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世纪初才结束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社会，20世纪末才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长达数千年的旧道德，主要是为维持专制的平民社会服务的。其中有着大量的糟粕，也有一些永恒的精华。
面向21世纪的公民社会，我们该怎样扬弃?
■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伦理观念源远流长，它最初的出现远早于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之前，道德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而人与人的冲突无例外地与人的自利动机有关，所以道德自古以来就与抑制自利有关，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成为道德的同义语。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对道德的解释，仔细分析起来有相当多的差别，但牺牲自利以帮助他人则是各种道德观中的共同成分。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差别极大，但一个人不论到哪个国度去旅行，只要遵循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一般就不会触犯他国的法律，并不需要对人家的法律作专门的了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已出现的道德观，它以约束个人的自利为特征，对建立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起了阻碍作用，因为交换是以自利为前提的。
交换最早发生的年代现已无从查考。在中国，交换逐渐频繁以至于出现了货币，也发生在很早的年代。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国时已经有金属货币出现，然而在以后的3000年内，交换虽然给人们带来利益却并未成为每个家庭生活必须依赖的方式。相反，衣食住多半仍取诸当地的资源，尤其是土地，只有盐铁等少数商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虽说在明代，甚至远在宋代，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交换已经很发达，然而占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交换仍是偶一为之的活动。甚至到文革时代，广大农村的经济自给率仍非常之高，河南产棉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织机，穿衣仍是不求人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不发达的。
能给人带来巨大利益的交换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其直接的原因是历代帝王都采取了重农轻商，甚至打击商人的政策。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首都咸阳；汉高祖也"徒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当时的豪富多半是大地主和生意人。所谓"七科谪"就是秦始皇征集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曾经过商的)去攻打南方三郡。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绸衣、骑马、乘轿。汉武帝时叫杨可去征富商大贾的财产税，弄得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部分破产。
秦汉以后，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未断。且不说大陆解放以来对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升学、提级、参军等方面的歧视，也不说文革期间将全国农村集市一扫而光，就在十多年前的改革初期长途贩运仍属非法；而今低价购进特价而沽仍被当作投机倒把。
今天从商致富虽不致被强制迁往首都，但致了富的人多半有如履薄冰之感。他们最安全的策略是趁早收敛起来，免遭不测。只有外国资本在中国发了财比较能得到政策上的保护，如果投资环境好，他们还有扩大投资的意思，否则还是把利润汇回国去免生是非。重农抑商政策的背后是伦理观在起作用。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靠了它，人们作出一种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即使政府强制推行，也难于贯彻和持久。打击商业活动的政策之所以能经历几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伦理学上的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最具有影响的哲人都认为出于自利追求物质欲望是可鄙的。孔子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子则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文革时则发展为"狠斗私字一闪念"。
确实，如果人人都无私欲，当然天下太平。然而这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人人都没有了私欲，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因私欲膨胀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最终加害于每个社会成员，使他们最初追求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此欲望才要加以限制。如果把欲望从根本上取消掉了，还有什么目标要去追求呢?精神满足归根究底离不开物质满足。为革命牺牲是一种精神满足，那是因为自己的牺牲能使别人得到物质满足。如果一切的人都无求于物质满足，精神满足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物质欲望不断被更多更好地满足的过程。如继续寄希望于劝人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社会大治，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总趋势。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从动机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另一批人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作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余少数人正好可以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
所以损己利人的原则决不可用来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只有当人与人处于不对称地位时，这种道德原则才有必要。例如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处于危急情况下和不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这才能使社会福利有所增加，社会更协调地发展。然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原则。交换能产生正和结局，已如前所述，是由于各方发挥相对优势的缘故。谁具有某种产品的生产优势，这是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拔的，不是任何人钦定的。所以公平竞争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等价于交换双方必须平等和自愿，同时要求交换信息的充分流通。交换双方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则交换或许不会发生，因为特权一方不必通过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者交换使一方受损，因为他没有退出交换的自由，此时虽然有交换发生，实际上只是改头换面的剥夺，官商结合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典型例子。在交换发展过程初期往往有特权阶级的参与，因而破坏了交换的名声，使得大大有益于全社会的交换被群众抵制。此外，即使是没有特权的一方也常试图用欺骗手段牟利，这些都阻碍了交换制度的顺利建立。地位平等和选择自由不仅是交换中人的应有权利，它具有更广泛得多的含义，这就是人权。当今各国中人权较好地受尊重的国家交换也比较发达，这并非巧合。然而在古代，普遍认为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是互相冲突的。要保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由谁来限制?由社会中有权威的人士。所以社会必须分为受治于人者及治人者；劳力者与劳心者；小人与君子；或者奴隶与贵族。无论东方哲人孔子或西方哲人柏拉图，费尽心智也没有能设计出一个人人平等而且有秩序的社会。
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的道德观不需要人权的支持；换言之，在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社会中，可以用他提倡的教化来使人人都安居乐业。但是可悲之处也正在此，用忽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法去保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未必能长久维持。中国2000多年中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说明了这一点。如何安排一个既有人权保障又有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是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最严峻的挑战。到目前为止，民主和法制认为是最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内部调整，大体上做到了社会权力的平稳交接和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然而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使真理被歪曲，事实被掩盖，丑闻不断发生，更不用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长远措施极难贯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可是出路何在?没有人知道。幸而人类的智力还没有穷尽，只要人民的智力不被窒息，希望总归是有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能增长发展，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体成员有干劲，由懒洋洋的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有增长；二是百姓的干劲要用在正确的地方。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干劲是有的，但用错了地方，最后导致失败。干劲既可出于自利的动机，也可以出自建设祖国，或为公的动机。有人认为为公的动机不可能持久，并举中国、苏联的经验为证。但我认为为公的动机激发人们苦干，如果苦干的果实能回报给全体百姓，且每个人相信别人也在无偿地为公工作，则这种动机可以持久。从长期来看中苏等国经济发展受阻的原因，恰是不能保证干劲用在正确的地方，或者说，为公的动机不能保证上面第二个经济增长的条件一定能满足。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中极重要的一条理论，即均衡价格系统是唯一能引导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息系统，而均衡价格是这样形成的：出于自利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出于自利的生产在市场上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在竞争条件下达成的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没有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均衡价格。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计划经济的初期经济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在经济获得最初增长之后，价格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继续引导资源在新情况下的合理流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1971)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后，得到的六点结论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必伴有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在一切"为公"的经济中，价格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常常固定不动。结果计划人员失去了衡量效益的依据，使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经济结构扭曲，虽然每年都有巨额投资，但长期短缺的产品始终调整不上来，该进口的产品在出口、积压的产品越产越多。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非计划人员的低能，而是失去了一切计算效益的根据，即一套正确的价格。其根本原因正是大家都为公，不在价格上计较，无法形成一套均衡价格。
前面论证了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时道德观念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要承认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种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德行必须是克制自利)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这个转折也越困难。而且在转折中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私欲膨胀，把传统道德中应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统统反掉了。自利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影响别人的自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可是在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规模地发生欺骗、毁约、假冒、贪污，这差不多已成为规律。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肯定交换中的自利动机，人们在改造传统伦理以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克制自利的观念统统加以否定。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是由自利的动机驱动，而市场规则则不能靠自利的动机去维护。放松市场管理(Deregulate)是指市场运行应该自由，而市场规则却是丝毫不能放松的。
一些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市场机制，由于没有正确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发生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令人担忧的倾向，于是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惊叹人心不古，甚至谴责商人追求利润，咒骂金钱的万恶，恨不得回到古朴的自然经济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尤其重要的是交换活动中的守信和诚实。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经济纠纷很少，交易成本极低，资源流向合理，经济效率极高。一些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的开端，也许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一变化进展得似乎并不很顺利。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研究伦理观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更使这一问题变得具有紧迫性，因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每个国家、企业、个人追求自利的结果，而只能基于共同的责任感。它类似于市场规则的维护，但又不尽相同。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确定道德演进的方向，了解道德观念强弱的因素，研究非道德行为的对策，道德与传统文化及科学发展的相互作用，新道德规范与人权及法律的关系。我想这是向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到底利谁?
18、19世纪之间，我国文学家李汝珍写了一本小说，名叫《镜花缘》。书里讲了一位叫唐敖的人，由于宦途受挫，跟随他的妻弟林之洋到海外去游历。途中经过了许多国家，见识了许多奇风异俗。他们经过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君子国"。
君子国里的人，个个都以自己吃亏让人得利为乐事。小说的第十一回里描写了君子国里一名隶卒(在衙门里当差的小兵)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隶卒又说道："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那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走过两个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接着小说又描写了另一笔交易。这笔交易中的买方认为货色鲜美索价太低，而卖方则坚持自己的货色既欠新鲜，又属平常。最后成交时买者尽挑了次等货物，引起公众议论，说买者欺人不公，买方只好将上等货下等货各携一半而去。第三笔交易的双方是在银子的成色和分量上发生了争执。付银的一方硬说自己的银子成色欠佳，分量不足，而收银的一方则嫌成色超标，戥斗又过高。无奈付银人已走远，收银人只好将他觉得多收的银子秤出，送给了过路的乞丐。
小说中关于君子国的描写，提供给我们两点思考。
第一，双方让利和双方争利都会引起争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争论，都是由各方偏袒自己的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关心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说明了以别人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同样会引起争论，结果我们仍然得不到一个和谐的、谐调的社会。
进一步的观察还可以发现，在现实世界的商业往来中，虽然双方都以谋利为目的，通过讨价还价则不可能。小说里不得不借于两个路过的老翁或一个乞丐，用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幸亏乞丐是从外国来的，如果他也是君子国人的话则纠纷永无了结之时)。这里包含着一个极深奥而且非常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由于君子国内不能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均衡，从动态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成"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最适宜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亡，被"小人"国代替。
从这一点来看，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由此，人类才有了最终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来。
当然，从现实出发，为了减少争吵，每个人都应多关心一点别人，多克制一点自己的私利。可是这一点如果变成了各方行为的目标，就会出现君子国里的另一种争吵。也许有人会说君子国里的滑稽的争吵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可是下面的讨论会逐渐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有一部分确实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有类似的原因。或者说，是和利益原则的误导有关。
第二，君子国里每个人的动机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人们做交易的动机是什么?不论是原始的以货换货，或是现代社会的用货币换取商品，交换的动机都是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的生活更方便些，更舒适些。如果没有这一点动机，人们为何不辞辛劳地去参加交换呢?我们每个人所得到的各种物质享受，从针头线脑到冰箱彩电，都是通过交换才得到的。如果绝对避免交换，每个人就只能到农村去种粮种棉花，用土坯垒房子，向土地索取自己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了。当然这样也可以勉强生存下来，我们的祖先曾经以这种方式生存了几万年。但他们绝对不可能享受任何现代文明所提供的最起码的成果。
君子国里的人已经有了国家，又有了市场，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摈弃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选择了通过交换来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道路。既然如此，他们又何以在交换的时候拒绝考虑自己的利益呢?当然，如果交换一开始就是为了减少自己的利益增进他人的利益，"君子"们的行为或许还可能发生。可是每一个参与过交换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参与其事的，另一方面在交换进行的过程中却又反对自己的利益，这种前后不一贯的动机是矛盾的。
■ "义务为群众做好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过去在宣传学雷锋的时候，电视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报道：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义务为附近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的面前排起了几十个人的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破损待修的器皿。电视台作这样的报道，目的在宣传那位学雷锋的好心人，观众的注意力也被他所吸引。但是如果没有那几十个人的长队，这种宣传就毫无意义了。可令人思考的是，这几十个人却完全不是来学雷锋做好事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来拣便宜的。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大家为别人做好事，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拣便宜的人。过去人们以为普及为别人做好事就可以改进社会风气，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专门拣别人便宜的人，将数十倍于为别人做好事的人。
从社会的经济效益来看，这种义务做好事也完全不值得推广。免费修理招引来的人，手里拿的多半是破损得厉害，本已不值得再去修的东西，有的干脆就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现在因为可以免费修理，修理花的功夫再大，用的材料再多，也都是别人的负担，他们自己所花的代价只是排队要用的时间而已。如果再有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替他去排队，自己不必花费这个代价，等候修理的队伍恐怕还会长出几倍。从整个社会来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花了修理的时间和排队的时间，结果只是将一件很难再用的器皿修得勉强能用。如果将这些修理用的材料和时间，加上排队的时间去从事更有效的生产活动，一定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所以从经济效率看，这种义务修理的活动也是弊大于利。
■ 分苹果的道德困惑
甲乙二人分吃苹果。甲捷足先登，一手拿走了大的。乙甚为不快，责怪甲说："你怎么这样自私?"甲反问道："要是你先拿，你要哪一个呢?"乙答："我先拿就拿小的那个。"甲笑道："如此说来，我的拿法是完全会合你的愿望的。"
在此，甲拣了乙的便宜，因为乙奉行了"先人后己"的原则；然而乙却无法拣甲的便宜，因为甲并不奉行这个原则。所以当社会里只有一部分人奉行"先人后己"的原则时，必定有一部分人吃亏，另一部分人占利。长此以往，势必引起争吵。可见这种"先人后己"的原则如果只有一部分人愿意实行的话，最终是行不通的。
如果甲乙两人同时都奉行这个原则，上述这个分苹果的问题仍旧无法解决。国为两人都要先拿小的，又会在新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正如在君子国里发生的事。不但两个人组成的社会里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许多人组成的社会里也有这个问题。如果全社会中除掉一个人以外，其他的人全部都奉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将全社会的利益都归这一个人享用，至少在逻辑上还讲得通。如果连这个唯一例外的人，也转而奉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话，则这个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除非它的利益可以输出。再从地球上的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输出利益是没有可能的。
产生这些矛盾的逻辑上的原因，是在于从社会整体来看，不存在"别人"与"自己"的差别。虽然对某一个具体的张三李四来说，自己就是自己，别人就是别人，二者决不会混淆。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每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别人眼中的别人。当"先人后己"的原则应用于他自己时，他应该后于别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可是当同一个原则应用于别人时，他又成了别人，他的利益又应先于别人(另一个自己)得到考虑。这样同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究竟应该先于别人还是应该后于别人，就陷入了矛盾。所以"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类的要求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不可能成为真正得以实施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当然这决不是说，先人后己的精神不值得称赞，或者这种行为不高尚。而是说，这种原则不能成为社会成员中利益关系的普遍基础。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还能记得，当"斗私批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也正是一批野心家、阴谋家的私欲膨胀到极点，图谋篡权杀人的时候。那时大多数善良天真的老百姓的相信斗私批修可以成为普遍的社会准则，因而真心诚意地身体力行。与此同时又有一批投机分子，他们窥察出"君子可欺以其方"，别人斗私批修，正是他们大捞便宜的好机会。他们以打倒剥削为借口去抄别人的家，却把抄来的金银财宝装进自己的口袋；他们号召别人"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别人为了革命的利益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以便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加上一笔；他们甚至不惜置人于死地，只要自己能图得一官半职。我们在前面只分析了"先人后己"在理论上的矛盾，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又证明了此种原则普遍推行时在实践上所出现的矛盾。
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那时所提出来的许多口号正经受着分析和批判。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原则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没有经过认真的重新思考。有不少宣传材料仍旧用老一套的说教来要求群众，在民事纠纷调解中，甚至在法庭审判案件中，陈旧的观点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 交换，帮我们找到利益的均衡点
善于思考的读者对于前面提到的两个人分苹果的例子一定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说"先人后己"不能解决合理分配的问题，难道"先己后人"或者什么其他更高明的原则能解决这个难题吗?苹果是一大一小，参加分配的就这么两个人，恐怕神仙也找不出好办法来。
但是，在一个有交换的社会里，上述难题就不难解决。这两个参与分配的人可以通过协商取得一个双方都同意的解决办法。
例如这一次甲拿大苹果，下一次乙拿大苹果；或者拿大苹果的人向拿小苹果的人支付一点补偿。在有货币的社会里，后一种方法一定可以找到一种双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只要将补偿的金额从最小的单位(一分钱)算起，逐步增加，一直到任何一方首先同意拿小苹果再加上补偿为止。因为最初补偿的金额和，我们可以认为双方都愿意拿大苹果。当补偿的金多到某个程度，甲乙双方之中有一方同意拿小苹果加补偿时，另一方面仍旧愿意拿大苹果并支付补偿，所以此方案是同时能被双方接受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补偿的金额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超过大苹果价值的一半。因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小苹果的价值小到接近于零，拿小苹果的一方也不会感到吃亏。此时他拿到半个大苹果的价值，另一方拿到一个大苹果同时支付了半个大苹果的价钱，双方拿到的价值是相等的。所以在有货币的情况下，补偿的金额必定大于零，小于半个大苹果。我们有把握说，只要双方是理智地考虑这一问题，就不可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具有利益的均衡点。
■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通过对上面三个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以什么样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
古今中外的革命毫无例外地都是受压迫的人们组织起来，反抗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少数人。或者说，革命是出于捍卫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出于漠视自身的利益。因此革命的最终目的，不可能是建立一个否定初衷，否定自身利益的社会。有少数人强调说，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很高的觉悟，他们都恭敬谦让，不为物质利益而争吵，否则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理想且不说它不能实现，而且直接与原来革命的目的相背离。如果克制谦让能成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大家都克制一点，当初的革命就不会发生。
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如果仍旧是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社会难免还要发生革命。这也正是迄今为止人类革命史上的悲剧，它没有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原则，使每一个人的利益都是受侵犯，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都得到尊重。过去革命的结果只是由这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改变为由另一部分人来压迫这部分人；或者由这个阶级专政改变为由那个阶级专政。人类要运用极大的聪明和理智，才能从这种无穷无尽的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的循环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到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或任何一群人——作者注)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 德行一定就是善行?
善行即是德行，很少有人对善和道德加以区别。但仔细想来，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重合。善使人感到美的享受，是一种自然的赞同。道德则除了对善的赞同之外还有一种自觉的约束。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
母爱，它给人类以美的感觉。母亲给怀里的孩子哺乳，端详着柔软稚嫩的小生命，她的乳汁点滴地被吸进鼓动着的小嘴里，她会感到满足和幸福。那个小生命此刻没有任何惊恐，他或者捏着小拳头，蹬着双腿来表示他的得意；或者甜甜的入睡，因为他是安全地躺在母亲的怀里。这样的图景给人以安详、快乐的感觉，因为它符合于善。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说母爱是合于道德的，因为动物也有母爱，我们不能说动物具有道德。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是调剂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准则。
在大多数情况下，善的内涵比道德更广，但也有一些例子不符合善却合于道德，例如对罪大恶极的人处刑。
讨论善和道德的关系牵涉到道德是否可以教育的问题。已如前述，我们不能认为善恶的概念是天生的，甚至不能认为仅仅是从上辈的教育得来的，因为这将引导到善恶是动物的天性的荒谬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善的概念的形成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关，道德观念也是这样。
但也应该承认善与恶的准则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变化但变化极慢。它决不可能像上物理课那样，通过几个小时的讲解，加上一些实验和习题就可以改变一个人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逻辑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根本区别。同样的道理，讲物理学也不能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办法，而必须用严密的科学实验和一贯的逻辑推理。可是我们常常企图用单纯的逻辑推理来灌输道德教育。这样做的意图是好的，但并不有效。况且有许多说教式的道德教育，连逻辑的起码形式都不具备。
价值判断和逻辑判断并非毫无关系。价值判断中必定包含着一些基本的逻辑。一个人喜怒哀乐都有其产生的原因；认为某件事是善事，值得去做；或某事是恶事，需要抵制，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有精神病人的行为才完全缺乏逻辑。
然而是非善恶的判断并非仅仅是逻辑的结论，它终究不同于几何证题。换句话说，善恶判断虽然是一种理性判断，但它并不是从某一公理系统通过逻辑的环扣达到其判断结论的，它在逻辑之外，还有个人经验、周围环境、以及文化素养在起作用。特别是文化素养，素养高的人更多地依赖逻辑判断，比较能正确估计个人行为的社会后果，懂得社会责任的含义，而较少地受周围环境的影响。相反，文化素养低的人，其是非善恶概念更多地从环境传递给他的信息中得来。
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是不同的两件事。有能力作出正确道德判断的人未必愿意去实践；文化素养高的人未必是德行高的人；而凡夫俗子倒可能是忠实憨厚的。尤其重要的一个区别是，已如前述，道德准则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人关于善恶的概念形成之后不大容易改变；社会的道德标准更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改变的，但人对行善行恶的决心却可能在顷刻之间作出并会付诸实施。甚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可能在一夜之内获得提高。因为价值判断会受到心理暗示的影响，这种影响远远大于逻辑推论的影响。一篇好的文艺作品，一个动人的新闻报道，会很大程度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尽管这种改变可能并不持久。因为当人们对这种心理暗示的印象逐渐淡薄时，就会恢复原来的心理状态。但外界心理暗示的反复作用，可以使印象得到巩固，人们的行为规范就会渐渐跟着改变。
■ 说谎的危险
当社会暴露巨大的丑闻，一些伪善的把戏被戳穿，大家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这将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迅速降低。
1971年9月林彪事件败露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他在帮助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之后，被定为毛主席最忠实可靠的接班人，是全党全国的副统帅。他每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时手中总是摇晃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以表示他忠于毛主席。但后来知道他竟企图谋害毛主席。他自己对心腹人就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事件败露后，大家对一切漂亮的堂皇言词都打上了问号；对许多明目张胆的谎言也习以为常。社会陷入了伦理危机，说什么话都不灵了，做什么事都没有顾虑了。当时确实有一批人沉沦和堕落走向歧路。
在美国发生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身为总统的尼克松竟说谎掩盖自己在竞选活动中参与的犯罪事实，最后在独立的司法部门的追究之下，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从此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尼克松一案情节虽然没有林彪一案严重，但都是政党首脑，其影响非同小可。
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加拿大百米短跑选手约翰逊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奖牌和世界纪录被取消。这件丑闻虽然比之尼克松和林彪事件的影响小，但也引起巨大震动，因为这涉及到过去许多成绩和记录是否有假的问题，涉及到运动会的声誉。全世界几亿热心于体育运动的人所关心的，是优胜者真的具备体格的强健的技巧，而不只是一场骗局。
在我国也有某些评选出来的劳动模范、先进党员、优秀企业家，最后被发现是弄虚作假。其中一个例子是英文报纸(China Daily)1990年12月11日第3版报道广州一邮差历年被评为模范，后来发现他三年内从邮件中偷了近万美元，5万余元港币及上千封信，结果被判死刑缓刑二年。另一个例子是1993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第9版报道安徽省公证处发布公证书，盖了公证处大印，证明三种香烟"黄山"、"中华"、"红塔山"中黄山牌最好，事后发现是骗人的。1992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报道云南英杰电子工程应用研究所在"WP宽谱治疗仪系列产品"科技鉴定会上弄虚作假，骗取名誉和钱财。本来公证和科技鉴定其全部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信誉担保。而今这些活动也可以用钱来买，天下还有什么可信赖的事?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第8版张文祥刊文"新闻报出42度"，说的是过去重庆天气预报不论有多热也只报37度(大概因气温高于37度工厂要停工)，今夏开始报出了42度。天气预报都可以造假，实为奇闻，可是在中国已经见怪不怪。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晚报》1995年7月5日第7版引《新民晚报》报道"淮北成人高考舞弊多"，据估计淮北参加成人高考的2000人中有近一半是在校高中生替考。考试原是鉴别良莠的一种手段，考试而可以舞弊使考试完全失去了意义。1995年还发生一位知名歌星在舞台上表演时播放事先录好的录音带，其骗广大听众的事件。《人民日报》1993年9月28日刊登了董天成写的"耍魔术"的文章，并附有两张照片，说的是成都人民北路侧巨大的"万宝路"香烟广告。每当听说"创卫"检查团或其他类似的检查团要来检查时，这广告一夜之间变成了"净化环境，美化市容"的标语牌。原来有人在香烟广告上套了一幅罩布，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这样变来变去。这些都是大范围内的欺骗行为。
这些事例说明，在大范围内进行欺骗活动是极其危险的事，是极严重的犯罪。它的损失虽然未必计算得出来，但使社会道德水平降低，后果无法估量。
有趣的是无论个人、团体或政府，如果经常说谎，最后会受到谎言的报复。当有人造谣中伤他们时，他们无论如何申辩也无济于事，因为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的申辩仍被人当作假话。说惯了假话的人还以为别人也说假话，于是对外面传来的一切信息都打一个问号，结果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他只相信他自以为是的东西。
在社会中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的行为，对群众心理的影响是不同的。地位越高，影响越大，他们行为的感染作用也越强。所以有"上行下效"的说法，而从来没有"下行上效"之说。在家庭中是家长，在学校里是老师，在机关里是上级，在整个社会中则是党政高级官员和各种团体的负责人。他们的道德面貌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北京故宫太和殿皇帝宝座的上面悬着一块大匾，上面写着"光明正大"，目的是宣传皇权代表着真理。然而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成为上层社会腐败的温床。所以贪赃枉法，假公济私，以权营私，贿赂逢迎，双重人格等成为中国封建官僚的通病。相反，一个有民主监督的权力就不大可能堕落，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影响来营造一个彼此勾结的私利集团。
