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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哥哥米哈伊尔噙着泪水来与他告别。他安慰哥哥: “你是了解我的,我 又不是去进坟墓,你也不是来为我送葬。要知道,去服苦役的并不是一些野 兽,而是人,也许是比我更好的人……服完苦役,我将重新开始写作。这几 个月内我有很多感受,很多切身的感受,到了那里,我将会有更多的见闻和 感受,会有东西可写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微笑着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当天夜里,他被钉上一副 10镑重的铁镣,和一个押送宪兵并排坐在一辆无蓬马车上,踏着积雪,开始 了长途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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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役犯与军士 死屋 通往西伯利亚的路是艰辛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俄罗斯大地 上旅行。俄国的 3套马车载着这个对俄罗斯大地充满爱恋的艺术家横跨东 西,踏冰卧雪,经过了沙俄时代的9个省份,走了整整16天,才来到冰封雪 冻的西伯利亚。 在经过乌拉尔山区时,严寒达到零下四十度,这个病弱的囚犯被彻骨的 寒冷冻得 “连心脏都快要冷却了”。马和马车都陷进了雪堆里,在白茫茫的 暴风雪中,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马车被拖出来。前边是西伯利亚了,神秘莫测 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多愁善感的作家顿觉人生的可悲可叹,不觉潸然泪下。 不过,从逃脱出死神魔掌的那天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对生活有了全新 的认识,他发现,在死亡面前一切苦难都显得微不足道,能够在苦难中去真 诚地拥抱生活,便会达到美好的人生境界。于是,尽管路途艰辛,他对于未 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了信心。 在 “解犯羁押站”,囚犯们非人的生活境遇令同行的亚斯特尔热姆斯基 对生活完全绝望,他想要自杀。这时,性情急躁、体弱多病的陀思妥耶夫斯 基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敢精神,他以自己的沉着冷静去鼓励那些愁眉不展、灰 心丧气的同伴。他给同伴们弄来食物,用他那“讨人喜欢、悦耳动听的声音” 和大家交谈。在这种充满内在的温暖、关心和同情的气氛中,亚斯特尔热姆 斯基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在 “解见羁押站”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结识了几位来这里探望的十二月 党人的妻子。这是一些默默无闻、风度谦恭、品德高尚的俄罗斯妇女,他们 跟随着作为十二月党人而被判刑的丈夫或情人义无反顾地来到寒冷的西伯利 亚,陪伴他们共同忍受命运的煎熬。这些 “心地善良、富有同情人”的女人 请刚刚到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吃饭,送给他们物品,帮助他们打点行装, 并赠给每人一本福音书。这是服苦役期间唯一可以随身携带的书。陀思妥耶 夫斯基被她们的真诚与坚韧所感动,这本书一直被他随身携带着,直到他去 世那天还打开过。 1850年 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另一同伴来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 狱。”这是3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时刻的回忆。 那时,他被带到看守室,在那里立刻就被改换成一副真正囚犯的模样: 剃光了半边头,身穿一件两色的短上衣,背上缝着5块黄色方巾,头戴无檐 软帽。然后,他走进了他的囚室。这是一排破旧本板房,地板已经腐朽不堪, 房顶漏水。到处都是 “跳蚤、虱子和蟑螂”。光秃秃的统铺。一只公用马桶 从天黑一直放到第二天天亮,室内空气窒闷得让人难以忍受。周围是一片永 不停息的喧哗声、吵闹声、咒骂声和铁链的叮当声。“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 囚犯们在这里受着非人的待遇。下层囚犯们的脸上都被打上了烙印,他 们的脊背在受刑时往往被打得皮开肉绽,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披戴枷 锁。一个囚犯患严重肺结核病,直到他死去才被摘除脚镣。 由于不会任何手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干粗活的囚犯行列。他在作 坊里摇转笨重的磨刀轮子;在砖窑上烧砖或把一捏螺沉重的砖背到建筑工地 上;在额尔齐斯河上,他站在水深没膝的冷冰冰的河水里拆卸一条搁浅的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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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船。他常常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出工干活。 在4年苦役生活中,他与那些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苦役犯朝夕相处, 使他对于人性本质的认识大大加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许多“令人感到可怕的歹徒”,也结识了一些“心 地善良和头脑清醒”的人们。在这些善良的人们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 以他敏锐的眼睛发现一些令人欣慰的特点,使他暂时忘却了苦役生活的艰 苦。在苦役犯中,他还发现了另一类 “不顾死活者”。这是一些意志坚强, 具有不屈不挠反抗精神和大无畏勇敢精神的人物。在关键时刻,这类人物中 往往会出现一些出谋划策者和引路人。作家写道: “在发生某种激烈的群众 运动或重大变革的时侯,他们往往突然崭露头角,跃居于显要地位,充分发 挥出自己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苦役犯们生活在一起,使他对这些被社会推向生活边 缘的人们的灵魂有着独到的认识。他后来写道: “要知道,这些人都是一些 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间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物。可是他 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 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究竟是谁之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呐喊,在抗议,在为这些 “堕落的人们”鸣不平。他 的这种对苦役犯的认识,预示着人民的主题将在他的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加 强。在他看来,俄国社会中富有文化教养的上层人士应当同普通人民结合起 来。这一思想,成为了他以后文学活动的纲领。 严酷的苦役犯生涯,损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肉体,也给他的精神生活 笼罩上灰暗的阴影。但是,凭着对文学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的执着信念,他 记下了大量的关于苦役生活的笔记,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在 这里出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维里加洛夫、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影子, 并在作家的头脑中日益形成为清晰的形象。他写道: “我从流放地带出来多 少普通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性格,带出来多少流浪汉故事和强盗故事以及不幸 的下层人民的生活素材呀!足够写成好几本书!”可以说,当陀思妥耶夫斯 基成为囚犯的那天起,就已经注定了世界上将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产生了。他 的囚犯生涯为他步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行列准备了必要条件。 4年的苦役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陷入极度的精神孤独之中。但这 孤独却也使他能够经常重温过去的生活, “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连一些细 节也不放过。”通过对往事进行反省和沉思,他开始“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 之后他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首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的转变。他 在反思自己与下层人民的关系时,发现自己之所以与下层人民格格不入,在 于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是不适合俄国国情的,他认为只有农民们的那些宗教 观念才能使他真正与下层人民结合在一起。同时,他的自由观也发生了变化。 他曾经相信人类能够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相信艺术家生存的最高意义乃在 于号召并引导同时代人去改造世界、追求真理和正义。现在,他对这一切也 产生了怀疑。“那个曾经进行过创造并以艺术的最高生命为唯一志趣的头脑, 已被人从我的肩头砍去”。此后的陀思妥耶无夫基成了一个完全的民族主义 者和宗教道德的启示者。 军士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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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了长达4年的苦役生涯。这天,他 在囚犯们出外干活之前,走到各个囚室与他们告别。然后,他被带到锻工车 间摘除了脚镣。铁匠把他的脚放到铁砧上,先转动铆钉,然后用榔头使劲地 砸着。那叮当的声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犹如一段动听的音乐,悦耳怡神, 这是自由之声。铁镣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 “自由,新生活,……多美好的 时刻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叹着,他几乎要流泪了。1854年2月,作为一 名流放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编入驻守在遥远的草原地带的西伯利亚第七边 防营当列兵。从此,他永远离开了令他不堪回首的鄂木斯克监狱。 初春季节,经过一段充满自由与幸福感的旅途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 到了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个偏僻小城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这里开始了5年 的军旅生涯。 在这里,除了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参加各种军事训练之外,并没有更多的 其它义务工作,而且,边防部队的管理并不严苛,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 了更多的交友与读书的机会。 好朋友弗兰格尔便是这时相识的。还是彼得堡时,年轻的法政学院大学 生弗兰格尔,亲眼目睹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死刑仪式,那时他便对那些 被披上死刑服的白色幽灵们充满了敬意,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遭遇更是深 深的同情。现在,他已被任命为这个地区的司法稽查官,当他听说当年那个 著有小说 《穷人》的著名作家就在这里服兵役,不禁欣喜若狂。他主动找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经过一晚的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他 们将成为莫逆之交。 与弗兰格尔的相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境况有了大大的改善,他 也因此而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夏天,他们一同居住在一座 “哥萨克花园” 里,两位朋友在那里养花种菜,游泳捕鱼,阅览报纸。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 自己的苦役生活的回忆录,并把一些刚刚写好的章节读给弗兰格尔听。他们 一块押烟品茶,回忆彼得堡的往事。他们有时也骑马远游,足迹几乎遍及附 近所有的游览胜地和辽阔的大草原。 苦役生活结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恢复了阅读与写作的权利。他对 这权利极其珍惜。拼命地读书已使他接近于贪婪的程度。哥哥米哈伊尔给他 寄来了西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神甫和古代作家的著作,物理学、生物学 著作,还有德语词典。他的思路依然十分开阔,精神需求极其广泛。他对历 史上贯怀有浓厚的兴趣,偏远小镇上大量的考古文物更使他深深着迷。他在 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搜集了古代楚德人的大量遗物:银币、铜币、戒指、手 镯,各种珠串,折断的长矛以及各种小型的银器、铜器、铁器和石器。他还 搜集了一些矿物标本。 就在这个小镇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是第一次体验到一种巨大的,充 满整个身心的爱情。这爱情几乎是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它最终成为一出悲剧,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这出悲剧的主人公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爱情使 他焦虑不安,既痛苦又满怀渴望。在这出爱情悲剧中,女主人公是这个小镇 上一个地位低下的税务员的妻子,她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这是一个 不幸的女人,丈夫是一个酒鬼, “负债累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这一切 造成了家境的极端贫困。玛丽亚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情使她对生活既恐惧 又眷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她是一个具有着许多与众不同之处的女子, “她思维敏捷,机智聪明,尽管有时显得有点刁钻古怪,心地却非常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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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见义勇为。具有骑士风度”;她内心充满痛苦又易于冲动,风度优雅又热 情洋溢,情趣崇高又英勇果敢。这个普通女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几乎 成了女神的化身,当他看到玛丽亚在那个丑陋而贫困的家庭中几乎走到毁灭 的边缘时,他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试图拯救这个苦难的女子,并希 冀在这场拯救行动中使自己孤独的灵魂得到一次升华。 后来,那个经常酗酒的税务员在远隔数百里的另一个小镇谋到了一个差 事,玛丽亚不得不随其前往。对于这分别,陀思妥耶夫斯基伤心极了,他“竟 像小孩子一样号啕痛哭起来”。他已在这个爱情的深潭中越陷越深,无法逃 脱了。他们开始通信,然而,通信比直接交往更加使人痛苦,玛丽亚的信中 充满了对疾病与贫困的报怨,对无法忍受的情感孤独的畏惧。后来,她来信 告诉他,自己的丈夫死了,小男孩因为失去了父亲而变得痴呆了,而她自己 则被失眠和病情的恶化折磨得痛苦不堪。后来,她又告诉他,她结识了 “一 个讨人喜欢的青年教师,他人品罕见,心灵崇高”。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 这个女人身世的变故折磨疯了,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安排玛丽亚的生活,把亲 友们寄来的一点有限的钱全都资助给了她,另一方面,他又义无反顾地向这 个即将被自己的情敌夺去的女人展开强烈的爱情攻势。 玛丽亚对这个患有癫痫病的下层军士更多的是同情,她对陀思妥耶夫斯 基的爱抚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对一个命途多舛的不幸者的怜悯,在她身 上并未燃烧起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的炽烈的爱情之火。然而,这爱情的火 焰照耀着她,使她不得不正视来自这个几乎疯狂了的军士心目中的爱情。她 犹豫不决,在那个年轻的青年教师与这个热情如火的军士之间,她不知道选 择哪一个才好。10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 《女房东》的时候,就写到了 女主人公内心的裂变,女主人公在两个情敌之间举棋不定。如今,生活本身 又向他展示出一个女子心扉中这种折磨人的选择。玛里亚忧心忡忡,辗转不 安,她极力想从这种感情矛盾的可怕漩涡里挣脱出来。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提升为准尉军官,并被恢复了进行写作出版的 权利。现在,他又是一个作家了,还是一个军官,在与那个年轻的教师进行 的这场爱情争斗中,他的社会地位已经开始使他占有优势了。他开始对自己 终将获得这场爱情争斗的胜利而充满自信, “她爱我——对于这一点我了解 得很清楚。她很快就会对她的新恋人感到失望的。我对一切都了如指 掌……”。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于那个失败了的青年教师,他的内 心充满了愧意,他很想酬谢对方作出的牺牲,于是他竟然 “双膝跪地”恳求 好友弗兰格尔为那个情场上不走运的情敌谋一个职位: “对于我来说,他现 在比亲兄弟还亲。”亲如手足的情敌——这是未来的长篇小说 《白痴》的重 要主题之一。 1857年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钟受的女人带到了库兹涅克教堂的 圣坛前,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自己作为一个丈夫的幸福感。婚礼后几天, 他们便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不幸的是,在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恼人的癫 痫病突然发作,这给新婚的妻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也使陀思妥耶夫斯 基因此而充满惆怅与苦闷。无疑,这给他们未来不幸的家庭生活蒙上了浓重 的阴影。 现在,服军役已经不再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创作的障碍,他一方面 在一个排里当排长,同时也开始与《现代人》、《祖国纪事》、《俄国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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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言论》等杂志的编辑部进行通信联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两部中篇 小说: 《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这是这个长于悲剧的 小说家试图进行喜剧创作的一次尝试。这是两篇 “象鸽子一样温和,不带一 点恶意的东西”。1857年8月份的 《祖国纪事》杂志上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 《小英雄》,这是成为苦役犯之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写作的乐趣重新占据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他不大注意那些家庭生 活中逐渐加剧着的伤心事。他在这次婚姻中并未得到他盼望已久的幸福。玛 丽亚因为生病而显得脾气暴躁,后来完全破坏了家庭的和睦。两年前熊熊燃 烧着的爱情之火,现在已经明显减退,几乎化为乌有了。 “我的生活艰难而 痛苦”。这是他对自己刚刚开始不久的家庭生活的评价,其中所蕴含的忧伤 与烦恼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于是,写作成了他摆脱烦恼,寻求快乐的 最好方式。 《死屋手记》 《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文坛后使人震聋发聩的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的问世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在他不是鄂木斯克监狱 的一个苦役犯时,这部作品便在他的头脑里产生了。监狱里的一位主治医生 对于这个身遭不幸的年轻作家充满同情,他力图用自己的权力使这个戴着铁 镣的作家摆脱沉重的苦役劳动,便常常延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住院时间,甚 至向他提供在监狱里被严格禁止的写作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医院里开 始记他的狱中笔记的,起初他把一些个别的成语、词汇、谈话、狱中流传的 歌曲和歌谣记在一张张纸片上,后来又记下各种各样的事件、情节、插曲或 刑事犯的自白。这些笔记由医院的一位医师保存着,它们慢慢积累成册。在 他结束苦役生活以后,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整理那些零散的笔记。于是一部 长篇小说的广阔布局渐渐扩大, “严肃的和阴沉的、令人感动的和具有民间 色彩的”成分交织在一起了。 最初,他曾设想,在这部书里把鄂木斯克监狱生活的素描与一个令人痛 心疾首和惊心动魄的故事结合起来。这个故事将描述疯狂与嫉妒,导至一个 被热恋的女子最终惨遭杀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恋 爱情节,他知道,对于苦役生活本身的描述已经具有了强大的力量,作家自 己越是冷静,越是朴素,越是准确,整个现实的噩梦就将越是显著,越是具 有冲击力,而掺杂进任何戏剧性的情节都必将破坏这种力量。 于是,这部在今天或许可以称之为长篇报告文学的 《死屋手记》便成了 对西伯利亚监狱生活的概括性描写,一组组人物素描与故事速写构成了一部 监狱生活的编年史。 作者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监狱生活进行描述的。 (一)、刑事犯和政治犯监狱中的日常生活与习俗,其中包括:衣着, 饮食,剃光的光,脚上的铁镣,澡堂,医院,演戏,狂饮,赌博。所有这一 切都构成了一幅幅监狱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对生活在狭小监狱中的各种典型的社会人物所作的富于表现力 的描写。在这种心理刻画和肖像描写中,作家写出了一些 “深邃的、强有力 的、美好的性格”,在这里,作家发现了人民身上所具有的伟大而神奇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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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穿插进来的苦役犯的身世。这是一些各具特色的犯罪故事以及 在囚犯中间流传的关于下层人民在苦难的生活中所迸发出来的激情与复仇欲 念的传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日常生活描写,人物肖像描写,以及囚犯的自白等 手段构成了 “一幅鲜明而完整的图画”,把他“在整个监狱以及在这几年中 的切身感受”描绘了出来,把他作为艺术家的灵魂中一切最高贵、最富于人 性的东西激动了起来。事实上,这幅鲜明而完整的图画正是一部人类命运的 历史,它的严酷的真实性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历史深度。 “人们抛开生活去做苦役,因为生活比苦役更可怕。”这正是这部严酷 的作品使人们很容易产生的严酷的结论。作家强调指出: “有不少人保卫妻 女们、姊妹们的名誉不受荒淫暴君的玷厚”,以致犯了杀人罪;也有不少人 “被无数密探包围着,保卫着自己的自由、生命,常常饿得要死”,在流浪 中杀了人;“还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只求被抓去罚做苦役,好 逃避服更重的苦役的自由生活。他先前过着最大极限的屈辱的生活,从来没 有吃饱过肚子,从早到晚给老板做工;而在苦役中,工作比外边轻松些,面 包尽你吃……” 苦役劳动比 “自由”生活还要轻松些,作家在这里对现实黑暗社会的批 判是极为深刻而有力的。作家感叹道: “很难想象能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什么 地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囚犯的经历以及他们所犯的罪行时,进一步探究 了他们犯罪的社会原因。囚犯并非都是天生的 “恶人”或“痞子”。“到处 都有好人和坏人”,监狱里的囚犯 “也许一点也不比那些还留在狱外的人更 坏”,囚犯也是按照同样的生活规律生活着,他们同样具有人的感情, “这 些人善于思考,富有感情,尽管他们被一层令人厌恶的外壳包裹着”。囚犯 也是人,应该受到人的待遇。——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主导思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丑恶正是集中体现在一些丧 失了全部人性的怪物身上。加辛是他所描写的一个惨无人道的凶犯。 “这个 加辛是一个可怕的人。他给所有的人一种森严可怕的、折磨人的印象。我老 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凶恶,更骇人听闻……我有时以为我看到了一 只人那么高大的大蜘蛛”。人们说他 “以前喜欢宰杀小孩,只是为了娱乐; 把小孩引到便于下手的地方,起初吓他,折磨他、慢慢地、津律有味地宰杀 他。”这简直是一个魔鬼。然而,加辛这样的魔鬼在苦役犯中毕竟是绝无仅 有的,倒是那些像是患有虐待狂病的监狱军官们成了这黑暗社会的魔鬼形象 的象征。作家写道,少校是一个可怕的人—— “正因为这样的人是一个统治 着200个人,有着几乎无限的权力的长官。就他本身来说,不过是一个放纵 下流,心地险恶的人,再不是别的什么。他把囚犯们看成是天生的敌人。他 甚至往往在夜晚,气焰万丈,凶狠狠地闯进监狱里来,如果看见犯人向左侧 或者朝天仰卧的,第二天就要惩罚他: “向右边侧卧,像我吩咐的那样。” 监狱里的人都憎恨他,像见了瘟疫似地怕他。”作家在这里描述了一种现象; 当权力与人性的丑恶结合在一起时,这个人几乎便失去了人性,成为了魔鬼。 这正是对现实社会的专制和腐败的深刻揭露。而作家对于那个执刑官舍列比 雅特尼科夫中尉的描述更是令人发指: “当派他做执刑官的时候,他非常喜 欢用棍子打人……在执行事务方面好像一个口味精练的美食家一样。他热爱 执刑的艺术,单以艺术为目的而喜爱。他以此为乐,并且像罗马帝国时代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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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于享乐的没落贵族一样,给自己发明出各种各样精明的口味,各种各样违 反自然的口味,以便把自由被油腻蒙住了的灵魂搅动一下,痛痛快快地搔一 下痒。”这个虐待狂已经把打人与吃饭等同起来,打人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 必需品,人性的扭曲在这里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专制、残暴,人性中这些最丑恶的东西使苦役犯加辛与狱监少校和中尉 们共同归人了魔鬼的行列,作家通过这些丑恶人物的扭曲的人性的无情揭 露,道出了黑暗社会的专制与残酷性,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残暴 是一种习惯;它具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最后就会发展成为病态。我认为,就 是最好的人,由于习惯,也能变得粗暴和呆钝到野兽的地步。血和权力使人 陶醉,于是粗野和败德滋长起来;……暴君永远不再是人和公民,对于他说 来,恢复人的尊严、悔悟、复活,几科是不可能的事。……社会对这种现象 漠然处之,这就是说,在根基上就已经被它传染上了”。这里,作家自觉地 将个体的刑讯者与刽子手和整个社会专制与残暴结合起来,其深刻性与尖锐 性是不言自明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揭露了那些丑恶灵魂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以他强烈的 人道主义精神描绘了那些被奴役的广大人民的形象。这是 《死屋手记》中最 强大的艺术形象,它创造了整个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的、高贵的、真实的、 清澄的气氛。陀思妥耶夫斯基往往用很短的篇幅,淡淡几笔就把他们勾画得 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彼得罗夫、巴克卢申、库利科夫都是一些具有着鲜明 个性的人物。他们渴望生活,向往自由,从不悲观彷徨。他们大都一生坎坷, 颠沛流离,受尽了斯压和凌辱。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但他们在内心里都认为自己是无罪的,他们从未受过良心的谴责,也从未感 到过懊悔,他们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神圣权利充满坚定的信念。陀思妥耶夫 斯基坚信,如果处在另外一种环境下,这些囚徒的天性和优良品质就会得到 完全不同的发展,他们的真诚与善良必将使他们成为大写的人。面对沙饿政 权的专制统治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地抗议道: “在这四垛墙里,白白地埋没 了多少青春,徒然地断送了多少伟大的力量!我得把一切话都说出来:这些 人是不平凡的人。也许是我们全体人民里面最有才能、最强大的人。可是他 们那强大的力量却被白白地毁灭掉了。被疯狂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毁灭 掉了,这究竟是谁的过错!这 究竟是谁之罪!” 在这部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着意刻画了几个理想化的人物,文 静温顺的少年阿列伊、心地善良的寡妇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以及从斯塔 洛杜布旧教徒村来的那个殉道者。天性的纯洁与高尚,对宗教的虔诚与笃信, 以及最真诚的人类之爱构成了这些人物的主要特点,而这正是他在这一时期 的思想道德型态。这个思想贯穿于他以后的创作中,并成为他作为一个艺术 家具有争议的最显著问题。 作为一个擅长苦难题材创作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里显 示了自己惊人的才华。他那朴素、客观的笔调,简浩、准确的肖像素描以及 鞭辟入里的议论令同代人大吃一惊。俄国作家赫尔岑以他那一向富于表现力 的生花妙笔写道: “……这个时代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一部 惊心动魄的史诗,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 像但丁题写在地狱入口处的著中诗句一样惹人注目。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死屋手记》,它是一部撼人肺腑的作品;大概就连作者本人也毫不怀疑, 他用一只戴着手铐的手描绘出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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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绘制出一幅类似米开朗基罗的 《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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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归彼得堡 根基主义 50年代末,随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驾崩,沙俄政府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 子的政治惩罚结束了。 1859年3月,陀思妥耶夫基获准退职,7月他离开偏 远小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年底迁居彼得堡。 “在一个迷人的夜晚,深夜五点 钟左右,我们在乌拉尔山区的森林中转来转去,终于看到了欧亚边界……我 们走出马车,我画十字为自己祝福,谢天谢地,我终于看到了这片乐上……”。 整整十年的忧患生活在一瞬间抛在了后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由衷的快 乐,他知道离开寒冷的西伯利亚犹如逃离开死神的追踪。尽管那一段地狱般 的生活赋予了他无法计数的生活感受与无数个文学题材,但那毕竟是曾给他 的精神与肉体带来过重创的地狱呀!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获得自由的时候,俄国社会也处在十分活跃的 政治气氛下,整个欧洲不断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给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大 地也吹进了新鲜的空气。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现出一些新的自由主义 倾向,试图迎合整个俄国社会的高涨情绪。一些新的杂志获准出版,书报检 查制度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严苛。 “社会舆论愈益展开了翅膀,充军分配、严 刑拷打、愚味无知的营房正在倒蹋”。一位政论家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了这 样的描述。 沙皇专制下的农奴制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农民们在争取获得人 身解放的进程中不断举行了各种规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车尔尼雪夫 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已经站在了整个解放运动的最前列。1861年3月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由此带来了俄 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民主运动也更为活跃。 在这种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经过10年迫不得已的沉默之后,陀思妥耶夫 斯在彼得堡重新开始了文学活动。这是一个紧张而狂热的文学活动时期,他 似乎想把在西伯利亚虚掷的时光全部补回来。这时,他没有颓唐消沉,也没 有悲观失望,他那旺盛的生命力与充沛的精力,使人们大为惊讶。 1858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就利用政府的自由主义 倾向,获准创办了一个文学和政治性周刊 《时报》,那时它的篇幅与发行量 都非常有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归来使这个小型刊物获得了新生,发行量与 篇幅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并逐渐固定成为一个大型月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成 了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编辑。 在服苦役期间便对自己的各种思想进行过一番清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现在更把他的思想成果以宣言的形式展现在他所占据的文学阵地上。1860年 9月,他所写的一篇“根基主义”的宣言书在《时报》杂志上发表。所谓“根 基主义”,基宗旨在于使文明社会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使俄国文明阶层同 人民群众中的潜在力量结合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 “我们的任务就是 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我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出于 我们的根基,源出于人民精神和人民的基础。”根基主义是以对俄国现实生 活的理想主义理解以及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农民温顺谦恭、逆来顺受的学说为 依据的,它把当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视为管理国家的最进步的形 式,认为这便是知识界同农民、沙皇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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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俄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力量。俄国的未来将由人民决定。他认为俄国有 自己的,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俄国有农民村社这 样一个理想的经济组织,可以使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人民笃 信宗教、忠于沙皇,因而在俄国不存在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不需要用暴力 革命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只需要让那些有文化知识的上层人物返回到 “根 基”中,即返回到人民中间,向人民普及文化教育,促使人民在知识上、道 德修养上完善起来,不同的阶层之间就有了共同的知识,共同的道德观念, 于是理想社会就会出现。显然,他的 “根基主义”的主张是反对用革命的方 法对俄国进行改造的,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思想上的最重要分歧。 车尔尼雪夫斯基 (1828~1889),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 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哲学与美学传统,坚持和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 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上他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求得社会的进步。他的 “美 是生活”的著名论断使他成为一位论点独到的美学家。他是俄国19世纪 50 至60年代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他的主要代表作 有:美学论文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长篇小说《怎么办?》。 当时的俄国文坛各种思潮风云聚会,各种刊物之间的相互攻讦,不同文 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论争几乎俯拾即是。但最为主要的是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 表的文学的功利主义与以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论者之间的论争。前者认为, 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利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学只是促进 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后者则主张文学自有自己的象牙之塔,只有艺术本身成 为目的,不承担任何社会的责任,文学才会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实际上,这 是两种古老的文学思潮在当代俄国社会的延续,只是在更为急迫的社会形势 下,它们之间的争斗才会更为激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放在了第三者的 地位,以显示其独立的无所不包的立场:他赞成自由的诗学,不受任何限制 并具有各种各样意图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能够给人类带来最高的价值。他 反对强行给艺术规定目的性和倾向性,这便是他一贯坚信的文学具有着无可 比拟的力量的信念。他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正 是希望艺术永远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而不能有悖于人类的利益”; “艺术 永远是为当代服务的和有实际功效的,从未有过别的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两种美学观点溶和为他自己的综合美学观点之中。诚 然,人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对艺术目的的认识是一个亘古千年的大话题。 几乎每一种学说中都有着它本质上的内在矛盾, (抑或这是人类思维所固有 的矛盾),每一种学说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价值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体 现,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能够结合它便是进步的,否则 它便是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从当时俄国社会总的形势看,正处在社会矛盾极 端激烈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温和的政治思想与调和的美学观念相结 合,便较之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显示出其保守性。其实,这保守性正是真 实地体现了他自身的性格逻辑与思维逻辑。他的教养与他在生活中的独特感 受使他必然走到这一步。无认如何,进步性与保守性只体现在作家与他所处 的时代的关系上,而作家本人所呈现给后世的真实的人生,对于今天的我们 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编辑 《时报》杂志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优 秀编辑的良好素质,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维托夫等几乎所有当代作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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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他的作者,而他自己本人所创作的 《死屋手记》与《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在杂志上连载,更使 《时报》月刊名声大震。这是这个文学月刊对于俄国文 学的最大贡献。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时报》杂志从1861年 初开始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新的长篇小 说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广泛的实验期,他试图通过对各种文学体 裁的不断试验,找到一种自己所最为得心应手的体裁。现在,他在进行着一 种被人们称为随笔式的长篇小说的试验。这种小说是专为大型日报或杂志而 写的,它要在一年内连载完毕,每次只刊登一小段。这就需要对每一段作特 殊的剪裁,使每段末尾能够引人们的兴趣并富于戏剧效果,故事情节发展到 最高时要突然中断;此外还要有一些象征性和简化的类型人物,把他描绘得 象招贴画一样鲜明。于是一部长篇小说被每天的报纸隔断得支离破碎,但因 其更接近于极端的随笔,而且具有连续性,因而这类小说仍具有广泛的读者。 这部小说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编织离奇情节的特长。小说一开始就展 示给读者一个奇怪的场景:一个青年人发现,每天黄昏,都会看到一个如同 行尸的老人,带着一条仿佛有80岁的老狗,雕塑般地坐在对面的糖果店里。 一天,狗死在地板上,老人走出店外不远,也死了。这位老人是谁?为什么 如此孤独地生活,又如此孤独地死去?小说布下了迷雾一般的悬念。随着情 节的展开,读者才逐渐明白了,这个孤苦令仃的老人叫做斯密司,他本有个 漂亮的女儿,但是却被一个贵族华尔戈夫斯基拐骗了去。女儿很快怀了身孕, 但她很快就被那个狠心的贵族遗弃了,最终她死在了潮湿的地下室。外孙女 尼丽从此过着痛苦的非人生活。以华尔戈夫斯基为小说的结构核心,他也是 伊赫曼耶夫一家的悲剧的制造者。华尔戈夫斯基的儿子与伊赫曼耶夫的女儿 娜莎相爱了。这原本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家庭,伊赫曼耶夫就是被毁在华尔戈 夫斯基手里,从此他过上了艰难的生活。然而,娜达莎不顾父母的反对,疯 狂地爱着那个贵族少年,并为他离家出走。这给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的伊赫 曼耶夫以沉重的一击。不过,轻浮空虚又有几分天真可爱的阿辽沙并役有真 心喜欢娜达莎,他对自己的爱情感到困惑不解,同时,他也爱上了另一个女 孩卡加,他在两个女性之间犹豫不定。那个华尔戈夫斯基干涉起儿子与其情 人的恋爱,他逼迫着儿子与百万钱财结婚,从而摧毁了娜达莎最后一点希望。 最终不幸的娜达莎只好重新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小说的结尾提出了一直悬 而未决的一桩疑案:自小在贫苦的生活中长大的尼丽竟是那个阔绰的华尔戈 夫斯基的亲生女儿。贫与富的悬殊和父与女的亲情构成了小说强烈的戏剧冲 突,作品的文学力量在人性的碰撞中产生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评价这部小说时,显得并不满意。他认为,他只 是 “描写了很多玩偶,而不是人”,“里面尽是一些老生常谈,而不是体现 在艺术形式中的人物。”但他深信,作品中仍有一些诗意,至少有两三处是 热枕和强有力的,其中有两个人物是真实可信并充满艺术趣味。 “作品写得 很粗糙”,但大约有50页是他引以自豪的。 作家所谓的两个真实可信并充满艺术趣味的人物形象指的是尼丽和华尔 戈夫斯基。而这两个人恰恰是小说刻意所划分的两大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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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把主人公划分成心地光明的与精神堕落的这样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对两类 人物的描写同步进行。在描写那位穷凶极恶的达官贵人的同时,又描写了被 他所斯凌与侮辱的那些温顺驯服、行为高尚的牺牲品;在描写大城市中的蟊 贼败类的同时,又描写了尼丽这样的一朵地窖里的鲜花。 小说的中心人物,华尔戈斯基是一个魔鬼般的主人公,他影响了这个充 满了各种悲剧事件的大城市中所有无辜受难者的命运。他是丑恶灵魂的化 身。 华尔戈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第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人,集 中了野心家与无耻之徒的全部丑恶于一身。这种人已经丧失了任何一点良心 和人格,他的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使他在这个社会中为所欲为 。在他看来, “一切,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创造的”,他“喜爱权势、官衔、漂亮的住宅, 打牌押大的赌注”,他 “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受过良心债务”。“只要对我 有好处,我一切都同意……”。反映在这部小说的社会抗议,正是针对华尔 戈夫斯基之流生活的统治者,针对他们所拥有的万能的权力,横暴的枷锁而 发的。小说通过对这一丑恶灵魂的鞭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 取得了生产关系领域的统治地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金钱的势力和罪恶, 是人民无穷无尽的苦难。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有着敏锐的感觉和深刻 的观察,而且拒不接受资产阶级扩展到各个生活领域的原则与方式。这在这 部小说中对华尔戈夫斯基的无情揭露与批判中已经显示了出来。 这部小说所刻划的另一类心地光明的人物是尼丽以及伊赫曼耶夫一家等 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熟悉并一再出现在他的作 品中的一些小人物,他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些善良纯洁而又倔强的 小人物,在苦难深渊里受尽迫害和煎熬,不时发出惨痛的哀号和愤怒的声音, 但这已是灵魂破碎的声音。他们不能积极反抗,只能以倔强的容忍、高傲的 蔑视来对待侮辱与损害,以被损害者彼此之爱来溶解苦难。这正是陀思妥耶 夫斯基在未来作品所一再引申的主题,它是作者灵魂处的宗教观念的直接反 映。 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这部小说所描述的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令他们脍 炙人口。但是,批评界恰恰认为这个并不精彩的爱情故事大大消弱了作品对 现实社会的批判力度。特别是表现在作家对阿辽沙这个人物的描写上。在作 者的笔下,阿辽沙同样是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的人物。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 他试图自由地表达独立的愿望,但他又苦于不能,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个什么 样的人,他也不知道他爱的是谁。他的真诚与天真更表明了他是一个因为内 心分裂而痛苦的人。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将这个有着凶残贪婪的父亲 的年轻人简单化,他以他所特有的心理分析的笔触描划了这个正在逐渐走向 欺凌者行列的年轻人心灵上的堕落轨迹。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或许他不如华 尔戈夫斯基来得强烈,却也不乏令人回味之处。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采用一种快速的讲故事式的手法写成的,因而 在结构方面便显得不够完善。这是这部小说的先天不足。在当时的俄国文学 界,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已被确立下来,创造了一些新型的中长篇小说,诸 如 《前夜》、《贵族之家》、《奥勃洛莫夫》和《外省散记》等,这种40 年代流行的随笔式小说已是一种过时的陈旧形式了。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 只在他的某些作品的局部结构中采取过这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