共产国际是国民党的敌对组织，它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被封锁的，不可能从苏联直接汇钱到上海，所以共产国际送钱也得派交通员，除此之外就只能靠中央苏区给钱了。
当时除了毛主席这边的中央苏区，海陆丰还有一个小苏区，海陆丰的苏区让彭湃同志往上海送金条，每次都能送到，因为从海陆丰上船，直接就到上海了。但中央苏区就比较远了，中央苏区在瑞金，而江西和福建交界的这些地方，一路上都有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不像海路那么容易走，所以从中央苏区送出来的金条，时而能送到上海，时而送不到。
我们要先讲的就是金条没有送到上海的一次，这一次没送到的金条数额是最大的，过程也是最好玩的，所以叫作“黄金大劫案”。
事情发生在1931年，那是上海的党中央最困难的一年，叛徒层出不穷。一会儿顾顺章叛变了，一会儿向忠发叛变了，从负责管钱的总书记到常委都有叛变的，党中央面临着无米下炊的境况，急切地向中央苏区下命令，毛委员，赶快给我们送金条来。毛主席一看中央下命令了，情况非常严重，赶紧在苏区打土豪，收缴黄金，没收了一大堆金戒指、金项链等，熔成了非常漂亮的金条，一根金条有10两重，一共12根，还专门为这12根金条做了一个铜箱子，锁得严严实实的。
黄金有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把黄金快递到上海。这些金条对于上海的党中央是极为重要的，运输不仅要极为快速，运送的过程也必须极为缜密。缜密到什么程度呢？从瑞金到上海，整条运输通道被分成了七段，每一段选出的交通员都是最熟悉该路段的人，他们知道哪里有敌人、哪里有警察、哪里有土匪，也知道住在哪家旅店最安全。最重要的是，这七名交通员都不知道铜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其次，七名交通员每人手里都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一颗大棋子的1/7，先由林伯渠同志用毛笔在一颗大棋子上写了一个“快”字，然后把这颗特制的大棋子煮成别人无法模仿的老棋子，最后将它切成七块，七名交通员各拿一块；第二样和第三样东西是一把锁跟一把钥匙，但这把锁和钥匙不是一套的，七名交通员交接铜箱子的时候，下线必须用手里的钥匙打开上线手中的锁头，然后两个人手里的棋子也能对到一起，将铜箱子交接给下线的交通员后，上线的交通员就带着自己的棋子返回苏区去交差。就这样，通过七次复杂的交接，最后就能安全地把金条送到上海的党中央。
缜密的计划有了，苏区就把金条交给了第一个交通员，开始了这次极为重要的快递金条行动。上海的党中央也开始了焦急的等待，然而等来等去，三个月过去了，一直等到年底，也没等到金条。中央苏区这边也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前面的六名交通员都已经带着棋子回来了，第七名交通员却迟迟没有回来，他不回来就意味着金条没能送到上海。
上海的党中央震怒，根据他们的统计，因为没能收到这笔金条，导致有九名应该被营救的同志没有营救成功，被敌人杀害了，还有四名需要治疗的伤员没有得到治疗，不治而亡了。锄奸也没有办法锄，新党员也没法发展，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连同志们的房租都交不起。总之，党中央严厉地批评了苏区，担任苏区一把手的毛泽东也非常生气，当即下令让苏区保卫局的局长邓发去彻查这件事。丢了120两金条，这是极为严重的大事。这么多金条即便是在苏区也能买好多武器的，如果给中央，肯定能干更多更重要的大事，怎么不明不白地就没有了呢？
邓发费了挺大力气去调查，可是查来查去，实在无从查起，因为金条不是在苏区丢的，而是在国民党的地界上丢的，怎么查？难道去警察局说，你们帮我调查一个事，我们党的地下秘密经费被人拿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警察局根本不会配合你。上海的党中央更没法查这件事，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国民党追得东躲西藏。最后，上海的党中央越来越不行了，几乎无法立足，于是就在1933年全部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当时的职位虽然只是一名委员，但在党中央转移之前，他一直是中央苏区最高的领导，比他更高的领导都在上海。这一转移，就发生了王明和博古等人排挤毛泽东等事情，这些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详，我在这里也就不多提了。
总而言之，这12根金条虽然没有找到，但这件事毛泽东却记在了心里，一直记了18年，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11月就下令重新彻查这起案子，一定要搞清楚12根金条的下落。当初的七名交通员，前六名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带着1/7的棋子返回了苏区，这说明从苏区到上海之间的前六段路都没问题，问题肯定出在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段路是从松江到上海。
松江现在已经属于上海了，但当时还属于苏南行署，不过苏南行署的警力不行，还是上海的侦查员多，而且有经验，所以查案子的任务落到上海市政府的肩上。为此，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悬办”，全称是“历史悬案办公室”，“悬办”一共分为五个组，分别负责调查军统和中统等，彻查“黄金大劫案”的任务由第三个组的四名老侦查员负责。
四名老侦查员得到的关于“黄金大劫案”的卷宗，一共只有两页纸，纸上介绍了快递黄金的细节，比如黄金装在铜箱子里、一共有七名交通员、每人手里有一块棋子、一枚钥匙和一把锁头。两页纸能写多少东西？就这么点内容。四个人一筹莫展，这可怎么办？线索太少了，从哪儿开始查起呢？想了半天，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主意，既然那枚棋子上的“快”字是由林伯渠写的，那就先见见林伯渠吧。
林伯渠当时在苏区的职务相当于财政部长，到了1949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四名侦查员拿着介绍信，见到了林伯渠。既然是毛主席亲自督办的案子，林伯渠也非常重视，他说，这件事我也一直记在心里，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它查个水落石出。于是，林伯渠告诉四名侦查员，他写完了棋子上的字之后，把棋子给的第一个人是高自立的警卫员。高自立跟我（作者）一个姓，其实他之前在苏区的地位是很高的，已经是三军团的政委，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就是元帅。因为三军团的司令是彭德怀，政委就是高自立，一军团的司令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其他人后来都成了大帅，但高自立后来越发展越不好，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当上了热河的财政局长。
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四名侦查员马不停蹄地赶到热河，找到高自立，问他还能不能想起当时身边的警卫员。高自立的记性还挺好，他告诉侦查员，他的警卫员名叫某某某，现在正在广西军区当副师长。侦查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广西，见到了这位副师长，根据副师长的回忆，当年他拿到棋子之后，就直接交给了第一名交通员，那名交通员现在已经当上了某某县的县委副书记。
自从把棋子交给交通员之后，所有的人之间就都是上级对下级的单线联系了，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至少还是能说出一些特征的。总之，四名侦查员就顺藤摸瓜，将运送黄金的前六名交通员都找到了。关键是找到这六个人也没有用，因为这六个人都已经顺利地开过锁、交回棋子、完成任务了，肯定是清白的，重点是要找到第七个人。
第七个人怎么找呢？要先问第六名交通员，因为他是跟第七个人做过面对面的交接的，第六名交通员倒没有混上什么师长、县长，而是在一家竹行里用竹子编东西维生。为什么呢？因为“黄金大劫案”发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党的任何指示和任务，因为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全部都是单线联系，估计是他的上级突然牺牲了，所以他也就被人遗忘了。
在战争年代，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开国大典上，我们只看到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却没有看到千千万万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上线牺牲了，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跟组织取得联系，就算他自己去政府，说自己是老革命，但根据我党的规定，脱党10年以上就不能算作有功劳了。现在距离1931年都相隔18年了，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18年前，也就是说他已经脱党18年了，一切都随着上线的牺牲而变得死无对证，光荣的身份永远都无法得到承认。
四名侦查员找到了这位在竹行里编竹子的第六名交通员——刘师傅，让他回忆一下18年前在松江将黄金交接给第七名交通员的经过。这位编竹子维生的40多岁的刘师傅，当年，他到了松江以后，就住进了汉源旅馆，在那儿等下线的交通员。没过多久，果然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两只手还揣在袖子里的人，那人进了旅馆就问掌柜的，有没有一个说杭州口音的客人。刘师傅就是说杭州口音的，他负责的路段也正是从杭州到松江，掌柜的指了指刘师傅，两个人就算接上了头。
刘师傅和第七名交通员俩人一起进了客房，先对暗语，然后把手里的棋子对上，钥匙也打开了锁头。所有规定的程序完成后，刘师傅把铜箱子交接给了第七名交通员，两人除了对暗语之外，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交接完毕，刘师傅就返回交差了，这就是整个交接过程。
听完刘师傅的回忆，四名侦查员面面相觑，因为关于第七名侦查员的描述太抽象了，只知道对方穿着一身黑衣服，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侦查员只好跟刘师傅说，你再好好回想回想，看看还有什么细节能提供给我们的。刘师傅虽然编了那么多年竹子，但记忆力还不错，想了一会儿，一拍脑袋说：对方从钱包里往出拿棋子的时候，露出了一张蓝色的单子，那单子就跟我住的那家汉源旅馆的入住单是一模一样的。如今我们住旅馆，要把一天的入住费都付了人家才让你入住，但在1931年的时候，只要先付10%的订金就可以了，店家会给你开一张押金的单子，当时在松江的旅馆，押金单通常都是蓝色的。
侦查员们大喜过望，看来第七名交通员也是在松江住店的，这回可以继续往下查了。于是几个侦查员就把当年在松江开旅馆的所有老板都集合了起来，因为这是中央的毛主席亲自督办的案件，所以所有人都得积极配合调查，而且1931年的时候松江一共也就五家旅馆，很容易就把五个老板都找来了。大家都把陈年的账本翻出来，查查1931年12月6日那天都有谁住过旅馆，这是很好查的，因为那时候的人流量不像现在这么大，如今的松江每天可能至少有八万人要住旅馆，而80多年前的松江是一个很小的小城镇。五家老板查来查去，发现那天一共就有三个人来住店，除了刘师傅以外，另外两名住客是一对老夫妇，从外貌特征上来看，不可能是第七名交通员。
第七位交通员来跟刘师傅交接的时候，两只手抄着口袋，随身也没带任何背包，钱包里还有入住单，按理说他应该是住在松江的旅馆里啊。而且这个人也肯定不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的话，旅馆的老板和伙计肯定都认识他，因为凡是在中国的小镇或农村，住在里面的人都互相认识。刘师傅记得很清楚，当那个人走进旅馆的时候，老板和伙计都不认识他，那就说明他一定是外地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松江每天到了黄昏时分，是要关城门的，刘师傅和第七名交通员交接的时候，城门肯定是已经关闭了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拿到了金条之后，是绝对出不去松江城的，当天晚上肯定要有一个地方歇脚。
调查线索又断了，四名侦查员只能继续在松江找线索，他们发动了整个松江的公安局，把所有的街道主任、街道大妈全都集中了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回想一下，1931年12月6日晚上，谁家有客人或者陌生人留宿过。整个松江城的人民都开始回忆起来。18年前的12月6日，是旧历的10月27日，既不是过年，也不是过节，谁家都没有什么客人来。在那个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话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邻里之间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谁家有事隔壁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有人要在家里藏着人，不被人知道是很困难的。
最终，还是没能找到有嫌疑的人。没办法，四名侦查员只能放弃在松江的调查，打算回上海去复命。就在四个人准备离开之前，其中的一个侦查员突然想起来，在松江的警备团里，有一位营长是他当年的老战友。当然了，这四名侦查员都是军人出身，当年的警务人员都曾经是军队里的老兵，新中国成立之后转入了公安系统。总之，其中一个侦查员在临走之前，去会了会昔日的老战友，他的营长老战友十分热情，坚持要请上海派来的侦查组吃顿饭，喝点酒。
案子没破成，四名侦查员的心情多少是有点沮丧的，喝点酒消消愁也不错，于是四个人就去了。营长在桌子上摆出了四道菜，还很热情地把炒菜的厨师请了出来，给四名侦查员介绍说，以前有好几位司令员来我们这里视察，都是吃这位大厨炒的菜。大家一听这位大厨还给司令员做过菜，都感觉十分荣幸，还邀请厨师坐下来跟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坐在一起喝酒，总要聊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四名侦查员这次前来侦办的“黄金大劫案”，侦查员们愁容不展地抱怨道，这案子太难了，他们查了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其实查不到也并不奇怪，因为给党中央送黄金这么重要的行动，18年前派出的七名交通员肯定都是最优秀的地下党员，这些人的潜伏经验一定都是极强的，所以他们的行动肯定都是非常隐蔽的，如果那么容易就被查出来，就不配当地下党人了。我们能想到查松江的五家旅馆，对方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他那天晚上一定是隐藏在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没想到，那位大厨听完四位侦查员的话，居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大厨说，当年松江县虽然只有五家旅馆，但驻松江的保安团自己有一家招待所，这家招待所不对外开放，只有当保安团开会的时候，周围的保安队长都来到松江，晚上城门一关，他们来不及回去，就会住在这家招待所里。里面差不多有50个床位，要住进这里面，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级别的人做担保，还要有营长签字才行。你们要不要去那儿找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