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北洋三杰”，又被称为“龙、虎、狗”，“龙”是王士珍，“虎”是段祺瑞，“狗”是冯国璋。其实这三杰都不太能打仗，或者应该这么说，今天回头看一看，整个北洋军里面都没有什么杰出的将领，北洋军的第二代里还出了个比较能打的吴佩孚，第一代里包括“龙、虎、狗”在内，都没什么能打仗的。我觉得别说“龙、虎、狗”了，他们连蛇都称不上，都缩头缩尾的。这三个人里唯一还算打了一次漂亮仗的，就是冯国璋在辛亥革命时打下了武汉二镇。冯国璋带领的是北洋军最精锐的第四镇全部及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协，“镇”就是师，北洋六镇其实就是六个师，“协”就是旅，黎元洪就是驻守在武昌的一个旅的协统，也就是旅长，所以冯国璋打武汉二镇的时候，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打下了汉口和汉阳，随后就不往前继续打了，因为就开始南北议和了。
最惨烈的是革命军进攻南京的这第二仗，这也是让张勋彻底成名的一仗，因为张勋就是驻守在南京的将领。辛亥革命的时候，凡是革命军进攻的地方，驻守各地的官员都要事先跟革命军聊一聊，至少也相互通个电，因为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以有些满族的官员没法再变成都督了，干脆就收拾收拾东西，在革命军到来之前跑路了。在南京，两江总督没跑，张勋也坚定地留了下来，他在南京率军与革命军血战，而且自己亲自挥舞着大刀，亲自指挥城防，亲自登城督战。南京跟武汉不一样，武汉是北洋军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南京压根没有北洋军的主力，北洋军的主力都去了武汉的前线，张勋手里只有3000多人吧，而且这3000多人也不是北洋军的嫡系，应该说连新军的主力部队都称不上，而围攻南京的是新军的第九镇。
当时，全国新军里最精锐的有八九个师，其中袁世凯手下的第一师到第六师，是最精锐的北洋六镇，还有武汉地区的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真正组建好的只有北洋六镇、武汉的第八镇、南京的第九镇和南方的另外一个镇，只有这九个镇是真正组建好的，本来想请德国人来当顾问进行训练。小站时期袁世凯就请了德国人来帮忙练兵，训练新军。当时德国人计划帮中国训练出36个镇，但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只组建完成了九个镇，其余的都还只有一个协，比如黎元洪担任旅长的第二十一协，实际上就是还没组建完成的第十一镇。按理说每一个镇应该有两个协，第十一镇应该有第二十一协和第二十二协两个协，但第二十二协还完全没有。结果不论是武昌的第八镇，还是南京的第九镇，新军里基本上都是革命党，北洋军里虽然也有革命党，但远没有南方的长江流域这么严重，北洋军里的少量革命党很容易就被清除了。东北也有很多革命党，但张作霖这些人也很能折腾，所以东北的革命也没干起来。
真正的由革命党掌握的新军，最重要的就是武汉的一镇一协，以及南京的第九镇，清朝的大员们当然知道这几支新军里有好多革命党。清朝对于新军的管理特别有意思，对于第八镇和第九镇这些革命党比较多的新军，清朝也训练他们，也给他们武器，但是基本不给他们子弹。像张勋带领的这些巡防营的旧军，虽然武器和装备没有新军好，但是子弹充裕。其实张勋的武器也还不错，有毛瑟步枪，也有克虏伯炮。于是，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全国各地的新军都面临着没有子弹的窘境，不论是武昌起义还是其他起义，革命军每到一个地方，最先要攻克的就是军械库。正是因为如此，张勋才能在毫无人数和武器优势的情况下，坚持守卫了南京长达二十来天，甚至打到一半的时候，革命军里的很多人都觉得攻不下南京了，因为张勋太凶猛了。
虽然南京打不下来，但辛亥革命的整体形势实在是太好了，原本各省的代表想要聚在南京，后来大家索性都跑到武昌去开会了，先定下了中华民国的政府组织法，也就是初步的宪法，然后选拔各种人才等。选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得到了南京光复的消息，于是各省的代表赶紧跑到南京去继续开会。孙中山也回来了，黎元洪也跑来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南京临时约法，还有中国的宪法起草和独立宣言，也都是在南京颁布的。
然而张勋虽然被革命军打败了，但他在临走前，还是干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他居然是全建制撤退的。所以，张勋在打仗方面还是非常厉害的。虽然第一代北洋统帅都不太能打仗，但是矬子里拔将军的话，还算能打仗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冯国璋和张勋。
2.有道德没文明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慢慢体会一下张勋在北洋系的地位。
张勋在守卫南京的时候，就已经被升为从一品的武官了，因为当时清朝没有办法，谁还效忠于它，谁还能替它打仗，它就赶紧升谁的官。张勋不是北洋嫡系，手底下不光没有多少兵力，连一个镇和一个协也没有，只有一些旧式的巡防营，后来他在北洋军里打了南京守卫战，这才一战成名，地位提高了一点。
张勋是一个比较一根筋的人，他守在了徐州之后，发现他的主子袁世凯对待朝廷的态度有点不对劲。一开始他还在那儿又是反对议和又是通电抗议，后来袁世凯跟他说，张勋你别闹了，我根本就没想要效忠清廷，你在徐州老实待着，到时候我肯定会封你的官，只要你听我的，我就给你好处，张勋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袁世凯不是想要效忠清廷到底的。紧接着就是辛亥革命之后，段祺瑞在前线率领46位北洋军将领集体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然后就是袁世凯进宫逼宫。张勋也跟所有人一样，通电共和，并接受了“定武上将军”的封赏。所有跟随袁世凯的人都得到了封赏，有人被封了将军，有人被封了上将。所有新建立的王朝，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封赏，这是大多数人都明白的道理，可惜，亲自参与了袁世凯复辟的张勋，并没有学会这个道理，他后来自己复辟的时候闹了很多的笑话，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袁世凯复辟之后，张勋就乖乖地在徐州待着了。最可笑的是，袁世凯还把张勋封为安徽督军。按理说，安徽督军应该待在安徽，张勋为什么没有去安徽呢？因为光封官是没有用的，实力也很重要，你手底下好歹得有一个镇，或者至少得有一个协，民国之后就叫一个师和一个旅了。当时的每一个督军最起码还得兼一个师长的头衔，因为民国以后，大家都失去了法统，失去了过去的三纲五常等，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管理自己的势力范围，所有督军必须自己就是师长，才能镇住自己管辖的省，让自己在这个省里有话语权。张勋虽然被封为安徽督军，但安徽本身已经有一个军头在那儿了，而且那位军头手中的兵力还比张勋大，这位军头叫倪嗣冲。幸运的是，倪嗣冲跟张勋之间关系比较好，张勋一想，反正有倪嗣冲在安徽，他的兵力比我多，跟我感情还挺好，我就不用去安徽了，好好在徐州待着吧。
徐州是属于江苏省的，那么江苏又是谁的地盘呢？当时，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坐镇南京，所以南京周围的这几个省基本都听冯国璋的。冯国璋说，没关系，反正江苏最穷的地方就是苏北，老大哥张勋既然不想去安徽，那就在苏北的徐州待着吧，甚至你还可以自己找个地方就食。于是张勋果然就在徐州附近占了一块叫海州的地方，所谓的海州也就是现在的连云港。总之，张勋的地盘很小，在北洋各大军头中，张勋连前十几名都排不进去，当时的北洋军头占据了十几个省，都是由军头担任各省的督军，而张勋只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军阀，仅在苏北占了两座没人要的小城，根本养活不了他手里的军队。其实张勋手里也没多少军队，大概不到一万人吧，养不起怎么办呢？张勋就跟倪嗣冲说，你看，我好歹也是安徽督军，但是安徽现在被你占了，你是安徽省长，也就相当于巡抚吧，所以你帮我养点军队吧。倪嗣冲也挺够义气，说好吧，你把你的一部分军队放到安徽北边的几个县里，我帮你养着。
民国初年真的很有意思，其实这些军阀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三国演义》里的人，咱俩感情好的时候，我就帮你养点兵，咱俩感情不好了，该翻脸就翻脸。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一会儿陶谦帮着刘备养一会儿兵，一会儿吕布帮着刘备养一会儿兵，一会儿刘备又帮着吕布养一会儿兵，一会儿我占徐州，你占小沛，一会儿你到徐州，我到小沛。民国初年的情况也是这样，大家都有军队，自己养不起兵了，就找个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人替自己养一养。基本上在中国，从古到今大家玩的都是这一套游戏，游戏规则大家也都很熟悉。总之，张勋就在徐州待着，外面的世界，人们在轰轰烈烈地办共和，一会儿国会选举，一会儿各个党派相互竞选，这些国家大事都和张勋没有关系了，他就一门心思地忠诚于前清，一门心思地在自己家里穿着清朝的官服，留着清朝的辫子，似乎已经跟整个世界脱节了。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机缘巧合，张勋这位原本就称不上什么大人物的人，基本上从此就可以从历史中销声匿迹了。
在那样一个轰轰烈烈向前进的时代里，像张勋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其实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张勋对清朝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他从小就受到旧式军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张勋本人跟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这两个人之间，有着面对面贴身接触的感情。当时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两个人就跑了。说是西狩去了，其实就是一路要饭吃窝头，甚至有时候连窝头都吃不上，一直跑到西安。在西安流亡的一年里，北京这边签订了《辛丑条约》，不平等条约签署完毕之后，皇帝和太后才圣驾回銮，从西安返回北京，这么重要的人物回到北京，由谁来负责接驾和护驾呢？袁世凯选择了张勋，因为张勋是个不折不扣的旧军人，保护圣驾这种事让他干最合适了。
于是，张勋担任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的护驾工作总指挥官，一路上，张勋鞍前马后地跟在慈禧太后身边。那个时候，皇族也没有大的排场了，大家本来就是仓皇出逃，回去的时候也是灰溜溜的，只有张勋一路上还虔诚地对待太后和皇帝，伺候吃，伺候穿，殷勤又体贴，所以慈禧太后很喜欢张勋，光绪皇帝也很赏识张勋。张勋顺利地保护圣驾回到了北京的紫禁城，袁世凯干脆又说，张勋你护驾表现不错，以后干脆就负责紫禁城的护卫工作吧，于是张勋直接成了紫禁城护卫的总指挥，而且他极为忠诚，每天亲率士兵巡视，晚上就睡在紫禁城的城门。慈禧太后对张勋也很好，晋升他为二品总兵等，对于张勋这样的大老粗来说，他一辈子追求的就是这种皇恩浩荡的感觉。
后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两天内先后去世，张勋悲伤至极，又哭又闹，慈禧和光绪出殡典礼的保安工作也由张勋负责，而且他一直护卫着慈禧太后的棺椁到了东陵，最后还陪着几位太妃守灵。大家想想看，从回銮的护卫，到紫禁城的护卫，到皇帝、太后驾崩后的葬礼的护卫，以及最后去东陵安葬守灵的护卫，全都由张勋一人包揽，可见这个人对清朝的忠诚之心和感情有多深厚。以至于张勋可能都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汉人了，就算当时整个中国都在剪辫子，张勋也不管，他就要留辫子，而且他不光自己留辫子，他手底下的军队也全都得留辫子，所以张勋的外号就叫“辫帅”。当时的军阀头头们都有一个外号，比如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叫“胡帅”。张勋率领的“辫子军”绝对称得上当时的中国一景，因为除了一些顽固的遗老遗少，整个中国都已经没什么人还留辫子了。
坚持留辫子的遗老遗少里，有康有为，还有王国维，但他们都没什么能力，虽然留着辫子，但整天只能躲在青岛和天津的租界里。结果在一片办共和、搞民主、立宪法的热烈风潮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忠勇的孤臣遗子张勋，他在徐州附近盘踞着两座小城，坚决不剪辫子，誓死捍卫清朝的遗风，一时间，全中国不肯剪辫子的遗老遗少都跑到徐州去巴结张勋。在这之前，谁也看不上张勋，因为这些遗老遗少曾经都是清廷的一品大员、大学士、大翰林，张勋充其量只是朝廷的一个护卫，虽然他的军衔很高，但在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下，没人把张勋当回事。如今清朝没有了，张勋成了宝贝了，遗老遗少们天天往徐州跑，争相歌颂张勋。要知道，这些遗老遗少的文采都是极好的，包括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国学巨匠王国维，也写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和诗歌赞美张勋的忠勇。
于是张勋就开始飘飘然起来了，有一种自己深孚众望的感觉。但如果张勋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其实也不会走上复辟的道路。但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当一个人开始膨胀的时候，客观上肯定会再出现一些推动力量，进一步将某些大事最终促成。如果张勋只是在徐州自己留留辫子，顶多也就是像《天龙八部》里的慕容复一样，给大家发发糖，让大家管自己叫陛下，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但偏巧这个时候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府院之争，给张勋最终的复辟搭建了舞台。
在讲张勋复辟的舞台之前，为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张勋的为人，我先讲几个和张勋的身世有关的有趣小段子。先从张勋的名字入手，张勋，这个名字听起来其实算不上高雅，但其实张勋他们家连这种名字也没能起出来，张勋一开始名叫“张和”，最搞笑的是他的乳名，叫“顺生者”。这三个字我怎么看都觉得很别扭，因为不像是普通话能叫出来的乳名，反倒是像江西口音里的土话，我估计应该不是“顺生者”，而是“顺生仔”之类的，理由也很简单，张勋肯定是顺产出生的。旧社会生孩子不容易，不是孩子夭折就是产妇难产而死，所以顺产是值得庆祝的大喜事，就这么得到了乳名“顺生”。
之前提到过，张勋一直混到26岁，才有人给他提了一个亲，也就是他的正房大老婆曹氏，曹氏跟张勋定亲的时候才13岁，16岁的时候正式过门嫁给张勋，当时张勋已经29岁了，还是没什么出息。后来张勋去当兵打仗，但因为军衔太低，随军不能带着家眷，其实现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也是这样的规定，只有营级以上的干部才能随军带着家属。所以张勋在外面打了十几年的仗，曹氏就在家清贫地守了十几年，曹氏曾经给张勋生了一个儿子，但刚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一直到十几年后，张勋跑到袁世凯的小站当上了营长，才把曹氏接到身边生活在一起。张勋对曹氏是非常好的，因为他是一个有着忠孝节义道德的人，他一生对曹氏“以母视之”，张勋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所以他就把曹氏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去对待，张家的所有大事小情，甚至包括张勋纳妾的事宜，都要征求曹氏的意见。
北洋军阀里有很多不纳妾的军阀，比如段祺瑞和吴佩孚，但大多数的军头都是草莽出身，一朝得势，娶妻纳妾那是不遑多让的。张勋也不例外，他有一妻十妾，但在所有的妻妾中，张勋最尊重的还是他的原配曹氏，家里的一切钱财和权力，都交给曹氏来管理，而且每年都要隆重地办“两寿”，所谓的“两寿”就是张勋老爷本人的寿辰和夫人曹氏的寿辰，妾再受宠爱，正房原配的地位是绝对不可撼动的。
说到张勋的小妾，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张勋在南京守城的时候，革命军即将攻城，在到处一片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张勋还是要跑到苏州去，娶来了一个名叫小毛子的小妾，估计这位小毛子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青楼女子。张勋非常宠爱小毛子，没想到在最后突围出城的时候，大老婆曹氏带着家眷走了，小毛子跟着张勋一路，但跑到下关的时候，张勋带兵渡江逃跑，小毛子却被革命军逮住了。革命军为了攻入南京，跟张勋血战了很多天，死伤惨重，所以他们是非常痛恨张勋的，如今虽然没能抓到张勋，但抓到了他最心爱的小妾，所以革命军里的大领袖陈其美大喜过望地说，太好了，把小毛子关到笼子里，拉到街上卖票展览，每张票四角钱，赚来票钱充当革命军的军费。
张勋听说了革命军要拿自己的小妾卖钱，立马急了，赶紧跟革命军取得联络，说咱们虽然打了很多天的血战，但也都是为了效忠各自的主子，没有必要结下私仇，你们还是把我的家眷还给我吧。革命军的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张勋说的也很有道理，同意了把小毛子还给他。张勋也很仗义。当时他是沿着津浦路，从浦口退到了徐州，徐州是当时最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是津浦路跟陇海路的交叉点，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张勋退到了徐州之后，把津浦路上收集来的十四个机车头，以及八十几节车厢全都送给了革命军，就为了感谢对方把自己的小妾完好归还，这些机车跟车厢后来对革命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张勋虽然是个大老粗，却是非常讲究的，对原配夫人好，对小妾也好，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家乡也非常好。
当然了，各个军阀对自己的家乡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他们发达了之后，都给家乡捐钱捐物，但几乎没有哪个军阀，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和付出能超过张勋。张勋当上了督军后，虽然没有掌握一个省的真正督军那么有钱，但也算是发达了，他出生的那个村里，每家每户全部都由张勋出钱盖上了大瓦房，不仅如此，张勋老家所在的奉新县，所有考上大学的学生的学费，全部由张勋来出。当时北京城里最漂亮、最现代化的洋建筑之一，叫作江西会馆，就是由张勋出资建造的，里面有唱戏的戏台，还自备了发电机。除了江西会馆之外，张勋还建了五家奉新会馆，因为草莽出身的军阀张勋爱看戏。钱多了，张勋出手也就越来越阔气了，一开始他只资助江西奉新县出来的大学生，后来所有从江西到北京来读大学的学生的学费，全都由他来出，每名学生一个月有八块大洋的“助学金”。
八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当时毛主席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才挣八块大洋，可惜毛主席不是江西人，否则他根本不用这么辛苦，因为江西的大学生每个月什么都不用干，就能从张勋那里领到八块大洋。被张勋资助的这些江西籍的大学生里，后来出了很多我党早期的领导人，比如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张勋也不管这些学生的政治倾向，只要你是从江西来的，他就给你钱，因为张勋挚爱他的故乡。
既然提到了张勋的忠孝礼义，我就顺便总结一下北洋的军头。在北洋系的军阀里，从袁世凯开始，除了极个别人之外，所有人都可以用六个字来总结，那就是“有道德没文明”。所谓的“有道德”，是指到了最后留下来的那些人，段祺瑞也好，吴佩孚也好，当日本鬼子来了的时候，北洋系的军头没有一个去当汉奸的，去当汉奸的绝大多数都是革命军出身的那些人，北洋系的军阀即便被革命军北伐给打趴了，他们宁愿去天津当寓公，也坚决不给日本人当汉奸，这就是他们奉行的忠孝道德；“没文明”指的是，北洋军头对于民主、共和、宪政这些东西，是完全抵触的，而且没有任何认识，他们永远觉得权力、军队和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个人道德和名声也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尤其是现代文明的程度，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张勋就是这些人里最典型的代表，他非常地有道德，但他的道德就是每天留着辫子，做梦都想着回到清朝，完全不懂现代文明为何物。
3.唯一的一次全民选举
讲完了张勋的为人，接下来回到正题，张勋复辟的舞台是谁给他搭建的？
从辛亥革命开始，大家推翻了清朝，就着手办共和，到了张勋1917年复辟的时候，共和已经办了六年，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大问题，那就是府院之争，“府”就是总统府，“院”就是国务院。所谓的“府院之争”，就是在争到底是总统的权力大，还是总理的权力大？总统和总理到底谁说了算？就为了这一件事，大家闹得一塌糊涂。
不过，当时的闹，大家还规规矩矩地只是在辩法理，大家把宪法拿出来，从里面找依据，这本宪法其实就是临时约法，结果发现宪法本身就写得有问题。说到宪法的问题，我就要回过头去讲一下民国是怎么办起来的，共和是怎么办起来的了。我们的民国和共和，不像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我们的革命没有彻底地取得成功，而是有点像英国，是妥协的结果，因为是妥协而成，所以就导致了写宪法的时候出现了极为仓促的情况。当时，驻守南京的张勋终于被打跑了，各省的代表赶紧从武汉来到了南京，就有点像美国独立时的各州的代表。
南京变成了南方最大的中心，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是干什么的呢？它有点相当于美国写独立宣言的立宪委员会，是一个写宪法的委员会。临时参议院成立前，各省代表会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实当时我们根本还没有政府，应该叫作“政治组织大纲”，但我们当时刚刚开始办共和，脑子还不太清楚，而且这个东西虽然叫“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实际上写的是对整个国家怎么办共和这件事的基本法。
这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一份总统制的大纲，有点像美国的宪法，美国就是总统的权力很大，甚至美国都没有总理，美国的国务卿不能叫总理，国务卿相当于总理大臣或外交部长，主管外交。起草完了之后，紧接着就南北议和了。孙中山总统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非常满意的，因为规定了总统的权力非常大，他革命了这么多年，终于当上了大总统，如果权力都是虚的，他当然不愿意了。可是，当制定了这份大纲之后，孙先生发现他还是统一不了中国。
因为光靠武昌的第八镇、第二十一协，以及南京的第九镇，是没有办法统一全中国的，主力部队的北洋六镇都在袁世凯手里，所以大家还得进行南北议和，进行妥协，而且妥协之前还得痛打你一顿。冯国璋先攻下了汉口和汉阳，正准备进兵武昌的时候，袁世凯突然喊停，说慢慢打，不着急。为什么呢？我先把你打疼了，让你知道你不是我的对手，你要想完成革命理想，还得靠我。于是袁世凯对孙中山说，咱们南北议和吧？大家都同意，谁能让清帝退位，就让谁来担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大总统。袁世凯一听到这话，立刻就来精神了，于是他就去逼清帝退位了。但是，清帝一退位，袁世凯要当大总统，他立即就要把参议院搬到北京去。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想守住一个底线的，让袁世凯无论如何要离开北京，到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来就任大总统，包括孙中山也亲口说，袁世凯你不来南京，我就不把大总统职位交接给你。因为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都在北方，如果他本人也留在北京，那肯定会变成独裁政府，所以大家坚持让袁世凯到南京来就职，袁世凯也坚持不去南京。两边僵持不下，孙先生说，袁世凯不来南京我就不交权；参议院说，我们不去北京；各省代表也不去北京，大家都说这不符合法理。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还是很讲法理的，袁世凯也是很讲理的，他不像后来的北洋军头，一言不合就开打，袁世凯不打，他想从法理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做才能让对方来北京呢？结果，袁世凯想出了一个有点耍流氓性质的办法。
在讲袁世凯这个耍流氓的办法之前，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在张勋复辟之前，大家都还是讲法理的，最后也就是像袁世凯这样耍两下流氓，但即便是耍流氓，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符合法理而被逼出来的下策。袁世凯是怎么耍流氓呢？他鼓动他手底下的一个大老粗，让他在北京闹点事，让孙中山那边看看，北京离不开袁世凯，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北京就要乱。这个大老粗叫曹锟，曹锟跟张勋一样，也是草莽出身，而且曹锟后来干出来的事也跟张勋差不多。
曹锟是北洋六镇的主力统制，也就是北洋的主力师长，而且他特别听袁世凯的话，袁世凯让他闹事，他就真的干起来了，结果北京城就倒了一下霉。曹锟纵兵在北京城里抢劫，虽说北洋军的军纪还算不错，远比张勋的“辫子军”军纪好，但既然长官发话让士兵抢劫，再好的军纪也都没用了。曹锟手下的士兵在北京的大栅栏和前门一带演起了抢劫，一开始还是演的，演着演着就成真的了，不仅真的开了枪，抢了一堆的店铺，还烧了几家店铺，甚至也有极个别的强奸事件发生。曹锟这么一闹，袁世凯就对南京说，北京不稳，我没有办法南下。
没办法，最后还是南方妥协了。其实孙中山怎么可能不明白袁世凯是在耍流氓？但他没有办法，他跟袁世凯耗不起，只好去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这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总统的权力太大了，这样一来，袁世凯肯定是要走向独裁的。所以，孙中山二月把大总统的位子交接给袁世凯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份“基本大法”给他，只给了袁世凯临时总统的印章。直到三月，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仓促地规定说，虽然总统有很大的权力，但责任内阁也有很大的权力，但两者之间的权力界定十分模糊，至于总统到底能不能罢免总理，以及大家如何弹劾总统，《临时约法》都没有写，只是勉强地把大总统的权力给硬拉了下来。
然后跟袁世凯说，你现在已经是大总统了，但我们要交给你一份《临时约法》，几个月前的那个《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作废了，刚过几个月，我们的宪法就改了，改成目前这个限制大总统权力的宪法。好在双方都有所妥协，袁世凯能留在北京就心满意足了，也欣然接受了《临时约法》，到了这个时候，南京的参议院才正式搬到了北京。参议院到了北京之后，大家彼此之间都还算客气，其实也不是客气，而是那个时候大家心中确实都怀着一种把中国建设得更好的理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昂扬向上，袁世凯也一样，他也希望中国好，也希望自己能名垂青史，没有人天生的理想就是要给国家添乱。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被人打，大家都把原因归结为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因为外国的制度好，所以他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中国想要变得强盛，也要学习外国的制度。袁世凯也希望中国能富国强兵。
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的前期两方还是处于蜜月期的，参议院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袁世凯基本都没有否定过，于是参议院通过了一系列的选举法，通过了国会的组织章程以及国会的选举办法，等等，这一套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学习美国的两院制。美国的两院制就是为了促进各个州之间的平等，也考虑到了人口数量的加权，所以美国不管是大州还是小州，每个州都有两位参议员，众议员的数量则是按照各个州的人口来确定，现在美国差不多是每70万人口选1名众议员，虽然最初的时候美国还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但也是按人口来决定众议员的数量。这样一来，大州和小州的参议员都是平等的，但人口多的州，就会相应地有较多的众议员，因为参议院是代表各州的，而众议院是代表人民的，这就是美国基本宪法的立法原则。
因为没有经过选举，所以中国当时的第一个参议院是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的组成完全参考美国，由各省直接派代表。当时中国有22个行省，不管省的大小，每个行省都派出10名参议员，而且每一个行省的10名参议员的地位是平等的。美国的众议员有一个加权，当一个州的人口少于70万，不足一个选区的基数时，也给它至少一个众议员的权利，所以在美国，即便是最小的州，也有3票选举人票，那就是2名参议员加上1名众议员。我们的众议员选举方式也完全参照美国，按照每80万人为一个选区来进行分配和选举，也就是每80万人就可以有一名众议员，如果行省的人口特别少，也至少保证该行省有10名众议员，也就是说，每个行省都至少有10名参议员、10名众议员。此外还有内外蒙古、西藏和青海，参议员的人数不同于行省。
为什么我们当时会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呢？其实很简单，当时大量的精英分子都是留美归来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曾经留过美，大家都很希望能学习欧美。日本的制度也不错，但我们和日本有仇，而且日本的二元制也不好学，因为日本是个有皇帝的国家，而中国当时已经推翻皇权。总之，对于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各项举措，袁世凯完全都没有意见。在1916年复辟之前的五年，包括袁世凯在内，所有人都在一起积极地努力地办共和，没有人暗中作梗，也没有人耍流氓，袁世凯除了想要留在北京而指使曹锟抢了一次劫之外，没有干涉过选举法，也没有干涉过选举的过程，所以也导致南方的革命党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大家都真心真意地想要携手把这个国家办好，然而这样辛苦了五年，却因为张勋复辟而功亏一篑，实在是值得长叹一声。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值得回味和纪念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中国人民都参加了投票的民主选举，这次选举使得民国第二年诞生了民选国会，这是真真正正的第一次全中国人民的选举。后来的安福国会，就已经受到张勋复辟的影响了，全国好多的行省根本就没有参加选举，因为好多省根本就是独立的。再后来到国民党的时候，局面就更混乱了，国民党最开始上台的时候，首先东北就不是我们的了。后来国民党在一九四几年抗战后选举的时候，边区和解放区又没参加，所以民国元年的这次民选国会，是唯一的一次全国人民都参加的选举。
当然了，所谓的“全国人民”，其实也只是西方的说法，实际上应该叫“有产者投票权”，投票者虽然来自全国，但是是有门槛限制的，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的投票都是有门槛限制的。我们在1912年开始投票选举的时候，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女性都没有选举权。所以，我们也仿照美国和西方，为这次选举设置了四道门槛，其中前两道门槛是有关财产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第一道门槛叫作“当年纳过两块大洋的税的人”，意思就是，你要是想参加投票，你首先得是纳税人，而且两块大洋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多的，这个门槛一下子就把大部分的人都排除在外了；第二道门槛是，如果你不是纳税人，也不是完全就没有投票权了，假如你有500块银圆的固定资产或不动产，也是可以参与投票的，这道门槛是为了照顾家里没有劳动力、但是有继承遗产的人，这些人虽然没有纳税，但是也算是富二代或公子哥；第三道门槛是拥有小学毕业文凭的人；由于当时中国的新式小学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又加了第四道门槛，那就是拥有相当于小学学历的人。
总之，以上四道门槛，你只要能占上一样，就可以参加投票，这已经比当时西方的投票权要改善很多了。在西方，你要想参加投票，财产绝对是硬性的指标，只要你没有符合规定的财产，你就肯定不能投票，而我们的民初国会，除了财产这一个指标外，还加了一条学历和等同学历的指标。这样一来，全中国一共登记出了四千八百多万的合格选民，当时中国全国一共只有四亿五千万人。“四亿”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精确的，因为“庚子赔款”就是按照中国的人口数来确定赔款数额的，约每个人赔一两，所以最后赔款额为四亿五千万两。也就是说，参加民初国会选举的选民数，已经达到当时全中国人口的10%，这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办共和和民主的国家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甚至比英国和美国最开始搞全民投票选举时的情况都要好，英国刚开始办立宪选举的时候，符合规定的财产门槛的选民只有不足全国人口的2%，美国也远远不到10%。
10%已经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投票了，而且所有竞选者也都是真的在竞选，投票的人也是真的在投票。国民党当然是最强的，在宋教仁的带领下卖命竞选，还有黎元洪领头的共和党，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这两个党的名字都跟美国一样，还有由大乡绅张謇组织和领导的统一党。张謇绝对是民国时期的一位牛人，他是江苏省首富，同时也是清末的状元。张謇虽然是民间人士，却积极参与共和，清帝退位时的退位诏书就是张謇起草的。以上是参选的主要四个大党，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党派，大家都非常认真地竞选和投票。当然了，过程中难免会混杂一些贿选和桩脚等不良竞争事件，但我要为民初国会说一句公道话，如果是已经办了几十年民主共和的国家，还出现贿选和桩脚事件，那就有点过分了，但对于刚刚开始搞民主共和的国家来说，贿选并非绝对是坏事。因为它至少代表着你的选票是值钱的，这总比选票一文不值要强得多，总比橡皮图章要强得多，因为只有选票本身有价值，才会有人愿意花钱去买。所以不论是贿选，还是桩脚，其实都是代表选票的价值，说明了这次投票选举真正地尊重了人民手中的选票。
有关民初国会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我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发现大部分贿选都属于同一种情况，由大族的族长负责统一卖掉族内的全部选票。中国的乡间基本上都是宗法社会，比如张家屯，里面住的应该大部分是姓张的人家，而这些人都听族内最有威望的元老的话，不论外面的世界搞什么民主，在这些大姓家族占多数的乡间，发言权还是掌握在大姓的族长手中的。所以在民初国会选举的时候，很多大姓的族长就在祠堂里，把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呼吁所有有投票权的人都把票统一起来卖掉，然后将卖来的银两用于修建本村的学堂。在那个没有网络、信息也极度不畅通的年代，村民们其实不太认得那些候选人都是谁，因为既没有什么电视辩论赛，也没有什么竞选广播，不像今天美国大选这样，竞选者到媒体上胡说八道一通，不管能不能拉来选票，至少跟选民混个脸熟。总之，大部分村民也就是得到了一个消息，说自己手里莫名其妙有了一票选举权，你本来就不知道该选谁，刚好这个时候村里最有权威的族长说，有人要买咱们的票，换了钱统一用在村子的建设上，村民们当然一呼百应。所以大量的乡间选票，都通过这样的方式统一卖了出去，尤其是南方的村子，基本都是这么操作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贿选其实是民主选举的第一步。而民主选举的第二步，其实也就是贿选的延续。选民把手里的选票卖掉以后，某某人通过竞选成功上台了。但选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收了钱选出来的这个人，他上台之后就把老百姓的地都给卖了，或者是颁布了其他政策，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甚至他造成的伤害，比当初老百姓卖来的那点选票钱还要多。那么下一届选举的时候，选民手中的选票，就不会再像之前一样轻易地卖出了，那下一届选举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很简单，选民手里的票，不能再用钱去买了，而要用政策去买，你要承诺，如果选民把手里的票给了你，你上台之后就要推出相关的政策，去保护选民的利益，比如医疗、养老等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是现金，但从本质上来讲也是钱，而且对于选民来说，这样的钱更有价值和保障性。
美国的选举选的是什么？难道参选美国总统的人是为了所谓的理想吗？难道他的竞选词里要描述出一幅人类未来的宏伟蓝图吗？当然不是，他要给选民切实的利益，选民才会把手中的票投给他，他的竞选词里要说，如果他当选了，他就要减税，要给人民养老金，要给人民医保，其实大家想想，他承诺的这些，其实不就是在贿赂选民吗？不就是贿选吗？虽然他付出的不是赤裸裸的现金，但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还是钱吗？他推出的这些政策，减税也好，医保也好，养老金也好，其实无外乎经济利益，还是在用钱和选民进行交易。所以，贿选并不绝对是坏事，选民第一次收了你的钱，第二次他们就醒悟过来了，钱不是恒久的，更好的政策才更重要，次数多了，不论是竞选者和选民，大家就都慢慢地更了解该怎么办选举，也更了解该怎么办共和，大家完全不必担心一开始的所谓贿选和混乱，只要坚持办下去就一定会越来越好。如果中国从民初国会选举之后，真的能一届届地继续办下去，共和是能办成的，可惜六年的办共和积累，被张勋的一朝复辟给毁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赖在张勋的头上，毕竟他不是妄人，改变不了历史的大进程，只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一遭。
4.袁世凯与洪宪帝制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初国会是唯一的一次全民参与的民主选举，北洋时期之后再没有过这样的选举了。民国政府时期，因为没有统一全国，所以也没有过全民参与的选举，包括蒋介石的第一个国大，叫作万年国大，其实也是土豪劣绅的国大。但说这期间完全再没有过民主选举，其实也不准确，因为后来还是有过民主选举的，只不过是发生在边区而已。而且边区的民主选举比民初国会更进了一步，不管你有没有财产，不管你是男还是女，也不管你有没有固定资产，是不是小学或等同小学学历，甚至你是文盲也没关系，只要你是人民，你就享有投票权，或者说是“投豆权”，因为边区是用豆子来投票的。
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一套选举办法，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我们边区办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完全仿照美国，而是打破了一切藩篱，采用了所有选民一人投一票的方式。然而，这种选举方式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虽然赋予了选民投票的自由，但最初的时候，各个村的村民还是不约而同地把手里的豆子投给了本村的地主。在抗战时期，我们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没有打土豪和地主，不像红军时期。所谓的土豪和地主，其实就是乡绅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坏，在乡里办小学、办祠堂，在村民中颇有威望，村民们早就习惯了听从乡绅的领导，所以即便有了自由选举的权利，还是把豆子投给乡绅。不过这种问题很快就被解决了，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真的有权利了，不一定非得把豆子投给乡绅，为了改变村子里落后的状况，首先就要先让乡绅下台，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上台，所以到了第二届和第三届选举的时候，就出现了更多有意思的现象。
人民的民主选举意识不断增强，边区的选举制度也在不断改善。最开始是竞选者背对着选民，不能让参选的人看到谁选了自己，谁没选自己，以防止打击报复。所以投票的时候，在每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选民想要选谁，就把豆子投到谁的碗里。但豆子掉到碗里是有声音的，而且候选人和选民都是同一个村子的村民，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候选人虽然背对着碗，但用余光还是能扫到选民的，然后他只要竖起耳朵听听有没有豆子落碗的声音，就知道这个村民有没有选自己了。所以这种所谓的“不记名投票”，基本上形同虚设。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我们纯朴的劳动人民也是非常聪明的，大家在经过每一个候选人身后的时候，都把手里的豆子丢进碗里，让候选人听见声音，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把豆子拿出来，这样一来，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慢慢地，大家开始不再把豆子投给乡绅和地主了，而是投给了各村的八路军干部。那个年代的八路军干部又清廉，又能干，经常帮孤寡老人挑水，还反对妇女缠足，提倡自由婚姻，给村民办了很多的好事，深得人民的爱戴。人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手里的豆子投给了八路军干部，没想到还真行，大家都不选乡绅，乡绅居然真的就下台了。人民发现自己真的有权利了，所以最后在边区就发生了大量八路军干部当选、乡绅落选的情况。为了扼制这种情况，不得不专门出台了一个“三三制”，从延安到各地边区都要执行。“三三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举出来的人员一定要分配好名额，要保持三成的地主和乡绅，因为这些人对我们稳定基层有很大的作用，他们得用手里的钱协助我们办小学、办祠堂等；还要有三成的党员干部；另外，还得有三成的民主人士。所有的选举结果都要严格符合“三三制”的规定。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三三制”的出台是非常有意思的，人民当然是坚定地要选共产党员来领导自己的，但共产党却坚持要执行“三三制”，党员干部只能占据被选上台的1/3的名额，这样一来，其实就打破了“一人一票”的初衷，其实又朝着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模式靠拢过去了。这也充分说明，只要是真心地搞民主选举，不论一开始采取了什么方式和办法，最终都还是要向着加权指数选举的方向走去的。所以我一定要对边区办的投豆子选举夸赞两句，因为这种选举是非常民主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选票的结果和“三三制”的出台，都充分证明了共产党确实获得了人民的大力拥戴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