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形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4
在敌机的轰炸下，北大文研所很快结束了这段在城里的日子，迁到史语所所在的龙泉镇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傅斯年既是史语所所长，又兼北大文研所所长，有时两头受累顾此失彼。他在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诉：“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汤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叶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只有从吾（姚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5对此，傅斯年也有顾虑，几次想推掉北大文研所的事。因昆明再遭轰炸，史语所拟迁四川南溪县李庄。他也就想借坡下驴。9月7日郑天挺致信傅斯年：“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所址，非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甚以为然。但细思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韧始，岂不大糟！”6文科研究生治学主要靠图书资料。而战时中国唯有史语所拥有最完善的图书。
卢沟桥战事一开，北大仓皇南迁，图书资料全都陷在沦陷区，南开的校园整个被日军夷为平地，清华的图书只抢运出一部分，后在重庆又遭轰炸。1937年11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办临时大学开学，中外文图书仅有六千册。1938年年初到昆明，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也只有四万八千册。傅斯年未雨绸缪，战事未爆发前，史语所就将珍贵的中西文图书杂志昼夜挑选，装为六十箱运赴南昌。至8月间，所有图书完全装妥为321箱，分三批运至长沙。1937年年底，存藏南昌和运至长沙的220箱精品书转运重庆，后又转昆明。“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王船山语）在傅斯年看来，抢救图书文物不仅是做学问的需要，也是一次保存历史文化的“衣冠南渡”。郑天挺是比傅斯年低一届的北大国学门研究生，他知道傅斯年的性格，劝解不如激将。再说，他也不会无视那些嗷嗷待哺的雏鹰。
20世纪40年代龙泉镇的响应寺。
于是，史语所迁川，因导师归属不同，刚恢复一年的北大文研所分置昆明和四川两地。首届研究生阴法鲁、王明、汪籛与阎文儒留在昆明，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等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第二届招收二十名研究生刚发录取通知，魏明经、李埏、程溯洛、王永兴、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董庶、高华年等前往昆明求学，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胡庆钧诸生则直接到李庄板栗坳完成学业。
那时陆上交通困难，主要借助河道舟楫之利。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叙府（今宜宾市）下南溪县两地皆二十五公里。李庄也是“湖广填四川”的重要集散地。傅斯年曾感叹：“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后先相踵。”1940年年底，小小的李庄镇，除了勉强塞进先期到达的同济大学、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等单位，中研院社会所和史语所都只能安置在乡下。史语所选在距离李庄镇七八里地的板栗坳。当地还有几位老人至今记得，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曾挂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那是一块柏木牌匾，字是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出自董作宾之手。何兹全曾详述史语所的分布情况：
田边上斜对面是傅斯年先生住的桂花院。田边上是图书馆，也有几间研究室。进大门往右手转，三间厢房还住了两家青年研究员，我和胡庆钧各占一头。图书馆面对大门。后面还有院子，单身职工都住在这里。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也住在这里。柴门口是眷属宿舍，长方形四合院，主房五大间，各有隔扇隔开。中间一间空着，左手间劳榦家住，右手间潘悫家住。左手头上还有一间，逯钦立家住，向跨院开门。右手头上一间，是管财务的萧家住，向院中开门。岑仲勉先生家、黄彰健家、何兹全家、董同龢家、李连春家住对面。芮逸夫家住左手边偏房，劳榦的父亲住在对面。柴门口去牌坊头过道处有个跨房，王叔岷家住。牌坊头是主院，史语所占用前厅，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主人家住。前厅中间大厅是史语所子弟小学的课堂。左手边是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日用品；右手是职工食堂，没有家属的人都在这里吃饭。小卖部的后面有个小跨院，住着董彦堂先生一家。戏楼院，真有个戏楼，可见四川地方乡绅的气派。考古组住在这里。戏楼院外顺小路再往前走，还有一个茶花院。院子不大，院中有两棵茶花，枝叶茂盛，可遮盖大半个院子。傅乐焕、陈槃庵，住在这院子里。7
20世纪40年代李庄镇的长江码头。
板栗坳的绿树丛中，掩隐着一座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一大批学人如蝶恋花、蜂采蜜，含英咀华，日复一日。邓广铭写道：“我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北大、南开、武汉大学南迁，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后方南迁的，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有了这个便利条件，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著作。”8
王利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恰逢首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他的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得了满分。其时，北大文研所在重庆招生，王利器接到考试通知时已误了考期。他奔赴重庆找到傅斯年。傅先生对他单独考试。当时敌机来袭，王利器第一场英语考试还没完，就躲避轰炸七次。中午，傅斯年招待王利器吃饭时告诉他：“你明天回江津去，敌机滥炸很危险，不要考了。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你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随你选择。昆明有教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9
王利器到了李庄，成了傅斯年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回忆那段岁月，王利器写道：“李庄，古六同地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李庄十来里地的板栗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那里设有办事处，由邓广铭先生负责。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逐事加以具体指导。”他很感激傅先生的教诲：“我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注疏体来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史语所藏书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所里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我遵命作了《“家”、“人”对文》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的赞许。”10
李庄栗峰山庄田边上的史语所图书馆。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和教授罗常培从昆明来到板栗坳，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罗常培写道：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方桂领我们到田边上参观西文书库，第二组办公室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
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董彦堂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致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 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11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王叔岷得到北大文研所的录取，背一包书、抱一张古琴，兴冲冲赴李庄报到。沿途所见，异常兴奋，抵李庄栗峰，欣然作五古抒怀：
李庄栗峰山庄祠堂。1941年3月31日，徐旭生来此讲学后与史语所同人合影。
宿读李庄书，今向李庄行。
行行八百里，山水路纵横。
秋色澹无际，秋兴转凄清。
适然居得所，山坳屋数楹。
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
素琴常在壁，信手陶吾情。
庭前多好鸟，时时弄巧声。
户外多修竹，翠色拂新晴。
人生适志耳，即此寄浮生。12
“李庄”，暗寓李耳与庄周，仿佛冥冥中有个约定。王叔岷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的情景：
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四十六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蝴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话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话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13
王叔岷吟诗弹琴，恃才傲物。傅斯年背后夸他“有才性”。“才性”典出《世说新语》，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其实那正好是傅斯年本人，讲到《左传》他背一段《左传》，讲到《国语》背一段《国语》。王叔岷回忆：
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五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六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两册。傅先生函请在昆明北大教书的汤用形（字锡予）先生挂名为我的导师，我写信去请教，言及研究《庄子·齐物论》，参考章太炎先生《齐物论释》。《齐物论释》贯通道、释，学术界莫不称道。不料汤先生回信说：“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真使我惊心动魄！汤先生信中又谈到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14
王叔岷的论文选题为“庄子研究”。庄子既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在史语所缜密学风影响下，王叔岷逐渐深入史料考据，他以校勘训话为基础，博览群书，广辑资料，于1943年秋完成了有关《庄子》考校及思想论文十余篇，集成《读庄论丛》，毕业论文评审通过，再由汤用彤、罗庸两先生自昆明寄题笔试，成绩优异，获准毕业。他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继续校释《庄子》，于1944年8月20日完成《庄子校释》专书及附录共六册，二十余万字。任继愈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的时候，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不用，这不只是表明他很傲气。北大的学生有独创性，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是一盘散沙。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一群一群的。”15
研究古文字学的李孝定也在板栗坳开始研究生学业，他跟随董作宾研究甲骨文。他回忆：
民国三十年的春天，我就到重庆拜见傅先生。傅先生听我说明来由之后，哈哈大笑曰：“此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也。”然后傅先生说：“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当时我选择了自修，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到史语所借读。16
李孝定的学业受到师长们的关照。1941年，罗常培写道：“李君孝定今年春天才到李庄，他的研究范围是古文字学，彦堂教他先把甲骨文现有的材料编成一部字典，等完成后，再定论文题目。他能够跟着董先生看到外边罕见的材料，受到踏实谨严的训练，将来的成就应该很可观的。”17研究生毕业后，李孝定留史语所作助理研究员，在李庄栗峰山庄一个叫戏楼台的小院里，作董作宾（字彦堂）的学术助手。他回忆：
20世纪40年代李孝定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的戏楼台。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笺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18
从学生到助理研究员，李孝定换了一种身份，也换了一种心情。他向史语所学术“集刊”投了一篇文稿，不久就被退回。他猛然悟道这是违背了傅所长“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当初的心境，李孝定说：“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成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然而经此“打击”，李孝定继续坐“冷板凳”，日后在甲骨研究领域终成大家，撰有《甲骨文字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两部专著，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马学良师从李方桂，攻读语言学。他的前期学业是在田野中完成的。1940年，他随老师至云南路南调查，记录倮倮语。倮倮，也写作“罗罗”，即现代的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脉复杂，有独特的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19
李方桂与马学良去的云南路南县尾则村不足百户，偏僻贫困，对外交流少，类似语言孤岛。李方桂选中尾则村调查，重点是倮倮语中的撒尼语。他们找到村里一位小学老师做发音人，采用随机的方法，实指现问。从身体的器官，室内的陈设，到门外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边问边用国际音标记音。当晚，把抄下来的卡片再请发音人重新核查一次。
中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尾则村的住宅，是下边养牲口堆柴草上边住人的干栏式建筑。阁楼仅半人高，进出都要弯着腰。平时臭气弥漫，做饭时浓烟呛人。当地缺盐少菜，只有干胡豆和干辣椒就饭。快乐的天性总是勃发于原始蛮荒的环境。马学良发现，房东每晚都要把他那十六七岁的女儿撵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村外有一处共房，每天晚上青年男女都要到那里唱歌跳舞，调情欢闹，寻找配偶。共房是禁止外人的。于是老师李方桂托人，把他们偷偷领进去。藏在漆黑的角落里，他们欢喜莫名地听着篝火边男女歌手的对歌……路南一月，老师和弟子都瘦了十多斤。撒尼人的词汇总算完成了记录，还整理了语音系统。囿于时间和经费，却不能再记录语法系统。回到昆明后，马学良在李方桂的安排下，找了一个撒尼人中学生作讲述人，日积月累竟记录下四五十个故事。
1940年秋，马学良随着史语所转移李庄板栗坳。当时语言组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仅有李方桂和马学良、张琨师生三人。在李方桂的指导下，马学良继续整理倮区的语言调查，写成论文。他发现了元音松紧的特性，强调了其在倮语及藏缅语系的重要性。1941年6月，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在板栗坳考察马学良的学术水准，他写道：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订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自从几个文化团体流亡到西南后，大家对研究藏汉系的语言感觉浓厚的兴趣。但是我们却不想一个人包揽好些种语言，我们只想训练几个年轻的朋友各走一条路，然后汇总去作比较的研究。这几年来，除马君外，还有陈三苏女士治苗语，傅懋勣君治倮倮语和麽些语，张琨君治摆夷语和民家语，那庆兰君治仲家和水户语，葛毅卿君治苗傜语，高华年君治纳苏语和窝尼语，都有相当的成绩。20
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几经补充修改，终于完稿。这是语音学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倮倮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1949年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论文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原来的序言中，马学良对恩师李方桂充满感激，后来的版本中这几句话被完全删去了，或许是迫于情势。彼时，李方桂已远渡重洋，执教美国夏威夷大学。那时的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任继愈读北大文研所的导师是汤用彤，副导师是贺麟。他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盛于宋朝，但源自隋唐，且涉及佛教，需查考《大藏经》。当时昆明没有《大藏经》，只有史语所有一部，于是任继愈随史语所到了李庄。1941年7月4日，罗常培参加了任继愈的毕业答辩，他后来写道：
四日上午，约任君继愈来评订他的《理学探源》。他在论文节要里自述宗旨：“治哲学史首在辨其异同。同者何？心也，理也。异者何？象也，迹也。凡人同具此心则同具此理，语其真际东圣西圣若合符节。万民虽众，即是一人之心；百世虽久，即是当下之理。万象森然不碍其为一本，此即所谓同。理诚一矣，然其表诠之际，其语言文字之习惯， 当前所受之尘境，问题之结症，则各民族不尽同，各人亦异，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彩面貌，则所谓象也，迹也，此其所以异也。”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下， 两年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穷源竟委地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于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21
年轻的哲学家任继愈，就在板栗坳的田坎茅屋之间开始了治学生涯。
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回北平。同年，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三年后的时代大变局中，这批研究生绝大部分留在大陆，少部分如周法高、李孝定、王叔岷等跟随傅斯年去了台湾。1952年，已办了三十三年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停办。
青年学者任继愈。
1978年，当年陈寅恪指导的隋唐史研究生王永兴调回北大任教，他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谒昔日的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回首当年，师生俩感慨人事凋零，欲说还休。最后，郑天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培养的二十余名研究生无一废品。你现在培养研究生，不要忘了在昆明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办学的方向和精神。”囿于当时的情势，郑天挺未提及跟随所长傅斯年在李庄完成学业的那十多位毕业生。也许，他能想到那批人同样不会是废品，甚至还可能是学术精英。只是他已等不到师生重聚，三年后就与世长辞。
而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人与事已是广陵散绝矣。
（本文照片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董敏、李光谟提供。）
情随春草绿 缘定山坳间
——娶在李庄的学者
香樟豆，圆又圆。研究学问不值钱。
来到李庄四年整，没人问俺热和冷。
光身汉，下决心，娶个太太待俺亲！1
这首《香樟豆谣》的作者董作宾是个恂恂儒者，写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群青年才俊流寓李庄，在当地婚娶的浪漫故事。那时，迁到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与社会所、中博院、中国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其中多已到了婚龄，甚至老大不小。在那个孤寂沉闷的环境中，男女青年的彼此相遇有如涸辙之鱼，而藏在心灵深处的苦闷就是汩汩长流的清泉。于是，尽管是战时他乡，但还是有人敢把情丝系于这块土地，也有当地姑娘敢把绣球抛向那些外乡的先生。
山茶花，朵朵红。三院学士最多情。
折一把茶花求婚去，第一个成功是逯卓亭。
诗中的山茶花，代指史语所历史组，即“三院”驻地，因房子年资浅，当地人又叫“新房子”。院内有两株大红山茶，茶花从秋冬一直开到暮春，又名“茶花院”。“卓亭”是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逯钦立的字。
1941年3月，春到栗峰，桃花盛开。右起逯钦立、董作宾、陈启华等。
逯钦立是山东巨野人，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随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在同学何兹全夫人郭良玉的记忆中，这位同乡“木讷质朴，但聪明过人”。1940年，他去李庄继续研究生学业，他在9月25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谈道：
生于九月十二日离滇，十八日到达李庄，沿途托庇，顺利异常。抵此后，承董代所长及丁、汪等先生之照顾，食宿诸问题均已解决，敬祈吾师释念为幸。……此地气候近已凉爽，生之工作即可顺利开始，吾师存藏陶靖节各集，生极须用，闻师将于十月中莅此，希届时能以此种书赐闻也。
又生离滇之时，曾与杨志玖、周法高二兄深谈一次，杨兄处数接齐大延聘之信，许以该校讲师职并研究所编辑员，而文研所则欲留作研究助教，杨兄念吾师擢掖之心，极愿来此继续所业，仅以薪遇和路费问题，稍涉踌躇耳！而周兄之离校或来此，所犹豫者也不外乎斯节。近不知彼等有信呈吾师未？2
逯钦立的去向，如信中所举的同学杨志玖，也有多种选择，他自愿到李庄，是冲着史语所做学问的条件。逯钦立无负导师傅斯年的栽培，到李庄两年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修业毕业，留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除了业务上的收获，还成功地俘获了小学女教师罗筱蕖的芳心。
罗筱蕖人称罗九姐，是乡绅罗南陔的九女。她在晚年给弟弟罗萼芬的信中这样回忆儿时：那时家境尚好，每到年底，打炒米糖、蒸黄粑、杀年猪。大年三十是祖父的生日，全家去石板田扫墓，抬着大猪头。这时祖父坟地两边的红梅、绿梅已经开了，坟前石桌石凳上摆满了上供祭品……3抗战期间，罗南陔出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参与了中研院与同济迁来的筹备工作，如出面说服乡绅及行帮组织，牵线房屋租赁，维护地方治安，斡旋原住民与迁入者的关系等。他有十个子女，有的加入国民党，有的加入中共。罗筱蕖曾回忆五哥莼芬（叔谐）对她的影响：
记得当年，五哥在智育小学教书，我跟他在一起有一年半，他帮助我读书，领我参加民先队抗战剧团、晨呼队。共产党员金汉民、严亮绸等就在这时认识的。在这段时期我学了很多知识，懂得许多道理，能演剧、跳舞、唱歌，能宣传、能讲演。第二年就被抗战剧团介绍到南溪县政府管的战时民训督察室工作。这组织完全是宣传抗日、组织民众的领导机构，我刚到十六岁（并不是县政府科员）就能同另一位女同事池梦渔把一个县城的抗战民训组织起来，搞下去，这本领是君绿九哥和五哥培养支持得来的。4
后来，罗筱蕖从李庄去成都读书，先读华中会计专科学校，后读西川无线电专科学校。学校遭日机轰炸，没毕业，1941年又回到李庄，受聘为板栗坳栗峰小学教师。
板栗坳本弹丸之地，过去过来就那么几个人。此时，一个清纯活泼的女子闯入逯钦立的视野，很快他就开始狂热地追求这位年轻女教师。六十多年后，我曾听当事人细说原委：
那时牌坊头有个大礼堂，单身汉在那里吃饭，我们在旁边上课。逯钦立也天天在那里吃饭。他住的老房子，属第一组历史组。他时常在我们教室外转悠，我也明白他的心思。他有时就在教室的黑板上画画，画马还画得很好。他在黑板上画屈原，我问是谁画的，梁柏有（梁思永的女儿）说是逯先生画的。我每天到校早，其他老师多有家属太太，事多。一次他画我的像有意放在黑板上，我把画收起来，后来就有了第一封信。梁柏有也给我转过他的信。5
一来二去，彼此眉目间活泛了春山秋水。但要迈那道坎尚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罗筱蕖的小弟罗萼芬告诉我：“傅斯年跟我父亲熟，当时他们迁来，是父亲、堂兄罗伯希等人商定下来的。后来人们说研究院吃人，搞得人人自危。是我父亲提出举办展览的方法开启愚昧。傅斯年多次夸父亲‘南陔不愧川南才子’。中央研究院迁来板栗坳一晃就是几年，很多男光棍择偶安家，成了老大难问题。李庄的姑娘就是想也不敢嫁给他们，他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件事成了傅斯年、陶孟和几个头头的心事。当时我家恰好有两个姐姐未出阁。”于是，“傅斯年为弟子逯钦立作伐提亲。”6
栗峰山庄的中研院子弟校。
撮合信是写给罗南陔的族侄罗伯希的。罗伯希战前曾任“三军”7成都办事处参谋，解甲归田，在当地仍有余威。傅斯年在信中介绍逯钦立的身份：“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法律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事结束后，固不宜如此，惟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8皂隶是黑衣差役，虽是自嘲，亦近实情。学者是远离经济仕途的“夫子”，战时尤为窘困。只有说到学养及未来的造就，傅斯年才对弟子有信心：“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中知名之士无疑也。”
罗伯希的覆信，唯一担心的是逯钦立在故乡山东巨野是否有妻室。史语所档案中，有傅斯年一封覆信。信上写道：
伯希先生左右：
惠书敬启，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君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
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无填者。逯君平时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呈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惟彼家在沦陷共产党区交错之处，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
傅斯年谨启二月二十一日9
这封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等，证明逯钦立“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
得到准信，罗家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张罗婚事。这桩喜事，多少有些让代理所务的董作宾准备不及。1944年4月25日，他给傅斯年写信：“均一住家房子誊出后，济之兄要为三组同人作宿舍，逯钦立拟亦要此房作结婚新房，如何之处，请决定？”10傅斯年是如何处理这难题的，已不得而知。总之，良缘走进佳期。三十四岁的逯钦立牵手二十二岁的罗筱蕖。李济的老父亲李权写有一首《贺婚礼》，词曰：“环绕花舆笑，争把老师拍手呼。老师俯首作新娘，依旧弦歌起一堂。绛幔未悬纱曳地，群称福禄好鸳鸯。”
大喜之日，红烛之下，逯钦立把傅斯年代自己说项的那封信，虔诚地用小楷抄录下来，信末有“弟子钦立录副”一语。
李庄六年，逯钦立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说文笔》《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等十几篇论文。但他用功最勤者，仍是傅斯年所言的那部“诗史”。逯钦立深感明人冯惟讷所辑《诗纪》、近人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搜括靡遗”，有功于世，却仍有缺失，遂在前书基础上重新攟摭上古迄隋末的歌谣，另谋新编。傅斯年将史语所珍藏的杨守敬的《古诗存目》抄本交他比勘。红袖添香，焚膏继晷，几度寒暑，逯钦立完成了《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的资料收集和前期准备工作。此项工程，除了时间、毅力之外，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如浏览前后汉书、三国志等书，了解彼时的历史地理；校勘诗家之作，须精熟传记及生平；要熟知乐府诗之组织及内容；要熟识那个时代的风物；要了解汉魏别体字；要熟知汉魏韵部分合等。此时的逯钦立已万事俱备，假以时日，必大功告成。
逯钦立罗筱蕖结婚照。
山茶花，年年开。戴一朵茶花下山来。
自从大桥会一会，李光涛相思苦难捱！
拿起笔，写封信，要给小姐通音讯。
情书一束送上去，果然打动了小姐的心。
风吹竹叶颤簌簌，小姐在门前望情哥。
嫂问姑：“你在那儿看啥子？”
“我看那，长丰轮客人恁样多。”
张打铁，李打铁，买点礼物送小姐。
几次下山等长丰，又怕人说“是把衣料接”。
月亮光光，打水洗衣裳；
洗得干干净净，穿着上仓房。
仓房头，有高楼；楼下歇，遇到张三姐。
1945年10月26日（农历九月二十一），董作宾在板栗坳牌坊头举行的李光涛与张素萱的婚礼上，以证婚人的身份朗诵了这首“新乐府”。诗中的“长丰轮”，是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返还于宜宾与重庆的长江客轮。在码头上接衣料的细节，或写实或虚构，但传神地描绘出特定时期李庄姑娘对山外世界的渴望。
李光涛1902年7月5日生于安徽怀宁。父亲早逝，母亲矢志守节，家故寒素。光涛姐弟三人常随母亲到族中的清节堂寄食。清节堂为抚恤孤寡，办有塾教。李光涛在清节堂读到十三岁，不愿看族人冷眼，遂泣别母亲，独自到外面闯荡。他一边打工补贴家用，一边膏火自给，苦读书本，终于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后任职于安庆海关。
1928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后，接手了八千麻袋明清内库档案，移存于午门楼上，准备整理。由傅斯年、徐中舒筹划，招雇临时书记十人，工友二十人。李光涛与徐中舒是怀宁同乡，又是校友，1929年9月经徐中舒推荐，李光涛进史语所任临时书记，负责明清档案的清理。
明清档案是清廷存放于内阁大库中的诏令、奏章、则例、贺表、卷案、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宣统二年，内阁大库屋坏，大学士张之洞曾拟奏请销毁，最后采纳参事罗振玉建议，将档案移存国子监，足足有八千麻袋。民国六年，版本学家傅增湘出任教育部长，陈垣任教育部次长，这批明清档案一部分调给北京大学，其余藏历史博物馆。数年之后，历史博物馆以四千元贱卖给重造纸料的同懋增纸店。罗振玉闻讯，又以一万二千元从同懋增纸店买回，寄存商部。不久，商部移出故宫，传闻日本人有意洽购。寓居天津的李盛铎又以一万六千元从罗振玉手上买过来，并在天津、北京两处租房分贮。1928年9月，史语所一成立，傅斯年便向蔡元培提出要收购这些大库档案。他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为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蔡元培筹足两万元，国宝档案终于回归史语所。
20世纪40年代的李光涛。
档案整理之初，史语所制定了严格的十二条工作规则。如“休息时间，上午九时四十分至十时，下午三时至三时二十分，每次计休息二十分钟，地点在工作室外走廊。所有应用早点或吸烟吃茶以及上厕所事，俱在休息时间内为之。”“在进入工作室时，其工作室大门，由管理人将锁锁上，一切工作人等不得随意出入，并不得在室内有交头接耳或谈话行为。”傅斯年规定，必须逐日写工作日志，并指定李光涛负责。大库档案的初步整理，据罗振玉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二十五人至少需要四年。但自1929年9月开始，至1930年9月30日已全部完工。李光涛回忆说：“工作这样之快，自然还是那十二条规则定得太好了。”
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版，这是内阁大库残余档案大规模刊行问世的开端，主要工作多出自李光涛之手。1935年，在傅斯年的鼓励下，李光涛为《明清史料乙编》增写补例。此后，逃难长沙，暂居昆明，流寓李庄，最后蛰居台岛，李光涛依次完成了明清史料丙、丁、己、庚、辛、壬、癸等编“补例”的编辑。说起那些岁月，他无怨无悔：
我把一些烂册取下来，一本一本地检查，有的真正无法揭开的就算了，有的也可以揭得一二页如三藩史料，也是可喜，便即编入《明清史料丁编》了。最令人高兴的是，当为迟起龙回书稿，是用高丽纸写的，叠成数叠，夹在烂册中，取出一看便轻易揭开，依然无恙。相反，如用其它纸张写的，水湿以后，就与烂册结为一体同归于尽。所以有些重要文册，都因此被永远埋没了。11
在清理档案，编辑出版的同时，李光涛也开始研究史料，撰写论文。他陆续发表《论建州与流寇相应亡明》《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等文章，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是废纸弃物，经他智慧筛选，理性分析，竟捡起许多遗落在历史缝隙间的散珠碎玉：
他发现，清人不知古，“凡事揣摩而行”，照搬《三国演义》中的故伎。如萨尔浒之役，奴尔哈赤“用杜松阵亡衣甲旗帜，诡称我兵，乘胜督战，綎（明将刘綎）始开营，遂为所败”。套用东吴以孙夫人招亲以悦刘备的美人计，选用名妓，控制了抚顺额驸李永方、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等。他们还效仿曹操五日一大宴以厚待关公的把戏，厚待辽人……这本是鲁夫玩聪明人的游戏，极易识破，却也意外地“以汉制汉”，无不得逞。12
《明史·流贼传》载，多尔衮与李自成山海关之战，“四月二十二日一战摧之”。李光涛参看当日的档案发现，清兵在关上实际上只与“流贼”大战了一天。这天的战况是“从辰时到酉时接连打了十几个回合，杀死流贼无数”。除此之外，“更有大获奇捷”的上报。由此可见，山海关之战，是四月二十一日在清兵还未增援的时候就已制敌。那么四月二十二日的战斗，多尔衮不劳一兵一卒，也自然获胜。13
学术上的光辉，也掩不住内心的孤独。李光涛原有妻室，夫人蔡氏因风寒染病身亡。他随史语所颠沛流离，来到李庄，一晃就四十多岁，个不高又有些秃顶，本打算鳏居一身。焉知千里良缘一线牵，经史语所汪和宗介绍，在栗峰山庄攀上了一门亲事。农耕社会的小山村，多是盘根错节的“竹根亲”。罗萼芬告诉我：“张素萱我喊张三姐，她大姐是我的大嫂。张三姐在南溪女中读书，毕业回来。住在江边仓房头。我九姐罗筱蕖已在栗峰小学教书。结了婚，做栗峰小学教务主任，学校聘了张素萱做老师。我姐夫逯钦立与李光涛要好。就通过九姐把张素萱介绍给李光涛。研究院的两个光棍一前一后娶了一对表姊妹。”14
李光涛手稿。
四十三岁的李光涛，娶了十七岁的小妹妹张素萱，老夫少妻，好不羡煞人。董作宾写道：
三姐咪咪笑，喜得光涛双脚跳。
一跳跳到板栗坳，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八月十五桂花香，十六月亮明光光。
素萱光涛成婚礼。他们俩：花好月圆乐未央！
2002年10月，我在李庄采撷口述史料。板栗坳张家的后人多已星散，近处只有张远甫与张伯森两位。论辈分，前者是后者的叔伯；论年龄，后者要长好几岁。10月12日一早，我在宜宾找到张远甫。他是李庄糖厂供销科退休职工，前些年胃癌作了切除手术，当年在外地读书，对板栗坳的事知之不多。为我大老远来访而不能提供更多的材料，他不断自责，决定抱病带我去找张伯森。他说，“伯森一定知情，一是他老者（父亲）当过团总，研究院住的牌坊头就是他家的院子；二是他妹妹张锦云就嫁了研究院的杨志玖。”
有些事仿佛心灵感应。此刻，七十五岁的宜宾工商银行退休人员张伯森独自一人，正坐在家里，静候我们的到来。进屋，落座。张伯森待客不是沏茶，而是拎出一个酒瓶，我们一人面前摆一个酒杯。张远甫是病人不能喝。我不推辞，任他斟个满。他说，喝酒说话才打得开话匣子。我们谁也不动杯子，他就径直往嘴里连倾了两杯。
当时研究院住在板栗坳，新房子、田边上，桂花院都是。我们家只住了一间，其余都腾出来让给他们住。董作宾的办公室在戏园子，他有个助手叫刘渊临，就是这李庄的人，后来跟着去了台湾。当时刘渊临帮董作宾整理甲骨文，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也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我常去看，董作宾也教我，后来我还学会了打字。15
听杨志玖的内兄张伯森讲述往事。
我听来最动情的故事，还是说他妹妹锦云。几杯酒下肚，老人脸上的毛细血管像悄然爬出的小线虫又细又密。他的父亲当过团总。在地方上也是说得起话的人物。一天十二岁的张伯森放学，在一个大堰塘游泳，只会“狗刨骚”，多刨几下手脚就不灵了。父亲正巧经过这里，闭口气栽下去，把儿子顶上岸，自己挣扎了几下，脚下被杂草缠住，又扳几下，再无动静。“我老汉儿是我害的”，张伯森喝着酒，涕泗纵横。
父亲一死，天垮了。家里妈妈、我和一个妹妹。妹妹在南溪女中读书。有人提亲，是我堂妹张素萱，她已经和李光涛结婚，她的介绍人又是我们张家亲戚栗峰小学的教务长罗筱蕖，听素萱介绍，妈妈一口就回绝了。长兄当父。我同意了这门亲事。其实我也没多想，就定下来了。妹妹初中还没毕业就嫁给研究院的杨志玖。16
杨志玖1915年生于山东长山县周村镇一个回族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和借贷，读完了小学、初中。1931年考入山东省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贷金。高中毕业，在全省会考中取得第三名，获得奖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
张伯森搬出一堆证物。最早的照片是妹妹锦云和杨志玖1947年在天津照的。杨先生意气风发，张锦云小鸟依人；杨先生西服笔挺，锦云头发烫过。那时他们都还年轻，杨志玖三十七八岁，张锦云只十八九岁，谁都不知道未来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