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胎生下的孩子就像是用煎锅做出的第一块煎饼：中间柔软，边缘略脆。以后出锅的煎饼就个个两面金黄，烹制得恰到好处。不过，那第一块煎饼通常是要受罪的。于是，你把它扔上车库房顶上喂鸟吃，鸟儿们还觉得它味道不错。剩下的煎饼给你带来的麻烦就少得多了。
不过，那毕竟是煎饼。我从没有把我的长子扔到车库房顶上，从没有动过哪怕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努力坚持着应付他敏感的内心和男子气的外表，原因当然是我非常喜欢他，即便他把脸上、手上、衣服上和地板上弄得都是糖浆。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永远都是我的长子，而不仅仅是在他小时候一小觉只睡12分钟就醒来，若是我生气的时候，或是在他因为不能用乐高拼插积木拼出完整的东西而发脾气的时候，或是在他坚持只吃“福乐圈”饼干的时候，或是在他不愿与妹妹一起玩布袋木偶的时候。他注定成为我的第一块煎饼……永远。
他是我第一个在朋友家里玩耍的孩子。我知道那所房子对孩子是安全的吗？我知道其他母亲会有“福乐圈”吗？我不知道——把他留在那里需要极大的信任。
他是我第一个晚上9点钟从卧室窗户逃出去的孩子，为的是从前廊并不认识他的人那里偷摩天轮。他还没到说话的年龄，人们需要足智多谋才能搞清楚他从哪里来。
他是第一个教我用M＆M巧克力行贿可以收到“很好，谢谢你”的效果的孩子。他是第一个丢了一件新夹克、第一个独自横穿马路、第一个学了两年游泳最后向我们表明他决心不游泳的孩子。
我的儿子，我的第一块煎饼，向我证明了一个孩子对穿衣服的偏爱有多么强烈。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他还坚持穿远足靴、厚灯芯绒裤子和长袖圆领衫，一条腰带勒得眼球都突出来了。我们像一个口袋里的两只野猫一样争斗起来，我费劲地试图让他套上短裤，他则顽固地相信只有这套特别的装束他才感觉穿着得体。
几年后他的妹妹出世，她18个月每天都穿同一件绿毛衣，我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本来可以让我的第三个孩子穿着小熊维尼的宽大睡衣裤去上学，假如他想这样的话。这倒是可以省得洗衣服了。
然后就是重大的事，那种每个做父母的都会害怕的事。
我的长子学开车了。
拿到驾驶证的那天，他请求带上妹妹弟弟围绕街区开上一阵。我同意了，可当他驶离路边时，我大声叫道：“你让所有的孩子都在一辆车上！”
半小时过去了，我报了警。可是警察的巡逻车刚停下来，我的儿子就到家了。他在高速公路一段向上的坡道上陷入困境，开了10英里后才有勇气离开高速公路，然后掉头回家。
他永远不知道，那天他离被扔到车库房顶上只有一步之差。
十几岁的时候，他挂在一根树枝上荡秋千，结果打碎了隔壁婴儿室的窗户玻璃。周末我们没有让他出去。当星期天下午我走过他房间的时候，他发牢骚地说：“我应该帮爸爸修窗户，而不是躺在这里听玛多娜的歌。”
当我停下脚步时，他说，我或许不知道关于恰当惩戒十几岁少年的第一件事。
我从一大堆T恤衫中间走过去，准备发表一番演说，主题就是我当妈妈的权力。可是突然间，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现状：一个十几岁少年与一个初次有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母亲相处。
我意识到，我们共同走在旅途上。我对他说的每一句话可能同样适用于我。由于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必须承受我在育儿方面所做的最初尝试的后果。但是我也必须第一次处理他成长所经历的每一个特殊阶段，其难度在于：我必须在毫无经验的基础上去做。
于是，我为我们都是对方的第一块煎饼这一事实而道歉。他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对我们两个而言都是一块处女地。在地图上未标出的他通向成人的荒凉路途上，我们共同学习把握方向。
我身子前倾，微笑地看着他。“哎，可不可以给我腾出一点空间？我并不比你更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你永远是走过每一个这样的舞台的第一个人，事情本来就如此。如果你认为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容易的话，请告诉我。我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帮助。”
他长时间看着我。然后，他下巴放松，嘴角抽动，眼睛眯起，放声大笑起来。
我想，这是他第一次把我看成妈妈，苦苦挣扎的做饼人，而不是母亲，完美的厨师，懂得所有知识和厨艺的女神。
我们俩最喜欢的是妈妈。
作者：佩吉·文森特
（Peggy Vincent）
退休助产士，曾把2500名婴儿迎接到这个世界上。她与共同生活了36年的丈夫罗杰和十多岁的儿子斯凯勒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两名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科林和吉尔生活在附近。她的第一部著作《婴儿接生者：一位当代助产士的编年史》于2002年春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她目前除了正在写续集之外，还创作小说和短篇散文。可访问她的网站，或在来宾册上签名，还可给她发电子邮件。
智慧点滴积累故事二：不仅仅是比萨饼
平静并不意味着免受风暴冲击，而是经历风暴而不惊。——无名氏
不仅仅是比萨饼
MORE THAN PIZZA
星期一晚上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开始还与平常没有两样，不久就发生了奇怪的转折。“喂，对，我要定两个中号的比萨饼，一瓶两升的可乐。对，送到汉诺威派克街2695号——”我被电话那头一个男子的声音打断了。“这是教堂吗？”“是的，”我答道。“对不起，小姐，我不往教堂送货。”他干脆地说。
这听起来像是开玩笑。有人在搞恶作剧。毕竟，我们在星期一晚上举行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已经有几年了，而且都在这一个固定的地方定比萨饼。我们在教堂还有一所学校，由于所有的活动都在我们的大楼里进行，所以定比萨饼是经常的事。
我告诉他我们是老顾客。“小姐，我不关心谁在以前做了什么，今天晚上我是这里的经理。我告诉你，我不往教堂送货。你今天晚上能否得到比萨饼将取决于我是否能再找一位司机送货。”听到这里，我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说：“我能问问为什么吗？”他厉声回答道：“因为我不喜欢教堂，这就是为什么！”“啊，先生，那太糟了，因为显然你从没听说过我们的教堂，在我们这里人们相互关心、相互爱护。”
迅速而善意的回嘴显然对他有所触动。他不耐烦地说：“要手抛烘烤还是深盘烘烤的？”“深盘烘烤，”我回答。“30分钟内送达。”他说，然后砰地放下了电话。
我马上将这个奇怪的谈话告诉了每个人，然后我们坐下来开会。当听到司机在外面停车的声音时，我们正在专心地交谈。一名工作人员走到门厅去开门付钱。
几秒钟后，我听见我的办公室门外有人在讲话。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我在电话里说的话确实不合适，我觉得我应该来亲自向那位同我在电话里说话的女士道歉。”
我立刻起身来到门厅，向他伸出了手。他热情地与我握手，说：“你好，我叫詹姆斯。我想亲自为我在电话里的行为道歉。”我微笑着说：“你好，詹姆斯，我是黛安娜牧师，见到你很荣幸。我接受你的道歉。”他缓和了语气，接着说：“我不知道今晚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中了什么邪。我遇到了困难。我幼小的女儿最近去世了。我妻子就要离开我。我现在痛苦极了。我对上帝非常生气。对我来说，教堂代表着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你打来电话时我会做出那样的反应。但这不是理由，我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我非常抱歉。”
我从心里同情这个人。此时，工作人员都聚拢在门厅里，我们倾听着詹姆斯的诉说，表达我们的同情之心，并为他祈祷，如果他需要的话。他坚持说，这个时候没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我知道在场的这些人的背景，包括我自己的，于是便对他说：“詹姆斯，我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能理解你的痛苦。我们自己经历了许多次考验，有许多生活中的困难要克服。我们理解伤害和痛苦，我们真的希望帮助你。”
他变得阴郁起来，向后退了一点，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说：“小姐，你永远、永远都不会理解我的痛苦！我的痛苦不仅仅在于我的妻子和女儿。没人能理解我痛苦的根源。”说到这里，他逐渐后退，带着一丝愤世嫉俗的眼神盯着门厅的窗外。“那说给我听听！”我回了一句。他走上前来，又抬起一个手指，用颤抖的声音说：“你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你母亲就将你抛弃、让别人收养你，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永远不知道生了你、给了你生命的那个女人是谁，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你有兄弟姐妹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你却从未见过他们、不认识他们，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每天看着别人的脸，心里想着他们是否与你有某种关系，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一年又一年地寻找这些人，却总也找不到，生命的空虚无以填补，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你知道吗？”他的声音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愤怒，泪水不住地往下淌。
这时，我和同事们强忍着不哭出来，或者，不笑出声来，因为詹姆斯刚才恰恰讲出了我的生活故事。我的母亲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将我抛弃、过继给别人，我也有同胞兄弟和姐妹。在我生命中的前27年里，我的生活因为那些“不知道”而空虚。为了找到他们，我寻寻觅觅了13年。上帝保佑，我终于在1993年找到了他们。詹姆斯所说的一切我都经历过，更重要的是——或许是最重要的是，我成功地到达了彼岸。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我们遇到了神的指派。此时此刻有一种神圣的气氛。
我看着他——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说：“是的，我完全知道那是什么滋味，詹姆斯，因为你刚才说的正是我的生活。”我能够同情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他寻找亲生父母和同胞兄弟姐妹提供了实际帮助。我与詹姆斯一直保持联系，他则继续给教堂送比萨饼，还告诉我他是怎么对付生活中的一个个挑战的。 上帝知道，按照他神圣的计划，那天晚上一个送比萨饼外卖的人和一个牧师的轨迹需要交会。我终于明白，当我们寻找神的指派的时候，它们会在每一个转弯处等着我们。假如我气愤地挂断了詹姆斯的电话，改从别处定比萨饼，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两个就会错过一次影响我们一生的神圣的相遇。想到这里，我浑身颤动。这次经历很好地提示我，上帝关照着我们所有的人，他知道我们何时需要什么。
作者：黛安娜·多斯·施罗兹
（Deanna Doss Shrodes）
牧师，与同是牧师的丈夫拉里一起在教堂布道15年。她还是一名钢琴家、歌手、作曲家、录音师、合唱队指挥和自由撰稿人。除了传教之外，她还在许多教会仪式、奋兴布道会、休养地、会议、营地和社区活动上发表演讲。她最擅长的就是以牧师身份向妇女发表演说。她总是热情地宣传这样的讯息：人生当中的种种际遇不是为了折磨一个人，而是为了塑造一个人。她和丈夫育有三个孩子：达斯廷、乔丹和萨凡娜·罗斯。她开设的布道网站面向女性牧师和“积极参与”教会布道活动的男牧师的妻子。
智慧点滴积累故事三：假如祖母们掌管世界
假如祖母们掌管世界
IF GRANDMOTHERS RAN THE WORLD
有时候，这个世界看起来正在土崩瓦解。我的对策是让祖母们来管理。
在我的家族中，祖母们享有最独特、最崇高的地位。我知道我不要想对赫德森妈妈所说的话充耳不闻，或者不要想拒绝她的说服力。
毕竟，除了家族的女族长之外，还会有谁来决定家族传统的命运，决定每人给家庭聚会带去什么菜，决定婚丧嫁娶、节日聚会、洗礼仪式、成人仪式、订婚宴会、生日庆祝、毕业庆祝、长期患病或全家度假的具体细节呢？只有祖母。 假如各国政府利用这种强大的秘密武器，那么人类将朝全球和平迈进一大步。只要一想到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不同信仰和不同国家的白发苍苍的祖母们就共同的问题开会磋商，我就感到浑身热血沸腾。
祖母们是勇敢无畏的。海伦，我的孩子们的祖母，克服了对飞行的恐惧，毅然登上一架喷气飞机，远渡重洋，来到非洲，就为了看一眼她新出生的孙女儿。史密斯奶奶在同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的抗争中养育了一大家子人。她本可以用她的南方炸鸡、猫头饼干以及自制的梨酱让墨索里尼改换门庭。
有祖母们在政府中掌舵，国家元首们就可以交换家庭菜谱和去除地毯上葡萄汁污渍的小窍门，而不用去追踪恐怖分子。世界上将不存在恐怖分子。政府首脑们可以在厨房里开战，而不是在战场上。我们将看到一个用交换优惠券取代交火的世界。一顿美味的沙拉午餐或一场时装表演就可以促进和平谈判。所有的祖母们都收到邀请信——需要回复。
祖母们是聪明智慧的。我的奶奶萨利·梅是家人在遇到婴儿出生、危机或死亡时求助的对象。她照顾产妇，抱着因腹痛而啼哭的婴儿踱来踱去，或为感冒病人准备鸡和布丁。她不知疲倦，坚决果断，体贴安慰，有满腹的故事，一生都没有停止祈祷。
我生活中的祖母们是美丽的，无论高矮胖瘦，也不管是年轻一点或年长一点，声音纤细或洪亮，戴双光眼镜或跑马拉松。惟一的要求是要用亲切的笑声和拥抱说：“一切都会好的。”
凭借她们的才智和温柔的爱心，祖母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管理这个世界。祖父母的地位将得到提升。年轻妇女将立志达到这样的高度，并希望风度和美貌随年龄的成熟而与日俱增。为人祖母是一门宝贵的艺术，与超级模特的情况不相上下。祖母政治家为预科学校而辩论，同时也骄傲地共同欣赏她们的孙子和曾孙的最新照片。祖母教授不会染头发，而是以丰富的人生所赋予的满头银丝而自豪。祖母们将因其生活阅历和自成一体的哲学理念而获得大学学分。
要选祖母总管，应该非我精力充沛的曾祖母戴维丝莫属。她曾经从天窗上将土著人逼退。祖母总管的工作是组织游历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包括烹饪课、育儿课、缝纫课和大家缝活动。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四将被宣布为建议和小甜饼交换日，可提供幼儿看护及点心。
假如祖母们管理这世界，老年公民将被认为是社会的重要贡献者。计时保姆将丢掉工作，日托服务中心将无人问津，家庭顾问只能做兼职工作。烧烤汁将像水一样流淌，孩子们从没有感到如此安全。
波黑和塞尔维亚的祖母们将边喝下午茶边解决分歧，墨西哥和美国的祖母们将监督孩子的收养，欧洲的祖母们将就边界和货币问题达成一致，而亚洲的祖母们将分享折纸艺术的奥秘和健康饮食秘诀。
假如让祖母们来管理，这世界到了夜晚将更容易入睡，离乌托邦也更进一步。奇特伍德祖母永远不会支持大屠杀、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波斯湾战争。任何无愧于她那个称号的祖母都不会想到绑架人质、击落飞机和制造战争。她忙着照顾家务，服务社区，到晚上用故事和祈祷让每个人安然入睡。一个祖母的勇气正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美好生活中。
假如让祖母们来管理，这喧闹而疲惫的世界可以有许多改善。休厄尔妈妈总是这样问候我们：“我的拥抱在哪里？我的亲吻在哪里？”她挥手与我们道别时总是轻声说，“做个好梦”，“多保重”，“给我打电话”以及“我爱你”。请你想一想，这是结束任何谈判的一个不错的方式。
作者：希拉·S·赫德森
（Sheila S. Hudson）
“好主意”公司创始人，自由撰稿人，演说家，妻子、母亲、祖母，文章收录在《上帝为男人精神提供的维生素C》、《使教育更上一层楼》、《Casas por Cristo:边境故事》和《人生游戏小手册》。她是《基督教标准》的专栏作家，并经常为《守望者》和《阿森斯杂志》投稿。
智慧点滴积累故事四：你有多聪明
你有多聪明
HOW ARE YOU SMART?
我一直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当其他十几岁的少年们陷入高中生活的时候，我却发现它沉闷无趣。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反叛少年；我只是发现上高中毫无意义。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学习高等数学，我甚至连低等数学都没学好。我同许多成年人谈过，他们承认他们在高中学的东西有一半根本用不上，另一半被忘得一干二净。我痛恨大多数课，讨厌按长幼尊卑排序，鄙视在压力下顺从。 我的父母不得不同辅导员们谈了不止一次，他们的话都是相同的。“她在上数学课时看书，自然科学课逃课。她对什么都不专注。按她的考试成绩，她应该受到惩戒。但是她哪门课都不及格，除了心理学和创意写作之外。”
“我喜欢这些课，”我记得我嘟囔道。
“你不必喜欢这些课，你必须得去学。”
不，我不学，我想。好吧，……或许我是个反叛的孩子。
但是我有自己的目标，我的目标与学校无关。我的目标之一是，在我25岁之前读完我能够找到的每一本古典文学作品。我还想更多地了解马，得到助理护士执照以便能够照顾老年人，写一本关于俄勒冈东部自耕农场的书。我想学习写诗，并成为研究兴旺的20年代的专家。因此，在离十二年级结束还有6个月时，我退学了。
我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激动。我自由了！我可以自由地学习和钻研这世界所提供的一切。我想展开我的双翼，飞翔。
但是我的结局是，翅膀被碾碎。
“你永远也不会有出息的。”
“我太失望了。”
“我妈妈不希望我再同你出去玩。”
“我没想到你会中途退学。”
中途退学。退学等于失败。
几年来因为在学校常考不及格所导致的少得可怜的自尊心，在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年就丧失殆尽。我使得人们以一纸文凭为标准来给我下定义。我知道他们都错了。我知道我比许多得到文凭的人教养更好，但是我厌倦争辩。
那年，我丢失了一些宝贵的东西。我开始对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产生怀疑，并且由于这个原因，结果我又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决定。我与错误的人结了婚，搬到了错误的地方，干上了错误的工作。
到23岁时，我已穷途末路，无限悲伤。每次填写求职申请时在高中文凭一栏中标明“没有”时，我就胆怯畏缩——我知道人们会对我加以分类和归类。我用参加聚会和酒精来掩盖自卑，并放弃了寻找那个离开学校从头学起的无所畏惧的女孩的希望。
但是，我还是找到了。
我离开了我那酒鬼丈夫。我遇到了一个能发现在受惊吓的孩子背后潜藏着智慧女人的男人，并与他结了婚。
嫁给他是我几年里做出的第一个明智决定。我沿着这条道继续走下去，选择要了两个孩子。我现在走在上坡路上！我的信心与日俱增，当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的时候，我非常想在家里对他们进行教育。
记得那天深夜，我小声向丈夫说出我的渴望和怀疑。
“我很想，可是我应该这样做吗？”
“你应该这样做，”他也小声地回答。
“可是我行吗？”
“你行。”
结果，这成了我们能做出的最好决定，为了孩子和我自己。
我使我们小小的学校成为迷人的学习之地。他们学数数的时候，我仔细看着；他们学习阅读的时候，我充满喜悦。我们研究印第安人和边疆居民时，就动手做陶罐、缝（假的）浣熊帽子，并参观各个博物馆，见识边疆居民使用的武器。我们学生物学的时候，就去寻找海星、螃蟹和在蓄潮池里生长的奇异植物。我们在自己家的小池塘里养了蝌蚪，带着欣喜的心情观察它们如何长成完整的小青蛙。我们常常在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孩子们都能叫出图书管理员的名字了。这使我想到图书馆总是对我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我们现在是那家图书馆的义工，帮助登记图书，将它们放到书架上，还参与组织特别活动。
渐渐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不仅重新激发了对学习的热爱，而且还重新获得了自信，相信我能够学习和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在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中，我希望把这同一份珍贵礼物赠予他们。我希望他们知道，不管一个人接受哪种学校教育，教育是你必须自己来做的事，而不是由别人来为你做的事。
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我碰巧听到我的儿子与另一个男孩的对话。这个男孩问我的儿子在哪里上学。我的儿子回答说，他上家庭学校。
“我妈妈说，如果你没有高中文凭，你就做不成任何事，”这个男孩嘲笑他说。
“不，我能做成，”我的儿子纠正他。“看看我妈妈，她就没有高中文凭，可她可以做许多许多事。没有文凭并没有难倒她。”
我回想我所学到和做过的一切，我的孩子们是多么优秀和聪明，我选择的事业是多么成功。“是的，”我轻轻地说，“这没有难倒我。”
作者：特里·布朗
（Teri Brown）
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和家庭学校发起人，她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居住、从事园艺，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两个孩子。
智慧点滴积累故事五：寻找圣诞节
寻找圣诞节
FINDING CHRISTMAS
“妈妈，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今年圣诞节我不回家。”
我的心一震！这将是我们家35年里第一个没有团圆的圣诞节。我们怀孕的女儿预产期在12月29日，她想同丈夫在自己家过一个安安静静的节日。现在，我们的儿子又打来电话，说他所供职的航空公司最近给他晋了级，这使得他在客运繁忙的节日期间不能抽身。
对我们家来说，圣诞节非常重要。我们为圣诞节而生活。一年到头，我都在采购圣诞节礼物。感恩节一过，我就开始陆续烤制馅饼、小甜饼和面包，最后将它们涂上一层巧克力。圣诞节前夜，我们吃自助餐，并打开一份礼物，庆祝活动由此开始。圣诞节早上，我们打开余下的礼物，接着享用一顿家庭早餐。当天晚上，我们又开始庆祝节日，吃火鸡、玩棋盘游戏，期间不时传出朗朗笑声。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和丈夫鲍勃情绪低落地商量着圣诞树、装饰品、小甜饼、馅饼、火鸡、自助餐和礼物的事。我们决定，今年我们将放弃节庆筹备，改在外面吃晚饭——这是我们自孩子出生以来的第一次。
鲍勃突然之间显老了。有时，他长叹一口气，眼睛盯着某个地方发愣。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我发现自己没有了往昔的过节热情。我心灰意懒，好像失去了亲爱的人。毕竟，人们都说，没有家庭的圣诞节就不能称其为圣诞节。杂志上描述家庭团聚的字字句句令我们窒息，电视上播放着相爱的人共度佳节的欢乐场面。但是今年，没有人来同我们一起过节。没有人。我们失去了圣诞节！
1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女儿打来电话问：“妈妈，你在干什么？你的冰箱里是不是塞满了好吃的东西？”
我伤心地告诉她我们的计划。
“我们出生之前，你和爸爸是怎么过节的？”她问道。
直到那时，我才回忆起从前的日子——当时我们新婚燕尔，没有什么钱，所住的地方离娘家2000多英里。突然，我一阵激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没有孩子们的情况下过一个欢乐的节日呢？毕竟，我们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我还可以做糖果和小甜饼，然后邮寄给他们——给他们家的感觉。我知道，今年过节他们比我们更不容易。我在壁橱里翻找装小甜饼的罐头，原先自私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
鲍勃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用圣诞节彩灯勾勒出房子的轮廓。不久，肉桂和豆蔻的香味在我们的屋子里飘散。我们从院子里的松树上折下树枝，围在房子外面。
圣诞节前夜终于到了。我和鲍勃吃着自己准备的自助餐，然后打开了一份礼物，坐在炉火前，欣赏着宾·克罗斯比的圣诞歌曲唱片。
在午夜的弥撒活动上，年轻的牧师站在一品红和松枝簇拥下熠熠生辉的圣坛前，他的话令我心动。“不要畏惧，看那，我给每个人带来了无比喜悦的好消息……”
圣诞节早上，我们打开了礼物，并开始烹制火鸡。黄昏时分，我们手拉手穿过草地，在一片恬静的氛围中，看星星一颗颗点亮。五彩缤纷的灯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区，一阵阵柔和的微风拂过冷杉树，邻居家的壁炉中升起的轻烟带着给人慰藉的味道弥漫在天空。
我们没有失去圣诞节。它一直就在那里，在寂静的圣洁之夜等待着我们。 作者：洛伊丝·埃里西·普尔
（Lois Erisey Poole）
《围绕月亮的光环》一书的作者。她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全国各地发表作品。许多全国性出版物都刊登过她自由投稿的作品。她每周为《安蒂洛普新闻报》的一个专栏撰稿，并且是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位小有名气的演说家。她还开了一门写作课，指导学生如何纪录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永世相传的遗产故事一：周年贺卡
周 年 贺 卡
THE ANNIVERSARY CARD
我听说感情笃深的夫妇可以发现对方在想什么。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梦想过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我成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在我所嫁的男人身上发现了它。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他说出的是我要说的话。他给我打来电话时，我也正要给他拨电话。我们甚至在许多个晚上做相同的梦。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份特殊的礼物，我们对它珍爱有加。然而，随着我们结婚7周年的临近，我们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我们觉得相互之间越来越有距离感。
有一个方面实实在在反映了这种距离感，那就是我们很少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我丈夫每天早上黎明之前离开家，在路上花一小时到他供职的公司，上完8个半小时的班，然后驱车一小时回家。我们在家门口匆匆吻别，因为我要赶去上全职的夜班。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受益于这种工作时间安排，但是我们的婚姻却因此蒙受损害。
我们每天通电话，但是对话变得像照本宣科和迫不得已。
“一路上开车情况还好吗？”我问。
“还行，像平常一样。”
“路上堵车吗？”
“不太堵。你的夜班怎么样？”
“很好，没有特别情况。晚上你想吃什么？”
“无所谓，随你的便。”
我们继续这样的闲聊，直到他的同事来找他，或者孩子们来找我。
我怀念我们过去常常进行的那种讨论。我们已经不再谈论新闻或政治——我惟一知道的时事是芝麻街每天的信。我们不讨论他的工作，因为老板听得见。我们也不评论书或电影，因为我上一次看书或看电影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我们周末在一起，可是我们尽管非常接近，也很少说我们需要说的事。一周来的压力使我们非常疲惫和容易发怒，我们的时间大部分用在了相互争吵上。
除了有形的距离，我们在感情上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说一声“我爱你”变成了习惯动作，而不再包含真情实意。我们没有时间袒露心扉或诉说各自的梦想。我们太忙碌、太疲倦，以致顾不上去改善我们的关系。我们一点都不像两个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
随着我对家庭现状日渐不满，我们感情上的距离也与日俱增。我每天早上与孩子们一起醒来，一整天都在照顾他们和照顾这个家，然后去上令人头脑麻木的班，直到第二天早上3点钟下班。我嫉妒我丈夫每天晚上将孩子们弄上床后还有时间干自己的事。我嫉妒他能看电视、看书和睡觉。我为有这番想法而羞愧，所以从没有告诉他。这种默默忍受的痛苦使得问题更加糟糕。
我变得非常消沉，因为我注意到我们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即将到来。我曾经在书上看到，第七年是最艰难的：就是在这一年，人们经历“七年之痒”，变得不忠诚。对夫妻关系来说，第七年常常是一个转折点，先前的小烦恼会变得难以容忍。太多的夫妻在他们的婚姻走到第七年时分手了。出于害怕，我相信了这些说法，并将我们的紧张关系归咎于这些谬论。
在结婚七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我慢吞吞地来到贺卡商店，挑选最能表达我情感的贺卡。毕竟，我已说服自己，这或许是我给他的最后一张周年贺卡。我一张张读着贺卡的内容，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如此深爱他，如此害怕失去他——这个男人是我的世界。我意识到，我需要让他知道我的感受，这样我就能走过痛苦和担心。我需要设法让我们的关系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我需要记住我们是如此紧紧相连。
经过一个小时的阅读，我发现了最合适的贺卡。这张贺卡表达了我的所有感受，好像我写给自己的一样。它说到了爱和婚姻的承诺，提醒爱人分享希望和梦想，分担挫折和失望。它鼓励夫妻对他们的关系再作投入，使每一天都像周年纪念日那样迷人。
我们结婚七周年的那天一大早，我将贺卡塞进他的公文包，然后便去睡了。 当我睡醒后下楼，发现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写着我收的信封。我打开一看，熟悉的图案跃入眼帘——同我给他的贺卡一模一样，里面的文字我还记忆犹新呢。我们给彼此买了相同的贺卡。我正想抓起电话给他打，电话铃声响了。
“喂！”我说。
“我非常爱你。”他说。
“我爱你，亲爱的，”我流着泪哽咽着说。
“我现在要下班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度过今天的时光。你今晚能取消班次吗？”
“我们一挂断电话，我就去取消。”
“那么，我一小时以后见你。”
“我简直迫不及待了。”
突然之间，距离缩小了。他回到家中，我们一起又说又笑，享受彼此的相伴——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了。
或许星座已被准确调整，或许有上天的干预。要么，或许真的是有些情人能发现对方在想什么。
作者：莉萨·桑德斯
（Lisa Sanders）
家庭妇女，带着两个学龄前孩子托里和蒂格。她说丈夫里奇是自己的挚友、男友和爱人。她先前曾经当过教师，虽然已经不再在教室里上课，但她深信“自己灵魂的袖口上沾满了粉笔屑”。作为一名作品发表在全国性出版物的自由撰稿人，她擅长写作家庭和教育题材的文章。可去其网站欣赏其代表作品（www.Joy－Writer.com）。
永世相传的遗产故事二：温和地放弃
温情是比信誓旦旦更好的爱的证明。——玛琳·黛德丽
温 和 地 放 弃
LETTING GO SOFTLY
一对年轻夫妇在女方的法国娘家开满鲜花的庭院里摆好了姿势，准备照礼服照。她，身披棉质蕾丝的婚纱，坐在薰衣草花坛的石头台阶上。他，穿着合体的全套礼服，屈身守护着她。稍后，参加婚礼的一行人鱼贯穿过狭小的街道，走向一个古老的教堂。村民们从各家的窗口探出身来朝他们热烈鼓掌，并敲响钟声以示赞同这门婚事。一个身穿缀满鲜花的衣裙、头戴花环的6岁小女孩，庄重地托起一个用缎带装饰的、放着两枚婚戒的垫子。
当晚，庆祝活动在一家乡村餐馆里继续进行——香槟，大餐，跳舞，尊贵的老奶奶们在一角和着音乐轻叩她们的拐杖。一个星期后，这对新人回到美国，接受亲友们的祝福，于是又一场婚宴在休斯敦的一座摩天大楼内进行——竖琴师和乐队，更多的美味佳肴，葡萄酒以及跳舞。
我们的大儿子布拉德同他在亚利桑那州读研究生时结识和追求的法国姑娘伊丽莎白在法国一个小村庄结为夫妻，那是8月的一天，充满了阳光、爱意、承诺和希望。差不多5年后，这桩婚姻宣告结束。那天，远在东京的布拉德打来电话，痛苦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分居，她准备回法国。震惊之下，我哭了。我和丈夫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我们很遗憾，我们爱他们，我们愿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帮助。挂断电话，我和丈夫都试图告诉对方，他们的婚姻没有结束。但是布拉德的语气听来非常肯定。
离开纽约到东京，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已经爱上了曼哈顿——他们在切尔西的豪华公寓，周末在中央公园的散步，众多的朋友，以及富有挑战性和成就感的职业。当布拉德接到公司调令时，伊丽莎白对体验另一种文化很有兴趣，因此也要求调到日本工作，并马上开始学习日语。可是，当她必须留在纽约花6个月时间培训接替她的人时，我们感到担心。
我们去东京探望他们，清楚地看到，尽管她努力去适应，他们双方也都有良好愿望，她其实过得并不快乐。他们在我们逗留期间争吵，使得我们回到美国后还在为他们担忧。8个月后，布拉德便打来那个伤心的电话。经过一年的分居，他们由最初的痛苦过渡到温情和友谊，同意“无过错”离婚。他们的婚姻以爱他们的父母所期望的友好的方式解体。当伊丽莎白返回东京要求得到一些共同财产时，布拉德还邀请朋友们为她举行了一场告别会。
不过，我还是为他们的分离哀伤了一年多。我无法停止回忆，无法停止梦见他们。我不想与我的第一个儿媳妇分离。作为有着三个儿子的母亲，我总是激动地欢迎一个又一个女人进入我们的家庭。在儿子们成长过程中，我拥抱了他们领回家的每一个女孩子——在车道投篮几个小时的活泼的女孩，临时抱佛脚以应付学年考试的聪明的女孩，还有头发上扎着丝带、唱歌像天使的女孩。
可是，当伊丽莎白在一个周末第一次进我们的家门见她未来的公婆时，我真是从心底喜欢这个小巧可人的法国姑娘，喜欢她有趣的口音，喜欢她不可思议的蓝绿色眼睛，喜欢她在肩头翻飞的发辫。我越看她越喜欢。她教我如何系丝巾，教我如何挑鱼，教我如何做不会凝固的蛋黄奶油酸辣酱和好吃又好看的苹果馅饼。她能耍点小技巧，乖巧地哄着一屋子大汗淋漓的男人为特别家庭正餐而穿戴整齐。
她忠于职守，曾经在纽约码头呆了整整一个晚上，以确保一个重要客户的货物装船起运。为了受教育，她14岁就离开生长的小乡村，到里昂与一个姐姐住在一起，并在那里上高中。不，我不想同伊丽莎白——我的儿媳妇、朋友和女儿分离。
我也不想同她的家庭分离。尽管我与她的父母语言不通，也不能经常探望他们，我们却有着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在一起度过的为数不多的时光总是充满着笑声和爱。当他们的儿子结婚时，他们把我们，以及我们的二儿子、他的妻子及其双胞胎妹妹当作在家留宿的客人。有一年夏天，我们的小儿子和朋友背着背包到欧洲徒步旅行，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儿子离婚之后，当我们听说伊丽莎白的祖母去世后，本来应该打电话给她父母。可是过去一直为我们充当翻译的伊丽莎白不在了，于是我寄出了一张慰问卡，希望她的父母能读懂我没有用笔表达的意思。
我的朋友告诉我，如果夫妻有孩子，离婚是一件更糟糕的事。可是，我曾经梦想过他们的孩子——一个幸运的、会说两种语言的孩子，受到分别身处两大洲的慈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祝福。我为得不到这样一个孩子而伤心不已。我早已为孩子准备了两份礼物——一件手编的黄色婴儿毛衣，这是布拉德和伊丽莎白订婚时我母亲寄给我的；一只会唱歌的狗，我买下它是因为它能用法语唱《雅克兄弟》。
但是生活在继续。我的二儿子和他那位老家在俄罗斯的妻子搬到了得克萨斯州，我们有幸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伊丽莎白同布拉德非常喜欢的一个法国人又结婚了。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保持联系。当她去年夏天告诉我她怀孕的消息时，我马上将那只会唱歌的玩具狗邮寄给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