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领命考古所副所长时，梁思永表示：“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21履职仅一周，夏鼐就率队前往河南辉县。那次考古发掘，首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遗迹。次年春，他又风尘仆仆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证实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遗存，确认郑州二里冈是一处早于安阳殷墟的重要商代遗址。1951年10月，夏鼐马不停蹄，又赶到长沙。正当他俯下身子，潜心田野工作之时，又接到所里催促他返京的电文。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在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思想改造。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开始了第一场暴风骤雨。原中研院的旧人首当其冲，尤其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
陶孟和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建院之初，根据分工，副院长陶孟和分管社会、历史、考古和语言四个研究所，兼任联络局局长。在他的建议下，他长期主持的原中研院社会所于1952年由南京迁北京。但不久社会学即被视为伪科学遭到批判，该学科后被取缔。后来，院领导调整分工，陶孟和分管编辑出版及图书馆工作。他在院长郭沫若的领导下，未必心情舒畅。时在中科院工作的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22
原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史语所留下来的有语言学家丁声树、马学良、周祖谟，考古学家梁思永、夏鼐、郭宝钧、胡厚宣，历史学家杨志玖、逯钦立等。
针对“旧中国的考古发掘”，郭沫若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批判文章。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写道：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的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的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23
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在1952年8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思想改造运动中群众对他提的意见：
（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4）做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24
陶孟和在中科院大会上发言。
这些意见，应该说是“温水洗澡”。但他最大的烦恼是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使其难以返回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他在1952年12月31日的“总结”中说，本年“我只写了四篇小文章”。25他没想到的，这只是一个信号……
相对夏鼐，早已弃中研院史语所而投奔齐鲁大学，最后落籍复旦大学的胡厚宣，处境却更为艰难。该校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在日记中记载：
1952年1月26日，复旦大学“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成立，历史系小组由主任周予同教授任组长，胡厚宣教授任副组长。3月6日，胡厚宣交代：
我在北大、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六年。解放前买卖甲骨。史语所的甲骨只对外国人及官僚开放，而对国内学者则实行封闭，对所内人员也限制运用。我们在所内受压迫剥削，被当作工具，有时写文章只能用其他人的名字发表，我离开后傅斯年还骂我。中间我病了一年，因而发愤自己找材料。……
群众意见：
对名利批判不够。买卖甲骨获利不小，买时150万法币，按官价折合一千美元，卖给郭若愚是二两黄金，你自己还说“现在价更高”，这反映你的思想。二千片甲骨赚了多少钱？买卖甲骨的账没有算清，买卖时有没有赚钱的动机？
还说：“要是在中央研究院得意，如今就到台湾去了。”对中央研究院只惋惜自己出不了头，没有深刻批判它的反动作风。你与胡适、傅斯年的关系怎样？……
1939年，胡厚宣一家在昆明。
4月7日，胡厚宣的“学委会历史系小组副组长”的职务被免除。4月26日，他作第二次检查：
一、出身经历：破落的地主阶级；中研院史语所七年，史语所在北大各开二小时课，目的在物色人才，因此毕业后被邀进院。因好出头，所以离院，应顾颉刚之邀就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二、思想发展：想出头的名利思想，纯学术的专家思想，受北大、胡适、傅斯年的影响。入北大时读历史系，逐渐摸着学问道路，走上古代史的道路。北大同时开古代史者有六七人，走上了研究道路。
离开研究院后，拼命出书，搜集材料，成都、平、津、沪。……史语所完全是学院式，在南京看不起中大、金大，讲史料分工，精专而狭，形式主义，纯学术，专家思想。学术无纯，事实上为反动帮闲，放弃斗争……
后虽与傅斯年决裂，但做学问路子不变。胡适宣扬美帝的实践主义，专讲史学即史料学，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属于反动性，学术中找名利，纯学术的名利思想。
三、政治认识：严重模糊。读死书，连小说都不看，丝毫不问政治，认为学术有出路，政治无出路，……对翦伯赞、侯外庐、吴泽看不起，认为他们史料全错。
四、学术观点：为学术而学术，超政治，重材料，无思想，无理论，“汉学家好名”，搞甲骨支离破碎。好名好利，得伪教育部二等奖八千元（头等奖为冯友兰《新理学》），鼓励名利，燕京哈佛学社、齐鲁特加表扬，加薪。北平图书馆代表美国图书馆买我书，每种十五部。美、法学者常来找我。有出洋梦，曾申请去加拿大，想做国际学者。买卖甲骨本来很普通，并非为做生意，是资产阶级行为，奸商行为。……
6月11日，胡厚宣再次检查，仍未过关。6月14日、16日两次会议，群众提他的意见：
对名利痛恨不够，学术政治联系不够。民族自卑感，不抵抗，投降主义。名利指导下学术思想容易靠近反动。
新考据，中研院典型奴才体系，蒋介石反动政权文教方面点缀品。胡适“江湖”，以前人已有结论，引申补译作为大文，向帝国主义御用机关看齐，“九一八”时胡适云五十年后东北中国化。“汉学”皆有政治目的，有侵略性。向之看齐，为卖身投靠。
考证考古主要为资本主义服务，在中国变为帝国主义服务，成为买办学。
6月20日，胡厚宣再次检查：
学术思想：中学封建教育，奴才买办的考古学和甲骨学，机动的浓厚名利，材料至上才能有发明，为名利而离开史语所。以上动机，本质上是反动的，买办的，近三五十年考古学为买办学。帝国主义分子在华考古目的在侵略，考古学受帝国主义指挥，殷墟发掘由中美庚款出钱，由中研院主办。……26
1954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学者”——政治阴谋家》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胡适有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后台”，和蒋梦麟、朱家骅、傅斯年等反动分子，结成了一个有势力的学阀集团，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界。……胡适的学阀集团今天不存在了，但是曾经依靠过这个集团或者为这个集团服务过的人，今天也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算这个集团的罪恶了。27
那些读到这篇文章的原中研院的孑遗们，恐怕无不心惊肉跳。郁积于心的话，终于等到了1957年。陶孟和在整风鸣放时，曾直言不讳地提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他还有过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遭受“浩劫”这类的言论。
很快，“反右斗争”形势急转直下。那些被报纸以欢迎的姿态发表过言论的人们，顷刻之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7月22日，陶孟和开始在中科院的会上批判自己：“我在《大公报》（6月16日）上发表的谈话里，可以说全篇充满了不能容忍的错误……”陶孟和还检讨了6月8日在中科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知识分子遭受了一次浩劫”，他说，用“浩劫”两字形容旧社会学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28
陶孟和最终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仅为有极右思想的“内控”人员。1960年4月，他在抱病赴上海参加中科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于4月17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痛惜老同事的骤然去世，笔锋一转又写道：“在反动政府之下则他也已寿终正寝，所以他活到七十三岁高龄仍是受党之赐。”
1951年，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以论文《捺钵与斡鲁朵》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很快就从英国直接回到红旗下的北京。他早已与伯父傅斯年断绝关系。笔者听傅斯年的高足何兹全介绍，1951年，他曾与傅乐焕一起到四川搞土改，何去了南充，傅去了宜宾。估计也去了李庄。但我揣摩傅乐焕的心情定不轻松。他应该目睹或听闻李庄的一系列变化，诸如1940年接纳中研院迁到李庄的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罗南陔、区长张官周等已被镇压，而他的伯父傅斯年也因脑溢血在台湾猝死……
1952年傅乐焕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此间，他与史学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后来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1966年，“文革”风暴骤至。噤若寒蝉的傅乐焕，成了中央民院首批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打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他被诬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在他的家乡聊城，受清朝皇帝敕封的傅家祖坟被炸药炸开，墓园毁损得面目全非。傅氏族人傅乐新、傅乐铜等均受到冲击。傅乐焕在遭受抄家、批斗、关牛棚等折磨后，身心疲惫。5月23日夜，傅乐焕选择了一片清凉的水域……
天之生才，既予之厚，何夺之速？
三
中研院初到台湾，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史语所考古组研究员石璋如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阳历二月，刚过完农历新年，史语所搬到杨梅。中博院到台湾之初，先租了铁路局在杨梅的仓库，中博院搬往台中之后，将原先使用的铁路局仓库让给我们。我们租下为铁路局所有、较高大的平房——仓库，作为堆放箱子的地方；民间所有、较低矮的平房——米仓作为办公兼单身同仁的宿舍。在米仓附近还有厨房，也同时在旁边设了饭厅。公家在米仓附近，与大成路、旧镇公所一带租了一批房，再加上原先的公家宿舍，作为从南京来的公务人员的宿舍。29
米仓宿舍，多是楼房，楼下老乡做生意，楼上住公务员。还有人如办事员王志维等就租住堆杂物的号房。曾有一个慈善救济团来到这里，预备帮助史语所改善住宿条件，准备拍照。有人认为已到了这步田地，有什么好照的。夏鼐日记中有高去寻从台湾带过来的一封信。他写道：“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30
20世纪50年代初，史语所同人在台北杨梅仓库前。（右起）杨时逢、陈槃、芮逸夫、李××、李济、李霖灿、胡适、萧纶徵、朱家骅、×××、李光宇、董作宾、劳榦。
研究员屈万里之妻在《怅望云天》一文中，回忆夫君一段往事：屈家收藏有一张李姓先生赠送的一幅“馈米图”，上有题诗：“天涯老去益相亲，厨冷日长怜我贫。侵晓叩关分禄米，忘他同是断炊人？”其旁加注云：“己丑岁，随孔圣公来台，遭陈蔡之厄，经旬不举火，箧藏鬻质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断贽亦数月矣！所胜者，瓮中尚储米数斗耳，既见予饥，忘己之饥，竟全举以赠，白骨而肉，盛德无以报也。”文字隐曲，说的是李某人1949年渡海来台，遭遇类似孔子陈蔡绝粮的窘境，十多天揭不开锅。屈万里自家存粮不足，但馈赠米面，舍己厚人。
于锦绣随史语所到台湾后，是第一个失去饭碗的人。他系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抗战胜利之时来到李庄，当书记员，顶替离去的书记员杜良弼。当年史语所四组研究员芮逸夫和事务员萧纶徵曾向代所长董作宾写信力荐：“于君学历高，学业优，延补杜君之缺，殊属委屈，承嘱考试成绩亦佳，至于事务室方面似可不必再试，敬乞裁决。”31于锦绣被分到史语所民族学组，跟随芮逸夫深入倮区调查，写成《大小凉山倮罗的社会阶层》一文。1949年2月1日，于锦绣接到史语所的解聘书：“顷奉傅所长面告台端已在遣散之列，自本年二月份起即停止支薪，兹列台端应得之一月份薪及遣散费，款到请查收，再本院总办事处如前有款汇奉，即在此次汇款中扣还，并希查照。”32
傅斯年的绝情无义实属无奈，他自己已是一个泥足巨人。俞大綵曾回忆丈夫傅斯年临终前：“三十九年（1950）十二月十九月，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33
1949年，傅斯年在台大校长室。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湾大学就校长职，仍兼任史语所所长。出掌台大，他广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实图书、奖励研究，奠定了台湾的学术根基。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愤慨，亲自找国民党情治部门交涉，甚至直达最高当局，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要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本校长批准。当时，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退守孤岛，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这种手续。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1949年7月11日，有人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他写道：“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在重申自己的办学原则和育人理想之后，情绪激昂地说，“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摈弃于校门之外。”
妻子俞大綵回忆丈夫：
孟真最爱才，想要发掘高才生，加以鼓励，举行全校作文比赛，颁发奖金，他亲自出题阅卷，看到好文章，便约作者面谈。
一日，他回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
孟真去世后不多日，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我接过眼镜，泪湿衣襟。刘先生临行时，我才记起问他需款若干，他连连摇着双手说：“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给我了。”……34
1950年1月23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贴出公告“致台大同事同学”，全文如下：
诸位同事先生及同学：
近日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同事同学频来问讯，敬声明如下：
一、我之身体虽坏（久患血压高），然久病之后转不以为念。绝无于此困难之时，舍同事同学他去之理。
二、去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在美开会，须国内去人方足法定人数，故曾来电约去，期为2月8日。斯年以为此时去开会，必有谣言。明知有此一行，或可为台大募几许钱，然权衡轻重，仍不去，故当时立即电复不去（来往信件均在陈秘书渝生处，愿看者可自由取阅）。
三、半年多，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其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下次校刊中登出此事有关文件）。35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素来疾恶如仇的傅斯年大受刺激，情绪失控，突发脑溢血，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当晚去世。
12月31日，是傅斯年追悼大会举行的日子，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礼堂正中，悬挂着“国失师表”的挽幛。史语所的挽联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的挽联是：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钱穆的挽联是：
文章一世人何在？
风义千秋史必存！
听说傅斯年猝然离世，留在岭南大学的同窗、姻亲陈寅恪既震惊又伤感。他以隐喻的方式述心曲，写了一首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诗，诗曰：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36
《霜红龛集》是清初傅青主的诗文集，陈寅恪借以暗喻傅斯年。他将此诗分赠故旧门生，以寄哀思。
寓居美国的胡适写信给傅斯年的遗孀俞大綵：
自从孟真的不幸消息证实以后，我天天想写信给你，总写不成！十月廿一日我发了一短电给你。……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碍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绩。这样的Combination世界稀有。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到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的办事，真不可及！
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的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37
傅斯年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时，台湾当局朝不保夕，无暇顾及大陆迁台的教育界、学术界人士。中研院的先生一部分被收容在台湾大学校内。要想领得一份薪水，就得教若干课程。搞研究的大都口讷，为了生计，也就只好“君子动口又动手”。研究工作却很难提上日程。
史语所迁到台湾，被安插在桃园县南部小镇杨梅镇火车站。在铁路通运公司的一座仓库里一待就是五六年。库房窗户小，闷热不通风。从李庄运回南京，从南京运来台湾的文物古董多不能开箱。图书资料也派不上用场，研究工作处于封闭状态。
傅斯年去世后，董作宾接替史语所所长职，这是代理了多年后的众望所归。他勤勤恳恳，又战战兢兢。1953年10月19日，他接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函询：“为匪区出版之《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有何参考必要？敬请查照惠复。”38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收到他的解释后，仍于10月28日呈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一级上将：“检获由香港寄台大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匪区出版之《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二本，应否准予放行，请鉴核。”39短短几行文字，背后晃动着刀光剑影。台大的学生张春树见证当年，他说：
我在台大读书四年，最大的苦事就是进图书馆借书。台大图书馆对可借可看之书刊均因政治因素严加控制，任何学人在大陆，其著作全不能看，凡有其文之学报或文集均不易看到；台大师长之著作如为早年发表，或与大陆学者之著作同在一处也都不能看到。40
董作宾年近六旬，对甲骨文的研究正值鼎盛时期。然而，这个时期董家食口众多，入不敷出。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维持一个最低生活水准方面。他办《大陆杂志》，在台湾大学教书。1958年离开史语所，去了香港的新亚书院。这都未必是他真心想做的工作。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在台北病逝。
李济、董作宾在傅斯年逝世周年追悼会上。
1957年4月3日台北“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在第三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及院务报告中，总结回顾了搬迁失败的原因：
当时币值日日下泻，无法保证计划运用，达于极点。然经多方奔走设法，各机关若肯帮忙，尚不至陷于全无办法之处境。乃和谈之议，既鉴于已往西迁八年播徙所受之艰苦，复困到台后之同人，生活起居亦十分困难，安土重迁，自难免存观望之念，不立即设法启程。孰料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京沪相继告陷，本人之一切努力，至此悉成虚掷。41
这段话说得很策略，实际上是不敢正视人心向背的真实原因。
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似一柄历史长剑，切割了中研院厚重的过去，划出了一道汹涌澎湃的台湾海峡。而分置在两岸的原中研院同人，各自都会有一段泥泞。走出那段岁月，才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本文参考了李扬编著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台北“中研院”编写的《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照片由李光谟、董敏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然“一阴一阳之谓道”，夫妇协作调查效果更佳，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就曾和丈夫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苦闷和种种不适。在国外，这种事屡见不鲜，甚至单身男女同事相伴做田野调查也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况且是上世纪30年代。
1934年夏天，丁文江（字在君）就任中研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激烈反对。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汉语语言学；李方桂是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二人在国际语言学界皆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陆军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相威胁。面对两位语言学大腕的坚强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此时，他已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李方桂）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2最好的办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可这不是傅斯年的性格。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3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4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揽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为难，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了结。
1935年，傅斯年视察第十一次殷墟发掘工地。坑右站立者为董作宾，坑左戴礼帽者为傅斯年、李济（右起）。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而他也不会再提“携眷调查”旧事，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他们到了云南的路南县尾则村。那次调查的结果，马学良于1941年写成毕业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于1950年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没想到是他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
此后，赵元任也并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殊不知仅隔一年，史语所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5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此次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前后发掘了四座大墓，四百一十一座小墓，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
4月初，董作宾（字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元勋，也是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并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
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6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可事情已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 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7，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8
1932年的熊海平。
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9还引起过一场风波，他当然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诏”，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10，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11
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12所谓“风纪”事，是4月7日午餐时的一次“闹酒”。夏鼐在日记中写道：
这次闹酒，与熊海平女士的在座有关。董先生原有糠糟之妻，这次由北平带了女友来安阳玩，形同夫妇。可是王湘君背后说，这不是他的表嫂，他另有表嫂。徐中舒先生自谓是“萝卜干”。熊女士这时似在北平一艺术学院读书，酒量颇宏，大家闹着，想灌醉她，结果她没醉，别的人倒都喝得醉醺醺了。13
解铃还须系铃人。4月11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14。旋涡之中的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4月12日和13日，他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15
1931年秋，董作宾在龙山发掘现场。
为稳住阵脚，安抚同人，李济4月14日再致电梁思永，“彦堂事正设法转圜”。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的“新学术”大业岂不中道而废？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闻讯后，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调解。4月11日，他先通过徐中舒说项：
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16
丁文江这封信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的真实原因。那时做田野，尤其是考古发掘，除了风餐露宿，生活艰苦，还得遭受地方势力官商勾结的排斥，盗墓贼的打击……所以在“前线”强调“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宾携女友的定性，“风纪”与“风气”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事关道德，后者仅涉舆情。事实上，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结婚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与前夫人协议离婚，共登声明于《中央日报》。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17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因此照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但董也许有些不便言说的原因，或双方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于是对外并未张扬，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这一来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测，引发轩然大波。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
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18
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适的信中写道：
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
今天给你一个电报，请劝董彦堂勿辞。想已收到。现在我把有关系的函电都抄一份送给你，请你向彦堂解释。经过之事实本很简单。彦堂新与其夫人离婚，另外追求一个女学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济之说明，就把这位小姐带到彰德去，并且住在史语所办事处里面。孟真知道就打电报来辞职（参观原电）。
此外的事实和我个人的态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请你向彦堂说明的：
（一）孟真对于他无丝毫的恶意。他本来是容易冲动的，他（傅斯年）去年离婚的事，至今不免内疚，所以有这次的爆发，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给彦堂的信，是与孟真、彦堂两方面找台阶下台，并非要责备彦堂。目前孟真的冲动已经大体过去，只要彦堂不辞职，我想就没有什么问题。
无论你如何忙，请你务必向彦堂解释，请他打消辞意。19
此时董作宾也许是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还对傅斯年犹有怨言。
4月24日，丁文江再致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
适之来，得奉十五日手书，适赴申开会，遂未即覆，惟请适之先致一书，劝兄以工作为重，并述孟真态度，想已入览。兹请再就兄书所言各点，略为申述如下，请兄平心静气，一细思之。
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此处原文为方框“□”）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
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
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
弟上函言之，兄前信所言当系情感激刺时所发。此时当亦未必坚持此意。弟为公、为私，不能不向兄解释，并非欲以此相诘责也。
至于兄与孟真个人关系，弟尚有数言欲为兄告。
第一，孟真为人极易冲动。冲动之时如火山爆发，自己不能制止。彼对于任何人（弟亦在内）皆是如此。并非彼系兄之“上司”而欺负吾兄。
第二，此次孟真之冲动是否合理，姑不具论：而其冲动乃系实情（彼之出汗，等等，中舒及莘田均亲见之）。
第三，彼不函责吾兄而自引咎辞职，正因彼与兄私交较深之故。假如系吴定良而非吾兄，则彼必不肯引咎辞职。
关于最后一点，弟还有声明。兄等与孟真私交甚厚，平日形迹极端脱略，弟常引以为忧。因遇有公务时双方反因此而易生误会。弟每见遇有“上司”观念不应完全不顾时，大家皆只知顾全友谊，反之朋友平常忠告与所谓“上司”毫无关系者，言者常有顾忌，听者不免猜疑。此次孟真及兄之举动皆不免受此种影响。兄如信弟言之不谬，则气亦可稍平也。
弟之结论如上次。在中国今日觅工作机会，谈何容易。兄对于本院、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皆不可求去。即以“上司”论，欲求如傅孟真其人者，亦未必十分容易。回忆弟二十年之“上司”，不禁觉得兄等皆幸运之骄子也。余托适之面陈。20
丁大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董作宾终于回心转意。4月30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215月1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5月10日，董作宾致函傅孟真，“述心情及工作状况”。22
1936年7月27日，董作宾、 熊海平与儿子董敏。
傅斯年题赠董作宾“平庐”条幅。
一池春水，又归于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董作宾四十岁。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谈到丁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