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国会选举完成后，全国上下都非常振奋，虽然各省都选出了不少军人出身的议员，由督军去担任每一个行省的选举监督委员会的头儿，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人为干涉的结果，而且当时十几个省的督军都是北洋军头，居然能选出国民党为国会两院的第一个大党，这说明袁世凯确实没有干涉这次选举，各省的军头也没有干涉选举，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在办共和。所以，最后选出的国会两院的人员比例，我认为算得上非常合理的。国民党虽然被选为参众两院的第一大党，但它的选票并没有超过半数，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办共和的国家来说，这个票数还是非常不错的，要比今天普京的选票强多了，普京所在的党，选票超过了全部选票的90%，这样的绝对优势基本上已经和所谓的民主背道而驰了。
在民初国会里，国民党虽然是第一大党，但是由于它的选票在参众两院都没有超过半数，所以它必须要联合其他小党才能超过半数，然后才能组阁，这正好给全国人民表演了一遍办共和的过程。可就在一切都形势大好的时候，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在当时那个时代，中国并没有做过特别科学的人口普查，所以在选众议员的时候，每80万人分配一个名额，事实上很难准确地核查出每一个名额之后到底有没有80万人。好在清末的时候，各个行省已经办了咨议局，咨议局的人员也是按照人口来选的，所以，众议员的数量就在咨议局的数额基础上再除以三，最终全国选出了几百位众议员。
而且，我自己还独创出了一个很有智慧的选举法，用于解决因人口数量不明而导致的不公平问题：整个第一轮的4000多万选民投票的时候，先朝着总获选人数量的30~50倍那么多的人去选，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竞选，我可以选我爸爸，你可以选你爷爷，张家村的人可以选姓张的人，李家村可以选姓李的，总之，最后选出来的候选人，要是实际需要的数量的30~50倍；第二轮投票，由初选上来的候选人进行相互投票，只要是进入了第二轮的候选人，手中都有一票，大家可以选别人，也可以选自己。这个方法很有儒家的风范，也很符合中国的国情。大家都本着中庸之道，初选的时候范围可以大一点，多选一些人上来，别让那么多人为了去争稀少的几个名额而去搞相互暗杀。随后的第二轮投票，就不让老百姓参与了，免得大家陷入混乱和械斗，通过初选的人都到省城来，咱们坐在一起相互选，接着再让选上来的人到国会里去继续选。
以上这套办法，有效地避免了自由选举可能会引发的混乱，听起来是非常有智慧的，执行起来也是非常完美的。可惜到了中央之后问题就来了，由宋教仁领导的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认为，责任内阁的权力应该高于总统。直到这个时候，袁世凯才彻底明白过来，原来共和是这么玩的，大家玩来玩去，最后这个国家要跟他袁世凯没关系了。他袁世凯为了能把国家办好，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中国的警署是袁世凯办的，中国的铁路是袁世凯督办的，中国的新军大多是袁世凯办的，还有他对北洋大学的重视，等等。为了办共和，袁世凯还逼着清帝退位。他有着北洋六镇的赫赫军威，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完全有能力权倾朝野，但他为了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妥协了，接受了南北议和，也接受了国会的各种共和举措，连孙中山先生都说他袁世凯是共和的最大功臣，结果国会搞来搞去，要把内阁的权力凌驾在总统之上，袁世凯终于被激怒了。
袁世凯一开始还试图跟宋教仁商量，希望大家能各退一步，起码内阁和总统能各自拥有一半的权力，没想到宋教仁领导的革命党非常幼稚，幼稚到毫不妥协，不仅不妥协，他们还在报纸上公然挑衅。袁世凯担任总统的时候，舆论还是非常自由的，既没有控制媒体，也没有限制报纸，所有的媒体都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宋教仁就到处接受采访，在报纸和媒体上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今天说他马上就要组阁，明天又去谈谈他打算要怎么组阁，后天又激情澎湃地说，他准备让谁来担任部长，甚至连各行省的省长他也要染指。总之，宋教仁每天都在报纸上畅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策。袁世凯看到这些东西，心里当然极度郁闷，他好歹也是大总统，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把交椅，你宋教仁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你好歹也跟大总统商量一下再去到处公开宣扬吧？大总统虽然不太懂怎么办共和，但他至少比宋教仁有治国经验，因为袁世凯当过许多行省的巡抚，当过直隶总督，还在朝鲜当过外交官，当年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之后，曾经跟袁世凯两人促膝长谈了一天，最后连孙中山都在日记里盛赞袁世凯非常有治国之才，还说袁世凯非常了解中国。而宋教仁呢？他除了在日本闹腾过之外，在国会中具体做出过什么功绩呢？并没有。
如果大家今天回头看看，在张勋复辟之前的六年里，真正在支撑着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不断往前推进的第一流人才，其实只有袁世凯一个人。而且他对于外交、内政、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非常有经验，袁世凯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孙中山都要厉害，比如孙中山曾经在跟袁世凯聊天的时候说，你去当大总统，我来当铁路督办。袁世凯说，我完全支持你，不过你打算修多少铁路呢？孙中山说，我打算几年内修出十万英里的铁路。袁世凯一听孙中山这么说，心都凉了一大半，为什么呢？因为袁世凯是真正修过铁路的人，孙中山一说出“十万英里”这个数字，袁世凯就知道他对修铁路这件事完全是一窍不通。十万英里铁路是什么概念？中国至今都没能修出十万英里的铁路。
结果，就是这样一群完全没有治国经验，也不懂经济的人，现在天天在报纸上畅谈政治理想，还想将自己的权力凌驾在袁世凯之上。宋教仁太激进了，迫不及待地想要甩开袁世凯，因为他觉得大总统只要负责盖章就可以了，别的事情都由责任内阁来管就行了。其实南北议和就是一个妥协的结果，袁世凯一路妥协，支持办共和，想好好地搞三权分立，结果他现在被宋教仁逼到了墙角，已经无法继续妥协下去了。袁世凯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气愤的，在他眼里，要解决越来越猖狂的宋教仁，连小手指头都不用动，眼睫毛眨两下就可以了，于是就发生了刺杀宋教仁的血案。
宋教仁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了，国会开始闹，国民党的议员也闹，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历史课本里都讲了。袁世凯确实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很多事情，一旦动了第一次手，就再也没有办法停下来了，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公民请愿团。这些请愿团包围国会，要求改变国体，强烈要求袁世凯称帝，导致袁世凯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因为他觉得，与其让这些没有治国经验的人去管理这个国家，去办所谓的共和，不如把权力收回到他自己手里算了。其实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并不能算是复辟，因为袁世凯没有像张勋一样把清朝皇帝抬出来，他不想让中国回到黑暗的明清时代，也不想把大家都变回奴才，他只是想在中国搞君主立宪，他也依然需要国会，但要把国家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西方只有共和与君主立宪两条路，中国既然学美国搞共和没能学好，那么就去学英国。当时“一战”还没有爆发，包括英国、日本和德国在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国家，真正的共和国只有美国和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我们中华民国是全亚洲第一大共和国，而且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和平的方式让皇帝退位的，没有血流成河，真的是非常光荣，如果继续这么办下去，全世界的共和国都会以中国为标杆，结果我们却放弃了共和，走向了君主立宪，而且也没能走下去。因为经过六年的努力，办共和在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就算袁世凯基本能控制住国家和军队，还有善后的借款在手，经济实力也很强，但他想要完全推翻六年的共和心血，倒行逆施，让自己当上皇帝，还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后来各方面实力都远远不如袁世凯的张勋也想要复辟，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
5.黎元洪的发迹史
不论是从个人的能力还是实力来看，袁世凯都是一个很厉害的妄人，跟袁世凯相比，张勋只是个奇葩。
袁世凯的皇帝之路之所以会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过于自信了，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以至于忽略了去把控媒体，也没有完全控制住国会，最终导致了四面楚歌，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张勋先是跟着众人一起劝进袁世凯，因为劝进有功，而被封了个爵位，但张勋并不是袁世凯最宠信的人，袁世凯担任大总统的时候，只封了一位“亲王”，那就是副总统黎元洪，张勋之所以能进北京，主要就是受到黎元洪的邀请。
黎元洪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北洋水师学堂都是由英国的海军军官来教课，所以黎元洪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现在有很多人喜欢为民国的历史翻案，说在甲午海战中，黎元洪所在的“广甲”号其实没有逃跑，而是在海战中被击沉的，还说黎元洪是沉船之后自己游泳回来的。事实上是这样的，在甲午海战中，黎元洪所在的“广甲”号被编在一役，而且还是一役里唯一的一艘国产军舰，其他的“济远”号、“镇远”号、“定远”号、“经远”号等，都是欧洲产的军舰。当时，“广甲”号只是跟在“济远”号之后的一艘小军舰，结果方伯谦带领的“济远”号率先逃跑了，“广甲”号不知道“济远”号是逃跑了，还以为它是加速前进呢，于是就跟上去了，一路跟到了大连，撞到礁石上沉没了。幸运的是，黎元洪在上船前自己买了一身救生衣，“广甲”号虽然沉没了，但黎元洪游出来了，由此也能看出，黎元洪的性格还是很谨慎的。不过，黎元洪虽然活下来了，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了，他无处可去，就投奔到了张之洞帐下。
张之洞当时是署理两江总督，权倾长江，坐镇在南京，是中国南方的中流砥柱，号称“北方李鸿章，南方张之洞”，中国如果没有这个人，估计早就变成土耳其了。黎元洪到了张之洞手下能干什么呢？黎元洪毛遂自荐，说自己当过海军，也当过陆军，还懂英文。张之洞刚好在南方办新军，就让黎元洪去当了翻译。实际上在后来的北洋政府里，不论是总理级别的人，还是总统级别的人，真正懂点外语的人只有黎元洪。就这样，黎元洪在张之洞手下从翻译开始做起，他确实非常能干和好学，他的海军知识是跟英国人学的，陆军知识是在日本学习的，也出访过很多次，深得张之洞的赏识。
黎元洪在武汉亲力亲为地办新军，一办就是十几年，所以当时的新军除了北洋六镇以外，最精锐的就是黎元洪在武昌训练的这一支。民间也有人管黎元洪训练的新军叫“南洋军”，因为黎元洪在武昌把新军训练得风生水起，还兴办小军校，这些小军校虽然没有北洋的军校那么正规，但也吸引了从南方过来的大量学生。通过军校，黎元洪在南方各地的新军里都培植出自己的势力，而且他对革命党采取了非常容忍的姿态。当然了，那时候革命党的势力确实是太大了，连清朝都感觉到自己快要不行了。
张学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过这么一段，民国的时候，肃亲王善耆在天津私邸去世，汪精卫跑去悼念，张学良就问汪精卫，当年你刺杀摄政王的时候，肃亲王不就是审问你的人吗？你怎么现在还跑去给他送葬？汪精卫回答，虽然肃亲王曾经审问过我，但他这个人还是挺好的。当年，他说凌迟我就能凌迟我，说处死我就能处死我，却没有那么做。肃亲王本人没有那么顽固不化，他颇有点洋人思想，在法庭上还跟汪精卫聊了起来，他说，他很理解革命党人，我们清政府确实没把这个国家管理好，但是即便革命党人当了政，也是管理不好这个国家的。等到肃亲王去世的时候，汪精卫也正好失势，不禁觉得肃亲王当年说的话真有前瞻性，如今革命党真的胜利，也办了共和，果然没能把国家办好。
其实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都跟肃亲王一样，黎元洪也是如此，如果他发现自己的部队里出现了革命党，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找来谈谈心，礼送出境，所以，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好感度是很高的。而且在武汉的新军里，除了第八镇的统制之外，黎元洪的级别是最高的，不过那位统制大字不识一个，所有的实权都掌控在黎元洪的手里，他在新军中的地位是众望所归的。在这里，我一定要纠正一个讹传，在很多的历史书里，把黎元洪写成了一个什么本事都没有的人，只是因为起义军里的最大官职是一个连长，革命军的领导者都不在，孙中山先生在外国，黄兴同志也不在，实在找不到人了，才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揪出来，把抖成筛糠的黎元洪推上了湖北都督的位置，事实当然不是这样，黎元洪不是草包，他也没有躲到床底下，更没有抖成筛糠。
关于要不要当湖北都督这件事，黎元洪是深思熟虑地想了很久的。当然了，他确实不是自己主动去当都督的。起义发生后，黎元洪就躲到了他的一个哥们家里，结果革命军在大街上发现了黎元洪家的管家，那管家扛着一大堆东西在街上乱跑，就逮住他询问，是不是偷了公家的财产要逃跑。管家被逼无奈，只好如实回答，他没有偷东西，是黎旅长在前面的那栋屋子里住，让我给他送点吃的过去，革命军这才找到了黎元洪，去请他出来当都督。黎元洪是自己从一个帐子后面走出来的，而且非常镇定地说，既然找到我了，我就跟你们去吧。
可能有人忍不住要问了，既然大家都公推黎元洪当都督了，他为什么还要躲起来三天两夜呢？黎元洪连上“广甲”号都自备一身救生衣，像他这么谨慎的人，面对这么大的事，当然需要仔细思考一番才能下决定。这三天两夜，黎元洪不吃饭也不说话，就坐在那儿想，自己能不能当都督，如果当了都督，他该怎么做。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他不能单凭一时冲动就“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直到第三天他开口说话的时候，那就代表他终于想清楚该怎么做了，所以他跟革命党人说，我可以当都督，但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们都得听我的。
那么黎元洪究竟想要怎么当都督呢？其实他每天就做两件事——发电报和汇款。黎元洪想得很清楚，他只有鼓动更多的省马上独立，才能形成巨大的势力，因为他太知道北洋六镇有多厉害了。于是，黎元洪每天上午就给各个省的巡抚、布政使和提督发电报，只要这些人愿意宣布自己所在的省独立，黎元洪立即下午就给他们汇钱。当时，在武汉的武昌城内的湖北省藩库有存款，总计四千万余元，结果这些钱就都变成黎元洪的活动经费了，只要接到电报的行省宣布独立，独立所需的军饷等开支黎元洪下午就汇款过去。在黎元洪的大力鼓动下，还真的有几个行省宣布独立了，所以说，如果没有黎元洪在武昌主持，接下来的共和能办成什么样，还真不好说。连孙中山先生都夸奖黎元洪，说他是民国的首功，以至于后来在南京选临时政府的第一个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一共有17个行省的代表参加投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了临时大总统，当选临时副总统的黎元洪居然得到了全票。随后在北京交完权以后，国会在北方重新选举，大总统从孙中山换成了袁世凯，而副总统依然是黎元洪。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黎元洪这个人并不像历史书里写的那么无能，至于说他像小丑一样被革命军从床底下拎出来，被逼着当上都督，那就更荒唐了。黎元洪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而且一开始的时候，黎元洪是拒绝去北京当副总统的，他希望能继续留在武昌，因为武昌是他的根据地，最后是段祺瑞到武昌把黎元洪“绑”到了北京。而最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先生和黎元洪虽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选出来的正副总统，但这两个人一生只见过两次面。
孙中山跟黎元洪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清朝的时候，当时黎元洪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到了广东水师，在“广甲”号上当副轮机长。有一次，黎元洪手下的一个士兵生病了，他下船去请医生，结果请来了一位名叫孙逸仙的医生，也就是孙中山先生。这就是黎元洪和孙中山的第一次见面，非常富有戏剧性，他们一个是“广甲”号的副轮机长，一个是医生，谁也想不到，这两个人将来会成为正副总统。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两人再未见过面。后来两人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正副总统，因为孙先生在南京，而黎元洪在武昌，两个人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后，黎元洪也去了北京，不过孙中山只去了一次北京，跟袁世凯见了一面之后就又回到了南方，一会儿护国，一会儿又护法、二次革命，等等。总之，孙中山和黎元洪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北洋政府最后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张作霖和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了，才又致电邀请孙先生北上。于是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孙中山去北京，路过天津的时候，跟黎元洪见了第二次面。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后，黎元洪还在天津的家里设了灵堂，来祭奠孙先生，不过那时候黎元洪已经失势了。
黎元洪刚被选为副总统的时候，勉为其难地离开了他辛勤耕耘了十几年的武汉，结果他到了北京一看，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虽然美其名曰副总统，但其实就是光绪帝，而袁世凯则是慈禧太后。为什么这么说呢？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一直把光绪帝囚禁在南海瀛台。黎元洪在北京见到袁世凯之后，袁世凯也安排他住到了瀛台。黎元洪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非常善于审时度势，一看自己被安排到了瀛台，立即什么都明白了，所有的事都跟他没关系了，他就乖乖地在瀛台待着就行了。
于是，黎元洪就老老实实地在瀛台待着，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事也不管。结果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人，对黎元洪说，洪宪帝制马上就要实行了，袁世凯要称帝了，他在全国只封了一位亲王，那就是你黎元洪，除了黎元洪之外，他人顶多就被封了个公，比如张勋等人。以袁世凯的立场来看，他封黎元洪为唯一的亲王，那是对黎元洪莫大的器重，但黎元洪可不这么认为。黎元洪的心思是相当缜密的，为人也是极为谨慎的，袁世凯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待在瀛台当摆设，他就毫无怨言地乖乖当摆设，但现在袁世凯要称帝了，让他去当亲王，这可就不行了。黎元洪很清楚，袁世凯称帝这件事是肯定要失败的，他可不想把自己跟袁世凯卷在一起，所以黎元洪坚决不肯接受这个亲王的头衔，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来敲门也不开，袁世凯派来的人已经把亲王的袍子和王冠都拿来了，黎元洪就是死活不开门。
为了让黎元洪就范，袁世凯派出了大量的说客，包括跟黎元洪一起参加武昌起义的孙武，也被派去游说黎元洪，都没用，黎元洪谁都不见，也不肯开门，坚决不肯成为袁世凯称帝的同谋。这样一来，黎元洪在全国人民心中博得了极好的印象。而且，黎元洪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像他一样以消极的态度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人太多了。段祺瑞也在这个时候离开了北京，冯国璋也待在南京不表态，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大大超出了袁世凯的预料，他没想到连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支持自己。
然而就在袁世凯众叛亲离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还傻乎乎地支持袁世凯称帝，那个人就是奇葩张勋。张勋像跳梁小丑一样在徐州发通电，支持袁世凯称帝，最终，袁世凯大势已去，灰溜溜地下台了，不久之后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得是非常郁闷的，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北洋系居然会背叛自己，一直被自己视为亲信的段祺瑞和冯国璋居然会不支持自己。袁世凯临死前拿出了一个匣子，匣子里面是他的遗嘱，遗嘱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他死后接替他的人选。大家打开了匣子，发现袁世凯在遗嘱中列了三位继承人人选，排第一的是黎元洪，排第二的是徐世昌，排第三的是段祺瑞。
这份遗嘱真的太耐人寻味了，因为袁世凯最后还是想把自己的基业留给这些背叛了自己的人，而不是留给自己的儿子。当然了，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也的确太不争气了。在袁世凯打算称帝的时候，全国的报纸每天都在抨击袁世凯，结果袁世凯的儿子为了将来能当太子，居然自己编了一份报纸，在上面讴歌袁世凯，然后把这报纸拿给袁世凯看，说父亲你看，大家都在劝进。袁世凯完全对这份假报纸信以为真，以为全国人民都热切拥护自己称帝。直到后来有一天，袁世凯的女儿的女仆上街去买油炸蚕豆，袁世凯的女儿一看包蚕豆的报纸，才发现全国都在骂袁世凯，袁世凯这才知道，自己居然被自己的儿子给骗了。总之，袁世凯一世英名全都毁于一旦。但在最后，这位一生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还是良心发现，没有把这个国家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留给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等人，因为袁世凯相信这些人能把这个国家管理好。
在当时的北洋整个系统里，除了袁世凯之外，地位第二高的人就是徐世昌，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徐世昌的地位比袁世凯还要高。徐世昌曾经是翰林，后来投笔从戎，到小站去投奔了袁世凯。大家都知道，小站里都是一群草莽出身的丘八，连袁世凯自己也不是科举出身，所以是翰林出身的徐世昌一手帮助袁世凯，一起把持整个北洋系统，袁世凯管武，徐世昌管文。后来清朝倒行逆施的时候，袁世凯失势了，被贬回了河南彰德（安阳）渲上村，而徐世昌依然稳坐副大学士的位置，相当于副宰相，是汉人里面最高的官阶，比袁世凯的官位还要高。
除了徐世昌，北洋系里地位最高的人就是段祺瑞了。段祺瑞担任北洋武备学堂的教育长，北洋后来的所有军校的校长和教务长也都是段祺瑞，他在北洋系里门生满天下，非常有威望。所以，在袁世凯死后，最有资格和能力接手北洋系的人就是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都接不了。但袁世凯既没有把自己的儿子排在继承人名单里，也没有优先在北洋系里选择继承人，而是把一直跟他作对的黎元洪排在了第一位，因为黎元洪确实是很有才干的，所以袁世凯的这份遗嘱还是非常理性和靠谱的。
就这样，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黎元洪一上任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根本没法召开国会，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已经把国会解散了。其实准确来说，袁世凯并不是解散了国会，而是从法理上把国会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定为了非法党派。因为在南方发生军事行动以后，有四个身为国民党人的行省都督拥兵反抗袁世凯，发动了二次革命，于是，袁世凯依据法理说，国民党现在已经是叛乱党了。这个法理在全世界都说得通，一个党派在国会里搞议会斗争，那是合法合理的，但如果你兴兵抗议，那就是叛乱了，如今国民党四个行省的都督在南方兴兵，那就代表国民党是叛乱党，是非法的党派了。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它在国会中拥有最多的席位，它被定为非法党之后，国会肯定就开不下去了，因为没有那么多合法的议员了。
这样一来，民初国会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就基本瘫痪了，议员一部分跑到了广东，另一部分跑去了上海等地。没有国会了怎么办呢？袁世凯又自己弄了一个参议院，重新制定了一部宪法，叫作《中华民国约法》，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总统极端集权的宪法。听起来非常可笑，不过才办了短短几年的共和，居然就已经出台了三部宪法了，第一部是“总统权力最大”法，紧接着孙先生把总统的位置交接给袁世凯，又起草了一部“总统没权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最后袁世凯上台，又自己搞出来一部“总统权力更大”的《中华民国约法》。
现在袁世凯死了，黎元洪上台了，段祺瑞也回来了。段祺瑞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得到了一众北洋都督的支持，现在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打算再造共和，而黎元洪也有着拒绝接受亲王封号的功劳，还是副总统，也成了重要的力量。
6.复辟舞台的搭建
黎元洪和段祺瑞坐在了一起，开始讨论该如何继续管理这个国家的问题。两人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该采用哪部宪法。最后，两个人都同意用孙先生后来起草的那部《临时约法》，但两个人的理由却是不同的。
黎元洪是要继续当大总统的，因为他是袁世凯的副总统，按照法理，如果大总统死了，副总统要继任的。但在袁世凯自己搞的那部宪法里，有关副总统的继任是这么规定的——副总统只能继任33天，33天后要进行全国大选，重新选举总统；而在《临时约法》里，孙先生规定，如果总统死了，副总统继任，并且一直继任到下一届国会开会，再选举新的总统。所以，身为副总统的黎元洪当然希望能采用孙先生的《临时约法》了，这样他就能多当几年总统，虽然《民国约法》中的总统权力更大，但毕竟只能当33天。
段祺瑞也想要采用《临时约法》，因为《临时约法》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而制定的宪法，它规定了责任内阁的权力很大。袁世凯死后，总统的位置固然是要归黎元洪的，但总理的位置就非段祺瑞莫属了，其实早在袁世凯还在位的时候，段祺瑞就已经当过总理了，只是因为后来袁世凯要称帝，段祺瑞跑了。
总之，在宪法的采用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一拍即合，采用了《临时约法》，不过，《临时约法》虽然对两人都有利，但也埋下了府院之争的祸根，因为它毕竟没有写清楚总统跟责任内阁的权力和权限，新的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没想到这两个人相互摸索和合作得还不错。因为段祺瑞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亲眼看到他大哥袁世凯因为不想办共和而违背了民意，最后众叛亲离一命呜呼，段祺瑞绝不能让自己重蹈袁世凯的覆辙，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更尊重人民的意愿，而且段祺瑞也很想名留千古，于是他提出了再造共和，黎元洪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民初国会重新开张了，议员也都回到了北京，开始选举。
重新开张的民初国会选举，其实就是由段祺瑞的责任内阁负责提名，黎元洪负责盖章，看起来有点像法国的二元制政府，责任内阁的权力虽然很大，但因为章在总统手里，所以总统还是有点权力的。对于责任内阁的提议，黎元洪基本上都能同意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后他也发言几句，体现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如果责任内阁提名的都是北洋系的人，黎元洪就会说，不行，我也得提名几个革命党的人，因为我们得跟南方保持团结，否则在南方的孙先生不会同意的。对于黎元洪的意见，段祺瑞也都表示同意，因为段祺瑞觉得，可能人家先进的西方国家也是这么玩的，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做一点妥协，提名一些国民党人，再提名一些革命党人，让各方势力都维系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和段祺瑞虽然在大问题上合作得非常不错，表现得都非常大度，却在一件小事上发生了一次争执，而且还闹得不可开交。段祺瑞手下有一个特别亲信的幕僚，名叫徐树铮，徐树铮是一个极其傲慢的人，他只相信枪杆子的力量，对于共和相当不屑。段祺瑞本人当然是极力想要办共和的，但他手下的人不一定都能理解共和，而且段祺瑞确实离不开徐树铮，大事小情都得问问徐树铮的意见。后来，段祺瑞想任命徐树铮，按照程序，需要黎元洪来盖章，没想到黎元洪死活不肯盖章，因为徐树铮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过黎元洪。黎元洪虽然一直小心地维系着和段祺瑞的关系，但在徐树铮这件事上，却史无前例地摆出了强硬的姿态。段祺瑞也很坚持，因为徐树铮是他手下最重要的幕僚。就这样，两个人各持己见，谁也不愿意妥协，一时间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后来是如何解决徐树铮这个烫手山芋的呢？说来也巧。因为徐树铮这个人实在是太傲慢了，他连大总统黎元洪都敢骂，更别提国会里的其他人了。就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徐树铮居然又跟国民党的内务部长打起来了，因为徐树铮老是在国务院里指手画脚，导致国民党的内务部长无法忍受了，站起来对他说，你还不是国务委员呢，充其量也就是总理的秘书，国务院的事情由我们这些国务委员来管理，你给我闭嘴。徐树铮哪儿受得了这个气，两个人当场就掐起来了，闹到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地步。最后段祺瑞没办法，只好去找黎元洪说，反正我也受不了你们家这位内务部长，你也受不了徐树铮，咱们府院之间也不能老这么闹下去，不然这样吧，还是各自退让一步，让他们两个人全都辞职吧。最后，府院还是各退一步，打了个平手。
类似的事情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也时有发生，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或是执政党和国会之间，经常要做双方的妥协，这是办共和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事，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府院双方都想继续彼此合作，把共和办下去。但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真正的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一战”早就爆发了，日本也早已经占据了青岛，但那都跟我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我们只不过就是在一旁看着列强相互打架而已，因为人家没有来欺负我们，我们也不敢得罪列强，更何况战局也非常不明朗，看不出来谁会输谁能赢。说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最后半年，都看不出输赢。“一战”是一次极其奇怪的战争，它爆发的时候没有人看得出来，它结束的时候也没有人看得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把“一战”当回事，更没有人想到要去参战。
结果到了1917年的时候，美国突然参战了。美国人爱热闹，它一参战，就想拉着大家都去参战，于是美国跑来跟段祺瑞说，你们中国来参战吧，如果你们参战，美国就可以给你们好处，比如取消“庚子赔款”，放弃治外法权，修改海关税则，提高进口关税。段祺瑞一想，外争国权，内修内政，这不是天大的双重好事吗？第一，中国去宣战，美国就不管我们要“庚子赔款”的钱了，治外法权也不要了。第二，还有一件隐秘的好事，那就是日本把青岛给占领了，法理依据是日本向德国宣战了，日本跟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了，所以原本归德国占据的青岛就归日本了，可德国根据什么法理拥有的青岛呢？那就是我们跟德国签的条约，把青岛租借给了德国。那么，如果我们向德国宣战的话，我们和德国签订过的一切条约就都作废了，青岛也就不是德国的了，日本接收青岛也就不合法理了。
这么看来，宣战对我们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于是段祺瑞就找到黎元洪说，咱们加入协约国，向德奥宣战吧。黎元洪当场大惊失色，坚决不同意宣战，因为中国当时所有的陆军，尤其是从小站练兵训练出来的北洋军队，都是在德国军官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连装备都是德国的毛瑟枪和克虏伯炮，可以说，中国的北洋军就是德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他们对于德国和普鲁士军人有着无限的崇拜，他们都相信德国绝对输不了。所以黎元洪坚决不同意向德国宣战，在黎元洪的鼓动下，国会也反对宣战，一大堆的知识分子也不同意宣战，比如梁启超等，大家都说，如果段祺瑞向德国宣战，中国肯定会亡国。
各省的督军也都开始鼓噪起来，反对宣战，但督军的想法和知识分子又有所不同。段祺瑞虽然是北洋系的大佬，但他长期身居高位，已经不直接带兵了，手上其实一个兵也没有，兵都在各省的督军手上，而且每一名督军还都兼着至少一个师的师长，所以督军们觉得，段祺瑞口口声声要宣战，但他手上却没有兵，一旦宣战了，那不就得让督军们去打仗吗？难道要让这些由德国军官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去欧洲战场上和德国人打吗？这事绝对不行。
于是，段祺瑞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督军大会，把各省的督军都召集来，跟大家说了一件很机密的事情，那就是日本许给段祺瑞的好处。日本当然是很早就向德国宣战了，而且也在战争中损失巨大，不过现在美国也参战了，整个战局由美国来带头了。日本本来是不希望中国宣战的，因为宣战是有红利的，日本想要独吞亚洲的宣战利益，结果现在美国一直鼓动中国宣战，日本也就听从美国的意见，希望中国参战，而且日本给中国开出的条件比美国的还好，美国只承诺取消“庚子赔款”和放弃治外法权等，日本则直接提出，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就帮中国训练参战军队，还无偿给中国提供贷款和武器。段祺瑞还进一步向各省的督军承诺，一旦宣战，他不光提供军饷和武器，还给每个省扩充一个师的兵力。
既给钱，还给武器，又帮忙练兵，还给扩充兵力，在这么大的好处的诱惑下，各省的督军顿时不再反对宣战了，他们回到各省，纷纷向全国发表通电，支持宣战，民国时代是一个通电政治的时代，大家有事没事都爱用通电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督军们这一通电，府院之争也就越发地僵持不下了。其实早在这之前，黎元洪就已经被迫让了步，跟德国断交了，但断交归断交，直接向德国宣战就是另一回事了。宣战是总统的特权，只要总统不开口，宣战就不合法理，美国的宪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只有总统才有权力代表国家对外宣战。总之，黎元洪坚持不肯宣战，段祺瑞说你不宣战拉倒，我直接越过你，由国会来代表国家宣战，而且国会已经被说服得差不多了，再加上我们的《临时约法》里，对宣战权力这件事写得也不是很清楚，可以钻这个空子。
如果国会单方面向德国宣了战，总统也就没法阻拦了，没想到这个时候段祺瑞的手下办坏了一件事。段祺瑞本身是个很有道德的人，他是信佛的，常年吃素，不抽烟，不喝酒，不贪不腐，两袖清风，相当高风亮节，后来日本人侵华的时候，段祺瑞宁可到天津去当寓公，也不肯向日本人妥协，日本人想让他组成华北汉奸政府，他就跑到上海去。可就是这么有道德的一个人，却不懂文明。有道德没文明，这也是几乎所有北洋军头的最大特点，段祺瑞手下的人也跟他一样，基本上是些大老粗，根本不懂得“文明”二字对议会的重要性，要搞定议会，让议会同意宣战，不能靠耍流氓和蛮力，而应该去耐心游说。
结果到了议会要投票决定是否宣战的那一天，段祺瑞手下又把袁世凯称帝那一套伎俩拿出来了，搞了好多公民请愿团，来表达渴望宣战的心情。段祺瑞还不知道这是自己手下的人组织的，他还挺高兴，以为真的有公民请愿团来支持自己。要知道，这些所谓的“请愿团”，其实就是花钱买来的便衣警察、地痞和流氓，这些人一时没控制住，就把前去维持秩序的国会议员给打了，而且还冲进了国会，闹得一塌糊涂，导致国会的议员们震怒，他们本来已经差不多接受了宣战的提议，这回坚决反对宣战了，段祺瑞又没有袁世凯那么强势，不敢把国会议员囚禁起来强迫他们支持自己。最后，段祺瑞弄巧成拙，碰了一鼻子灰，不仅没能得到国会的支持，反倒因为组织地痞和流氓殴打国会议员，而被黎元洪抓到了小辫子。
府院之争达到了高潮，段祺瑞和黎元洪之间的合作彻底破裂，两人形同水火。黎元洪以大总统的身份下令，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一怒之下跑回了天津，也发了一个通电，表示总统若要按照《临时约法》来解除他的总理职务，需要有总理的副署的签字，因为段祺瑞没有副署，所以黎元洪没有资格解除他的总理职务，是非法操作。段祺瑞这边的通电一发出来，国务委员们立即纷纷辞职，结果导致整个内阁里一个国务委员都没有了，黎元洪成了光杆总统，赶紧拉着国会一起呼吁全国团结，等等。
直到这个时候黎元洪才意识到段祺瑞的厉害。段祺瑞和黎元洪一样，手底下并没有兵，但段祺瑞毕竟是北洋系的一把手，全国有11个行省的督军都是北洋军头，段祺瑞一声令下，这11个行省立马都宣布独立了。这可比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厉害多了，二次革命的时候，是由四位国民党的督军宣布独立，这回居然有11个之多，而且这些行省不光是独立，还在天津成立了总参谋部，直接出兵了，打先锋的就是张勋的拜把子兄弟倪嗣冲，倪嗣冲从安徽发兵，部队很快就到了天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黎元洪是彻底傻了，情急之下，他想出了一个下下策——电召张勋率部进京调停。
7.复辟闹剧
接到黎元洪的电报，张勋也吓了一跳，像张勋这样的小人物，居然在这样关键的时刻被大总统想起来了，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当时张勋手底下的兵，全部加起来也就6000多人，而段祺瑞手下有11个省的督军，每个督军手里都有至少一两个师。黎元洪在这个时候把张勋拉上了历史的舞台，虽然是被逼无奈，但也并非病急乱投医，因为张勋的人缘确实是挺好的。之前讲张勋的生平的时候提到过，他是个豪爽、仗义、忠诚又极富道德的人，大家都很喜欢张勋。
张勋的忠诚，体现在他坚持不剪辫子，吸引了很多对清朝不死心的遗老遗少的拥戴。张勋的豪爽，体现在他出手大方，既给家乡出资盖房子，又资助江西的大学生进京读书，而且只要是张勋老家奉新县的人，只要是手头拮据了，就可以到徐州去管张勋要钱。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开往徐州的火车上，恨不得有半火车的人都来自奉新县，这些人全都是去管张勋要钱回家过年的，而且到了徐州之后，衣食住行全部由张勋招待，张勋不仅请大家吃喝，还把北京城最好的戏班子和大师都请到徐州来表演，杨小楼、梅兰芳都受到过张勋的邀请。
所以北洋的这十几个省的军头，都很喜欢去徐州开会，因为他们只要到了徐州，就能受到张勋的盛情款待，每次的招待开销都高达几万两银子。军头们受到了张勋的热情招待，自然也感受得到张勋为人的仗义，所以大家都管张勋叫老大哥。老大哥张勋和这些军头把酒言欢的时候，也不忘了跟大家聊聊自己的抱负。张勋觉得现在这个民国办得不好，共和也办得不好，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三纲五常都没有了，这都是因为中国没有皇帝造成的，我们中华民族早已经习惯了有皇帝，习惯了皇权之下的忠孝礼义，如今没了皇帝，大家都乱来，国会根本不干正事，每天都在吵架，不好好管理国家，只知道搞府院之争，再这么下去，中国就完了，只有复辟才能救中国。
关于复辟这件事，张勋还举了很多有意思的例子，他跟那些北洋的军头说，你们看，有皇帝的时候，老百姓虽然也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可是也有上百年的好日子，也有过几十年的中兴期，现在办了六年的共和，却把中国办得民不聊生。北洋的那些军头在酒酣耳热的情况下，很自然地就被张勋牵着走了，一个个醉醺醺地说，老大哥说得对，我们都愿意听老大哥的指挥。这期间还有一个悬案，据张勋自己说，他有一条黄绸子，有13个省的督军在这条黄绸子上签了字，共同推举张勋当盟主，不过至今为止也没有人见过这条黄绸子。不管这条黄绸子是不是真的存在，各省的军头确实是在徐州先后开过三四次会，而且这会的规模也越开越大，一开始是7个省的军头来参加，后来增加到13个省，连徐树铮都代表段祺瑞来列席会议了，因为段祺瑞也很好奇，这些军头都跑到徐州来干吗。
张勋还问徐树铮，对于自己想要复辟这件事，段祺瑞总理是什么态度，徐树铮未置可否。徐树铮虽然很傲慢，却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凡事都能想到三四步以后，甚至比段祺瑞更聪明。其实徐树铮就是到徐州来给张勋下套的，他心说，张勋你最好去复辟，只要你一复辟，我们就来打倒你，这样我们就是三造共和的功臣了，谁还能跟我们比？所以，徐树铮对于张勋复辟的想法，给予了一种很暧昧的态度，有时候鼓励两句，有时候并不表态，给张勋造成一种默许他复辟的错觉。而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来到了徐州，这个人就是田中义一。著名的“田中奏折”也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满蒙和灭亡中国。然而到现在为止，关于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奏折，却始终是个谜。我看过好几个和“田中奏折”有关的剧本，但在真实的历史上，好像并没有人亲眼见证过这本奏折的存在。
总之，不管“田中奏折”是否真的存在，田中义一这位日本的高级将领来到了中国，并且跑到了徐州。田中义一的到来也给了张勋一个错误的感觉，那就是日本也是支持他复辟的，于是张勋的复辟之心就更强烈了。而且这个时候张勋整个人都已经飘飘然起来了，在他看来，徐树铮也默许他复辟，日本也支持他复辟，尤其是德国，更是强烈希望张勋赶紧复辟。因为当时德国已经陷在“一战”的泥沼中，它巴不得张勋在中国折腾起来，让中国没有精力去向德国宣战。虽然中国的军队实力不强，但架不住中国人多，一旦中国参战，就算派20万民工去前线挖战壕，也会给德国军队带来巨大的压力。所以德国特意派了人来找张勋，极力撺掇他复辟，还许诺给张勋600万的现大洋和1000多万的债券票据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