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丹尼肯竟然在考古学臻于成熟并在考古学中已应用了自然科学复杂定量技术的时代，使我们对古代人的认识变得模糊糊不清。以往的历史上是存在着一些神秘现象和异常之事。我们对古代的一些石碑和土碑感到很惊奇，并且发现自己不能准确地识别古代人建立这些纪念碑的目的和方法。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代和史前时期的人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聪明。但冯·丹尼肯却选择了古代太空人来访之说，以图解释许多难以猜透的古代手工制品和奇怪的传说。
关于从前某个时期曾有其他星球的宇宙旅行家访问过地球的设想，不一定是糟糕的事。在冯·丹尼肯使这种观点普遍流行之前，已经有人谈论过这种想法。苏联天体物理学家I·S·什克洛夫斯基和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在1966年出版的《宇宙中的智能生物》一书中就研究过这种想法。但要证实这一假说是困难的。“证据”不能肯定，而且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使得冯·丹尼肯的论述具有独特之处的是，他对事实都加以过滤，并有意用过滤的事实使读者相信只有冯·丹尼肯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他的书籍是错误推理的综合典型，其中引用了许多谬论。
尽管别的著者已经指出，冯·丹尼肯的大多数解释纯粹是对有争论的考古学材料不完全理解而发的一派胡言，但他后来仍在六本书中炫示同样的一些神秘的人工制品。在《丹尼肯的证物》一书中，他夸耀自己取得的最新成果是发现了墨西哥玛雅人遗址的帕伦克“太空人”，吹嘘这是公元七世纪太空人在玛雅人中间作客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最近几年，关于帕伦克碑铭寺内石棺盖上铭文的传统解释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考古学家对这一引人注意的浮雕的看法一直在改变着。冯·丹尼肯似乎是不怀好意地将此种情况引为乐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家们有可能接受“石雕表现的是一个穿着宇宙航行服、驾驶着火箭的人”这种看法。相反的是，人们比以往更为清楚，石雕上的图案具有葬礼和宗教的含义。
我们完全不必要因为人们对帕伦克石雕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而感到惊奇。近二十年来，在辨认玛雅石雕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展。通过塔契娅娜·普罗斯科里阿考夫、戴维·凯利、彼得·马修斯、约翰·格雷厄姆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我们已经认识到石碑和庙墙上的浮雕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资料。现在越来越有可能根据遗迹设想出当初帕伦克统治者世袭罔替的情况。我们甚至已知道，所谓的古代太空人的名字叫帕凯尔。
帕凯尔这一名字的意思是“盾”。公元615年，他成为帕伦克的君主，后于公元683年逝世。12英尺长的石棺盖上象征性地表明了帕凯尔逝世的情况。
碑铭寺坐落在一处75英尺高的金字塔形平台上。金字塔分八级也就是八层平台，帕凯尔就象古埃及王国的法老，被埋葬在地窖的深处。
冯·丹尼肯所谓的“太空人”，实际上就是帕凯尔。玛雅学专家琳达·谢尔在辨认帕伦克象形文字的碑文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指出，碑文表明帕凯尔正在死去。在帕凯尔的正下方是一个妖怪的面庞，帕凯尔和妖怪一起正在通过形似某种爬行动物上下颚的地狱门口进入“阴曹地府”（见图18)。
这里一点也用不上冯·丹尼肯所谓古代太空人的假设，因为我们能够识别陪伴帕凯尔的那个妖怪。无论是在碑铭寺，或是在十字庙，妖怪脸旁边都有相同的符号。其中“Kingiyph”代表“太阳”、“时间”和“白天”。在这两个寺院中，妖怪脸象的上半部有血有肉，下半部是骷髅，这意味着妖怪和帕凯尔一样，正在由生到死，沦入地狱。
事实上，十字庙中象征黑夜的图案画在妖怪的一边，而象征白天的图案画在另一边。谢尔根据这些图象以及取自其他地方的证据，认为怪物就是太阳。帕伦克表现的是太阳死亡的时刻，也就是太阳在天空处于最低弧线时的日落和冬至。
谢尔还报道，从帕伦克的高塔瞭望，冬至这一天的太阳好象沉落在一条山脊背后，象是进入了大地。实际上，下落的太阳在碑铭寺的上方，它的轨道与通向帕凯尔陵墓的石头台阶的角度一致。在同一天，一缕阳光照射着十字庙，阳光末梢落在地狱之神的脚下，地狱之神就雕刻在圣殿的入口处。
帕伦克庙宇的符号中具有天文含意，但并没有对外层空间航行进行描绘。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强有力的君主的墓碑，以及纪念他儿子继位的庙宇，生死轮回和王位继承都是以寓意手法与太阳联系起来的。太阳甚至也通过帕凯尔的陵墓“进入”地狱。从若干方面的证据中得出了相同的解释，这就排除了丹尼肯的古代太空人之说。
图18 帕伦克石棺上的浮雕描绘的不是太空人，而是一位名叫帕凯尔的玛雅君王：他正在从生进入死的王国
显然冯·丹尼肯将帕伦克的石棺看作是他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实际上，这也是他列入《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的少数物证之一（这本书与他早年所写的著作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众神之车》、《外空间之神》、《众神的黄金》、《寻找古代之神》等书中，读者可以饱阅无数史前时期的难解之谜和古代的奥秘，有关的描述和照片连篇累牍，几乎没有休止。冯·丹尼肯的第五本书《众神的奇迹》完全不是谈古代太空人的，而是宗教的幻想。然而，《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几乎没有谈到考古学的问题。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是著者为回答批评他的人而写的。然而他在书中却删掉了批评家们对玛·丹尼肯的错误逻辑提出的强有力异议，和明确谴责他的那些与事实相违背的谬误的材料。然而，没有那些材料，关于古代太空人的假说也就失去了它的传奇色彩。结果，《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与以前的几部著作相比，不但大为逊色，而且内容空洞。
冯·丹尼肯最近以文学手法写了一本关于法庭审判的书，他自己扮作被告，当然，读者就成了陪审团。冯·丹尼肯和批评他的人都不否认有一些过去的悬疑尚未得到解答。问题是怎样去解释。冯·丹尼肯的基本前提是，来自外空间的太空人曾在远古时访问过地球。这一前提是无法反驳的。要证明与此对立的假定根本不可能。人们怎么能证明古代太空人没有到过地球呢？专家们和抱怀疑态度的旁观者并没有义务提供这样的证据。毕竟还是冯·丹尼肯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认为太空人到过地球，通过遗传控制创造出他们想象中的智慧人类，并在宗教、神话、传说和人工制品等方面留下了他们到过的证据。所以也应该仍由冯·丹尼肯来证明这曾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然而，科学要求对一项理论的真实性进行严格的论证。史前时期是否可能有宇宙航行者，这不是问题的争论点。我们期待的是他们确实来到过人间的证据。在这方面，冯·丹尼肯的辩解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对星际旅行似是而非的评述冗长而又使人乏味。冯·丹尼肯把批评他的人当成稻草人。他说他们认识不到星际交往和运输是可能的，然而又鹦鹉学舌似地重复着这方面专家的言词，以便证明事情就是如此。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援引的一些权威正在他所反对之列。他轻易地推倒了稻草人，然后，以胜利者自居。然而，这样的胜利是一钱不值的。天文学家和太空科学家从来也没有说过星际旅行是不可能的；相反，他们对日益发达的技术有充分的认识，这种技术在短短的几年中已使人类对我们行星的邻居比几十年前的想象有了更多的了解。与冯·丹尼肯的论断相反，抱怀疑态度的人并没有因他为星际旅行的可能性辩护而保持沉默，他们不仅看不到星际航行者来到过地球的证据，也看不出重复冯·丹尼肯对他们研究工作的反应有什么好处。
《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的另外一章也十分冗长。作者在这一章中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并论证说，地球上的生命是“太空航行之神”直接干预的结果。但这一章有点象谜语，因为其中大部分是讨论35亿年前的前寒武纪时期生命的最初起源。无可否认的是，很难准确地设想生命最初是如何出现的，甚至科学家们有时也陶醉于古生物学家和前寒武纪问题专家J·威廉·肖夫博士所谓的“生物地球诗”。但是，从化石中找出线索仍是可能的，人们正在进行这种艰苦的探索。
最初人们对冯·丹尼尔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去争论生命起源问题并不清楚。过去他曾断言，太空人的介入发生得较晚，是在原始人类进化以后很久。早期的类人猿是淘汰繁殖和遗传变异的受益者，结果产生了智能人类。然而，这一看法与进化论发生了冲突。冯·丹尼肯很想用上帝创造人类的论点打击进化论树形世系图的任一论点，而不论这些推断是否与他原来的假定有矛盾。例如，他为了打败他的对立面，非常喜欢在谈话中援引所谓的人类化石脚印，据说这些脚印是在不同地层中发现的，这些地层对应于一亿四千万年以前的白垩纪、二亿五千万年前的二叠纪、四亿年前的寒武纪。
有一组这样的“人类脚印’保存在得克萨斯州格伦罗斯附近帕卢克赛河的古河床上。据说这些脚印与恐龙的足迹混在一起。诚然，这是一件奇事，但它与古代太空人没有什么关系。关于帕卢克赛河的人类脚印迄今尚无一份可靠的科学报告。而伪造或错误解释却是大有可能。上世纪末在内华达州卡森城附近上新世砂岩中发现的一组有名的“人类脚印”，后来证明是巨大的地獭留下的足迹。
冯·丹尼肯在《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援引了《众神之车》鼓吹者的丰富想象力。卡尔·布鲁格是一位居住在巴西的德国新闻工作者，也是《阿卡科尔编年史》一书的作者。冯·丹尼肯对这本书很熟悉并为它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阿卡科尔编年史》与冯·丹尼肯对宇宙航行之神的推测非常吻合。
布鲁格称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他在巴西玛瑙斯城一家装有空调器的旅馆房间里对一位印第安酋长塔滕卡·纳拉的叙述录音。据说，纳拉是亚马逊河流域一个叫做乌加蒙古拉拉部落的最后一位嫡系王子。纳拉说，他们部落的史诗开始于公元前13，000年。当时，在一片火光和雷鸣声中，天空出现了几艘金光闪闪的航船。结果得知，这些天外客人来自一个名叫施韦尔塔的星球，他们的使命是将文化和知识带给其他星球上的人们。
星空来客选择了几户人家。这几户人家就是后来的“同盟精选部落”乌加蒙古拉拉。他们的历史是皇权和灾难的记录。据说，他们的首都何卡科尔（《阿卡科尔编年史》由此而来）至今还存在于亚马逊河上游安第斯山东侧的马丘皮克丘和蒂亚瓦纳克之间
阿卡科尔的居民住宅大部分不在地面上，而是在地下。阿卡科尔在地面上是一片废墟，但也只是在1969年才遭到破坏的。纳拉声称，他在宗教最高会议和祭司们的支持下，已下令毁掉这座城市，以免外人得知它的居民们的存在。
在《众神的黄金》一书中，冯丹尼肯声称他参观过厄瓜多尔巨大的地道网和地下洞穴。他在为布鲁格的著作撰写序言时，将这些地道和洞穴与阿卡科尔的地下洞穴联系起来。冯·丹尼肯书中谈到的厄瓜多尔地下洞穴的发现者贾恩·莫里兹却否认冯·丹尼肯的说法。即他曾带领冯·丹尼肯穿行过这些地下洞穴。随后在一次采访中，冯·丹尼肯承认关于洞穴的说法和那些所谓他在洞穴中看到的东西是他臆造出来的，是为了取得“戏剧效果”。然而，在两年以后他却又在布鲁克的书中毫不脸红地提到这些洞穴。
如果说冯·丹尼肯不能与查尔斯·皮亚齐·史密斯和伊格内修斯·唐纳利为伍，那么，《天狼星之谜》的作者罗伯特·坦普尔却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书装扮成极有学问的样子，什么脚注、晦涩难解的参考文献、极其复杂的论证和难以猜透的情节，样样俱全。坦普尔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的书谈论的是一个真正有趣的奥秘——多贡族关于天狼星的传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传说。冯·丹尼肯具有认识坦普尔报道的潜在影响的鉴别力：事实上，他说他因此事而感到震惊。在《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中，他用了很长的篇幅谈论了这一传说。
多贡族居住在廷巴克图以南的山区，那里一度为法属苏丹，现在称为马里共和国。若干世纪以来这个非洲部落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但仍保存着自己独特的传说和精心编造的神话。这些传说和神话与非洲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因此人种史研究者对他们很熟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人类学者马塞尔·格里奥和杰曼·迪特尔伦从当地人那里收集了有关多贡人信仰的资料。有一部分资料的内容是关于天文学的。尤其是多贡人的传说提到，天狼星有一颗黑暗的、致密的、肉眼看不见的伴星。
天狼星是天空中仅次于太阳的一颗最明亮的恒星。虽然它距离我们约有8.7光年（约为52万亿英里）之遥，但与其他星体相比，还是相当近的。我们通过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对天狼星了解得相当多。这颗星比我们的太阳要热得多，也亮得多，体积是太阳的两倍。多年来，人们对它的位置进行了细心的测量。天文学家测出，它在星图上的位置在逐渐改变着，造成这一移动的原因是天狼星和我们太阳系之间的运动速度有差异。这种移动通常是明显的，如果画在星图上，则是朝着某一方向的连续位移。然而，天狼星位移时是摆动的。1844年，法国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克·贝赛尔根据天狼星这种在预期轨道两侧摆动的现象，认为天狼星与一颗看不见的伴星在一起摆动。同时它们彼此围绕着作轨道运行，每49.9年完成一个周期。因此，天狼星运行时微小的摆动是另一颗星体的引力造成的。1862年，美国望远镜制造人阿尔万·克拉克首次看到了这颗昏暗的伴星。经证明，这颗被称为天狼星B的伴星是一颗白矮星。它很小，直径与地球差不多，然而质量几乎与太阳一样。所以，这颗星非常致密。一茶杯天狼星B的重量就是12吨。
正如坦普尔报道的那样，多贡人对天狼星的认识既详细又准确。多贡人将这颗伴星叫做“波托罗”（“托罗”的意思是“星星”，“波”是非洲出产的一种谷物名）。多贡人认为“波”是颗粒最小的谷物。天狼星伴星小得几乎看不见，所以起了这样的名字。据说，波多罗是由最重的金属所构成的，这种金属甚至比铁还重。在坦普尔看来，多贡人已认识到天狼星B的质地非常致密。
多贡人画了许多正式的天狼星系图。坦普尔认为，这说明他们已经知道天狼星B围绕天狼星A的运行轨道是椭圆的，而天狼星A的位置是在一个中心点。根据多贡人的看法，这颗伴星绕轨道运转一周的时间是50年。坦普尔还绘制了一幅天狼星和这颗伴星的摆动轨迹图，井说明这幅图与当代研究天狼星A和天狼星B的天文学家所画的轨迹图惊人地相似。
多贡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传说决不仅限于天狼星。他们说，木星有四颗卫星，土星有一个晕圈（或暗环）。他们绘出的这两颗行星的图画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特征。
当然，从表面看，多贡人的这些看法是惊人的。但坦普尔并未放松对这些看法来源的探索。他的追索越过撤哈拉到利比亚，一直到达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埃及。许多资料表明，埃及人专门研究过天狼星。
然而完全弄不清楚的是，埃及神话中对天狼星的某些着法为什么与多贡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天狼星之谜》一书中有一大部分篇幅是用来搭起一座解释这些神话的脆弱的桥梁。这本书花费了许多篇幅去谈论亚古尔的英雄史诗、由传说中的人物所代表的星座，以及可能存在着根据天体图绘出的古代神谕发布中心在大地测量上的定位体系。书中还画出了类似于巴比伦关于奥内斯传说的图画。奥内斯是人和鱼的混种。据信曾将文明和文化带到美索不达米亚。
奥内斯被认为就是苏美尔人（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一个民族）的Ea神，所以也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的一部分。多贡人断言，艺术和科学是由象鱼一样并与天狼星有关的两栖生物带给人类的。坦普尔认为，这两种传说反映的是同一事件，即古代两栖的地外宇宙航行员曾由天狼星系中的一颗行星降落到地球上。
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在坦普尔对神话和“神秘”传说的论述中有许多事情或许是值得探索的，但对于神话，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方法。看来，坦普尔为了维护他的说法而采用的是叫人把握不定的多贡人关于天文学的知识。
我们无需相信多贡人那些天文学方面的传说是非常古老和未受外界影响的。事实上，多贡人长期以来就是个以四海为家和适应性很强的民族。他们居住在马里的廷巴克图附近。许多世纪以来这里就是一个商业大城市。并且是西非学校和学者集中的地方。多贡人居住的地方非常靠近联系着北非、埃及和南撒哈拉的一条主要通商线路，因此他们一直保持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在多贡人居住的地区就设有法国学校了，那时欧洲人已经对天狼星发生了相当大的兴趣并开始研究它的伴星。
我们不能肯定是否就是近期的外界影响把那些奇怪想法渗透到多贡人对天狼星看法中去的，但这些想法本身并不象坦普尔所说的那样明确。多贡人并没有真正说天狼星B具有一个绕轨道运行的50年周期，这是从不很直接的说法中推断出来的。更加复杂的是，多贡人有一种以天狼星B运行情况为依据的历法，它的周期是60年，而不是50年。
彼得和罗兰·佩奇曾经论证，双星说在多贡人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任何一颗在宗教仪式上的重要星宿都被说成有一颗伴星。譬如多贡人认为与天狼星一样十分重要的北极星，也有一颗伴星。
佩奇兄弟认为，所谓的天狼星B的椭圆形轨道只是一个界限。而不是它运行的轨迹。因为多贡人还有许多天狼星系的图画，其中包含着很多其他要素，这说明不可能将这些图画看成是双星的轨迹（见图19）。
多贡人还说天狼星有第二颗伴星并称之为“埃梅雅”，但他们根据假定所提供的埃梅雅轨道数据与事实不符，也与开普勒定律不符。此外，也没有观测资料表明天狼星体系有第三个成员。而且，木星至少有十四颗或者是十五颗卫星而不是象多贡人画的那样只有四颗卫星。土星则是他们所说的最远的行星。诚然，天外人应该事先就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向他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坦普尔的天狼星—PO系的自行图（见图20)是极易使人产生误解的。尽管他在解说词中加以否认，但他把这一张看起来非常象当代天文学家实际观察到的图形称为“多贡部落的示意图。”然而事实上，多贡人画的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坦普尔热心地要求艾萨克·阿西摩夫在书出版前阅读他的手稿。或许，这是由于坦普尔希望得到一些好评，以利于推销他的书。但阿西摩夫不为所动，他未加评论。坦普尔又通过电话要求阿西摩夫给予一些评论，最后还询问，是否他已犯了什么错误，阿西摩夫答道：“不，我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后来，阿西摩夫解释说，他对多贡人几乎一无所，因此，如果书中有错误他也无法识别出来。
图20 罗伯特·坦普尔根据《天狼星之谜》一书绘制的多贡部落示意图（左）与现代天文学示意图（右）的比较。
完全可以论证，多贡人与现代欧洲天文学的接触并不能充分解释“天狼星之谜”。然而，英国著名天文学家W·H·麦克雷已经提出一项可供选择的聪明办法，可以解决其中的某些难点。麦克雷同意，多贡人之所以对天狼星发生兴趣，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埃及。埃及人利用天狼星每当从夜空消失70天后第一次与太阳同时升起的黎明时刻，去校准他们的日历。
在下半年中，天狼星恰好在70天消失前与太阳同时落下。麦克雷设想，在天狼星与太阳同时降落，即夕阳西下后，可能会出现天狼星的海市蜃楼现象。这时，天狼星的第二个影像呈现在真实恒星之下，这个影像可能向偶然看到它的观测者表明，它是一颗难以捉摸的、黑暗而巨大的伴星。
很难说，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多贡人的奥秘。诚然，他们说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但古代太空人并不一定就是答案。总之，《冯·丹尼肯的证据》一书充分地利用了“天狼星之谜”。但多贡人的传说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们与布鲁格所谓的阿卡科尔的奠基人接触过。同样，冯·丹尼肯引用的其他一些证据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者简介
E·C·克鲁普是洛杉矶格里菲斯天文台台长。他生于1943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克莱尔蒙特波莫纳学院，又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完成了他的研究生课业，于1972年取得天文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课题是“星系团的特点”，后来，又对古天文学发生兴趣，曾与他的夫人罗宾一起率领野外考察队到过许多古天文学现场，研究过二百五十多处古代和史前时期石碑的详情细节，足迹遍及不列颠、布列塔尼半岛，爱尔兰，墨西哥、秘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马尔他、埃及和美国中西部。克鲁普讲学的范围甚广，涉及古天文学、时尚、神话和伪科学，对这些课题他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他的演讲集中有一本名叫《古天文学探索》的。曾荣获1978年美国物理研究所—美国钢铁基金会最佳科学作品奖。
（张瑚 译 蔡伟蓉 校）
十七、百慕大三角
拉里·库什
冯·丹尼肯所持外星球生物来访过地球的论点是对早期人类聪明才智的一种轻视。与此相同，一味相信“超科学”说也是对人类健全发展起来的运用“正常”感官能力的一种轻视。再也找不出任何相信超科学，即相信有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事，会比相信百慕大三角更为糟糕的了。百慕大三角是超科学、伪科学、科学幻想和宣传上胡作非为的最典型的例证。
对百慕大三角最普遍的错觉是，为证实想象中的奥秘，所报道的失踪事件乃是对“远处”正在发生的情况的描述：尽管关于原因的解释可能不同，尽管对是否需要作出超科学可知性的解释可能有争论，但我们“的确知道”远处确实发生了非比寻常的事情：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件事从根本上作出解释。这种推理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经常发生奇异失踪事件的百慕大三角只是存在于纸上和电影中，只是靠一些拙劣的调查资料和谣传来证明和支持的，既属谬见，又缺乏逻辑性。
要了解有关百慕大三角的幻想是怎样产生的，最好是仔细看一下我在写作《百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1975)时我所研究的两个奥秘。这本书已被伦教劳埃德船舶协会、美国海岸警备队及其他有名望的组织和科学家誉为这一问题上最有权威的著作。书中还有大约六十五个例子也可以看一下。
1972年，我在开始撰写关于百慕大三角的书之前，已经收集了许多杂志、报纸的文章和书中的章节，这些文章和章节将百慕大三角说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下秘密话题。照这些文章的说法，自哥伦布时代以来水手们就谈论着百慕大三角，谈论着轮船如何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作者们说，这完全可能是一种巧合，然而经资料证明的奇怪情况太多了。人们说，一切普通的解释，如风暴、机件失灵和人为的过失等，都不足以解释这一奥秘：还说，海军、海岸警备队、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和第一流的科学家也迷惑不解。
支持这种“超出现今科学所知范围的”现象的证据，主要由一张假想的船舶、飞机和船员的神秘失踪事件清单构成。当我开始写书时并没有想到我会发现什么，或者我的调查研究将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也没有想去试图揭示这一奥秘，而只是想报道我对它所能发现的每一件事。
1972年谈论百慕大三角最多的资料是自由作家文森特·加迪斯写的两篇文章。他的“致命的百慕大三角”一文刊登在人的冒险活动杂志《大商船》1964年2月号上。翌年，这篇文章经过稍微修改和补充，成为他《看不见的地平线》一书中的第十三章“死亡的三角”。加迪斯谈论的事件成为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所研究的第一批事件中，有一件是“萨达弗科”号案件。据加迪斯称，“萨达弗科”号是一艘货轮，它于1926年“由纽瓦克港（新泽西）向南航行时，连同它的二十九名船员从此一去不复返”。整个神秘事件只牵涉到一艘轮船。然而，案件对情况陈述之简短，使我怀疑加迪斯实际上究竟作了多少调查。我纳闷的是，这一事件是真的神秘莫测，还是仅仅由于缺乏资料。一些人对这两者分辨不清。我注意到有些作者提出的资料同样简短，他们明显地用加迪斯的著作作为资料来源，并且不耐烦去做进一步的核实。对新奇事物调查研究的欲望看来低得惊人。
要得到这艘船的资料并不难。纽约时报对于轮船遇难事件有着出色的报道，它先后发表过五篇有关这艘货轮的文章。据第一篇文章揭露，货轮失踪后的三个半星期内，轮船公司方面一直未能请到海军去搜索“萨达弗科”号的踪迹。文章的最后一句写道：“萨达弗科”号沿着海岸航行时，海岸上正刮起大风暴。”而加迪斯和其他作者一次也没有提起风暴之事。据其余几篇文章报道，搜索未获进展，最后于五月初大家公认这艘船已经丢失。我还发现了一篇关于“阿基塔尼亚”号远洋航轮的文章。这条船到达纽约时，“萨达弗科”号正离开港口。“阿基塔尼亚”号船长报告说，船是在他前所未见的糟糕夭气里航行的。“象热带旋风一样的大风”迫使轮船不得不返航。
我的结论是，以“萨达弗科”号作为百慕大三角发生的一件难解之谜，乃是草率研究的结果。
在我进行研究的初期，我发现了一本当时还鲜为人知的1969年版平装书，书名为《一去不返》，作者是约翰·华莱士·斯潘塞。当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其中大部分是经过改写和节略的纽约时报文章（在斯潘赛描述“萨达弗科”号轮船的一节中，有一个二十二字的句子，除了变换一个动词的时态外，与纽约时报文章中的报道完全雷同）。然而，斯潘塞的书中却不见该报中最关键的一句：“‘萨达弗科’号沿着海岸航行时，海岸上正刮起大风暴。”他在报道其他几则神秘事件时也做了同样的删节。
1974年秋季，在我的手稿完成后六个月，离该书出版也还有六个月时，另外有两本关于这一题目的书问世。理查德·威纳尔写的《魔鬼的三角》和查尔斯·伯利茨写的《百慕大三角》都说到《萨达弗科》号事件是一个未解之谜。从词句上看，威纳尔的写作材料取自纽约时报，而伯利兹的则取自加迪斯的文章。他们谁也没有提到大风暴。应当说，加迪斯、斯潘塞、威纳尔、伯利茨及其他一些作者遗漏了这一关键的情节，至少也是研究中的疏忽。我在研究其他一些事件时发现，所有将这一问题写成神秘事件的作者都是仿照这种蹩脚研究方式行事的。
也许，百慕大三角的主要故事之一“埃伦·奥斯汀号”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各个作者如何处理一份并不可靠的给定“原始”资料。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不论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这一故事的出处是1914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占星家谈话集》的书，作者是鲁珀特·古尔德。以下是他的全部叙述：
“最后的，也是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在适于航海的环境中出现弃船的情况。英国轮船“埃伦·奥斯汀”号在大西洋中部遇到了这种情况，时间是1881年。“埃伦·奥斯汀”号派遣一小组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陌生弃船的甲板，并指示他们开往纽芬兰的圣约翰，那也是“埃伦奥斯汀”号的目的地。两条船在浓雾中分手了，几天后再次相遇。那条陌生船只又遭遗弃，押送捕获船的船员们和他们的前任一样，也永远消失了。
遗憾的是，古尔德没有让他的读者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一资料的。为了与以后的文章对比，现将古尔德文章的基本材料列举如下：
字数统计：86
地点：大西洋中部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适于航侮
两船分离的原因：浓雾天气
第二次发现：几天后两船再次相遇，这条陌生弃船再次被遗弃
弃船的最终命运：未提及
这一故事后来又在文森特·加迪斯的文章和书中出现。他承认古尔德的文章是他书中资料的来源。加迪斯1964年的文章摘要如下：
字数统计：115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一切正常，有（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痕迹。
两船分离的原因：暴风
第二次发现：纵帆船被抛弃，新船员消失
最终命运：在第二批救援队员经劝说登上被抛弃的船只之后，又刮起暴风，使两船分开。纵帆船及其船员即不复见
在加迪斯一年后出版的书中，描述情况与他的文章不同，也与推测中他取材的古尔德的文章不同。
字数统计：188
地点：大西洋中部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适合于航海的天气，一切正常，无任何物件丢失，无（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迹象
两船分离的原因：浓雾天气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浓雾消散，船长发现被抛弃的船只。他看到它的航线飘忽不定而感到惊奇，遂命令舵工使船接近它。给予信号，而无反应。登船人员搜索了陌生船只的每一角落，但未发现有关失踪人员命运的任何线索
最终命运无法劝说“埃伦·奥斯汀”号的其余水手再次登上弃船。“埃伦·奥斯汀”号驶离时，它被遗留在后面，最后消失在地平线处
加迪斯关于这一事件的两次说法相当矛盾。他在书中的描述比他资料来源的古尔德报道要长一倍多，主要是由于他增添了描述的细节。他告诉我们，船长曾感到惊奇，弃船的航线飘忽不定，船长给舵工下达了命令，向弃船发出信号，并搜查了它的每一个角落等。如果这一事件当真发生过，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完全可能如此。然而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他作出如此详尽的叙述，但在其引以为资料来源的著作中又没有这样的描述，这就是不正当的了。
在加迪斯的两次报道中有几处重大的矛盾，其中包括地点的矛盾。他在文章中写道：“有挣扎迹象”，但在书中写的是“无挣扎过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排字工人在文章中排漏了一个“无”字，因此这一矛盾不一定是加迪斯的错误。可是，古尔德唯一提到纵帆船当时所处环境是适合于航海的。加迪斯没有丝毫根据可以说有挣扎迹象或者无挣扎迹象。两种情况的证据他都没有。关于挣扎的任何说法都会使读者以为加迪斯实际上掌握着更多的资料。
两次说法中关于两船分离时所处环境的矛盾以及救援队员人数的矛盾，表明研究工作做得既匆忙又粗糙，可靠程度很小；然而，我也不赞成将事实小说化，例如描写船长的惊奇以及古尔德书中所没有的另外一些情节。如果这看起来有些吹毛求疵，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以下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
伊万·桑德森在七十年代出版的《看不见的居民》一书中说明，他使用加迪斯和古尔德的书作为他叙述“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来源。我再总结如下：
字数统计：对事件的描述——242，分析——187，合计429
地点：大西洋北部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上无人，其他情况完全正常。发现时船只完好，食物和水都很充足，无暴力或事故的迹象。船舵受到波浪冲击，船只处于下风，在微风吹拂下飘忽不定。横桅索松开。船长向纵帆船发出询问，未获回答，于是派出登船搜查人员，并决定由押送捕获船的人员设法援救
两船分离原因：当他们驶向纽芬兰时，天降大雾
第二次发现：大约两昼夜后，大雾消除得见纵帆船在海上飘忽不定。它再次被舍弃了。但船上一切都很正常。索具已修复，船帆已扬起
最终命运：其余船员拒绝登上纵帆船，船被留在后面
桑德森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报道说：这一事件可能与海上抢劫、（通常为得到保险金而谎报轮船遇难的）欺骗行为或“埃伦·奥斯汀”号的船员有关；在第一次发现纵帆船后并没有找到船的证件；救援队写的临时航海日志或已丢失，或未找到，也没有进一步提到。（“进一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这件事曾经提到过，但他不说是在哪里提到过。）桑德森提出，这件事可能是个神话，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押送捕获船的船员，或许他们已经被谋害。但另一方面他却写道：“他们的名字已记录在案”（也不说记录在什么地方）。还说，剩下的船员能若无其事地干一场暴行，而每个人又顶住盘问，这未必可能。（他并不说明假定他们受到的审讯的细节或根据推测从哪里可以得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这里请再读一下古尔德的著作，它会使我们想到这就是桑德森所用资料的直接出处，也是他通过加迪斯的著作所得资料的间接出处。然后，请想一想，桑德森告诉读者的其他“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查尔斯·伯利茨于1974年写的《百慕大三角》一书中也讲到“埃伦·奥斯汀”号的故事。他在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加迪斯和桑德森的书名，但没有明确谈到关于“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出处很明显是加迪斯的文章，他却没有列举出来。他也没有列举古尔德的著作，显然他并不知道，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资料。
字数统计：172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被抛弃，一切井井有条，船帆捲起，索具完整
两船分离原因：风暴骤然而起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重新发现弃船，派人登上该船，前一批登船人员已消失，无迹象表明他们为什么离开和到哪里去了。伯利茨还告诉我们船长坚持查清情况，船员的态度有保留，但他最后说服第二批船员登上弃船
最终命运：又刮起一场暴风，失去联系，纵帆船和第二批船员均不复见。伯利茨并未将该船的目的地告诉读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怎样发展起来以及著作者创造伪科学的生动例子。桑德森报道中对船长的行动、船桅的松散支索、修复的索具的详细描写以及对航海日志的渲染，使人们看起来好象作者确实做了深入的研究。多少读者在听了这些完美的细节之后，最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否真正发生过？作者真正了解的有多少，有多少又是虚构的？
现在，流行着一种荒诞的说法。认为有些作者在思考超科学可知范围的问题，深入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看来不敢涉足的领域，探索“科学的边缘”方面是领路人，他们是勇敢地用光辉照亮崎岖小路的先驱者，有朝一日墨守成规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将不得不遵循他们的道路。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说法。我发现，有一些人的意见和这类作者对自己作用的看法相反。这些作者往往以不合逻辑的错误资料和公众的错误意愿将科学界搞得混乱不堪，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或至少妨碍了公众对科学进步的了解。我在他们身上着不到一点对问题的好奇心和彻底的探究精神，看到的只是十足的轻信和疏忽。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的兜售者。
我不知道，对“埃伦·奥斯汀”号和其他一些事件十分好奇，因而去作一些有益的研究并试图找到当时对实际发生事情进行报道的作者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由于十分尊重群众智慧因而将实际情况告诉他们的作者在哪里？我希望了解“事实真象”，并开始亲自去弄清“事实真象”。
在开始调查研究之前，我分析了古尔德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其他说法都是由它而来的。我认为他的资料来源和报道都是不充分的；否则他所报道的日期会更加精确。人们未予注意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他所报道的事件发生地点为大西洋中部，那是至少在百慕大以东1000英里处。任何人如果把这一事件写作发生在百慕大三角地区之内或附近，那么他不是十分粗心就是以为他的读者是十分粗心的，以为读者不会自找麻烦地到地图上查找这个地点。然而我在调查研究了其他事件之后，了解到百慕大三角的“边界”是极为灵活的，它的“边缘”十分宽广。有些作者把百慕大三角描述为“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一小片海洋”，但他们把实际发生在“百慕大三角边缘地带之谜”包括到远至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甚至令认不可思议地远至太平洋！为了探讨这一误差的范围，如条件允许，请参看一下地球仪，否则看看地图也可以。首先请确定一下百慕大—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三角地带的位置：然后看看上述的其他地方位于何处，并自我询问一下，另外的一些作者怎么会出现这样大误差？
我从事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访问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这一机构保存着此类海上事件的记录（要不是古尔德死了30多年，我还要找他询问此事）。不过，这次事件是异常复杂的，因为不知道纵帆船的名字，因此劳埃德船舶协会不能找出有关它的任何资料。我查阅了许多讲述船只失事的权威书籍，但一无所获。我也查阅了《纽约时报》和伦教《泰晤士报》的索引，这两家报纸对于研究船只事件颇有价值，但没有一份列出这一事件。由于报道中说那船是开往纽芬兰圣约翰港的，所以我与当地图书馆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是否能助一臂之力。结果在档案中或在1881年的《电讯晚报》上都没有查到有关资料。我借了圣约翰另一家报纸《纽芬兰人》的缩微胶片，由于不知道确切日期，我就从1881年1月1日到1882年7月1日，逐日、逐页、逐栏地查阅，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资料。细读这种通常没有大字标题的文章中的小而模糊的印刷字体，是一件使人厌烦的工作。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每晚都要花费几个小时。在1881年，圣约翰完全不是世界观注的中心，任何一件有趣的当地新闻都能登上头版甚至可能冠以大字标题。然而在那一年及其后的半年内，根本没有提到“埃伦·奥斯汀”号或任何一艘船只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假如发生过那样轰动的事件，会在报纸上登载好几天。有些远为逊色的船只事故都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
正当我结束对“埃伦·奥斯汀”号事件的调查研究之时，在1974年下半年出版的里查德·威纳尔所著《魔鬼的三角》一档中又出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新说法。作者提出的日期是1881年8月20日，地点为巴哈马群岛和百慕大之间，目的港为波士顿。威纳尔在此书的第198页上写道“许多作者为了更好地引起读者兴趣而多少有点歪曲事实。但完全歪曲事实，就是耸人听闻了。”威纳尔在这段话里，明显地宽恕了“为了更好地引起读者兴趣”而“歪曲事实”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的一个实例却充分表现在他在“埃伦·奥斯汀”号的论述中。他的大部分论述读起来象是一部小说，而且明显地超出了他的实际知识范围。他谈到当纵帆船停驶在大西洋巨浪中时，靠三眼滑轮拉紧的索具如何随着缓慢漂移的船身节奏而令人悲叹地嘎嘎作响”。他描述了现代的上面铺有砂石磨面的柚木舱面，整齐卷起的船帆、纵帆前缘的主帆、旋线和随着船身摆动而不时砰然开关的厨房门。他写道，贝克船长为了证实他的四名船员仍然和他同在，如何“扭头从右肩上向后观望”，以及当他挥舞科尔特左轮手枪指挥这四名船员随着他向前冲时，如何把一只拇指大小的蟑螂踩在脚下。威纳尔甚至“告诉”他的读者，当这位船长登上弃船的甲板时还在想着“玛丽·赛莱斯特”号。按照威纳尔的说法，当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弃船的甲板后，风暴把这两条船吹散了。几天以后，有人发现这只船在海上飘忽不定。人们登上弃船的甲板，看到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的食物原封未动，床铺也没有睡过，哪里也找不到新的航海日志，而纵帆船看上去还是初次被发现的样子。威纳尔详细地叙述了保证第二批登船人员安全的预防办法以及这只纵帆船如何在一个午后雨天的潮湿浓雾中慢慢地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看到这只船或听到它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